经济学人

　　改革思路需要调整一下，应该是基层创新和顶层的总结与推广相结合，而不单纯依靠顶层设计。 　　金融不能沦为政策工具 　　好在2000年前后搞了银行改革，否则的话，银行体系无法承受“4万亿”和“4万亿2.0”的重压。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家、政金分家，但实际发生的与之相反，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进民退大趋势下越走越近。以“4万亿”为代表的财政刺激政策大部分都货币化了，真正的财政投入不到2万亿，政府和国企的投资项目主要靠银行贷款，由金融机构出钱。在拉动内需以及产业政策的强力影响下，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侵蚀，独立评估风险和收益的能力、根据风险和收益的平衡选择项目的能力不断降低，为政府的拉动内需和扶持重点产业服务，金融机构再次沦为政策工具。 　　不仅是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实际上也以稳增长为唯一目标。货币政策目标的官方表述虽然是多重诉求，例如稳增长、调结构等等，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最硬的指标还是GDP增长，而且货币供应作为总量政策，不具备调整结构的作用，结果就是为了保增长而继续发钞。 　　为了保增长，2009年前后的货币政策说是适度松宽，哪里是适度？分明是极度松宽，极度松宽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危害不仅是长时间的通胀压力，现在大家在菜市场、在超市里感觉到的通胀，和公布的CPI数据有不小的出入。更严峻的挑战是，由于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市场资金成本的扭曲，直接助长了一大批低效甚至无效的项目上马，这为中国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第一次货币和信贷的极度放松在2009、2010年，第二次放松就是民间盛传的“4万亿2.0”版。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金融而不是财政，再次充当了主要的资金供应渠道。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社会融资总量对GDP的比率，2012年只比高峰期的2009年略低一点，当然，这一次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而不是银行贷款。 　　自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体系的发展，我个人认为是处于一种倒退状态，结果造成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上升。2000年前后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量进行银行改革，这个成果在这几年中基本消耗殆尽。现在回过头来想一下都后怕，幸好2000年前后搞了银行改革，否则银行体系无法承受“4万亿”和“4万亿2.0”的重压。 　　首先要把坏账规模搞清楚 　　我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 　　金融倒退给本届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要推进新的金融改革的话，首先要处理的便是历史遗留问题，具体而言就是金融体系中的坏账。坏账虽然眼下看不到，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轮投资高峰之后，都会有大量的银行坏账出现，没有一次例外。 　　上一次的大量坏账是1993、1994年投资高峰中形成的，拖延到了1990年代末，实在拖不过去了，中央领导同志讲：一想起银行坏账，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在2000年前后我们搞了银行改革，清理银行坏账，充实资本金，国家补一部分，央行拿一部分，国有银行上市，社会融资解决一部分。这次拉动内需的投资狂潮之后，可以想象，必然产生大量的银行坏账，本届政府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拖延、应付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坏账什么时候开始显现？有两个可能的触发因素，一个是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坏账就冒出来了。实际上2012年的上半年已露端倪，但是2012年下半年的再度松宽把这个问题暂时掩盖了。第二个触发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和房地产关联度非常高的地方财政。现在我们的政策相互矛盾，竭尽所能地打压房地产市场，但如果打压政策奏效，对金融体系意味着什么？如果房地产市场真的崩盘了，地方财政承担得了吗？ 　　执行“4万亿”政策以来，地方政府到底借了多少债，谁也说不清楚，目前披露的官方数据只有一个，那就是2010年底出自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是10万亿。但历史经验证明，这只是一个下限。我本人在下边做调研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碰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官员，总要了解他们到借了多少债，到现在为止也找不到准确的数字。粗略的印象，在经济和财政状况较好的东南沿海，地方政府的负债大概是两倍于全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按两倍计算，2012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约10万亿，10万亿乘以2就是20万亿，那就是国家审计署数字的两倍。最近看到一个半官方数字，是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博鳌论坛上给出的：政府负债30万亿。国外有研究机构估计，各级政府负债加总有可能高达GDP的100%，这个估计不是很离谱。2012年GDP50万亿，如果政府负债是项部长所说的30万亿，那就达到GDP的60%-70%了。别忘了，还要包括或有负债，也就是地方政府担保的负债。 　　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用土地抵押，房地产市场一旦垮下来，土地卖不出价了，怎么还债呢？政府还不了的债不就是银行的坏账吗？现在金融机构看到土地抵押和政府担保就放贷，认为是优良资产，有没有想过，谁来担保地价和地方财政呢？所以我们说，金融的系统风险在上升。 　　最近记者问新上任的财长，地方政府有没有可能发生债务危机。他说先要调查，了解清楚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很务实的态度，先搞清问题，再想办法解决。政府借了多少钱，违约的风险有多大，为了避免违约，需要多少资源投入。所以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谈金融改革前，一定要做的事就是清理坏账。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希望没有这么严重，但真不可掉以轻心，先把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搞搞清楚。 　　债务不可怕，可怕的是借钱投了没有效益的项目，“4万亿”和“4万亿2.0”的项目有没有效益？看看高铁、城市地铁、机场、光伏、钢铁、有色金属、海运，没有理由感到乐观。 　　坏账现在从金融机构的报表上还看不出来，因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做账方法，不是直接改数字，而是找“影子银行”、“影子金融机构”，联手操作。一笔贷款到期，债务人没钱还，监管规定不准展期，眼看要变成坏账，但临近年底，银行有KPI考核，坏账超标拿不到奖金。于是找个中间机构，做个高息的过桥贷款，还了银行的钱，明年开春银行再放款给这客户，还中间机构的钱，坏账就这样被掩盖起来。报表上的数字你敢信吗？我是不敢。 　　即使政府负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地步，起码30万亿，像项部长讲的，或者高达GDP的100%——50万亿，我也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政府负了很多债，它也有很多资产，不行就变卖资产吧，反正政府也经营不好这些资产。但是这一次变卖资产会比较难，经济下行时的资产价格可不比繁荣期，打对折、腰斩很正常，而且这些年国进民退，民间敢不敢买也是个问题，搞不好扣上“侵吞国有资产”的帽子，既有政治风险，也有法律风险。 　　顶层放开+基层创新 　　不靠顶层设计，顶层放开就行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都是先由基层创新开始。 　　清理坏账之后，第二件事是金融的市场化改革。近年来逐渐扩大债券市场的方向是正确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扩大直接融资的同时，要强化预算约束，我们现在只提扩大直接融资，不提强化预算约束，一旦市场上出现违约，到头来又是政府兜底，这样的债券市场是没有用的。如果政府兜底，市场的定价机制和惩罚机制就全被破坏掉了。你必须要让投资者为他的错误决策付出代价，必须要用破产惩罚债务人，市场的定价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够发挥有效作用。要允许债务违约，这个市场就不会起到设想的作用。要严禁政府兜底，特别是为国企兜底，严禁违约时由政府埋单，否则扩大市场也没用。 　　关于证券市场，我认为应该继续上一届证监会主席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减少审批。上届主席上台伊始就放出一句话，IPO能不能不审呢？当然不必审，但后来就无声无息了。要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监管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而不是具体的管理。新主席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这是令人鼓舞的。 　　对于PE（私人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基金，同样也要减少管制。实际上，PE不需要监管，PE是私对私的事，你管得着吗？管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为了雁过拔毛，为寻租创造机会。银行也是同样，民营银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自己掏钱办银行，风险意识比你强多了，你没必要管那么严。 　　顶层少管，少设计，因为顶层设计往往不靠谱。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不是靠顶层设计——顶层只要放开就行了，而是由基层创新开始的，靠诸如小岗村的农民、创办“傻子瓜子”的年广久、民营企业家。然后，中央把基层的创新合法化，作为政策来推广。自己闷在办公室设计，设计出来的东西拿到市场上一定碰壁，因为政府经济官员不在市场上操作，很多情况预料不到，看上去一个周全的方案，到现实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的经济改革思路要调整一下，从顶层设计逐渐地转向更多地依靠基层创新，基层创新和顶层的总结与推广相结合，而不单纯依靠顶层设计。 　　能不能把一行三会划归人大？ 　　央行越独立，越能有效控制通胀。 　　最后谈谈货币政策方面的改革，这就是增加央行的独立性。 　　世界各国的实证经验表明，央行越独立，货币政策越有效，也就是控制通胀越有效，央行独立性和通胀率高度负相关。政府永远追求GDP高增长，高增长才能搞就业，才能得到选票或者民众支持。央行如果不独立，政府就要让它发钞票，刺激增长，结果当然是高通胀。这不是什么新主张，而是国际上的共识，本届政府应该认真考虑，提高央行的独立性。 　　我们的央行干脆是内阁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听命于国务院总理，这样的央行无法执行独立货币政策。要提高央行独立性，能不能把央行划归全国人大，央行对全国人大负责？其实不仅仅是央行，金融监管当局也应该是独立的， 而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把一行三会统统划到人大去。监管机构从属于政府，会带有很多社会目标，成为政府执行政策的工具，而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市场规则的制定和市场秩序的维护。我前面提到的金融倒退，政府、金融和企业不是逐渐地分离，而是越走越近，和我们的监管体系直接相关。 　　在金融改革中，重塑微观机制比宏观层面上的调整更重要，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金融的关系、金融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做到这几个方面的分离。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提到政企分离、政府和金融分离，下一步要研究怎么落实。 　　来源: 南方周末（2013.5.3）

(摘要：如果看一下中外历史、看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马上就可以知道把城镇化当成灵丹妙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推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这本身是很荒诞的。如果这样执行下去的话，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失误。 从世界上来看，“城镇化”其实应该叫“城市化”。“城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城”，一部分是“市”，这两个词很形象地说明了城和市之间的关系。城就是城墙，是硬件，市就是市场，是软的，是看不见的。) 许小年做客共识网（主持人邵梓捷） 主持人： 近几年来，城镇化成为新的国家级大战略，造城运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伴随而来的是此起彼伏的旧城改造、新城扩建乃至圈地运动，对此有人欢呼，有人窃喜，有人忧心。 户籍制度如何突破，拆迁征地难题如何破解，城镇化究竟能不能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扮演何种角色？城镇化应该作为提振经济的工具吗？如何防止资本和权力上下其手？未解的疑惑太多。我注意到，许老师最近关于这个话题，写了一篇《城镇化或城镇神化？》的文章，那么在这里能不能谈谈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创作这篇文章的呢？ 许小年： 自从政府提出将城镇化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政策，以推动中国经济的下一阶段发展，媒体上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文章和观点。本来已经不想写这方面的文章，可是觉得误解太深，以至于到了闹笑话的地步，不澄清一下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就写了这篇文章。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主要问题就在于把经济发展和城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搞颠倒了，或者说把整个关系搞错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应该是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可以推动城镇化的提升，而城镇化的提高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但这个互动过程却被说成是单向的从城镇化到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看一下中外历史、看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马上就可以知道把城镇化当成灵丹妙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推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这本身是很荒诞的。如果这样执行下去的话，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失误。 从世界上来看，“城镇化”其实应该叫“城市化”。“城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城”，一部分是“市”，这两个词很形象地说明了城和市之间的关系。城就是城墙，是硬件，市就是市场，是软的，是看不见的。 当然与中国情况不太一样，欧洲、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希腊文明发展起来的时候，都是先有市，后有城，城市是从贸易通道上的枢纽发展起来的，首先是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先有交易，有市场，商人赚了钱，就有人要来抢，于是就建一道城墙把这些商人保护起来，所以是先有市后有城，没有市就没有城。中国的城市不太一样，中国的城市最早是作为军事要地和政治统治中心发展起来的，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诸侯，每封一个国家，诸侯都要建都，都城当时是军事要塞，是政治中心、统治中心。所以中国的城市发展和世界其他文明有些区别。历史上看城市的发展，我想强调的是先有市后有城，先有市场后有城墙。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如果按照官方的统计指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算，1978年的时候城镇化率大概不到20％，到去年突破了50％。这三十年过程中我们自己回忆一下，什么时候提出过城镇化的政策？出台过城镇化的规划？什么时候政府有意识地去扶持了城镇化？没有，为什么城镇化就到了50％了呢？ 因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城镇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原因。作为结果的一个经济现象，如果把它当成经济政策来大加提倡，甚至当成救命稻草，就是和历史进程相冲突的。先有经济发展、市场的发展，才有城镇的发展。如果这一点搞不清楚，以为城镇化一提高，经济就发展了，就会搞新的圈地运动，新的拆迁浪潮，把农民圈上楼去。农民吃什么、喝什么？到哪里工作，收入在哪里？……没有产业和市场的支持，没有经济发展，农民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来的城镇化效应？这种一厢情愿的政策幻想，缺乏最基本的历史观，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发展的常识。这种政策如果不及时澄清，会造成资源大量的浪费，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主持人： 我能不能理解为城镇化过程是发生着的，而不是像政策一样被制造的。 许小年： 可以这样理解，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政府去揠苗助长。 主持人： 现在政府大力提倡城镇化，是不是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发展城镇化了呢？ 许小年： 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一系列误解，它还是认为城镇化是它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它可以像揠苗助长一样把庄稼拎起来，主要是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对政府行政权力的迷信造成的。 主持人： 许老师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还不具备大力发展城镇化的条件？ 许小年： “大力发展城镇化”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讨论它干什么？就像我们讨论现在是不是可以揠苗助长，你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怎么讨论揠苗助长的问题呢？ 主持人： 有网友问，究竟是谁规划了城镇，是政府还是个人？ 许小年： 谁都规划不了，市场决定的。从1978年的不到20％的城镇化到今天的50％的城镇化，谁做规划了？谁来主导的？政府、农民、城镇居民？谁也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就超过了50％。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庄稼生长一样，你说谁做主导了？庄稼生长如果硬要说谁做主导的话，上帝做主导，自然做主导。 城镇化不是下一个“四万亿”计划的可用替代品 主持人： 也有网友问到“城镇化率”，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想问许老师，这个数字有什么指标性意义吗？ 许小年： 照字面上理解，城镇化率就是城镇人口对总人口的比例，但是这个50％有一些扭曲因素，因为它包括了1.6-2亿的农民作为城镇人口。如果扣除1.6-2亿的农民工，我们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这个指标本身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政策含义，你们家小孩长到一米还是一米二，有什么含义吗？没有什么含义，只能说我们城镇化的潜力还非常大，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城镇化”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呢？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拉动内需，这个4万亿产生的负面效果现在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批评、否定“4万亿”的人越来越多。我最近看到中央在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基本否定了进一步出台刺激经济政策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揠苗助长式的“4万亿”，对经济所带来的后果非常糟糕。 如果政府不再出台“4万亿”了，拉动内需靠什么呢？这就想到城镇化了。 因为城镇化有两个数字对政策制定者非常具有吸引力，一个数字叫做“城镇化可以拉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40-50万亿”。这个“40-50万亿”什么概念？相当于去年全年GDP，这个数字非常诱人，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钱从哪儿来，这是做梦，但不是中国梦，是白日做梦。 还有一个数字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叫做“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民的3倍”，一看到这个数，马上兴奋了，像打了鸡血一样，说这么好啊，我把农民赶进城里，他的消费立即就是以前的3倍，不仅能靠消费拉动内需，而且还能调整经济结构。因为学者一直批评中国的经济结构，投资太重，消费太轻，城镇化提高了不是消费比重就上去了吗？他在做这两个梦。 为什么不是中国梦而是白日做梦呢？就是因为40万亿基础设施的投资，钱从哪里来你没有告诉我。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的确是农民平均消费的3倍，那是有大约3倍的收入做支持的，再问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的3倍呢？因为城镇居民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的3倍，这3倍的劳动生产率又是从工商业来的，但是工商业在什么地方啊？你把农民圈到楼上去，工商业自然就在它周围形成了吗？你做什么梦呢？所以首先要发展产业，要发展工业、发展商业，发展比农业效率更高的行业，农民进城以后才能就业，才能赚到3倍的工资，才能有3倍于农民的消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所以说是在那儿做梦。 主持人： 有网友问，城镇化本质上是不是圈地运动？ 许小年： 很多地方政府在想圈地运动，在想造楼运动，我们所理解的正确的城镇化绝对不是圈地运动，我们所理解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根本就不是城镇化，城镇化根本不应该拿出来讨论。 过去三十年间，对中国城镇化促进作用最大的是什么？是两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改革。第一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对城镇化有什么意义呢？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结果就是使得农村的劳动力变成了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离开了土地和农村，这才开启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如果不能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从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没有中国的城镇化。 城镇化仅有剩余劳动力还不行，农民离开土地以后去哪里就业？刚开始农民是到乡镇企业，做农产品加工和手工业产品，然后又从乡镇企业到了城镇，到了城市里，那是1980年代的中期，正好我们在城镇推进了经济改革，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力量成长起来了，吸收了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到了城里以后才能找到工作，才能有收入。所以对中国城镇化的进程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一个叫“农村改革”，第二个叫做“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代表的城镇经济”，城镇化只是这两项改革的结果。 市场聚集效应的形成不能靠政府规划 主持人： 您刚才说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并且谈到了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那么，能不能再说说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呢？ 许小年： 就是城镇化怎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的3倍，或者说为什么城镇居民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的3倍？城镇经济的效率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没有人讨论，没有搞清楚城镇的经济效率为什么比农村高，还以为政府在那儿搞搞规划，大城市群一建立，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城镇经济、工商经济的效率从哪儿来？我们归纳为聚集效应。 聚集效应说起来很多，第一叫做规模经济。举个例子，比如农村是各家各户自己做饭，城里人现在很少一天三餐都在家吃，起码中饭不在家里吃，有的时候晚饭也不在家里吃，他可以去饭馆吃。你问一下为什么农村没有饭馆？为什么农民不去饭馆吃饭，一天三餐都自己做。因为一个村子一、两百户人家，养不活一个饭馆，饭馆的营业需要一个最小规模，需要一个最小的人口规模，比如说需要一千人，把这一千人的中饭包下来这个饭馆才能挣钱，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规模经济。聚集到城里就不一样了，一条胡同里就有十万人，一条胡同里就可以开好几个饭馆。饭馆的菜饭花色品种多，效率高成本低，因为它可以批量生产。 有了规模经济，另外一个经济效应也就随之出现了，那就是分工效应，你自己做饭当然没有专业的厨师做得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经济逐渐向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发展，这种分工效应，亚当·斯密最先观察到并且最早给予阐述。亚当·斯密举的例子是缝针的制造，一共有五道工序，下料、成形、打磨、钻眼，抛光，让一个工人做这五道工序，和把这五个工序分解开来让每个人专门负责，相比较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为什么？专业化分工可以形成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就像你做媒体、我做教育一样，你让我既做媒体又做教育，变成通才，样样通，样样松，什么都干不好。分工、专业化以后你才能做好媒体，我才能做好教育。 但是，专业化分工要有一定的规模，如果没有一定规模，就没有办法进行分工，只有在人口多的地方才能实现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进一步的细化，从而提高效率。所以人口在城市聚集后，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能够进一步提高，这是聚集产生的第二个效应。 第三个效应是降低交易成本。首先运输成本节省了，专业化分工，企业把很多生产加工的工序外包出去了，甚至零件、部件都外包出去了，如果我们彼此离得太远，显然运输成本太高；如果我们聚合在一起，都在北京周围、或都在上海周围，运输成本就降低了。交易成本中不光有运输，还有信息成本。企业彼此离得很近，我想做一个零件，把它外包出去，周围跑一跑，看几家工厂马上就知道哪个工厂可以给我做这些零件，哪些工厂不能做。如果企业散布在全国各地，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就非常高。美国最初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企业为什么会在五大湖附近扎堆？就是因为五大湖像海洋一样，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所以那些企业都聚集在五大湖附近，分工协作方便多了。 聚集在一起还会产生技术的溢出效应。你在这儿做共识网，那边有一个创业者看了看你的网站，觉得不错，他就模仿你又做了一个媒体网站。人聚在一块互相学习，使得新的技术能够很快的传播，这叫做技术的溢出效应。你看网络公司为什么基本都在北京呢？为什么在东南沿海有玩具之乡、塑料之乡、鞋袜之乡，为什么都扎堆？原因就是溢出效应，在学习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在模仿别人的产品的时候，这个效应就出来了。如果你离得很远，老死不相往来，就没有学习模仿效应。这种产业的聚集效应都发生在城镇，不可能在农村，彼此相距太远就不可能发生。 还有一个效应是创新效应。就是思想的碰撞、激发，这也一定是在人多的地方，写小说可以躲到乡下，但是搞创新一定要在人的学习、争论、竞争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所以创新都是在城市里，思想碰撞产生的创新。 所有这些效应加总起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经济要比农村经济更有效，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比农民更高。 所有这些效应靠什么实现？靠政府规划和政策吗？不是的，靠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摸索，实现这些效应的信息分散在市场上，分散在个人的头脑中，分散在企业、社会的各个角落中，没有任何人有可能把这些信息都放到自己的计算机里，制定出一个完美的规划来，不可能。分工协作关系、产业聚集、交易成本的降低，都靠企业自己在市场寻找，经过多次的试错，指导企业的主要是价格信号而不是政府规划。所以我们讲城镇化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推动作用，但这个推动不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而是市场看不见的手。 强势政府必然造就大城市病 主持人： 有人说，如果大家都往城市跑，就会出现“大城市病”。在这个背景下，户籍制度一旦被打破，教育、社保和公共资源等领域都会随之出现很大的问题，您怎么看？ 许小年： 你首先要问一下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大城市病是怎么出现的？大城市病是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匀造成的。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上、广跑？为什么都要进大城市，使得这些城市膨胀越来越大，现在北京已经到了六环了，什么时候出七环、八环？不知道。原因就是公共资源优先向大城市配备，歧视中小城市。 我们的城市是分行政级别的，首都直辖市是一级、省会城市是一级，剩下的我们叫做三、四线。公共资源的配置和行政级别是一起走的，因此直辖市的公共资源配备最好，人们就往北京、上海、天津涌，包括后来新的直辖市重庆。接下来就涌入省会城市，北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北京公共医疗服务，尽管大家都有意见，可是比起其他城市还是最好的。 在北京找工作也相对容易，为什么？因为这里聚集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聚集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企业群，这里还集中着全国性的资源配置权力。有一句话叫“跑部钱进”，你只有跑部委，钱才能进来，北京掌握着资源配置的权力，全国各地的人都必须跑到这里来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资源。你想一想围绕着权力配备资源能够产生出多少工作，能够产生出多少需求？吸引着大家往这里跑。 所以，这种大城市病本身是体制性的，你要想解决大城市病，必须解决按照行政级别配置公共资源这样一种做法，将公共设施与服务和行政级别脱钩，地方有财力就多建一些医院和学校，不用管什么级别。在目前的体制下，北京肯定是超大城市，现在大家谈论说什么时候出现1亿人口的城市，按照目前这种状况，很有可能啊。大城市病是表象，根源在于高度集中的行政体系。 主持人： 我们国家现在所谓倡导的城市化有一些人觉得是照搬日韩模式，您觉得日韩现在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许小年： 我觉得模式没有照搬不照搬的问题，我们的城镇化率从20％上升到50％没有搬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而是经济发展、制度体系的一个结果自然。我认为在发展模式上也不存在什么照搬问题，为什么西欧和美国没有大城市病？美国最大的城市不是华盛顿，是纽约，是商业城市。为什么？因为纽约经济发达，市政府有钱，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就比别的地方好，所以大家自然就跑到那里去了。华盛顿是一个政治城市，工商产业不发达，人家去哪儿干什么？所以华盛顿不是最大的城市。 在很长时间里，德国最大的城市不是首都波恩，两德统一以后柏林才是首都；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也不是首都堪培拉，而是悉尼，但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堪培拉在什么地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出现是在东方，在新兴市场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太强大，政府能够配置公共资源，它当然要为自己配备最好的公共资源。东京越来越大，这就是强势政府的结果，凡是一个国家的首都是最大城市，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手太长，权力太大。本来大阪是很大的城市，现在工商业中心大阪在萎缩，政治中心东京在膨胀，正因为东京在膨胀，所以日本经济箫条二十年。如果日本想从经济衰退中爬出来，他们需要思考一下如何停止东京的膨胀，如何减少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主持人： 回过头来，我们再聊中国的城镇化问题，许老师前边讲的，是不是可以概括为要想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得好，就应该控制住政府那只手？ 许小年： 是这样的，政府越小，对经济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得越快，城镇化也就发展得越好。 主持人： 现在还有一种城镇化的学说叫做小城镇化，您怎么看待小城镇化呢？ 许小年： 我还是那个观点，如果城镇的发展是作为经济和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果，做太多的规划没有意义，确定太多的所谓城镇化发展战略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结果还是原因？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我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讨论原因，而不是到这个原因已经形成结果了，然后再聚焦在结果上，说这个结果好还是那个结果好，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主持人： 应该说，现时的中国城镇化发展程度，东部和西部之间也是有差异的。 许小年： 这个差异永远存在，美国东西部和美国中部现在也是有差异的，南欧和北欧也是有差异的，差异永远存在，为什么要把它抹平呢？人是能动的，哪个地方经济繁荣，就业好，哪个地方公共服务好，人长两条腿，会走的，他过去就是了，为什么要把各个地区抹平呢？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城市是搬不走的，但是人是有腿的，他可以走，他嫌西部城市不好，可以到东部去。 解禁18亿亩红线，降低农民进城成本 主持人： 具体来讲，您对促进城镇化良性发展有哪些政策性的建议呢？ 许小年： 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和对内开放，让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现在资源的流动比以前自由了，但还不够自由。比如人力资源的流动，农民为什么进了城之后住不下来，因为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对农民的自由流动是很大的束缚，要把这个束缚进一步打破，让他完全自由流动，他不仅进了城，在城里工作，而且在城里能够安居落户。他现在是“进城不落户”，1.6亿或者2亿的农民工还不是我们城镇经济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镇社会的一部分，下面要做的就是把他身份上的歧视解除掉，让他跟城镇居民完全一样，让人力资源自由流动。 第二个自由流动就是土地，现在土地的供应由政府垄断，农民的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要让农民的宅基地、集体土地能够自由的进入市场，这种流动不是物理位置的流动，而是在市场上所有权的流动，促进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城镇化自然就会提高。 为什么要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家可以理解，促进土地的自由流动看上去不那么直观。土地自由流动的重要性就在于要降低地价、降低房价，使得进了城的农民能够住下来，起码他租得起房子，能够把家小接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农民工生活是非常辛苦的，换了你、我谁都无法承受，把家小留在农村，自己住在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里，每年就回一趟家，没有正常生活的农民，社会稳定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农民工，他怎么可能有真正3倍于过去的消费呢？他不消费，每年就消费一次，因为他的消费主体没跟他在一起，他的消费主体还在农村。要让他的家小、子女全都跟他在一起生活，成为城镇经济的一部分，城镇化的效益才能发挥出来。现在城里房价不要说农民工了，连城镇职工都买不起，甚至租不起，要跟别人合租，这是对城镇化极大的阻碍。房价已经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亟需把房价降下来。降房价首先要降地价，降地价必须增加土地供应，必须打破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必须打破政府财政对于土地的依赖，让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 主持人： 为什么说土地自由流动就能降低房价，这里边的逻辑关系，您能不能再详细说说？ 许小年： 房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我们把它叫做资产类的商品，资产类商品的当前价格不是由当前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是由未来的预期供给需求决定的，这是资产类产品和消费类产品定价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桌子上的这杯水就是由当前的供给需求决定的，而资产不是，人买了资产是预期它未来增值，这个增值是在将来发生的，所以当前的交易价格反映的是交易双方对于未来资产价格的预期。这个概念如果讲清楚的话，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人们对于未来供给和需求的预期？一定是要问未来预期，而非当前的供需。我看到一些文章讲二手房现在已经有多少套了，房屋存量已经有多少了，够全国几亿人居住了，这都讨论错了，说的都是当前供需，资产价格不是由当前供需决定的，是由预期的未来供需决定的。所以当前的空房再多，房价还下不去，为什么？人们预期未来这些空房都会有人住，因为房子放在那儿十年也倒不了，人们看的是它十年以后的价格，不是今天的价格。 决定未来预期的几个关键因素：需求方，关于未来都是往上走的，人口和婚龄人口的增加、改善性需求、收入的增加，全都是往上走的，这个不会改变。供给方，现在主要问题出在供给方，人们的预期是土地供应越来越少，因为有18亿亩红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就这么大，18亿亩一封顶，能够用于商业开发的土地当然越来越少，在这样的预期支配下，开发商捂地。捂地的原因就是18亿亩红线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土地供应越来越少，我捂地就能赚钱。土地供应越来越少就意味着楼盘供应越来越少，楼盘供应越来越少，老百姓有什么想法？晚买不如早买，越晚买价格越高，这都是由预期决定的。要想破除这样的预期，就得宣布放弃18亿亩红线，宣布多种渠道土地入市，再看看市场上会怎么样？宣布小产权房合法、宅基地、农民集体用地可以进入市场，这个预期改变以后你看开发商还捂盘捂地吗？老百姓还抢房子吗？所以土地制度要改革。 现在大家认为土地制度改革短期内出不来，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吃土地财政吃得厉害，你把这个土地制度改革了，相当于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让利给农民了，地方政府的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预期你土地财政一时半会儿改不了，那你就要拿出一点实际行动告诉市场，土地财政有办法解决，解决了土地财政以后土地多种渠道入市。应该是增加供给，改变人们的预期，而非控制需求，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主持人： 有人说18亿亩耕地红线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必需，这样的担忧您怎么看？ 许小年： 这样的担忧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夸大。我建议有这种顾虑的人去看看历史，看看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我大致看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亩产大概上升了30％，换句话说就是耕地减少30％，粮食供应不受影响，当然这里有很多问题，比如土地地力的透支、化肥农药的超量使用，就算30％不现实，10％总是现实的吧？土地的生产效率提高，单位亩产提高10％也是有可能的，农业用地拿出10％来盖楼，其实根本用不了，拿几个百分点出来就够了。城市用地，楼这么高，能占多少地？所谓粮食安全是不成立的，为了粮食安全控制18亿亩红线，是站不住脚的。 主持人： 应该说，对地方政府来讲，靠土地财政带来GDP是最轻松的，一旦他们不能从这块获利，那地方财政靠什么来确保？也就是说，他们靠什么来创收？ 许小年： 地方财政支出到底带来了多少GDP，是带来了GDP还是破坏了GDP？恐怕都需要研究，它所投资的项目哪些是有效益的，“4万亿”拉动的结果是什么？拉动了高铁、光伏，现在光伏和高铁是什么情况？造成了当期GDP，这个当期GDP是对价值的破坏。光伏有多少中央财政的投资？多少地方财政的投资？再看看今天的惨状，活活把一个产业搞死了，这都是政府大干快上的结果。 主持人： 您刚刚说了城镇化的可行性建议，比如说农村改革方面，您觉得现在农村改革我们还有哪些东西没有做到，还有什么可发展的空间？ 许小年： 各种改革现在都在做，就是步伐稍慢了一点。户籍制度改革，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在推动政府取消户籍制度，但仅仅取消是不够的，取消以后大家就涌向大城市。同时要改革按照行政级别配置资源，否则就会出现大城市病和超大城市，这些改革要同步进行。财政改革要跟上，有多少财力办多少事，地方财政到底怎么样安排，能不能满足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需求，很多问题都要研究。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它也在做，比如说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在做，也在做农村的确权，确认农民的土地权利，在确权的基础上做流转和流通。这些要加快，否则跟不上。眼见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改革措施不到位的话，就有可能跟不上，新一轮的增长引擎无法在市场上出现。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改革速度很慢。 主持人： 还有不少人关注由人口流动造成的农村留守妇女、老人、儿童问题。 许小年： 这不是人口流动造成的，这是我们的歧视性政策造成的，这是农民进了城而不能定居造成的问题，所以你不能责备人口的流动，你要责备的是那些使农民进城不能定居的制度因素。 对内开放以发展民营经济，承载城镇化的就业压力 主持人： 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农村改革，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也受到了一系列限制。 许小年： 要想城镇化的话，一定要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给进城的农民，这个工作机会主要来自于民营企业，政府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很准确的官方数字统计我们没有看到，民间的估计，现在民营和国有GDP大概是半壁江山。可是在就业上，民营绝对不止半壁江山，我看到了一些数字，在就业上大概民营经济贡献了70％-80％，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就是空中阁楼，农民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还讲什么城镇化。 民营经济怎么发展？过去几年，特别是推行“4万亿”政策以来，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虽然政策上都说叫做“两个坚定不移”，实际上都是第一个坚定不移，第二个是怀疑观望的。第一个坚定不移叫做坚定不移地发展国有经济，第二句话是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第二句话说了是当陪衬的，实际大家强调的都是第一句话，叫做理直气壮的发展国有经济。我觉得这是开倒车，是自相矛盾的政策，你想推进城镇化，必须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只有民营企业才能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 如果70％-80％这个统计数字可靠，事实摆在眼前，单靠国有企业是解决不了那么多就业的。今年就业的接近七百万大学毕业生，北京大概只有30％的签约了，是历史最低。你还坚定不移地在发展大型央企，大型央企能雇多少人？你要赶快打开民间的空间，鼓励这些人去创业，鼓励民营企业去更快的发展，才能够有足够的就业机会。现在民营企业都是受到挤压的，没有任何人替他们讲话，说要理直气壮的发展民营企业，国资委的都是央企，在那里理直气壮的要给长子撑腰，如果长子们能够把这个国家的就业都能解决也行，但是解决得了么？ 主持人： 从目前看来，政府更想推动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很明显，大城市的机会更多，福利更好，设施更完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大城市要不要控制，合理性在哪里？ 许小年： 刚刚讲过，大城市吸引人就在于工作机会，就是在于更好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应方面，要打破和行政级别的联系，要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管制经济的权力，这样的话，机会和工作、资源会分布得更加均匀。现在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实际体现了一种行政权力的集中，行政权力的集中带来了机会和资源的集中。北京和其他地方比起来，谁能跟北京比？这么大的国企企业群在这里，当然工作机会多。这么多的官衙门在这里，什么东西都要他们批，人当然往这里跑。衙门配备公共资源，首先要给自己配备最好的公共资源。所以我们的大城市实际反映的是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要想分散的话，首先要分散政府的权力，要想分散的话首先要分散公共资源的配置。 主持人： 关于民间资金的吸收，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先进行起来？ 许小年： 民间资金在城镇化过程中，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就业情况非常好，产业不断向这里聚集，不断的有农村人口到这里寻求就业机会，而城里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跟不上，这时候完全可以考虑吸收民间资本进来。民间资本可以建自来水厂、电厂、公路，没有问题，并不是说都要政府来解决。这个世界上政府能解决的问题很少，政府不制造问题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这些领域都可以开放，包括保障房都可以开放，政府适当地给一些补贴，大致做一下整个城市的规划。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医院、学校为什么不可以私立？这个世界上很多学校都是私立的，为什么不可以开放？都是可以开放的，我认为没有禁区。 主持人： 您如何看待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农民工子女进城以后，农村现在劳动力不足问题。 许小年： 农村劳动力真的出现不足了吗？这个要做一些调研，要有一些数据来表明。我觉得农村的劳动力也还有进一步向大城市转移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够在土地制度上加快改革的步伐，也就是土地的流通和流转。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通过土地的流转可以形成大农业。现在大农业的形成，土地制度是一个很严重的障碍，现在流转的都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但是这个使用权里有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最终把土地私有化，通过土地的集中形成大农业，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可以进一步的释放农村劳动力。所以我觉得所谓农村的劳动力紧缺或者过剩都是相对于当前的制度而言的，通过制度上的调整和改革，这个劳动力的供给形势会发生变化。 主持人： 好几个网友都提到了关于他们老家当地农民上楼的问题，您觉得农民上楼会出现一些危机吗？ 许小年： 这个要具体地做调研，在没有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征地，把农民赶上楼，这件事本身就应该遭到社会各界的批评。这种侵犯农民权利的事情不能再这样做下去，而且把农民弄上楼以后，如果周围没有产业的发展，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所以不能强行地去人为造城造镇，而应该循序渐进。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城市有多少财力能够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我们就往前推一步，相互促进，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过程，而不是规划一个宏伟的大城市蓝图而把大家迁进去，世界历史上城市的发展没有一个是这样的。

　　 一、中国经济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持续性衰退 　　从最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很不乐观。 　　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我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家理解周期性衰退不一样。 　　周期性衰退，跟冬天到了得了感冒一样，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是结构性衰退，是内部得了炎症，如果不动手术，光吃药是好不了的。 　　结构性失衡失衡为何会带来持续性的经济衰退？ 　　首先要解释为何中国的经济衰退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引起的衰退，哪些方面失衡了？ 　　1、需求方投资需求和消费的失衡 　　消费不足，首先我不认为是需求疲软造成的。 　　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就象很多发烧一样，发烧只是表面现象，内部有炎症才是实质。 　　目前政府和企业都热衷于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占到了50%，而消费拉动只是占到35% 　　至于为何会需求不足，我认为核心原因在于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 　　（总结：国富而民穷是也） 　　2、投资导致产生增长超过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大多产能都达到了世界第一，产品该卖给谁？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大量过剩产能，现在企业就自然的投资需求不足。企业不敢投资，表现为生产产能指数连续十几个月下降，钢铁、煤炭、水泥等都在下降，在这些都在下降时，谁敢投资？ 　　回想09年，也是如此。当时政府感觉到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那就由政府来投资，当时是大量投基础性行业。但是现在更糟，连基础性投资都面临过剩，连政府都不知道去哪里投资。（掌声！） 　　目前中国的投资/GDP比例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未来该怎么办？ 　　在目前的投资过剩情况下，只能充分吸收过去的过剩产能后，国家经济才能轻装上阵。 　　我在这里说的产能过剩、投资需求不足，是相对相对国内有限的购买力，导致的需求不足。为何国内需求跟不上产能的增长？是跟收入分配的失衡导致的。 　　过去十几年，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 　　政府和企业手上有了钱，这不利于消费，而是有利于投资的。当然公务员大规模茅台酒和出国购车什么的不算。（掌声！） 　　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 　　过去十几年间，我们国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国进民退！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政府官员总是否认没有出现国进民退。（掌声！） 　　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回到了1980时代的计划经济时代了！ 　　这些问题，不是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当一个人有肿瘤时，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必须先作手术。我都认为宏观政策不是营养液，而是鸦片烟，这是没有用的。 　　 二、四万亿1.0、四万亿2.0、四万亿3.0？ 　　微观指数上，生产价格指数不断下降，很多行业出现了亏损，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就业形式越来越难，今年大学生毕业据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业不愿意扩大规模，不愿意投资，就不会愿意招人。 　　这个指数的不断走低，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这个生产价格指数的下降，仅仅在去年下半年得到了缓解，向上走了一个下山坡，因为去年下半年执行了四万亿2.0，和09年执行4万亿1.0不同。当时是大张旗鼓宣传，让人民相信政府这个手可以支撑住经济。但是2.0是低调，打枪的不要。这次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力，现在社会融资总量，一半来自银行，一半来自债市。 　　我知道这个方法托不住，但是短期的烧钱会有一定作用，我当时以为会支持一段时间，经济形式下滑出现会在下半年。结果今年一季度末就出现了，连续的持续的下滑。用经济的说法是，经济的边际效用递减。 　　想想2009年，当时的说法是政府的无形之手，拯救了中国经济，拯救了世界经济！但是去年的四万亿2.0，扔进去，好像水花都没有。 　　这是什么原因，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只是給他吃止疼片，止痛的效果是递减的。 　　有一个很好的指数，叫做克强指数，主要是参考发电量、铁路货运量来看经济状况。 　　现在看来，克强指数远比GDP靠谱。 　　克强指数表示，V型深沟就是09年金融危机，拉起来后就是四万亿。 　　看了这个图形，大家就知道了，迷信政府力量是没有用的。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经济、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市场，只会打乱市场，扰乱经济！（掌声！） 　　四万亿刚出来时，我就写文章批四万亿，结果当然是就没有被发表出来。前段时间领导还大声说四万亿是正确的，但是也没有給我辩解的机会，我也就只能在民间辩解辩解。（笑声！） 　　我之前认为，二次探底是一定会出现的，果然就是在去年上半年，克强指数的跌倒谷底，然后下半年开始向上，谁也不知道，居然经济又掉头向下。 　　国内的二度松宽，再次忽视了结构性问题，辅之以短期需求拉升，那么就一定会有三次探底。这个三次探底就在今年下半年，今年的下半年会比去年的上半年还会差！ 　　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非常明显，市场上又开始憧憬，憧憬四万亿3.0。看看1.0作用，2.0作用，那么3.0有什么作用？ 　　而且中央政府已经表态，不会出台新的拉动内需的政策。 　　因为刺激性政策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政府从过去的几年间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他的学习速度很慢（掌声！），也看到了1.0带来的危害，看到了2.0仅仅维持了1-2个季度，所以非常慎重。 　　我认为政府不会推出3.0，当然我没有办法为政府作决策。即使3.0出台了又如何呢？小小反弹一样，再次掉头向下！ 　　在座的企业家朋友们，不要将注意力放在3.0何时出台，而是要聚焦在自己的领域，聚焦在自己的投资上。这些政策都不可能扭转中国经济下行的经济。 　 　三、经济衰退要扭转，有没有办法？办法就是结构性改革。 　　既然你的病是结构性带来的，那就一定只有结构性调整，把这些结构性失衡纠正过来。 　　什么叫做结构性调整，能达到什么效果？我们看看国际上的例子，美国和欧洲的例子。 　　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是过度借债，资本负债比失衡。 　　西方国家经济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都是过度借债 　　1、美国的债务集中在家庭部门，借钱太多，收入偿不了借钱。月供支付不了，家庭就破产，银行就拿走房子拍卖，当很多拍卖出现，房地产价格暴跌，银行资产价格下降，银行倒闭。这个图是美国按揭贷款余额/GDP，2009年达到最高峰，之后一直在下降。在两年时间，这条红线已经回到2003年，美国的调整结构基本完成。他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正常，现在給他补药，是可以的。 　　我本人对美国经济是看好的，很多人问我，投资什么？我说，买美国股票，买美国资产。很多人说我卖国，我也不怎么在意。 　　2、再来看欧洲的处理方法： 　　欧洲也是在09年贷款余额/GDP达到最高。但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现在还没有下来，负债率还是没有下来，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欧洲是社会主义。 　　欧洲人到中国来，经常说中国怎么象社会主义的，你看我们欧洲，多么“社会主义”啊。 　　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就是谁出钱谁是老大，资金的所有者是老大。借钱就要支付利息，不然就拍卖，迫使你还钱。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冷冰冰的，但是不这样做，就会拖垮银行。实际上，美国已经倒闭了几十家银行，几十万个家庭倒闭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我去年去美国，想买房子抄个底，找了个中介看二手房。进去一看，房子没有人上锁；厨房一看，没有吊灯；洗手间一看，马桶没有了。为什么马桶没有了，原来主人走的时候把马桶搬走了，50多美元一个的。 　　为什么这样，房东心里有气。按揭支付不了，银行收他的房子，不缴纳房子警察上门，所以他有气。 　　欧洲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实际上，不是真正以人为本。比如在欧洲，租赁一个房子，我房子支付不了，美国就立马赶出去，欧洲不行，要給他几个月的宽限期。借款违约，不能立即收他的房子，你必须給他找到一个住处，否则不行。银行如果不能拿到房子拍卖，结果就是银行坏帐上升，银行如果倒闭，就会损失储蓄客户的利益。 　　这样迅速的处理还账，才能拯救银行，才能拯救储蓄客户，才是以人为本。 　　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债，还不起，就把喜儿拉走了。为什么？因为黄世仁认为喜儿就是抵押品，这个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至于人是否适合作为抵押品，可以再谈。（掌声！） 　　欧洲拒绝承担坏帐的后果，结果只能政府出钱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维护银行的正常运转。政府的钱哪里来的，收税来的。只不过将银行的坏帐转移到政府哪里，但是没有解决坏帐问题。所以出现政府债务问题，政府要破产了。 　　希腊政府、塞浦路斯政府都破产了。现在西班牙、法国都在风雨缥缈。 　　没有办法，透支得来的繁荣，一定是要偿还的。 　　今天的衰退，都是为过去的繁荣买单。要想靠借钱，靠央行发钞票来维持经济的繁荣，这连中国梦都算不上。 　　大家都知道，量化宽松对恢复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没有实质性作用，几十年的零利率并未解救欧洲和日本 　　所以，复苏必须先去杠杆化即削减债务，美国过去在作什么，就是在削减债务，调整结构，是要死人的。中国为何调整结构讲了十年，还在讲？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调整。（掌声！） 　　3、美国找到了经济的新增长点 　　是灵活的市场机制创造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1）加州为代表的创新企业的重新涌现，持续创新能力 　　（2）以德州为代表的旧能源产业的新生页岩气的开采成本大幅下降，比世界上低30% 　　（3)制造业回流 　　美国企业不在中国扩大投资了，在中国的企业继续经营，不扩大投资了，新的投资在哪里，回到美国去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能源成本比中国低，虽然美国的人工贵，但是没有之前差距这么大。 　　我想表达的是，这些新的增长点不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不是政府实现的，而是市场竞争形成的结果 　　我并不知道中国未来的新的增长点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把市场放开，如果我们取消了市场管制，新的市场增长点，自然会涌现出来。 　　政府制造的增长点，不就是光伏，不就是高铁嘛。搞一个垮一个（掌声！）。 　　你只要給市场机会，你只要給民众机会，新的增长点一定会出现。 　　小结： 　　1、结构调整的快慢，决定了复苏的速度！ 　　2、美国的复苏是有坚定的基石的。也就是为什么道琼斯指数创出历史新高，我认为更多的新高还在后面。因为美国他的手术已经动完了，他找到了新的营养液。 　　正因为如此，全球资金不断的流向美国。资金退出新兴市场，流向美国，从而推动美元的币值不断走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元是一个强势货币。那么大宗商品市场就会向下，市场上开始流转一个观点，大宗商品市场的牛市已经结束了，我基本同意。这时由美国强势货币和中国需求持续减弱所带来的。 　　3、欧洲会继续在债务的泥潭中挣扎，只要欧洲一天不清理过多的债务，那么欧洲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开始。 　　4、但是中国的调整刚刚开始。 　　凡是进行结构性调整，速度很快，就复苏很快，如美国经济 　　拒绝进行结构性调整，拖拖拉拉，就复苏很慢，例如欧洲经济 　　 四、未来如何走出结构性衰退： 　　1、市场化行业重组，收购与兼并，消除过剩产能 　　2、提高行业集中度和利润率，不仅关系企业的生存，而且是向研发创新转型的基础 　　3、不应鼓励国企的并购，国企以来廉价资金供应，不计成本和收益，最大化规模和就业而非效率 　　4、实质性减税，避免企业的大规模停工和倒闭 　　5、特别是电讯、金融、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服务业 　　6、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 　　现在的企业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连夜雨就是政府。（掌声！） 　　先自查税收，然后政府查税收。我跟政府说，现在不是你们完成税收计划的时候。他说上级要完成税收计划啊。我说你把企业折腾死了，你得放企业一个生路，不然企业倒闭后就业问题不还是你政府的问题。 　　我一直呼吁，实施新的减税，让企业活下去！ 　　企业要活下去，也要自己转型，目前宏观形势不好，政府又来折腾，我也无法告诉具体一个企业该如何转型。 　　我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痛苦的转型期，从之前的低成本扩张、抢占市场，要转型为在一个饱和的市场上，如何扩大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的现状是： 　　凡是能够投资的地方，都是产能过剩 　　凡是产能不过剩的，都是不能投资的 　　例如电讯、例如卫生系统等，很多投资机会。医疗卫生问题是供应不足，是过度管制。为何不能民营资本多投资多盖几个医院，政府就是要把住牌照。 　　娱乐，拍电视，你管他什么呢？有人拍，有人看，就好。 　　现在是把娱乐搞成教育，把教育搞成娱乐。（掌声！） 　　金融也管死，一个银行搞一个网点，为何要批？这是一个商业决策。我开一个饭馆，开在哪里，为何要你批？我如果亏钱，你承担责任吗？ 　　大家都想把住一点小部门权力寻租，我这点租能不能明給你啊，一个图章××万吧，我交了钱給××万办事。 　　象这样的成本，都叫做交易成本。政府的作用本应该是减少建议成本，但是我们政府的作用却是增加交易成本。明给反而低，暗給反而高。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心里底限是多少（笑！）。 　　我得研究、我得摸索、我得找一个哥们，还得策划一个饭局，最后才知道你的心里底限。这点小权力，政府你放了吧，放了后得到的经济发展，不知道会多少。 　　最近看，拍出很多地王，很多都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国企他背后有资金支持，而且国有企业亏损后，也没有关系，政府会补贴的。所以国有企业进入竞争行业，其实就是扰乱市场竞争。 　　 五、内需不足的实质原因：收入分配恶化 　　1、主要来自资源占有和市场的不平等 　　2、行政性垄断占有土地、矿山、资金、市场 　　3、审批制度下的官商勾结和寻租 　　4、仅在二次分配和最低工资上作文章解决不了问题 　　必须在一次分配上作文章。 　　为什么企业家一定要作政府的公共关系？ 　　（此处删除五十字） 　　不作政府公共关系，就拿不到资源，资源在官府手中。 　　如何消除这种暴利，而不是在暴利出现后去收税。暴利源头是什么，是政府垄断资源。 　　腐败为何久治不愈，是因为从来没有从根子上诊断。出来一个，判一个，是否可以让他不出来。 　　现在的一切问题，都在往道德上引；学校出很多问题，是因为教育从业人员道德有问题，医院出很多问题，是因为医生从业人员道德有问题，房地产市场出很多问题，是因为房产从业人员道德有问题，等等。根源在哪里？ 　　必须通过改革实现更为公平的资源获取及市场进入 　　1、打破行政垄断 　　2、取消审批制 　　3、国有民营一视同仁 　　总结：中国经济下行是结构性问题，靠宏观政策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下定决心，进行实质性改革，这个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会后部分问题： 　　1、浙江是民间资金大省，浙江投资往哪里投资？ 　　我没有做过投资，不知道往哪里投。如果投资讲方向，讲计划肯定就会失败。各位可能比我更擅长。我认为在实体经济中投资，和经济形势是没有关系的。经营企业的，和经济形势也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一个企业家说，我等经济形势大好时，再扩大规模。我会说，你关企业吧，去种地。作企业不能靠天吃饭，我的观察，越是在宏观形势困难时，越是好企业表现的时候。 　　买什么东西，作什么行业，其实都不重要，炒卖黄金的，可以亏得倾家荡产，炒卖土豆，也可以赚。 　　那么核心的是什么？是你要知道如何炒。（笑声！） 　　2、城市群，未来可能会称为城镇化的可能吗？ 　　象这种非常宏伟的规划，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忽悠。越是宏伟的规划，我基本不看，也不关心。 　　各位作投资的，作企业的，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去关心。 　　一个企业生存力，跟踩点是没有关系。 　　一个企业的能力，不是他预报天气的能力，而是他抵抗天气的能力。 　　为什么我说我不看中国的城镇化？从1980年代的20%多的城市化率，提升到现在的52%，是什么原因？ 　　反思下，在改革三十年，以前的政府何时推出过城镇化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根本就没有规划过，结果就是从20%多发展到现在的52%。 　　所以，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不能因果倒置。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是原因。城镇化都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来一场城镇化的大跃进，又变成政府圈钱圈地，赶农民上楼。那么农民收入在哪里，产业在哪里、资金在哪里？ 　　上一个4万亿把铁道部搞破产了，铁道部申请2.6万亿债务給免除，这个免除是不行的，老百姓不答应。 　　如果再搞17个城市圈，要搞破产多少地产政府（掌声！） 　　3、給浙江的企业家一个忠告： 　　你们将无法避免面对经济的上上下下，也无法避免一定会面临风风雨雨。以一个平和的心态，面对，坚持把自己的企业作好，少听一点天气预报。 　　归根结底要把自己的企业作好，一个好的企业，应该在经济向上时作好，最关键时在冬天要活下去。最可怕的是，春天到了，你不在了。     （杭州金融论坛演纪录 未经本人审阅）

这个题目我考虑了一下，稍微做了一点改动。题目的第一个部分讲重启改革议程，这就是刚刚我说的最近我迎接十八大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分析了我们30年来改革的历史，提出我们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重启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重启改革。 这个题目第二个部分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最好淡化，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牌子在上面，属于是国有、公司化的、民营的、私营的，应该淡化，这样好不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首先看一看现在面对什么问题，可能天津的情况跟全国的情况不一样，企业的发展不管是哪一种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相当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有人说是企业的融资困难，有的说是因为市场疲软，有的说是因为现在土地成本、工资成本提高太快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问题，等等，从这个上看这些都是有道理的。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长期性的问题，长期性的问题症结在什么地方呢？症结就是原来讲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后来发现这个提法有些改变，（变成了）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是各种生产的要素结构的问题，通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用一个方程式或者叫做模型，这个模型是增长函数。我们的生产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在三个要素里面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投资，作为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它的核心、它的症结就在于主要因素。 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今天这个现象都是因为这个根本问题产生的，这个问题我们痛切的感觉到是什么时候呢？1995年，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后来是中共中央在制定的时候就发现症结是在这里，就提出一个要求，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靠投资拉动增长的增长方式，一定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从苏联引来了，把它命名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们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到了95年制定九五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问题，所以提出要求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哪里？转变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叫集约的增长方式？它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增长，很长时间就提出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可是这个转变很不顺利，以至于到现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靠投资来拉动增长，要保持高增长资源消耗太多，所以就造成资源短缺，资源短缺到今天越来越严重，消耗一些资源，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占世界第一位，但是消耗太了多。 另外一个关键，提出了一些问题，因为主要靠投入资源来实现增长一定会在增长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大量耗能、大量污染的生产，到现在为止人类生存的基本的要素都是问题。在于我们天津、北京在华北的这些城市看的很清楚，水、空气都出了问题，人类生存，不要说要过一个幸福生活，就是生存的基本要求都出了问题。天津好一点，但是天津也挺乱，跟北京也差不多。在我们华北地区经常说可吸入颗粒物PM2.5爆表，在华东地区比我们大概低100分，大概在100到200之间，到底是多少呢？到底是35还是45。华南地区也是爆表，大多数都爆表。可吸入颗粒物，是会存在你的肺里面出不来的。 水，更不用说了，大概5年以前我们华北地区的浅层地下水都打光了，要深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的是若干亿年的地球形成的。近年来更严重的问题，这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污水往哪放？像民主德国和希特勒统一以后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土地污染，或者没有办法，统一的德国通过法律不追究现在的所有者对他的土地的污染责任，按照西德的法律一追求就没人敢买了，这是民主德国时期形成的不追究现在所有人的责任，改革才能进行下去。我们这样的情况，如果向地下灌污水这种情况存在的话，比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是东德的情况还严重。 再进一步，这样一种增长的模式一定会造成两个重大的问题，一个问题，产能不断的增加，而最终消费不足，于是就造成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资本和劳动的提高，所以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对劳动者的收入就出现了问题，普通的劳动者不能够分享增长的成果。现在有人说是不是产能过剩，我们想想办法，是不是怎么样把产能过剩消掉。 回想一下当年政治课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宏观经济上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他是靠投资去推动生产的，增长是靠发票子支撑的，发票子支撑增长就像打吗啡一样，一打到吗啡过量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了，你不能再下这样的分量了。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今年一季度，贷款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可是现在融资主要的是靠贷款，社会融资的增加比09年厉害多了，所以现在使得我们的货币当局不敢发票子，所以这几个月加强了正回购，人民银行帮助把卖出的收回去，这是一方面，信用量、货币量太多，所以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另外一方面，市场疲软，需要增加需求，购买力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票子，从市场疲软方面来看，应该增加货币的发行，但是从现有的货币数量来看，要收，不收的话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都很严重的。在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持续运行下去的结果，一定会造成从微观到宏观的一系列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问题，是社会问题。这个情况从95年一直到现在，大概有两种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刚刚我说到经济发展方式出了问题了，怎么对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 第一种处理方式，九五计划开始是国家计委提出来的，说我们现在很多问题都跟经济增长方式有关的，所以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然后要到党中央去讨论，党中央讨论的时候人们就提出来这个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有一个体制的背景，因为增长方式问题的改变这个问题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是苏联人提出来的，苏联在六十年代赶超美国就发现这个问题，于是在65年以后就提出来要转变增长方式，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是一直到苏联崩溃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我们95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认识到这点，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就提出来如果不转变体制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行的，所以你们去看中共中央关于实行九五年计划争议和后来人民大会公布的基本上第九个五年计划都提了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九五计划提的是两个根本转变，而且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九五计划制定的应该说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九五计划就是96年到2000年的计划，实际这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好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面推进经济改革这个决定的，这是两个根本转变同时来进行。 特别是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了什么办法，现在人们记得的就认为1800亿的国债投资，最主要的一个是大概在1998年的4月开了一次会，就是怎么处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上国务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指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办法是大力的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是参加了那天的会，开始劳动部提出的方案完全不是这样的方案，经过讨论，那天是朱熔基总理主持这个会，当时会上就提出要求成立中小企业司专门负责，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召集中小企业的信贷座谈会，马上中央银行发通知，四大专业银行都要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中国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十个百分点，要求各地成立中小企业用财政资金辅助成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当然正好又是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应对东亚金融危机这次做的相当好。 特别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我们整个经济形势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要求要铲除这个体制性障碍，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名字就叫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铲除这些体制性障碍。到了十一五的时候检查了一下，发现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没有进步，在05年又研究了，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铲除这个体制障碍，总结出来的体制障碍后来都写进了中央文件，我记得大概是这么几点。第一，没有实现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现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还是起到主导作用，这是第一个体制性障碍。第二个体制性障碍，就是把GDP增长作为主要关注，所以谁当了地方领导都要增长GDP，于是他有很大的权利来支配资源，于是就运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利去营造这个，很高的GDP增长。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我们的财政，不管是收入和支出来说，都是使得我们的地方的领导同志们他不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到GDP增长上去。所以光是指责地方的领导同志GDP增长崇拜，那是非常肤浅的。市场怎么对资源配置，通过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可是我们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游价格是按照计划经济，是行政规定的，所以是鼓励污染、鼓励高耗能。 （在“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在与未来”——第六届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天津论坛上的演讲）

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 周濂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27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7月09日 　　 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义就包含了越界发言。可见，越界本身不是问题，越界的方式、程度以及效果才是问题   一 　　晚年的爱因斯坦，和罗素一样“不务正业”。他品评时政指点江山四面出击，他写牛顿写开普勒写居里夫人写圣雄甘地，他探讨黑人问题犹太人问题，他反对核武器主张世界政府。当然，他也绝不会放过公共知识分子最爱谈论的那个话题——批判资本主义。 　　在1949年发表的《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抨击资本主义过度的竞争意识及其对掠夺性成功的顶礼膜拜，认为若想消除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就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取而代之。 　　这篇短文引来了各种非议，根据理查德·A·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的说法，直到1970年仍有经济学家撰文痛批“该文质 量低下”。波斯纳更是因此把爱因斯坦当成专业化时代里“既聪明又愚蠢”的学者典范：聪明自不待言，拜托，他可是爱因斯坦！至于愚蠢，波斯纳的意思是说，即 便伟大如爱因斯坦，对经济问题也可能不甚了了，一旦由于过度自信而贸然越界发言，往往就成了“砖家”，而不是专家。 　　出于好奇，我在Jstor搜出那篇批评文章——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激进的美国经济：1970年的调查》（Radical Economics in America: A 1970 Survey）——结果让人哑然。作者只用了短短三句话评论爱因斯坦，没有任何文本分析；所谓的“质量低下”，更像是专业人士对非专业人士的傲慢指责，以 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反观爱因斯坦，虽然他天真地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助于社会产品的公正分配，但是他的越界发言远谈不上愚蠢，至少，他还不忘提醒 人们注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彻底的奴役。” 　　爱因斯坦既是理论物理学的权威，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按波斯纳的说法，就是依托其智识资源，面向受过教育的广大社会公众，就涉 及政治或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发表高见之人。由此看来，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义就包含了越界发言，如果物理学家只准谈物理，经济学家只准谈经济，文学家只准谈风 花和雪月，那就无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可见，越界本身不是问题，越界的方式、程度以及效果才是问题。 　　在所有越界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中，爱因斯坦的苏联同行、著名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让人神往。 　　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萨哈罗夫在其发表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见解》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思想自由面临 着三种威胁：一种是来自蓄意制造的通俗文化麻醉剂，一种来自胆小、自私的庸俗的意识形态，第三种来自官僚独裁者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及它的得意武器——思想检 查制度。因此，思想自由要求保护一切有思想的诚实的人。” 　　除了维护思想自由，这位苏联“氢弹之父”还热衷于反核运动，积极宣传绿色环保理念，抨击苏联入侵阿富汗。 　　1975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萨哈罗夫……对精神自由的勇敢捍卫，他的大公无私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人类良心的代言人。” 二 　　萨哈罗夫应该感到庆幸，如果他生活在微博时代，恐怕也难逃“公知”的帽子而被网络水军的唾沫彻底淹没。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这个变化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两年之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头衔，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人格的力量和理性的声音；两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被缩写成了“公知”，与此同时，被矮化的还有他们的人格力量、道德操守以及知识水准。 　　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博文里，“公知”的形象被简化成几个漫画式的特征，比方说“初级公知”需要熟练掌握的概念有七个：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 政、选票和普世价值；“中级公知”需要天天扫射专制、极权和暴政；而“高级公知”私下里要占尽体制内的所有便宜，但是表面上要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义务代言 人。 　　此文结论是：“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公知，其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 　　这篇博文的宗旨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为“破除迷信”。 　　什么叫做“迷信”？迷信就是“错误地相信某物是高贵的、超俗的、或者崇高的”。而破除迷信的方式就是把“看似高等的东西”还原成“低等事物的一个特例”，具体来说，就是“在崇高中发现寻常，把神圣还原到平凡，或者证明高贵者并不值得尊敬”。 　　以“公知”为例，这篇博文试图传达的基本讯息是，你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人？错！你只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满嘴自由民主实则蝇营狗苟，一心只想 攫取公共资源。你是理性声音的传播者？错！“公知”的门槛很低，只要你活学活用“公知”速成手册，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公知”。 　　这种剥落金身、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目的就是制造某种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实大众所预期的“事实真相”。 　　但是另一方面，这通大棒也并非全无章法，不管是否歪打正着，它的确击中了一些要害，也正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才会让“被公知者”一方面有对号入座的忐忑和心虚，另一方面又有被污名化的愤懑与苦恼。 　　毋庸讳言，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要为“公知”的污名化承担部分责任。 　　随着专业分工的日趋精细，必然导致“知识的深度以牺牲其广度为代价”。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又没有深入事实细节的耐心，让某些公共知识分子 习惯于停留在价值和规范的表面进行抗议，久而久之，这种被掏空了实质内容的老生常谈就会堕落成陈词滥调。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义愤和同情方向仅仅是由他 们的意识形态所决定，那么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发现，除了掌握“对”和“错”的差别，他们对这个世界其实一无所知。 　　但是另一方面，被冠以“公知”的多为自由派知识分子，而那些举着“公知”帽子四处乱扣的则是非自由派或草根大众。如果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某些 “非公知”绝不比“公知”更少公共性；从自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来看，“非公知”更是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客观、公正、理性与良知。由此看来，把自由派公共 知识分子污名化为“公知”的隐微目的，恰恰是为了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统地位：我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你只不过是欺世盗名之徒。 　　随着“公知”成为烫手的山芋，“公知”已然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指称功能、只具有骂战和污名化作用的伪概念：非自由派骂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反 骂非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内部互骂“公知”，非自由派内部也互骂“公知”，草根则说你们全家都是“公知”……这场乱战至今尘埃未定，但是穿过硝烟弥漫 的战场，我们已经隐然可见那座地基尚未打成就已成废墟的公共空间。 三 　　数年前，媒体披露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当时广州地铁负责人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有好事者则为此重新诠释淮南王刘安的鸡犬升天说—— “为了防止拉登发动恐怖袭击、撞击天庭，我特意实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及时帮助疏散与救援，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举措，并不是 专门把成仙作为福利。” 　　以上论证看似荒诞不羁，但是换个角度想想，刘安们可是在煞费苦心地实践协商民主的核心理想：在公共问题上诉诸公共理由。 　　在某种意义上，对“公知”的最大指控就是，明明是身处利益冲突时代的“刘安”，却要故作清高地扮演社会的守夜人！如果单从利益分化的角度看，我 不晓得谁是真正活在真空里？利益分化也许是一个分析的角度，但是如果本着利益还原论的思路去解释一切，则未免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 　　但问题在于，在一个利益博弈公开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利益代言人从幕后操盘手变成了台前主唱。各方都在变着法子，试图让公众相信自己是为公共利益考虑。 　　理想的状况固然是在每一个公共问题上，各方都能基于公共理由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但更加现实的做法也许是，鼓励利益代言人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谋划“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利益分化的太过度，而是利益分化的还不够明白、不够彻底、不够公开，如果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那么中国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未来将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假借公共理性的名义来混淆视听，一定会有人根据政治正确性站队并打压异己。 　　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针对 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他们当然也同样身处利 益纷争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漩涡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着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 我的公正。 　　常有人批评“公知”面目丑陋言辞乏味，只知坐而论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这些批评古已有之，也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总是认为，每个人的 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都是那前行路上的门槛，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 我运垃圾，都是在拆除门槛，相煎何太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本文网址: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7-06/100408215_all.html 下一篇： 丁丁新作 中国教育的希望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