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谢谢刘明康院长！前面几位我们的高级官员都有比较专业的领域，所以讲起来就比较言之有物，我是教书的，做研究的，可能讲起来就比较空洞。   我想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 20 世纪最后 20 年，我们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很重大成就，通过改革开放，在 20 世纪末期把生活水平、市场经济的框架建设起来。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支持了我们 30 年来的快速发展。它主要有几个具体因素：   1. 把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从旧体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不用我多说，我们看一看广东的大地、我们岭南的大地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过去民间是不能创业的，并称之为资本主义为大，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有几千万的民间企业成长起来了，这是支持我们经济快速发展，支持我们经济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   2

　　现在大家都在很热烈地讨论顶层设计这个问题。我想为什么要提出顶层设计问题。有些人认为它好像是新提出的问题，没有注意到中共中央建议里面说是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为什么会提出要更加重视呢？我想是针对性，这是我的一种猜测了。可能是两个。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过去是有顶层设计的，那时候不叫顶层设计，那个时候用的词叫做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大家知道，改革的目标模式经过多年的讨论，到了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这个改革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过去的顶层设计。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很多人都遗忘了，我看到报刊好多人都说我们现在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个改革初期的口号。这是一个八十年代上半期的口号。 　　八十年代下半期我们就做了很多探索，就是改革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最后，就是在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这就是当时的顶层设计。但是好像经过这些年，不大讲这个改革了。或者是也讲改革，也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从来都有一种，我把它叫做数典忘祖，引喻失义，这种不好的习惯。就是一个口号，一个提法，经过讨论，或者经过党政领导的决定为大家所接受。这是有明确定义的。但是，过了些年以后，它的内容就不知道了。就是说市场经济，我刚才说了，十四次代表大会给它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是怎么起基础性作用，就是通过自由的价格。但是后来很多人都说，市场经济是可以进入管制的，价格是可以管制的，只要是买卖就行了。这叫市场经济。什么事情方便，都叫改革。譬如说管制价格也叫改革。所以说有明确目标或者有明确顶层设计的，这种改革就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需要针对这个提出明确的目标，没有顶层设计的。 　　第二个针对性，就是到了本世纪初期，出现了另外一种顶层设计。我们回想一下，本世纪初期开始出现了各种毛病，甚至看病贵看病难，上学的问题等等，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说“我们的改革被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了，方向错了”。那应该怎么把握正确的方向呢？就出来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就是强化政府，强化国企。于是就出现了开始是有“北京共识”，后来叫“中国模式”。这个中国模式跟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讲的那种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模式。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权威解释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 　　现在大家正在议论，在这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呢？我觉得现在历史的事件它提供了一种机会，一个是各种矛盾，改革停步它会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已经给了很多教训了。另外，这种新模式的一些典型的事例。比如说讲强势政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模式，它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就叫“高铁奇迹”。 　　高铁这个问题它的真相，它的后果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我不是说不要发展高铁，用这种方式来发展高铁，它的负面的东西现在暴露得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可能来达到共识。达到了这个共识，就可以做总体规划了。在这个总体规划下，各个方面的改革，都可以设计出互相互动的各方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　　

　　“ Mr.Market ”，这是中国经济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吴敬琏 (82 岁 ) 的别称，他是将市场引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先驱者。在 1982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找不到方向时，他曾写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属性和商品经济的属性》一文，在论文中为市场经济勾画出了草图。此后，在保守势力的不断攻击下，他仍坚守着“市场”，看到国家过分介入市场，滋生腐败和贫富差距的现实，他提出了“国退民进”的主张。这便是他在中国被尊为最权威经济学者的原因。 4 月 17 日，韩国《中央日报》记者在 KOTRA 主办、由《中央日报》赞助举行的《韩中共同成长高层论坛》上，见到了出席论坛的吴先生。   　　 – 能否请您谈一下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   　　“中国现在到了放下增长速度，重视增长质量 (Quality) 的时期。韩国、日本和泰国也都经历过高速增长的时期，但这些国家也都经历了经济危机。中国也不会有大的例外。每年超过 10% 的快速增长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如此，增长的质量才尤为重要。经济增长应该摆脱依赖政府主导投资的情况，转变为由市场效率主导经济成长。即使速度有所放缓，也会提高效率。”   　　 – 这一点我们非常赞同，但市场也不免会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不会发生急剧的下降？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但情况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严重。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是问题所在，这是因为之前放出了大量的资金，从而引发的现象。但最近两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紧缩政策，现在已经开始见到成效。通货膨胀正在逐渐稳定，房地产价格也在持续稳步下调，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吧。”   　　 – 您强调由市场效率主导的经济增长，在社会主义中国，市场是怎样一个存在呢？社会主义和市场能够共存吗？   　　“这个问题取决于如何定义社会主义。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有经济，是国家垄断，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只要有必要，市场也可以为我所用。市场只是单纯的市场，与国家体制无关，只是一种经济手段。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资源分配，这便是市场，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   　 　 – 现在，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富裕”呢？   　　“现在还很遥远。市场体系还尚未在中国生根，法治也非常落后。中国的贫富差距是腐败之风和国有企业的垄断所滋生的弊病，因此，我们需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过分依靠国家直接介入投资的经济增长只会催生腐败、拉大贫富差距，应该让工资收入超过投资收益，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增长方式应该由投资主导向以消费为动力转变，这是中国需要直面的课题。”   　　 – 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中国的出口也可能受到挫折，这种情况下，内需能否维系着经济增长？如果重视内需，那么人民币也应该升值，不是吗？   　　“汇率的市场化将会迅速进行。最近人民银行 ( 中央银行 ) 已将每天汇率变动的幅度从 0.5% 上调到了 1% ，从中便可看出。我认为，现在的汇率 ( 一美元约合 6.29 元人民币 ) 已经到了平衡点。汇率市场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便是合理的要求。美国的贸易赤字是由于本国人不重视储蓄所导致的，为什么要将罪名归结为人民币呢？正是这样，美国人才时常被批傲慢。”   　　 – 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现在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是吗？   　　“凡是要看两面。中国投资三万亿人民币 ( 约合 540 万亿韩元 ) 建设时速超过 300 千米的高铁，甚至有说法认为中国创造了‘速度奇迹’，但结果又怎样呢？温州高铁追尾事故导致数百人死亡，这便是腐败种下的恶果。就是国家自食其果。曾一度备受称颂的‘重庆模式’也是如此，重庆国民生产总值 (GDP) 规模为 1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收入为 1500 亿元。但在去年一年内，重庆固定资产投资额高达 7500 亿元，得益于此，重庆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 15% ，这种情况又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重庆模式以失败告终，所以最近重庆陷入了混乱。”   　　 – 今年秋天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预计会有什么变化呢？   　　“现在任何事情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但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改革，而且也一定会如此。中国现在面临领导人换届，因此对于改革的讨论也非常活跃，大的方向就是‘市场化’和‘法制化’。据悉，习近平副主席也对此非常关注。也就是说，改革一定会注入更大的活力。”   　 　 – 吴教授您怎么看待正在谈判的韩中 FTA 和韩中日 FTA 呢？   　　“当双方认为找到了利益平衡点时，谈判自然就会达成协议。为了在整体上达成协议，必然会有局部要受到损失，比如韩国的农业。农业是特殊领域。如果将这个问题政治化，会搞砸整个谈判。双方应对这一领域进行特殊的照顾，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也应该考虑韩国农民的利益。我个人认为，比起中国与日本的 FTA ，中韩 FTA 进展会更加顺利。”   　　 –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朝鲜是否会成为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心作用的负担？   　　“事实上，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绝对，中朝关系也不总是一团和气。我曾 8 次来访韩国，曾多次申请前往朝鲜，但都被拒。”   　　 – 是因为吴教授您是市场主义者吗？   　　“ ( 笑 ) 不知道，人民在忍饥挨饿，政府却在搞导弹试验，这让人无法理解。我很想亲自去朝鲜看一看，但对方不让去。。。。。。”   　　 – 学界至今还在争论“中国模式”的问题，还有说法叫做“北京共识”，您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吗？   　　“我知道强调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却不知道什么事‘北京共识’ ( 笑 ) 。没有什么中国模式，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中国模式，只是中国从计划·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现象而已，所以才出现了市场和计划并存的情况。”   　　 – 强调市场效率的西方资本主义也在经受经济危机的考验，您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肯定不会马上崩溃吧？但长期来看，前景并不乐观。他们 ( 西方人 ) 过度消费，不知道储蓄，而且在福利社会的名头下，他们也不努力工作，甚至有说法称‘在欧洲，只有德国人在工作’。民主主义的优点虽多，但却要去乞求选票，这是一大问题。”     《 国际财经时报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2012 级春季班开学典礼主题演讲）   　　欢迎新同学成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员！我今天想要跟同学们谈的主题是“迎接新挑战，备战中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竞争的形势，遇到严峻的挑战；第二，为了迎接挑战要做准备，中欧这个地方是做准备的一个最好的学校。希望同学们能够利用学习机会做好准备，在下一步中国企业的发展中，亮出你们的身手来。   　　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新挑战来自何处；第二个问题，为了迎接新挑战需要做哪些准备；第三个问题，如何在中欧做好准备。   　　第一个问题：新挑战来自何处？   　　我们要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所处的态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企业所处的环境做一个估量。我们要非常冷静地认识到，过去的 30 年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在短短 30 年间，中国从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准备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   　　中国现在的经济活动总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认识到，这样一个 30 年的顺利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短时期内就挣快钱、挣大钱，这个情况很快就要过去了。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你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过去这 30 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他是靠的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了：   　　第一，改革解放了中国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的创业能力。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民间创业是被禁止的，哪怕一块自留地、家庭副业都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长途贩运叫做刑事犯罪。所以人们都说，中国人、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但是大陆的华人除外。改革开放就解放了华人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现在民间创业的企业，包括个体企业，有几千万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是我们这 30 多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动力。   　　第二，改革打破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我们过去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叫做“城乡隔绝”，由政府主导进行强制性的投资来实现工业化，这样的模式效率极低。改革以后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一些很重要的基本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利用。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资源。过去因为城乡隔绝，大量的具有很好素质的、很好纪律的、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在农村处在低就业状态、半失业状态。改革以后，大致上有 1.5 亿到 2 亿的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这样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的状态，就使得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生产力呢？这是可以想像的。另外就是大量的农用土地和荒地变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办公楼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了。有多大面积呢？超过爱尔兰这个国家的全部国土面积。   　　第三，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推动。一个方面是大家都明显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出口大量增加使得我们整个市场需求大大地扩大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常常产生一个问题：要大量地投资，于是投资率在 GDP 里面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而消费率就相对地降低，这样就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国，而且有大量的外贸盈余，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补充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大范围的需求的提升成为支撑我们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完全依靠原始型的创新，在过去的 200 年间，使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较，积累了极大的差距。对外开放以后用短短的大概 20 年的时间，一般性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一般水平相比，差距迅速地缩小。   　　总结刚才讲到的这几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这就是说要素的数量得到了增加，支撑了我们的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过去 30 年，不但是投资增加使得我们的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们的效率提高，即经济学讲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的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但是，到了大概世纪之交，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逐渐地衰退了。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 5 、 6 年以前出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从 5 年前就开始了。   　　当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实现差距的缩小。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差距无几的情况之下，这就要靠原始型的创新了，就不能把技术拿过来就解决问题。就是说，原来的优势已经消退了，而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政府，政府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在动员资源投入他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追赶的时候这是有效的，利大于弊的，当你要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的时候，要靠创新。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的。   　　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发现这个方面的需要压缩了，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就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各种路径、方案的选择，做了一份《 2030 的中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 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全要素生产率 ) 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种语言就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 30 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的资源状况、生态状况，以及宏观经济状况。用过去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就靠发行货币来支撑增长，结果货币超发所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使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叫做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紧了怕它崩盘，减速减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上降低。所以这种办法已经不行了，一定要转变。   　　转变又碰到一个问题，为什么 30 多年都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体制有问题，就是 30 年前就提出过的，叫做体制性障碍。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就要推进改革，要改变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应该说过去这些年，大致上有 10 年左右，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上面来说，从顶层来说，要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一个网络设计中间提出的一个说法，叫做 top-down design ，从最上面往下来进行设计。首先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政府控制着整个市场、整个社会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个法治、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有许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要进行设计，这是从去年以来最热的一个话题。   　　另外一方面，因为有实际的需要，所以从下到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惊蛰已过，新制度创新从基层往上，在出现一些新的现象。比如说，上海的增值税扩容，主要是使得我们的服务业不至于受到营业税的多重征税的限制，让我们的服务业能够发展起来。   　　比如说广东省最近的关于企业注册的改革，就体现出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进入的都自由进入，简化企业的注册登记的手续。像这样一些改革正在各个地方有很多新的创新。增值税扩容是从上海开始的，开始的时候好像中央的财政和税务机关都是表现得比较被动，比较保守，害怕减收，但是很快就在全国推行。现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积极地到处推行，而且保证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给这种改革以政府的补助。   　　顶层设计和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这两个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我们在今年秋天以后政府就换届，新的一届政府很有可能就会迎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而改革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正面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改革会加强竞争度。竞争是能够造成繁荣的，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它要面对很严酷的竞争压力。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大的改革会使得整个市场的竞争度加强，企业要适应这种状态，适应这种新的经营环境，迎接新的挑战。   　　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挑战，企业家就要做好准备。我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正好是这么一个学府，是一个帮助企业家吸收新的知识，更新知识结构，来迎接新挑战的一个很好的学府。   　　为了迎接新挑战，就需要对过去我们的经营活动作出总结。过去那种在靠拼资源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容易地挣快钱的方法，在新的形势之下恐怕就不行了。 The party is over 。那怎么办呢？就需要爬坡。   　　新的更规范的市场上的竞争，可以说是一场恶战。希望我们的学员能够在中欧这个环境下，做好新的、激烈的，当然是规范的竞争环境中的各种准备工作。   　　过去在中国不很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可以靠一些前市场经济的办法，比如说结交官府、拿到特殊政策来发财致富。但是，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就不行了，而要靠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来提升自己的盈利水平和收入水平。   　　中国过去的企业家常常向一本小说去学习，那本小说叫《胡雪岩》。胡雪岩的基本办法就是结交政府，而不是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通过自己对社会做出贡献，使得自己的企业、自己的事业能够发展。   　　中国将会有一个更加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要迎接这个挑战，就需要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企业家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迎接新挑战，备战中欧。我们作为教员，也希望在企业家备战中欧中完成我们的任务。希望我们能够在教学相长、在合作中，使得学员们的经营能力、在竞争中取胜的能力能够得到提升。       　　我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有句话叫“中国深度、全球广度”。希望我们的学员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取得成功，让我们共同努力。谢谢！

  　　《小康·财智》：在目前的中国发展中，您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吴敬琏：目前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又包括两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中国经济学界最近几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增长模式，或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严重的缺陷。所谓经济增长模式，是指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和技能）等生产要素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采取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必然造成投资率不断提高和消费率不断降低以及内需不足。为了弥补最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刺激出口的政策，可以在一段时间 , 比如说十年、二十年内维持 GDP 的高速度增长，但是，所有采取这种发展战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表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金融危机让我们更加痛切地意识到增长的模式如果不改变，将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让经济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资产，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甚至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借方和贷方不对应了，一些企业的资金链断裂，甚至出现一批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   　　大量的货币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这时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如果不以较大力度实行紧缩政策，资产泡沫就会继续膨胀直到爆破，或者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紧缩到位，由于摊子已经铺得很大了，没有后续资金注入，投资项目变成“半拉子工程”，工人失业，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面对这种状况，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增长的方式。   　　《小康·财智》：对于经济增长模式，您认为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吴敬琏：唯一的出路就是从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   　　这个正确的发展思路早在 1995 年制定 “九五” 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 10 年以后的 2005 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 2006-2010 年五年的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 2007 年的中共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这些提法都非常明确，非常重要。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强势政府控制下的粗放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小康·财智》：您认为中国发展与转型有哪些体制障碍？怎样消除这些障碍？   　　吴敬琏： 2005 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许多学者通过深入的观察，提出了深刻的意见：经济转型进行得不顺利的主要原因，是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这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其中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是四点：   　　政府拥有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并垄断重要行业；各级政府握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如控制银行信贷资源、土地资源，各级官员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干预。   　　 GDP 作为政府的政绩。目前考察各级党政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志是 GDP 的增长，整个社会也是有这样一种观念，促使他们向所谓“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投入大量资源来营造“政绩”。   　　财税体制。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联，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因此各级政府不能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而轻视公共福利，如教育和医疗。   　　行政干预使市场价格信号扭曲。所谓市场机制，就是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引导资源流向的机制。邮局行政定价和行政干预，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上游产品、原材料、信贷等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被行政定价所扭曲，这些资源只能直接或间接地由行政手段配置，促成资源的大量误配和浪费。   　　总之，要实现转型，关键要有个好体制。好体制靠什么？要靠改革。不单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小平同志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经济转型要消除体制性障碍，这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比如说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营造法制环境等，而不能开倒车。   　　体制问题如果转不过来，不管用多少政治号召、道德上的说教去打动，作用都不大。   　　《小康·财智》：您认为什么样的政府职能比较合适？有人认为政府就应该越不作为越好，您怎么看？   　　吴敬琏：我不赞成政府越小越好、无所作为更好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认为所谓“强势政府”即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观点。我赞成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观点，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而不是“全能”的，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服务。   　　《小康·财智》：投资、消费和出口顺差是构成总需求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从而也被看作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目前出口顺差呈缩小的趋势，我们亟须拉动内需，但是现在依靠劳动力的收入非常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里分析过 19 世纪中期劳动者收入份额相对下降的原因。他指出，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劳动者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是所谓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与此类似。目前投资率已经提高到 45% 左右的惊人高度，资本收入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也相应提高到惊人的水平。在中国，资本所有者是谁呢？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企，再后是私企，特别是那些同政府和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得到政策“照顾”或分享特权的私企。所以，问题还是回到了经济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上。   　　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结构的问题，光靠政府“削富济贫”的再分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更何况政府出手愈大，就要从纳税人那里索取更多的税收和非税收入。最近两年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已经达到 30% 以上的畸高水平。这样下去，只能压缩中等收入阶层或称中产阶级（白领）的收入空间，甚至造成国家问题：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小康·财智》：您经常提到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寻租。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本质上来讲，腐败是行政寻租现象。有人说腐败的蔓延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这种说法无法从历史上找到证据。欧洲国家历史上最腐败的时代，是 17-18 世纪的 “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时代。采用国家干预手段积累国家财富的重商主义是市场经济建立以前的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1776 年出版）对重商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强化重商主义，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就不能避免。现在贫富悬殊特别严重，一个原因是粗放增长模式，再一个就是重商主义式的政府干预造成了普遍寻租的基础。   　　不独中国，二战后采取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经历过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吹胀和最终破灭的灾变。当然，即使出现了危机，也不是永远不能自拔。如果能够痛下决心，厉行改革，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重现繁荣。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用改革，特别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来重塑体制，使企业的竞争能力得到很大加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小康·财智》：对于社会保障和教育的缺失您的观点是什么？   　　吴敬琏：一些中外学者早就指出，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在中国往往被称为“事权”）过度下移到省、市、县一级。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 70% 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有必要和有理由多方设法弄钱，扩大财政的盘子。比如我记得 2002 年一次讨论农村工作的座谈会上议论的一个问题：九年义务教育在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