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法广 | 法国舆论看中国: 中共新常委—观望和过渡性的常委

文章介绍说,除了习近平与李克强之外,中共政治局新常委的其他五人的平均年龄为65岁,也就是说,五年之后,他们都不会继续留任。这五位新常委成员中,只有俞正声曾经呼吁要求加强法制社会的建设,不过,俞正声作为江泽民上海帮的成员也从未就司法独立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至于王岐山与张高丽,他们都主张推动经济改革,呼吁进行金融改革,推崇市场经济,但却对政治改革只字不提。王岐山被任命中纪委书记显示中共反贪腐的决心,但却相对减弱了他对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而张高丽治理经济的能力与王岐山无法相比,张高丽治理下的天津市债台高筑以及城市基础建设缺乏规划都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目前取代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江毕业于朝鲜金日成大学,是国家计划经济的推崇者,对市场经济始终持有保留,他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时就明确反对政治改革,并且同中国境内最开放的南方报系的记者们纠葛不断。 作者认为十八大新常委将在政治改革领域刹车的最明确的迹象就是主张改革的汪洋以及李源潮都未能入围,这两位官员不仅在中共体制内部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都是中共内部重量级官员,汪洋是广东省委书记,李源潮则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而李源潮的出局不能不说是胡锦涛派系的一大失败,因为以李源潮为首的中央组织部掌控着对中共高层官员的调查情报,了解官员对党是否忠诚的所有细节,他是中共内部人事调配的关键机构。而且李源潮与各派系之间的关系似乎都十分融洽,因此,观察家此前一致认为李源潮入常已经定局。 事实上,在新入常的成员中只有刘云山属于胡锦涛派系,而刘云山多年来主管中宣部,是七位常委中唯一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委员,中宣部以控制舆论,钳制媒体为宗旨,刘云山的政治理念自然同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文章认为,十八大令外界惊讶的一大看点是胡锦涛并没有继续连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本可以效仿邓小平与江泽民继续留任军委主席,但是,他却比他的前任们提前交出了军权,这被许多观察家们解读为是胡锦涛未能成功地将自己强加于他人,不过,习近平同时接任党总书记以及中央军委书记的职务,这无疑将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减低各党派之间的权力争斗。 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这是中共十八大的又一大惊人之处,因为,中纪委的位置本应该由李源潮主掌,而王岐山这位国际社会公认的市场经济以及金融界的专家居然在政治局常委退居二线,这难免令人担忧。不过,也有人认为王岐山不主管经济事务是为了避免给将于明年三月上任的总理李克强蒙上阴影。 另外,法国《观点周刊》驻京记者卡罗琳•普埃尔Caroline Puel也在胡锦涛为何彻底交出政权一文中分析说,尽管与北京高层关系紧密的社科院学者认为胡锦涛是因为自己深受中共元老垂帘听政之苦,所以才希望尽快退出,大多数密切跟踪北京政坛动向的观察家们都认为胡锦涛是不得已而为之。首先,不同消息来源都显示在今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胡锦涛的执政成绩受到严重质疑,其次,习近平今年九月初神秘失踪十多天,其中原因据说也是因为习近平拒绝在胡锦涛继续掌控军权的前提下接任党总书记,最后,胡锦涛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使他在党内外的威信都大打折扣。据透露,胡锦涛九月在俄罗斯海参崴参加亚太峰会时曾经要求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不要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收购钓鱼岛,而日本政府却在峰会结束之后的第二天就宣布将钓鱼岛收购国有,使中国人丢尽脸面,这才引出了中国航母在两周后正式入编以及胡锦涛高调前往参加入编仪式,试图给日本一个下马威。 总之,习近平一手独揽中国共产党与中央军委大权这将有利于他在上台之后迅速掌控局势,《观点周刊》特别指出中国官方周四发布的有关习近平的宣传资料中增加了习近平曾经在军队任职的内容,而2007年公布的习近平生平介绍中却对此只字未提。习近平周四首次作为党总书记亮相表现成绩甚佳,比他的前任更轻松自然,更有个人魅力,下一步要看他如何处理新政权难于回避的几大难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日钓鱼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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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危险的务求自保政权

北京 周四,在这里举行的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代领导班子。同时,尽管并非有意,它也向世人透露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大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David E. Smith 11月8日,即将卸任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持十八大开幕式,朗读报告时,指出了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很明显,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周四,胡锦涛的继任者习近平获得任命后,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并且要解决党内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然而,此次党代会所任命的核心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却以保守派居多,而两名主要的改革派却被排除在外。持续了一整年的幕后政治交易最终产生了一个七人组成的以安全考虑为第一的常委会,就此完成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那些忠诚、受信任的党内人物得到了提拔,他们坚定地遵守党的核心路线,从不表达自己的任何观点。 从相关内部报告和讲话中,我们了解到,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已意识到,需要对那个自1978年经济改革起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模式进行变革,并需要适当及时应对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随着工资水平增长、资本价格升高,再加上发达国家市场的疲软表现,邓小平所倡导的发展模式中的三个关键元素——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本和强劲的出口需求——已经今非昔比了。20世纪80年代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私营部门也遭到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挤压。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引发的公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污染问题。而腐败是它一个最大的心病 。公众越来越不相信道德规范。虽然个人自由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任何人如果宣扬一党专制之外的多党竞争式民主,都很可能会进监狱。自1949年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政治束缚与当今由社交网络连结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推崇中国政治体制的人将它描绘成一个成熟的精英政治体制,行政立竿见影,和西方民主国家政客的笨手笨脚不同。然而,像这样的精英政体,它的基础只不过是占全国人口6%的党员。官员提拔的标准很不透明。个人的忠诚以及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私相授受的关系让这个体制扭曲变形。这一点从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在权力交接中再次露面即可看出,他10年前就应该退休了。 胡锦涛开幕致辞时至少承认了其中一些问题,而且他同时卸任中央军委主席,而没有像他的前任江泽民那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留任,扫除了人们的疑虑。但是,像其他高层领导一样,他坚持说这个政治体制应该保持不变。 但是,如果拒绝变革,包括法制的改革,要想解决所谓中国模式的各种弊端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共政权控制一切的本质,和中国公民社会的薄弱,意味着急需的改革会遭到既得利益的反对。这些利益集团从现行的体制中得到好处,而且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能阻止变革。 政治局常委前期选拔过程中的两位有改革派资历的男性候选人(高层领导中没有女性)——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最终没能入选。 问消息人士为什么习近平能登上最高领导地位,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习近平让各派利益集团感到放心。在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问题上,他没有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立场。这使他成了中国领导层的象征。这个领导层已经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演变为一个神秘保守的决策集体,好像是公司董事会。他们不接受公众监督,不用为自己的决定作出解释,指望着只要有一系列好看的统计数字,就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不管人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中国模式与美国总统竞选中公开的激烈辩论相比,那种反差是惊人的,这种模式的缺乏大众参与,也是惊人的。 对于一个务求自保的政权,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十分危险。中国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发展阶段,它需要为未来几年规划一个路线图。缺乏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和顽固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成了路上的障碍。 现在,习近平已经登上了权力顶峰,问题是,他能否破除陈规,挑战这个成全了他的体制,从而引入改革。但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有这样做的愿望,不知道假如他有的话,这个体制是否允许他去做。中国有太多众所周知的未知数,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量,这实在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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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杰:清醒认识和驾驭改革的三大规律

李忠杰:清醒认识和驾驭改革的三大规律 进入专题 : 改革    ● 李忠杰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同时,也是一个艰难的历史任务、漫长的发展过程。   纵览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运行轨迹,我们发现,在其运行态势、成效命运、潮涨潮落的背后,实际上有三大规律在起作用。尤其是周期性发展规律,很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和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了这三大规律。到现在来看,这三大规律被充分证明,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一直发挥着作用。   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充分注意这三大规律的影响和作用,科学回答这一规律正在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因势利导,自觉运用和驾驭这三大规律,积极引导改革开放走向新的高潮,而不要被动无奈地滑向低落。      一、改革的自觉有序性规律      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变革的新形式。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是在社会主义自身基础上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因此,是一场主体自觉性运动。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依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地进行的。因此,社会主义改革首先和基本的规律,就是自觉有序性规律。   自觉有序性规律包含着两层内容:   第一层内容,也是最主要的内容,是改革的自觉性。就是说,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自觉地认识到传统体制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的基础上由自身提出的要求;改革的主体力量就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即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改革者来说,改革的目标是自觉的、明确的,而且是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一致的,即是要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其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改革的行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它不是任何个人的盲目行为,而是改革主体一系列具有自觉性的行动。   第二层内容,是改革的有序性。就是说,改革作为一种主体自觉性的运动,必须在相对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具体说,改革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有比较周密的计划、方案和行动的部署;改革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的各项内容及其顺序和实施时机,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要求,不能一哄而起;改革必须有组织地进行,不能随意放任、各行其是,更不能搞无政府主义,同时,也要鼓励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改革的主体自觉性,决定了改革的有序性。或者说,改革的自觉性,必然要求改革始终保持有序化的状态。自觉性和有序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自觉有序性规律的整体。   改革的实践证明,自觉有序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任何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自觉有序地进行的。这种自觉,部分是来自于理性的自觉认识,根本上是来自于实践的强烈要求。总体上,都是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从而使改革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和理性的行动。   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大都是在自身发展遇到严重困难,甚至像中国那样遇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后,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才逐步走上改革之路的。这种状况,能不能说“自觉”呢?答案:是。这虽然是某种被动的“自觉”,但同样是自觉有序性规律的表现,甚至是一种主要的表现。传统体制的弊病,社会发展遇到的挫折,使得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惟一出路。在改革启动之初,对于执政党和领导者来说,这种改革多少有点“被逼无奈”的感觉。但无论如何,改革都是在执政党和领导者们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之后才真正启动的。如果执政党和领导者们没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就不会启动,任何自发性的改革尝试也不会得到支持,改革也就无以进行。随后,在改革的进程中,如果执政党和领导者们失去了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改革也难以继续下去。所以,自觉的认识,是改革得以启动和发展的基本的和前提性的条件。   除了自觉,有序,对于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改革本身意味着对旧体制和就秩序的冲击,是一种“非序化”的行动。但是,这种对旧体制和就秩序的否定和冲击,都是也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如果超出了这种限度,改革自身就会失序,社会就会混乱,执政党和领导者们也不可能容许。不管处于什么原因,改革都会停滞甚至倒退。   所以,不自觉便无以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序。违背了其中任何一个要求,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会导致混乱或灾难性结果。   那么,有没有执政党和领导者们的认识落后与实践和群众,缺乏对于改革的自觉认识,从而不愿改革和阻碍改革呢?这种情况当然是有的。而这种状况恰恰证明了改革必须是自觉的。自觉了,才会实行改革;自觉了,才能坚持改革。反之,不自觉,就没有改革;不自觉,就不能坚持改革。因此,改革的自觉有序性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违背了这一规律,改革就不可能得以启动和坚持下去。   在新形势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和深入下去,依然在于能否自觉。自觉,就能坚持,就能深入,就能不断发展。      二、改革的整体性协同规律      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某一领域和某一方面的完善和修补,而是对传统体制的全面改造,是从宏观的微观的全方位综合治理,是对社会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的深刻变革。参加改革的是整个党及其领导下的千千万万人民,是不同部门、不同职业的人们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改革大军。因此,改革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制约和决定其运行状态的基本规律之一,便是整体怀协同规律。   改革的整体性,表现在每个领域、每个部门的改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个区域的改革也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在空间上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各领域、各部门各地区结合而成的改革整体,具有任何子系统所不能取代的整体功能;每个部门和局部的改革都不能脱离整个系统,而整个系统的改革又影响和决定着部分和局部的改革。   改革的整体性决定了改革的各个部分之间具有密切的协同关系。即各部分的改革不能孤立进行,而必须互相配合,在规模和速度上保持大致均衡的关系,既要有重点突破,又要有整体推进,各部分之间互相呼应,协同运动,使改革沿着有序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协同,不是静态的平衡,而是动态的协同。而且这种整体的和谐、匀称、协调的状态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需要通过自觉的调节、控制和协同的方式才能形成。如果不能自觉地实行协同,改革就不可能有序、稳定和持续地进行。   这种整体性协同规律,如果用图表表示,是一个“向心——辐射模型”。它对改革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同有如下要求:   一是坚持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围绕经济改革进行,实现经济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协同。只有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和取得成功,其他改革才能相应推进和取得成功。其他改革都要面向中心,服从和配合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要主动向外辐射和输出能量、要求,积极推动和开展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形成万紫千红的局面。中心与外围,互相作用,互相配合。主次关系不能颠倒,也不能脱节。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最重要的改革牢牢抓住不放,同时相应地开展其他领域和方面的改革。而其他一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或转向,与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大有关系。   二是坚持谨慎而又果敢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协同。在“向心——辐射模型”中,政治体制改革不处在中心地位。与其他改革一样,它也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受经济体制改革支配,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如果颠倒这个关系,改革就很可能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虽不在中心,但作为上层建筑,却处于一种层高临下的态势,并且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的命运。政治体制不改革,或者失败了,都可能对经济体制改革或其他改革产生致命的影响。   如何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是整体性协同规律中最需要处理好、但也最难处理的一对关系。经济体制变动了,必然要求上层建筑进行变动,这是基本常识。但问题是怎么把握这种变动的关系和程度。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相适应。但是不是同步关系?很多人都认为是同步。但其实,只能是有限同步,或适度“错步”,而不可能完全同步。某些个别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早于经济体制改革外,多数政治体制改革则会稍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从整体而言,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保持“慢半拍、浅三分”的关系。慢一点,浅一点,就比较顺利;如果同步、甚至超前,改革的难度就会成倍增长,甚至导致翻船。当然,也不是过于滞后。过于滞后也会影响经济体制改革。   三是坚持在各项改革的周围形成一种改革的“意识场”,以无形的方式促进改革的整体协同。场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如磁场、引力场等等。它不是实物,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客观存在,充满于整个空间,并具有传递相互作用的能力。用场论看改革,围绕着改革,也存在一种“场”,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场,我称之为“意识场”,即由人们的思想观念所组成的意识环境,包括对于改革的认识和态度,也包括其他有关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的观念意识。这种“意识场”,处在“向心——辐射模型”的最外围,但对改革却起着潜在的但却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如果围绕改革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向上、开拓、创新的意识场,改革就能在一种较好的意识和舆论氛围中进行;反之,如果围绕改革的是一种消极、无为、软弱、保守、冷漠、僵化的意识场,那么,改革的生气就会在冰冷的氛围中湮没。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全党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对于改革开放的一路推进,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指导下,全党全社会形成了一种上下同心协同改革的意识场,使改革开放得以在良好的氛围中进行。   当然,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也正在出现和弥漫开一种“改革疲劳症”。对于改革的质疑之声加大,坚持改革的热情下降,推进改革的动力减弱。这种“意识场”的变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将会产生不可轻视的消极影响,必须及时给予高度的警惕。      三、改革的周期性发展规律      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上升性和回复性的统一,用形象的语言说,叫做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其轨迹,从起点、上升、高潮、直至顶峰,然后下降,至最低点,构成一条波浪式的曲线。如果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周而复始,它们便构成了运动的周期性。   这种周期性,无论在自然还是社会发展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革有没有周期性?理论上来说,改革作为一个贯串与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的社会运动,不可能没有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不可能没有发展和中止、高潮和退潮的交替。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必然会具有周期性。   所谓周期性发展规律,同样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说,社会主义改革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无论从改革的内容,还是改革的形式,以及进入改革状态的领域来看,不同国家的改革都会有大致的先后顺序,有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因而总是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这种阶段的前后顺序是很难颠倒的。只有在前一阶段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入之后的阶段。每一阶段的改革完成之后,又会相继提出新的改革任务和要求。改革总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推进的。   另一方面是说,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看,改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改革的基本任务不是通过一次改革行动就能完成的;相反,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多次试验、多次改革才能够完成。虽然人们主观上总是想把改革顺利地推进到底一次成功,但客观上,由于各种分力的制约,最后构成的历史合力却决定了很难做到这一点。改革的高潮持续一段时间后,必须会有一个稳定、调整、消化、巩固的过程,甚至必然会中途停顿,暂时进入低潮状态。当积累了新的问题,或新的条件具备以后,改革将再度举起高潮。   总之,沿着一条螺旋形上升的道路,周期性地提出改革的要求,周期性地兴起改革浪潮。如果用图形来表示,其运动轨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波浪起伏的曲线。高潮→低潮→高潮,如此循环往复地出现。当然,每个周期的起点和终点并不在同一个位置上,而是每一个周期都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循环中,改革逐步深化、发展,直到最后完成其历史使命。   上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首开改革先河。随后,又在苏联东欧国家渐次展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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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调查:中印俄对企业友好程度下降

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全球商业晴雨表(FT/Economist Global Business Barometer)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企业高管表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政府在过去3个月期间对企业的友好程度有所下降。 根据这项针对逾1500名高管的季度调查,在全球四大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只有巴西的对企业友好程度有所上升。 这项调查公布之际,正值各方担忧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统称为金砖四国(Bric)——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在被问及他们如何评价某些国家的政府时,33%的高管认为中国“不友好”或者“非常不友好”。这个比例高于7月份调查得出的31%——那次调查的结果还好于年初,年初有40%以上接受调查的高管认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企业不友好。 28%的高管认为中国政府是“友好”或“非常友好”的,低于今夏调查得出的30%。近几个月来,中国领导层换届(习近平在周四被任命为中共的新领袖)和中共内部的一起丑闻让该国领导人有所分心。 俄罗斯和印度的数据显示出类似趋势,逆转了2012年早些时候在友好程度方面的某些进展。但这两个国家仍被视为较年初时更加友好。 俄罗斯仍被视为是金砖四国中最不宽容的:54%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政府不友好,高于上一季度的52%。只有15%的高管认为俄罗斯政府对企业友好。 36%的受访者认为印度政府不友好,高于上一季度的32%,尽管印度政府在9月份宣布了大胆的经济改革、对外国投资者开放零售和航空业。29%的高管认为印度政府对企业友好。 巴西的情况与此形成对比。44%的高管认为巴西友好,高于前一次调查得出的42%。只有15%的高管抱怨巴西不友好,低于上一个季度的16%。 这项调查是在10月份和11月初进行的。受访者认为,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对企业更加友好了。75%以上的高管认为加拿大对企业友好。 美国赢得近70%的肯定,而68%的高管认为英国对企业友好。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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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习近平的升迁之路

Ian Waldie/Bloomberg News 习近平副主席(中)于2010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1年1月24日。  北京——本周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结束访美,回到中国。他此次出访是想修复同美国的关系。然而,当白宫下一次再为迎接中国领导人而出动仪仗队并擦拭饰品时,就不太可能是他了。 根据几年前就大致定好的秘密接班计划,胡锦涛已经开始准备离任,将接力棒交给预计将接替他的前省级领导人、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尽管习近平预计明年将正式接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军事大国,但即便是在中国,他对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个谜。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2008年,在胡锦涛主席的注视下,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然而,借助广泛的采访和中国官方出版物全面审视习近平的过往,就会发现他的升迁建立在政治敏锐、家族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灵巧相结合的基础上。就像他将要执掌的国家一样,习近平灵巧地维持着中共的领导地位,同时把经济增长列为党的首要任务。 他的履历记录中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打算引领中国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但一些政治观察人士也表示,他在党内比胡锦涛享有更广泛的支持,这可能让他有更大回旋余地,可以尝试新的构想。同时,对于他将如何在一个权力日益分散的体制内部行使权威,还存在不确定性。习近平同军方的关系也比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上任时深厚。 在其从政生涯的相当大部分时间里,现年57岁的习近平都在繁荣的华东沿海地区主政,这些地区处于中国的市场威权主义实验的前沿。这场实验包括吸引外国投资、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扩大政府对模范企业家的支持等。这为习近平提供了政治和经济经验,而这些经验是胡锦涛在出任最高领导职务时所缺乏的。 作为一名官员,习近平没有胡锦涛那么阴沉。高大健壮的他是一名所谓的太子党——党内革命精英的后代,他的第二任妻子是知名民族声乐歌唱家、解放军少将彭丽媛。 与刻板的胡锦涛不同,习近平在最近几次讲话中发表了针对西方的尖刻言论,警告批评中国崛起的人“不要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但他又让自己的女儿用假名入读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升迁过程 认识他的官员和其他一些党员称,习近平一方面在党内高官(特别是江派高官)圈子中凝聚人气,另一方面尽管享有显赫的家族关系,却努力塑造谦逊、自立的形象,以此一步一步向上攀升。 2002年,习近平还是沿海省份福建的省长。从他当时对一个发电厂项目的处理方式中,就能看出他细腻、务实的风格。那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当时濒临失败。美国柏克德公司(Bechtel)和其他一些外国投资者向该项目投入了近7亿美元(约合44亿元人民币)。但这些投资者与规划官员陷入一场争端。 在回避了外方高管反复提出的会晤请求后,习近平在某日晚上终于同意在省政府大楼同该项目的一名美国商业顾问谈谈。该顾问的父亲和习近平的父亲在上世纪40年代就成为朋友。 习近平解释说,他不能插手涉及其他大权在握的官员的争端。但他显示出,他对那个项目很了解,也很支持,他承诺“在双方达成一致后”会晤投资者。此言推动达成了妥协,使发电厂得以投入运行。 “我当时就想,‘这人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人物,’”那名顾问表示。他名为小悉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 Jr,其父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第一个加入中共的美国人——译注)。 去年10月,习近平的政治技巧赢来了最丰厚的红利,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举意味着他基本上肯定将在2012年末接替胡锦涛出任党总书记,2013年出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可能会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几年。 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学者张小劲表示,多年来,习近平借助“他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构建起自己的魅力。 “在经济改革和发展方面,事实证明他很有效,”张小劲说。“在政治改革方面,他没有冒任何将会招致批评的风险。” 习近平也是党内相互竞争的两派(一派忠于胡锦涛,另一派与江泽民结盟)均能接受的妥协人选。在中国的集体领导制度下,江泽民在任命胡锦涛的接班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习近平的精英血统以及在沿海富裕地区的任职生涯,让他更紧密地同江泽民结成了盟友。但和胡锦涛一样,他的性格形成时期是在内陆度过的。胡锦涛曾和习近平的父亲、中国内战时期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习仲勋关系密切。 习仲勋是观念比较自由的党领导人之一,在毛泽东时代受过多次整肃。上世纪80年代初,他策划在深圳创立中国首个经济特区。在幕后,他支持有自由派倾向的领导人胡耀邦,后者于1987年被免职。他还谴责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对抗议者进行军事镇压。 习近平小时候住在北京,曾入读最好的军队高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他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15岁时,他被送到陕西省,在黄土高原上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他在梁家河村待了7年,最终成为该村的党支部书记。 习近平变得痛恨意识形态斗争。在2003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 即使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他的和解式领导风格就很明显。80岁的吕能中(音译)说,“人们有了矛盾,就去找他,他就说,‘过两天再来吧。’到时候,问题也就自己解决了。”习近平曾在吕能中的窑洞里住了3年。 后来,习近平靠家里的关系入读北京清华大学。他的从政生涯始于担任耿飚的秘书。耿飚是习仲勋的盟友,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20世纪80年代早期,党内“老同志”已确定习近平为未来的接班人之一。他的第一个京外职位是在河北省。他在那儿推动当地旅游业和乡村企业的发展,但被保守的省级领导阻挠。随后,党把他派往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17年期间,习近平曾在3个城市任职。 他在那儿争取台商投资。他还担任福建的军事领导职务14年。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中国政治学者梅瀚澜(Alice L. Miller)说,他对台湾地方问题的了解“可能使他对海峡两岸关系的看法比较灵活。” 习近平在福建省会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时,一些雄心勃勃的投资项目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市领导与香港房地产大亨李嘉诚签订了改造老城区的合同,却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不了了之。新的国际机场也严重超出预算。 习近平也不能完全摆脱腐败丑闻的阴影。他离开福建几年后曝光的消息显示,在党对宁德和福州的受贿行为进行的一次调查中,两位他提拔的前市级领导落马。 获得北京关注 但在北京,最高领导人护着习近平。1997年,党内代表们投票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344名委员及候补委员时,由于人们普遍仇视太子党,习近平其实票数最低。但是他还是作为候补委员挤了进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中国政治学者李成说,时任党总书记江泽民及其权力掮客曾庆红支持习近平,帮助他一路上升。 他随后担任同样是沿海省份的浙江省的省委书记。这个工作轻松一些。浙江的经济发展也很活跃。习近平响应中央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倡议。他也把自己的名望押注于一些当地的民营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后来成为全球公司。 他在2002年末上任不久后,就参观了当时浙江省唯一的汽车制造商吉利公司(Geely)。该公司不屈不挠的创始人李书福刚开始从国有银行获得一些资金。习近平评论道,“像吉利这样的企业,如果我们不加以大力扶持,那我们还去扶持谁呢?” 去年,吉利从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手中收购了沃尔沃(Volvo)。 习近平也很早就看重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现在的阿里巴巴是一家电子商务巨擘,也是雅虎(Yahoo)在中国的合作伙伴。2007年他离开浙江,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之后,曾对马云发出邀请,“您能来上海帮助我们发展吗?” 当时,党的有关部门正在推动民营企业成立党支部,这是江泽民拉近企业与党的关系这一核心思想的一部分。习近平手下的官员把一些虚职分配给企业家,让一些人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人大代表。习近平也谨慎地支持在浙江省开展小规模的政治改革,在那里,当时基层正冒出民主实验的事例。 县级领导项汉武说,武义县有个村子,那里的干部们允许村民选举产生一个3人的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村领导,习近平注意到了这件事。他发出一些重要指示,帮助推广了这个不起眼的试点项目。这套制度赢得中央党校(培养有前途的干部)的赞许。8月,浙江省同意在全省推广这种做法,尽管党也安排了附加的控制机制。 通过推动浙江省与内陆贫穷省份建立经济联系,习近平的仕途也得到了重要提振。他率领富裕的浙商团队与西部省份的官员们见面,赢得其他省份领导的好感。 升至最高职位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几年里,习近平并不被视为接替胡锦涛出任党总书记的热门人选。最受关注的是胡锦涛的门生李克强。然而,2007年3月原上海市委书记因为养老基金丑闻下台,由习近平出任这个职位后,他的政治实力开始急速增强。 上海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权力大本营。习近平在进入最高层的小圈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前,在上海任职七个月。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习近平在他们的地盘上帮助淡化了丑闻的影响,同时强调中央政府有关胡锦涛所提倡的适度增长的指示。 几十年来,这种平衡做法给他带来了很多好处。 自从进入北京的权力核心后,习近平强化了自己长期保持的团队成员的姿态。作为中央党校校长,他最近把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政治道德教育放在了重要地位,这一趋势正在官僚体制内复苏。 他对西方的态度仍然很难预言。维基解密(WikiLeaks)获取的外交电文显示,他曾在晚宴时告诉美国驻华大使,他很喜欢好莱坞(Hollywood)关于二战的电影,欣赏美国人的那种善恶观。他对著名中国导演张艺谋持批评态度,说某些中国电影导演忽视了他们本应推崇的价值观。 但是在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习近平在一群海外华人面前为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进行辩护时暗示,外国人担心中国在世界上拥有的新的实力,这使他不耐烦。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他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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