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

VOA:中国两会“十二五计划” 有意经济转型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重点之一是审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此举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方向性作用。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开始降低GDP的重要性,经济发展更应该是求实质而非数字。 *温家宝:民生是出发点* 温家宝总理2月底曾明确表示,“十二五”的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低于往年。温家宝说:“我们特别强调民生,把它作为整个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在近期结束的地方两会中,已经有江苏、湖南、陕西等省明确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纳入地方十二五规划,同时调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速。 陕西省代省长赵正永更是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陕西发展的主题是“富民强省”,首次把促进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摆在全省工作的首位。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应该从对GDP数字的强调转为GDP的质量,注意高GDP背后的公平分配。他说:“牺牲一点数字,更多一点质量。收入分配、就业、环境保护、泡沫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涉及GDP的质量。美国不只看经济增长,还看失业,中国连失业指标都没有,现在多少人失业不知道。”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认为,对国民最关键的是今后五年希望看到经济增长能带来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他说:“比如税收,尤其个人所得税制有重大改革, 把单一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造成完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说制。” *加强市场作用 减少行政干预* 夏业良认为,除了对重要民生用品价格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以市场的手段替代行政干预,房地产的“伪市场”就是如此。 他说:“中国房地产市场之所以是畸形的,正是因为其并非一个真实的房地产市场,不是土地私有制,也没有土地根据需要市场化配置的机制。老百姓有很大的心理反差,因为很多人依靠不正当手段获得国家稀缺资源,例如经济适用房。” 除了国内向“富民”转变之外,中国经济也在国际一体化市场中受到国外经济环境的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从出口转向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 不过夏业良说自己对两会不抱希望。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是能够提案的与会代表更会唱赞歌,另一方面是政府以往缺乏诚意。 他说:“如果他们有诚意尊重代表委员的话,就应该把年度预算报告和决算报告审计报告在会前向代表公布,不应该在大会上宣读文字拖延时间。对网上评论应该放开,现在恰恰相反,国家动用一百万警力保卫两会,另一方面网络上又十分紧张,不准发表敏感文字。” 茅于轼告诉美国之音,四五年前曾听说有人提议让他当政协委员,不过因为他要求六四平反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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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不能绞杀民财

经济转型不能绞杀民财   2010-10-19 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不仅需要总量数据,更需要人均收入水准、货币购买力提高,不提货币购买力光提人均GDP与CPI纯属忽悠人。       有一连串的预测数据印证中国未来将发生变革,其中主要包括经济结构调整、人均收入提高、CPI处于高水位等等。在经济大变革时期,改革需要务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数据,而不是以总量数据天天报喜愚弄天下人。       最新规划是,十二五期间,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10月16日,厉以宁先生表示,我国的通胀警戒线可以提高到4.5%,这与9%的经济增速是相配的。无独有偶,此前三天,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       缺乏对比的数据毫无意义。       现在国际上就有更为乐观的数据,我们完全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为粉饰所用。按照美元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计算,亚开行9月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中国大陆排名人均实际GDP为6914美元,是2000年的三倍,排名亚太地区第十二位,为韩国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从总量来看,我国经济与财富花团锦簇,完全不需要什么改革。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度突破万元,达到10542万元;2004-2008年,中国人均GDP分别为12336元、14053元、16165元、19524元、22698元。       好吧,就算亚开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不现实,用官方汇价计算。根据央行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保持稳定,基本上在6.81-6.85元的区间内运行,取中间值以1美元兑换6.83元人民币计,2009年人均GDP为3323.28美元,以2010年10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6.645计,人均GDP为3415.8美元,就算国人什么也不做,人均GDP就凭空增加了92.53美元。人均GDP按美元计是增加了,但国内通胀压力节节攀升,人民币购买力大幅下挫,公众的收入挫折感反而会增加,此时提及那些报喜不报忧的数据,反而会激起公众的反感。       按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专家苏海南的说法,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GDP,因此“十二五”规划将写入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控制收入差距扩大。这是规划中的一大进步,但更重要的是,防止人均收入注水,同时公布收入平均数与收入中位数,以杜绝既得利益阶层攫走绝大部分财富。       我国收入分配极不公平,收入中位数大幅低于人均数,一个高收入者就遮蔽了无数含薪茹苦的中低收入阶层。以人均收入衡量总体财富的增长,以中位数衡量普通员工的收入增长,才能在品尝总量财富增长的同时体尝民艰。如我国较为富裕的宁波地区,最低工资增长,但送气工、送水工等力工的工资没有多大变化,2010年年中送气工的高位数、中位数、低位数分别为5、3.5、2.5元/瓶,其中中位数和低位数还比去年下降了0.5元。       构建高中低的收入标准,以中位数来衡量,可以比较准确地得出贫富差距、收入增长状况。如我国香港地区贫富差距问题趋于严重,当地社会服务联会将全港住户分为高收入及低收入两个群组,高收入群组的收入中位数由2001年的32000港元上升至今年的32950港元,但同期低收入群组的收入中位数却由10000元降至9000元,高收入人士月收入中位数是穷人的3.7倍。       再说通胀率,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两倍数,CPI的警戒线确实可以比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稍高,不过这需要前提,在政府公信力存疑的情况下,任何试图提升警戒弹性的做法必须慎之又慎。       做不到以下几点,就不应该轻易尝试提高通胀耐受度。改革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我国的CPI数据饱受质疑,8月份CPI创下22个月的新高3.5%,但根据房价、菜价等涨幅,公众的痛苦程度远远大于3.5%的CPI涨幅。定下政策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恢复民众对于货币购买力的信心。目前的情况是,统计局说自己的一套,央行说自己的一套,而公众根据粮油等价格有自己的一杆称,必然造成国内预期混乱与货币的混乱。       举个例子,假设今年CPI上升4%,统计数据显示全年上升3.2%,加上资产品价格货币购买力下降5%以上,如此的通胀压力谁能承受?最终的结果是导致货币信用崩溃。我国已有前鉴,绝不可重蹈覆辙。       相对真实的数据与公平的分配,我们可以忍受CPI达到4%。这在信用货币体系与信用政策下是务实之举,但在失信的体系下,这就相当于给了权贵者一根绞杀民间财富的绳索。       任何改革,都不能以绞杀民财为代价。拉美也罢,民国也罢,绞杀民财的代价昭然若揭。   注:昨出差,今夜半回家。     WD来沪,LL晚宴,与数位好友相见欢。无奈任务在身,匆匆数语,希望日后尽兴长谈。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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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坛: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影响

核心提示 : 2009年城市里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原文: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s migrant workers 作者:Sherry Tao Kong,Xin Meng and Dandan Zhang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发表时间:2010年9月1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的出口订单大量减少和经济增长的衰退。而因为中国的出口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并且大多雇佣农民工,外界普遍相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和/或工资水平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下岗的农民工在关闭的工厂外示威,数百万人可怜地失去了工作,踏上回家的路,这些情况都反映了农民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受到的影响。 去年,我们估计全球金融危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冲击在13%-19%。但是我们当时强调,对就业的负面冲击事实上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国内政策立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突出的是中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施行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以及外部需求的逐步恢复,中国的经济强劲反弹,GDP增速从2009年第一季度的6.1%,增长到了第二季度的7.8%。到2009年年底,GDP增速已经超过了8%的预定目标。 现在,最紧急的危机已经过去,我们对它对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再次作出了评估。而再次评估的结果显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况。 通过“中国和印尼的农村—城市移民调查项目(RUMiCI)”进行的“从农村转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村家庭”的小组调查,我们比较了2008年和2009年城市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我们观察到,农民工的就业只受到了很小的影响,而且工作时间或者工资几乎没有减少。那些在2009年决定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反而影响到了农村地区——失业农民工从城里返乡的地区。失业农民工手里没有太多钱,这就抑制了农村的消费需求,反过来,这更加抑制了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岗位的出现。这种“乘数效应”影响非常大,而且在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得到什么关注。 以统计术语来说,2009年,至少有1,500万农民工回到了农村(占农民工总人数的10%以上)。他们中间大约有80% 回到了农村重新务农,平均来说,只实现了全年工作量的52%。全球金融危机除了造成农民工返乡,我们发现,农村非农就业人数下降了3,800万(占所有农村户口总人数的7.5%)。但是对那些已经获得了农村的非农岗位的人来说,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收入有所减少。 在我们的发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农村的农业部门很可能给返乡的农民工和农村的非农雇工提供了就业缓冲。因为这种缓冲效果,我们没有观察到普遍的失业。当然,这对政治稳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它也意味着农业生产率的降低。 从长远看,小规模农业将不可避免地要被大规模、高生产率的农业取代。这会自然地导致农田的集约化,许多小的土地所有者得卖出他们的土地。那么,对这些人来说,需要有其它手段来缓冲未来的就业冲击。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缓冲将会怎样实现?中国将怎样走向全民福利体系,赋予农民工卖掉土地的权利?如何有效地从一个基于土地的,低效率的传统福利体系,转变成一个更适合现代经济的福利体系? 在未来数十年,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将会对中国农民工的福祉产生巨大影响。 Sherry Tao Ko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位研究员。Xin Me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位教授。Dandan Zhang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商学院的一名博士后 这篇文章是 Ross Garnaut , Jane Golley 和 Ligang Song ( eds )的 《中国未来20年的改革和发展》[英] 一文的概述。该文氛围三大部分【注:我们在考虑部分翻译该文,如果你愿意合作,可以发邮件给我们:xiaomi2020#gmail.com】: 1 .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户口改革的需要 2 . 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 3 . 双城记:2009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和2010年的改革重点 相关阅读: 东亚论坛:渐进主义——对中国政治矛盾的一种解释 福布斯博客: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 生存杂志:金融危机对中美对抗的影响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中国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 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咱们工人有力量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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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潮能倒逼经济转型吗?

作者: 陈季冰  |  评论(1)  | 标签: 财经看点 近来因一系列自杀、罢工之类极端事件引发的沿海企业加薪潮,并不出人意料地在一开始就赢得了舆论一边倒的积极评价。除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同情弱势社会群体的道德感以外,更多的赞许声认为,这将有助于倒逼失衡已久的中国经济展开一场深刻的转型,进而形成以内需为主的良性的经济体系。 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广大的低层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将逐渐提高国内购买力,使中国商品(服务)不必过于依赖出口和海外市场,这自然就能够使国家经济避免受到国际经济景气周期性波动的太多影响。在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抬高将会逼迫企业采取引进先进技术、改善管理营销等手段提高自身的单位劳动生产率,这将推动“中国制造”往产业链的高端迁移。此前,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这一过程,中国内地也将服从于这条经济规律。而国内需求的持续旺盛和增长又会反过来促进国内的生产、就业和城市化,从而进一步拉高国内民众的收入……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终将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种推动中取得平衡,从而从一个单纯的“世界工厂”转型成为一个“世界市场”。 当从外部视角来审视时,这种观点还认为,就中国这样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庞大经济体来说,中国的国内需求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和改善亦是大有裨益。实际上,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很有可能面临多年疲弱增长的情况下,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 当然,要促发这种良性循环的启动,需要在某一个环节内有所突破。目前看来,劳动者涨薪似乎已经蔚然成风。6月初,饱受员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困扰的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士康)连续宣布给员工大幅度加薪。董事长郭台铭说,这是一个分水岭,你不能继续依赖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了。他认为,这股调薪潮将会来得又快又猛,包括制造业、服务业都无法置身事外,企业在中国全面调升基本工资已不可避免。据一些学者的观察,目前中国几乎各行各业的薪资都在快速增长。 无论是郭台铭这样的老板还是像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这样的教授都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变化。不久前还焦头烂额的郭台铭显然觉得自己又一次得了风气之先,他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说:“我们做得是早了一点,但符合潮流。” 我认为必须一分为二地看这种所谓“倒逼”逻辑。 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市场体系的宏观层面,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任何一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说都是外部的挑战逼出来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根源就在于不同市场主体时刻都能感受到强大的竞争压力。当然,转型要成功,也离不开政府顺势而明智的政策辅助。况且,以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和巨大的创造力,相信只要政策不至于过分干扰,这场大转型即便很艰难,终究还是能成功的。 但具体地就某一企业、某一行业、某一地区的微观层面而论,“倒逼论”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或大多数企业、行业、地区都能成功地扛过这种倒逼的。很可能经过这一轮的涨薪潮,大批的企业倒闭、行业萎缩、地区萧条……大量工人在劳动报酬提高之前也许反而要先承受一段失业的痛苦。这就是市场经济残酷的一面,整体的高效率建立在每天都有大量市场主体被无情地淘汰掉的基础之上。 相对比较悲观的分析家指出,假如这种转型过快、力度过大,则难免使一些原本就处于产业链低端的技术含量很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玩具等——骤然陷入困境。实际上,它们的利润已经薄得不能再薄。之后,中国大陆的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会转移到越南、印度、印尼、甚至更远的中亚等更具劳动力竞争优势的新兴市场去。这一切,最终将会动摇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并使中国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内陷于停滞。著名的国际服装品牌Coach和Guess最近就公开表示,它们正在考虑将更多生产转向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地。 但乐观派认为,上述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因为据统计,工资成本在中国目前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仅占5-10%,就算平均薪水翻一倍,由此产生的成本增长对大多数企业造成影响也极为有限。至于产业转移和空壳化问题,他们认为,低工资只是吸引投资的优势之一,而且中国实际上正在快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的最大优势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备的零部件配套市场体系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据说,第一批迁往越南等地的企业当中,有些正在打算甚至已经迁回中国。原因就在于,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新兴发展中国家往往基础设施建设非常糟糕,因此运输成本昂贵;此外,生产许多产品的原材料和配件在当地都没有着落,还是要从中国进口,又平添的许多额外成本;还有,这些国家政府对外资的欢迎程度和服务效率远逊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 上述这些论调看起来真的是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遗憾的是,我们所了解到的也仅限于这些笼统的定性分析。真实的情况恐怕并不像大多数评论者们说得那么简单,说到底,还是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特殊情况进行具体和细致的定量研究。 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眼下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这段注定不会太长的时期内,如果我们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跟不上工资水平的提高,如果我们的经济结构不能在劳动力峰值和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到更为高级的形态的转型,那么中国经济的前景将会十分暗淡。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最需要时刻提醒的,倒不是推动转型本身,而恰恰是政府采取不恰当的手段去“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归根结底是一种市场自发行为,只要一个市场具备了良好的自我调节机制,转型是水到渠成的事。政府需要做的仅仅是维护好市场自由交易的秩序,拆除一切阻碍市场自发力量发挥作用的不合理的障碍(如城乡二元、行业垄断等),同时抓好全社会的教育。那些通过行政力量直接推动产业升级的政策,最终不仅于事无补,多半还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转型的完成。 写于2010年6月28-7月2日,发表于2010年7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我的个人专栏。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陈季冰的最新更新: 金融开放:给市场还是给股权? / 2010-07-06 16:12 / 评论数( 5 ) 两个年轻贵族面对一个“英国病人” / 2010-07-05 16:19 / 评论数( 6 ) 美国人为什么吹捧中国清洁能源 / 2010-06-29 15:17 / 评论数( 2 ) 转基因水稻之争的政治化扭曲 / 2010-06-22 15:07 / 评论数( 10 ) 外汇储备管理思路必须要改变 / 2010-06-21 16:19 / 评论数(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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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中文:“路易斯拐点”- 中国廉价劳力提前终结?

广东省工潮向中国其他地区蔓延之后,一些经济学家惊呼,中国经济出现“路易斯拐点”,即农村剩余劳力被经济增长和都市化进程吸纳,标示着中国廉价劳动力市场的提前终结。专家分析,这是中国逐渐进行产业升级与生产率调整的结果。 路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路易斯(Arthur Lewis)在1968年提出,形容农村廉价劳动力被经济增长全部吸纳后,工资会显著上升。路易斯用这套理论显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佳途经。 中国沿海劳工短缺,以及广东工潮向中国其他地区蔓延之后,各地工薪大幅提升,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路易斯拐点”效应。 *经济增长改变劳力市场* 美国财政部前亚洲办公室与中国科代理主任、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凯德尔(Albert Keidel)承认,中国劳工市场的突然变化令人吃惊。不过这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不一定是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因为中国西部开发与农村经济的改善,是造成沿海劳工短期的主要原因。 他说:“开发西部的政策是真实的,他们的确集中了大量国家资金,对这些内陆省份进行投资,西部就业机会现在增加了很多。” *生产力调整* 世界银行前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认为,“路易斯拐点”的出现,是中国生产力逐步调整的开端,这个进程开始之后,以往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廉价劳工市场将不复存在。 他说:“中国人均生产力开始逐渐调整,技术开始调整,产品与生产程序开始升级,这些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因素。每个人都有时间进行调整,其实人们都在进行调整。你如果想提高中国家庭的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他们就需要获得劳动报酬,需要按照国际价格制造足够的产品,才有理由获得高工资。” *利用危机进行产业升级* 工资提高的直接后果,是沿海许多工厂关门,向湖南、安徽等内陆和东南亚地区迁移。鲍泰利指出,政府2007年就开始关闭珠江三角洲不少效益低下的小型工厂,作为在全国推广产业升级的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利用机会,听任产业倒闭,进一步助长这种趋势的发展。 他说:“2008年中期,金融危机爆发前,他们就关闭了珠江三角洲地区15%的公司,政府现在又利用这场危机,作为继续强化制造产业升级、淘汰许多低端产业的借口。这场危机从许多方面提供了这样做的理由。2008年12月下旬金融危机达到高峰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就批准了这套向全国推广的最后定型的升级模式。” *工薪增长有助内需* 凯德尔认为,“路易斯拐点”出现后,中国沿海地区低技能劳工的平均工资今年已经上升了10%到15%,技能型劳工工薪增长更多,这种趋势会继续发展,但会追随经济周期而出现波动。总体而言,这有助于拉动内需,因为内需不能光靠政府刺激,主要还是依靠家庭消费的增加,而家庭消费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这个趋势希望现在开始扭转。 他说:“2009年,中国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至少是十年来 的第一次。2010年迄今为之,这个趋势似乎还在继续。中国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非常低,2007年只有35.5%,是最低点,美国是中国的两倍,但这个比重似乎正在增加。印度的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60%,中国要达到这一水平,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中国至少似乎正朝正确的方向努力。” 凯德尔认为,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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