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

信力建 | (转载)南风窗:罗大佑——歌者的政治与家园

编者按:他,是一个音乐人,创作了很多经典,也成就了自己歌坛常青树的传奇。他又是一个深隧的思想者,他的歌曲不是矫情的呻吟或麻醉的狂欢,关于政治、现实与人生,有人用文字犀利表达,他用歌曲巧妙演绎。不管哪种方式,都“是时代的一个出口”。推荐各位网友看《南风窗》专访,一起认识谈音乐的罗大佑,谈政治的罗大佑,感性的罗大佑,博学的罗大佑,在音乐中行走的思想者——罗大佑。   2011 年 9 月 26 日 ,罗大佑在北京接受了《南风窗》记者专访。 “现在不用再 high 了” 《南风窗》:我去过两次台湾了,最难忘的一个场景是, 2009 年 9 月 20 晚上在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生态村,台湾音乐人协会理事长陶喆带了一批台湾音乐人在纸教堂前面演唱,纪念台湾 9 • 21 大地震 10 周年,观众席地而坐,与音乐人零距离,互相感动。您也这样下去过,对吧 罗大佑:对的。正好今天是 9 月 26 日, 1999 年 9 月 26 日我从纽约回到台北,地震后 5 天。这场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很多在地震中死了,去看看情况,了解一下灾情。唱唱歌,总是唱跑调。我是台湾出生的,在我 5 岁的时候就曾遇到地震,我们睡房在 5 楼,母亲拖着我们小的就往下跑。忘不了一个母亲带着 3 个小孩往楼下冲那个感觉。我们是在地震中长大的,但大地震来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去很冷静地面对。 《南风窗》:灾难发生的时候音乐可以抚慰心灵。 罗大佑: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那时很多人很惊慌,惊慌了 3 个月才定下神来。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去埔里地震灾区视察,其中一架直升机降落时一下子就撞倒了树,树被撞倒后又压死了一个女孩。大灾难来了一切都是很乱的。 南风窗》:刚才的问题打开了您的记忆。所以现在有很多评论说,罗大佑很宏观、很意识形态、很历史,年轻人都听不懂了。 罗大佑:我们经过的历史其实蛮长的,他们没办法直接懂,也正常。我需要的就是和我一起成长过来的人,由他们去跟子女“翻译”,他们带着子女来看我的演唱会,这个可能比较实际一点。 要让我直接告诉 80 年代这些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方式、我们唱的歌——说起摇滚乐,他们就觉得摇滚乐像恐龙时代音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必须有一个翻译者,有个解释人在中间,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南风窗》:您想告诉这些翻译者的是什么? 罗大佑:我现在在读一本书,意大利作家依塔罗•卡尔维诺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这是一本蛮有政治性的书。音乐现在也算是很没落了,大家都知道不像以前一样,文学也更糟糕。这本书告诉人们文学是最基本的,无论人到哪里去,都不能没有文学。在被各种表演的媒体给踩下去以后,文学在这个时代可以发挥的作用更大,文学家会发挥出更大的想象力去把文学的使命传递下去。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启发。《南风窗》:我们注意到,这次演唱会现场最 high 的时候,观众并没有跟您 high 起来,您会不会感到失落呢? 罗大佑: high 起来是那个年代的摇滚音乐,但我唱的是慢歌,这歌是 1983 年出的唱片,已经 28 年了,这些听众其实是在回顾这首歌的历史。 当初他们是年轻人还在谈恋爱,现在已经当上了爸爸,他现在看到的是他的孩子变成电脑儿童。 摇滚最辉煌的时期过去了,电脑充满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我就是想带大家在现实的状态下,跟我们回到过去的年代,不要忘了这些古老的乐曲。 《南风窗》:传递给“老朋友”们这种感觉,除了怀旧,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吗? 罗大佑:年轻的这一代可能得多花时间去想想人的本质。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可能因为我没有小孩子,我不知道很多父母对小孩子的担心,可我看见的小孩子学业都很重,压力都很大。我还记得有一位小朋友,他已经受不了学业的压力都跳楼了。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点老师在教训学生的感觉?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孔子把仁讲得非常好,设身处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我们人和机器在相处,至少是通过机器在相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很少,这其实是蛮大的问题。科技造成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让人远离自然,远离人性。 “我们知道什么是政治” 《南风窗》:今天的罗大佑听起来一点也不愤怒了,是不是年龄大了,愤怒不起来了呢? 罗大佑:要看怎么解释愤怒了。 《南风窗》:当初在台湾,罗大佑可是激烈批判现实的。 罗大佑:就是 1982 、 1983 年,主要是那时候社会比较封闭,所以出现像罗大佑这样的言论,大家会觉得是在批判。你把罗大佑当初讲的那些话拿到现在来看,谁理你啊,尽讲这些,这样还算抗议? 当时我讲的那些,比如台北不是我的家,其实那真不是我的家,这哪能算抗议?那个时候太封闭,我自己还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医生,也没有那种拿这个当饭碗的感觉,自然也不会考虑这样讲话会不会丢掉工作,没有这些压力,就比较敢讲,仅此而已。 《南风窗》:当年你们那代音乐人有没有一种集体的自觉意识,要去呐喊改变这样一个沉默的年代? 罗大佑:集体大概不会,集体那就叫革命了。我基本上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音乐人,当社会里很少有人讲的时候,我出来讲一讲。现在那么多人讲,每个人都在骂,还需要我讲吗?基本上音乐对我还是比较重要,我写好听一点的歌比较重要。 《南风窗》:在我们的印象里,华人世界的演艺明星中,您可能是最热衷表达严肃命题的一个了,这跟你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台湾民主运动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罗大佑:台湾民主有幸,但也有很大的挣扎,血泪汗水的挣扎。我们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在对与错之间,在民主和专制之间,一路挣扎着摸索过来。我们看着他们折腾,发生多么大的事情,也不敢出声,最后只好在文学、歌坛上面表达一些声音。 我用歌声表达,龙应台用她的文学表达,这都是时代的一个出口。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出现在 1979 年,也告诉我们要用这样抗争的方式去争取。像施明德在美丽岛事件被抓进去,其实他刚被关了 15 年,才出来 3 年而已,又被抓进去,那才是真正的厉害。 我 1985 年离开台湾时,也是满身伤口,国民党觉得这个家伙很不听话,对我的表达方式不开心。还没有成立的民进党也对我不开心,他们觉得你怎么不是在替我们讲话?所以你不是什么抗议歌手。 什么时候我变成抗议歌手了?我从来没讲过抗议这句话。我们是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政治。 《南风窗》:但是政治很敏感的。 罗大佑:政治无所不在,我觉得我的东西是在抵抗政治。我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统派”帽子我已经戴了多年,是他们(台湾绿营)给我的。我更想说的是,音乐人绝对是反战的,反饥饿的,音乐人的希望就是唱歌。温饱以后才有音乐。你看 60 年代那些嬉皮,就是反战的。 《南风窗》:是不是 1985 年的政治压力,影响了你后来的选择,让您刻意要离政治越来越远? 罗大佑:不是,这是我自己不喜欢,因为完全透支了,我在台湾觉得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自己就完全淡出了乐坛,逃离那种环境,应该是一个自我放逐,完全丢掉那些掌声和鲜花。 承担责任 《南风窗》:过去这些年,您在大陆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和李宗盛他们组合“纵贯线”,到处开演唱会,有什么收获吗? 罗大佑:真正的成果是聚集了一批音乐人,在 2008 到 2009 年的金融海啸时,证明音乐还是有一些力量把社会上消极的气氛打消,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正好在这个时候“纵贯线”出现,也不晓得它为什么谈成了,但是它的余波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人类的生存状态本身大部分都属于政治和经济的范畴,当歌舞升平、精力很好的时候有一种玩的状态,在很不好的时候,音乐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另外一种状态,真的去承担某种责任。 《南风窗》: 除了年龄上的区别之外,大陆的罗大佑和台湾的罗大佑有什么不同吗? 罗大佑:为什么几十年前的罗大佑那么愤怒,现在不愤怒了?因为我是一个音乐人,不是一个抗议者、愤怒者,我不可以永远是个年轻人,既然是音乐人,在一个大家拼命骂、对抗的时代,那我写一些好听的歌不是对的吗?所以我告诉自己,现在应该写一些好听的歌。 《南风窗》:这几年,在您的音乐中,关于大陆有什么特别想表达的东西吗?以这次的“ 2100 恋曲”演唱会为例,我看到你们有 5 个颜色的创意,可是,“红色”段落的探戈,展现的是夜上海的纸醉金迷,“绿色”段落则是以台湾原住民音乐为基调,这看起来挺混乱,您到底想传递什么信息? 罗大佑:我在表演里面用的是张爱玲的《海上花》。张爱玲是从那个年代的上海出来的。在租界时代,上海纸醉金迷,鸦片、娼妓、乱七八糟的投机。那也是一个逃难的时代、战争的时代,人们妻离子散,最好和最坏的东西、人性中最光辉和最丑恶的都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种血淋淋的本性本身就是红色的。 而现在,到上海我喜欢住外滩的和平饭店,看到很多老人在老街上跳舞,跳得很开心,那种热情也是红色的。和平饭店舞台上表演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摇滚音乐也是热情的,另外,你看街头那些可怜的劳工,烈日当头,满头大汗,那也是年轻的血泪汗,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血的,红色的。这些才是整个的都市感觉。 《南风窗》:今年是辛亥百年,联想起来,当年很痛苦,有血泪,但也恰恰是我们从专制走向民主,走向自由社会的阶段。您是要重新怀念这个东西吗? 罗大佑:我觉得不是怀念,辛亥 100 年我觉得是非常不易,我总是觉得人不要忘本。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都是得之不易的。现在仿佛任何人都觉得很辛苦,但最起码现在我们真的是比 10 年前要好,你们现在还不够幸福吗?当年在台湾我是“禁歌第一名”,我知道今天的东西得来有多不易。像现在开演唱会我没有送批文,没那么困难的,当地就搞得定,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南风窗》:那绿色呢?您想通过这些章节表达些怎样的严肃意义? 罗大佑:绿色其实都是我们的梦。不客气地说,台湾原住民其实都是被赶到山上去的。能住平原,谁愿意住山上?闽南人迁到台湾以后,跟原住民混在一起,因为汉族人比较多,会团结,就把他们赶到山上去了。汉族人则利用土地开发,做什么房地产、商业,都在远离土地。 这部分在我的演唱会中,是想说人要到大自然中,人类跟科技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生活里面多制造一些绿色的气氛。像日本的核电,还有 7 • 23 动车追尾事故,都是惨痛的教训。国家发展太快了,非要追求什么都是第一名,没必要,一个大国,还追什么呢?如果再这样快下去,肯定是 10 倍 20 倍的代价。 都市流浪 《南风窗》:您的歌里有一股浓浓的乡愁味,比如《错误》、《乡愁四韵》,台湾在您生命当中是什么地位? 罗大佑:一直很复杂、一直很矛盾、一直都是爱恨交加。出生的地方自己没法选择,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人旅行要去哪里,住哪里都可以选,但是出生的地方你不能选,就是这样。所以,我还是很爱很爱台湾的,没办法,因为在那个地方成长了很久,出生一直到 20 几岁都在那里,只是我不习惯把“爱台湾”挂在嘴边。 《南风窗》:从纽约回来后,您没有选择在台湾久留,却去了香港做音乐,为什么? 罗大佑:台湾我不想回去, 我觉得那个地方对我来讲,政治味太浓了,大家对我的压力太大,要求太多,说罗大佑不为他们讲句话,就像罗大佑背叛了他们那个党的精神一样。去香港做音乐,只是因为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地方。 香港很有制度,你写歌就有现金,香港作家作词协会很多,他们自然会帮你收取这一部分的费用。另外,香港虽然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比较守法,也是制度会让人守法。最吸引我的一点是,香港英雄不问出处,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在香港要很货真价实才行。 《南风窗》:北京呢?这个城市对您的音乐和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罗大佑:其实我 2002 年就到北京住过一年半,我很开心,我到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吸空气。这种空气是一种能量,这个地方建都 1000 年,过去 10 年是 1000 年来最戏剧化的,很多东西全部拆掉重盖,显然是有一种很大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呼吸蛮重要的。 不过,作为一个外来者,我只是看大局,能感觉到的是这个都市有 1000 年来的官僚文化沉淀其中,曾是最官僚的一个都市,这几年洗涮得比较多一点,现在好了一点。当然,如果放到地球上的位置,它变得还不够。 至于我的创作,以前我在北京会写不出曲子来,这几次住在北京我觉得能写出曲子来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旋律在跑,在睡梦中也会有一些旋律、一些新的东西在跑,醒过来会想把它记下来。我甚至有习惯,因为现在手机方便了,都有录音功能,我觉得这个旋律还是新的话,我会把它录下来。我发现录的东西有新的感觉,也就是说,对这个都市开始有了音乐感觉。 《南风窗》:是您更熟悉北京以后这些东西出来了,还是北京的变化让这些东西出来了? 罗大佑:在这个地方睡觉时,我整个人是放松的,睡得很安稳,我觉得可能跟季节也有关系,因为现在是秋天。然后大家都忙,现在人高度分工,很忙,很有效率,每个人都忙自己的事情,空气里面就有一种空间出来,作曲的人不会觉得隔墙有耳,不会在你谈话时旁边有人在看,那是罗大佑啊,那是不是周华健啊,我们有这样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下聊聊天或者发发呆都没人管你,这个空间很舒服。 以前我觉得北京这种空间很少,别人很容易侵占你的空间,现在我觉得大家要管好自己的那部分都来不及,所以没有时间去侵占别人的空间了。 音乐与家国 《南风窗》:当大陆越来越有空间的时候,那么多台湾精英都到大陆来,您会为台湾的前途感到忧虑吗? 罗大佑:我倒不会忧虑,这不是跑到大陆来的问题,只是说现在多一个地方可以跑。罗大佑当初跑到美国去,他会再跑回来,他可能需要更多的资历,需要学习,需要养分,像龙应台也是一样,来来去去。 台湾毕竟是一个小岛,一个小岛能有多少资源?台湾有想法的人应该往外跑,把外面的经验、理念带回来,变成台湾的独特经验,然后再交换,再去外面带资源回来,变成一个继电所一样。不要担心人跑掉,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能再把人拉回来,还担心什么呢? 《南风窗》:我们聊聊音乐本身吧。细听过《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之后,我们会发现很多旋律都是一样的,只是您分别用国语、台语,或者粤语添上不同语言的歌词。有人质疑说罗大佑偷懒,您却认为是一种探索? 罗大佑:我是在逆向追溯语言之间的共通性,把语言本身丧失的一种东西找回来,有时候你用同一首歌表达不一样的语言时,会到忘记这是同一首歌的地步。好像我有一首歌叫做《再会吧,素兰》,那个听起来你会觉得整个人被拉到另外一个空间里去,我喜欢那种时空错乱。在一个太工整的时空里,做艺术的人偶尔制造一些时空错乱的感觉是好的。 听旋律完全是同一首歌,但是因为语言会变得差异极大。我就会去想从当初那些相同的语意到现在,中间经过了多少时间的演化,是谁主导了这些语言的改变,这个一直是我最大的困惑。 《南风窗》:这么多年下来,您对音乐价值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 罗大佑: 礼、乐、射、御、书、数,乐排第二个,是有道理的。歌曲在社会里面必须要担任一种教化的功能,我说罗大佑的歌曲里面不能没有信息,就是这个意思。从广播时代开始,一直到有唱片这样一种媒体,让我们可以赚大钱,音乐的力量很大,力量大的时候就必须注重这个工具,必须要能够跟观众互动、教化,没有这个功能我就不唱,这是我一定要坚持的。 《南风窗》:那作为一个音乐人,您有更大的野心吗?比如有媒体说您要做精神偶像?还有音乐教父等等。 罗大佑:算了吧,这个太可怕,我就是开个演唱会,唱歌、拿钱,不拿钱就跟他们吵,这是个工作,不是精神偶像。尤其是媒体里面弄出来的这种高帽,什么音乐教父,我听到自己都会笑。 我 18 岁就开始开刀了,我太清楚一刀下去人血淋淋的,人太脆弱了。音乐圈我入行蛮早,进出乐坛那么多次,我看到太多人起起伏伏,你要我冲昏头太不容易了,再大的掌声、再大的欢呼声喊罗大佑,都不会让我冲昏头,我知道那是个假象,是观众需要那个感觉,不是我需要那个感觉。你要是被那个东西冲昏头的话,只能说你还不够资格站在这个台上。 《南风窗》:那对国家呢?像您这样一个在台湾、美国、香港、大陆多年游走的人,怎么理解国家和民族这样的字眼呢? 罗大佑:我相信人相似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尤其当你同样一种语言,同样一种背景的时候,往共同的方向去努力的可能性更大,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音乐的目的,一首歌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能够引起共鸣的人越多越好,我们不是在做一个拆散大家的事情。 (来源:节选自《南风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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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时务 | 韩寒听左小祖咒:苦鬼很实在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0)  | 标签: 韩寒 , 左小祖咒 , 爱上噪音 , 阳光时务 《苦鬼》挺好的,罗大佑的《恋曲》可以从1980唱到2000,《苦鬼》也可以,很符合我们国家的现实。我觉得他的歌是越做越好,越做越从容。每一张唱片都是水准之上。我不喜欢摇滚这个词。我喜欢和实在一点的词语打交道,比如痛、痒。以我的定义来说,艺术很实在。 採访/张洁平 在车里放左小祖咒的歌,朋友们常常受不了,韩寒乐此不疲。他们之间,最惺惺相惜的事情是,同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左小骄傲地说,自己初中都没毕业,正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说他是「中年版」韩寒。 以下是阳光时务专访韩寒的摘要: 问:你曾经说,在左小祖咒的歌里,你「能接受的那部分」,「结实地感动」了你。这个你能接受的部分,和结实的感动,分別是什么? 韩寒:我说能接受的部分,是他的相对比较中、慢速的歌,配乐不是很多的歌曲,我喜欢比较简单一些的,比如很早期的《爱的劳工》。 「结实的感动」,是一种文学范畴上的东西,不是很多普通的歌词能给人的感受,不是说那些「你看了我我很心碎」之类的。我个人很喜欢他的词,配上他音乐和声音,那个声音,太他妈落魄……很难形容的感觉。 问:你听过左小的《庙会之旅》系列吗?左小自己说,他是当成拍警匪片一样做这个系列的,而最符合国情的就是警匪片,还能不断出续集。你的感觉是什么? 韩寒:我听过,几个版本都听过,我觉得还挺好的。最新一版,我喜欢里面《苦鬼2011》、《爱情的枪》。《苦鬼》挺好的,罗大佑的《恋曲》可以从1980唱到2000,《苦鬼》也可以,很符合我们国家的现实。我觉得他的歌是越做越好,越做越从容。每一张唱片都是水准之上。从艺术创作上讲,出名了之后的確会更从容一些。这也是我的体会。 问:左小说,他在生活里,其实是尽量与苦难保持距离的,「我愿意给上访者钱,但我不愿意听他们说故事」,有距离才有真正的黑色幽默,他用了一个很不恰当、但又非常恰当的词「幸灾乐祸」。在这一点上,作为作家,你的態度是什么?你会怎么处理自己与苦难之间的距离和关係? 韩寒:他的感触,包括与上访者之间的交流,我很理解。我也会接到上访者电话、来信啊,也有人会到我家里来请求帮助。如果你真的听他们倾诉的话,一来特別惨,真的特別惨;二来,你会发现每个人是在自己的客观里陈述,他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去说,而如果你去听政府的说法,又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说辞。大家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话去说。其实很难给一个真正是非的判断。的確谁都有谁的难处,这个政府除了贪污腐败无能之外,你会觉得他也有很多自己的难处。对我来说,我是个作家,对於左小来说,他希望自己是个音乐人,是个摇滚歌手,如果你过分地沉溺在苦难中,有时对自己的创作反而会有伤害。 问:怎么来把握这种分寸感?在保持距离与关怀之间? 韩寒:这种分寸感……就看你本能里有多少,你的人性里有多少。有多少,就释放多少。真的不关心,那就不关心。不要偽装自己的人性。 问:左小说他喜欢你,因为你跟他一样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你喜欢他吗?为什么? 韩寒:我很喜欢他。我个人特別喜欢他的音乐。这个人也特別有意思,特別好玩。听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语音语调,包括眼神,看起来比那些上访者更有冤情。怎么说呢,不管他多成功,而且一直在表达艺术家要有钱,应该有钱,他始终有一种特別特別怀才落魄的气质,让人爱怜…… 《庙会之旅》他的专辑我是在车里听的嘛,当时听到一首歌我觉得特別逗,丁字裤,丁字裤……我是一个丁字裤,我只想在这里睡个觉。我一直很疑惑。后来才明白是唱「钉子户」。 问:你觉得左小祖咒是艺术家吗?你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是艺术?什么样的东西是摇滚? 韩寒:我觉得,我、左小,包括我最喜欢的车手徐浪(他已经去世了),都是艺术家。因为有文科的艺术,理科的艺术,体育的艺术。任何职业,只要做到一种职业范畴之外的,把天赋和才华融入进去,超越了职业本身的价值,就是一种艺术。 我不喜欢摇滚这个词。老罗刚拍了小电影,但我不喜欢反映地下摇滚的作品。搞摇滚的人没有你看著的那么深刻,他们根本就不深刻,不值得那么多艺术作品来表达。摇滚只是音乐种类的一种,而作为一种精神,这个词太空幻了,是顶虚幻的大帽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我喜欢和实在一点的词语打交道,比如痛、痒。以我的定义来说,艺术很实在。# (转载请注明:摘自《阳光时务》第四期爱上噪音) 黑暗不能驱逐黑暗,阳光可以;愚昧不能驱逐愚昧,时务可以。 ~~~~~~~~~~~~~~~~~~~~~~~~~~ 阳光时务iSunAffairs,第一本中文iPad时事杂志 website:http://www.isunaffairs.com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 Tab: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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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新潮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3)  | 标签: 所见所闻 一. 潮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结尾,曾自述心境:新潮未还,心潮跌荡。老友心细,看到后特地来电询及“新潮未还”之意。那么本文就从“新潮”谈起,来作一番探赜索隐的工夫。 看到“新潮”二字,联系前文主题,通常的直觉就是指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所卷起的新潮,包括其中异军突起的《新潮》月刊。我们若往前看,《新潮》之为杂志,其实还另有一番渊源。她创刊于1904年5月,由日本新潮社出版发行,为日本文学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杂志。日本文坛上有名气的纯文学作家,几乎全在《新潮》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这里起步,成名成家的。如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吉田健一、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 即便要论中国“新潮”之缘起,也还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再往前追溯。且不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展开保皇,立宪与革命之东京论战,激辩“路在何方?”时,已经屡屡提及“新潮”此意,即如1915年的夏末,胡适在美国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刻(且终其一生再无大变),就曾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如此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而大家熟知的中国现代的《新潮》月刊,则是在1919年元月创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只不知此《新潮》,是否其灵感就来自日本的彼《新潮》?毕竟当时北大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健将,可都是章氏门人,或日本留学归来的。在年轻时,在彼邦时,当然不免受过原来那份《新潮》杂志的影响。要数本国《新潮》骨干人物,当数当时尚为胡适学生之傅斯年与罗家伦,傅斯年更为主任编辑。后来两位学生为了做先生,先后赴英国及美国留学,所以自第2卷第5号起,改由周作人先生为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与孙伏园四人为编辑。《新潮》共出版了12期,以傅斯年与罗家伦发表的文章最多,影响也最大。 二. 潮涌 我们今天来看《新潮》,只觉得她作为一份学生刊物,实在是顺应和推动了当时的启蒙潮流,开《国民》,《觉悟》,《湘江评论》等学生刊物风气之先,应该是风头甚健,一时之选。其实当时她的处境,却并不如后人想象中好。比如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之一,《学衡》主将吴宓,他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诬蔑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在《新潮》创刊不久,就曾相当激烈的表达反对态度: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没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呜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譬之种花者,浇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风雨骤作;益以坄锄,花即开而果即结,恐亦随根以俱尽耳。”(《吴宓日记》II,第91-92页) 吴宓先生尽管言辞激烈,毕竟是痛心于新文化运动那种“全盘否定”,不惜将脏水和婴孩一起泼掉弃之不顾的绝对姿态。我们姑且不说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场“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有可以商榷之处(请参看《走出五四》一文),即便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人,日后不也是回心转意,逐渐向故国深厚的文学学术传统回归了吗? 胡适先生虽然和陈序经先生一起,在三十年代提倡过“全盘西化”,或曰“充分的世界化”,我们却不可忽略他醉心国学的另一面。姑且不论他在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的开荒之作,或是对《红楼梦》,对《水经注》的终生热情,只要看看他在国外演讲或学术交流时,不断对外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现代价值,就可以知道:真正的胡适如毕加索笔下之《亚威农少女》,不再是焦点透视的,二维的,静态的,乃是立体的,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单一绝决——即如适粉们津津乐道,喜爱拿来和鲁迅比的胡适的情感婚姻生活,也不是那么全然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挽联语)。可以说他也是风流一世,余英时已经由其日记考证中找出若干蛛丝马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读台湾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一书。 当然,就对待传统思想的复杂态度而言,这也要看到胡适的思想背景。即来自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本身,就属于较为温和,理性的英美经验论。这个思想传统,注重的是在旧的老树干上,发出本时代的新枝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全然背离。其中蕴涵着一种对传统的自觉延续和尊重意识。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论及杜威时,也明确他为“新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 在这一点上,现代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所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译本名为《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1992),提出了相当公允的评析: “胡适对中国优越文化的研究,其态度纯粹是批评性的,但绝对不是轻蔑的。他不相信中国的过去没有珍贵的遗产传到现在,同时也深信找到适当的历史先例甚为重要,因为那必然大有助于使“”的态度与方法,便于自外洋输入我国文化。他坚持对过去必须有充分适当的了解,他也坚持此一了解,必须以客观冷静之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估价之后,始能获得。然而,他不赞成引用传统以衡量对新观念的去取及其是否在中国所处之新时代有其用处。他对于纯由感情(而非由理性)出发而保卫传统的人,大不以为然。比如以译小仲马《茶花女》和狄根斯作品出名的林纾(琴南),林反对废止古文,他说“”吾知真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在1919年,胡适写文章说,新思想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是应当反对盲目遵从古代的标准,要以输入新的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为科学方法才能使中国人对古代有正确的了解,这种正确的了解才能是中国长存于世界。胡适在1917年自美国归国后不久,便成了公认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随后数年,在他诸多成就之中,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还有很多很长的白话小说的考证批评,几篇清朝思想家研究,还有几篇有关佛教对中国思想与社会史的论文。”(参见第五章《中国与西方》,P137-138) 三. 潮涨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吴宓的反对新文化,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无论是民国以来,先后自沉的梁济(梁漱凕先生父亲),王国维;或是欧游尤其是欧战后一改前论的梁启超,及他的学生,主编《学灯》及《解放与改造》的张君励,张东荪等研究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东方杂志》之主笔杜亚泉,钱智修;又或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派,乃至后来的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他们所护卫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自身价值。何况很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往往进退失据,狼狈中却见出一个时代的苦闷。 考诸杜亚泉之于新文化运动,视之为一位启蒙学者,并非溢美之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显然是保守的,然而保守并非单纯的守旧。墨子刻认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转化与调适。在调适论者看来,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只能在传统背景下逐渐演化,新与旧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 科学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杜亚泉当时所为,不是去争夺“旗手”的荣耀称号,而是在学理规范,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在默默之中,他创造了现代文化事业上的多项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有国人自办的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中外算报》,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专业词典《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继续空洞乏味,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硕果长存。(参见《杜亚泉文存》,许纪霖先生所作跋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又如国社党的“二张”,张君励在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毫不客气的封为“玄学鬼”,同时又堪为中国宪政之父。尤其是张东荪先生在三十年代和叶青打的社会主义论战,其中表现的理论深度和远见卓识,更是超过今天许多自夸的体制内民主派:“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详见左玉河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二章六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而据戴晴女士为张东荪先生写的传记《在如来佛掌中》,我们知道在1949建国大业,投票选举国家主席时,毛失去的那唯一一票并非他谦虚而没有投自己一票,而正正是张东荪投下的。在建国后不久张即遭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除了他本人的傲骨难驯,也同这一票有莫大关联。 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当中,甚至一些人还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结果彻底的倒向了专制。这个矛盾现象,在梁漱凕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既为孔孟儒家全心辩护,同时至死对“评法批儒”,将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毁灭殆尽的党和毛持正面肯定态度。 中国历史上,从孟子开始,中经王莽,张居正,直到近代康有为,都曾引经据典,“托古改制”,可见传统文化本身蕴涵的包容与多变性。同样的原因,往往由于此种多面特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诠释下传统也变得面目全非,如同盲人摸象,各见其所欲见(像秋风先生,哪怕没有也要自己生造一个出来),而不见其所不欲见(如新儒家身上普遍存在对传统专制社会的美化倾向)——而又各各自以为已然得其全貌,再不容旁人置喙。或如新儒家之全盘肯定,或如陈独秀之“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若能跳出极端功利主义的思维窠臼与现实政治的羁绊,那么很明显,新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存在的合理性。无可否认,东西文化从隔绝到接触,到交流,到融合与创新,必然有一个相激相荡的过程,对此我们在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中,都曾经看到过。当然,随着民主制度的奠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更为顺畅,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冲突,都集中在制度转轨的那个短时期内。一旦制度转型成功,传统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在日本,台湾,在欧洲大陆,都是如此。 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却是命运多舛,花果飘零。除了传统本身的巨大包容性,以至泥沙俱下,首要原因,当然要归诸社会制度的严重滞后,以至在泛政治化的强力干涉下,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之间难以相容,彼此冲突。而传统文化中最专制,最黑暗的那部分,反而沦为当代专制的奴仆与帮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而牵连整个传统文化成为民主派的猛烈攻击对象,也就毫不出奇了。也难怪在贾祖麟先生看来: “胡适在梁启超的一派新传统主义者的意见中所发现的危险是,他们使中国远离了西方及西方的文化,而事实上,西方文化却正在迅速演变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而且,他们在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者得到安慰之时,会鼓励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欣然自足。胡适埋怨说,自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以来,大多从来未曾出国门一步的老人,都欣然色喜喊道:“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么说的!”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和他的同派就满足了拥护东方文化的虚荣心,也加强了东方的反动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宥于固有陈见,同时秉承自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意识浓厚,使得他们逐渐脱离了社会大众。他们空谈民主启蒙,却主动将自己隔阂于启蒙对象之外,隔阂于公共政治之外。从一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各自为政,散乱难聚,始终未有具体的组织,也因此从未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胡适一生理想,便是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民主体系落实到中国来(他归国前的《别叔永,杏佛,觐庄诗》中,有“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语,参见《胡适留学日记》1145页)。可是他“暴得大名”后,多次面临有利的政治时势和干政,组党机遇,但为了自己一人的安危和清名,为了做一个谏臣,始终踌躇不前。结果丧失了真正参与政治,民主救国的宝贵时机,到最后只有悔之晚矣。以至有学者推论他在1962年中研院会议上猝然去世,和他晚年眼看《自由中国》被禁,雷震等人入狱而无所作为,故而心怀歉疚有很大关系。 反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极端对立化,两极化的批判思维,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广大学生青年,为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蔓延,为国共两党大力吸引培养党国,党军人才,提供了危险的思想储备和社会土壤。尤其是当局借以起家的群众路线,在“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等乌托邦口号背后,其实隐藏着远比儒家学说更严酷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某个虚幻的社会群体,其自命的代表和先锋队可以为所欲为,将每一个个体都贬低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其惨痛后果,国人至今深受其害。 当人们出于保国保种的现实需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再也无所顾惜,对传统信仰再也无所敬畏的时候;当新文化运动后期如胡适后来叹息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偏离了其思想启蒙的主流,抛弃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步入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迷狂时,就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也难怪后来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运动后期,当暴力革命压倒思想启蒙,一党专制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自由,那么也就埋下了中国日后苦难的导火线。终于发展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峰。 而我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今日的新老毛左们,虽然同样有着极其浓厚的保守色彩,但他们竭力为之辩护,不惜一切维护的这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则是完全的黑暗。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保存的东西,谈不到任何正面意义。对着刽子手单方面的讲宽容,讲理解,如同胡适当年讽刺的“为盗贼上条陈”,实在是对自己苦难同胞的残忍,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背叛。如果说捍卫传统文化,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那么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千方百计为当前的极权体制辩护,就实在让人齿冷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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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水深火热台湾行——被大陆人误读的台湾

原文地址: 水深火热台湾行——被大陆人误读的台湾 作者: 祝春亭                                    作者: 衔橄榄枝的飞鸽   转自老马博客   祝春亭配图           文明基础课结束,我不禁木然更感郁闷, 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来自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史、如今世界第二强国的炎黄子孙在登上这座昔日的“水深火热”小岛之前,却还得先从幼儿园的基础课程学起。     二.城市建设与市容市貌,乡村环境与卫生     轮船停泊金门港后,走下甲板后的第一印象是那座显得寒碜的港口警察所平房,再就是建筑规模与豪华程度均远逊色于厦门港的出入境大楼;此后到过的金门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和台中港也显得普普通通,毫无财大气粗富豪之貌。台北市虽有世界顶级高度的 101 大楼,但摩天大楼的数量与豪华程度绝对比不上大陆地区任何一个省会城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笔者随旅游团游览了台湾省包括金门岛在内的十个县市,得以零距离全方位观察认识这个童年印象中的“水深火热之地”。为便于充分地了解分析,特分门别类整理出了其中印象最深的内容篇如下:   一.抵台前的文明基础课     在去厦门的途中,大陆导游严肃地为全体游客上了一堂“文明基础课”,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 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讲话、喧哗、喊叫和嬉笑打闹。   · 不得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和垃圾。   · 在一切公共场所禁止抽烟,导游的通俗说明是:有三个人的地方或者看不到天空的地方你都不能抽烟。   · 在旅店房间内抽烟更是绝对禁止的,罚款相当严苛(抵台后发现旅店门上和许多公共场所都贴有“吸烟最高罚款一万元”的警示标志)。   · 过街必须走斑马线,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否则出了交通事故你可能还得依法赔偿没有违章的驾车人。   · 不得采摘花草、捡拾捕捉海洋贝壳藻类动物及鸟类动物。       二.城市建设与市容市貌,乡村环境与卫生     轮船停泊金门港后,走下甲板后的第一印象是那座显得寒碜的港口警察所平房,再就是建筑规模与豪华程度均远逊色于厦门港的出入境大楼;此后到过的金门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和台中港也显得普普通通,毫无财大气粗富豪之貌。台北市虽有世界顶级高度的 101 大楼,但摩天大楼的数量与豪华程度绝对比不上大陆地区任何一个省会城 市,“总统府”竟然还在使用日据时代的“总督府”旧建筑。                      “总统府”没有围墙     在台北和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仍保留着大量“高龄建筑”和狭窄街道的商业区,路边商店鳞次栉比,人行道上行人比肩接踵,店招橱窗广告五彩缤纷,往来车辆循序而行,显得热闹非凡,酷似旧时代的上海老马路。     宜兰县火车站还是日据时代的火车站旧建筑,已近百年高寿,作为东海岸沟通台湾南北的主要铁路枢纽站,它仍在兢兢业业地为主人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夜幕下的宜兰火车站     在新北、花莲、台东、嘉义和南投等中小城市中,老房老街老树就更多了。     城乡结合地区也有新建的高层商品住宅楼,但数量有限,绝对看不到大陆那种“规模相当小城市的住宅小区”。台湾导游解释,他们不能大拆大建的原因其实简单非常,房屋及土地均属业主私有产权,一幢旧楼里只要有一户业主拒绝拆除重建,新项目就没法启动,开发商再贪婪也不愿意找这种麻烦;而与正常商业交易毫不相干的政府更不会淌入“私人房地产买卖”这潭大浑水。           大陆报纸向大陆人民的宣传     这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你懂得:发生在什么地方,是谁干的,拆迁户心情如何?           金门乃至台湾本岛的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不宽阔,多为双车道且多弯道,显然是受“土地私有拆迁困难”的限制(市区中更没有如今大陆盛行的六线八线宽阔大道,估计也同样受制于“拆迁征地”困难)。但城乡道路均平坦整洁,指示标线标牌清晰,连人少车少僻静无比的乡村公路上也画有清楚的白色斑马线,并在路两侧用白线画出约一米宽的自行车专用道。     农民住宅、乡镇小街巷和城市大小街道两侧的建筑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商店招牌也是五颜六色个性十足,政府显然没有统一规定(更不可能代为制作)。门前乱堆物品和占道经营现象绝对没有(南部高雄市有商店会占用街道骑廊的部分位置,但绝不过分),因此看不到什么“城管或市容执法队员”。     路边的垃圾箱极少,街头也看不到辛苦忙碌的保洁员。据导游介绍,台湾为了减少垃圾转运污染,近年来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封闭式垃圾车一天早晚两次定时来到,接收居民的分类袋装垃圾(有专门的厨房废物垃圾车)。抽烟的台湾导游先生口袋里则自备着金属烟盒,用以存放烟蒂,找不到垃圾箱扔烟蒂的我们有时也只能借他的“贴身烟灰缸”一用,或掐灭后带回旅游车上的垃圾桶。   农村的环境卫生与城市毫无差别,我沿村中水泥小路去金沙镇途中,发现道路两侧的排水沟里也和城市路边一样,没有一星点垃圾或废弃物。农家院中不时传来雄鸡鸣叫声,但村中小路上却没见到一粒鸡粪,因为家禽不允许放养。惊叹之余,大陆许多村庄中堆满垃圾的水沟河塘,还有飞驰豪华轿车中人向外吐痰扔垃圾之类的恐怖景象不禁跃入脑海。     与当地人聊天,没有人把讲卫生与爱国大道理相提并论,只是淡淡地说:讲卫生爱清洁是每个人应该的事。问台湾导游他们的城市政府搞不搞“全省全国卫生或文明城市创建评选活动”,曾经带团去过多次大陆的他显得一头雾水,几经翻译说明他好像也没有完全明白“创建”是什么,城市卫生文明和政府评选有什么关系。     金门金沙湖畔假日旅店坐落在标准的乡村原野上,四周皆是静谧安详的农田、葱郁的树木、清澈的小溪、翠绿的山峦、宁静的小牧场和风格迥异的独立民宅,黄牛在草地上静静吃草休憩,一派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台湾本岛除城市附近有范围不大的新建商品房住宅区外,公路两边漫山遍野尽是繁茂的树林灌木和花草,“没有天天被人斗”的天空和大地显得一副轻松惬意状。     三.民德、民风与民俗     台湾民众行善捐赠助人蔚然成风。在大巴车上,台湾导游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所购的物品离台湾时可以凭发票领取退税,但他提出建议,为了帮助救济帮助贫困人员,可以把购物发票交给他代转或自己投入商店门前的捐赠箱,因为税务部门每月都会按发票兑奖,贫困人员则会凭慈善机构转赠的发票去邮局领款,搞点生活补贴绝对不成问题。台湾各级政府除按法律规定给贫困人群提供救济外,一般不直接参与慈善救济活动,更不会发动并领导什么“送温暖、献爱心、扶贫和文明道德学习教育运动”。      “礼义廉耻仁智信和忠孝仁爱”之类的道德信条准则至今依然是台湾孩子跨进学校起就必须接受的思想精神教育内容。 国民政府退居台湾之初,卸去军职的高级将领何应钦在领衔重整了因战乱而停顿的“童子军”组织及其活动后,又于 1955 年借“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之风,邀请海外大型代表团访台,组织岛内青少年出访海外,实现持续的国际互动,积极宣传孔孟儒家道德理论,积极倡导一切从自己做起的“诚实、纯洁、无私和仁爱”四项道德标准。     六十余年来,道德伦理、人性仁爱、礼义廉耻乃至孔孟思想体系在台湾社会中始终没有以任何理由任何动机被轻视被批判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也不必应对“拨乱反正或重新弘扬”之类的超级社会难题。                    台北孔庙举行祭祀表演   去新北市野柳地质公园游览,导游于停车前就严肃告知严禁触摸、依靠和踏踩海边的珍贵岩石。但公园中一些大陆同胞的恣意妄为却让人吃惊,他(她)们摄影时不但手扶礁岩石,甚至还会乐不可支地躺坐在岩石上,或在礁石上兴奋奔跳。在最热门的“女王头”岩石前,面对为得到摄影席位不按序排队而乱拥挤甚至乱插队的大陆游客,可怜的台湾老义工不断大声喊着:“请排队,请排队!再这样会罚我三千元的!”目睹眼前的乱象,我真为这些学习了几十年“精神文明”而一无所获的同胞而羞愧难堪。     抵金门次日清晨,我独自去太武山北面蓉湖畔的金沙镇探访。途经镇外村庄边一关帝庙隔壁的社区办公室。有六位老者在内饮茶聊天,老人发现我,有人立即出门热情邀我进去喝茶吃点心,推辞不得只好加入其中一起聊起两地家常。老人热情而谦恭地为我这个陌生人斟茶,推荐食品。这些作为义工的老人们每天早晨来此锻炼身体,聚谈品茶,接着在办公室里处理社区的日常事务。聊天中发现,几位老者和金门大多数居民一样,都是坚定的“蓝营”支持者,他们都对民进党的政策与做法谨慎表达了不屑的态度。     鉴于近年来大量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因此你遇到的许多导游、司机、旅店职员、店主商贩各色人等都会真诚地表示感恩大陆同胞。在花莲市问路时,一位老年市民认真告知行进路线后,还虔诚地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花莲”。市民出自内心的感恩之意和爱乡之情让自己惊叹不已。     在镇公所前的汽车站外,有四个身背书包的初中男女学生自觉排成单人纵队在晨曦下静候校车,前后自觉间隔一人;十多分钟后,候车学生队伍增加到十余人,秩序依旧井然。      破“四旧”,拆庙砸佛像,你懂得,这是什么地方?     在所去的十个县市,你询问求助的任何人(包括卖给你商品的老板店员)都会热情相待不厌其烦,“你好、谢谢”之类的话语几乎不绝于耳;甚至与路人的眼光偶然相遇时,对方也会向你报以友善的微笑。     也许因为没有发生过“把一切旧传统旧文化扫进垃圾堆的大革命”,台湾民众之间明显保持着温馨的信任,完全看不到任何“呼唤诚信”之类的标语或广告。下午抵台北后,因为要到次日才有机会兑换台币,导游先生主动提出先借给每位游客 1000 元台币,说完就挨个发起钱来,导游不记录更不需要借者签字,发完两万多元钞票后只轻松地说了句“明天换了钱别忘了还我啊”。眼前的情景不由令自己回忆起了大陆“文革”前小商店主对周边邻居和熟客的“赊账消费”历史,还有近年来如火如荼的“欠债欠薪”恶风及庞大的“老赖军团”。      大陆的宣传画     导游建议我们可以买些“名人访谈”视频碟片带回欣赏,但他很快话锋一转提醒大家:碟片要二百元(新台币)一张,不可能买到几元的盗版产品,因为台湾对知识产权是非常尊重的。     回到大陆第二天,与旅英老友通电话,老友在听了我的旅台感受后告诉我一件事:他的同事某次去台湾出差,深夜抵达后在机场要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帮忙代寻酒店。也许因为他提供的目的地不准确和司机不熟悉等原因,找了近两小时才找到旅店。一脸愧疚的司机表示耽误了客人的时间,执意免收全部车费;老友同事则坚持付款,最后司机勉强收了机场至旅店的车费后连连道谢而去。本人四年前在马来西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漆黑深夜、城外车站,独自一人,出租车司机一口报价,沿途积极寻路,多次下车看路牌,第二天向当地人核对,收取车资准确无误。     看来,诚信淳朴的民德与民风绝非一日之功,更非什么“大跃进和群众运动”所能一举造就。     四.警察、政府与公权力     七天旅行中,除在机场码头外,在街头路边极少见到警察(其间只在花莲太鲁阁大峡谷景区看到两个在路边休息的摩托巡警,在高雄市某路口看到一个巡逻警察),甚至没有看到一辆高声鸣笛呼啸而过的警车。旅客熙熙攘攘的宜兰火车站竟然没见到一个执勤警察,甚至没有安检程序和设备。     警察局的建筑也普通无比。在宜兰县等火车时,曾路过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宜兰警察分局,外观普通的四层楼,消防队也在其中。警用车辆停放在路边,大门像商店一样对街敞开,没有森严的卫兵和警戒线,只有一个值班警官迎门坐在接待台里。看到大厅迎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公文受理时限表”,好奇的我与二哥想走近前留个影。对值班警官说明要求后,警官爽快地同意了,没有任何警惕防范之意。行车路过台东县某小镇时,还看到路边的一个四边仅有三扇窗户宽的二层小楼警察派出所。                   台湾女警察   警察,对中国人而言绝对算个森严的话题。在童年的印象中,台湾这个水深火热之地应该是一个“反动派资本家专制独裁、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国家”。后来随着信息的多源化,发现情况有变,也获悉那位在“威权时期”与政府作对的“英勇民主斗士”、如今深爱大陆体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总”等情治单位昼夜监视居住的情况下,自由读书写作、交友出游、品洋酒、玩美女;还能借自家门口“监视警察”之威恫害撞坏他私家车的邻居;后来他还能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届“总统选举”(去年厌恶台湾教育制度的李作家还自由地把爱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学培养深造)。     看来,强势警察和社会稳定未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台湾看不到到政府任何居高临下的指示说教形象,除安全健康卫生提醒之类的政府公益广告外,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关于发展经济和教育民众的宣传标语、横幅和广告牌。政府办公楼(院)既不招人显眼,更谈不上森严豪华了,绝对无法与财大气粗的私企办公大楼和私营大饭店一争高下。乘车即将抵达 101 大厦时看到的台北特别市市政府,发现它竟然就是一座紧挨路边的普通五六层楼房,门前就是人行道而非奇大无比的景观广场,看不到威严肃穆的卫兵,底层是大门洞开的政务大厅,乍一看就像大陆某个不景气银行或证券公司的营业大厅。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曾经的执政党市委)竟然就设在一条普通大街十字路口转角处的普通五层楼房里,酷似普通写字楼的门前好像连停车也颇困难,气派威严就更谈不上了。最早参观的金门县金沙镇公所(实际意义应该是政务办公场所)只是一座非常普通的七层赭红色楼房,其中有市民代表会办公室、镇政府办公室及各下属机构;底层则是汽车站、候车室、邮政局和书店。      澎湖县政府。台湾的政府机构,可以随便出入,没有警卫,不需要登记   宜兰县政府。在多雨易涝的台湾,政府楼全部没有高高的台阶,这是有意识的亲民设计。              台湾“中华民国立法院”(议会)     台湾导游介绍,因为政府掌握的经济(国企)力量非常有限,它的开支主要来自于税收,所以政府只能量入为出了。记得高雄市女市长陈菊在特奥会开幕前就告知媒体:“我们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绝不充胖子”。没想到几年后女市长因为“跟风建地铁遭遇营运亏损”受到市民骂声一片,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失掉不少选票(高雄因市区面积不大,摩托车是大量市民喜爱的交通工具,地铁客流量严重不足)。     政府官员的身影在民间却反而频频出现,包括马英九、王金平、苏贞昌、游锡堃等在内的政府高官在野政客大佬经常出席包括民间企业、宗祠、神庙周年纪念庆典在内的各类民间活动,还会与企业老板亲密合影留念;马英九萧万长当选那年还为一些企业如金门酒厂、阿里山烟厂和一高山茶厂做产品代言人,当然他们是绝不敢收取“代言费”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及官员们经常四处奔波,穿梭于闾巷,拱手拜票虔诚鞠躬;民意代表呼吁选民支持的自费广告彩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马英九“总统”在花莲参加街头辅选拜票活动后,饥肠辘辘上夜市吃小吃。   各级政府因为人力财力有限,大量事务性工作都会委托民间专业中介机构或聘请志愿者(义工)操作。     在议会的严厉监控下,政府的支出预算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监督( 2002 年台北市文化局拟建一座美术馆,局长兼作家龙应台女士必须多次亲自到场接受市议员们近乎苛刻的事前质询、审查核准和事后审核)。政府的公务性开支审批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目前拥有 2300 万人口的全台湾公务用车仅有 3.7 万辆,占年度财政预算的 0.48% ,远远少于北京市不久前自报的 6.2 万辆和全大陆的 200 万辆以上(不含医院、学校、国企和军队用车)及 2.5% 的年度财政预算占比。     台湾居民对法律和制度的敬畏显然远远超过了对政府及公权力的惧怕。      安徽省埠阳市颖泉区人民政府(别称白宫) 湖北省维稳办副主任夫人陈玉莲被误认为普遍访民,遭到一伙看守省委大门的警察的殴打,打得昏死,送进医院抢救。事后,警方声明“打错了,不知道她是黄主任夫人”。   五.人与人、人与动物及环境的真正和谐     八天旅游期间,利用晚间和清晨,逛了不少台湾城乡的街巷、大小商店包括夜市,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和谐无间,始终没有看到居民大声争吵或恶言相向,微笑和柔声细语几乎无处不在。 1950 年代初成功的“土地改革”基本消除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公平公正的法律基本消除了本地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后来对“戒严和查肃匪谍”过程中冤假错案的公开平反及巨额赔偿则基本消除了政治与族群矛盾,靠税收杠杆调节的财富分配和基本完善的福利和救济制度则让不同阶层的民众颇难“恨从心来”。     我们下榻的南投“平云山都饭店”(台湾人不称旅店为酒店)是当地一位拥有数千亩土地大地主用自己土地与人合资开办的四星级饭店,周围皆是连片的果园与森林。离饭店不远处也有小地主(农民)的一幢幢漂亮别墅住宅。在一座花圃边矗立着一排犹如机修车间的高大而陈旧的平房,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妻。见我们到来,八十二岁、眉慈目善的老妪热情端出水果,请我们享用。她告诉我们,因为自己的土地少,年事高孩子也不在身边,就种些珍奇花草,度日兼休憩,和大地主邻居相处也甚洽(大地主的土地也是土改后逐年向邻居购置的)。我们告辞时,健谈的老妪偕八十七岁身患中风后遗症的老伴向我们虔诚叩首,行礼如仪。     人们对高山族之类的少数民族完全不称什么“族”而一概称为“原住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也堪称无微不至,如日月潭附近只有 243 人的邵族原住民,生了孩子政府立马给予 6 万元新台币生育补贴,孩子直到 18 岁的医疗教育费用全免。对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及遗产也竭力保护,因此台湾至今还保留着多种民俗节日,如塔山部落节、宝岛邹鱼节、茶山凉亭节、丰年节、花莲葱蒜节、南投灯节和高雄黑米节。     在金门下榻旅店一层走廊的天花与墙角处,六个燕子窝足实让人叹为观止。每一个燕窝里都安居着一对和善可爱的燕子夫妻,两双绝无担忧惊恐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下面的看客。受如此真正和谐情景的感召,我主动为它们关掉了两个楼梯口的吸顶路灯,以免影响燕子们的睡眠。     为保护水质安全,台湾法律严格规定所有作为自来水源的湖泊河流绝对禁止捕鱼游泳;大名鼎鼎的高原湖日月潭每年仅中秋节一天允许游泳,在湖上行驶的大量漂亮游艇也都要求必须具有高效油污过滤能力,清澈碧绿湖面上确实看不到一丝油污痕迹。                   台中县新社庄园即景   在台北至花莲和高雄至嘉义途中,看到了路边的两座大型水泥厂,其中的一座建在浩瀚无涯的太平洋岸边,其产品大量出口海外。两座水泥厂的全部厂房建筑、厂区内外道路和附近树木几乎纤尘不染,见过多座以粉尘弥漫为特征的大陆水泥厂的我们对此深感疑惑不解。火车上的台湾中年旅客肯定地告诉我们,水泥厂必须对污水和粉尘排放实行严格控制,一旦排放超标企业肯定会有巨大的麻烦。熟悉大陆情况的台湾导游则告诉我们,水泥厂的生产工艺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只看你老板愿意为环保处理花多少钞票而已。     完全属农民所有的农田多实行轮流休耕制,以保护地力。休耕期间,农民自己的服务型组织农业协会免费发放绿肥种籽供农民栽种田间,来年播种前耕入土中以为有机绿肥。农民愿意种植什么作物也纯属自己的权利,完全与政府无关。农业协会则负责为自己的会员提供技术和营销支持。     台湾大型石化企业国光石化公司拟在某县收购土地建炼化厂,最近遭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多位议员和多家媒体为抗议农民助威呐喊,尽管国光老总公开向当地农民做出多项优惠承诺,已经通过环境评价的新项目基本已是胎死腹中之运了,政府此时也不敢为这个富豪朋友“两肋插刀”了。                           阿里山                        受到严重污染的滇池   因为长期严格禁止乱砍滥伐乱捕滥杀,台湾的森林植被及水域环境良好,鸟类鱼类品种众多。在濒临太平洋的花莲和台东,能见到的渔船及渔船码头极少,询问后得知,当地人的理念很简单:我们吃多少鱼就捕多少鱼,过度捕捞一定会破坏生态,断自己的后路(城市里海鲜馆供应的海鲜绝大多数都是在海边基围中饲养的)。     所行之处,极少看到土壤裸露的农田,也没有看到一座因采石、建设或砍伐而导致伤痕累累的山峦,更难看到遮天盖日的飞沙走石和滚滚黄烟,林木茂密苍翠,天空蔚蓝可爱。     知己知彼、以“慢”闻名的台湾居民显然是用实际行动而不是标语口号,在谱写着真正的和谐之曲。若他们坚持急功近利地“大挖大建、大干快上、与天斗、与地斗”,小小宝岛很可能早就变成“万户萧瑟鬼唱歌”的核武器试验场了。        六.宗教与信仰     台湾信仰宗教的居民数量众多,浏览遍布城乡的各色庙宇教堂即可略知一二了。从原住民信奉的拜物神教到十五世纪荷兰人引入的天主教,再到大陆闽粤地区移民带来的佛教、道教、关帝教和妈祖教,多元的宗教文化因未遭遇包括日寇殖民政权在内的历任统治者的摧残荼毒从而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演化成了台湾社会中影响广泛、成员众多的重要社会力量,甚至在几十年的“戒严”威权管制期间政府也没有对其实行“关停并转或改造合营或收归国有”政策,教会成了足以和公权力分享天下、对社会成员影响巨大、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超级非政府组织(旅游车途经某城市时就在路边看到过高矗在楼顶的某基督教地区领导机构“长老会··教区”大招牌)。     目前全台湾登记注册的佛教道教(包括妈祖关帝)及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庙宇 2.6 万座,不计其数注册和未注册的庙宇祠堂神殿在各地城乡均随处可见(社区外的居民群落几乎均拥有一座);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建筑或美轮美奂,或庄严肃穆,一些教堂还办有幼儿园和小学。所有的庙宇均严格遵循佛祖“普度众生”的宏旨与“俗”严格划清界限:绝对不售门票,庙内庙外绝对不出售任何香烛祭品;庙内有专门香烛台,进香客可免费请取后在殿外香坛里供奉,香客是否捐款施舍、捐赠数目多寡则悉听尊便。                   日月潭文武庙   各类大小庙宇寺院及教会组织均实行高度的自治,其行为与政府毫无关联。庙宇日常运作管理、方丈主持聘选、建设资金筹措、建设土地来源和建筑模式规模等大小事务均由德高望重的信徒和信徒捐资人商讨决定。我们在南投下榻的宾馆附近那座建筑规模巨大、中西甚至与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合璧的中台禅寺,政府只负责注册登记、建筑规划和环境评估之类的审查备案,以及附近公路、电力和市政等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     在宗教精神与神灵力量多年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绝大多数民众精神有依托,内心有敬畏,行为有准绳,做人有榜样,良心良知人性道德绝无另类的权威解释,恶行恶人始终属于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绝无登堂入殿的任何机会。自身工作已经千头万绪的政府自然也就不必在百忙中再承担“教化民众或领导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千钧重担了。好在台湾的执政党还“贵有自知之明”,好像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要教会组织及僧尼道士和牧师们接受它的“正确领导”。   你懂得,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七.基本无忧无虑的私权利     因为从来没有否定过财产私有制,台湾居民的私权利多年来非但没有遭遇到任意的侵蚀和剥夺,反而借民主制度的成长而日益巩固健全。 1950 年代初的土改,政府用实惠的“赎买政策”把大地主的土地购回,再贱价卖给“以自耕为目的农民”;而“戒严时期”的查肃匪谍活动又与对个人的经济及其他权利剥夺毫不相干(其间获刑者的子女亲属不受株连,读书、高考、出国留学和就业经商等个人权利完全不受影响),因此几十年来,公权力和私权利基本还是泾渭分明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有需要就按规则交易。     老友的已故二哥是去台老兵,退役后教书,娶了出生农民家庭的原住民妻子,二十年间经历了两次拆迁征地,他二哥后来曾经面带喜悦地告诉自己的大陆亲属,他们家是拆迁一次发达一次,小果园异地变成了大果园,小房子异地变成了豪华的大房子,补偿款还小有结余。原因很简单,你买我的土地希望做生意发大财,自然应当让一杯羹给我分享了。     土改后,不愿意种地的地主怀揣“国营大企业股票”乐呵呵地城市化了;少地和无地农民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块土地,同样乐呵呵地开始辛勤耕耘,发家致富。公权力在特定时期理性引导私权利的合理交易与置换,让政府、地主和农民都能真正无忧无虑地享受工作与生活的乐趣,你仇我恨的时代渐渐变成了遥远的历史,社会稳定自然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马祖县政府大楼前的菜地。此大楼因台风严重受损已停用,但菜地却是老的,地主(菜农)不肯卖地,故而建不成府前广场。     南投县埔里镇大地主投资建设的平云山都饭店、大地主自己的私宅果园和农民(小地主)的果园花圃及别墅般的住宅,比邻而处,相安无事。     在高雄市我们见到一户占地足有一千余平方米的开阔民居,左右是两座纯私营的大庙宇,大门前是繁华街道及街对面的巨大私营水上公园,后部则是密集的私人住宅楼。宽度足有 30 米的临街低矮围墙左右两侧均设有红漆大门,二层白色洋楼前面是绿茵茵的开阔草坪和葱茏娇美的花草树木。一位同行的旅客惊羡之余还激动地说:在咱们那里,拆迁办和开发商肯定是不会放过这户人家的。     高雄市古色古香、占地宽广的龙虎塔—清风阁水上公园,还有街对面金碧辉煌蔚为壮观的道教寺院“启明堂”和“龙虎堂”,均系当地信徒居民自筹资金建成,所用的土地和水面也完全属于信徒们的私人捐赠物。     当地人的私权利近年来又增加了更神奇的分量:手中的选票。政府官员,议员(民意代表)都非常明白,自己如果只说不做,或者乱说乱做,选举之日就会是你卸官帽卷铺盖走人之时。     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台湾居民不那么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原因也许就在其中了。                         飞机上拍摄台湾郊区农村     八.教育、文化及其果实     台湾的“三高”(高楼、高铁和高速公路)绝对望尘莫及于如今的大陆,绝对看不到连片成群的公寓大楼小区和摩天大厦,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当地最气派的建筑物应该就是国民学校(公立中小学)。抵金门次日清晨,在金沙镇就看到了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及豪华程度比相邻镇公所优越数十倍的“金沙国民小学”,南北相距近五百米的两座威严大门、校园内“有顶无墙”的宽阔运动场及花草树木绿地,足以让学校对面镇公所里的官员们日日自叹弗如。当然,小学门口没有高度警惕的门卫保安,男女老少镇民在校园里自由晨炼,为我指路的镇民甚至告诉我可以穿过学校抄近路返回旅店。在此后的旅行途中,又看到了多所蔚为壮观的城乡“国民小学、中学和教会学校教会幼儿园”,看来台湾同胞对教育的重视也成了习惯。     台湾学校至今还把“礼义廉耻仁智信”为核心的孔孟儒家学说理论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当然还包括坚持了几十年的“公民教育课”了;各级学校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漫长的“停课闹革命或师道尊严批判”,学生读书求知学习做人,教师传道授业解人之惑,至今仍是天经地义之事,因此好像全社会还没有出现大幅度甚至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需求。                南投县为六名山区学生专门盖的小学     途中目睹的三件小事让人惊叹,更让自己见识了台湾初期教育的魅力。在宜兰至台东的火车上,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五六岁的女幼童坐在对面。火车即将在一小站停靠前,母亲(或者祖母)立即让小姑娘自己背起书包,小姑娘乐呵呵地遵命。火车停稳,妇女牵着背包小姑娘的手,迈着健步欢欢喜喜下车了。     在高雄下榻的旅店旁,有一所教会幼儿园,清晨六点多,停在门前的校车正准备出发。有三个可能家住附近的幼童竟然背着小书包自己信步来到了学校,此时校园内只有正在忙碌的清洁工,三幼童坐在长椅上只顾自由玩耍嬉闹,门外没有护送他们来校并在密切观察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更看不到首尾相接的私家车和紧张忙碌维持交通秩序的交警。     第三件小事就是在金门岛金沙镇看到的学生自觉排队候车之景(参见第三篇)。     没有经历过“一波三折”的教育自然会收获到自己“不伟大却很实在更惠及后人”的文化果实。几十年来,仅有两千余万人的小岛却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让全世界时时都在瞩目着这个太平洋上原本的蛮夷贫瘠之地。特将信手寻来的台湾部分知名人士名录记述如下:     科学技术界:朱经武、李远哲、何大一、陈景虹、蔡义本、江博明、李昌钰、钱熙、邹哲、李镇源、田长霖等;文学艺术界:余英时、苏雪林、罗大佑、李宗盛、柏杨、高希钧、龙应台、余光中、李敖、朱德庸、白先勇、三毛、陈锦芳、赖声川、许绰云、琼瑶、朱天文等;演艺界:苏有朋、苏芮、邓丽君、蔡琴、秦汉、林青霞、林怀民、侯德健、周华健、周杰伦、孟庭苇、张惠妹、费翔、童安格等。     当然,还有工商界大名鼎鼎的王永庆及其台塑、现代理念的医疗机构、大陆家喻户晓的宏碁电脑华硕电脑、发达的电脑软件芯片与显示器产业,还有更家喻户晓的统一食品和捷安特自行车。     这些杰出人物在现代物理、材料、地质、医学、生物遗传、信息产业和工商业等多个领域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炎黄同胞奉献了大量诸如“朗朗校园歌曲、崭新文学及影视作品”之类的文化艺术财富,无疑都是根深蒂固“教育之树”结出的丰硕果实。     九.极难察觉的贫富差距     童年少年时代,台湾在自己印象中应该就是一个“官僚资本家因巧取豪夺而脑满肠肥、穷苦百姓受尽压榨只能苟延残喘”的畸形社会。近年来通过各类资料阅读,发现情况有变。走过台湾东南西北数十个县市乡镇,却没有看到一个嗷嗷待哺的乞丐、蓬头垢面的流浪者和躺卧街头乞讨或自生自灭的残障者。二十八日抵厦门后,在著名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大门外,立即被路边烈日下大量的残疾或老年乞讨者震惊得无言无语。   家长来看自己的孩子在小学午餐,贫困家庭午餐免费   营养搭配,每天的午餐都要换                       这是小学食堂的厨房   一边是学生宿舍,一边是厨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足食,食什么啊?   两兄妹的午餐,清水面条——天然减肥食品,不必担心胆固醇增高。哥哥被烟熏了,擦眼泪。当然,也许他感谢政府,让我们吃上饭,感动得流泪。   “可怜的乞讨者都去了哪里”这样的问题实在无颜求教台湾同胞,只能自己来求解了。原来台湾政府多年来充分利用合理的“累进制”税收杠杆,用富人的大笔税款和平民的小额税款实现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并建立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财政长期对义务教育、农村居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的绝对倾斜,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劫富济贫”;政府税款的使用长期被“如狼似虎”的民意代表(议员)紧盯不放,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透明合理”,导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贫富差悲剧只能停留在古文古诗中。     “贫富差距极难察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很小,因此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远远超过了可能被通货膨胀一夜间击垮的“工资性收入”。拥有可靠私人企业、房产或股票的城镇居民和拥有可靠私人土地资产的农村居民都能心安理得地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 GDP )大蛋糕中的一份;而真正的无能为力者在政府庇护和社会的额外救济(如民间慈善救济和教会救济)下自然也可以过上“衣食居教医基本无忧”的日子。     政府官员(公务员)在台湾是极难一举跨入“富人”队伍的,尤其是“因选举胜利而任职、天天被无数双眼睛监督”的委任政务官。官员(包括依靠专业技能持续任职的常务官,台湾俗称“当差的”)虽职业相对稳定,但薪酬收入有限且必须于法有据公开透明,还永远处在媒体及民意代表的监督之中(机要费招待费家庭财产审查和出席高档私人酒宴近年来已让多位高官麻烦缠身有口难辩),因此官员阶层基本不存在短期暴富的可能,除非他(她)愿意以身试法。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下,贫与富虽实际存在,但“贫困”有法律及全社会规定认可的明确底线,“离乡背井打工糊口、因贫辍学弃医、卖子买妻、垃圾箱中觅食、卖血液售器官、餐风露宿沿街乞讨、下跪乞讨、自残乞讨、租残乞讨和仇富恨富”之类的辛酸离奇怪事自然也失去了存在发生的可能和意义(其实没有人不希望享受体面或基本衣食无忧的生活);贫富差距已经不是用“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入学就医”来衡量判定,而只能用“个人或家庭消费多少国际品牌奢侈品、能不能出国旅游度假、有没有游艇飞机和休闲海景别墅”去判别了。     贫富差距的有效消除对民众而言,应该比 GDP 和国家(政府)财富的增幅腾飞要可贵许多;对国家而言,则是实现真正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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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 | 鲍勃·迪伦们

  鲍勃·迪伦们 周云蓬   今年鲍勃·迪伦真来了。喊了多少年了,盼着他老人家保重身体硬硬朗朗的,能在有生之年来中国一次,没想到,在这个兔年的春天,终于守候到了这只民谣老白兔。 在中国,鲍勃·迪伦的符号意义远远大于他音乐的传播。其实,他的歌,我能记住旋律的,不超过5首。他被他的传奇裹挟着顺流而下,尽管几十年前,他就拒绝当时代的代言人,可是,只要人群需要,你怎么想微不足道。所以,当我们谈论迪伦的时候,可以从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歌曲,好比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外星人的故事。这个民谣外星人坐在自己半世纪的光环里,眺望汹涌的人群,一定很孤独。其实他是电影《教父》里的老头子科利昂,他的坏有几分浪漫,他的反叛参杂着温情和絮絮叨叨。他衰老地坐在果园里,不如后来者那么狠,那么酷。人类也进化的比先辈们更实用更邪恶。 每个民族都呼唤着自己的迪伦,用亲切的母语,歌唱人们对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的渴望。 哪里有贫困,不公,屈辱,哪里就会生长出悲伤或者倔强的民谣。俄罗斯有维索斯基,法国有艾迪特·皮雅芙,智利的歌魂比奥莱塔。 中国最不缺这样的土壤了,将要长成迪伦的有两个人,崔健和罗大佑。他们在时代大转弯的涡流里化而为鸟一飞冲天,崔健的一无所有罗大佑的亚细亚孤儿,承载了大规模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令狐冲体内的陌生气流,除非一吐为快,否则当事者会自我引爆。老崔或者罗大佑,也在试图做别的尝试,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这是所有鲍勃·迪伦们的共同困惑,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的甩开。比起迪伦他们只差那么一层火候,最后的登顶,不靠才华运气和身体,靠的是上天赐予的,那一点挫败,颓丧和静默。犹如郭靖在华山论剑前,开始短暂地怀疑人生。 祝愿老崔和大佑成功,到那时海峡两岸,一边一个鲍勃·迪伦,谁也别争谁也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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