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明磊

中国猛博之十三 杨恒均：我就是民主小贩 博客的体制内外通道作用 杨恒均，1965年出生，自由职业。常住广州。 原为外交官，在西方世界体悟民主真相，转而成为一个活泼，尖锐的普世价值倡导者。他也是一个间谍小说家。因用语生动通俗,受到包括党员干部与农民工等各阶层人士喜爱。甚至——农民工也组成了杨恒均读书会。 当 杨恒均写起博客时，人们对他的身份感到神秘。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完全不知来历，却写出了军事、国防、政治的博客。据说以前是写国际间谍小说的。一时间众说纷纭。有说，此人本来就是国家的人。还有人说，这是在一个特殊战线上的。 杨恒均却是一肚子奇怪。“没错，我以前是在体制内工作，在外交部做了二十年，也在政法等系统工作过。因为职业道德，我不能讲我在外交部具体做什么。但我写博客和我以前做什么有什么关系吗。我有朋友，是公安，国安，外交部的处级以上干部，他们也写博客，也写公民建议，想法和我差不多，只是没人看而已。” 二十多岁时杨恒均毕业于某名校的国际政治系，的确是一位爱国不论其它的愤青。毕业后主要工作是陪省部级领导出访，出入五星级宾馆接送奔驰。随后九七年受国家指派在美国等国家工作十多年。 慢慢地，杨恒均的思想变了，开始认同民主与自由的核心价值观。特别94年起，在香港工作的几年中，每二周要过一次罗湖桥，每一次都是对他的教育。香港，秩序井然。而一过罗湖桥，到了深圳地面，他就要把背在身后的包挪在身前，以逃避成群小偷。为什么咫尺之遥的两个社会，差别这么大？ “我写过一篇《魂断罗湖桥》，别人说你很会写，是真的，我的思想就是这么转变过来。” 杨认为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要有核心价值观，中国人不是没有核心价值观，但是混乱的，学校给一套，家里给一套，社会给一套。核心价值观也不是每个领导人上去搞一套，什么和谐、三个代表。人有核心价值观才会平和，钱不能带来核心价值观，没有人会认为钱是核心价值观。杨认为很简单，“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好。放在中国，行。”他就坚定来讲述。 “我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看书看出来的，而是生活出来的，所以我更坚定。” 杨恒均写过一系列以致命开头的国际间谍小说，《致命弱点》、《致命武器》、《致命追杀》，来讲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因为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导下写博士论文《互联网与中国前途》，杨恒均也开了个实验性博客，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写小说，国内没人看，谁还看小说啊，博客不一样。” 刚回到国内，杨恒均惊讶于国人的蔽塞，他看到一个贴子“美国城管不打人吗，我不相信，哪有城管不打人的。”——美国根本没有城管啊。再与国外华人聊一下。杨恒均发现两边的华人完全被那无形的墙隔开了。在国内，普通民众对国外真实情况知之甚少，而海外华人基本不看国内的博客。 “我要做桥梁，讲讲我在国外的经历。讲讲我的变化。” 这一写，杨恒均可写大发了。杨是一个除了外国间谍小说，很少看书的人。所以他的文字都是从生活谈起，他谈陪某省公安厅长在国外的第一个晚上看到色情电视，老厅长惊讶地说这就是色情节目啊，他销毁过堆成山的黄碟就没看过……最后要让杨回国送一点。他建议去台湾的大陆游客可以有另一种玩法，站在凯兰特大道上举举抗议牌，体会一下民主。……他说第一次见到坚守白宫门口十多年的流浪汉抗议者，以为是美国政府的阴谋，故意安排一个人显示言论自由。……和美国五角大楼军官谈中国问题……最逗的一篇是《胡爷爷是坏人吗》，起因是刚回到中国的儿子，每天看新闻联播，儿子指着胡锦涛问杨恒均：“这个人是坏人吗？”因为在国外，只有坏人才每天上电视头条。杨恒均笑着说，不是，因为电视台是他开的。 杨恒均文章俏皮，幽默。《莎朗斯通道歉了成龙怎么办？》调侃成龙，莎朗斯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都道歉了，你该怎么办？——诸如此类。 “但我是始终围绕我的中心，民主、自由、法制，——我也是专业博客，现在中国正好喜欢民主自由的人最多。” 杨恒均没想到的是，他的博客两类人多，体制内的干部、农民工。在深圳农民工甚至组成读书会。杨恒均给我看一位广东人大领导给他发的短信，“看了你的文章，在列车上我把你的文章发给列车同排十个旅客，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来自人民，他们要我向你致敬。” 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体制内人阅读？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看海外网站？民主自由，共产党推翻就完了，？怎么推动进步？体制内想要改，他们的脑袋僵化了，已不知道怎么改了。推倒他们吗，绝对不愿意的，那看谁的？刘晓波的？说实话，体制内有几个人认为他是英雄——不敢认为他是英雄，因为他要搞死我们。” 博客圈子没有真正体制内出来的。扫一眼我们的朋友，对体制内就是这样的两种看法。不是认为连锅端掉就算了，要么就是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共体制不是一般的东西，是城堡，你不是从里面打出来的，很难真正了解它。 “ 而我能站在国内这边说，踩着红线说，说到他们的心里去。” “这些高级干部非常蔽塞，你想象不到的，从科长做起，做到省长就象皇帝一样，和草根是不接触的。” 杨恒均用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吸引了一批干部。甚至标准的官方网站——人民网，中国网，光明网邀请杨恒均开博客。在国新办的中国网上，杨恒均《翻过无形的墙》甚至放了头条。海外媒体感到奇怪，要来采访。杨赶紧出于保护编辑，让他们拿下。光明网有一段时间，每天把杨恒均的文章放在头条。 也就有人来骂杨恒均，甚至骂杨恒均的人也有了粉丝。一位周小米网友骂他是民主教教主，是民主小贩。杨恒均乐了：“我就是民主小贩。” 往来国境线， 兜售民主，而且服务态度好，不就是小贩嘛。 这个小贩生意还不错。 一开始，杨恒均博客读者百分之三十是反对他的。渐渐地，二年下来，百分之三都不到了。最令人吃惊的是有近五百个读者读了杨的博客从左愤直接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有几个还成了网上的小名人，这些还只是与杨恒均有通信联系的博客。“这说明我们年轻人核心价值观的缺乏，否则左右摇摆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如果一个人有民主的价值观，再左也不会认同毛泽东啊。” “现在网民，民主知识相当贫乏。不要说不支持民主的人，连支持民主的人也一团糟，好象民主一来，我钱有了，工作有了。民主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有义务多讲点民主故事。” 杨恒均以一年100万字的速度疯狂写博客。他的十一个博客大部分是因为文章先感动编辑，邀请开博，由热心网友管理。 不过民主小贩，是赚不到钱的。为了写博客，杨恒均把大房子换成了小房子，写博客是没有稿费的，杨推掉了众多稿约。“博客，没有人编辑我的思想，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为了写台湾红衫军，写台湾选举，杨恒均自己花钱去了台湾看现场。二十多岁时杨没住过五星级以下的酒店，现在他时常住几十元钱的旅店。有时厕所与浴室都没有，要打着伞去洗澡，杨恒均却很开心。“以前是国家出钱让我住酒店，现在是花自己的钱。” 有人会问杨恒均图个啥？“这是我的享受，我是政治动物，从年轻时就做爱国的事，别人说你在国外以前干啥，享受呗，我辞掉百万年薪，回来写没有钱的博客。别人说我到底想干嘛。在国外，我的税号是国家严密控制的，我这种人拿外国人一分钱，国安部马上抓我，我没钱了怎么办？打工呗。现在能出入国境的，两边走一走的，愿意干这个事，除了我这种破烂货还有谁。那些老总和当官的？他们才不干呢。四十岁写博客，是我个人人生理想。跟别人没法解释。有人说我假，我假个球。” 杨恒均的手机响了，手机铃声是国歌。 杨恒均告诉你锦囊妙计 *用互联网推进民主，行! 就我对体制了解，中央很蔽塞。温家宝一说要上网看民意，当地领导怕到什么份上，每天每个省公安看博讯，有几次维权马上解决了。利用这个良性互动，可以走得很远。这种蔽塞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领导人为什么蔽塞，你想，他们从科长升上来的，升到省长就是皇帝了，他们和下面的隔绝不是一天，二天了。没办法了解。如果是你，现在升到中央都知道草根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天天和草根接触。但他们已经很早就和草根不接触。 我看准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前途作用非常大。 互联网是中国的捷径。可以说：推进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几乎成了唯一的路。这个路太明显了，人们就把别的路放弃了。有的人说推进公民社会，我们发传单吧。有了互联网不用了。你现在明显看出来。无论你干什么，和互联网有关。没有互联网，你维权，都维不成功，分分钟拍死你，当地报纸都不报。我没有想到互联网有这么大影响。政府对互联网政策与媒体不一样，共产党他什么控制不了？但因为技术的原因，慢慢失控。 互联网是提供在有限制的空间里的民主大讲堂，训练到最后，互联网没给中国带来混乱啊。当互联网不断扩大化，真正有新东西会出来。美国不可能用互联网搞民主。因为现实中已经扎根。中国人互联网充分搞民主，不会比美国差。中国互联网的后发优势是我们看见世界的民主都走完了。后发劣势是中国民主从哪儿插？学现代美国，没门。两难，我们不知道从哪儿插入这个民主进程，互联网缩短这个过程，互联网十年走过的路，竟然是西方国家用了很多年走过的。 民主在早期，哪个国家不是精英在搞。中国不可能公开说精英搞民主，但互联网首先把文盲排除在外面，而且他们无怨无悔，因为你想玩，随时可以上啊。中国互联网言论水平不低的。批评谁，禁区掌握得非常好。国民言论素质高啊，不是低啊。中共要抓住这个机遇。 *不怕罗嗦 我不是写作的人，语言罗嗦，本身罗嗦就是吸引读者，多少短的人家能记住。写讽刺，写风趣的，能有几个象韩寒的？韩寒是写博客出名的吗？——他本来就出名。把韩寒的文章给读者看，不说名字，看完他能记得吗？手机短信比韩寒精彩多的是。 *真 我确实每个字用真，我四十岁，我有多少同事，不真就完蛋了，所以我把经历写出来就行。 *吃透体制 我对体制内了解，使我对政治方面把握得准。了解这些人边界在哪。我和公安厅长吃饭，他当公安厅长踩了多少人身体上去，他也骂体制。但不骂个人。这个很多人把握不住，谈政治有偏差，有偏差在哪呢？对体制，对美国社会，说很极端的话，稍微一偏差的话，你会失去读者，理由很简单。比如法轮功的部分文章，明显做假，一写得不对，就失去读者。去年，西藏问题，我写的比长平狠，但是怎么让上下接受。是需要技巧的。 我不写推翻体制的文章，在极权国家写这种语言，你就是拿起枪来干，没有别的路，那么用语言就错了。否则你给人感觉太不了解体制了。到底想干什么，挑战极限吗，这个极限，每个人都知道的，从写博客来说，对社会有进步吗？在中国语境下，没有别的办法，国外的人看来我的文章是有缺陷，与独裁者共舞，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只要你用词用得好，他们很难下令关。 为什么我的博客从来没有屏蔽过，就是这个原因。 统 计 2007年4月份开和讯博客，累计点击量150万。 网易博客，累积360万点击。 新浪、搜狐、凤凰博报200万。 2008年才开的腾讯博客累计1000万（一年）。 《莎朗斯通歉了，成龙怎么办？》点击92万。 杨恒均博客地址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 http://yanghengjun.com 杨恒均博文选 胡爷爷是坏人吗 儿子放假回中国，我规定他们见了亲戚朋友只能说中文，结果很是让我难堪。他们的中文表达简单得如幼儿园儿童不说，还不时夹杂一些英文单词，而且稍微长一点的句子几乎都是按照英语语法习惯排列组合出来的。这与平时和孩子在一起时间太少有关，怪不得他们。于是决定利用在中国的假期让他们加强口语和听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后也只找到了一个方法，让他们坐到电视机前。 除了动画片他们勉勉强强能够听懂看懂，其他的文艺节目一窍不通，当然很有名的几个节目例如超女什么的，由于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他们还算可以理解。这时有亲戚建议不如从新闻开始，包括新闻联播。因为那些新闻联播里使用的都是目前中国最标准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儿子听话地坐到电视机前。 三天后，新闻联播还没有结束，大儿子铁蛋找到我不解地问：爸爸，胡锦涛是坏人吗？ 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太突然了。虽说在我的引导下，大儿子从八岁起就和我一起看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几个新闻实事分析节目如“60分钟”、“meet the press”以及“20/20”、“Larry King Live”中部分适合他看的节目，但他至今也毕竟才十三岁，还不至于提出如此简单而有高深的问题吧？！ 我看着儿子，说：他不坏，但是不是好人，那就要——对了，你也大了，不能简单地以“好人”和“坏人”来划分你自己所见的人。 儿子没有听进去，接着问：胡爷爷犯了什么罪吗（Crime）？还是犯了什么错误（Wrong-doing）? 我很疑惑。儿子刚刚看新闻联播，还没有看完就过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只好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知道胡爷爷是谁吗？ 他说了几个变了调的职务名词，半懂不懂，于是我向他解释：胡爷爷身兼三个职务，是全中国13亿老百姓的主人和全权代表，是爸爸国家的最大老板，就像美国总统和澳洲总理一样…… 那么说，他一定像克林顿一样做了什么恶心的事（disgusting），我为你们难过！儿子听到这里不安地打断我说。 我是更加糊涂了，疑惑地看着儿子，儿子这才注意到我的疑惑，他解释说：我看了三天的新闻联播，每天胡XX都上头条新闻，镜头一直对准他，一定是出了大事…… 我这才释然，随即有点哭笑不得。儿子显然没有听懂新闻联播在讲些什么，难怪，新闻联播的很多语言都是非常官方、也很有中国特点的。儿子没有听懂，可却看出了名堂。他用自己的标准判断了自己所见到的。他按照西方国家的新闻模式，推测出三天来一直出现在新闻联播头条新闻的胡主席肯定不是好人，或者犯了一个让人民很不高兴的错误——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西方连续三天进入电视头条新闻，如果不是坏人，那肯定是出了问题的政治家，又或者是暴死的皇亲国戚，染上艾滋病的明星。 难怪儿子会误会，他是看美国和澳洲的新闻长大的。那些国家的新闻头条动不动就是天灾人祸或者令人震惊的犯罪，如果两者都找不到，也会用一些政治丑闻、民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甚至花边新闻作为头条，绝对无法想象西方出现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视察一个村镇、开某个会议的报道作为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布什每天平均两个会议和三起会见（外宾和内宾），美国新闻几乎从不报道，——除非那起会议或会见关系到某个即将爆发的热点。西方媒体就算报道自己的领导人，也很少放到头条。当然，上头条新闻最多的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有一个镜头几乎成了那段时间的经典头条——那个镜头是难堪的克林顿故作镇定地说：“我没有和那个女人做爱！”     我不能完全赞同西方的新闻观，但相比较中国大陆的新闻模式，那显然是人类最大的一项进步。记得前段时间，澳洲有两名矿工被困在地底深处，结果新闻每天就现场报道。儿子也每天关注这条新闻，第二天到学校同学和老师还在讨论，和我打长途电话也在讲这件事。那两位澳洲人被困在地下长达两个星期（食物可以进入），那段时间，所有澳洲新闻的头条都是现场报道，而且每次都长达三分钟以上。 在这段时间前后，中国也有矿场塌陷，有一个塌陷造成三十一人死亡，难得的是新闻联播也有报道，只是报道这三十一条人命的新闻不足二十秒，而且在于着重强调了代表先进性的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重视。这条新闻当然不是头条，而是放在详细报道了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各种活动后、在一个农民党员学了三个代表而提高了粮食产量之后。 每次回到大陆，我总要用一个星期左右适应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这之后才不会一看到新闻就破口大骂。可是，当我让儿子看新闻学中文时，忘记了他们不是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而是压根儿不能理解。当他们看到新闻联播中的头条新闻总是那个西装革履的总书记晃来晃去的时候，他们怀疑这个人不是好人，或者是让人民揪住他做了“恶心的事”而死死不放，每天让他曝光，每天追踪他——     可笑的儿子，可笑的我。如果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他，让他知道中国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是否能够听得懂？听懂后是否能够回答自己的问题呢？ 我没有这样做，因为以我对儿子受到的西方式的教育来判断，如果我告诉他实际情况后，儿子肯定不会认为一个控制了全国电视台、一个让所有自己控制的电视台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报道自己的活动、宣传自己的每一次讲话的人做得是对的。 （此文原发表于博讯新闻网，重贴时有改动以适应中国特色） 我和负责扫黄的领导一起看色情录像…… 既然我已经以调侃的口气说了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回顾一件有可能让我“民主小贩”这个光辉形象进一步受损的往事。为了不给当事人造成不快，我下面的故事中的主角——也就是我的领导，使用了改头换面。但有一点不能改，那就是此人是在六十年前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就是政法战线的年轻标兵，维护社会治安，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留下了飒爽英姿。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已经超过六十岁退休年龄了，可是由于经验丰富，破格被留任领导岗位，发挥余热。我和他出国到美国的时候，我只是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普通干部，而他是全国政法系统有头有脸的领导。 我和他睡一个房间，晚上他看不懂英文电视，按来按去，竟然按出了三级片频道。按说这种频道都是收费的，不会按出来，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酒店就不收费，12点后就开始有了。 看到他一下目瞪口呆的样子，我也手足无措，说实话，那些三级片对于我来说，简直有如儿童节目般纯情和无辜，何况折腾了一天，我自然没有兴趣和他一起看，再说，我就是有兴趣也不敢在这位老领导面前表现出来啊，于是我打了一个呵欠，假装睡觉。转身前，我斜眼看到他眼睛都直了，盯住屏幕不放。 我自然无法入睡，过了一会听到这位老领导呼吸有些急促了，随即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小杨，这就是黄色录像？ 我知道他知道我没有睡着，我说，是的。但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再隐瞒也瞒不过他，就补充了一句，这是三级录像带，遮遮掩掩不露点的…… 他“啊”了一声，说，还有四级、五级？我说，是的。于是他又去胡乱按频道，显然是想搜索五级。那时频道没有那么多，但他也按了好一会，我有点同情他，说，美国酒店里不能播放五级录像带。 他惋惜地叹了口气，把频道调回到酒店里的三级频道。我继续假装睡觉，但心里却狐疑不安，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问我，小杨，你经常看这种录像带吗？ 但这位一直以来让所有的工作人员紧张的、很霸气的领导并没有这样问我，我只听到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我第一次看…… 我简直有些惊恐了，这个时候再假装睡觉，很可能就把我的政治前途睡过去了，于是，我就竭力让声音平和地问，你从来没有看过？ 他说，说你肯定不相信。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转过身，坐了起来，发现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屏幕。屏幕上，洁白的沙滩，波涛汹涌，一位丰满的白人少妇嫌她的比基尼泳衣勒进了肉里，于是当着我们的面轻轻扯下来…… 我想，如果不是我亲眼见证，我肯定不相信老领导的话，正如当我后来忍不住而把此事偷偷告诉我朋友时他们也以为我在编写小说一样。不过，我当时一下子就相信了他的话，而且深信不疑，因为我看到了他在电视机前的表情，那和我看到的所有年轻人第一次看这种录像带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只不过，这种表情出现在一位曾经当过中国最大、最开放省份的公安厅厅长，并且，他当晚亲口告诉我，他曾经统管这个最早开放省份、也是最色情省份的扫黄工作，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堆成小山似的黄色录像带被压土机碾碎！最多的一次，收缴了大概有几十万盘色情光碟，他都下令销毁，一盘也没有留下，（由于下面的局长和处长具体承办）他更是一盘都没有看过。他说，我是扫黄的，怎么会去看那些黄色的录像带！ 说实话，这位领导虽然很看重我，而且我始终认为在那个体制里他是挺优秀的（部分性格和故事出现在我的间谍小说里，例如1949年后，他曾经负责在沿海地区抓台湾潜伏过来的特务，很成功；1949年后几年国庆节期间在他的领导带领下成功破获破坏国庆的大案要案），但他的工作方法和性格都很粗暴，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用“独裁”来形容，——这样一位人物，竟然在六十多岁时和我在美国的酒店里第一次观看低俗的三极录像，真是雷到我了！各位想一下，才二十多年啊，听说现在行贿领导的，已经直接选送处女和文艺院校的美少女了！现在想起来，那件事还能够雷到我！ 更雷到我的还在后面，第二天早上，我们好像都忘记了昨晚的事，不过在吃完早餐后，他突然对我很哥们地说，小杨，你别自己看啊，回去后有五级的，也给我拿两盘过来，我总不能让公安部门的领导送给我看吧？ 我当时要不是气血方刚(24岁吧），可能会当场晕过去，但我竭力保持冷静，淡淡地说，好啊。 回国后，我一次也没有给他送过五级录像带。在美国我们睡在一起，一起看那种录像，但一回到中国，我是一名大学毕业不久的普通干部（正在为科长职位奋斗！），他是我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我到他的办公室甚至要经过武警岗哨，我那种去搞几盘录像带送给他看的念头自然而然就消失了。你想，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把色情录像送到他的办公室啊，万一他翻脸，我考，他完全可以一句话就判我十年八年的，我就只能在监狱里躲猫猫了。 好在回国后，虽然我常常去看他，他却也从来没有再对我再提起过带录像带的事，当然，他在和我偶尔谈起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的时候，语气要平和很多，而且，他的那些手下，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们，从那以后，好像也没有几个对我高谈阔论假大空说教了。 如果不是当事人已经八十多岁，早就退出了政坛，我本不该写出这段往事。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对我影响挺大的，对我后来如何看待人性、制度和思想等有一定的启发。我当然希望对你也有一些启发。 不过，今天是周末，在经历了一段 红色之旅 来到张家界后，向我的读者披露我生活中经历的这件小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那些长年累月被我沉重的政治话题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读者能够和我一样轻松一笑。 2009/3/22 张家界 大陆游客在台湾可做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朋友很兴奋，说台湾放开大陆游客了，他要赶第一波奔赴祖国的宝岛，问多次到过台湾的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他去的，又问，在台湾时干啥事最有意思，而且是在大陆做不到的。 我还真被他问愣了，去过多次台湾，可还真没有发现台湾有什么好玩的，而且我每一次去好像都没有心情玩。现在回想一下，台湾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第一次去时，我对台湾城市缺乏现代化高楼大厦还挺失望的，朋友说，由于土地和房子都私有化，你真想拆迁、统一规划，还真不是一般的困难，所以谁当选也不愿惹这个麻烦。所以，台湾的城市的布局可没有大陆的那么雄壮和整齐划一。不过，去过几次后，却也发现别有一番韵味，很多老房子保持了原来的风味，看上去另有一番和谐和温馨。等到再去过几次后，就喜欢上种充满人性化的城市。例如前后两次到台中，第一次去时，走下火车后看到眼前的那个上百年的火车站时大吃一惊。眼前的火车站简直没有办法和我们任何一个市级的火车站相比。但第二次去就喜欢上了，还专门在台中火车站咖啡厅喝了一杯咖啡，竟然品出了百年小站的味道。 回想起来，我每一次到台湾，最享受的就是在僻街陋巷的小食店和当地人一起吃台湾小吃，感受他们的生活，看着红男绿女从眼前的街道飘然而过。至于风景名胜，我都是匆匆扫一眼就离开了。 所以，现在朋友问到我应该哪里去看一下时，我还真不好说，难道让他去逛街，去小巷子里吃台湾牛肉面？啊哈——突然想起了那个老头。 我建议他到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走一下，这条经常用来检阅和游行示威的宽大的街道一头连总统府，另外一头是原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在不是了）。上两次到台北，我都在台北中央党部的门前看到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抗议示威的老者。他就是那位支持国民党而意外死亡女孩的（自杀？忘记了）父亲（或者爷爷？），他长期在国民党党部门前抗议示威，要求国民党给他补偿，也要求讨还公道。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那里，你如果过去，最好去看一下。你还可以和他一起照相，他很热情，会给你讲女儿（孙女？）的故事。 当时看到那个老头，我真地愣住了。因为眼前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华盛顿白宫门前的那个抗议专业户。那个故事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过，我再重复一遍。在白宫的北门，隔一条马路的草坪上，长期有一个白人在这里驻扎。什么叫长期？就是说很多老华盛顿都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抗议的。他有自己的帐篷，一度宣称自己是越南退伍的老兵，他最早来抗议据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过没有几个人记得了。 后来他在抗议什么呢？这就要看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因为这些年下来，他逮到什么抗议什么，例如里根上去，他就抗议星球大战，抗议经济不景气，布什上去，他又抗议伊拉克战争，克林顿上去，他又抗议污染和性丑闻，而且，每一年他都要换几个主题来抗议，可谓与时俱进。 白宫附近基本上还算是环境优美，也很干净的，可这哥们就一流浪汉，邋遢得很，他自己在这里不说，还把自己的全部家当——一些从垃圾堆里找到的东西塞在帐篷里。据报道，联邦调查和美国警察也曾经多次想把他赶走，但都被这个家伙以美国宪法和自己的天赋人权挡了回去。说实话，在这个地方抗议白宫的经常有人，几乎每个月就有人组织一群人，或者某个人过来举着标语晃荡一圈，等电视台赶过来拍了录像，就欢天喜地地散去喝咖啡了。可这个流浪汉常年累月在这里安营扎寨地抗议，好像还是唯一的。 后来据报道，有一次警察过来想把他迁走，他说自己是美国公民，有在这个地方抗议的权利。警察说要检查他的身份证和护照，结果他竟然说十年前就他妈的找不到了。警察这下子可逮到机会了，说，你可能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抗什么议？结果这流浪汉一句话就把警察顶了回去，他说，你不能证明我不是美国人呀。他说得警察无话可说，因为公民不但有丢掉身份证的权利，而且还有失忆的权利。他只记得自己就是美国公民，其他的住什么地方什么的一概忘记了。 于是他继续住在白宫对面自己那个肮脏的小帐篷里。那些年每一次经过白宫，如果是穿着西装，还会遭到他吐口水，他不会对游客吐口水，但会对所有穿西装的人骂到：fuck you，你们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美国就是被你们搞坏了，fuck you.！！大概在他的印象中，凡是穿西装经过白宫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到白宫看到这个流浪汉时，我感到不可思义，后来一度认为这是美国白宫的阴谋诡计，否则很难解释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抗议的流浪汉，FBI和警察根本不可能没有办法把他弄走（哪怕收买），可是，神通广大的FBI这么久就除不掉白宫周边的这个污点？这难道不是白宫的某种阴谋？那么是什么样的阴谋？ 全世界到华盛顿游览的人几乎都要在白宫附近溜达一圈，在他们震惊于华盛顿MALL 的绿油油的草坪和白宫附近的宁静时，都会看到这个肮脏的流浪汉。那么当他们看到这个流浪汉后是什么反应？我想排出了一开始的怀疑和好奇后几乎都会转到对美国制度、美国宪法和美国人权的深思上。美国白宫和政府怎么就能够容忍一个这样的流浪汉在全国权力的核心位置长期驻扎，进行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抗议？ 至少我得承认，当初连我也被这个流浪汉引导到对美国宪法和人权的思考上。要知道，对于美国冠冕堂皇的吹捧自己言论和游行自由，从大陆来的我毕竟有些半信半疑，可是，这个流浪汉却以活教材告诉我们：你要想fuck (操)白宫，没有关系，去游行抗议吧，虽然使用高音喇叭需要申请，但如果你声音大一些，你完全可以让总统或者他身边的人听到你在那里抗议和侮辱他。 我怀疑这是白宫的大阴谋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就在世界上独裁专制国家纷纷垮台，最后剩下为数不过的时候，那个流浪汉悄然消失了，哈哈，报纸报道过，但我忘记什么原因了。我们姑且不妨把它当成是阴谋论吧，那个流浪汉在教育了成千上万来自不自由不民主国家的国民后，完成了历史使命，功成身退。 对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所以，在台北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突然看到这个抗议的老头（刚好也隔了一条街道），我简直感觉到有点时空混乱时光倒流。如果以前还怀疑台湾没有学到美国的民主精华的话，这次我是彻底被他们说服了，不是陈水扁的下台，也不是马英九的上台，而是被这个长期坚持抗议的老头弄信服。 不过，我那写间谍小说的充满了阴谋论的脑袋又琢磨开了：难道这个长期在总统府和原国名党总部前示威抗议的老头也是台湾情报机关安插的阴谋？ 那么这阴谋的目标是谁？哈哈，大陆游客呀。台北的街道也不怎样，但凯达格兰大道附近还是很不错的。可这么一个长期示威抗议的人就出现在你眼前，你想什么呢？我提醒你，意志一定要坚强，千万不要被和平演变。 对了，朋友不是还问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以做吗？其实台湾有的东西我们都有了，例如KTV、夜总会以及其他各种合法或者不合法的场所，大陆和台湾相比，反而更便宜。不过刚才说到原国民党总部门前的事，突然让我想到，大陆游客如果有兴致，倒可以尝试做一件你这一辈子估计都没有做过的事。 那就是看完那个老头后，不妨掉头顺着凯达格兰大道走向另外一头的台湾总统府，然后——各位我咨询过了，好像不算触犯台湾的法律——举行一个即兴的游行示威！可以把旅行团的各位组织起来，围成一圈，也可以一个人单个地进行，最好能够事先准备好标语，例如写上“打倒台独”、“统一祖国”，或者“马英九，你无耻”（至于为什么马英九无耻，你有权保持沉默，可以不用解释），或者你只写上“支持环保”“保卫钓鱼岛”等标语，在台湾总统府前举着这个标语的时候，让旅行团带队的给你拍照留念。 各位大陆游客，我想，这也许是你到台湾能够做的最有意思也最有意义的事，你想一下，中国五千年历史，你什么时候可以那么轻松的到最高权力中心去行使你的天赋人权？ 而且，我得提醒那些只有一次赴台旅游机会的大陆同胞，如果错过这一次机会，也许你今生今世都不一定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站在统治者权力的中心，行使你那比统治者的权力还要神圣的天赋人权！ 本文首发《中国猛博》一书，版权隶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Technorati 标签: 中国猛博 , 翟明磊 , 壹报 , 杨恒均

中国猛博之十四 沙叶新：最后的舞台 独立知识分子的启蒙博客 沙叶新，生于1939年，剧作家，现居上海。 博客名：“沙叶新 博客专栏” 可能是最年长的热门博客。沙老晚年越发进步，用博客告诉年青人历史的见证与思索，更以幽默、智慧见长。他的众多话剧被禁，但这位独立知识分子巧妙地用博客上演了一出更为动人的好戏，戏名就叫——《不为权力写作》。 遇 到沙叶新就象打开了春天的窗户，迎面而来的是清新的春雨和春鸟的喧嚣。 “我叫沙叶新。人家不叫我沙叶新，叫我‘少十斤’。什么是‘少十斤’？‘少十斤’就是‘沙叶新’三个字的右半边。所以我这个人没多少份量的。去掉一半，才少了十斤，那我整个一个人就只有二十斤。（笑声，掌声）右边‘少十斤’，那左边呢？就不好意思说了，叫‘亲三口’（笑声、鼓掌）。从名字上看出来，我这个人一是没份量，只有二十斤，不厚重，浅薄之至。二是待人还算亲切，一见面就亲你三口。当然不好乱亲。” 这是他东南大学讲座时开场白。 连名片也充满了笑声。“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 他的书斋名叫“善作剧楼”。 沙叶新爱说笑话，更爱说真话，他是个爱说话的人。 2001年，他被指定参加全国作协代表大会。临行前夫人抛下一道死令，“叶新，到北京你千万不要说话，千万不要发言。大家都在演戏，你干嘛那么认真呢？”沙叶新笑了，“我一定认认真真地把会开得跟没开一样。” 小组会议上，一位上海作家第一个发言：“哎呀，部长你来了，看到你，我感到非常亲切。至今我还记得你在离开市委的那天告别会上的发言。你的讲话，你的作风，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坐在身边的沙叶新对这个作家说：“你拍马屁怎么拍得这么恶心！”沙叶新忍不住了。 “我这次到北京来，医生嘱咐我，你心脏不好，凡是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笑声、鼓掌）。所以开幕式我就没去（笑声）。……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说，听了这次领导讲话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么就没这感觉呢（笑声）？……我反对把‘三个代表’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因为‘三个代表’主要是针对党组织、党员讲的。而作协是群众性文学组织，你怎么能要求金庸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写武侠小说呢？（笑声、鼓掌）不是荒唐吗？……” 当然，沙叶新后来再没有被邀请参加全国作协大会。 沙叶新是一个冲动的人，当他得知南京一位五岁的女孩因上不起学而自杀，泪如雨下，立即让女儿带着一千元交给孩子家长，让两个同样失学的姐姐上学。这样的事，沙叶新做了许多，却连夫人都不知道…… 沙叶新的身上除了谈笑风生的活泼，更有刚强激烈。他一生中只与别人发生过两次争吵。一次是在小吃店不小心将汤汁滴到一位食客衣服上，沙连连道歉。食客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沙沉默良久，一下子掐住食客脖子抵在墙根…… 2003年，沙叶新写出了长文《宣传文化》，这是四九年之后第一篇向中宣部与专制宣传制度开炮的文章，沙系统揭示了洗脑宣传的内幕与实质。在网络上轰动一时。于是有一天来了一位“朋友”： “我这次是奉命而来的。上面要我来给你打招呼，叫你到此为止，别再写下去了。”沙叶新问：“如果不到此为止呢？”朋友回答：“对你不利。” 沙叶新当即正色道：“假如威胁我、迫害我，我将以死抗争。” 沙叶新又接连写出了《腐败文化》、《检讨文化》、《表态文化》的系列长文。在2006年长达16000千字的《腐败文化》中，沙叶新愤怒写道：“见过腐败，但是没有见过这么腐败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并不顾危险指出周正毅案有后台。（当时陈良宇尚未双规） 这系列文章被网民们评为“被利益收买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中仅剩的道德良心。”“沙先生写出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真话。” 这是沙叶新第一次见识网络传播的力量。 当年沙叶新曾被政府称为“党的作家，党的人”。 他写过《边疆新苗》等一系列革命话剧。 最让他痛苦的是他与姚文元的艺术争论被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年仅二十三岁的他被批判。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他的剧本《边疆新苗》本是一部歌颂上山下乡知青的“遵命文学”，也仅仅因为讲究了一点艺术真实，没有完全将英雄写成高大全，而被一再批判，沙叶新不服，写下了七页为自己辩护的抗议书，最后因为怕永远失去写作机会与影响夫人入党而撕毁了，含泪写下屈辱的检讨，骂自己是资产阶级分子。 1974年3月21日上午，上海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这天妻子在医院临产，沙叶新不能请假陪在身边，不能告诉妻子被批的消息。批判会让沙叶新刻骨铭心，差点神经失常。 沙叶新屈服了，重新写作了领导要求的剧本。 “那时，我写的都是帮闲，甚至是帮凶文学。” “我这个知识分子不够格，我是个工具型的知识分子，我是个螺丝钉型的知识分子。我没有独立人格，我没有精神，我没有知识分子的道义，党叫写啥就写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名为听话，实为帮凶，至少是为了自保。” 文革终于过去了。 在八十年代，他写出了《陈毅市长》，一时好评如潮，朝野称赞，然而当沙叶新写出了第一部独立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讲述一位骗子冒充高干子弟如鱼得水处处开绿灯的故事，观众反响热烈而被禁演时，他感到了边界。但他不愿再屈服了，他要写出自己心中的剧本。 《假如我是真的》在禁演后, 反对此戏声音很大，当时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的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这个剧本，胡耀邦出于保护沙，提出让沙叶新多听取不同意见，进行修改。沙叶新认为这是变相的禁戏，写了反驳文章《扯“淡”》，认为这将把中国话剧扯入淡季。并提出不能修改，要修改也要按沙叶新我的意思修改。 85年，沙叶新要入党，反对势力很大。市委统战部知识分子处向胡耀邦申请，胡耀邦批示，“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入党三天后，新华社报道沙叶新的全国头版通稿，用了大标题《党的作家，党的人》。 沙叶新说：“我终于找回了自己脑袋。我终于觉得自己开始象知识分子了。” 然而他的舞台却越来越小。 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幸遇先生蔡》（讲蔡元培的故事）、《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都是因为那个屁》等许多剧本，被沙叶新自己称为“我把它们都看作是我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精神反思、灵魂拷问和我关注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成果。”，都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被禁演。 国内不行，连香港都受限。 香港嘉禾影业公司投资拍摄沙叶新《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有关方面知道了，立即请嘉禾老板饮茶聊天，劝其撤资，终于使得该片胎死腹中， 沙叶新成为中国被禁剧目最多的当代剧作家。 2006年12月19日，沙叶新在朋友帮助下，在博客中国开设博客，成为中国最年长的知名博客之一。在这时他已经六十七岁了。 在博客中，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舞台。 他告诉人们当年的红灯记是如何成为拷打反革命的伴奏音乐。戴厚英如何从一个狂热的左棍变成真正的女人。上海文革时负责人徐景贤晚年的觉醒，余秋雨文革的真实面孔。 他想告诉年轻人，这是不应忘却的历史。 他觉得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欠下的债，他要告诉人们他的经验。 在《尘埃落定话红灯》后他作小诗一首。 尘埃落定为言早， 文革阴魂又甚嚣。 样板声中君切记： 有人一直在磨刀！ 当西藏叛乱与奥运火炬沸沸扬扬，“爱国青年”抵制家乐福时，沙叶新写道： “文革中参加过无数次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各国反动派’以及支持‘亚非拉’的游－行－示－威活动……当时也是激情满怀，总以为自己‘真理在握’，现在呢？好惭愧，因为上当受骗了。现在的年轻朋友非常爱国，非常希望祖国强大，我非常高兴，真的高兴！但我不希望现在的年轻朋友重复我们过去的错误。” 他的幽默的语调，极具戏剧性的行文。恰好符合了博客带有表演性、戏剧性的互动的媒体特征。沙叶新非常注意读者的感受，在戏剧中，一段话如何引起观众的适当情绪，他是看重并研究的，这种技巧他也带到了博客中。与许多博客的博客写作不同，沙叶新的博文每篇都是字斟句酌。《在香港学习温家宝讲话》出奇不意，打动了读者。营造了具有戏剧的气场。《我曾是个结巴》在一片笑声中讲述社会性语言障碍的成因。《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则更象一部迷你轻喜剧。 他重新找回了一个剧作家最重要的舞台感觉，也重新找到了观众。 一系列的危险与监听跟踪，他都碰到了，甚至有留下遗书的想法。 而博客的读者给了他不放弃的力量。“看到其他很多网站网民的跟帖，那么多热情的鼓励，真让我羞愧我的退缩和软弱，哪怕只是一时的退缩和软弱。如果我退缩了，当了逃兵；软弱了，做了懦夫，那我太对不起支持我的网民和读者，对不起这苦难的民族，对不起这多灾的土地。那是罪过，那是背叛！” 2006年11月沙叶新加入中文独立笔会。开始了更为自在的写作。 他成为上海少数的独立知识分子，他批评上海文人“在文人面前说说官府的腐败，也很激扬；在官府面前说说文人的异端，也无忌讳。但他们绝不愿意在官府面前骂官府，也绝不愿意在文人面前骂文人。上海素称冒险家的乐园，但上海人只敢冒险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冒险做无利的买卖。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包括文人。” 而他的博文完全没有躲避的技巧。“这是天下相率为伪的时代。”沙先生痛惜“那是知识分子又一次心灵沉沦的时刻。”所以他要发言，他要还债！ 2008年4月1日，沙叶新被查出胃癌晚期，切除四分之三，身体迅速削瘦下去。他渐渐没有力气写出完整的博文了，但他还是坚持转贴，并写作按语。在三鹿事件中，他的按语有力打动了网民：“这个制度还值得信任吗？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谁的心不在颤抖？真是烂到根子上了……” 沙叶新，他要笑着战死在最后的舞台，博客舞台。大家一起来打排球. 沙叶新之片语 *不知者谓我何求。 我有过片刻的软弱，有过短暂的彷徨。有时我会想，我这是何苦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知我者，以为我是“右派”，以为我爷爷是大地主，以为我父亲是国民党，以为我老婆是反革命；总之我是苦大仇深，才会写这些揭GCD疮疤的文章，否则岂不是吃饱了撑的？其实，我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儿女，有不错的房子，有小康的收入，我真的不愿意毁掉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回到我的专业中去，重操我的本行，写写话剧，满足自己艺术欲望；写写电视剧，过一过有名有利的幸福日子。但一想到我只为自己活着，而且是苟活，就觉得自己可耻、可耻，非常可耻！即便只为家庭活着，也让我觉得极为不安。身为知识分子，多少还应该为民族、为大众活活吧？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为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 爱博客的理由 自从前年底朋友帮我在“博客中国”开了博客专栏之后，我才逐渐爱上了这一新型的言论平台，原因是：一、发表便捷。二、修改也便捷。在博客上，可以任意多次修改，可使文章减少错误，精益求精。三、读者量大。如果一篇受到网友欢迎的文章，不但点击率高，还会被网友到处转贴到国内外其他网站上，那读者量是惊人的，传播也极为迅速。我的一些文章每每有这样的荣幸。四、博客的言论尺度相对较宽。五，可与读者互动。 *珍惜反对者 博客可以交流互动。这是我最最喜欢的。我从未屏蔽过批评我的声音，从未删除过批评我的意见。我只是将非常个别的粗鲁骂人的或与我无关的帖子删除过。一年多来，记得我删除的这类帖子只有三条。所有回贴中支持和反对的比例大约是六比一。由衷地感激网友的支持，更要由衷地感激网友的反对。一个不能让人对自己说“不”的人、一个不许别人反对的人，一定是个非常自以为是、非常专制专横的人；一定是个心胸狭窄、甚至有点阴暗的人，是个迟早要遭到唾弃的人。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 *不为权力写作 性格即命运。一个称职的作家，一个有尊严的作家，一个真正想为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为你深爱着的人民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须：独立苍茫，顶天立地。天马行空，无傍无依。无拘无束，豪放不羁。不当奴才，不做工具。不接圣旨，绝不遵命。敢想敢说，敢于直笔。敢爱敢恨，敢于犯忌。敢哭敢笑，敢于放屁。只信科学，只服真理。心灵自由，不为权力！ 统计 2006年12月19日，朋友帮助下在博客中国开博，发表第一篇博文。至2009年6月7日下午三点，累计点量991617人。 单篇点击量在5000与45000之间。《中国的希望何在》点击40553人，《不为权力写作》点击量在17000。 沙叶新博客地址 http://lhhlhh.vip.bokee.com   本文首发《中国猛博》一书，版权隶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Technorati 标签: 中国猛博 , 沙叶新 , 壹报 , 翟明磊 , 香港天地图书

壹报发表此文，是因为符合壹报“欣然在野，哭歌民意”的报心，也让吹鼓手们所谓“盛世”留下一个见证。江雪是国内知名调查记者，是夫妻看黄碟被捕案的作者。深厚的人道关怀与法律专业素质是她特色。谢谢她对壹报的支持。真理部已禁止记者继续采访发表此事，此时，正是壹报要承担的时候。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他，是撑不住了。”……三名国企工人在抢救一位工友时，三人掏遍身上的钱，只有十二元……他曾拥有自己的房子又无力支付分期付款卖了……国企改制中他成为孤独者……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他的死是性格悲剧？还是在这个激流勇进、适者生存的社会中，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彷徨转型的一个失败案例？ 国企工人自杀，存折只剩4角6分钱 江雪 文/ 图         49岁的潘鸿强一直有个心愿，好好买块墓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       这个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终也没有实现。6月10日清晨，潘鸿强死了。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放下父亲的骨灰寄存证，并在遗书中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人生的“失败者”，其生前的彷徨困苦，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产业工人的生存和精神状况。 清晨的死亡       6月9日晚6时左右，潘鸿强像往日一样去上班。 走出西安东郊韩北村那间巷子最深处的民房，穿过约50米的巷子，拐两拐，就到了大路上。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了位于幸福路的华山厂大门口。 正值下班，工人们涌出厂门，三三两两地回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潘鸿强低着头，步子比往常快一些。快到大门口时，“老伙计”耿田刚的女儿喊了他一声“伯伯”，他好像没听见，就过去了。 前一天下午，耿田刚在路上最后一次见到潘鸿强，他也是匆匆忙忙的，打个招呼就走了。交往20多年，耿田刚感觉潘鸿强这半年来变化很大，比以前沉闷，不太爱和人接触。半个月前，耿邀请他来自己家新房坐坐，他也回绝了，说自己没时间。 夏天的傍晚很热，潘鸿强穿过工厂的办公区，到了后面的厂区。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已经31年。大约3年前开始，他的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 这是一座大约三四个教室那么大的老式厂房，有两层楼高，里边堆满笨重的机器。他的任务是定时拿手电筒巡视车间。 厂里本来是安排两个人值班，但为了多一天时间休息，两人约定，隔一天上一次班，这也得到了车间的默许。所以，夜间值班其实只有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走在空荡荡的厂房，潘鸿强能看到的，除了那些沉重的机器，就是自己的影子。车间的空气里是熟悉的机油味儿，累了，他也会偶尔和衣在长凳上打个盹儿。 大约晚上10点，车间一位负责人还见到他。“放心，这里有我没问题！”他说。 凌晨1点多，他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这个朋友有点口吃，他俩通话有十多分钟，闲聊中，他没有表现出异常。 公安机关调取的车间摄像头显示，出事前，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行为反常。 惨烈的死亡在天即将亮时发生。他用一把菜刀挥向自己的脖子，一地鲜血。 上午7时许，最早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鸿强。死亡的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 耿田刚是第一个接到电话赶往现场的人。“路上我还想，那么硬气的一个人，不可能是自杀，说不定是和小偷搏斗受伤的吧。”他说。 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开门迎面看见床上放的报纸，上面放着两张纸，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别人，生活一定要有记（计）化（划），别不多说，再见了，永别了。”落款“孤独者潘鸿强”，时间是2010年6月3日，距离他死前一星期。 遗书上压着一个黑色的小证件，那是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看到这个骨灰证，我就啥都明白了！”冯萍说，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因为当时手头紧，没有安葬，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 “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买两个墓地，把他们父子安葬了。”7月12日，眼睛红肿的冯萍说。 四角六分钱 冯萍本已忍住眼泪，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时，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时，“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两个男人中间，儿子高大帅气，潘鸿强也很精神。他从年轻时就那样，两道很浓的剑眉。40多岁了，拾掇拾掇，“还蛮帅”。      “瞧这张照片，儿子太像他爸了。”她说，那是另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工人潘鸿强，留着80年代的大背头，尖领白衬衫，浓眉大眼，很俊朗。那是他曾经的青春。 他们在1985年相识，结婚。她家境优裕，母亲是特级教师，父亲从部队离休。而他是穷小子，从小没有娘，也没有兄弟姐妹，就和当工人的老父亲相依为命。或许是同情，或许是缘分，她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好了。 结婚两年，他们有了儿子，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作为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他的工资一直很低。这么多年过来，到2010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日子紧，钱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两个人也常常说不到一块儿去。“他是老工厂工人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老是缩着，缩着。” 生活总是离不开争执。2004年，他俩协议离了婚。离了，可她也没有离开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终下决心离开了那个家。”“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他工资太低了。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学咋办？”女人说到这里，哭得伤心。 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在外边打零工，有时兼两份工，推销东西，在网吧帮忙，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比他强。有时，他手头实在没钱，她就给他一两百元。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电话里说：“萍，我没钱了，借你200元。等发工资还。”她说：“你用呗！还借啥呀。”他们在附近一个酒店门口碰面。拿了钱，他匆匆走了。 6月12日是冯萍生日，他们在电话里说好要和儿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鸿强死了。 死去的潘鸿强身无分文。现场留下的遗物，除了钥匙、手电筒，工卡，就是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冯萍充上电，交了话费，“作为永久的纪念。”    能作为纪念的，还有一张工资存折，里边只剩下0.46元。 工龄31年的潘鸿强，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600元，由厂里发现金，然后，车间再给这个存折上补发250元。 这张2009年12月9日新换的存折显示，从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资，潘鸿强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发放之前，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卡里剩下4.06元；5月25日发了250元，当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卡里剩下0.46元。 在潘鸿强死后半个月，车间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资。只是这次，他没有再等到发工资的日子。 窘迫的日子        “他是撑不住了。”耿田刚说。 在耿田刚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潘鸿强也有快乐的日子。那时，他没离婚，周围的人，又和他一样——差不多地穷。除了自己的工资，还有父亲的退休金，日子过得还算轻松。 2000年，华山厂开始有数百工人下岗，到2005年，前后有几千人下岗。潘鸿强所在的车间因工种特殊，下岗的人不多，加上他是老工人，留了下来。可在耿田刚看来，没有下岗的潘鸿强算不上幸运。 他们是20多年的同事、朋友了。2004年，同是车间工人的耿田刚和妻子相继下岗。为了生活，耿田刚和妻子一起做生意，折腾了几年，度过最难熬的几年，渐渐有了起色。如今，他们虽然不算富裕，但“和工厂相比，已经强多了”。大约一个月前，耿田刚装修好了新房。虽然还背着一点债，但生活不会受影响。 而潘鸿强依旧围着机器转着。 大约三四年前，车间开始实行计件工资，潘鸿强腰有伤，加上患糖尿病，干不动活。别人能出100多个活，他最多出60个。有几个月才拿二三百元工资。最后，还是朋友托人说话，车间照顾他，才有了这个轻松点的“值班”岗位。所有工资加起来，每月能拿850元。 可他依旧为钱发愁。在耿田刚的印象里，这几年，潘鸿强的日子越来越拮据。“我常接到他的电话，说没饭吃了。有时叫他到家里来吃，有时给他点钱，有时一二百，有时二三百元。作为朋友，哪个月我不给他买两条烟！” 潘鸿强平时抽4元钱一包的“延安”。每个月发了工资，先买米面油，再买两条烟。可到月底，往往就“弹尽粮绝”了。 耿田刚认为这个老朋友并不是大手大脚的人。“实在是工资低，用钱的窟窿也太多了。别人有家，两个人撑着。他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姐妹。连个‘混饭’的地方也没有。加上看病、租房、交房贷，确实困难！”他说。 潘鸿强所在的车间有互助工会。近一年多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向工会借款一二百元。      在耿田刚的印象里，潘鸿强也想过改变。他一直谋划着“干点啥”。可干啥呢？他没本钱，也没有亲戚朋友可借。何况，围着机器转了30多年的他，又会干啥呢？ “现在这时代啊，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他啥都没有。再说，在工厂呆那么长时间，人的脑子都木了。他也想去应聘，但以他的年龄、身体，出去也就是给人看个大门。”耿田刚说。 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最终日子越过越拮据。“据我所知，他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去他那里，常常是空空荡荡地，啥都没有。”耿田刚说。 而他又好面子。红白喜事，别人要掏二百，他咬咬牙，也要掏。“他爱充大头”，工友的妻子这样说。 而在朋友眼中，潘鸿强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心性强，在人跟前从不示弱。谁想在他跟前说风凉话，没门！”耿田刚说，虽然潘鸿强对人都很和气，脾气也好，但并不是嘻嘻哈哈的人。这个在朋友眼中“很硬气”的男人，平时的爱好是和朋友们喝点酒。最常喝的是不到10元钱一瓶的太白。 今年春节，他们两家人聚了一次，吃烤鸭。那次他看起来还算高兴。“多年没见他开心了！其实有啥开心的事呢，又不像人家有房有车。去年，要分房了，本来是高兴的事，对他，倒成了灾难。买了一屁股债。”耿田刚叹息着。 沉重的房子 在亲人和朋友的眼中，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 结婚后，潘鸿强一直住在一个叫新立村的厂区宿舍。那是个大杂院，住了大约100多户人家，几乎都是车间的工人。 新立村的日子是熟悉而亲切的。他在那里出生长大，周围都是老邻居、穷朋友，常常，人们下班回来，在门口一站，就能聊半个小时。在大院里，大家都喊他“小民”，那是他的小名。 一直到出事前，新立村都是潘鸿强最愿意去的地方。虽然近两年厂里要拆迁，老邻居们都搬走了。可他还是不习惯，常常拐弯到院子里去看看，即使老院子已被厂里整体租了出去，曾经最熟悉的大杂院已变得陌生。       2004年左右，工厂住房改革。厂里在旁边的车间腾出一块地方盖福利房。这些一辈子住平房、简易楼房的工人们，也可以住商品房了。“虽然是好事，可没有几家不愁的。家里都紧，要买房都差钱啊。”冯萍说。 他俩一起交了房子的4万元首付款。冯萍说，家里没积蓄，全是借的，要付利息，比银行略高一些。收房交钥匙时，实际面积90多平米，比当初登记的大点，又补交了4000多。 2009年初，要拆迁了，厂里要收回院子租出去。潘鸿强在附近的韩北村租了一间约25平米的民房。一个月的房租加上水电费是270元。 等新房装修时，潘鸿强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他没和冯萍商量，就和工友换了房子，把90多平米换成了70多平米。人家给他补了两万元。他又借了些钱，开始装修。 冯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装修这个房子的。他自己设计，卧室铺成复合木地板，客厅铺瓷砖。这毕竟是他一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可装修太花钱，常常就没钱了，停停装装，一直到去年5月装好，花了约6万元。此时，潘鸿强已经是负债累累。“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等冯萍知道时，潘鸿强已经把房子卖给了同事。70多平米的房子，连房子带装修，总共卖了16万余元。“知道房子卖掉了，我心都凉了。”冯萍说，可想着那么多债务逼着他，也实在是没办法啊！ 卖了房子，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装修款还了，加上还了一些债，填了其他一些“窟窿”。冯萍说，最终，他只是“原吃原，打了个平手。”可在他死后，至今还有3万元的银行房贷。 他又住进了租来的房子。卖房的事一直也没给别人说。 这个“人生的失败者”，最终没有为儿子，也没有为因贫穷离开的妻子，实现曾经的承诺。他最终没有拥有这套让他付出了心血和梦想的房子。 “ 翻不过身来 ” 傍晚，78岁的苏玉芳在幸福小区的垃圾桶里翻拣瓶子。 说起潘鸿强，老太太就抹眼泪。“给他多烧点纸，在这边（活着时）难场，在那边不要也难场。”她拉着冯萍的手，絮叨着。 老人是华山厂的老职工，退休了。儿子吕洪生和潘鸿强也是“老兄弟”，老家都是河南的，又是老邻居。潘鸿强活着时，有事没事也爱来他家转。他们都知道彼此的“难场”。 2001年，吕洪生也下岗了，妻子也离了婚。19岁的儿子因受到其他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每月都要吃药，一犯病就砸人家车玻璃。如今，一家老少三口指着老太太的退休金每月1030元还有孙子一个月290元的低保过日子。 幸福小区砖混结构的房子，一平米998元。这看起来已经极低的房价，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事实上，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家庭，为买房子都背了债。吕洪生家这套60多平米的两居室，是向姐妹们借钱买下来的。没钱装修，水泥地抹了抹，墙自己刷了刷，就搬进来了。 下岗后，吕洪生在外打零工，这么几年，也没有折腾出样子。“我一个大男人，出门脸上都火辣辣的。”他说。 不过对潘鸿强的死，他表示想不通。“这不，孩子就要大学毕业了，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啊。”      “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记者问。      “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老觉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别人低。”冯萍说。      “他一个人孤独，又不愿示弱。”这是耿田刚的答案。 不过耿田刚也认为，潘鸿强的处境并不是特例。其实在他们工厂，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买点面或馒头，随便吃点。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帮忙，完了请大家吃饭，上两个好菜，几下子全没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刚说。 他举例说明工人们的窘况：前年，院子里的“石头哥”和几个人打牌，牌掉地下了去捡，犯脑溢血，送到医院去，在场的三个人掏遍全身就凑出了12元钱。人最终没有救过来。 “ 孤独者 ” 一直到父亲死了，儿子潘琦才觉得自己对他有了一些了解。整理父亲遗物时，他对妈妈说：“我在南京，每月的生活费比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高。” 这个23岁的年轻人，这个夏天刚从大学毕业。从小，他跟随姥姥姥爷长大。老人很心疼这个外孙，上大学后，每个月姥爷要给他寄去1100元的生活费。 “那边消费高，儿子个子高，吃的多，我也不能控制他。”冯萍说。多年来，她苦心经营，努力为儿子制造着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如果靠我们两人，压根不可能供孩子上这个大学啊。” 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来，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这半年，他回西安实习，父子俩交流比较多一些。潘琦说，两人在一起，爸爸平时不会讲自己的工作，或许他觉得，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门，有啥可讲的呢。儿子就给他讲学校的事情，“啥都讲”。     在潘琦的印象中，最后这一年多，爸爸住的地方，是最深的巷子里“见不到阳光的角落”。但这并不妨碍父子俩享受他们的生活乐趣。      “爸爸做啥饭都好吃，尤其是面。他自己和面、擀面，擀的面特筋道。”潘琦一米八三的个头，高大帅气。他知道，爸爸是以他为骄傲的。他也知道，别人曾调侃爸爸。“就你那点工资，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爷吃完饭，去找爸爸。爸爸在车间值班，跑出来两个小时，爷俩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值夜班几年了，冬天披个军大衣，揣两个蛋糕就走，他牙不好。夏天穿布鞋，喜欢用矿泉水冻一瓶冰，带着去上班。”这是儿子对父亲的记忆。       他知道爸爸没钱，从不向爸爸要钱。潘鸿强呢，每次吃完饭要去上班，总是要塞给儿子一点钱，一般都是五十，还有二三十的，儿子懂事，有时就给他留下了。       “我特别难受的是，他老是一个人上夜班，厂房那么大，他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说。       遗书上的“孤独者”几个字，让冯萍想起来就难过。她觉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亲就死了，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       她有时心里会内疚。她也总是想起他的那些话，低低的无奈的声音：“我就生在这个工厂，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不像别的男人有车有房，我只能靠工资吃饭啊。”       这个49岁的失意男人，一生没到别的地方去过。除了他生活的西安，只在姑姑去世时，回了两次河南。       在他死后，冯萍和儿子去与厂里交涉。厂里表示，按照相关法规，潘鸿强的自杀和厂里并没有关系，厂里只能给3000元的丧葬费。厂里同时“纠正”了他一个月只有850元工资的说法，说这些工资是扣掉“三金”之后的。另外，潘鸿强还有半年奖和年终奖等。但冯萍算了一笔账，即使这样，他每月拿到的工资也不过1000元钱左右。    厂方并不认为是工资太低造成他的困境。“按说工资还行吧。我们还有环卫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一位车间负责人说。      7月23日，厂方给出了最后的处理结果：给付潘琦抚慰金3万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说。   特别说明： 本文曾以《工人潘鸿强之死》为名发表在陕西《华商报》，壹报读者转载时请注明《华商报》版权。随后在网络上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说是潘鸿强吸毒，说他不会过日子，记者江雪继续采访当地派出所，证实所攻击的纯属造谣，其它媒体记者跟进时，受到真理部通知，不能采访发表，江雪经过修改补充后，将未删的原文发给壹报，壹报全文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