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

肖雪慧 9月26 日晚江苏徐州西苑，被城管打伤的人之一。带队城管扬言：“打！打死人我负责”——此景观近年很常见   小贩问题，俨然成为我国大中小城市数一数二的大事。在政府应提供的公共服务缺位太多的现状下，行政资源在对付这批劳动者上耗费无度，并不断激起冲突。可以说，对小贩的驱赶、处罚、财物没收，跟房屋强拆一起，双双并列成为我国最引人瞩目、最为经常的两大冲突源，急需求解。前一阵广州做的一些尝试，似乎意在寻求走出城管与小贩冲突怪圈的路子。就媒体报道所见，广州城管委拟出《广州市流动商贩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于8月下旬和9月初先后“问计市民商贩”、“问计专家”。按预定日程，应早已上报广州市法制办了。   放下身段召集各方“问计”，姿态值得嘉许，但将产生的结果，却很难令人看好。这样说，基于两大原因，两大原因不独广州存在，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值得剖析。   一 首先，没有迹象表明广州市政当局摆脱了很多地方政府不切实际的无摊城市目标，或者摈弃了将城市“面子”凌驾于民生之上的做法。这种情况下制定的《办法》很难成为一个保障民生前提下尽量平衡协调流动小贩、固定商家和有着不同需求的各阶层市民之间利益的良性办法。而两次问计期间及之后针对小贩的一系列举措也印证了这一点，比如“收编”小贩，安置固定地点；城管、协管“万人上街劝退走鬼”，等等。所有这类举措，目标还是街面无小贩，却少有设身处地为这个群体生计着想。“收编转正”貌似给了出路，但“转正”小贩被安置到生意冷清地段，倒是不碍政府或执行部门的眼了，可对小贩来说，缴了钱没生意，如此出路，连聊胜于无都说不上。   不过，更表明目标偏失的，是8月份那个万人上街“争创文明、迎接亚运，流动商贩乱摆卖劝导式执法大行动”。该行动，主题就预设了“城市文明”跟小贩摆摊的对立，而一个“乱”字，在市政当局语境中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小贩似乎是见不得人的群体，凡有高官显客到访或大型活动之类展现“城市文明”机会，就必须遮蔽他们，以防出现在客人眼前。客人爽眼，比生活本身重要。据报道，这个主题行动以9月1日为限，覆盖面达“全市100多个点”，除了大街，小巷也不放过。9月1日后，禁摊面一举扩大到250个区域路段。不知市政当局有没有想过，一个城市，250个区域地段一禁，还能剩多少空间？！但城管部门强硬宣称，对这250个区域地段，“根据整治效果不断调整执法政策，像乱摆卖黑点，恶势力、暴力抗法等行为，城管部门一定会联合有关部门予以重击。”   此处对小贩摆卖用上了“黑点”、“恶势力”等字眼，而对付办法是“联合有关部门”“予以重击”。这些用语一方面暴露城管部门把现今权力部门僭越权限，垄断黑与白、合法与非法命名权的通病表现得极为夸张，对不顺眼的人或事滥扣“黑”、“恶”、“抗法”帽子。充其量违规的乱摆摊（如果真的乱摆）被冠以“黑点”“恶势力”。这种定性跟各地都有上演的一幕形成讽刺性反差：偷袭民宅、暴力强拆、设陷罚款、掠人财物之类民间有共识的黑社会行径，披上执法外衣畅行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样用语还暴露出彻头彻尾的对敌斗争思维，而对敌思维的指向，是自食其力、劳动谋生的小贩！如此荒诞思路支配下的“调整执法政策”，其实就是在短暂的“劝导式执法”之后回到动辄收缴小贩谋生工具、对小贩暴力相向的惯性轨道，而小贩与城管冲突再起，也注定无可避免。实际上，“劝导”期限一过就冲突重起：9月4日晚因收缴女摊贩推车发生冲突，女摊贩被追打，她一岁的儿子也被打，引起的民众围观和愤怒导致几小时堵车，最后出动了防暴警察和警犬——这大概就是城管部门所谓“联合有关部门予以重击”的现实诠释。   二 管理目标上预设的“城市文明”与小贩摆摊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难以出台一个使小贩问题获得正解的《办法》。而城管委在“问计会”流露的倾向暴露出该部门不靠谱的角色认知和寻租意向，灌注到《办法》中，小贩问题的解决，更不可乐观。此为第二大原因。   8月20日“问计市民商贩”有多种观点碰撞，这很正常，有些观点背离现代政治常识，也很正常。但作为会议主持方的城管委负责人的取舍倾向却很不正常。   倾向性主要表现在围绕对小贩收费的问题上。有市民代表提出：流动商贩管理涉及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市、区、街道居委、小区四级系统，其中利益（包括摊位费）有个分配问题，建议城管委出台费用标准前先理清利益格局。   此说告诉人们，第一，政府在小贩“管理”上存在复杂的利益格局；第二，多级管理系统在小贩管理上进行利益分配是理所当然；第三，多级管理系统利益分配上的考虑是出台收费标准的前提。   从这一建言看不到对小贩生存状态和承受力的体谅，却很体谅多级管理系统的利益分配。老实说，众多层级“管理系统”的“利益”压在一顶破草帽上，景观极其荒唐、病态。但最离谱的是，此建言把公权系统视为利益主体，认可从“管理”获利。据报道，这位市民代表乃在读博士，然而其发言表明对政府性质、功能的认识完全缺乏常识，似乎不知道政府机构靠全民的税款支撑，其存在目的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利用管理权牟利、分肥。   然而，偏偏是这种背离现代政治常识、视纳税人供养的政府为利益主体的分赃式“建言”得到主持者青睐。似乎找到知音，城管委主任当即表示“我可能会邀请你来参与修改”。   “问计”，倾向于选择对自己部门有利的，结果就肯定不可乐观。而城管委主任一句“政府的运行成本，没有利润如何持续”，更令人愕然。政府运行成本靠利润，纳税人的税款干什么用了？！管理要赚利润，当政府是开店的？！   一个部门负责人不知道政府靠纳税人的钱运行，政府工作人员是纳税人在供养，那么，这个部门的行动很难尊重现代政治文明规则。而公权机构在“利润”思维支配下的行动，说穿了是凭借权力作无本生意。办证经济、罚款经济、收费经济、钓鱼“执法”、向坐商收保护费、向游商拍卖占道经营权以及城管为争地盘当街开打、当街扒裤子……等等权力乱象，均可顺理成章从这种认知衍生出来！   人们纳税供养政府工作人员，支撑政府运作，是为了获得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反过来说，政府掌握的公共权力只能用于为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而不是谋取私利。而两次问计，从媒体有限的披露看，收费、惩罚俨然是重点，小贩的生计和居民的需求倒退居后位。这是本末倒置，掉进了钱眼，但却符合把政府定位为利益主体而在“管理”、“服务”的名义下赚取“利润”的思路。   政府征收了很高的税，还有名目繁多、总额直逼税收的各种“费”。在我国医疗及其他社会福利按身份等级决定是否享有及享有程度的现实情况下，无论流动的还是有固定摊位的小贩，都基本上属于不被社会福利惠及的阶层。对他们采取的谋生方式，尽量降低门槛才是正道。试图从对小贩的收费赚取“利润”，是权力寻租；罚字当头，更道义有亏。我国缺乏合理税制，向小店征收的实际税费高，且有很大随意性，许多小店主苦不堪言。游商是经济更窘困群体，否则不会选择日晒雨淋中游走摆摊，但他们经常遭遇的罚款以及货物和谋生工具被收缴，使他们实际付出了很高谋生成本。这也是冲突不断的直接原因。   三 广州探寻求解之道中暴露的目标偏失及政府自我认知错位两大问题，在我国各大中小城市都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近年各地政府很青睐“打造城市”。这个频现于主流媒体的词组不伦不类，却相当传神地表达了地方政府已经找不着北的权力感和试图操纵生活的野心。   “打造者”追求的城市秩序，是要求社会和民众生活去适合他们头脑中一尘不染的城市幻象。当这种城市幻象靠强力推行，民众的生活事实上就被绑架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正从以下进程痛切感受到，即，城市生活的自生秩序一步步被冰冷的人造秩序消泯和取代。   “打造者”的城市幻象中，“无摊城市”似乎占有特别的位置。无摊，不仅是街面无小贩流动，还要坐商经营不可跨越门槛一步。① （注 ①图片：因所谓“跨门店经营”，9月18日晚深夜和19日晚深夜泸州城管造访这家晚上才把水果摆出门外的水果店，砸摊、施暴。20日晨，店主一家持刀闯进城管办砍伤五人。城管与小贩之间，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图片：上图提到的水果店女店主手臂还有淤青）   要求本身不切实际，加之这两种底层谋生者人数众多，投入再多人力也不足以对付。于是，一个横空出世并日益扩张的城管每天在这件事情上折腾，且经常性动用警察、甚至特警。不仅如此，还从社会底层招募大批协管，他们被推向跟小贩“作斗争”的第一线，派给的“任务”就是驱赶街头小贩、刁难坐商。在市政当局追求的城市目标下，这批人的生计跟小贩的生计有了对立性质。这种事实上挑动底层互斗的做法撕裂社会、制造敌对，无异于玩火。而这样的玩火游戏表明，在追求冰冷、划一的人造秩序背后，是公权力的严重失序。   人造秩序背离生活现实，无法持久。小贩要生存，很多市民需要小贩提供的服务，无论怎样施禁、打压，也只能隐蔽一时，小贩终归还得出来。这就是生活，不以长官意志为转移。强行消除不可消除的，既给小贩和市民都带来不便，也把为此付出的过高行政成本压在纳税人头上。而风头一过，一切如常，然后又一轮新的打压、冲突、流血，循环往复。这样的蠢举，各地反复上演。如果不放弃不切实际的“打造”念头，如果对小贩摆摊可能产生的问题或纠纷，不走社区自治途径由各利益相关方自行解决②，恶性循环将无终了。   跟城市目标的偏失一样，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带着强烈利益冲动处理事务的情况也极为普遍。   近年一直有人为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合理性作论证。这个问题上，我始终认为，各级政府靠纳税人的税金供养，纳税人绝无理由花大钱养一个利益主体来跟公民争夺利益。政府掌握着包括暴力机构在内的国家权力，掌握着社会资源和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如果认可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参与跟公民个体或团体的利益博弈，必定是“权家通吃”的局面；当其想谋财，没有任何公民个体或团体是安全的，而无约束、无底线，必定使这种谋财兑现为行动，向公民权利和国家法律进攻的事件必屡屡发生。唐福珍之后狼烟四起的暴力拆迁已经为此提供了太多注脚，每一条注脚都是社会不堪承受之痛。   如果说城市管理上追求人造秩序使管理很大程度变异为堵底层劳动谋生路以及对公民权利、社会自治空间的吞噬，那么，寻租冲动渗进小贩问题的决策上，骨头里榨油的做法将堂而皇之地进行，这种情况下，小贩跟城管躲猫猫，是合理选择；躲不过、遇上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注： ①街边路人行走的地方，可以停汽车，却不准小商家、小餐馆在更靠里、跟交通畅通毫无关系的门口经营。笔者经常目睹游商、坐商受欺负。对游商施禁，对坐商是百般刁难，“跨门店经营”是最常用刁难借口。成都经常性奇怪景观之一就是，一大批城管守在各种店铺门前，只要店铺东西稍稍摆出门槛一点，轻则呵斥，重则动粗。其实，中国人过去一直有“屋檐滴水为界”的观念。摆门前屋檐下，那是店主自己的地盘。强行干涉，冲突难免，日前发生的泸州血案就由此而起。而一味强力打击“跨门店经营”，也使城市失去一个充满生活气息、深受市民喜爱的情景——夏日夜晚在小店门外纳凉、宵夜。   ②几年前北京某小区曾在小贩问题上有过成功的自治实验，可惜被城管部门叫停。“叫停”意味着什么，人们心照不宣，笔者也曾作过剖析，此处不赘。

——《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小记 肖雪慧 1．相聚在老人去世之后 周辅成先生去世一年之后，今年6月12日，“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 图一：会场   我是一月中旬收到书面通知的。实际上，周先生去世不久，他在京的弟子就已经积极着手筹备。万俊人是周先生的关门弟子，跟老人情谊甚笃。老人去世后那段时间，万兄邮件中有一句“先生的丧事之简陋，令人心痛”，这话，现在想起也难过。那时他在邮件中就提到正筹备纪念会和周先生文集出版事宜。岁末收到邮件，告知会议通知将很快由北京寄出。十来天后，就收到了。   学生齐聚为周先生祝寿，是万俊人和周先生所有学生多年心愿。记得大概是94年那次去北大，他告诉我，待2001年周先生90岁时，准备为先生庆寿，那个时候，海外漂泊的弟子应该能回国了。还说，一定请我一起参加。然而，这个预期落空了。不过，正巧周老九十岁那年，我因《独钓寒江雪》出版去北京，上朗润园看望了他。那段时间老先生倍感孤独，特别是此前两年，万俊人离开北大哲学系去清华，他很伤心，几次信中提起，总认为北大更适合他这个得意弟子的发展。不过现在看来，留在北大未必更好。   为周先生做九十大寿的预期落空，如今，周先生已逝去一年，6月17日是他九十九岁诞辰日，传统上，九十九时做百岁寿诞。这个百年诞辰纪念会，海内外学生，能来的都来了，不能来的还是不能来。但无论如何，周先生的子女、弟子和忘年交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相聚畅谈。   会议安排在清华大学甲所。其实，最该举行这个会议的地方是周先生为之服务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大学。不过甲所也挺好。甲所隔壁就是保存完好的国学研究院旧址——这地方现在被清华大学行政中心占据，有些令人啼笑皆非——。1933-1936年，周先生作为我国创立研究生教育体制之后首批研究生之一，就在这里求学。这期间，他一边作东西方哲学史和伦理学的研究，写下一批极富创见和深度的哲学、伦理学、美学论文，一边承担着编辑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任务。 图二：会址甲所（正面） 图三：甲所一侧 图四：国学研究院旧址（甲所隔壁）     图五：位于甲所旁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图六：西南联大纪念碑正面   虽说纪念会没能在周先生长期工作的地方举行，但在他青年时代求学之地进行，我想，老人若泉下有知，还是会感到安慰；而对清华，纪念会让人记起曾有周先生这样的学者在此研读，忆起这所百年老校早年的辉煌。   2.中山大学一封信、北京大学一个人   座谈会邀请人不多，总共就二十来人，都是周老的弟子和忘年交。三位八十上下的老者引人注目。他们是1949年之后北大哲学系最早几届学生，视周老为恩师。其中一位是老地下党，他的亲人、长辈中出了四个烈士，他自己也立誓成为忠诚的党战士。为了“提高思想和理论水平”，以更好“为党工作”，49之后进了北大哲学系，学业结束后分配到市党校，“跟党有了近距离接触”，于是“终于明白了党是怎么回事”。他的“明白”，换来一顶“反党分子”帽子。   除三位八旬老者外，与会者中最年长的就是中山大学的章海山教授了。他六十年代师从周老，主攻西方哲学史，是周老第一个研究生。用周老的话来说，他是“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尽管年逾七十，章海山还是为了这个纪念会专程从广州赶来，跟周先生的情谊不说也可想而知。我有些意外的是，他代为宣读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萍女士的一封信。这封信以李萍女士本人和中山大学的名义向周先生表达敬意，为周先生早年曾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而深感荣幸。信写得情真意切，全无时下大学当局惯用的那类官话，这已属不易，而毫无避讳的高度评价这位不受权势待见、被边缘化和排斥的大学者，更不易。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态度令人无语。去年周老、季羡林先后去世，两位老者学识、人品的高下，人们心中有杆秤。但北大校方似乎已经习惯于看政治权势眼色行事，对周老去世表现出很不体面的沉默，几乎与此同时，却随“弘扬国学”的官方意图起舞，高调配合，大办“国学大师”丧事。这次座谈，通知上写“由先生曾经求学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先生长期执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但另一主办方似有难言之隐，仅一人到会。到会的他，对周先生十分尊敬、对周老的故去痛惜、难过，但我觉得他显得有些尴尬，而这份尴尬，本不该落到他头上。   去年从北大哲学系讣告看到周先生于1987年“因故退休”四个字，已猜到他非正常退休跟他那位著名弟子竞选人大代表有关。这次，好几位会上会下都提到当年旧事：有关部门有书面意见，大意是培养出这样的学生，怎么能带博士！然而，选举与被选举权是经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参加竞选并胜出，怎么就成了罪过？甚至成了学业导师的罪过？不过，有关部门用不靠谱的说法把周老排斥于他终生热爱的事业之外，这不奇怪。但北大校方亦步亦趋，对周老的排斥、冷落甚至延续到老人去世之后，尤其是对先后去世的两位98岁老人厚此薄彼，反差强烈，把大学的不独立、没骨气表现得十分不堪。   3.“他热爱学生”   “唯有对周先生的评价中有一句‘他热爱学生！’”——没记住这句话是周先生哪位弟子发言时说的，也没听清说的是何种情况下对一批北大老先生的评论。但这句话本身，我印象深刻。   他的学生忆起读研时，周老让学生自己安排每周每天一个学生上他家面授。这让我联想起十多年前读过一本书中以诙谐笔调介绍的牛津大学导师制：学生到教授家中，烟不离嘴的教授总是使劲喷烟，学生就在一对一接受教授几年喷烟中领悟学问的真谛，四年下来，被喷成一个成熟的学者。周先生的陋室，架上满是书，墙上是他的手书条幅，头脑中是几十年知识积淀和思考，到他家，听着周先生洪亮的谈话声和爽朗笑声，就置身于一个学问的气场，学生一对一接受指导并徜徉于广阔无垠的知识和思想天地。   做他的学生是幸运的，但幸运的并非只是他的学生。   从伦理学恢复到周先生1987年“因故退休”，短短几年，有缘师从周先生，当他弟子的不多。这次到京参加座谈的，好几位都不是周先生的弟子，但跟周先生的师生情谊不下于他的弟子。   来自湖南的李建华，现已是我国伦理学界有成就的学者。他刚发言，万俊人一句插话引得大家忍俊不禁：“那年先生招收四名，建华刚好考了第五名。”李建华佩服周先生的学问人品，考试失败，极端沮丧之下给周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没料想，周先生很快回复一封更长的信。周先生的鼓励和开导助他走出了情绪低谷，此后，周先生一直跟这位并非弟子的弟子保持联系，无保留地进行思想学术交流。   兆明兄也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站期间常去北大周先生家拜访，从那时起就一直得到周老的支持和鼓励。199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道德生活论》出版。出版前，书稿寄给了周先生，周先生看稿后反复写信交换意见，又欣然提笔写序，对青年学子的探索精神给了很高评价。书稿交付出版社后，周先生建议用罗丹的思想者雕塑作书的封底。当时，这尊雕塑的照片不好找，周老听他说没找着，也帮着找，最后，把自己一本藏书中的《思想者》雕塑照片撕下随信寄去，信中叮嘱：“用后还给我！”   这个小小细节十分动人。   周先生学问根基深厚、融通中西，对印度思想、文化也有很深研究，是我国大学近几十年来很稀缺的学者。他被排斥于教学之外，是中国学界损失，但直接受影响的，是他的学生。万俊人访美时对流落异国他乡的大师兄说了一番话：“当年那些事的是非不去说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先生不能上课了，我们没有机会在先生门下读博士了。”他师兄听了，潸然泪下。 （未完待续）

冉按： 我听说刘贤斌比较早，认识贤斌却比较晚；听到贤斌贤慧的太太明先也比较早，但看到她就更晚。但他们一些聚散的故事，早已经遂宁的朋友如陈卫、欧阳懿等的言谈中有所知悉。而贤斌从2008年出狱以来，我们见面次数也不多，何况每次见面他不说家里的情况，大多是谈对这个社会现实的认识，或者朋友问及六四和坐牢诸事。不谈家里面的情况，不是他对家庭不关心，而是不想让更多的人为他的家庭操心。但在不多的谈吐中，提及女儿的聪慧可爱，妻子的贤慧坚韧总是赞佩有加。 第二次从监狱出来，短暂的一年零七个月的狱外自由后，今年6月28日又被当局逮捕。为了更多地了解贤斌的心路历程，我花了几天时间读毕他安放在博讯上的“刘贤斌文集”（ http://boxun.com/hero/lxb/ 。）。我自然为他对追求民主自由的坚定不移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清晰、理性、富于逻辑的文章所打动，更让我敬佩的是，他对亲人、妻子女儿，那颗挚爱的心，如此细腻如此深情，这让我对刘贤斌另眼相看。我曾说过，看一个人首先看他对自己的亲人是否有爱，否则这样的人，无论看上去多么高尚，都是让人心存疑虑的。我对那些不关爱自己家人，甚至深怀大义灭亲、出卖亲人朋友之想法的“高尚”人士，不管他有多么高调的理想，我都退避三舍、心存厌恶。我曾经写过一篇《可怕的职业革命家》（大家可以网搜），来阐述我对这种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厌恶鄙视之情。有人还以追求民主自由需要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来与我辩论，我当然不可能应战，因为在我看来，这事没有什么可论之价值。 贤斌在狱中写给妻女的百封书信，充满深情挚爱，就是明先也认为贤斌深情缠绵，这对一个当面情感不容易外露的男人来说，距离和阻隔反而成全了他的情感喷发。我请大家在阅读明先这篇感人的文字时，配上贤斌写给她们母女的一百封信，就可以更加深层地理解他们的“聚散人生”。孩子出生两岁零两个月不到，刘贤斌即被判坐漫长的十三年监牢，在这种情况下，明先不仅将孩子带大，孩子成长得十分优秀，而且还以自己微薄的收入安了一个新家。不特如此，即令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也乐于助人，512大地震她所捐的三千元钱，直到国保来抄家才被翻出来为世人所知。我不知那些前往抄家的国保，内心里是否应该为这位良心犯的妻子善良的举动而羞愧？也许在他们的眼里，执行所谓的公务，抓义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甚至还有一种愚蠢的使命感。常言道：人与人的差别，有时比人与普通动物的差别还要大，真是一句深入骨髓的透彻之语。 我当然和所有认识明先的人一样，认为她是坚韧有力的，但我要说，只有她才能体会失去丈夫帮助的悲伤。任何亲人朋友对他的帮助，都无法抵销她暂时失去丈夫的伤痛。一天繁重的教学工作疲劳后，还要亲操诸多家务，还要教育孩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要经受内心煎熬以及一些人的冷眼，这样的心路历程，我们外人可以想像，但何能承担万一？我们可以想像明先在夜深人静之时，空对孤檠，忆及自己与贤斌的聚散人生，其内心是何等孤弱无助！我们的安慰何等苍白，我们的支持何等微不足道！当她及媛媛和一干朋友们前来成都的时候，我太太执意要在家中用便餐招待她及媛媛和一干朋友们，忙碌一整天，这在我们家中是多年没有的情形了。朋友们都已经习惯来我处，便下馆子，所以对这样的“招待”也觉得不可能。我太太至今也没说过她为何要如此做，但我想只有女人才能更好的理解女人。虽然我受到的打压，与入狱多次的贤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我想两个有些相同遭遇的女人，不需要更多的交流，就能感同深受。 明先这文章充满深情，我想她内心一定波涛翻滚，却很节制。她需要理解，但不需要廉价的同情。不节制的情感，在她这样自尊自爱的人面前，是不容易出现的。自然，我们不难体会出她回忆起贤斌的聚散人生时的锥心之痛。成都一行，到流沙河先生家拜访的晚上，说到抄家的情形时，坐在明先旁边的媛媛终于忍不住啜泣起来，明先疼爱地看了她一眼，赓即起身去取面巾纸，轻抚着她，缓缓地给她揩眼泪，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那时空气仿佛凝固，大家说不出一句话，感到异常的难过。在我们院子门口快要分别的时候，有朋友送来网友捐的五百元钱给明先，明先立即转赠给刚认识的朋友李英强，希望他创办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发展得更好，令李英强兄及我等都感动难言。2010年8月22日7：55分于成都   陈明先：我和刘贤斌的聚散人生——谨以此文献给异见人士的妻子   一 几年前，贤斌还在四川省第三监狱（在大竹县城）里服刑，一直在外面为他奔走呼号的朋友欧阳懿就正告我，要我写点关于我和贤斌的文字。我想我实在写不出。我和贤斌的相识很简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传奇。1993年11月，我在遂宁中学教书。贤斌从秦城监狱出来了，帮他二嫂看守过店面。我常常去和他二嫂聊天，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和贤斌说过些什么呢？现在的我已无从回忆。虽然见证过1989年事件的场景，但对他的经历，我仍充满了好奇。遭遇过如此苦难还能乐观积极的男子，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呢？我对他有着十二分的好感。虽然他没有工作，户口又在城郊的农村，但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单位和户口在以后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只要他能养活自己，我就能养活自己和孩子。 我和贤斌交往，始于1994年3月。当时贤斌已经离开遂宁，开始穿梭于遂宁与成都之间，推销一种叫芒果茶的饮料。我一向疏于对钱财的关注，但看他吃苦耐劳，也就喜在心里。 大概是5月，贤斌说要到北京去。临行前，我们在遂宁破旧的街上溜达了很久。贤斌怕我孤单，提出给我买一台黑白的电视，我拒绝了；他又提出给我买一串金项链，我不愿意。后来我们想去照张合影来做纪念。可转了好几个相馆，老板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意，我和贤斌只好花35块钱奢侈一下，照了一套（4张）黑白的婚纱合影。 暑假，二哥全家到北京旅游，捎去了我的信和送给他的衣衫。后来他们带回贤斌的信和一盒《似水年华》的磁带。信中说黄昏时分，他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钢琴曲，思念着家乡的亲人，是如何地泪流满面。 9月13日，我们登记结婚。因为贤斌又要匆匆离开，来不及照标准相，我们就把一张黑白婚纱合影贴在了结婚证上。贤斌带着一张合影到了北京，我守着三张照片呆在遂宁。也许是不堪相思之苦，贤斌也曾有让我到北京找工作的打算，但后来不了了之。 在贤斌母亲的催促之下，1995年的1月28日，我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想是贤斌从人大学生一下变成监狱囚徒的遭遇，让他的母亲背负了太多的压力，而今她才有了扬眉吐气之日。贤斌的母亲说，她在婚礼上一直想唱歌。而我那可怜的母亲却一直在流泪，她是在婚礼前夕才得知贤斌全部的情况。我的母亲无奈地问：“刘贤斌有几分田地？”   二 在遂宁中学继光楼一楼西侧紧邻男生寝室的那间小屋，我成了贤斌的新娘。我们的新家很简单：一张24寸的黑白合影挂上了墙，漏光的塑料绿方格纸贴满了大大的窗户。如果站在窗前眺望，可以看见院里的一棵大榕树、一座青瓦盖的小亭子和一口古钟。古钟早已被人遗弃，几乎就没有发出过声音。婚后的第一天早晨，贤斌孩子似地拿着铁锤去敲钟。假期的校园很宁静，那浑厚古朴的钟声悠远而绵长。 这个生活细节，贤斌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起过。我想那是因为小屋和钟声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安宁生活的象征。 正月初四的晚上，我们和贤斌的同学聚会回来，发现学生寝室的大门没上锁，小屋的门已经被打开。房间里的东西井然有序，但放在书桌里的两台相机中的一台不翼而飞。对于这次被盗的蹊跷之处，贤斌有别样的理解：小偷的目的在于胶片，而不是财物。这样，友人陈兵被迫丢失了他的相机，而我和贤斌被迫丢失了关于婚礼的所有记录。 贤斌已隐约感觉到了些什么，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我虽有些遗憾，但也无从追究。只是一提那些相片，我常一厢情愿地想它们还躺在一个安全的角落，也许某一天会被如数归还。 婚后贤斌和我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总是匆匆而去，突然而回。他一走，我的心就跌入了无底的深渊，没有他的一点音讯，我的担心无处倾诉。也许是相聚的日子太少太少，以至于结婚多年之后，看他突然回来，我还会满怀羞涩，心跳不止。 1995年的夏天，贤斌带着我去保石中学看望他的好友欧阳懿。那时，欧阳懿已经为人父了。孩子甚小，我和罗老师在家看小孩，欧阳懿就带着贤斌到当地农民家里搞调查。调查归来，贤斌很兴奋，挥笔写了好几天。 等到公安第一次抄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继光楼的三楼东侧。那是木制的三间屋的房子，还有一个阳台和简易的厨房厕所。家布置得简单而温馨，贤斌在这里学会了做饭炒菜。 1996年的3、4月，贤斌的出行就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了，他回家的消息很快就会被公安知道，然后被带去问话。那个时候的问话多少有些剑拔弩张的味道，贤斌不想与他们纠缠，后来干脆就不回家。 我们夫妻的相见变得越来越艰难。5月的一天上午，贤斌的母亲过来说贤斌回来了，在她小东街的出租屋里。我慌慌张张地赶过去，躲躲闪闪地进了母亲的房屋，看见贤斌坐在破旧的长凳上，削着香桃在等我。 下午，贤斌带我到遂宁一中隔壁的公园漫步。相对于家来说，偏僻的公园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依偎在公园的长凳上，一直坐到黄昏。晚饭吃过“冯水饺”，贤斌带我到涪江边上。那时的江边垃圾满地，乱石成堆，很少有人行走。我们手拉手在暗淡的灯光下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深夜。后来走累了，贤斌才决定进城。我们穿街走巷，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不需要登记的小旅馆住下。 公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贤斌了，他们一定很着急。6月初，我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急急忙忙赶回了仁寿老家。一路上，我发现有个穿戴体面的男子一直跟着我。他跟着我一次次地换车，还会拿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大哥大）躲到一边去和谁联系。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在找贤斌呢！关于这个人身份的判断，我后来在嫂子那儿得到了印证。因为不久她就问我：“妹夫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公安到这儿来打听他？” 1996年的美洲杯开赛了，贤斌像一只倦飞的鸟儿回到了家里。国保闻风而至，贤斌中学时的班主任（学校的副校长）带着一群人敲开了我家的门。师生在这样的场合下见面，多少有些尴尬。很快，贤斌就被气势汹汹的公安政保处长王延文带走，另一些人则留在我家翻箱倒柜。   警察移动了我的床褥！ 警察翻乱了我的衣物！ 警察打开了我的日记！ 警察在阅读我的文字！ …… 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了我的隐私，我就像第一次被人剥光了衣服扔在大街上，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我紧张，愤怒，全身都在发抖。我怀揣着贤斌塞给我的通讯录，故作镇静地在阳台上走动。 第二天，贤斌安全地回来了，而那些记录了一个女孩十四年的青春与梦想的六大本日记却被我烧个精光。   三 1997年5月底，在孩子出生前夕，贤斌暂时结束了他的行程，决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看我已经“大腹便便”，步履艰难，他常暗自担心。一天，我上街闲走，到了二嫂的店面，一时聊得开心，忘了归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6月13日上午，孩子剖腹降生，贤斌喜不自禁。每天，他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忙得不亦乐乎。孩子还没满月，他说：“我最近要出去一趟，我让妈过来帮你！” 给我留下一些生活费，贤斌好似无所牵挂地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似乎也不用知道。可是那个秋天，等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贤斌已经不是我们的贤斌，而是一个肺结核复发的病人。他嗑血不止，只好住进了医院。我推着小孩，穿梭于家、菜市场和医院之间，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伤。 贤斌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复发的病情让他脆弱得像一个需要宠爱的孩子。为了支付他的医药费和营养费，我绞尽脑汁，四处筹借。后来实在是没有颜面借钱了，就贱卖了贤斌的母亲给我的金戒指——我永远记得那天自己小心翼翼地走进天上街私人小金铺时的心酸：“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爱人？” 那是贤斌第二次患结核病。贤斌的母亲心急如焚，她想尽了各种办法，试用了各种偏方，企图将病魔赶走。听说用一种草药泡洗可以减轻病情，贤斌的母亲从几公里外的仁里场背了一口大铁锅到我家熬草药水。她节约家里的生活费，不停地周济我们，我们才得以勉强度日。 警察也曾到医院看望贤斌，当然他们的看望是否还有别的意味，就不得而知了。98年的春天，贤斌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以在家静养了。4月，我们搬到学校大门口的一所房子里。房子陈旧，但空格很多，可以安排成三居室。这样，贤斌的父亲就能住到我家来，照顾我们达12年之久。 那时，贤斌的父亲70岁，身体还算利索，他常用竹车推着孩子四处走走，贤斌也就跟了去。他们常把孩子推到隔壁的川北教育学院。学院有个大花园，花园里面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我一上完课，常常跑到一棵婆娑的桂花树下去找他们，一家人便在那里团聚。去的次数多了，那些美好的金桂、柽柳、紫藤便长在了我们的心里。贤斌出狱后不止一次地告诉孩子他曾带她去看花开听鸟叫，可在13岁的少女那里，怎会有父女相依的温馨记忆？ 贤斌的身体还没完全康复，但他还是有些等不及了。夏天一过，贤斌就到了成都。不久，他从家里带走了床单、棉被等日常用品，似乎是要长住下去。孩子幼小，需要人疼爱，我加倍努力试图弥补缺失的父爱，并在她的成长中感受到了快乐。 12月，贤斌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并带回一台传真机。传真机要和电话连通，才可以用来向通话的对方传输文件。为此，家里才装上了电话：0825—2248222。 贤斌难以抑制自己对传真机的热情，他足不出户，终日忙忙碌碌。而周围的气氛似乎异常紧张：王警官的脾气越来越大，警察抄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他被传唤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往往一去就是48小时。 后来，警察的车没日没夜地停在楼下，我们在三楼也能听到它的轰鸣声。贤斌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他呆在家里，没办法把写好的文章打印出来传真。 一天，我去买菜。贤斌把他的文稿给了我。我找了家偏僻的小店，把它们打印出来，装在买菜的布袋里提回了家。贤斌的文字继续不断地传真出去，国保感到奇怪，就跟踪了我，并扣押了小店老板的打印机和复印机。我被带到公安局，第一次受到警察的盘问。 对于警察无休止的骚扰，贤斌十分气愤，他带着孩子到遂宁市公安局抗议。12月19日，在公安局大门口，因贤斌拒绝接受传讯，气急败坏的王延文就指使手下的几名警察暴力拉扯，以致撕破了他的衣袖。1999年的1月，气氛似乎有些缓和，贤斌又离开了遂宁。 寒假一到，贤斌的父亲就回到仁里老家，忙着准备年货。我和孩子相依为伴，盼着贤斌早日归来。虽然家里已经安装了电话，但贤斌很谨慎，他的电话从不曾为我们母女响起。直到春节前两天，欧阳懿说贤斌出事了，他被关进了北京的收容所，我忐忑不安的心才落了地。 1999年，我和孩子过了一个残缺的春节，但我没想到这种残缺只是一个开始，它将一直延续到2008年。   四 1999年的6月13日，孩子满两岁了，我们照了张全家福，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满载幸福和快乐的照片。20日，在干女儿的生日宴后，贤斌抱着孩子合影，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今生的怀抱温暖过孩子的唯一证明。 7月7日，警察闯进家门，简陋的家顿时狼藉满地。孩子幼小，无甚惊恐。贤斌被带走时，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孩子，就像以前每次离家和我的永别（他总是在告别，但对我而言，他每一次的告别都是永别）。8月6日，贤斌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9月3日，他被送到了四川省第三监狱（在大竹县城）。 大竹原本是川东的一座小城，是我不曾到过的地方。但在漫长的十年中，我和我的孩子一次次挤火车乘大巴在崎岖的山路上狂奔。因为山高路险，大巴车开得险象环生，每次我都是紧紧地抱着孩子犹如去奔赴死亡的约会。 为了转移紧张的心情，我和孩子看山，看树，看冒着白烟的山坡。只有大巴车驶过长满麻杆的九龙山脚，我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来。在那个偏僻的山中小县城，我们住过8元的旅馆，吃过最简单的饭菜，我和贤斌的母亲及孩子相依为命。 我对监狱的印象来自1995年的那个夏天，好友陈卫从北京被转送到四川省第一监狱（在南充市高坪区），我和贤斌去看他。在一个类似大食堂的屋子里，隔着一个铺满白瓷砖的长台，贤斌和陈卫抽着香烟握手言谈。从此，我以为在中国的监狱里犯人和他的亲人都是可以握手言谈的。 见贤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穿过两道大门，经过繁琐的程序，才能在一间满是监视的眼睛的房间里见到他。当欧美电影中探监的场景真实地出现在面前，我才明白让孩子和贤斌在狱中共度春节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和天真。 在三楼一个不太大的房间里，有一个用防弹玻璃隔出的长方形空间。每次，贤斌满脸微笑从玻璃罩的那头走过来，坐在我们的对面。虽然是面对面，我们却感受不到对方的气息，只能在电话里闲聊半个小时。 有一年的春节，我带着几个侄子去看贤斌。那年运气特好，居然被允许和他吃一顿火锅。我和贤斌挨着坐了一个多小时，居然不敢去拉一下对方的手。孩子7岁那年，她欢天喜地地跑进玻璃罩拥抱了贤斌，然后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妈妈，你们俩也拥抱一下吧！”我和贤斌迟疑地站在两边的门口，不约而同地望了一眼管教干部，好不容易迈出一步，完成了夫妻间的十年一抱。 贤斌是一个内敛的人，在信中却柔情万种。他不停地教育孩子，给孩子画画、讲故事。而我自从知道第一读信人不是他，信就变成了公式化的文字。我总是向他汇报家人的情况，极少流露出我的悲伤——我不想让公安和狱政科的人在我的悲伤中狂欢。但我的有些文字是伤感的，而贤斌居然看不出，以至于后来我说写信时总要泪流满面，他甚为惊讶。 大概是2001年，贤斌来信说长胖了。我有些担心他的病身（肺结核并未痊愈），就提醒他注意是不是浮肿，顺带提及5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结果在下一次的探望中，狱政科的一个像模像样的人拿着我的信指责说：“你还是老师，怎么能这样说呢？什么叫全国一片肿啊？”我毫不退让，和他大声争吵起来。 2005年以后，我的信更多地变成了对照片的解说。我开始习惯用照片和贤斌交流，比如郊外一只翻飞的红蜻蜓、孩子的长笛演出和家人春节的聚会，我希望贤斌能在我的照片中直观地感受自然和生活，从而用灵魂走近我们。   五 贤斌在狱中了，我以为生活会从此平静：他将不再漂泊无期衣食无着，而我和孩子也将免受惊吓与伤害，不在惆怅与无助中度日。 谢军大姐（黄晓敏的前妻）和罗碧珍老师（欧阳懿的妻子）曾说过她们的孩子如何在惊恐中看着公安翻箱倒柜然后把父亲带走，我庆幸我的孩子还幼小，不曾懂得恐惧和伤害。我安享暴风雨之后的这种宁静，并在宁静中生出些幸福的感觉来。 贤斌的朋友偶尔会来看望，走时会留下一些关于贤斌的文稿。我忙着照顾两岁的孩子和那养家的工作，也无心细细欣赏。 但“六四”前后，我还会被怒目圆睁的公安人员郑大双带到学校的保卫科去询问。有时是咄咄逼人，有时是好言相劝。也许是我对贤斌的不离不弃让他们失望了，他们曾威胁说要弄我到乡村小学去教书。其实，我都做好了回家种田的准备，这些威胁对我没有一点杀伤力。 2001年5月28日的晚上（贤斌已入狱快两年了），郑大双带着大队人马突然敲开了我家的门。说是贤斌在狱中有违法行为，需要抄家协助调查。警察再次翻阅了我家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只找到欧阳懿和火戈的几篇文学味特浓的文章，还有张先生（很遗憾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写的一封信。他们如获至宝，就把我带到学校的行政办公室，询问至深夜。 张先生是荷兰人，年轻的时候被划成右派。出于同情，2000年的春节他在信中夹寄了100美元和40荷兰币作为孩子的压岁钱。信是用繁体字写的，内容一清二楚。但警察在这封信上纠缠了很久，似乎想从里面挖出什么东西来。看他们小题大做的样子，实在是很滑稽。但我不想陪他们玩这种把戏，就说孩子需要我照顾，我要回家。他们就利用我的弱点，威胁说：“你说不清楚就别想回家！”在他们面前我永远都说不清楚！我把心一横拒绝说话了。他们没办法，就开车带我到北门一个较远的地方，把我关进了一间屋子。 那屋是在二楼，里面有几架双层的铁床，很像学生寝室。只是空荡荡的，似乎无人住过。我借着灯光打量，才发现中间那架床的上铺有一棕垫。我爬上床，和衣而睡。 第二天早晨，“吃饭了！”的吆喝声把我叫醒，我看到一个老头从房间的小窗口推进来一碗稀饭。吃过早饭，我朝窗外看过去，能看到一棵大树绿幽幽的树梢。老头在长廊上来回两次，也许是看我太像正派人，就找了本杂志给我打发时间。 到了下午5点，一个胖胖的女人把门打开了。在她的办公室，我补填了一些登记手续。她敷衍地问我对昨天的问题还有没有什么补充之后，就让我回了家。 在这个世界上被蒸发了24个小时，除了贤斌的父亲和孩子，其他的人一无所知。等我和陈卫联系上的时候，他说：“我也刚从戒毒所被放出来！”原来我们是关在同一个地方，只是他在一楼而已。我问：“你中午吃的什么菜？“土豆！”说完，我们俩放声大笑。   六 1999年的年底，在川北教育学院外面的广场上，公安机关搞了一个大型的图片成就展。听说贤斌被审判的照片就挂在里面，我没去看。 我的丈夫被判刑的消息慢慢在社会上流传。我和孩子成了可怜的人，我也成了有些人躲闪的对象。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你还想升官发财，和我这样背景的人交往是危险的。 为了让仁寿老家的亲朋好友过上安宁的生活，我几乎和他们断了联系。我的母亲是在2005年底才知道贤斌被捕入狱的事，那时贤斌已经在狱中熬过了6个春秋。 因害怕陈卫的母亲一夜白头的悲剧重演，我把母亲带到川北教育学院的花园里，先告诉她贤斌获奖的消息以及获得的奖金，然后告诉她贤斌判刑的具体情况以及我现在的处境是如何之好。一字不识的老母亲如释重负，似乎能理解发生的一切。她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恬静那么智慧，让我觉得多年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可一连好几天，母亲总躲在厨房里落泪。孩子不满8岁，但已经懂得安慰别人：“外婆，你不要哭。我爸爸在里面教书，他好得很！” 虽然极少得到来自我老家亲人的关怀与照顾，但我和孩子还是幸运的。2000年的“六一”儿童节，一位退休的右派教师悄悄来到我家门口，送给三岁的孩子一袋李子和娃哈哈。我的一对朋友，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常来我家走动，多年来对我的孩子呵护有加，形同己出。盐市街诊所的一个女医生，有着悲悯的情怀，每次给我的孩子看病，她总是细心安抚，不收或少收药费。陈卫的母亲，毅然取出放在股市里的养老金，借给我买下百盛家园的房子。而远在重庆的邓焕武老先生，多次登门看望我和孩子，并借给我房屋的简装费，让我能在2002年的9月安顿好一个新家。虽然贤斌不能回家，但在百盛家园的生活是简单而幸福的。 2002年的6月25日国保再次传唤了我，但在以后的6年里，公安好象忘记（其实他们一直蠢蠢欲动）了我的存在，不曾到家打扰我。只有两次（一次是重庆警方来调查肖雪慧是否为我送过美元；另一次是遂宁警方要求我在奥运期间不能离开遂宁）把我叫到学校的行政办公室，要么询问，要么警告。我安心工作，攒钱养家；孩子健康成长，学业优秀。 2002年12月5日，欧阳懿被成都警方带走，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2年。罗碧珍老师很悲伤，而我却无从安慰她。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每一个异见人士的妻子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不知道我们的哭泣能改变多少现实。 与贤斌的漫漫刑期相比，欧阳的这2年似弹指一挥间。2004年的12月4日上午，欧阳被狱警送回遂宁老家，与去成都迎接的罗老师错过，保石派出所的人只好把他送进城里。在和平路的桥头，我和孔杰（欧阳懿的同学）终于见到了他。 两年的牢狱，让欧阳懿还是有了好些变化。当他单薄的身躯从对面穿过来，我竟看到了多年以后贤斌的无助与苍凉。 在梦里，我见过贤斌回家的无数种方式。最初，总是我去探监劫狱，助他虎口脱险；后来，变成了贤斌笑眯眯地回来，挎着包，风尘仆仆的样子；再后来，只能听到他提前回家的消息，但总是见不到身影：我想我的梦由希望到绝望而最终陷入了渺茫之中。 2008年9月，贤斌在信中告诉我刑满的具体日期，但我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喜悦。对于我和他来说，自由显得是多么奢侈！贤斌用了10年的时间离开我，那我们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走近对方呢？我不忍见到他的无助与苍凉，难道他就忍心看我似盐碱地般的坚硬？ 记得一段描写俄罗斯异见人士妻子的文字，说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出快乐和悲伤。我想我也终将变成那个麻木的老妇人，因为从2008年11月6日到2010年6月28日，只有1年零7个月又22天的时间，我和贤斌还在走向对方的路上。 后记：鉴于篇幅的原因，有些关怀与帮助难以细说，故在文中隐去。十五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中国那些异见人士的妻子已经、正在或将要经历的，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经是、正是或将是异见人士妻子的女人们！   2010年7月14日——8月10日写于百盛家园     原文地址如下，有照片两幅，请大家移步观看。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747 。

“打错门”，未到尘埃落定时！ 肖雪慧 图一图二：被“信访专班”的便衣暴打16分钟的陈玉莲躺在病床上 图三，雷元周5月份在湖北省政府门前被打 湖北警察“打错门”事件日前已经有了结果。几个涉事警察分别记过、调离警局，他们所属分局政委被免职。有这样一个结果，媒体的关注纵然重要，但被打者的身份恐怕更关键。“打错”一词，种种尴尬、荒诞，尤其是普通人的悲哀，尽在不言中。其实早在陈玉莲被打之前，来自湖北某县的上访者雷元周就在省政府门前挨过打，但他忍气吞声了。对国情稍有了解的都知道，因上访挨打并选择忍气吞声的绝非个别；而挨打，也并非上访者要遭遇的最坏情况。即便新媒体的出现使这类事件曝光率大大增加，但我国各类事件发生频度太高，人们应接不暇，很多事件还没来得及进入人们视野、引起社会关注，就被新的更大事件或更严重事态挤出、覆盖。“打错门”曝光后不多几天，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特大事件就使得人们注意力不得不转移。这期间，“打错门”能反复被提起，乃因 这起事件以一种 很具 讽刺意味的方式让全社会看到，当权力不守本分时，没有人是安全的 ——  陈玉莲的丈夫官居副厅且负责维稳，她在省委门口尚且不能幸免维稳者一顿暴打，遑论他人！何况，处理结果远不尽人意。警察光天化日之下群殴平民致伤，怎么也是涉嫌故意伤害了，但最重的处理也就记大过、调离。然而，此类事件几乎没法获得真正符合法律的处理结果，这是我国对上访者的所注定的。 上访是我国独特现象。由于官权嚣张、法治不彰、民情表达渠道不畅，上访成了遭受伤害的人们表达诉求争取公正的最后渠道。要减少上访，应从产生它的源头着力。然而，对上访现象倒果为因的颠倒认识、畸形的政绩观及寄生其上的畸形稳定观，使上访者群体成了地方政府眼中的不稳定因素和敌视、打击对象。“打错门”事件中，警察被抽调出来组成 “ 信访专班 ” ，身着便装 在 省委 周围布控 ，要执行的“公务”就是 防范、监视、 围堵 上访者。 陈玉莲遭群殴，因为她疑似上访者，至于是不是上访者，对解析这一事件并不重要。上访就该打；打“错”，只因信访专班不识她作为副厅夫人的身份。而数日 前广东东莞信访办发生的“活该门”，刚好跟“打错门”互为补充。两“门”一起，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出信访者的真实处境。“活该门”发生在7月27- 28日。27日， 工人拉横幅讨薪，两工人 被黑衣人殴 打。 次日 信访办协调会上 ， 工人提及被打一事，信访办主任 以 “活该” 二字回应。 工人叙述的被打经过有两个细节： “当时政府的人过来了，还有警察、治安员。有几名身穿黑衣服的人打了我们 ” ；工人跟来者理论，“ 其中一个戴墨镜的就叫‘不听话就给我打’ ”。从这两个细节看得出，第一， 工人一聚集讨薪，政府方面的人就迅速赶来，但不是为解决欠薪问题而来，而是为对付工人而来。第二， 施暴者即使不是便衣警察，至少也受命于在场政府人员和警察。 这种职能和是非颠倒的政府行为——包括警察在这类场合的职能颠倒，已是各地普遍模式。      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来，警察执行的许多“公务”具有跟民众对立 、 视民为敌的意味 。如 拆迁现场对付民众、围追堵截 打击 上访者， 等等。 警察权力 行使关涉 公民人身自由与财产 安全， 尤其需要受法律节制，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我国警察法对警察职权 也早 有明确而细微的规定。 无论是 拆迁护驾，还是为防范访民而布控、抓人、打人，这类任务都 超出法定职权范围， 不仅如此，更与 警察“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基本任务直接对立。 而且，在这类 超越法定职权的事情上耗费大量警力 ，还跟我国面对刑案高发而警力不足的现实形成极具讽刺性的反差。 “打错门”曝光了一个 以便衣身份 可以便宜行事、动辄 对上访者 暴力相向的“信访专班” ， 究竟 还有多少这 此类 机构 ，人们心中惶然。是不是还有 拆迁专班？为城管解困专班（但凡城管在与小贩冲突中被围，警察往往火速赶到拉偏架，助城管突围和抓小贩，这一事实让人有理由相信存在这样专班）？这类“公务”把 警察推到在 跟民众直接对抗的位置上， 执行多了，警察的 角色自我认知 错乱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 角色 认知错乱势必导致 跟民众关系的颠倒 ，引起民怨将无可避免。这种情况下， 忠于职守的 警察恐怕也 不得不为 那些角色颠倒的 同行背书。 日前有消息，一些省 提升公安形象 而 问计媒体 。然而，不端正角色认知，回归警察职能，什么“计”都没用！ 最后，“打错门”还有一个应该引起充分注意的说法。 新华社报道事件处理结果时，称：“ …… 陈玉莲 …… 在省委南门无证越过警戒线 时，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在拉扯中行为粗暴，殴打致陈玉莲受伤，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 “拉扯中行为粗暴”，已经措辞微妙地淡化了警察群殴平民的事实。但比起“ 在省委南门 无证越过警戒线”一说，这种淡化涉事警察行为严重性的说法就算不了什么。 “越过 警戒线 ” ，是很奇怪的 说法 。 省委省府的办公楼设施、工作人员薪金及种种日常运作费用，都靠全民的税金支撑。而省委省府并非 军事机构或涉密单位， 其存在理由，原本就该 是为民众提供各种服务 。普通民众不论前去 咨询、投诉 或上访，都天经地义。上一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据我所知，四川省委及招待所一 些大厅、会议室可以提供给一些学术团体开学术会议。即使不开学术会，要进去也容易， 门口登记 即可。但后来戒备森严了。其他地方也一样，甚至在 这些机构与民众之间划出一条警戒线 。 从不设防到戒备森严——封街、设警戒线，这个变化透露的官民关系、权力变异、民在权力眼中跟宪法中的反差等信息很沉重。 而这次，有关方面通报事件时，把所谓“越过警戒线”作为事发诱因提出来，透露的信息更沉重，似乎省委省府设警戒线理所当然，根本不是一个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不会有真正缓解社会矛盾的举措，而各地一味强力维稳，维稳过程，其实是矛盾积累冲突激化的过程。 2010年8月6日           文章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2010-8-13，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