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

*孙大午和吴英都因“非法集资”而坐牢* 浙江青年商业大亨吴英女士被省高院二审判处死刑，该案已报北京最高法院等候复核。司法机关认定吴英非法集资巨大，给“国家、人民”造成特别严重损失，故判处死刑。而许多年前，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就是以此罪名郎当入狱的。 *吴英如流星* 吴英是2007年被捕的，当时她26岁。这位本世纪初在浙江金融界商界迅速崛起的新星首富，昙花一现，又像流星一样飞速陨落了。她创办的许多发展良好收益不错的本色公司都被低价拍卖。这位坐牢五年的女青年正在铁窗后等着最高法院审核浙江高院的二审死刑判决。如不出意外，她的生命将永远定格在31岁。 上星期，浙江高级法院维持金华中级法院原判，判处吴英死刑，罪名是非法集资7亿7千多万人民币。吴英是浙江东阳人，浙江本色控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按照浙江高院认定的罪行和后果，只有中专文化的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所以判处死刑。 浙江高院的二审判决，引起了更大的争议。赞同者认为，法院是依法办案，有理有据。反对者认为，吴英即便犯罪也只是经济罪，罪不至死。中国日报说，有网站对40万网友进行调查，64%的人认为吴英判死刑太重。 知名经济学者郎咸平说，这种判决就是在“杀人灭口”。郎咸平在中国新闻周刊(12月23日)上说，到后期，吴英真的已经没办法了，雪球越滚越大，自己控制不了了。她被判死刑背后牵扯到一个公务员团队，有千丝万缕扯不清的关系。 *当地官员联手“杀人灭口”？* 知名作家曹盛洁说，吴英父亲吴永正对记者说，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写联名信，要求判吴英死刑。一审后，这些官员又到浙江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吴英曾举报7名官员。 官员联名要求法院判处一个罪行难以界定的女青年死刑真是天下奇闻。曹盛洁说，希望媒体公布吴英举报的7个官员姓名、及联名上书官员的姓名。 知名博客写手十年砍柴说，官员可以联名要求判吴英死，那不叫干涉司法，而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草民网上为吴英鸣冤，那就是舆论干涉司法。 郎咸平说，此案真正的本质意义，就是揪出这一批拥有权力的人，如何防止他们进入浙江的地下金融市场，这才是当务之急。 *李承鹏：“论绑架司法”大病句* 作家李承鹏更是尖锐直接地说：“‘舆论绑架司法’是这个国家有文字以来最大的病句。主谓宾都错了。这个国家哪有舆论，在作家出本书都像出挺进报，写条微博都被封号的时代，舆论只是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这个国家没有绑架，软禁毒打监听活埋，那叫对反革命的镇压。这个国家也没有司法，当一水儿的官员担当法官时，那叫家法，不叫司法。” 说到吴英案，大家都记得这位年轻的女士两度法庭痛哭的情景，也让人想起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案，孙大午当年也是两度在法庭洒下男儿泪。 *孙大午，河北农民企业家融资被判刑* 2003年河北徐水县法院判处孙大午3年徒刑，缓刑4年，罚款10万。法院还判处大午农牧集团30万罚金，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孙大午当年49岁，检方起诉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千4百38万元，涉及储户523人。孙大午认为，所谓“存款”是一个金融概念，对应的是贷款，而大午集团并没有放贷行为，所以不属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 孙大午是03年5月29日被带走的，7月4日正式逮捕，10月30日县法院开庭审理，当天做出宣判。孙大午在牢房里待了整整半年。 *茅于轼：孙大午干了“违法”的“好事”* 孙大午的案子，也在北京城里引起了相当的波澜。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去制订的一些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急待修正或废止，如果违反了这样的法，未必是一件坏事。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 2011年5月7日，凤凰卫视请吴英的律师、在京浙江商会副会长，吴英的父亲还有孙大午等几位嘉宾参加《一虎一席谈》节目，讨论吴英一案。浙江商会副会长说，他佩服吴英的投资眼光，“她所投资的物业至今都升了五、六倍，然后很多已经被司法机关向特定对象低价处理了。我也佩服吴英的眼光，是因为竟然没有一个贷款方落井下石。” 孙大午说，中国有“非法集资”，却没有“合法集资”。他说：“根据我的发现，这很好解释—这个国家，人所有的权利必须官赐。民未经官恩赐而行使权利，就是非法，当然官可以根据情形选择是否追究。” *滕彪：吴英生命与“你我”有关* 中国知名法律工作者滕彪，在龙年大年初一写了一篇文章：吴英的生命与你我有关。他说，吴英作为民间企业家，向朋友借款从事实业经营，既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企图，这只能算是民事纠纷，与公权力何干？受害者没有站出来(借贷金额7.7亿，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骗)，公检法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抓人杀人？ 滕彪说，2011年1月4日，最高法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滕彪说，吴英非但不存在“集资诈骗罪”，历史地看，她还是众多推动金融体制变革、打破金融垄断的行动者之一。 “金融垄断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滕彪援引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话说，“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这就说明我们的金融业有很大的问题。金融业干什么？就是把钱能够用到好地方去。现在老百姓有很多钱，而中小企业又很缺钱，就是你金融业有毛病。” *法律学者萧瀚：坚决反对判处吴英死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萧瀚，在其腾讯博客上接连写下了12个“坚决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句子。他说，“说穿了，就是伪公权可以肆意作恶，蹂躏民间私法关系，夫妻俩吵架炒到官府那儿，可能会被痛打一顿关牢里。现在也一样，吴英借人钱，生意没做好搞砸了，借钱的人只想要回钱，但官府说你只许管我借钱，借不借给你看我高兴，不许管那么多人借钱，你瞎借钱，我就要宰了你。” 也是政法大学老师的滕彪在这篇长文中说，中国公民苦于“非法化生存”久矣。孙大午案的时候，人们就热议“民营企业的非法化生存”，当下的吴英案，民间信贷的非法化生存又进入我们的视野。 *滕彪：在中国不非法没法活* 滕彪说，“曾几何时，你收听美国之音，你非法了。你举办一个舞会，你非法了。你雇佣的工人超过8个，你非法了。你贱买贵卖，你非法了。你把自己的奥拓开上二环路，你非法了。现在情况变了，很多原来违法的事情变得不违法了。但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情况没变。 “你在城市打工没办暂住证，你非法了。你没办准生证把孩子生了，你非法了。只能生一胎你生了两胎，你非法了。阻拦强拆队伍毁坏你家房子，你非法了。发帖子批评官员，你非法了。为了讨薪你爬上立交桥，你非法了。在路边摆个摊儿卖烤白薯羊肉串，你非法了。 “没经过出版社自己印些书分发给朋友，你非法了。没经过公安登记而留宿外国人，你非法了。不放弃某种气功，你非法了。你的孩子奶粉结石了，你站出来带头维权，你非法了。调查地震校舍质量问题，你非法了。越级上访，你非法了。自焚，你非法了。没死成活下来了，你非法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非法你能活下来吗？” 滕彪曾因为探访学者范亚锋在其家和派出所遭到公安“痛打”，打他的人说，“打死挖个坑埋了。”滕彪说，吴英案发生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中。吴英的生命也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问题仅仅在于，这一次，我们有能力阻止司法机关成为谋杀机器吗？或者仅仅在于，我们的后代在回顾吴英案时，看到的是我们的呐喊呢，还是沉默？ *孙大午的诗：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 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后来写了一首诗：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你的丑陋/代表着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是你忠实的儿子/你可以任意折磨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理解你/你可以不理解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我愿意你十全十美/因为你就是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不能改变/我就是我 *孙大午案引众人关注* 中国北京知名律师张星水和许志永当年是孙大午的辩护律师。他们在辩护词中说：无庸质疑，孙大午先生目前面临着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仍然有效的僵化的金融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规定。 张星水说，当年在孙大午案中“虽然没有以辩护人身份直接出庭但是始终关心着本案进展的杜兆勇先生、胡星斗先生、李智英先生、姚监复先生和孙达女士先后两次针对此类僵化的法律规定，依据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审查法律的书面动议请求。”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以致出现了大量“北漂”、“沪漂”，而春节将至，这部分外来族群很大一部分又成为“恐归族”。 日前中国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对北上广等六大城市的人，进行过年回家意愿的调查，探寻“恐归族”不愿回家或不想回家过年的原因。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为春节回家而烦恼”，烦恼集中在车票、人情消费压力、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上。 其中，因春运车票难买等交通因素占了83%；“假期太短，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太短”占了73%；春节消费压力大因素占71%；家庭或情感因素占35%。 对于这项调查结果，不少网友称自己也在为春节回家而烦恼。网友“晴时多云偶而有雨”说，春节回家，有事没事就被一堆人追问什么时候结婚。好像他回家就是为了满足别人的好奇心一样。网友“Monique-仪”也表示，平时工作生活都已经充满了压力，现在连买张票回个家都这么难和麻烦，导致连回家过个年都充满压力。 也有民众指出，最主要是工资收入问题，中国大批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大城市打工，而且大部分打工族的工资收入不高，除了养活自己，省下那点钱就寄回老家，到年尾剩下的又不多了，回家又要用大笔钱，导致他们不愿意、没面子回家。政府应该努力抓贫富悬殊这个难题，保证低收入老百姓有多余的钱。 网友“阿尔盖特”说，对他而言，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和交通问题，但核心是经济问题，因为经济好了，交通自然就不是问题。 对这个调查结果，中国社会问题学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恐归族的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春节回家经济消费高、耗资大，春节出行的人群拥挤、买票难等，这些已成为影响人们春节回家的现实原因。 他表示，春节回家过年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但也可以改变。回家团聚，大家不一定都要挤在春节期间，可以提倡小家庭、分散过年，提倡平时抽时间回家团聚。胡星斗说，春节期间大家蜂涌出行，不仅给交通带来压力，也成为人类最大的迁徙。 来源=台湾《联合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南京市纪委书记龙翔近日向中国媒体披露，目前拆迁领域地方官员监守自盗、程序造假等以权谋私的现象已形成一种犯罪流程。有学者认为，缺乏公权力监督的行政体制是导致腐败问题屡禁不绝的根源。 中国官方《半月谈》杂志内部版在今年第12期发表文章，指出当前中国拆迁领域的腐败问题正呈现高势态发展。文章以南京市纪委的统计数字为例，2007年南京拆迁领域涉及违法违纪案件总金额为461万元，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818万，2009年超过1000万，而在2010年涉及拆迁的违法案件金额居然超过3500万元。在近年南京市纪委查处的150余起“拆迁腐败”案件中，各级官员以权谋私已形成了一条特殊的犯罪路线图。 关注社会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指出，“小官大贪”的现象主要源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各级政府一身二任，公众社会包括司法系统难以对官员主掌的绝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  “在中国小官大贪实际上比比皆是。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是靠近城市郊区的农村。村长、村书记恐怕拥有的财产比很多富豪都要多得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些村书记、村长或者是一些小官员掌握了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最主要还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法治监督出了问题。” 据南京市纪委统计，目前涉及拆迁违纪违法人员中既有社区主任、村支书、妇女主任、会计，又有动迁科长、动迁组长，这些党政干部及拆迁人员已超过拆迁涉案总人数的35%以上。 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龙翔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部分分管拆迁工作的党员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在房产调查、测算、谈判、协议签订和补偿款支付等方面逐一造假，任意提高请托人的拆迁补偿，个人则从中渔利。为了骗取巨额拆迁款，一些党员干部还上下勾结，甚至团伙作案。从动迁、许可、评估、鉴证到财务，整个过程环环造假，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违纪违法所得赃款有的用于出国旅游，有的则用于个人经营。 曾介入广西北海市白虎头村征地维权案件的北京学者郭继取表示，在钱权关系背后，中国各级行政官僚显然已成为了一副利益链条，这种无形的共同利益往往使司法和媒体监督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我们经过做的这些案例我们都可以看出上上下下都那么齐心的那些官僚都是因为他们有密不可分的利益链条在里面。而且现在这种是各个地方都是一个土皇帝，都在里面瓜分利益。在这种体制之下，监督是很难做到的。媒体是它的喉舌。我们也派了律师做了大量的投诉控告，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石沉大海，没有用。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我们希望有一个普世价值，一个权力制衡。” 胡星斗教授也认为，中国现实中并不缺乏法律条文等书面性规范，而“人治大于法制”的制度性弊端才是导致腐败丛生的根本问题：  “实际上中国在很多领域法律、制度、政策都非常健全，但照样无法改变渎职、贪污及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还是落实到人治大于法治，监督基本缺位这样一个状况。在中国司法往往和行政是一体的，难以起到独立的监督作用，而行政权力又巨大，人民群众又不能通过选票或者通过罢免权等等来约束行政权力，那必然就会造成腐败的一些情况。” 《半月谈》杂志的文章指出，目前拆迁领域的腐败案件正逐渐从单一行贿、受贿向官员滥用职权、贪污等复合型犯罪模式发展。南京市纪委书记龙翔也认为，拆迁腐败的加剧与中国经济、法律以及行政管理等体制性漏洞存在直接的关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据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大陆校车安全问题接二连三，河北廊坊固安县一架限载8人的「黑校巴」载了15名学生，行驶途中翻侧，全部学生送院检查，其中6人受伤，幸无人死亡，遭扣查的司机指是爆胎所致。《明报》的报道写道：”讽刺的是，昨日（即本周五）恰好是中国「交通安全日」，据统计，全国日均有200人因交通意外而死亡。 ” 报道接着写道：”廊坊固安县42岁的司机刘振江驾驶一架小型客货车，到固安县第四小学接其子刘雨回家，因雨雪天顺路帮忙接本村及邻村6名学生，在固安县新中街路口曾被执勤民警检查，但当时并未超载。不过刘振江沿途又私自接载8名本村学生上车，在106国道上行驶时，因左后轮爆胎而翻侧，车辆冲入路中间的隔离带。……对于内地连续发生校巴意外，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直言，「政府最对不起的是少年儿童」。他指校巴事故多发生在小城镇或是农村地区，这是由于教育经费投入太少所致，「农村学校没有经费，也没有专门的校车经费」。 …… 胡星斗说，以美国为例，其校巴特别坚固，在路上有行驶的优先权，相比之下，内地孩子没有得到应有保护，「校车混同一般车辆，甚至更差」。一些农村学校或劳工子弟学校条件更差，「校舍位置偏僻，校车也不合格，如果不准用这些校车，学生连上学都很困难」。事实上，在「11.16」甘肃发生19名幼童死亡的校巴事故后，中央下令全国严打「黑校巴」及超载校巴，由于地方政府及校方无相应设施配合，令不少每日依赖这类校巴上学的孩童实时出现「上学难」问题。其中，广西柳州市流沙镇禁用平时活跃乡间小道接送上学的面包车、三轮车。不少家长只好骑电单车接送孩子，而无父母接送的小孩，只能步行10多公里回家。” “董建华二世”？ 在香港，特首选举的气氛越来越浓烈，无论是唐英年还是梁振英都在使出浑身解数。素来反对梁振英的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发表社评，题为《梁振英是「董建华二世」？》。社评写道：”梁先生支持者的份量如何，跟唐营相比是过之还是不及大可让市民及社会自行判断。但从整个组合来看，梁先生的团队及支持者充满了前特首董建华的影子，充满董班子回朝的味道。梁先生本人固然高调的说董先生对他关爱有加，罗康瑞、钟逸杰等同样是董的忠实支持者。不能不提的还有梁先生的竞选办主任罗范椒芬女士，她是董的第一位特首办主任，协助他顺利过渡接掌政权：后来她更成为董特首手下的红人，主力推动教育改革。这样一个充满董建华色彩的班子再加上梁振英不断把改革、变革挂在口边，难免让人感到梁先生在施政上可能来个「否定之否定」，批判否定曾特首过去七年的思维及做法，重拾董特首「有为」政府做法。” 社评写道：”事实上香港过去几十年来的成功及繁荣都不是长官意志的产物，都不是大有为政府的结果，而是企业、市民善用市场机遇取得的成就。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让本地厂商可以扩大生产规模，让本地经济逐步向服务业转型升级。落实这些转变，推动产业转轨转型的不是港英政府，不是甚么高瞻远瞩的官僚，而是大大小小的厂商、管理人、投资者。九十年代中香港开始成为区域以至国际金融中心，靠的不是政府的甚么十年计划或甚么补贴或甚么特殊资助，而是尽力保持低税制、信息自由流通及法治，让各国金融机构包括外国及内地都能安心在香港开展业务，不用担心吃政治或政策的亏。…… 社评最后写道：”另一方面，当年董特首的雄图大计要不是成为空中楼阁就是烂尾收场，有的更令香港元气大伤。中药港、鲜花港这样的计划就连影儿也看不见，数码港最瞩目耀眼的不是甚么科技产业，而是制造一个又一个千万富翁的豪宅项目「贝沙湾」。至于八万五建屋大计更让很多市民、业主闻楼色变，痛心欲绝。种种惨痛的经验说明，「大有为政府」往往多做多错，大有为施政策略更是凶险重重，随时令香港车毁人亡，谁都不要再试！” 摘编：李华 责编：叶宣  

【明報專訊】內地銀行從明天起下調0.5個百分點的存款準備金率，理論上有4000億人民幣的資金釋放到市場，外界擔心會間接增加通脹的壓力。記者昨日在北京一些街市了解，發現食品價格已較2個多月前高峰時明顯下降，其中豬肉、雞蛋分別下跌30%、20%。經濟學者認為，國際經濟形勢差間接協助中國遏制通脹。 記者在北京方莊、崇文門等街市所見，雖然氣溫下降，蔬菜價格近期又上漲約10%，但仍低於中秋時。當地的豬肉價創出新高，每公斤達38元，但目前豬肉、雞蛋均大幅減價，如豬肉已跌至28元（每公斤），雞蛋也由11元降至目前的9元（每公斤）左右。 春節前食品價料低於中秋 目前距春節僅50天，有輿論指未來食品會進入新一輪上漲期，但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認為，由於出口下降，更多的商品只能在內地市場消化，反而抑制了通脹，「只要經濟形勢不發生變化，節前物價應會低於中秋節時的最高值。」 對於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可釋放4000億元問題，胡星斗認為，相較市場上80萬億廣義貨幣來說，4000億只是「小零頭」。雖然或許會令CPI上漲0.2至0.3百分點，「很快會被資源商品價格下降、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回落、國內產能過剩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