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http://www.mediapolicy.org/2012/11/china-digital-evolution China: Digital Evolution by   Rebecca MacKinnon   on   2012/11/20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y have completed its once-in-a-decade leadership transition, but the future of media in China remains as unclear as the rest of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uture. Since Xi Jinping was anointed as China’s top leader last week, a close reading of the freshly-brewed political tea leaves favors gradual, messy evolution over any sudden Internet-led revolution

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30812/ArticelB03002FM.htm 把辟谣变成技术活 2013 年 08 月 12 日　   来源：齐鲁晚报   2011 年的抢盐风波清晰地表现出谣言传播的路径和方式。 ( 资料片 )       辟谣平台寄希望于整合各家力量所长 , 打击谣言。 一条谣言,一条辟谣,你更信谁? 在独家网总编李玉桥看来,人们更愿意相信耸人听闻的事情。一条谣言的微博转发量可以上万,而辟谣者花费很长时间做出的辟谣信息微博转发量,可能还不到前者的一半。　 这便是由千龙网·中国首都网(下简称“千龙网”)、搜狗、新浪微博、搜狐、网易、百度6家网站共同发起,并在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下的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所要面对的困境。这个平台,打算以整合力量的集团军形式,向网络谣言宣战。　 集团军的对手并不弱小——互联网谣言产生有其社会原因,心理焦虑下的大众面对敏感问题信息,会寻找与自己心理期望相契合的内容,并予以相信、传播。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而辟谣工作本身的缺陷在于,缺乏惩处机制。 这一辟谣平台能否真正把谣给辟了,还得打起精神慢慢看。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造谣的动动嘴,辟谣的跑断腿 以集团军形式出现的北京辟谣平台,让热心辟谣的人看到一丝希望。　 “有这个平台挺好。”独家网总编李玉桥说。多位人士表示,该平台的成立对于抵制、应对不实传闻有积极作用,由政府指导将更能增强平台内容的公信力。  但现实情况是,更多的人选择信任谣言,而不是辟谣。　 7月中旬,一位名为“神笔记”的网友在新浪微博发帖:“俄罗斯昂首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抽了谁的脸?”该帖提到,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俄罗斯人均年收入高达12700美元,人均购买力位居欧洲第二。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基于在俄罗斯工作的经验,以及自己在研究中掌握的相关数据,对该微博中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而李玉桥所在的独家网,则对罗思义做了专访,对网帖内容予以辟谣。“从采访到做完节目,整整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李玉桥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所以独家网总裁唐杰对辟谣工作哀叹:“别人动动嘴,我们跑断腿。”　 要考证一个传言的真实性,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到现场探访当事人。 2011年1月,有网友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张老人头部受伤照片,称系城管殴打所致。当天,就有网友举报该图片并非城管打人照片,并有多人提供线索,称此图片内容实为2005年发生在上海的一起老人被高空飞落腐乳瓶砸伤事件。　 新浪微博辟谣小组迅速跟进,查证此事件在2005年9月22日已被报道,即《高空飞落腐乳瓶　96岁老人出门被砸瘫倒在地》。为了确保信息准确性,工作人员联系采写该报道的记者求证,并委托新浪上海站人员持微博照片赴事发地探访,从小区居民和居委会处进一步确认消息。　 “此次辟谣经历了网友举报、网友参与、网络搜索、询问相关人、实地探访等多个环节和手段,是体现微博自净机制和主动净化机制以及微博辟谣工作方式的一个典范。”新浪微博辟谣小组工作人员说。 失败了的辟谣联盟 与辟谣所需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相比,国内从事辟谣工作特别是政经、外交等领域辟谣工作的人,往往还会饱受争议。 曾于2011年5月与窦含章、“点子正”等人发起首个民间辟谣组织——“辟谣联盟”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更深有体会。 “辟谣联盟”成立时,不少人望风加入,吴丹红宣称“我们辟谣只辟事实,不辟观点。”此后,该组织辟过多条谣言,包括“北京地铁迷药案”、“海南香蕉催熟”、“7·23死难欺诈认证用户郭瑶”等。 据媒体报道,在围绕温州动车事故辟谣时,因该联盟辟谣依据多来自官方而备受争议。联盟的核心成员之一李牧承认说,辟谣联盟在“7·23”动车事故中过于信任铁道部是错误的。　 “过分信任官方说辞,很多辟谣证据采用官方通稿,这本身就是辟谣的大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说。　 对辟谣联盟的争议持续到2011年8月,知名博主“老榕”贴出几张“辟谣联盟”的QQ群聊天记录。其中“加V的影响大,我们要集中清理一次”,“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对人不对事”的说法,即便是联盟核心人员极力解释,还是让辟谣联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口诛笔伐。 “本身组织的松散性,再加上遇到的内外夹击,辟谣联盟只维持了半年多时间。”熟知此事的李玉桥告诉记者。 相比李玉桥和吴丹红的经历,北京辟谣平台克服了单兵作战的缺陷,再加上政府指导多方合作,具备了更为强大的组织能力。也正因为此,这一平台的建立,被热心辟谣工作的人士寄予厚望。 整合力量 “一个谣言在A网站被查封,再到B网站传播,这个月辟谣下个月重来。”这是各家网站辟谣工作面对的尴尬现状。　 创办于2012年6月的“谣言终结者”栏目,是搜狐网辟谣的主力军。它通过追溯消息源头,向当事人或权威人士求证等方式,对传言的真实性进行确认。至今,该栏目已推出45期,共粉碎200多个谣言。　 2010年12月,百度发起了旨在“打击互联网不良信息、共建和谐网络环境”的“阳光行动”,对钓鱼网站的曝光成为百度参与北京辟谣平台的砝码。　 北京辟谣平台的成员单位可谓各有所长。而随着北京辟谣平台的上线,所有这些辟谣资源汇集为一股力量。 8月1日,北京辟谣平台正式上线。据搜狗公司副总裁茹立云介绍,上线第一天,该平台便整合汇集数据10万余条。 8月8日,北京辟谣平台进行首次改版。几项辟谣“新武器”在改版中推出。千龙网总编室主任李雁津说,在首页首屏显要位置,平台以通栏方式推出谣言曝光栏目,对近期影响大、社会反响强烈的谣言进行公示。在官网突出位置,又推出了图片辟谣和号码通甄别恶意骚扰电话工具。 “ 照妖镜”和“恶意骚扰电话甄别”是北京辟谣平台的两个特别栏目。与其相对应的是搜狗公司提供的识图和号码通两个工具应用。 “识图工具是利用搜狗公司开发的图片搜索功能,帮助公众慧眼识别网络上张冠李戴的图片。”茹立云说,就好比给图片打上了一个身份号码,无论谁试图用什么外衣让它改头换面,都能“聪明”地把它最初的样子找出来。 搜狗公司提供的号码通工具,依靠长期积累的数据资源,就可以专门识别恶意骚扰电话。 千龙网总裁黄庭满说,北京辟谣平台在第二阶段将陆续推出谣言粉碎报告、谣言有奖举报、谣言分级评估、谣言识别测试等特色栏目,通过开发娱乐性和互动性的新功能,达到用辟谣信息教育网友、增强网友媒介素养的目的。 辟谣属事后救济 “有多少人会主动去看辟谣平台?”在采访中,李玉桥突然反问。 在李玉桥看来,人们更愿意相信耸人听闻的事情。一条谣言的微博转发量可以上万,而辟谣者花费很长时间做出的辟谣信息微博转发量,极有可能还不到前者的一半。 互联网研究学者闵大洪说,互联网谣言产生有其社会原因,大众心理焦虑感较强,一旦面对涉及环保、食品安全、廉政等敏感问题的信息,就会寻找与自己心理期望相契合的内容,并予以相信、传播。　 “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搭建一个联合辟谣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这对打击网络谣言肯定是有益的。”搜狐网新闻中心总监吴晨光说,网络媒体受众人群数量庞大,权威性却不及传统媒体；而传统媒体虽然受众有限,但权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能够搭建一个实时共享的平台,取二者所长,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　 除传播效果存疑之外,李玉桥还直指目前辟谣工作的另一缺陷,“虽然形成了一个联合平台,但仍缺乏惩处机制。”李玉桥告诉记者,“要让造谣者感到足够的羞耻。” “当务之急是要从法律上界定什么是谣言,才能有针对性的辟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他认为,法律意义上的谣言应该具备三个要素:第一,属于没有事实依据的虚假信息；第二,可能造成社会公众的普遍恐慌；第三,传播者主观上明知且有恶意。“不从法律上界定何为谣言,一概辟谣,有可能造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不当限制。” 即便是建立了相应的惩处机制,一味地进行管制仍非治本之策。 胡泳认为,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相关方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凡是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时,一定要及时通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说。 “辟谣只是辅助方式,属于事后救济,只有政府的决策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减少谣言滋生的土壤,才能真正解决网络谣言‘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状。”刘德良说。  

http://roll.sohu.com/20130801/n383168958.shtml 摩托秘造新旗舰手机 谷歌助力 MOTO 重新崛起 2013 年 08 月 01 日 18:02    飞象网   如果要挑选一个高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对通信企业的影响样本，摩托罗拉移动应该是个很好的例子。回顾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昔日的手机巨头近几年的境遇，就像一条弯曲的波状线。 2006 年时走下坡路， 2008 年利用 Android 系统又恢复了体力， 2011 年初时拆分成两家公司，正准备东山再起时，随着同年 8 月谷歌的宣布收购，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如今已渐渐淡出了用户的视线。 　　不过近期乘着即将发布的全新手机 Moto X 的东风， MOTO 这个品牌又被很多人所注意到，波状线似乎仍会出现新的起伏。 　　最近，摩托罗拉移动与美国运营商 Verizon 一口气推出了三款新的手机产品，型号分别为 DroidUltra 、 Droid Maxx 和 Droid Mini ，预计将在下月底上市。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款机型同为 Droid 系列产品，在摩托罗拉的产品策略中，一个系列中的多款产品同时发布并不多见。 　　媒体评论说，虽然硬件方面并未提升，这几款新机有了更多的谷歌色彩，当然这也会成为未来摩托新机的一大特色和趋势，也才有点像被谷歌收购之后的企业做出来的产品。 　　更大的惊喜或许还在后面。据悉，倾注摩托罗拉更多心力的 Moto X 手机将在 8 月 1 日正式发布。这款自摩托被谷歌收购后推出的重磅产品以多彩和可定制为特色，而其搭载的传感器则是最大卖点，例如，用户不必从 Moto X 上寻找摄像头图标或按钮，只要轻轻敲击手机就能激活摄像头。为了此款手机的推出，据说母公司谷歌将在营销上投入高达 5 亿美元的资金，这已远超苹果和三星手机的营销费用。另外，谷歌董事长施密特也亲自上阵，成了 Moto X 的“推销员”。日前在犹他州举办的 SunValley 会议上，他被媒体记者拍到正在使用的手机正是 Moto X 。 　　显然， Moto X 是谷歌和摩托罗拉移动的大赌注。摩托期望通过此款手机，能够减缓对谷歌的拖累：后者的业绩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摩托罗拉移动亏损 3.42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亏待扩大 75% 。同时，营收为 9.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这样的业绩，也让谷歌 141.1 亿美元的营收和 9.54 美元的每股收益未达市场预期。 　　在一些国外媒体看来， Moto X 的推出，即是赌注，也是防御。谷歌在与苹果持续的较量中发现，自己与其它手机厂商的合作存在危险。手机厂商与电信运营商谈判，将自己的操作系统进行普及和完善，谷歌容易从中被忽略和屏蔽掉，另外他们也有“叛变”的可能，再加上其 Nexus 系列的硬件尝试偏小众化，这些都是谷歌所不愿看到的。 Ovum 分析师托尼·克里普斯 (Tony Cripps) 认为，在 Android 生态圈仍旧欣欣向荣的今天，突出摩托在其中的地位，可以让谷歌冲抵因硬件合作伙伴转投其他操作系统带来的风险。“从战略角度讲， Android 仍然是谷歌产品线的重要一环，谷歌寻求尽可能多地保护 Android 的地位，而如果通过自有硬件业务来实现这一目标，无疑是不错的选择。”换句话说，为了防患于未然，这样做可将硬件合作伙伴“叛逃”带给谷歌的风险降至更低程度。 　　 Android 对于谷歌至关重要。业界有分析师就曾说过， Android 的成功证明了谷歌在移动领域的能力，要持续这样的成功，则还需要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软硬结合法则”。观察国外 IT 三巨头，苹果是其中的典型、谷歌与摩托的结合本身就是软硬件的结合、微软将 WP 系统“推销”给了诺基亚、 HTC 等手机厂商时，也不曾否认过推出自有品牌手机的计划，而且在 Surface 平板上，微软也玩得不亦乐乎。而国内如小米科技则是成功的模仿者，而如“中华酷联”、魅族、金立等一众厂商，均已将软件放在了他们擅长的硬件开发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回到摩托的话题上。只有当 Android 受到青睐，谷歌的其他业务如手机搜索、地图、视频等众多应用才能被带动，从而复制在 PC 互联网上的成功模式。“尽管谷歌强调 Android 不会偏向于摩托罗拉，但反过来可以让摩托罗拉更偏向于 Android 。”上述分析师曾经这样说过，“这在双方决定合作的第一天就埋下了伏笔”。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指出，假如企业过分依赖一种制胜策略（ winning strategy ），那企业不会很快进化。企业大都把变化看做一种威胁，而把生存当做目标。其实变化并不是威胁，而是一种机会。生存也不是目标，创新性的成功才是目标。 　　这些话也为谷歌提供了很好的注解。从谷歌擅长的做法上可以感觉到，为了 Android 的未来，谷歌会使用各种办法，包括让摩托罗拉重新崛起。 　　“大公司想要创新，以保持业界的领先地位，必须对已有业务进行破坏”，这是硅谷战略与创新咨询专家杰弗里 – 摩尔的观点。从谷歌的产品线上看， AdSense 、 YouTube 包括 Android 均是其通过收购而来，这些业务的不断更新与改变，让自身成为谷歌的核心业务的同时，也为其带来股价和营收的上涨。站在这个角度说的话，摩托罗拉移动仍然处在谷歌的“破坏期”中，只不过其超过 80 年的历史，改变起来比其他业务吃力得多。  

http://roll.sohu.com/20130721/n382178873.shtml 女性道德标签化的社会伤害 2013 年 07 月 21 日 03:28    近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延友在微博上评论李某某轮奸案时，其中提到“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立即激起了舆论的争论。随后他修正这句话为“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但公众依然认为，其实质上依然区别了“良家妇女”与“陪酒女”，因此争议依然喧嚣不止。不得已，次日，易延友删除了之前的微博，并置顶一个致歉微博。如此，整个争议才算告了一个段落。 　　这个话题能够火热，不仅李某某案件本身的高关注度，还因为持这种公众反感的观点者大有人在，所以形成了两股针锋相对的观点。不过，这争议的过程，却有很多观点与辩论值得我们思考。因此这里记者将结合各方的讨论观点，形成一个事件回顾与观点总结评述。同时，从更宏观的层面来说，这样的公共话题讨论，不管双方的观点如何，本身对于一个事件或观点都带来很大的社会启蒙，而最后慢慢形成一种基于理性的社会共识与底线，这或许才是争论的最终价值。 　　“陪酒女”背后的道德标签化 　　中国刑法对强奸的界定，其实很简单明晰：第 236 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对“妇女”并没有做类型化限定，换言之，无论妇女的年龄、种族、职业、身体状况等存在何等差异，其均平等受到保护。且最高院与最高检、公安部于 1984 年即规定“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这一点应该是所有人参与讨论的最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包括易延友在内，大家对李某某的“强奸”的犯罪行为，是没有争议的。争议的是“陪酒女”与“良家妇女”，以及“危害性”这两点上。 　　我们先来说“陪酒女”与“良家妇女”二元身份划分这一点。正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所说的，美国电影导演朱迪·福斯特 (Jodie Foster) 早在电影《被告》中就探讨过这个问题了：被告从强奸者转成了龌龊的旁观者，因为他们大都认为“这样一个女性”她活该被强暴……很不幸，易教授只是代很多有这种意识的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而已。 　　这种逻辑，确实令人想起，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曾规定，强奸良家妇女的罪行要重于强奸妓女，易的观点还停留在中世纪，是典型的男权主义观念本位思考。事实上，“陪酒女”与“良家妇女”的这种人格标签化对待，正如“良民”与“刁民”的标签化一样，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理念。试想，一旦谁被标签上“陪酒女”、“刁民”，则在人格与道德上会对他们造成无限的伤害，而社会也有可能滥用这种标签，因此带来道义上的“合法性伤害”，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个人权利，比如“文革”时那种随意扣帽子认为别人是“牛鬼蛇神”、“反革命”、“变节分子”等的做法。 　　对此，女权主义行动者、澳门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李思磐很是愤慨：这个强奸良家女比陪酒女危害大的理论，出发点是一套陈腐的、以与男性的性关系来确定女性的性的权属的理论。这就导致一个循环论证的圈套：良家女子的性只有专属于一名男性的时候，才能确定其身份为“良家”；当“良家”被性侵害，专属的性被污染了，事主必然面临失去“良家”身份的威胁。所以，另一套逻辑就应运而生。受害者必须有责任证明和演示自己的良家身份，譬如自尽和砍掉被陌生男子拉过的胳膊，所谓“死了干净”。 　　李思磐认为，除了自残和死亡，在性侵害横行的世界，良家的身份是难以维系的，那是因为女性是处于被规定的性的贱民的身份。为什么荡妇的身体不值得保护？因为她在一个女人的性必须属于男性的规则里，用于女性自利的身体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说，她被视为人人可以染指的公共财产。归根结底的假设，是女性的性不是自己的而是男性的私有财产。所以在很多古老的律法中，强奸犯不是补偿受害者，而是以财务补偿受害者之父 / 夫。所以重点不是平等地保护良与娼，而是在这诡异的原则中，女性被要求以良家的高道德标准，却无法摆脱为娼的宿命。每一个良妇都可能在某种情境下蒙娼妇之名。所以，要认清楚在那些娼良两分话语中的陷阱。 　　作为李某某的辩护律师，抛出“陪酒女”这一说辞，确实是“用心良苦”，正如有网友指出的，因为我们的法庭、舆论还是有大量的道德审判的逻辑，从这个方向把水搅浑是个招数。 　　不过，从法学的专业角度来说，一些人士也认为，易的表述的确有问题，常识而言，强奸罪的构成并不因受害人身份而有区别，而且此观点有将“陪酒女”归入性随意者甚至性引诱者的角色的嫌疑。但是这不等于就可以不去积极思考其观点的逻辑构成。从证据学而言，职业意味着职业行为规则，所以某种职业往往会被区分于一般人群，而该职业的行为规则会被推定为从事该职业的人的行为。再加上受害人过错，就会影响定罪量刑。这也是英美刑事辩护律师常用的招数。于是，这就涉及到了“危害性”的争议了。 　　强奸的社会危害与量刑 　　从易延友的微博观点看来，所言的危害性应该是特指社会危害性，因为从法律上讲，对于受害人，一般不讲危害性，而是用“损害 ( 侵害 ) 后果”来表述。 　　在强奸事实既定的情况下，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说，刑法在量刑方面，社会危害性是考量因素之一。性问题上是否构成犯罪，要看当事人是否有犯罪事实，及是否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成立，量刑要考虑犯罪动机、社会危害性、是否有从轻或减轻情节，以及当事人的认罪态度等因素确定，这是量刑依据。最关键的是犯罪事实。那么从这个角度反推，如果“社会危害性”言论的始作俑者是李某某家及其律师，他们其实已经认了有罪，但求轻判。这也是李某某律师所以采用“陪酒女”这一策略的根本原因。 　　而在易的观点中隐约可见“被害人过错对于定罪量刑的影响”的影子。例如在强奸案中常常会争论女性主观上出于故意或过失的心理，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先行实施了违反法律法规、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的行为，若该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性，往往会影响定罪量刑。抽开这个具体案例，在现有的法律下这些问题是没有太多争议的。 　　但恰恰是因为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将人们关注点牵引到了这上面，于是公众自然疑问：社会危害的认定，要以什么为准？如何考量？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商议空间，社会危害能不能以身份作为衡量标准？如果没有清楚的界定，这种社会危害，就真正地成为社会伤害。 　　知名网友黄章晋认为：所谓危害性，仅从对公众和社会影响而言，高危环境的风月行业的性侵，对人们安全感的冲击远不如居民社区发生性侵案的冲击。从我们熟悉的惩罚震慑动机看，后者明显会较前者领受更重的处罚，在抽象掉此案李某某的特殊身份时，恐怕少有人会质疑。它未必适合过度引申陈义。 　　对此，李思磐的观点很明确：从强奸罪而言，刑法中将其归入“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这意味着强奸的社会危害性就是侵害了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所以，脱离受害者的权利，而将社会危害性定义为主观的个人理解的社会恐慌，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而另一个知名网友肉唐僧则表示不同意以“社会危害”大小作为量刑标准，他认为，强奸案中，性工作者作为受害人，其麻烦正在于证明“对方用强”成本较高。如果轻判，理由也只能是控辩双方都不够清晰有力，于是法官捣浆糊。但绝不能以所谓“社会危害”大小为由左右判决。 　　网友郑旭 Richard 举了一个被很多人转发的例子：“强奸盾牌条款”。美国联邦证据规则 412 条规定，强奸案件中，被害人性生活史 ( 与谁发生过、与多少人发生过 ) 、性生活方面的名声 ( 如放荡、妓女、陪酒陪舞女等 ) ，在强奸案件中不可采为证据。这条规定是女权主义者推动的，目的是防止对犯罪的审理变成对被害妇女贞操的审理，避免妇女怕法庭上的难堪而不报案。 　　精英意识理性沟通的异化 　　从以上的一些争论参与的各方观点看来，其中很多的问题，都是属于法学专业领域的知识。因此也可以说，易延友的说法，或许从学术或专业的角度，有些地方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但是从社会角度，这完全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尽管可能合法。 　　因此，这样的争论也从另外一个层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思考，即大众理性与专业理性之间，是否存在问题，而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据易延友的朋友与同学介绍，他是民主和法治的坚定推进者，并非公众认为的那种食古不化的法学学者。他的一些同学推测，其这番言论可能主要是受限于知识结构的影响，被他的陈旧专业视角限制甚至绑架了，用传统刑法学理论里关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说法来简单套用在女性性别权利上。 　　所以，由此也延伸了“知识精英是否陷入过分自负的专业主义”的一个反思，正如在面对公众汹涌的批评乃至谩骂的时候，易又在微博中所说的“顺着无知大众说话远比说出真理容易”。知名评论员曹保印对此认为：不要蔑视网民，哪怕他们的观点有问题。蔑视网民，同样是精英主义的思路。知识者，也需要倾听所有的声音，而不是轻易地蔑视一些群体，不与之对话和交流。 　　的确是如此，当下公众议题中精英与大众的分裂，已经有了很大的鸿沟，甚至都形不成最基本的理性对话，更别提对技术化问题的深入有效探讨。加上在公共舆论空间逼仄的情况下，理性沟通成为当下一个极为稀缺的社会品质，特别是在碎片化、快速化的微博舆论空间里面，很容易形成鸡同鸭讲，或者相互之间的谩骂与攻击，使最初的议题，也在乌烟瘴气的污言秽语中被遗忘了。 　　当然，这个问题的存在与很多知识精英自身的作为有关，精英的自我感觉良好，不愿与公众沟通，或者以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颐指气使地来讨论公共事务，这必然会引起公众的反感。另外，长期以来一些知识精英为虎作伥，也在慢慢地造成精英一定程度上的污名化。 　　从根本上来说，何为精英？真正的精英，他们的精英意识跟责任感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担当，有自己一套成熟而稳定的价值观与理念，而不是抱着优越感，从而自我封闭，一味地感叹和斥责社会和他人的不理性、暴戾，甚至公开对骂。美国文化评论家威廉·亨利在著作《为精英主义辩护》就认为，精英主义就意味着向高标准看齐，只有精英主义者，才能能够源源不断地吸收来自生活各方面的新鲜血液，他们代表了高位文化。但这也决定了精英主义者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群体，因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带有强烈大众色彩的民主和平等。 　　所以，中国的知识精英，应该在责任感上有更多的表现。应该有更多的智慧来处理，有着清晰的辨识与区分，需注意场域和对话者。对于专业精英圈内，是专业话语交锋，理不理解是对话者个人的专业素养的问题；但与社会大众沟通时，则需要放下身段，在常识范畴下进行，加强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让更多专业化的知识成为新的常识。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 胡 泳   《经济观察报》编者按： 身为一家印刷类媒体，去面对并报道《华盛顿邮报》被贝索斯收购的新闻，难免会尴尬。当然，所谓“尴尬”也只是一种试图保全体面的表述。 实际上，你将很快在本期专题里看到一些更加“直率”的见解：“在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分到来：所有的报刊都停止纸版印刷，只出数字版”（胡泳）、“旧有的机制，已经完全不能再适应。在这种机制上，嫁接点儿互联网表皮式的产品，宛如在贫瘠的地上种庄稼，能有收获才见了鬼”(魏武挥)。两位当下中国最为活跃的新媒体观察者的结论似乎已经很明确，并因为直指痛点而令人难以接受。 问题是，面对那些不断减少的冰冷的数字，现在难道不应该冷静地虚下心来讨论一下报纸的未来吗？我们可以不屑于“新闻已死”这样武断的感叹，但抱守着“内容为王”这样虚妄的自信，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 认清现实，是勇气，也是智慧，而绝不是简单争论输赢。真正的改变将从这样的智慧开始。 ——编者 30 岁以下的人不读报？ 《纽约客》的作者安迪·波罗维茨报道说，贝索斯自称购买《华盛顿邮报》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想我只是浏览他们的网站，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并没想买任何东西，尤其是《华盛顿邮报》，我根本不读这份报纸。”直到他隔天发现自己的信用卡上出现了 2.5 亿美元的巨额账单，贝索斯才意识到这笔钱被支付给《华盛顿邮报》了，“这是一桩完全的疯狂之举”。从那时起到现在贝索斯一直试图和《华盛顿邮报》的客服电话沟通，想要取消这笔错误的交易，但是那边的客服人员推来推去，“我不断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华盛顿邮报》是怎么进入我的购物车的，但是他们看来不想让我退货。” 波罗维茨是个幽默作家，这篇报道当然只是他的调侃之作。然而 2.5 亿美元收购一家年亏损 5000 万美元的美国地方性报纸（没错，《华盛顿邮报》甚至都不是美国的全国性报纸，当然更构不成全球性报纸），贝索斯的最终开价在某些人看来的确有些发疯。大家也在猜测将来他会不会后悔，要求退货。收购宣布的当天晚上， Twitter 上充满了有关贝索斯的新冒险的俏皮话，大都集中在《华盛顿邮报》会不会耗尽他的盈利耐心上。 的确，现在的报业太需要耐心了。《华盛顿邮报》的明星记者鲍勃·伍德沃德说，在某种意义上，贝索斯的收购或许是该报最后的生存机会。因为贝索斯不仅擅长创新，更重要的是，他还有金钱和耐心。这个要造万年钟的硅谷中年男人以秉持长期战略著称，而这恰恰是作为上市公司一部分、要向华尔街定期发放财报的《华盛顿邮报》无法坚守的。 2.5 亿美元的价格，让人不禁想起两年半以前， 美国在线以 3.15 亿美元收购号称“互联网第一大报”的《赫芬顿邮报》的情景。在目前报业一片哀鸿的形势下，这个价格或许是一家顶尖的传统媒体所能获取的最大溢价。看看最近两年的其他交易就知道了：《波士顿环球报》刚刚被《纽约时报》以 7000 万美元出售给当地一家橄榄球队的老板，这个价格只是 20 年前《纽约时报》购买价的很小一部分；曾经是《华盛顿邮报》子刊的《新闻周刊》更惨， 2010 年被以 1 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愿意承担 5000 万美元债务的音响业富豪西德尼·哈曼。对哈曼来说，这与其是一笔商业交易，不如说是一次慈善行为。 哈曼和另外一位媒体大亨巴里·迪勒定把《新闻周刊》和后者创办的每日野兽新闻网站合并，当时打的是交叉销售广告的如意算盘。 2011 年 4 月，哈曼去世，其家族决定停止投资，把合并的媒体完全甩给了迪勒的 IAC 公司。虽然名编蒂娜·布朗被迪勒挖来做新闻周刊 / 每日野兽公司的主编，依靠大胆的编辑为日趋衰败的《新闻周刊》赢得了不少眼球，然而却也不足以弥补每年 4000 万美元的印刷和发行开销。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人员、场地和其他花费。 终于，在 2012 年 10 月 18 日，蒂娜·布朗同 CEO 巴伯·塞迪一起宣布，在纸质杂志持续出版 80 年后，《新闻周刊》将转向全数字方式。 12 月 31 日是纸版的最后一期。在一封题为《 翻过了这一页》的致读者的信中，两人写道：“根据判断，我们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可以以全数字的方式有效地到达我们的读者。就在两年前还不是这样。”新的产品叫做 Newsweek Global ，它将“被付费订阅所支持，可以通过网上和平板电子阅读器获取，其中一些精选内容会出现在每日野兽网站上”。 2012 年的圣诞节，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打开报箱，都看到一封灰色的“讣告”：在一张俯拍自空中的黑白照片上，一幢 Art Deco 风格的摩天大楼，从纽约曼哈顿的街区耸起，宛如一座墓碑。照片中央一行大字标题： #LAST PRINT ISSUE （最后一期印刷版）。这就是美国第二大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印刷版最后一期的封面。那墓碑般的大楼，是 2010 年和杂志本身一同被收购的前《新闻周刊》大厦。 由此，杂志业多年偶像之一的《新闻周刊》，已经变得不可以被称作杂志了。到 2012 年年底，它已转变成为一家网站，一个移动应用，一家会议公司，但却不再是印在纸上的一个图文集合。塞迪称，走向数字化最终“解放”了杂志，它原有的品牌被印刷版的“形式”和“经济学”所束缚了。这恰恰道出了印刷媒体今天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报纸和杂志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具备合理性。 出产一份报纸是昂贵的。数据显示，美国报纸平均下来，管理成本占 14% ，纸张 16% ，印刷 20% ，发行 9% ，广告开销 14% ，最后留给内容生产的只有 27% 。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报纸运营费用被用在物理生产过程中，而不是编采活动上。当读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印刷出来的报纸注定会变得较为昂贵，成为一种利基产品，甚或是一种奢侈品。 当然，报纸步入黄昏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读者群的日渐匮乏。报纸要想继续存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支撑。然而，由于人们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未能发展出一种新闻阅读习惯，报纸的读者在不断萎缩。游戏、社交媒体、明星文化都在和报纸争夺注意力， NPR 的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甚至极而言之： 30 岁以下的人不读报，即使他们的年龄增长，也不会读。 另外，报纸的商业模式日暮途穷。平面广告不断下滑，虽说数字广告正在缓慢地弥补这个缺口，但数字广告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平面广告下降的速度。结果是，所有报纸都面临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因此牺牲的是新闻采编的力量。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到处扩散：博客，网络报纸，搜索引擎，新闻集聚服务和社交媒体，导致了内容生产和复制的便利；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报纸订阅和广告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使得即使最严肃的报纸也只能生产少量的原创内容。 这正是格雷厄姆家族忍痛割弃他们已拥有四代的《华盛顿邮报》的原因。他们面对报业转型的惊涛骇浪无能为力，因为这样的转型要求的不仅仅是止跌补损、保持盈利，还需要投资未来。对未来的投资也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报纸的社会意义问题。所以《华盛顿邮报》的掌门人唐·格雷厄姆坦率承认，即使不出售，这份报纸也能生存一阵子，但是“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 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怎样的？ 报纸的困境如斯，我们必须问报人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为什么报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报纸，人类社会将会损失哪些东西？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助于报人重拾在数字时代的自信。 首先，公众所阅读的严肃新闻，大多来自报纸。没有人做过定量的统计，告诉我们报纸出产的新闻在整体新闻中所占的比例。可是，随机找些聪明人估计，他们说这个比例不会低于 80% 。 可能电视的影响力更大，但根据笔者在央视工作的经验，电视记者常常是在报纸上找新闻。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体，有多少博客妙笔生花的评论是建立在报纸提供的新闻上？虽然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不会遵循报业的新闻标准。所以虽然新媒体有着海量的内容，但真正高质量的内容还是少而又少。 所以，这是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的第一条理由：报纸挖掘新闻，其他人只是包装新闻。报业的健康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报纸是一种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 第二，报纸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们每天把世界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说句极端的话，办得好的报纸，如果未能去读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了以另一个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第三，与上一条相关，报纸是公共对话的场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常常喜欢提醒他的学生说，现代的报纸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美国宪法也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一样。对凯瑞来说，报纸的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人们所假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之类，而在于它维护了公民之间的民主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存活和光大，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正是为此，报纸体现着公民责任、社会公义和政治独立的价值。 第四，报纸存在的理由还和它的从业者相关。多少人投身报业的时候，没有怀着一种充满使命感的职业热爱？很多记者和编辑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许多记者认为自己最终是在为读者工作——不是为了管理她 / 他的编辑、发行人、公司或是投资人，而是为了喜欢他们的写作的读者。我们都熟知记者为了职业尊严而丢掉工作的故事。他们拒绝禁止他们出版的指令，也不愿为了政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读者保持忠诚。有时整个编辑部都会采取如此立场。在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也具有这样的使命感吗？ 第五，对于看重自己职业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来说，业余分子杀入新闻场是不无忧虑的现象。他们威胁了职业标准，纵容了党派的特别恳求，把谣言和丑闻伪装成新闻。 刚刚去世的美国记者海伦·托马斯或许是过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宫记者，她担心专业新闻工作的衰退。“每个拥有一台电脑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每个拥有一部手机的人都认为他是摄影师。”她认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强迫性地破坏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誉。没有编辑。没有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那个时代，当你的妈妈告诉你她爱你，一个好的记者也会核查清楚。现在很多很有价值的报纸都放任自流了。这是一个危机。” 笔者罗列以上的报纸存在理由，是想追问，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有新的机制出现，取代报纸目前提供的准确、平衡和高新闻标准的传统过滤吗？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的调查性报道呢？没有报纸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剂，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吗？对于关心独立媒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其所面临的最令人苦恼的问题。 怀旧者大量存在。在得知《卫报》将缩减印刷版业务的消息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但不管这个呼吁显得多么动人，恐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证《卫报》彻底告别油墨与纸浆。 在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分到来：所有的报刊都停止纸版印刷，只出数字版。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个将来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也没人清楚当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有哪些报纸和杂志会存在。当然这也不只是报纸和杂志的故事，在网上到处流传的视频显然也已经极大影响了电视台，不过那是一个需要另外讲述的故事。 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卫报》已经走在关掉印刷机的路上。它提出了“数字化优先”（ digital first ）战略，它的高管甚至说，数字版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将成为“《卫报》的使命”。   《卫报》的经营负责人亚当·弗里曼称，“数字化优先”战略将把传统记者和免费工作的热情公民的努力结合起来，奔向“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弗里曼说道：“像许多产业一样，报业是偶然开始的，印刷机发明出来，我们用那种方式分发新闻。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到数字化优先。比起关心平台来，我们更关心如何讲述新闻。”《卫报》致力于开拓网络所赋予的机会来传播所谓的 “ 开放 ” 新闻（ “open” journalism ）。《卫报》长期的主编艾伦·鲁斯布里奇用一连串排比诠释了什么叫做“开放”新闻。“旅游版在寻找对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环境团队试图扩大环境报道的范围、权威性和深度。国际报道组想要收获尽可能多的来自阿拉伯的声音，以帮助报道和解释那场春天的革命。体育编辑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报道竞逐世界杯的 32 个国家球队。评论编辑希望拓宽辩论的光谱，从政治思想家到科学家到神学家到律师 …… 这家报纸正在超越一家报纸的界限。记者发现自己能够呈现更完整的画面。” 我特别关注弗里曼的这个说法：报业是偶然开始的。我们如此习惯于由大型报纸和电视网构成的“大众媒体”世界，以至于将其看做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大众媒体会不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现象呢？哈佛尼曼新闻实验室的李·汉弗莱通过对信件、日记和其他前数字时代的表达手段的研究发现，如果放眼一段更长的历史时期，单向的、广播式的“大众媒体”并不是标准现象，相反，人际的、多方向的沟通才是主流——就像现在的博客、 Twitter 和 Facebook 一样。媒体从来就是个人化的和社会性的。换言之，当我们以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沟通方式时，我们其实是在重返过去。 汤姆·斯丹达奇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数字媒体的本质的文章，认为社交媒体和所谓的“网络化新闻”（ networked journalism ）的互联性映射了报纸被发明之前的媒体的运作方式，那时，地方的小酒馆和咖啡屋扮演着信息生态系统的中心角色。在他看来，大众媒体只是历史的一个“插入语”。今天，在我们重返媒体未来的时候，会出现一系列利用媒体系统的网络化、社会化和小规模生态圈的特性而发展自身的新实体，比如已经拥有坚实基础的新媒体《赫芬顿邮报》，又如很多人寄望能华丽转身的《纽约时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对于硅谷新贵贝索斯究竟会把《华盛顿邮报》带向何方充满期待。因为只有创新的新实体，而不是旧媒体，才能决定新闻的未来，尽管新闻纸（ newspaper ）可能注定是没有未来的。在一种非常真切的语境下，新闻人的确既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也生活在最坏的时代。 不过说到新闻的未来，更有意思的是《卫报》的弗里曼的这样一段话： “它将是在报社大楼内的记者同大楼外的专才之间的一种协作 …… 他们是专才，因为他们和记者一样关心那些话题。他们不必是教授。”而我的朋友、纽约的新闻学教授杰夫·贾维斯在评论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时和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可以预期很多人会欣喜若狂，因为贝索斯懂得如何卖东西。毫无疑问，他当然知道怎样打造付费墙。可我不认为那是他的关键价值。贝索斯的核心能力是打造关系。作为新闻业者，我们必须停止把自己视为一种叫做内容的大众化商品的生产者，而开始认识到，我们身处某种服务业，其产出是知情的个体与社区。”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809/10399316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