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http://news.etnet.com.cn/feature/zhongguoshiwangluo20121225.html 网络实名制人大立法 严监控 网民：没人敢举报贪官了 　　 2012 年 12 月 25 日 内地收紧网络控制出新招。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开始审议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 ” 网络实名制 ” 将以立法形式被确认，网民今后欲在网上发声，须进行实名登记。网友炮轰此举有意阻塞言路，扼杀网络自由。有网友担忧指， ” 立法后没人敢在网络举报贪官了 ” 。 用户实名登记 发讯可用他名 从上周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多家官媒，发表专文或专题报道，批判网络带来犯罪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大力鼓吹应立法管制网络，引来网友普遍焦虑。 　　草案部分内容昨日公布，原来实名制来了！新华社官方微博透露，将实行网络身份管理， ” 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网络身份管理，可以实行后台的身份管理办法，用户在发布信息时可使用其他名称 ” 分析指，网络身份管理即是 ” 网络实名制 ” ，网友须向网站进行实名登记后才能发言，发言时可使用网名。草案也对公民个人电子信息的收集、使用及保护等作出规范。 学者：不能把 ” 网络治成央视 ” 虽然官方一再强调，此举是为保护网民，但民间普通认为这是紧缩网络言论自由空间的举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大众传媒法博士张文祥在实名微博中指出，网络实名制，最坏的效果是 ” 寒蝉效应 ” ，让网民不敢随便说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指出，所有媒体的舆论造势都是为了互联网法案的审议通过，这种立法诡秘、舆论先行的做法，恰恰不符合现代法治。北京学者吴稼祥也指出，不反对网络法治化，但不能把 ” 网络治成央视 ” 。 　　十八大后，内地掀起网络反腐热潮，大批官员落马或被调查，甚至火烧副部级官员，给当局带来压力，网络实名制成 ” 头炮 ” 。有网友担忧指， ” 立法后没人敢在网络举报贪官了，国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 ” 四大网站已行 现扩至全网络 今年 3 月 16 日开始，内地新浪、腾讯、搜狐和网易四大网站的微博，全部被当局强制实行 ” 实名制注册 ” 。此次实名制扩至整个网络料将受到强烈抵制，知名学者纷出面呼吁当局三思，改变决定。经济学者许小年也讽刺指， ” 蜜月刚过（指习李新领导层上台放松网络管控），府里家丁便重演前朝故伎。这一棍若打下去，以改革号召民众、凝聚人心的新风恐就此消散，日后即使推出改革新政，又有何人敢信？ ” 官媒连串造势 网友反感 　   ” 一个人挥舞胳膊的自由止于别人鼻子的地方。 ” 《人民日报》昨日引用这句话，抨击网络自由无边界，呼吁网络言行应遵循法律和道德底线，为网络实名制造势。 　　官媒大规模为网络立法造势，聚焦互联网管理，呼吁加强网络信息管理、网络立法等。《人民日报》前日头版刊发《有底线，才健康》一文说： ” 为了让互联网更好发展，应该划出道德和法律的双黄线。 ” 第三版则以加拿大为例指， ” 网络实名制意在要求互联网行业严格自律 ” 。 　　《人民日报》昨日继续加强火力，发表《网络言行应遵循法律底线》的评论指，网络空前拓展了表达空间，但对自由的合理边界，应有个基本共识。文章呼吁确立责任边界，厘定 ” 法 ” 与 ” 非法 ” 的标准。 　　新华社则发挥民众力量，声称 ” 网民吁加强公民网络信息安全保护 ” 。文章指，网友对草案充满期待，并引述网友 ” 去郊游嗄嘎 ” 称，草案的审议给担忧自己信息安全的网民带来希望， ” 给广大网民吃了定心丸 ” 。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昨日聚焦网络水军，指他们发布虚假购物评价，诱使网友上当。 学者：还要依法监督官媒 知名学者于建嵘指，中央电视台有权指摘微博的伦理底线，我们作为纳税人，也有资格要求他们坚守职业底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直指，官媒要求加强管制网络，是 ” 被肢解过程中的自救性反扑 ” ，它们的对手，不仅是数以亿计的微博用户，还有新浪和腾讯等媒体新贵。他呼吁，不仅要依法监督互联网，还要依法监督官方媒体。   （摘录自香港经济日报 )  

网络谣言鉴定学   2012 年 12 月 26 日 12:17   南都周刊 　　记者 _ 沈玎 　　国际突发新闻 　　普通人可以接触到的验证渠道主要是几大国际知名媒体，比如 CNN 、 BBC 等。一旦有爆炸性的新闻，比如“日本承认钓鱼岛是中国神圣领土”之类，假如在 CNN 和 BBC 的网站首页上没有，基本上可以判定 100% 为假。 　　当然，更专业做法是监测四大通讯社的稿库。有一个网站可以利用： http://www.newsnow.co.uk 。 　　你还可以安心等各大门户网站新闻频道的消息。从消息在微博上爆出起计时，如果半小时之内门户网站还没有相关消息，也基本可以判定为假消息。 　　奇闻异事 　　这类消息的判定比国际突发新闻略难，因为一般的官方通讯社很少发布这类带有哗众取宠性质的消息，所以需要加入更多的技术手段。 　　如果是纯文字消息，一般可以直接选最离奇部分，放到 Google 英文里面进行搜索，如果搜索结果为零，那基本可以确认为 100% 的假。如果搜索出来的结果都是些都市报或者晚报啥的，可信度可以提高到 50% 左右，如果结果里面还有来自新华社、中新社的消息，那么可以提升到 70% 。如果有美联社、路透社的消息，那真实性上基本就没啥问题了。 　　如果是带有图片的消息，就把图片保存下来或者取得网络地址，然后用 Google 的图片相似功能搜索，之后看看这些图片所在的网页上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内容。对比一下原始的消息，也能够排除掉很大的一批虚假消息了。 　　科学信息 　　对于这种消息，只能更多的依赖微博上的一批科普性帐号去做判定。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的就是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从日本大地震的“谣盐”开始，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就一直活跃在科学辟谣的第一线。 　　不过，谣言粉碎机也不可能破解所有你遇到的谣言。 　　社会新闻 　　对于可以公开出来的消息，各家门户网站的信息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性的。在现行的新闻管理体制下，各家商业门户网站的新闻从规范上来讲，只能采用规范稿源，也就是有资质的传统新闻媒体的内容，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确认其真实性的。 　　而对于不能公开报道的消息，只应该相信当事人以及可信媒体人的消息。作为微博重大事件运营之本，新浪和腾讯都是高度关注当事人的，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认证。而微博上也有一批可信媒体人。 　　个人言论类 　　一般而言，一个被广泛传是某某名人或者某某当事人的账号，如果在半天之内还没有被加上 V ，基本上就可以确认是假的。别相信什么白岩松说了个什么话账号被封了， CCAV 容得下，网络怎么会容不下？ 　　还有一些喜欢冒充事件当事人的账号，面对这种账号，可以多翻几页所发微博，如果此前所发的微博全都是些无病呻吟的心灵鸡汤，八成就是段子类用户冒充的。 　　保持怀疑 　　首先你应该对你所读、所见，以及任何从网络所了解到的一切都抱有适当程度的怀疑心态。即使“有图有真相”，也要保持警觉，因为在这个时代，造假实在不是一件难事。 　　要记住，再怎么顺理成章的事，它的真实性也未必就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如果消息来自于《南都周刊》这样的靠谱杂志，可信的概率会提高，但如果某个段子来自一家不知名网站，你可能就需要三思。 　　别点“发送” 　　大致推断出那些有问题的消息的真实性后，如果消息是可疑的，就别发送它。让其自生自灭，不必以讹传讹。 　　授人以渔 　　虽然你面对谣言没有中招，但你的朋友和家人可能没有那么幸运了。比起责骂，幸灾乐祸，或其他让他们更为难堪的方式，体谅他们会更好一些。教他们几招简单的防骗技巧，并鼓励健康适度的怀疑习惯。 　　“科学常常是无力的，谬误通常比真相更甜美诱人。如果我们只是在网络上追赶谣言的步伐，那么我相信即使有十倍、百倍的团队一起来挥舞粉碎大锤，力量也是不足的。”果壳网创始人姬十三说过：“我们的敌人并非谣言本身，而是人云亦云的思考方式，是不加反思的生活态度。这必定是一项水滴石穿的工作，一点一点清除谣言滋生、繁殖的土壤。” 　　 ( 部分内容借鉴于新浪微博前内容运营主管李凯的文章 ) 　　辟谣者的尴尬 　　记者 _ 沈玎 特约记者 _ 王星 实习记者 _ 刘梦 吴文静   北京、上海报道 　　去年今日，“世界末日”倒数一周年，果壳网就已经在“拯救”地球了。 　　对“尼比鲁行星撞击”、“玛雅日历”、“两级倒转”、“九星连珠”、“太阳风暴”等各种灾难进行辟谣，这仅仅是果壳网与辟谣有关的浩瀚文章中的几篇。 　　而一个被命名为“谣言粉碎机”、具有好莱坞古典英雄主义气质的小栏目，在诞生的两年间，粉碎了大大小小近 400 个谣言。 　　在其背后，是一支 20 多人组成的小团队，他们大多是理科生，有较高的学历，专业涵盖物理、生物、电子、数学等领域。 　　果壳网的创始人姬十三，成功地在“科学松鼠会”的公益 NGO 与“果壳传媒”的商业机构之间，嫁接起了一座桥梁。而“谣言粉碎机”是果壳网上最著名的一个主题站。 　　细数现在大大小小的门户网站，以及微博等社交平台，辟谣栏目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标配。人们喜欢看辟谣，喜欢看一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和事件被严谨的分析和逻辑所攻破。这个过程，就像一部精炼的推理剧。 　　当然，有眼球经济，就有生意。无论是打着公益的旗号，还是规避政治风险的需要，抑或单纯是为了商业的利益。谣言和辟谣，就像电脑病毒和杀毒软件一样，他们制造多余的麻烦，并因为解决多余的麻烦，而产生额外的价值。 　　辟谣公司 　　一年前，日本地震引发福岛核危机的时候，中国人也为之疯狂了，他们开始买盐。因为在网上，有谣言说：“碘可以防辐射，而日本核电厂泄露之后，海水有污染，盐也不行了。” 　　事实上，减轻辐射所需的碘剂量，是 24 小时内一次性服用 130 毫克碘化钾，相当于 99.4 毫克碘元素。而加碘盐的含碘量最大值仅为每千克含 30 毫克碘，也就是说，要一次性服用 3.3 千克的盐。 　　所以，靠吃碘来防辐射，压根是不可能的。“比吃碘盐更不靠谱的说法是吃海带，”每千克鲜海带含碘最高是 2.4 毫克，所以你必须一次吃下 41 千克的海带，“这……这要是不撑死，也得吃得累死。”果壳网的编辑飘飘调侃道。 　　关于“谣盐”的辟谣，是果壳网的一次经典案例。“我们破解一个谣言，短则需要一两天，长则需要一周。”姬十三说，“这当中，大部分精力花在了数据资料的搜集上。” 　　果壳网整个公司分为技术部、设计部、编辑部、运营部、市场部等部门，共有六七十号人，绝大部分是“ 80 后”，其中也不乏“ 90 后”面孔。在果壳网总共 20 余名编辑中，飘飘和小耿专门负责“谣言粉碎机”主题站。 　　飘飘是“谣言粉碎机”的第二位女编辑，被网友称为第二代“谣言粉碎娘”，她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专业出身，负责主题站的文章发布。而负责小组管理的小耿，则是神经生物学硕士。 　　小耿总结说：“国外的谣言常常充满想象，更具趣味性。例如‘美国登月是政府骗局’、‘下水道内藏着变异巨鼠’等等。而与之相比，国内多数谣言的特点则是密切联系百姓的日常生活，宣扬可能并不存在的威胁。比如‘膨大增甜剂让西瓜爆炸’、‘自来水中有避孕药’……” 　　“我们在网上发现具有代表性的疑似谣言后，会在编辑部内部邮件系统中一起讨论，挑出其中可操作的选题。”小耿向记者介绍：“根据我们编辑不同的专业背景，在各自领域中会大致知道哪些消息是怎么回事。” 　　如果遇上不熟的领域，小耿和飘飘则会求助于果壳网众多的特约作者。与一般网站和杂志社约稿不同的是，在拿到稿件后，除了自身修改之外，也会请相同专业领域的另一个专家来审，“直到这个观点处于一个公认的状态，我们才会发出去。” 　　通常，“谣言粉碎机”主题站一周发三至四篇文章，果壳网社区里还设有“谣言粉碎机”的同名小组，很多网友都会在这里发帖，对热门的“疑似科学谣言”展开讨论。 　　“其中一些帖子会成为主题站文章的选题，有能力的网友会被发展成为谣言粉碎机未来的作者。”小耿告诉记者。 　　经常有人把果壳网形容为“科技版的豆瓣”，在姬十三的构想中，果壳未来会是一个以科技兴趣为核心的社会化媒体。 　　这家年轻的公司位于北京郎园 Vintage 创意园区，园区的布局和风格都类似于 798 ，散发着浓浓的艺术气息。整个公司是一个大通铺，占据了楼的一整层，楼顶没有装潢，电线和管道都被刷成纯白，绕梁而上，一排排白色吊灯悬挂在半空。 　　公司中间一小块圆形区域，随意堆着五颜六色的懒人沙发，这就是果壳网的会议室。一个 1:1 大的人体骨骼模型十分显眼地立在柱子旁边，牙齿里叼着一张员工塞进去的“寻物启事”。 　　一位员工告诉记者，他喜欢这里的年轻化、随意化的工作氛围。“每天从上午十点上到下午六点，正好可以睡一个小小的懒觉，错过北京恐怖的早高峰。大家还在公司养了一只流浪猫，每天它会在办公室散步。” 　　粉碎谣言也并不都是严谨而枯燥的，小耿打了个比方：“辟谣的工作并不像那种‘勇者斗恶龙’式的、有一个固定的魔王作为敌人的游戏，而是更像‘俄罗斯方块’，要将不断出现的各种谣言消除掉，不要让它们占满整个互联网的窗口。” 　　在谣言粉碎机等栏目的推动下，目前果壳网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 60 万，匿名的用户数更多，在新浪微博拥有超过 60 万的粉丝。 　　早在 2010 年 7 月，挚信资本就找到了姬十三，并给予了他 100 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2011 年的春天挚信资本又投了 A 轮 300 万美元，现在果壳网的 B 轮融资也正在进行中。 　　而谣言粉碎机的一些经典的辟谣案例，也已经结集出版，书名就叫《谣言粉碎机》，作者署名是“果壳”。姬十三让辟谣这门生意，又增加了新的盈利点。 　　复杂而危险的痼疾 　　像微博这样的综合性社交媒体平台，辟谣可不像果壳网这类专业网站那么轻松和充满乐趣，对于很多网站来说，谣言更是一个复杂而危险的痼疾。如果没能及时辟谣，甚至会有关张歇业的风险，而辟谣也需要讲究更多的群体心理艺术。 　　早在 2010 年 11 月，新浪就成立了一个 7 人的辟谣小组。小组成员中，有的外语能力好，有的擅长网络搜索。“只有掌握了 100% 的可靠证据，我们才能辟谣。”新浪微博辟谣小组前组长谭超说。 　　在微博上，辟谣小组会在原微博上注明“此消息不实”，并贴上具体辟谣的网址，而不删除原微博。“因为我们此前调查发现，单纯的删除并不能给用户一个深刻的印象，而在原帖上注明不实，效果反而更好。” 　　今年 8 月 11 日，在微博上随即出现了一则谣言，称：“周克华没死，死者是一个警察”。负责腾讯微博内容运营中心的徐春柳，注意到这名警察在腾讯上是有微博的，于是徐春柳就把他的微博做了特意的推广，让警察自己在微博上辟谣。 　　“警察辟谣的效果，比官方发布消息其实要更好。”徐春柳说。和腾讯一样，新浪也很少用官方账号辟谣，更多是采用微博的自净功能。而很多政府部门的官方辟谣，效果甚至更差，网友似乎天然不愿意接受事件的急转直下。 　　有这么一项心理实验， 2006 年，密西根大学的布伦丹·奈恩 ((Brendan Nyhan) 和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杰森·雷夫勒 (Jason Reifler) 发现，在很多时候，当大脑接受了一个信息后，便会本能地捍卫它不被其他与之相斥的信息所侵犯。 　　如果更正的消息与人们原本的看法相违背，它反而会加深人们对错误信息的信任。就像一把逆火的枪，没能射出子弹，打中谣言，却让真实的信息在众目睽睽下，变得像忘记穿衣服一样愚蠢。 　　“谣言本身就是双向的，”徐春柳说：“影响力小的谣言，对当事人的影响也小，影响力大的谣言，对当事人的影响也就越大。所以当谣言影响力够大的时候，当事人自己就会有辟谣的欲望。比如抢盐那阵子，盐业公司的人也会及时发布信息。” 　　这也是腾讯发现和选择谣言的标准，传播得越广、越快的言论，自然就会出现在编辑的面前。目前腾讯微博内容运营团队有十多个人，他们对于一些隔三差五就会传出来的谣言，会加上一个“消息未经证实”的标签，这种强度的辟谣，对于很多谣言来说，已经足够了。 　　前阵子，有个“庐江 6P 门”的谣言。有网友说，照片里的人长得像庐江县的县长，然后就有更多的网民说他是搞淫乱活动，并说其中另一个是副县长。 　　这条谣言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上都传播得非常快，“大家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不排除有一些官员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确实是这样。”徐春柳说，“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就忘记了一些政治常识，比如一个县里，县长和副县长两人通常是互相制衡的，怎么可能去做这样奇怪的事？” 　　但是让徐春柳感到为难的是，辟谣过程必然要伤害到真正照片中的当事人。“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当事人，他们也有开腾讯微博，但他们的身份是普通老百姓，与官场腐败之类的事没有任何关联。这个时候，我们无法大张旗鼓地辟谣，只能说‘这不是庐江县的官员’。” 　　与果壳网的学术研究不同的是，新浪和腾讯在辟谣上面，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花力气去寻找当事人。“一次成功、彻底的辟谣，需要多方走访，实地调查，其艰辛程度不下于写一篇论文。”谭超表示，每一个运营人员，一天处理大概七八条的辟谣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证实或者证伪。 　　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告诉记者，辟谣是个极端严肃认真的工作，需要格外小心谨慎，当时新浪微博官方辟谣账号 @ 微博辟谣 的每一条都要经他亲自审才能发。然而，“极端严肃认真”、“一次都没辟错过”的 @ 微博辟谣 也停了。它的最后一条微博还停留在 2012 年 5 月。此后，微博辟谣架构发生调整，不再由专门的辟谣团队来核实查证发布，而转为“社区管理委员会”制度，以类似陪审团的方式，来受理用户投诉并作出裁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新浪微博团队成员对记者表示，改动后微博辟谣的效果弱化，社区管理不告不理，而公布的处理结果也往往只有举报方和被举报方会注意到。 　　虽然很少有人点开去看，但这套微博社区举报体系还是在每天运转着，李开复在这里举报“ @ 李开复微博语录 冒充李开复”，薛蛮子在这里被举报“人身攻击”扣除 5 分，左小祖咒在这里举报一位网民“人身攻击”但遭到驳回， @CCTV 新闻值班室 “举报 @ 央视新闻 冒充”，在后者被新浪注销后，马上自己改名为 @ 央视新闻 。 　　翻看这些举报记录，我们会发现虽然外界多认为是社区管理取代了微博辟谣，但实际上谣言与辟谣并不是微博社区管理的首要问题，截至 12 月 10 日，在新浪微博“举报处理大厅”受理的 25800 个举报里，属于“不实消息”类别的仅为 13.9% ， 3579 件。 而“人身攻击”则有 15261 件，占到了所有举报的将近 60% 。 　　成功的谣言有很多，成功到一再出现，每过一段时间就火一次，让辟谣无力。一家知名网站高层曾对有关部门建议，建立一个谣言数据库，由国家有关部门来组织，各家网站、媒体都可以共享，首次出现的谣言入库，并非首次出现的谣言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和处理。不过，有关部门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在应对谣言问题上，有关部门将网站视为主要责任方之一，据新华社报道， 3 月 30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披露，“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上无端编造、恶意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并对 16 家“造谣、传谣网站”予以关闭。同时，新浪和腾讯微博遭到严厉批评，两个门户网站 3 月 31 日到 4 月 3 日间不得不关闭微博评论功能。 　　民间辟谣者 　　 @ 微博辟谣 停摆，没有阻碍民间辟谣者的行动。 2011 年 5 月 18 日，窦含章、吴法天、点子正等人发起了 @ 辟谣联盟 ，在其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粉丝数就突破了三万。 @ 辟谣联盟 作为新浪微博上的一个自律组织，净化微博舆论生态。 　　新浪的 @ 微博辟谣 要求 100% 的证据，而 @ 辟谣联盟 灵活得多，“我们姿态不高，更容易发动网友搜集证据，迅速辟谣。” @ 辟谣联盟 内部设立了一个 QQ 群作为虚拟会议室。每当发现可疑信息，就交由 8 个审核委员会成员审核，以“多数同意、一票否决”的原则决定是否辟谣。 　　而辟谣的手段主要是信息检索，用搜索引擎将一条微博的多个关键词在新闻、论坛、博客里面检索消息出处，如果是原创就联系本人，甚至让网友现场调查，尽可能多渠道查证消息真实性。 　　四月网上的“辟谣百科”栏目，就是“辟谣联盟”的官方网站，周诠是 “辟谣百科”栏目的编辑，也是当时辟谣联盟的一员。 　　“在辟谣联盟中，什么专业背景的人都有，”周诠说，“但是真正学新闻的很少。” 　　周诠觉得最棘手的谣言就是那种让人觉得理所当然的谣言，比如之前关于肯德基 45 天速成鸡的谣言。肯德基事后辟谣称：“白羽鸡 45 天的生长周期，是正常现象，这是选育优良鸡种和科学养殖的结果。” 　　大部分民间的辟谣者，做的都是搜集的工作，而不是研究工作，很多谣言在网上的纷纷攘攘中，已经形成定论，而辟谣者要做的事，其实就是做个总结，下个定论。 　　“点子正时常会写好几页篇幅的文字来辟谣。”周诠说，“不过吴法天就擅长搞搜集工作，网友研究得差不多了，吴法天再来做一个整理。” 　　周诠现在供职的“四月网”，成立于 2008 年 3 月 14 日。其前身是一个论坛， 2011 年的时候，四月网建立了“辟谣百科”栏目，周诠和他的女朋友两人，就是辟谣百科的运营者。“我们都是兼职，做网站编辑的收入并不高。”周诠告诉记者，他跟他女友两人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在网络上了，“很多人都比较宅，有些人宅是打游戏，有些人是看电影，我们的兴趣爱好就是社会事件。” 　　周诠感到辟谣最大的难题还是对谣言的界定，他说他和女朋友吵了一夜。“吵是为了电影《 1942 》，其中有个细节是《大公报》停刊了。电影的处理显然认为是国民政府不允许报道饥荒，所以停刊，但这与事实不符，那这算不算谣言？”周诠觉得这就是谣言，但他的女朋友觉得这只是电影，电影可以根据史实来改编，所以不算谣言。 　　辟谣不是辟谣党的义务 　　在微博上，有很多人质疑和攻击 @ 辟谣联盟 ，也有人称它是“只辟民谣，不辟官谣”，是“选择性辟谣”。《 21 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一篇刘晓忠先生的文章《民间辟谣者不具备信用优势》，直斥辟谣联盟“不仅侵犯了法院的审判和调解权，而且侵犯了受害人的权利”，“属于私设公堂剥夺他人的权利”。 　　“辟谣联盟并没有能力去删除造谣者的言论，造谣者也有充分的火力可以反击辟谣联盟。” 　　辟谣本身，并没有给辟谣联盟的成员带来任何收入，点子正称自己是“乐并苦逼着”。“一方面辟谣像侦探，也会上瘾；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传播学专业的一员，以个人之力，做些网络实际工作，对纯净网络也是件好事。” 　　不过很多原本活跃在辟谣联盟里面的带 V 的大佬，现在都逐渐退出了。 　　而辟谣联盟的官方网站辟谣百科，及其母网站四月网，目前总共有 30 多位员工，日均流量在全世界排名是 20000 以内，在中文网站是排名 2000 以内。与共识网等同类竞争网站相比，数据算是相当不错。 　　“我只负责内容，对于网站是否盈利我从不操心，但是到目前为止，辟谣还没有发掘出特别的商业模式。”周诠说，“辟谣的收益，最终还是跟内容提供一样，靠吸引读者，赚取点击量。” 　　早在 2011 年 8 月，记者采访新浪总编辑陈彤，问到了当时十分红火的“辟谣联盟”，陈彤预言说“辟谣联盟一开始就注定就要失败”，因为其组织松散，大家凭兴趣爱好和冲动，没有成功希望。 　　这个预言没有成为谣言，如今 @ 辟谣联盟 已名存实亡，今年 5 月 18 日发微博“热烈庆祝辟谣联盟成立一周年！”后，至今只发过两条微博。 　　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点子正说，“辟谣联盟官微确实停了，辟谣不是辟谣党的义务，而是政府的职责。” 　　 ( 文中周诠为化名 )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12-26/121725898474.shtml 　　 2012 年的那些谣言：世界末日谣言最成功 2012 年 12 月 26 日 12:17   南都周刊 如果您看到了本期《南都周刊》，那么显然玛雅人不是那么靠谱。 　　按照玛雅人的长期积日制，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是最后一天，由此被演化出的“世界末日”成为近年最成功的谣言之一，传播百年，我们终于有幸看到这一天。在果壳网主编、谣言粉碎机负责人徐来看来， 2012 年最成功的谣言就是 2012 。那么 2012 世界末日谣言为什么成功？ 　　如果以成败来论英雄，一条容易被人相信、容易获得传播的“好谣言”，需要哪些条件？具备哪些特点？有哪些成功的“好谣言”是至今被广泛相信的？ 2012 年又有哪些“好谣言”脱颖而出？ 　　特约记者 _ 王星   北京报道   插图 _ 农健 丑丑 　　人们愿意相信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美国总统布什。 　　如果说小布什有一句话称得上名人名言，就是上面这句了。至今，它还在微博上、论坛里、各种时评文章中出现，甚至还上过一些地区的历史考卷，而实际上它是一则成功的“好谣言”。 　　 2002 年 7 月，从天津纪委离职，又还没找到《南方周末》那份工作的待业青年林楚方，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社发表了一篇帖子——《布什总统在美国国庆日在中国网友会上的演说 ( 代拟 ) 。到 10 年后， 2012 年 12 月，记者打开时也不过 4832 次点击， 81 个回复。但这篇帖子的影响，特别是那段话的影响，却一直流传至今。 　　林楚方在原帖标题中注明了“代拟”、“中国网友会”，但信息传播中人们很快将其“削平”——大量的细节被省略，谣言变得更短、更简洁、更容易被理解和叙述，一篇 3000 多字的文章，最后就剩下上述这段最符合公众认知、最有传播价值的话，进一步又被标签为“将权力关进牢笼”。 　　林的初衷已经不再重要，“好谣言”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十年不老。它的生命力源泉来自人们愿意相信，不在意其真伪。 　　 中国还有很多“名言”其实是假托名人之口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央视的柴静、白岩松就是经常被说出各种各样的话。 新浪总编辑陈彤说自己曾当面就几个名言向白岩松求证，白岩松回应不是他说的，或者只有头一两句是他说。但在传播中，这种“人畜无害”又“有些道理”的谣言，大多数人没有动机也没有意愿去查证核实，也乐得随手转发。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央视著名解说员“大嘴”韩乔生身上，关于他解说中口误的段子经久不衰。既然辟谣无望，颇有自嘲精神的韩乔生干脆将其汇集成书发表，博人一笑。 　　在微博上，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表述，“不管这段话是不是龙应台说的，都值得我们多读一次……” 　　那么那段话到底是不是龙应台说的呢？无所谓。 　　 2012 年 3 月，有人在转发微博时以“…… //@ 孔庆东：”的方式伪造了北大教授孔庆东一句话，乍一看好像是孔庆东在转发时发表的评论——某部门与我谈话与朝鲜无关，跟重庆市委“推广重庆模式”课题经费上一点小小纠纷而已，且本人已退还项目费用 100 余万元，现在平静坦荡。 　　虽然孔庆东微博上并没有这句话，虽然孔很快回应澄清，但很多网民还是在转发，宁愿相信是孔庆东发了之后又删了。一位经常在微博上辟谣的传媒人士当时也转发了这则消息，在发现犯错后连发多则微博道歉、辟谣，但更多人还是在拿他的名字作为权威来源继续传播，让他深感无奈。 　　让人恐惧，激发共鸣 　　去年日本地震，福岛核电站泄漏，中国多地发生抢盐潮，后来被称为“谣盐”事件。研究谣言的学者、深圳大学副教授周裕琼事后分析，“谣盐”首先源于恐惧，人们对核泄漏、核污染的心理恐慌。在这种恐慌下，官方和媒体公信力又缺失，不具备核辐射知识的普通民众，面对吃盐能防辐射这一貌似科学的说法，容易被说服。加之，大家会想起非典时期抢购板蓝根等集体记忆。 　　去年谣言火了盐，今年 12 月初谣言火了蜡烛。“ 2012 年 12 月 21 日，地球将会有连续 3 天的黑夜。”这个末日谣言的演化版本最近在四川成都、内江等地区盛行，蜡烛遭疯狂抢购，一度脱销。 　　抢购蜡烛中有不少人可能受到“第三者效果”的影响，“我本来不抢，但要是不抢就没了。”周裕琼分析说，在恐慌性情绪感染下，有些不相信谣言的人也会加入其中。 　　在过去的一年，食品安全话题的谣言层出不穷，而且成功率较高，因为它是当下民众最关心也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我们对自己的餐桌并不放心。 　　美国《今日心理学》杂志去年曾刊文《谣言传播定律》，其中就探讨到这个问题，“我们人类往往更重视负面信息，”北爱荷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海伦·哈顿说，“这是有进化意义的，如何避猛虎要比何处嗅蔷薇重要得多。” 　　面对科学，人们需要理解，而面对恐慌情绪，人们却会被直接感染。在周裕琼看来，成功的谣言往往“扎根于普遍性的担忧、恐慌”。作为谣言研究者，周裕琼也曾受骗，就是因为这种恐惧。 　　 2009 年，深圳发生 4 起针对中小学生的绑架案，其中 2 人被撕票。事件发生后，在深圳流传着各种丢孩子的消息。当时已经在研究谣言的周裕琼，一边把正在发生的一切作为研究对象，一边也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母亲，当时女儿 3 岁，她的安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些谣言恰恰击中了我内心深处最大的担忧，令我也一度失去了作为学术研究者的冷静。”那段时间，家人带孩子出去玩，周裕琼都会再三叮嘱。 　　今年 12 月 10 日开始，微博上又开始盛传哈尔滨一个家乐福超市内一个小孩失踪，细节活灵活现：所有出入口封闭、在二楼卫生间找到、头发被剃光、衣服被换掉，最后提醒大家留神。虽然哈尔滨警方第一时间辟谣，但很快这个谣言就演绎出各地版本，后面内容都一样，就是把哈尔滨的家乐福换成了自己身边的家乐福。而转发者中很多都是为人父母。 　　周裕琼认为， “丢小孩”是中国继艾滋谣言之后，最有可能成为都市传说的话题。 小孩丢了是很多家庭最大的恐惧，不安感很强也很普遍，这样的谣言会反复出现、不断流传，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提醒父母多关心孩子。 　　符合人们的经验与预期 　　 2012 年，多位官员被网络曝光佩戴几万、十几万元的名表，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被准确命中，杨达才承认了其中的几块手表，但很快，网友发现了他更多的手表；又有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曝出不雅照，最后也被证实。在这些“谣言”传播中，人们发现， “谣言”比“辟谣”更可信。 　　这样成功案例极大地鼓舞了类似的“谣言”，因为它符合人们对部分贪腐官员的经验认知，人们在传播类似信息时，有预期它就是真的。 　　但这也引发出一个问题：人们看到与官员相关的谣言参与传播的门槛很低，不管是不是真的，不管是否有不合理之处，都顺手转发。安徽某地县委书记就在这样的符合人们经验与预期的谣言中遭到误伤。 　　在武汉大学教授沈阳看来， “没有健康传统舆论监督，必然有狂野的网络人肉搜索” 。 　　如果说官员被误伤还是很多网民认为应该承受的代价，那么山东某高校一位女老师就是完全被侮辱与被损害。 11 月，在雷政富事件高潮期，她被前男友报复，她的照片在网络反腐大潮中被包括媒体在内的各方任意消费，而传谣者所做的不过是添加了团委副书记这样一个虚拟的身份，就让伤害变得合乎了转发者的道德尺度。 　　美国谣言终结网站 Snopes.com 的创始人米尔克森接受《今日心理学》采访说，这些谣言“能够避开我们心理雷达的监测，因为它恰好是我们已经相信的，或者愿意相信的东西”。 　　即便谣言最初看起来不太可信，在传播中它也可能变得符合我们的经验与预期，可信起来。美国学者尼古拉斯·迪方佐在他的《茶水间的八卦效应， 透视谣言背后的心理学》一书中总结，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 1 、削平 (leveling) ，大量的细节被省略，谣言会变得更短、更简洁、更容易被理解和叙述； 2 、添加 (adding) ，经过添油加醋，谣言中增加了新细节，好比“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参与者不断创造或描摹，使谣言变得更加丰满； 3 、磨尖 (sharpening) ，谣言中的部分细节被突出甚至夸大——上述三种变异都服务于一个最终目的——即实现谣言与我们认知框架之间的同化，使之符合我们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态度。 　　周裕琼在她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一书中提出，如果说传统谣言的传播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那么新谣言在新媒体上的传播则像“乱石投水”一样，后者因为“蝴蝶效应”所产生的能量叠加远远高于前者。 　　不止于智者，钓的就是智者 　　谣言止于智者，而成功的“好谣言”并不在智者面前止步，甚至让智者成为传播助力，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钓鱼”。 　　 2011 年一家财经报纸在报道中国高铁时，引用了网帖中的一段话： 　　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张拾迈教授在弥留之际表示：“如果非要上高铁，至少一定要用有碴道床。”碴即砟，即小石子。张拾迈教授认为，小石子可以对夏尔谢夫力起一定的缓冲作用，而今天我们的高铁建设中普遍采用的是无碴道床，把钢轨硬生生钉在水泥地上，则会给夏尔谢夫力带来火上浇油的效果。 　　记者引用的这段话出自一篇钓鱼文，在“金卢布”制造者、钓鱼达人穆好古看来，“张拾迈”是最成功的钓鱼文，甚至后来张拾迈教授所在的地球环境研究所还专门出来辟过谣。 　　一般来说， 网络上的钓鱼文章，就是有意编造看起来很真的谣言，埋有明显漏洞，以期“钓”到目标人物或群体，继而宣布真相“打脸” 。穆好古总结了成功钓鱼文的几个特点： 1 、主题是群众关心或者日常接触的范围； 2 、内容需要简单易懂； 3 、论证方式最好是逻辑陷阱或者知识盲区，而非造谣。 　　钓鱼最初是小圈子的爱好，特别是军史类的论坛，钓鱼者多为借钓鱼来显示自己的智力优越。钓到的鱼越大越好，比如媒体。 2010 年广州一家报纸报道了“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朴芬青称孙中山是韩国人”，而在钓鱼者看来，“朴芬青”这个漏洞已经足够明显。媒体的传播，会让钓鱼文的影响远超预期，甚至难以澄清。 　　进入微博时代，钓鱼不再限于小圈子的论坛，但却遇到一个新问题。资深网友祝佳音说，到了微博时代“无数人根本没有‘被打脸者’的自觉……而最惨的莫过于钓鱼党对着群众，说‘这文章是我钓鱼的’而群众不信，或者对方坦荡荡地说‘假的也无所谓’。‘钓鱼文’脱离了‘钓鱼党’的控制，变成谣言，迅速丰满壮大然后飞走了。” 　　穆好古则不同意这个观点，在他看来，论坛时代的钓鱼是“定点投喂”，现在是“自然选择”，“我觉得现在更类似智力测试。” 　　之所以不少“智者”没有通过“智力测试”，网友 @ 张七公子 HBU 认为有三点原因：智者“知识的傲慢”，往往没有认真查证，就依靠自身知识储备进行“内证”；微博传播速度快，部分智者为了成为具有强势传播力量的传播者，也会在不加证实的情况下果断转发，而无需负责；三是有的“智者”只要文章符合自己口味，哪怕该文不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难以查证，也毫不迟疑地传播。 　　 2012 年最经典的钓鱼案例是“圆周率 =4 ”，发表在微博上。 　　年初，《圆周率真的等于 3.14 吗？我们的教科书真实率低于 5% ，连数学也不例外》一文大行其道，文中不但论证了圆周率 =4 ，还将一位微博名人的姓名谐音编了进去，虚拟数学家身份，讲了个荒诞离奇的故事，还是成功获得了大量转发，其中包括一些微博知名人士。 　　而这位不愿被提及的作者还写过《八尺协定》和《秋裤的由来》：“假如一个国家穿了 60 年秋裤，就再也没可能脱下它了。”—— 1953 年，苏联遗传学家李森科对斯大林说这句话的时候，数以亿计的秋裤没有经过任何论证，正源源不断地在中国强制推广…… 　　武汉大学教授、舆情专家沈阳认为，钓鱼是网络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不可能到达每一个知识点，“被钓鱼就抱着开怀一笑的心态来面对就好了，自嘲性地消解”。 　　而上述钓鱼文作者则从另一个维度解释，钓鱼不是智力测试，其实也钓出了“民意”，人们为什么愿意相信钓鱼文，值得政府思考。 　　“消息源”要权威 　　就像“张拾迈”教授一样，他的“身份”是“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教授”，这让它看起来有了可信度。周裕琼发现，成功的谣言往往都会虚拟一个“真实的人”或一个看起来很权威的消息源。 2012 年多条微博上盛传的谣言的第一句都是“ 5 分钟前 BBC 消息”、“路透社刚刚发布”。 　　 2012 年 7 月，网上热传一张看似新闻网站页面截图的照片，“新闻”标题是《提高物价减少福利，有利于人民发挥潜能》，来源是《新京报》，内容是一位专家在会议上发言的照片，摄影是“新华社记者”。这则谣言用了三个看起来很可信的信息源：截图来源是新闻门户、文章来源是具有公信力的媒体、照片来源是国家通讯社，最后构成了一则成功的谣言，被大量转载、转发。 　　同时，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还有一个悖论，权威机构发布的消息，甚至是“辟谣”消息，却被认为是谣言，而且是成功的好谣言。 　　 2012 年 2 月 8 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了一条“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随着真实情况的不断披露，这条“辟谣”成了一条“好谣言”，并被不断地演绎传播。一直到 9 月 20 日，新华社披露了王立军案件庭审及案情始末，几家媒体官微发微博调侃重庆市政府新闻办还没删那条“休假式治疗”，这条辟谣或者说谣言才不幸被重庆删除，让很多围观者扼腕叹息。 　　 从传播效果来看，“休假式治疗”无疑有资格入选 2012 中国“好谣言” 。辟谣联盟发起人之一“点子正”也曾相信了“休假式治疗”的说法。“点子正”对记者说，最容易成功的“好谣言”就是“官谣”，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谣言民间无法查证，解释与澄清只能由官方来做，“而官方由于种种原因，其澄清的未必就是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被证伪。” 　　重复一千遍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言说一千遍，就会变得可信。而这种规律也让网络水军得以大行其道，水军只要反复说，不断刷屏，就能让很多网友宁肯信其有——早期的代表就是汶川地震时期被捧红的某款饮料。“点子正”也认为，现在谣言“产业化、利益化”的特点已经很明显。 　　而对谣言的重复不仅限于网络，传统媒体的报道——哪怕是辟谣——也是重复的一种，而且有些时候会推动谣言传播得更广。 　　“谣言产生前，传统媒体的沉默为其酝酿发酵创造了条件；谣言流传时，传统媒体的‘传谣 + 辟谣’的报道框架增加了谣言的模糊性；甚至在谣言平息之后，传统媒体报道类似事件的时候仍然会提取谣言所凝结的集体记忆，乃至演变成假新闻。”周裕琼说。 　　北京大学副教授、互联网研究学者胡泳提出，辟谣者遇到的普遍困境是，重复一个主张，哪怕是为了否定这个主张，只会令其真实性更趋明显。另外，为了决定某种陈述是否为真，我们常常寻求社会上对该陈述的集体评价。然而，精确地衡量社会共识是困难的，所以大脑会转而依赖熟悉度——如果某件事情看上去熟悉，那你以前一定听说过，既然以前听说过，那这件事应该是真的。 　　不管李启铭有没有在事故现场叫嚣过“我爸是李刚”，媒体事后总会以“我爸是李刚”来提及事件，“我爸是李刚”在重复无数遍后，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集体记忆。 　　《今日心理学》报道， 11% 的美国人相信奥巴马其实是一个激进的穆斯林， 2008 年《纽约客》杂志还曾在封面刊登一幅漫画挖苦这一谣言：新上任的总统奥巴马穿着伊斯兰长袍在白宫优哉游哉，星条旗被扔进了壁炉的火焰中，墙上则挂着一幅本·拉登的肖像。而在谣言传播专家马克·佩佐看来，澄清谣言的举动反而会让谣言更深入人心。“毫无疑问，你听到的次数越多，你就越会相信，哪怕是同一个人跟你反复说同一件事。”佩佐说。 　　明星国籍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知名主持人杨澜近年多次被传美国国籍，“杨澜终于承认自己是美国国籍的人大代表了，她理直气壮地说：虽然我入了美国籍，但我出身于中国……” 　　虽然杨澜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否认了美国国籍、绿卡，但谣言还是被不断传播，重复再重复。 2012 年 8 月，雅虎论坛把“杨澜终于承认美国籍”做了专题，进而被作为权威消息源海量转载，谎言重复了无数个一千遍。 　　 12 月 18 日，记者在新浪微博里搜索“杨澜 国籍”，发现几乎每天都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微博，大量的普通网民已经把杨澜是美国籍作为一个事实来陈述和表达。 　　因时制宜，紧扣热点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天津代表刘美丽提案：加强北京煎饼果子摊儿的治理刻不容缓。她指出北京的煎饼果子普遍无法入口，煎饼绿豆面含量不足，软黏没有咬劲儿，果毕儿不够酥脆，面酱偏咸，而且标配只有一个鸡蛋，已经严重影响了京城人民的早点质量。再不改善，她已经考虑改吃鸡蛋灌饼了。” 　　这是一条尽人皆知的经典“好谣言”。每年全国“两会”都会涌现出一些雷人提案、雷人雷语，这些提案和言论让民众深切怀疑部分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一到“两会”时， 大家就有看到雷人提案的心理预期 ，网友 @ 地下天鹅绒 就在这种预期下发了这个段子，让很多人认为刷新了“雷人提案的下限”，但依然可信。而更多的传播者可能自己也不相信，但它足够有趣，还是会津津有味地转发。 　　最后，媒体认真地去辟谣，告诉读者天津团没有一个代表叫刘美丽，而最初的那条微博被和谐了。 　　很多成功的谣言都是这样，大家在关注什么问题，就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谣言，借着关注度得到更快的传播。 　　备受关注的启东事件中， 7 月 28 日有市民冲进了市长办公室，这是整个事件中一个消息传播的高潮。很快，一则谣言风行网络：“启东市长办公室搜出避孕套”。在网络上普遍讨论启东事件的背景下，谣言大行其道，以至于几天后警方公开回应辟谣。 　　挑软柿子捏 　　“柴静被开除了”、“白岩松被开除了”，类似这样的谣言一再出现，虽然人们很容易就从电视里看到他们两个人还好好的在主持节目，但过一段谣言又出来了。 　　谣言编造者选择了一个容易“欺负”的对象——央视。在民间、网络舆论场里，很多权力机关、权威机构都是“弱势群体”，与它们相关的谣言更容易被相信和传播。 　　学者胡泳 2009 年就曾撰文《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其中介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卡普费雷的看法：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谣言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又对当局作为惟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胡泳在此基础上提出，谣言常常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出现。在缺乏正常政治参与渠道的前提下，民众借此宣泄情绪、宣示诉求。 　　 8 月 14 日，悍匪周克华在重庆街头被击毙，与欢呼几乎同时出现的，是大量的谣言——山上还封锁着、周克华没死、长沙警察被误杀…… 　　很多人并不是真的相信周克华没死，但不信的同时却还在参与传播。以前警察办案在外界看来是神圣的，而在重庆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这种神圣感被解构了，权威机关公信力降低，人们在传播谣言的过程中解构官方的权威。 　　而当太原公安局长儿子醉驾袭警事件后，人们再遇到类似事件，对官方说法的信任度就会进一步降低，看到谣言也会更乐意传播。 　　在武汉大学教授沈阳看来，微博提高了信息的生产力，让信息更便利的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更快的信息生产，谣言在微博时代也和其他信息一样更快传播，而相应的如果政府信息公开跟不上，就会导致谣言更‘成功’。”沈阳说。 　　激发传播欲 　　 2008 年汶川地震，一则新闻特别感人：一位年轻的母亲被救援人员救出时已经死亡，在她努力弓着的身下，躺着一个完好无损的婴儿。救援人员在婴儿的襁褓里发现一部手机，上面有条编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这其实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但人们愿意相信、愿意传播，口口相传、短信转发、论坛转帖，那时候没有微博，这段话却能成功地成为几乎所有国人的共同记忆。虽然谁也找不到这个婴儿，但感人故事还是上了无数媒体的封面，上了央视的晚会。这种“ 玫瑰式谣言 ”美好到人们不愿去证伪。 　　“成功的谣言一定是能激起大家传播的欲望，激起我们人际交往的动机，让我们愿意参与传播。”周裕琼说，“这也是为什么政治谣言容易成功，因为官方不说话。如果你都说了，大家都没有传播的欲望了。” 　　周裕琼提出，谣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替代性的新闻”，用以弥补正式渠道的信息不足。如果官方与民间的信息鸿沟继续拉大，那么谣言就可能层出不穷。 　　于是王立军逃馆事件几乎成了全民狂欢，大家发现自己身边的人都在津津乐道传播各种小道消息。而这些小道消息中的很大一部分最后被证实了。 　　 “谣言成为中国非正式话语空间的‘硬通货’，造谣传谣成为网民自觉或不自觉的日常舆论活动。” 周裕琼说，“传谣未必有特别的动机，有时候是为了释放压力。比如世界末日谣言，我们其实是在借着这个预言释放压力，我们明知道不靠谱，但不到最后一天，大家还是会津津有味地传播。” 　　 12 月 5 日，周裕琼给学生们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未来 5 次课的内容安排，大家一起监督老师执行；如果玛雅人靠谱的话，那就是未来 3 次课的内容安排……”她邀请了一大帮朋友 12 月 21 日去她家吃“末日狂欢火锅”，到这天，她本学期的课还有两节。在她看来，末日谣言是朋友聚会的好由头，而在一些商家眼中，末日谣言则是打折促销的好噱头。用她的话来说：“不管你信不信，谣言都在那里，折射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与渴求”。

最好的企业领袖是企业的敌人 ——与张瑞敏谈管理大未来   胡泳   海尔建筑的民族性、国际性与时代性   和张瑞敏的交谈在海尔新落成的董事局大楼里进行。这个大楼有着波浪状的外形，寓意“海尔是海”。话题不是从企业管理开始的，而是建筑设计。       胡：这个大楼我第一次来。刚才参观了一下海尔文化展，做得挺好。     张：清华设计的。之前跟他们沟通了很长时间。我说你把我的要求、意思理解透了之后，设计我不管，你们可以充分地设计。他们很害怕设计过程当中随便指点他，要求他怎么怎么办。这个地方应该这么改，那个地方应该那么改，我一点不提，只是说这个意思是否符合要求。最近我又叫人跟他们说，搞一个雕塑，我看那个楼前边缺一个雕塑。         胡：这个楼似乎跟海尔之前的大楼不太一样。 张：对。你看这三个楼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诉求。最早的楼是中心大楼，它体现的就是一个民族企业的意味，所以它里头包括外墙就是北京四合院的灰，柱子是天安门的柱子，天圆地方都在里头。我们在外边又弄了水，那个水在风水上叫“回龙”，转着圈的龙。到了创牌大楼就变成从民族性到国际性的转变，也就是创新，所以你看那个大楼体现的，整个墙上的窗户组成一个繁体的“门”字，就是禅宗上所说的“凡墙都是门”，创新的话墙都是门，不创新的话门也是墙，而且大楼前边用了《易经》 64 卦的未济卦。《易经》第一卦和第二卦是乾卦和坤卦，最后两卦就是既济和未济。到了未济其实又开头了，永远是一个无限循环。 到这个新楼上，海尔就变成一个时代性的企业了，这个楼完全体现了在互联网时代，企业永远应该是一个自组织，永远从混沌到有序。你看这个楼的外形有这么个意思，波状了，表示整个外部环境永远是无序的，但是你内部一定是个自组织的概念。      我把这个意思给清华的人讲了，我说你可以搞个雕塑，最好能够体现文艺复兴时候的精神。         胡：这个雕塑不一定要求中国元素，是吧？     张：随便哪个都可以，中国的外国的都可以，但是你看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直到科学革命，到启蒙阶段，启蒙阶段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启蒙阶段那句话是最关键的，就是鼓起勇气运用你的理智。         胡：康德。     张：康德的话。所以这个楼应该是体现出了这个组织怎么样，到这个楼，其实象征着这个组织有一个永恒的东西了，不是说你永远没问题，而是永远能够在无序当中创造有序。         胡：所以你是想做个雕塑，就是想表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这种精神？     张：对，艺术家到底想怎么表现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充分体会，你可以设计几个方案。现在前边是个空地，弄了些花园什么的。         胡：雕塑就是个提神的东西。     张：画龙要点睛，现在没有一个点睛的东西。中国古建筑有一句话，叫“七分主人、三分工匠”，你这个建筑设计得好不好，关键是主人，主人想表达什么东西，工匠是次要的。         胡：您可以做设计师了，您这三个大楼的变迁，特别好。     张：第一个大楼是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原来找谁设计不知道，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个楼好，上面的牌子上写，是它设计的。结果人家一听这么小的一个体量根本不干。我们当时没钱，而人家就想大手笔的那种。后来我跟他们说，我有这样的理念，他们感兴趣了，就觉得理念很有意思。结果为了实现这个理念，一稿不行，两稿不行，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就是没达到我的想法，最后出了后来这一稿，正中下怀，他们也很兴奋。最后这个楼，当时可以拿奖，但是拿奖的时候有一个条条框框，就是容积率。而我们这个楼中间是空的。就差这一点没有评上奖。     企业作为开放系统：流动平衡中的生命体   张瑞敏在谈话中不经意地引用了贝塔朗菲的观点，显示出他对一般系统论的熟稔。1932年，在《理论生物学》第一卷中，贝塔朗菲首次用“开放系统”的概念来描述生命体。贝塔朗菲强调开放系统具有主动的行为特征，它通过持续地与环境交换物质与能量从而维持其动态存在。站在开放系统的立场上，贝塔朗菲以生命体的主动性来论证自由意志的存在，并将此看作是人的最高特征。 张瑞敏所讲到的开放系统的异因同果，在系统论中称为“等终极性”，它是指有机体具有一种从不同初始条件出发，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达给定的最终目标的能力。这是因为在一个开放系统模型中，没有固定的途径和模式，与内外环境交换信息的结果，促使系统走向一个给定的目标。作为有机体的开放系统不是机械被动地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而是开展具有自主性的活动。开放系统只要达到流动平衡，就是等终极的。而无要素流入、流出的封闭系统，其行为不可能是等终极的，即系统只能由不同的初始状态达到不同的终态。 张瑞敏力主开放系统，显然是要把海尔打造为一个生命体。为什么必须是一个生命系统？因为它会呼吸，可以和用户同呼吸、共命运。     胡：看到新闻联播上播了海尔的无尾厨电，我刚才体验了一下，这个是海尔独家的专利吗？     张：不，现在就是一个专利池，无线电力传输联盟，就是国际上的一个联盟，我们是加入组织了，中国企业只有我们加入了，其他的像飞利浦都是国际大牌。现在的观念不一样，一个是这个专利不是一家使用，为了攻下这个无线传输，把大家都凑进来，所有的专利都投进来了。         胡：凡是跟无线传输有关的都投入这个池子里。     张：对，这个成了之后，第二它要变成一个标准，标准的概念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标准是规定很多的数据，现在的标准就是专利。所以说，你要是标准的壁垒就是专利壁垒。过去的标准是一种规定，你必须达到什么什么，现在好了，你要用这个标准，对不起，你就要交专利费。所以说专利池的作用就是等于说，所有参加的各方将来可以利益分享，但是也要风险共担，如果不成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要大家自己承担。     胡：这个商业化的前景好吗？您觉着。     张：比方说电视也可以无线，都可以无线，但是我们觉得厨房家电更需要无线，因为你在这个厨具台上插了那么多线很麻烦，而且比较危险，这个电线靠着灶具，总归还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在网上跟大家沟通以后，很多人对这个非常喜欢。   胡：这个其实反映了海尔专利池跟其他人联盟，然后共享，反映这样一个研发的走向？     张：一个是目标，一个是观念。所谓目标，就是我们所想的一定是一个引领性的目标。如果你要是说我搞的厨具再好，不能够引领，那也没有用。所谓引领就必须是颠覆式的，也就是熊彼特式的破坏性创新。我这个无尾厨电是符合这个目标要求的，这是其一。第二就是观念，过去我们老是想我们自己能不能搞成一鸣惊人的产品，但是现在这根本不符合国际新的潮流，所以就加入专利池的概念。我觉得它符合我们想追求达到的目标和方向，另外一个，它是按照现在新的观念来运作的。 其实你想索尼之所以没有上升，我觉得到了后期它太封闭了，我自己搞出来全世界都跟着我来做，那不可能。现在的苹果公司，我觉得很麻烦了，引领之后，越往下走我觉得他的路越窄， iPhone 5 要兼容 iPhone 4 ， iPhone 4 要兼容 iPhone 3 ，兼容的结果，你自己是封闭的。但是安卓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你等于一个苹果和整个行业对抗，你能对抗得了？ 现在其实所有的都应该是开放的，只要不开放，我认为就是死。贝塔朗菲讲，开放系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只要是开放的系统，起点虽然不一样，结果一定是一样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我现在起点比人家低，但是由于我是开放的，我也能达到那个结果。     倒三角与网状组织：从做大、做强到做活   张瑞敏喜欢说，现在是管理3.0时代。管理1.0对应着科学管理和科层制，这个时代的代表是福特的流水线。管理2.0并没有对1.0进行本质的突破，只不过在1.0基础上加上了很多流行的概念，这个时代的代表是丰田的精益生产。 管理由 1.0 时代、 2.0 时代而进入 3.0 时代，企业组织应该是一个网络组织。为什么是一个网络组织呢？因为市场是一个网络，企业网络和市场的大网络应该融合在一起。张瑞敏先将海尔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正三角”颠覆为“倒三角”，把八万多员工变成了两千多个自主经营体。这一改变，打破了原来学习日本企业所建立的事业部制，其本质是打破传统的层级结构，让所有人都面向市场。海尔将此称之为“全员契约”，因为“每一个员工都明确自己的客户，都为自己的客户创造价值”。 管理的目的由此从“做大”、“做强”转变为“做活”，为的是打造一种可以自驱动、自运转的自组织。我将海尔的新模式称为“自主经营体的联合体”。现在，张瑞敏正在规划的是，建立了自主经营体乃至拥有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的“小微公司”之后，如何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网状组织。用张瑞敏的话讲，“最后形成的这种企业，其实是和用户签订契约，但是把内部扁平到不能再扁平了，大家都压到一块去了”。       胡：跟您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不知道这一段时间里，海尔在做人单合一双赢、包括自主经营体方面又有什么新的进展，或者您又提出了什么新的目标？ 张：我们现在在推进的就是从正三角到倒三角，倒三角再进一步就是想把它织成一张网，这个是最难的，而且是一个新的槛。如果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讲，等于你原来是一个个的部门，现在变成一张网了，变成一个个的节点。这个节点是最现实的，这边变成了 10 个节点，那边 10 个节点只需要 10 个人，可能原来有 100 个人， 100 个人变成 10 个人，这个现在非常困难。谁愿意下来呢？ 第一你这个操作必须非常公平，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机会公平，但是操作不当就会出事，而且它牵涉的不是普通工人，工作量很大。         胡：这个主要涉及的是管理人员吗？     张：原来管理人员管的是什么什么职能，等于是监管的，现在职能要融合到一起，你的单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就很难了。管理人员到底能提供什么资源？你提供不了资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比如说设计者，你不能说我提供一个设计方案，我提供一个新产品，这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在互联网上先有用户要了，这才算有价值，那你才能出单。这和过去的理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节点就不是过去那种部门的概念了，真正像一张网一样。这一个个的节点互相都连在一起，而且它的终级目标都是完全一样的。     最后形成的这种企业，其实是和用户签订契约，但是把内部扁平到不能再扁平了，大家都压到一块去了。         胡：现在海尔提出来节点图、节点机制这些东西，它和契约之间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最后到了契约那一步，其实变成了人和单的契约，为了实现一个人和用户的契约，内部支持的人也要加入到节点当中去，这就变成一个自组织所要达到的那个结果，就是正反馈循环，就是变成人单的自推动循环。这个单要求很高，那么那个人呢，就要求得到更高的人，更高的人把这个单的结果打造得更高，他要达不到，这个单就去寻求更高的人 …… 如果变成这么一个机制的话，你就不可能是原来那种概念，说我的研发人员就是这些人，我的财务部门、人事部门等等就是这些人，根本不是，必须彻底开放。     倒不是说一定要减去那么些人，而是很多业务变成开放的，就不一定由内部来干了，变成一种外包。         胡：这个节点可能就消失了。 张：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提倡做光杆司令，一个人可以整合很多资源。你看刁云峰（海尔国际商社负责人）那里，目前差不多等于一个人的销售收入是 1.5 亿。 80 个人销售 120 亿，那正好是每人 1.5 亿。 做得比较好的，比如加勒比海地区经营体，主要是做解决方案，比如说政府一类的大单子，它拿着当地用户的需求，就能算出来我能挣多少钱，拿着算赢的价值去整合。它的客户经理是在国际组织的一个专家。它也需要有一些一流的供应商，像 UPS 等。它因为这个项目而成立一个无边界的组织，它们之间是契约关系，大家事先算赢，预酬也就预好了，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能分享到多少，这样这个资源会给它创造更大的价值。      关键是对接，对接合适了就可以。你这次对接是这样的，下次还可以寻求更好的，不是一次就死住了。         胡：那这个节点本身，就是海尔现在在推进的小微公司吗？小微公司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网状组织。     张：这张网的目的应该是动态的，因为用户的需求是动态的。如果单独一个小微公司也可以，但是用户的需求，需要你有很多的触角去了解它，单独一个小微公司肯定是不行的。 和美国晨星公司交流的时候，他们说自己像一张蜘蛛网一样，蜘蛛网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丝断了，有蜘蛛马上会过来织它。我说海尔应该像一个雷达网，不断捕捉隐形的看不见的东西。         胡：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因为你原来企业本身有历史的演进，前面是个科层制的公司，导致不是所有的节点都是平等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些节点比另外的节点更平等。如果都变成平等的节点以后，所有的这些干部怎么办呢？ 张：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干部就是有那么一个职位，他自己也感到，我有比你更高的职位，我有比你更高的薪酬，但是现在肯定是，各自只是论谁的用户资源更大，你又是谁的用户资源。薪酬肯定是根据你的用户资源和你的用户价值。我们真是想，像德鲁克所说的那样，传统的管理人员是拥有下属的人，现在应该是拥有成果的人。它也有不同，但这个不同是跟各自的成果有关。 你提的问题，现在我们没有答案，也可以说正在做。原来国际咨询公司帮我们搞的什么七级八级的级别，现在我们正在取消它，这个取消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原来那个级别是固化的，对应的级别补贴，一套薪酬体系，弄得非常细，干部觉得很清晰很简单。现在要全部取消，肯定会引起争论。     胡：那你这个取消涉及到的人员有多少呢？能影响到几千人还是几百人？ 张：几千人还要多。整个集团，七级 5681 个，八级 1141 个，九级以上是 320 个。不用多了，就说九级那些官就挺大的了，九级以上这 300 多就不怎么好处理，七级 5000 多，弄不好就形成一种地震了。   胡：这个是从人上来讲。从架构上说，因为您提出自主经营体模式，海尔有了三级经营体，终端是一级，在城市，一个社区就是一个经营体，在农村，一个县就是一个经营体。原来的中间层级全部取消，变成资源支持平台，也就是二级经营体。三级则是战略平台，解决内部的协同和发现市场新机会。搞网状组织，我觉得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二级经营体。将来海尔所有的二级经营体难道就会彻底消失吗？ 张：我们希望逐渐融进去了，变成一个个的节点，不应该再有二级经营体。         胡：二级下沉到一级经营体？ 张：对。一级和二级结到一起去了，换句话说就是它单酬合一了。我和你融到一起，如果一级这个地方没有挣到钱，二级的工资就没有来源了。这个东西很难变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原来的二级是单酬两条线，你说这里有个单，但是最后他的薪酬并不是一级可以给他，而是他的主管给他。他给一级提供了很多的资源，一级通过这些资源已经产生了很多效应，因此他的主管就给他钱。而他的主管的钱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一线那个地方依次划拨的。 现在逐渐要改到大家超利分成，如果超不了利，你就没有分成。有些资源如果从社会上可以得到，我就不要你了，我们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比方说像有的小微公司，它说我找一个社会上的财务来提供帮助，一个月可能几百块就可以。我为什么要找本公司的财务呢？   胡：就是那种外包服务。 张：这真正是科斯定律讲的企业的边界了。我自己干不如别人干合算的话，我就不干了嘛。         胡：你这样做，最后实质的结果，就是中层经理人这个阶层整个被消灭了。     张：整个应该是这样。         胡：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变更。     张：所以谨慎就在这里，颠覆可以，不能颠倒，不能一下子倒掉了。我们现在做的始终就存在这种风险。         胡：是不是可以说，原来在推行整个新的自主经营体实践的时候，在二级这个地方遇到比较大的阻力？ 张：不是阻力，根本就动不了，因为它表面上说是变成倒三角了，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是换汤不换药。二级存在在这里，你没法再往下进展下去了。         胡：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悖论，因为你从上面的决定来讲，要把整个企业从正三角变成倒三角；但是你把企业从正三角变成倒三角的时候，你需要某种力量去推这种事情对不对？你说我要把企业变成扁平化，但是我需要有某种整合力量把企业从不扁平状态铲成扁平状态，那你还要依靠这些人做某些事情，这些人又是被革命的对象，这不是一个悖论吗？     张：本身这个就是韦伯所说的官僚制，它就是这么个问题。这种官僚制，第一它是国家稳定的力量，第二它是国家变革的阻力。国家想稳定要依靠它，但是你想变革，又没法去掉它。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你把官僚都踢掉了，但是国家不稳定了，国家乱了。     胡：它是内在的悖论。 张：你要是停留在这上面，这个问题是无解，但是怎么解呢？很简单，就是大家都面对用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对用户承诺的那个“ 24 小时限时达，超时即免单”。好了，就围着这个，这一圈人都动起来了，你不用再扯皮了。原来说我内部定的规则，送不到，给扣分什么的，什么办法都不灵。现在这个灵了，为什么呢？所有的人都是责任人，都是利益相关方了，对不起，如果埋单的话谁想承担？谁都不想承担，因此你必须协同，这是唯一可以解决的办法。国家也是一样，国家叫老百姓监督，你把老百姓弄到一边去了，然后你内部官僚制，怎么办都没法办。什么老虎可以拔自己的毛？         胡：对。但是这个前提在于你必须有人提出一系列的有竞争力的市场目标，逼着这些人去完成这些目标。     张：我们这个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先学标杆，后当标杆”。标杆就是社会上的，国际上的。         胡：您指的是对标？     张：对标，你先学标杆，这个是全世界最高的那个水平，你就先学，然后你要成为标杆。所有的事情全都有标杆，原来你没有这种机制，没有这种驱动，就不会去找。当然还有一个文化氛围的问题，人家都找，你不动就落后。 这里有一个注解，后当标杆，不是说简单那个数达到了，数达到不代表是标杆，你今天达到明天就有人会超越你，所以一定要变成一个不可超越的标杆。不可超越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文化。现在有很多来学我们的企业，学的都是工具。那有什么作用？没有多大作用。         胡：这样子变革了以后，原来的集团干什么呢？     张：集团的作用就是抓这种文化，最后把这种文化建成，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无止境的。文化再往前推一步，就是抓机制，把机制也做起来，但它和文化仍然都属于内部的事情。外部，还要发现新的市场机会，由互联网提供的新的市场机会。就这么两条，这是集团应该要做的。     胡：那可以归结为一个是机制，一个是机会。 张：其实现在比较刺激的就在于，不确定性太大了，你看你虽然半年没来，海尔已经是又发生了很多变化，不敢停下来，如果停下来这个倒三角有可能就倒掉了。         胡：如果按照您刚才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从正三角到倒三角，算是阶段性地完成任务，现在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节点机制？     张：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倒三角这一个阶段，你一下子成网，根本连门也没有。不是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吗，这就是，一步步地来，没办法。         胡：其实所有这一切还是可以追到 1998 年开始的再造对不对？     张：对。         胡：从 1998 年算到现在， 15 年了。 15 年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张：最难的首先就是它没有一个标杆，没有一个可以模仿的东西。就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它的发展是飞速的，但是它是追赶性的增长，它是有路标的增长。你在没有路标的时候这是最难的，这是第一难点。第一难点带给我最大的恐惧就在于，到底行不行，万一不行怎么办。你要有一个模式在那放着，我照着描红就是了，不行我再退回来，这是其一。 第二，就是观念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一个标杆，你说这个方案一定要这么做，所有人并不相信，本身要改变就难，他又觉得你为什么说那一定是对的？当然嘴上不一定说，心里肯定在想。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嘴上虽然说同意了答应了，但是回去并没有干，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观念的改变太难了。         胡：我觉得您做的这个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实验，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的确是前无古人的。推到极致的话，您本人也只是一个节点，可以这样说吗？     张：应该说是一个原点，是推动的原点，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来讲可能是义不容辞的。         胡：作为一个原点，作为义不容辞之举，您通过什么方式方法来做这个事情？ 张：说到家就是怎么样把整个组织能够融入到市场里面去。我没有这个力量，只有市场才有这个力量，驱动所有人。其实又回到原来所想的，为什么要设计人单合一呢？就是只有用户才能驱动整个组织的发展。这样一种驱动机制，把不管员工还是干部驱动到市场上去，驱动到和用户结合起来。 到今天你看很难解的题，就是把这个二级扁平到一级去，扁平到整个网里头去。那你用什么办法扁平呢？包括今天上午在研究的还是这样，比如叫二级建立资源超市，有没有人来买你的资源？没有买资源的你就饿死了。但是资源超市的手段可以，目标不对。你像一个超市摆在那，有买的就卖，没有买的就饿死，你必须再往前走一步，就为这个目标设计这个资源。否则的话，你不能说人家要巧克力，你进了大量的糖果，那个不可以。只要是驱动到市场上，驱动到用户的零距离上，就有胜算的资格，可能获得一个必要条件。所以说到我的方式的话就是这种驱动机制。 原来的驱动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是个财务人员，我就给你算账，我是个人力资源经理，我就给你算工资，你说人不行，我给你招聘好的人，但现在这些统统行不通了，必须走到前面去。你首先说这个团队要十个人，这十个人一定要做成一个目标，如果做不成，那全是你的责任。必须人单之间不停的循环，而且是自推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