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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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世界的政治哲学   周濂（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立法者、解释者与服从者是三位一体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才具有正当性，而自由民主制的反对者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构想非常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幻想   我来之前跟超群说，我是互联网行业的围观者，所以今天的点评注定是外行爱热闹式的。段老师的发言非常精彩，我自觉需要做更多的消化，否则很难把握其精要，我就针对赵汀阳老师和王俊秀老师的发言简单说几句。   赵老师和王老师的思路与观点初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天马行空式的演绎推理，一个是贴地飞行式的经验归纳，一个向我们展示了面向未来的、由网络技术导致的新专制，一个向我们展示了面向过去的、由网络技术去终结的旧专制，如果说赵老师的结论是悲观的，那么王老师的结论则是乐观的，总之，完全不同的思路和取向。但是虽然有如此大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二者无法进行对话，事实上他们有许多的论点都构成了潜在的对话与交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相信赵老师不会认同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几十年来如一日的方法论就是“无立场的批判”，所以他会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个客观的预测，无所谓悲观或是乐观。   赵老师的这个“客观的预测”是基于类似于演绎法的强大逻辑推论得出的，其中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比如说，他谈到德国式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治（ autonomy ）在互联网时代终将被自立（ independency ）所取代，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   我最近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相关论著，关于这对概念，我相信在座的朋友多少都有些了解，简单说，自由民主制的支持者会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立法者、解释者与服从者是三位一体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才具有正当性，而自由民主制的反对者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构想非常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幻想。在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只有在投票选举议员的那一刻是自由的，投票结束之后他们就再次成为了奴隶，公民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宪法与法律的制定者，立法者只可能是一小撮精英或者智者，所谓“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治理想在政治领域永无实现的可能。这个问题在近现代政治哲学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赵老师很好地把这个问题移植到了互联网当中，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   那么王老师的分析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和赵老师构成了对话呢？刚才王老师谈到淘宝有 129 条规则，其中绝大多数是网友自己通过长时间的磨合制定出来的。这个现象引发我的思考，阿里巴巴作为一个平台供应商，似乎没有彻底垄断网络世界的法律，普通网民依然可以作为法律的制定者、解释者而不仅仅是服从者参与到游戏。虽然到目前为止，淘宝 129 条规则还不是网络世界的普遍现象，也远没有给我们建立一个立法者、解释者和服从者三位一体的模式，但它至少对赵老师的逻辑推论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挑战。   另外，赵老师在文章中说，网络的根本精神是 free ，也就是“自由”与“免费”，但它们都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对于这一点，王老师刚才谈到说现在有很多网络服务都实现了免费共享的基本特征。我个人觉得，在赵老师和王老师取向非常不同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交锋。对赵老师而言，也许需要要弯下身来应对来自网络现实的数据和观察。当然，另一方面，赵老师的理论视野和思维方式也是有助于进一步地整合和抽象经验数据的。   王俊秀老师告诉我们互联网将给我们带来一个适当社会，这个判断非常鼓舞人心，但是细查他的概念和推论，多少存在一些跳跃，给人以立场先行的感觉。反过来，当赵老师说技术会给我们带来新专制时，我对他的推论过程也抱有一定的怀疑。比方说，他把自由定义为具有无限选择可能的极端状态，一旦不存在无限可能选择，则自由不复存在，这种论述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从一个极端摆荡到另一个极端。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衡量人类历史，那么结论就是，人类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自由，我们一直处在不同形态的专制之中。这个论述逻辑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给我们提供真实的选项。   说到从 democracy 到 publicracy 的变形，赵老师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强大的概念创造力。之所以会出现 publicracy, 按照赵老师的意思，是因为在网络时代必然会出现民意煽动者，这些人的意见会成为主导性的意见，导致表面上的民主不复存在。对此我也深表怀疑，首先，虽然无论在 BBS 时代还是微博时代在公共场域中总会出现所谓的意见领袖或者民意煽动者，但是另一方面多元化的格局显然是加深了而不是削弱了，其次，所谓的意见领袖和民意煽动者无论在古希腊的 agora 还是网络时代的 agora 都是存在的，我看不出为什么这是专属于 publicracy 的独特特征，就此而言， publicracy 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也是可疑的。        回到赵老师所说的网络时代会让自由概念从“自主性”转变成“自立性”，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察。传统的政治哲学如何把自己的论域从现实的民族国家置换到虚拟的网络世界，旧有的概念图式在面对暂新的四海皆是否还有解释力和成长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工业思维批判   段永朝（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   互联网是一个文明史上的千年大事，它可能会迎来灵性的回归   我先从一幅漫画说起。小时候看过一幅体育漫画，至今还记得。在一个举重赛场，戏已结束，观众散场，一个清洁工大妈把杠铃这边抬起扫一扫，那边抬起扫一扫——这个漫画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太正眼看某些事情的时候，太煞有介事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被解构了。   “意义互联网”的这篇文章，虽然我位列作者之一，坦率讲这篇文章的最终成稿，我自己都没怎么仔细看过。意义互联网是个大话题，也不是说所有的意见我们三个人都很统一。比如最后发表的时候，叫“适当的社会”，我就强烈反对这个词，当时我推荐的术语是“恰当社会”，我认为“恰当”读上去琅琅上口，“适当”这个词我认为软了一点，还有一点“适应”的意思。“恰当社会”说的不是适应，而是“刚刚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试图对抗马尔库塞“单向度的社会”的说法。   今年 5 月 11 号在杭州参加淘宝十周年活动的间隙，我和胡泳、俊秀聊这个话题，我给他们举了一例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控制论创立者维纳写的《人与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这本书里，维纳提到了美国诗人 Oliver Wendell Holmes （ 1809-1894 ）写的一首诗《奇异的单马车》。这辆使用了一百年之久的单马车，充分显示了令人称奇的精湛设计，“以致无论是车轮、车顶、车杠或座位，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不经济的、其磨损程度超过了其他部分的地方。”（参见《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p.45 ）这就是说，“好”的马车之所以“好”，就是当它坏了的那一刻，所有的地方都一齐坏了，不存在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坚固的情形。如果说，你穿的一双靴子帮都开了，底子不坏，这就不是“好”的鞋子。所以什么是“恰当性”？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的社会，其实跟今天追求速度、 GDP 增长主义的工业社会是针锋相对的，也跟任何文艺复兴以来乌托邦的社会思潮是针锋相对的。工业社会和乌托邦共享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自私和稀缺”。所以他们推衍出来的“社会进步”的景象，有赖于“物质的极大丰富”。今天工业社会证明自己正当性的最大理由，就是“丰饶社会”，它的技术轴线是“速度革命”，是对自然的大肆掠夺、猎杀和“逼索”（海德格尔的术语），它是以占有为目的的。   在工业社会里，你会看到大量的分析师、投资家、企业家的图表，它都是描画一个“上翘的箭头”，以此来证明其正当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信息社会的分析师，所操持的语言与腔调，也不过如此。这个“上翘的箭头”，你不知道它指向何方。   所以思考互联网，我觉得“恰当社会”可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但需要同时警觉的却是，对工业思维的反思、批判，或许只是将工业思维埋得更深而已。   我跟汀阳老师十几年前见了第一面，今天见第二面，我对汀阳老师的学识十分景仰。但容我说这么一句，或许我们在传统思想里浸泡得太久了，我们的根子在不知不觉地汲取着来自古典的养分，我们被“深度格式化”了——但却很难自知。对此真的有点悲观。每当我意欲将工业思维作为批判的对象，审视之、解构之、反思之的时候，我总担心是否已经误入歧途？我说的悲观，是这样一种战战兢兢的情状：我们真的能拯救自己于工业思维的齿轮和铁皮之下吗？   这恐怕只是理解互联网思维的一个序曲。当然，我们还得从脚下出发，虽然所有的词语都是可疑的，都需要略加脚注以后才能使用，但我们不可能不挪动脚步。美国学者 Jackson Lears 在《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一书中细腻地指出，消费社会现已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被“吸收”成为消费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无休止的指控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批判的幻影，为谎言加冕的反谎言——是消费的语句和倒反。只有这两个斜面才能构成这个神话。”（ p.230 ）作为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 p.227 ）与消费打情骂俏，一方面直通通地“消费”它，另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呻吟”着，这样的情状，已经让所谓的“批判”彻底地沦陷了。   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起点”，不得不努力辨识的“起点”。这就是我所说的“带毒运行”的状态。   由这个所谓的“起点”出发，小心翼翼地“说出”什么对未来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看到的东西，可能在未来会显路出它的古怪之处。我们今天思考着的东西，未来恐怕会漂移出我们的“视界”之外，对此我们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我举三点。   第一，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会面临一个最可怕的挑战，就是“精神分裂”。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 Deleuze and Guattari ）合著的那本大部头著作《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所说的那样。德勒兹试图重新定义“欲望”（力比多之流， Libido Flow ）以及“欲望的生产”。他不满于传统哲学对“欲望”的污名化，即只是将欲望作为需要管束、压抑的对象。他认为欲望是积极的、生动的、生产性的。用德勒兹独特的术语来说，资本主义通过解放与异化的双重过程，实现了对欲望的“解辖域化”，但同时将欲望逼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精神分裂并非指某种疾病或者个体身体的病态，而是指作为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的力量，精神分裂使主体意欲脱离资本主义现实原则的束缚，抵抗资本主义解放主体之后再度异化主体的图谋。德勒兹说，精神分裂是迈向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而分裂的主体则是资本主义内部颠覆的真正的力量。   结合我对汀阳老师“共在存在论”的粗浅理解，精神分裂的根由，就是主体的共在性或者说同在性。孤独的、特立独行的个体主体哲学破灭了，个体的重要性让位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关系），让位于彼此印照、依存的第三态。互联网，恰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空间，可能的存在感的空间。将来很清楚，我们似乎一下子透明了，但你同时会体悟到，其实越透明越陌生。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更深的奴役。会有一大堆欢乐的羊，也有欢乐的舞台，但我们再也无法用以往的术语言说欢乐或者感知欢乐。欢乐成为陌生的惊喜。这丝毫不奇怪。因为今天，意义本身早就抽离出我们的生活，它需要附着在别样的生产机器之上（德勒兹的“欲望机器”）——但这个“共生的机器”尚在襁褓之中。今天的工业社会（或者消费社会），意义只是符号的存在，是死寂的、干巴巴的，是空洞而教条的，是总体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个性化的。我们今天消费的不是物品，是物品上面附着的文化符号。工业时代到了晚期就是这样的（可参考鲍德里亚的论述），所以未来我觉得会引发文化大萧条一样的精神分裂。   第二个可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对工业时代的整体看法，我有一个比方，叫做“甩干筒”。工业时代是巨大的甩干筒，指的是工业时代总体上是“杀死灵性”的过程。尼采之后的哲学传统，包括海德格尔、韦伯、德勒兹、巴塔耶，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有一个内容，就是认为工业时代将神灵驱逐出了人的世界。其实我认为不止工业时代是如此的，工业时代只是驱逐灵性的总爆发而已。这个可能要上溯到汤因比所说的高级宗教诞生的 2000 多年前，或者要上溯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高级宗教与轴心时代，是指人类几大文明似乎在一个狭小的时间窗口期内，奔涌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溪流，转而汇聚成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文明长河。   在这个文明长河中，宗教的基本形态是人格化的、系统的、与世俗生活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嵌入的，或者说其实是世俗化的。我认为高级宗教出现之后，甩干筒就摆在那里了。这种文化思潮的一个特征，就是追溯、探寻所谓的“终极意义”。终极叙事的传统绵延流长，工业文明的终极叙事，只不过是“大写的人”、“理性的人”、“进步主义”等等。我们今天的文明冲动，依然不能摆脱追本溯源的念想，不能摆脱“一揽子建构宏大体系”的欲望。还原论、本质主义、总体性、两分法等等，总是让我们相信有至高无上的神在那里，这个神在自然科学里面就是牛顿或者爱因斯坦的那个神。我们相信，最后总可以把“那个东西”手拿把攥地捏在手里，什么东西呢？本源、本质、真理、太一、道、梵天，不一而足。   工业社会到底是把什么甩出去了呢？就是把灵魂甩出去了，把灵性杀死了。我说的“好消息”，就是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文明史上的千年大事，它可能会迎来灵性的回归（参考我和奇平的书《新物种起源：互联网的思想基石》，商务印书馆， 2012 年 11 月）。这个灵性，是比高级宗教、人格化的神更久远的灵性，是原始宗教、泛灵论时期的那个“神”。所以，互联网可能会迎来一个“人神共在”的世界，这是“泛神”的世界。这个时间关系很难展开来讨论，以我自己的见识也觉得需要深入思考，现在只能说期望如此。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世界就少一张至关重要的“牌”。（赵汀阳：有什么迹象呢？灵是怎么回归的？）汀阳老师问了一个直率，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我想先把第三点说完，回头再谈几句感想。   第三，讲一下技术问题。今天美国人对互联网的兴趣已经超越了“比特意义”的互联网，已经在玩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比如脑机接口、脑神经网络、类人脑、具身性智能（ Embodiment Intelligent ）等等。这势必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未来的“人”，还是今天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意义上的这个人吗？我对此深以为虑。   比如，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希格斯粒子。这个粒子被称作“上帝离子”。我认为，这意味着超弦理论以及标准模型会进入理论物理的主流。过去超弦也好、标准模型也好，都只是大胆的构想，保守的主流物理学界对此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我觉得这将再度点燃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想像。简单说，就是多重宇宙、平行世界的理论架构，或许并非仅仅是科学幻想。   联系到互联网，大家想想看，今天的赛博空间中，人机对战、角色扮演、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以及人工生命、人工社会、复杂网络等学科的蓬勃景象，无一不展现出某种征兆：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彼此缠绕、卷入、镶嵌，将以超乎人们传统想像的方式，大步向前。   汀阳老师刚才问道，迹象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迹象。我认为未来的互联网会日益变得有“温度”、有“情感”、有“味道”，这一定会大大超越我们今天的时空观、世界观。互联网将抛弃传统思维中“确定性”的思想，将拥抱复杂性思想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却不是古典概率统计、通信工程中命名的“背景噪音”或者“知识的不完备性”。传统思维看待“不确定性”，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揭示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而理性“终将”把这些怪异的玩意儿一扫而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笛卡尔式的、牛顿式的清爽世界，是用漂亮的公式、光滑的曲线、明晰的运动轨迹来刻画的世界。想想看，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的主线，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灵性如何回归呢？这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思考、探索、表达这个问题的方式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天人合一”只是一句勉为其难的解说词，其实骨子里我们得承认“不可言说”，“不可说”。我也就只能尝试下“强说之”。互联网多重空间的展现，摆在汀阳老师这样的哲学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多重主体？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有一个说法叫“身体转向”，比如梅洛－庞蒂的观点就是这样。千百年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人的肉乎乎的身体，有温度、情感的身体，不是被宗教贬抑为肮脏的欲望的载体，就是被现代笛卡尔哲学归集为抽象的主体而忘却掉，忽略掉。我从互联网这里看到了身体回归的可能。具象的身体不再只是一团肉，或者尊贵主体的寄居地，它自身就是哲学的主题，也是神学的主题。   想像一下未来我们两个肉身相见，无论是否相识过，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们的虚拟化身就会告诉彼此的肉身，对面是谁？是怎样的人。将来生人和熟人没有区别，因为我们刷一下眼镜，彼此在赛博空间里的存在就有了交集。在这个意义上说，多重空间带来的颠覆或者想象是巨大的。   最后总结一句话：思考互联网，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传统的学问统统需要改写。比如经济学， 2008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实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学危机”。英国《卫报》观察家栏目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此番金融危机的根子，在于古典经济学、金融学的大量数学公式的滥用，比如瞩目的期权定价公式 Black-Sholes 公式。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投资者们，在套用这个公式计算价格、设计金融衍生品的时候，完全把这个数学公式得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抛之脑后。我们今天套用的公式、套用的思想、套用的理念，一部分已经透入骨髓，成为所谓社会秩序、伦常纲纪、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用法国后现代学者利奥塔的话说，已经成为流行于世的“宏大叙事”。社会学也是如此。今天的所谓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心理危机等等，其实是社会学危机、政治学危机、心理学危机。简单说，我们的学问，还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当然，这倒不是要得出一个反传统文化、反传统经济学、社会学的什么结论，如果这样的话就太浅薄了。至少，我的想法是要提出问题，提出更加基本的问题，要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术语、理念，乃至存在状态表示怀疑。我常说，我们是“带毒运行”的状态——这里马上就需要补一句话，“带毒”？那岂不是要呼唤“解毒”吗？不是的，解毒，是纯净水思维，是逻各斯主义。带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误读”啊。   附带说明一下，为什么谈意义互联网这个事情呢？俊秀年初跟我谈意义互联网的说法，我立刻觉得这是个好词儿，一拍即合。的确像他所介绍的那样，香农（ Shannon ）的信息论，其实不是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的信息论，只是通信的、工程的信息论，意义是被抽离掉的。 2004 年俊秀主编的“数字文化与经济管理丛书”中，我有一本书名字叫《比特的碎屑》，里面谈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其实是一种“被许可的计算”，在丰富多彩的技术世界背后，总是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操控的手。这个操控的手，今天是在技术专家、极客、新闻媒介、大亨、投资者的手里。这其实是传统互联网的样貌。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其实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这个样貌。   传统互联网中，意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是工业化的，即“先生产后消费”的程式。未来的互联网，我觉得意义的生产方式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意义，将不是一个凝固的东西，不是摆放在那里，就等你来享用，或者来诠释，来解读的。借用汀阳的术语，意义是“共在的”。意义是双方握手的那一刻产生的，而不是“预制灌装”的。按照工业化的预制罐装的方式，所生产出来的文本、意义，弥散着塑料、机器的味道，其实是通向威权、集权之路的定制品。信息时代显然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是什么？请看王俊秀刚才解读的这篇文章。    

意义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王俊秀（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   原来我们讲信息，完全就是比特。香农在写《信息论》时，他也意识到信息对应的是一个物体，是有意义的，但他马上声明他的信息论是有关通讯的，是通讯工程，和意义没关系。为什么“意义”这个事情不断的浮现出来呢？事实上跟互联网发展高度相关。最重要的是从 2.0 之后，原来的互联网还是一个单向的传播，只不过是介质发生了变化，其实还是一个通讯工具，后来 2.0 发展起来，社会化软件发展起来，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东西了。“意义”问题就开始凸显了。   如果说过去我们谈的是技术的互联网、商业的互联网的话，今后十年应该到了一个意义生成，讨论意义本身的问题了。现在讲“意义”更多的是关系型的，流动的。这个正好可以跟目前互联网状态是吻合，所以我们称之为“意义互联网”。   “意义互联网”最深层的逻辑，就是还是想找到一种新的权力，用新的系统的权力、平台的权力，来抵挡目前真实世界的单一权力。从这个角度我愿意把这个“意义”搞成关系型的，是一个对立的、分裂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找到政治、经济、社会三块的对应物，那就是“互联网经济体”、“网络国家”和“数字化社群”的概念。   这十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互联网平台的兴起，原来大家都是小网站差不多，现在的确是大的平台兴起了，成为了一个系统，成为了一个生态。他们的组织生产完全跟原来不一样。原来生产是成立一个公司，现在很难讲平台是公司还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产权的变化，现在基本就是租用型的，平台有控制权，但是开个网店是租用了个空间。控制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      第三块是消费者权力。消费者主权时代的到来直接影响到商业模式的变革。像张瑞敏讲的，原来的商业是消费者是交了钱就结束了，现在是交了钱商业服务才刚刚开始。厂商开始对用户行为进行长期的跟踪，然后不断地提供服务。另外整个生产也成为并行生产，原来是一条供应链，从原材料到制造商，到品牌商到销售商是一条链，可以通过广告、营销把产品推出去。而且产品都是大规模生产的，没有什么个性。互联网出现使得生产以用户为中心围绕价值网络配置资源，这也是一个变化。   就政治而言， 1996 年，巴罗写了一个《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他说我们这个虚拟空间不欢迎政府，“你们那一套关于财产权、个人言论、个人身份、迁徙 , 以及环境的法律概念对我们不适用。那些都是基于物质实体的 , 但在赛博空间里没有物质实体。在这里 , 我们的身份没有实体 , 因此 , 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通过肉体上的强迫来维持秩序。我们相信 , 我们的治理可以从伦理、开明的个人利益，以及共同利益的追求中涌现出来。”   现在看来的确，互联网上大的平台形成了一种非常大的权力。首先他们拥有了海量的用户， Facebook 目前就有 10 亿用户。其次，开始有自己的货币系统。如比特币。还有自己的网络规则，这种网络规则一般来说也都是自治性的产物，比如淘宝有 129 条网络规则。都是与用户互动慢慢磨合制定的。   我们提“数字化社群”是想回答，“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因为互联网出现以后碎片化特征非常强，现实的单一权力是非常乐意看到这种原子化状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倡社会团结。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比如百度贴吧，百度贴吧事实上就是一个大型群组，不是 BBS 。因为 BBS 结构是树状的结构，分到 1 、 2 万以后，自然衰竭，分不下去了。但是贴吧是主题性的，是一个并行的东西，可以不断的往上贴，现在有 813 万主题吧，每个吧里有成千上万人，这就把社会团结起来了。           当然，怎么把人组织起来？搜索引擎这种方式还是有局限的， Facebook 为什么取代了谷歌，在我们看来也是跟团结性高度相关的。   http://www.21bcr.com/a/pinpaihuodong/xueshuyantaohui/2014/0114/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