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

原重庆党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引起高度关注。 3月17号，纽约的民主人士在法拉盛举办座谈会，评估这一事件及中国大陆政局走向。 Photo: RFA 图片：座谈会现场，（左起）高文谦、朱学渊、荣伟、胡平（特约记者紫荆） 这次座谈会由《公共知识分子》杂志主办，该杂志的主编王军涛主持。主题为：薄熙来免职与中国大陆政局走势。 中国现代史专家高文谦在发言中说，最大的输家是薄熙来，他现在已经是在北京相当于“异地监视居住”，尝到了“黑打”的滋味，这也是历史的报应；另一大输家是一党专制的制度。中共一直在大力推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但是王立军潜逃美国领事馆，彻底否定了长期的宣传。 他认为薄熙来是胡锦涛手里的烫土豆。处理的宽，其他官员则会效法，越界包围美领馆的事层出不穷将国无宁日。处理的严，需要胆力和魄力。 高文谦：“你要想严肃处理薄熙来的话，首先你要有实力；第二你要有胆力。这两点我觉得胡锦涛都不够。江泽民这一派人，现在是正在边上看着，等着随时杀回马枪。政治上的很多事情，过犹不及啊，你在攻守的时候，攻防可以在一瞬间逆转。” 他认为邓小平跛脚鸭式的改革长期积累的矛盾达到临界点，中国现在像个火药桶。社会转型最大的阻力是维稳派。 高文谦：“维稳派的后台老板就是权贵集团。这些人在利用改革的成果，既不想回到文革，又不想往前走。把这个国内左派的网站给封杀，本身也就是他们想闷头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办，维持现状，这个局面是很可能发生的。” 政论家陈破空表示，两会上周永康公开挺薄，说明中共现在是谁也不怕谁，谁也不服谁。地方上拥兵自重。薄熙来倒台的关键原因是挑战了胡温的权威，太嚣张。其所作所为偏左，无法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 中共一贯假“路线斗争”之名，行“权利斗争”之实。 陈破空:“中共的派系，它不能公开亮牌，只能台下作业、暗盘交易、黑箱操作，因此中共的派系没有忠诚度。以利相交，利尽则散。 它以利益相制衡相联系的。江泽民完全可以抛弃薄熙来，早就抛弃了。周永康，江泽民也可以抛弃他，因为周永康在高层中已经趋于少数了。就像江泽民抛弃陈良宇，邓小平抛弃陈希同一样，它完全可以抛弃。” 他建议推动缅甸那样的改革，或支持民间抗争，而成本最大的则是各色革命。 文化人类学家朱学渊指出：中共暴政不仅祸及全国人民，统治者也受到恐惧。林彪事件使军队人心垮掉，当时民间流传的对共产党的嘲讽就体现出共产党一点威信都没有。中共官员在关键时刻向中共的敌人去投靠。 朱学渊：“我们看到了一个暴政，就是以恐惧来统治人类是能维持的。因为最大的恐惧是发生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统治集团的内部。所以，当我们看到林彪事件的发生，看到王立军事件的发生，我们知道， 中共又走到了一定的阶段了。” 他说，薄熙来也是所谓的“延安儿女”，其知识结构与思想资源的贫乏，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还是要走暴政的道路，结果自己尝到了暴政的滋味。 朱学渊：“像胡锦涛这样平庸的人，还有谁比他再平庸呢？结果这个平庸党照样可以制服像薄熙来这样貌似很精明强干的人，能够施加暴力的人，照样可以把他制服。为什么呢？他这个思想没有能够逃出这个一党专制的范围。所以，这个党是没有前途的、没有前途的。” 各方对温家宝在两会结束的记者会上的说法，尤其对王立军事件的表态，认为这是温家宝在等待时机的表白。甚至认为中国媒体被某些人打了招呼不要问王立军事件。而路透社记者的问题也是安排好的提问。有的人为温家宝面临的局面担心。 这次座谈会陈晓平提交书面发言。参加讨论的还包括《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河殇》主笔谢选骏、《世界日报》资深媒体人魏碧洲、《世界周刊》专栏作家孟玄、“中国司法观察”主任李进进、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主席秘书长王书君、 < /span> “中美法律交流协会”会长高光俊、纽约新世纪画廊主持荣伟、纽约律师叶宁、中国青年基金会主席孔灵犀、郭岩华、邱庚敏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法国点击率极高的时事评论网站八九网站周四刊登了网站创始人之一，法国解放报前驻京记者皮埃尔•哈斯基的文章，标题是：红太子薄熙来的地位一落千丈。 密切跟踪中国时事的哈斯基描述了薄熙来最近十年来在政治舞台日益攀升的过程，指出薄熙来在重庆掀起的唱红打黑的运动在中共党内引发了不少争议，作者特别刊登了近日中国网络议论纷纷的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人大会议上与薄熙来擦肩而过的照片，在文革中失去双腿的邓朴方显然并没有同薄熙来打招呼。作者认为，事实上，许多中国人都认为薄熙来纯粹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他发动唱红打黑运动就是出于政治野心，是为了达到他进入政治局常委的目的。作者透露说，上个月经过巴黎的中共内部人士早就预告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已经告一段落，他不可能入主政治局常委。作者认为，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的几个月被撤职，那些担心中国向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倾斜的人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政府应该会继续推行目前的中国特色的独裁专制的资本主义的政策。 如果说对哈斯基来说，薄熙来的撤职并不会对中国现行的政策产生多大的影响的话，法国观点周刊则认为薄熙来的下台使十八大召开之前的中国政局起伏跌宕，观点周刊常驻北京记者卡罗琳娜•浦玲的文章标题也是红太子薄熙来的陨落。文章描述了薄熙来事件如何引发中国网民的强烈反应，在新华社公布薄熙来被撤销重庆市委书记这一消息之后，中国微博上在两小时内就出现一百五十多万的评论，这些评论中有许多来自重庆，重庆的网民们有不少对薄熙来内撤职感到惋惜，他们强调薄熙来在重庆四年多，在城市建设以及打击贪腐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作者评论说，正是薄熙来在重庆的打击贪腐活动引发了诸多的自由派学者的批评，他们对薄熙来打黑的手段是否符合中国的司法规定也提出的质疑，的确，光是在2009年，重庆当局就逮捕和判决了两千多名嫌犯，并且处决了十三名死刑犯，整个执法过程中对刑法以及对辩护律师的工作的都缺乏起码的尊重。 作者随后评论说，薄熙来的打黑活动虽然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是，引发北京高层警惕的应该是薄熙来于去年推出的唱红歌运动，对薄熙来来说，每周六晚召集广大民众一起唱红歌是将民众凝聚在一起的一种手段，而且，重庆等地的民众似乎十分欣赏唱红歌的运动。不过，这一运动却使北京的改革派们胆战心惊，歌声使他们回想起毛泽东独裁时期尤其是数百万的民众遭到迫害的黑暗的文革时期。薄熙来期望通过发动唱红打黑活动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但是，中共领导高层对此却意见分歧。重庆模式虽然十分打眼，也引发了不少政府高层官员前往重庆观摩，其中就包括即将接任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的副主席习近平，但是，中共最高层领导人胡锦涛与温家宝却已经有多个月没有前往重庆，外界因此揣测胡温对此持有保留。 事实上，自从上个月爆出王立军事件之后，薄熙来就已经感觉到了危险。王立军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外界无从得知。总之，该事件撕破了中共极力维持的和谐的外表。而且，与此同时，薄熙来的主要对手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越来越引发舆论的关注并且获得中央高层的首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周三举行的人大闭幕记者会上以他特有的方式在重庆与广东模式之间作出了选择。观点周刊最后评论说，十八大召开之前，薄熙来在政坛的消失以及汪洋与张德江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彻底改变了中共高层的领导格局，也使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最终组成充满变数。 那么，接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副总理张德江究竟是何许人？曾经接触过薄熙来与张德江的香港文汇报前驻东北记者姜维平向本台描述了一个形象十分正面的张德江，而法国今天中国网站文章的介绍却又是另一个版本，今天中国网站署名克劳德•勒维的文章是这样介绍张德江的，说他是江泽民的保护人，毕业于朝鲜金日成大学，很少引发舆论的关注，2002年非典事件的时候，他曾经是广东省委书记，由于中央当时反应迟缓，张德江选择了封锁消息，从而使非典病毒从广东一直扩散到香港甚至蔓延至全世界。 薄熙来的下台将引发什么直接的后果？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目前任教于香港津会大学的高敬文教授在接受论坛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党内的派系争斗将继续进行，至少一直延续到今年夏天，薄熙来的下台可能会使党内的保守派要求其他成员担任要职，他说这完全符合党内权力争斗的游戏规则。中国北京人大教授张明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认为重庆模式的失败只是显示改革的道路将不会偏左，将更加现代，但是，中国政府在过渡时期不可能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

(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15日薄熙来被撤职消息公开后，北大教授孔庆东参加了”第一视频”节目并公开为薄熙来鸣不平， 呼吁支持者声援重庆。他借”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指”重庆打黑”为最大的打假：”那么在3·15日子里让打黑英雄、打假英雄受委屈了，等于是公开地发动反革命政变。” 他语气激动的质问薄熙来的支持者：”你为薄熙来做了什么？”，并呼吁公众以实际行动进行声援，”大家都起来和黑暗作斗争。” 但孔庆东也称自己相信党中央大多数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多次肯定重庆道路和重庆所取得的成就。网友评价其以这种方式挟持早前曾公开支持薄熙来的贺国强、周永康等人，也为自己的言论寻找安全保障。 孔庆东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2011年11月27日，孔庆东在拒绝《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爆粗口，又被称为”三妈”教授”。孔庆东年轻时曾参加”八九民运”并为高自联成员。其后思想变得左倾激进，常在中国拥毛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 “孔庆东支持的不是薄熙来个人” 中国宪政学者、九鼎研究所的负责人陈永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孔庆东这番言论也是在利益权衡和对比之下作出的，不表示他对薄熙来个人的支持：”他其实不是支持薄熙来本身，而是支持薄熙来提出的一些’共同富裕’的政策。可以看到，孔庆东或重庆市民，是支持薄熙来背后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是有一定意义的，比如说他提出的’共同富裕’，可以说薄熙来的作法很象文革，或超越法律，从程序正义来说薄熙来很不对，但作为普通百姓不会这么复杂的考虑事情。如果是给重庆市民带来好处，重庆市民就会说好。” 但陈永苗也分析，目前中共当局所担忧的支持薄熙来者会不会走上街头抗议，他认为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重庆不会上街，这几十年来，维权的事情都是右派来完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胆识不够，很难发动底层民众上街。 ” 中共启动”去毛””反左”？ 台湾《联合报》3月16日，以”去薄熙来 胡温确立反左路线”进行报道，指近年中国大陆左派形成一股势力。主要表现在藉中国大陆社会的贫富分化、中共党内的贪污腐败，发出反改革开放、为文革翻案的声音。3月15日，极左派之一的张宏良，公开宣告薄熙来是当今的岳飞，是”被美国以及反华势力仇恨”，呼吁”如果再不站出来与薄熙来站在一起，共产党看真是命悬一线了”。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德国之声《北京观察》中撰文，认为薄熙来事件使中共高层从派系之争重回路线之争。多位评论人士指，薄熙来事件也表明目前右派力量战胜了左派力量。 另据多位中国网友发布信息和海外”多维网”等报道，薄熙来事件发生后， “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等左派网站，目前都遭关闭或禁止评论。 在重庆本地论坛发出”万人涕泪别书记”的内容并被强令删除后，北京方面除下令增派武警进驻重庆，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加强了警力，广东网友爆料，连日来深圳市民中心、宝安中心广场等地，出现大批配备防暴装备的特警在巡逻，气氛紧张。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引子 　　如何施行政治改革是改革的最关键之战，一方面不能因为政治改革丧失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另一方面政府官僚化、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不能因为官员的为所欲为和政府打击不力而最终丧失执政能力，丢掉执政地位。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当前主流观念是照搬西方模式（其中美国模式居多），以目前政府与民众公信力的差距，显然施行就意味着共产党很有可能成为在野党，这也不符合我国当前形势： 　　1、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不允许。 　　施行西方多党轮替的方式很可能受国外势力以及一些强势集团操纵，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现在台湾、达赖喇嘛以及西方集团对中国的分裂之心与日俱增，一直在谋求中国自己内部发生颜色革命，中国是不乱则以，一乱后果不堪设想，丢掉政权事小，恐怕中国又会进入军阀割据、列强瓜分的时代。 　　2、国内民众民主选举政治意识不成熟、社会道德缺失。 　　从当前农村村长换届选举来看，贿选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成为大家默认的选举强有力的手段，村民不听被选人的施政报告，只知道我得了多少实惠，我和谁是亲戚，和谁关系不错，我能不能捞上更多好处，一切从不正当利益出发，如此观念导致被选举人短视而没有长远发展的意识，在选举前拉帮结派，钱财开路，甚至组成黑社会性质的恶劣组织运用金钱美女、恐吓、殴打等软硬兼施的下流手段对选举进行暗箱操作，有的就是几个黑势力集团的较劲博弈。被选举人成为村长，他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捞回自己的贿选支出，满足自己以及核心小集团的利益，唯一手段就是鲸吞、坑害集体和国家利益。如此政治失控、道德失控、政府失控的金钱选举对集体、国家利益极为不利，也势必影响农村建设的正常发展，对社会公德、政府公信力存在极大的损害，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国家、政府的执政安全和社会以及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在全国各乡镇、县市、省以及自治区施行这样的选举，我不敢想象其后果。 　　3、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不允许。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国家，我国虽然受其影响，但没有伤及筋骨，究其原因得益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民众的消费习惯是滞后消费或者说限度消费，我国银行业贷款业务大都建立在广大民众实际限度需求上，几乎没有大比例的过度消费贷款，国内银行业受次贷危机影响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是我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管制能力，中国现在的政府模式基本属于中央集权、地方分治的整体性较强的宏观调控政府，我国现在出现的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大量的个人贫富差距，尤其是地方性差距，更加需要系统的、科学的统一协调和引导。 　　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无论是地方政府、企业，还是民众都没有过度反应，而是积极应对，使对中国的影响软着陆。从亚洲经济危机到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我国均显现出对危机的良好控制能力，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治的整体性较强的宏观调控政府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西式民主改革对中国来说是一条死路，而当前政府模式既是抵御经济危机、促进经济良好发展的科学机制，又是滋生腐败、缺乏活力、贪赃枉法、官官相护、屡禁不止的温床，这样的政府不进行改革，同样是“经济上去了，红旗倒下了”，还是要亡国亡党。 　　这是个两难的抉择，在提出政治改革方案以前，我想应该首先搞清一些问题。 　　一，为什么说中国当前政府模式有利于经济发展 　　1、政府模式有以下几种： 　　（1）、松散型政府架构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和地方行政完全分治，各级官员通过西式民主选举产生。中央只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完全不进行干涉，有事也是限度干涉，只利用相关政策、法律去引导。地方政府只要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其发展完全由地方长官自己决定。 　　（2）、适度松散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和地方行政适度分治，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有事监督。 　　优点：官员升迁基本上不具备连续性，而是跃迁性，从下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升迁为上一级唯一途径就是选举，官员的前程决定权完全在民众和议员的手里，而不是上一级行政官员，为此，他要的首先是民声、政治清誉，其次才是政绩，所以，民众强有力的监督几乎扼杀了非适度的贪赃枉法的现象发生。 　　总结词语：政治清明，注重民生，官员具体事务效率高、人为风险低 　　缺点：官员升迁基本上与上级官员没有直接联系，其可控能力几乎为零，中央推行一项政策，地方官员首先想到的是地方经济和民众的受益程度，中央的全国经济、社会由于缺乏行政手段这个可看见的手，无论是有事监督，还是适度干涉，依靠市场无形的手，谁也无法预期，谁也不知道可控能力有多大。 　　总结词语：应对风险能力低，发展可靠性差，政府决策性差 　　（3）、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对地方行政有绝对权力，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经常性监管。 　　缺点：官员升迁基本上具备连续性，而非跃迁性，从下一级地方官员升迁为上一级官员唯一途径就是上级认可，官员的前程决定权完全在上级官员手里，而非民众，为此，他要的首先是政绩和上级官员的好感，所以，在官员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的行政机构里，贪污腐化、贪赃枉法往往成为升官的重要动力，只要上级赏识他，民众强有力的监督几乎对他免疫。忽视民众疾苦、坑害国家集体利益等现象由于缺乏监督，自然就层出不穷。 　　这个政府模式对中央要求比较高，需要科学的认识全国发展形势以及各方面的发展方向，具备人为风险性 　　总结词语：政治污秽，人为风险高，官员具体事务效率低 　　优点：官员升迁的连续性和可控性，中央推行一项政策，地方官员唯恐落后，中央对全国经济、社会进行调控，由于有了行政这个可看见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双管齐下，想不控制都难。 　　总结词语：政府决策性强，对抗风险能力强，发展可靠性强，有速度优势。 　　（4）、中央集权微观经济运行模式：中央对地方行政有绝对权力，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日常性监管。这个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朝鲜的政府模式，事实证明是高度统一下的战时机制，非平常经济发展模式。 　　从以上政府模式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法国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均属于第一类，松散型政府架构特点导致在历次应对经济危机中显现无力，不断推出诸多政策、措施收效甚微，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抛出后几乎只有等待。而对中国来说，中央政策、措施的推出，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去施行，立竿见影。 　　2、社会模式 　　（1）松散型社会模式：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以及结果完全由民众自由决定，只要不出现触犯国家法律、失业以及特殊性问题，国家社会不会主动介入。 　　优点：民众自由度大，民众依附心理低， 　　缺点：政府与民众心理差距大导致民众应对危机心理状态不稳，事后机制容易出现政府政策民众不理解，民众心理政府不清楚，往往导致民众对政府期望不高、不信任，甚至出现敌对情绪。 　　（2）紧密互动型社会模式：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受政府部门日常性引导和关注，国家社会有限度的主动介入解决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各种困难。 　　优点：民众与政府施行零距离接触，事前、事中机制可以摸清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状况，一方面可以为政府收集经济各项参数、社会动态等第一手材料，为国家、地方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向民众讲解国家、地方政策，优化国家政策落实力度；政府适时、适度、深度解决民众各种困难，安抚民众，稳定民众心理状态，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犯罪。 　　缺点：政府过激行为导致民众自由度受限制；民众对政府依附心理强，容易助长等、靠、要的懒惰情绪，加大政府行政难度，处理不好可能激化矛盾。 　　（3）紧密管制型社会：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受政府部门日常性管制，国家社会无限度的主动介入解决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各方面： 　　㈠战时体制：不以民众基本需求为目标，为一个既定目标要求民众遵守并强制施行。 　　㈡宗教体制：不以民众基本需求为目标，以一个宗教理论为范本要求民众遵守并强制施行。 　　从以上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属于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社会已经越来越趋向松散型社会模式，或者说，已经基本形成松散型社会模式，这种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与松散型社会组合的模式的利弊可以说已经基本显现：经济高速发展和大型项目的顺利实施。松散型社会模式加速了各阶层的自由竞争意识，促使经济发展呈多元化、高速度，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政府由于权利的高度集中，决策都能迅速执行，尤其一些国家级大型工程的实行，没有中央集权，在西方国家政府很难迅速做出决定。近年来，中国政府不但较好的规范、引导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随着国家级大型工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导和规范与激烈的竞争环境造就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二、为什么说经济上去了，更要进行政治文化改革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国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妄自菲薄，唯他人马首是瞻，一切不加研究，拿来就用，更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否则，必然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当下多元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建国初期形成的民族、宗教政策，较好的缓解了民族矛盾，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在改革中无序发展，现在迫切需要对文化、思想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1、为什么说当下文化思想需要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共产党理论迅速替代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次应该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上的思想碰撞；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空前绝后的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这显然是极具破坏性的；第三次是在毛泽东思想被拉下神坛，中国人极端茫然时，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自由思潮，中国人不管对与错、不顾实际作用以及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某些并不成熟的理论指导下，一切奉行“拿来主义”，结果经济被人搞活了，思想却把人活搞了。 　　我们着重来看第二次和第三次文化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实体的破坏，这种强制性的文化冲击远没有触击到人的思想主题，只是暂时的沉默，凤凰浴火而必然涅槃。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冲击，却是对文化主体极具破坏性的，这些思想与既得利益捆绑在一起，在改革开放中人们感觉奉行这样的行为准则就可以受益，终于顾不了许多，解放思想，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次从人心里完全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古人云：盗亦有道。这些封建社会道德准则在当下不但被抛弃，而且还认为是傻子想法，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这种为了金钱而无所顾忌的文化思潮，最终恶果已经显现： 　　难道大家真的看不见所谓“解放思想”的现代文明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感召下，而全然不顾百姓死活，不顾民族、国家、集体权益，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吗？ 　　难道身为大学生、农民、工人、商人的传销人员居然将骗父母、骗兄弟姐妹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不能说明道德从根的腐烂吗？ 　　难道毒大米、毒奶粉层出不穷，国外抵制“中国制造”的“恐华症”，虽说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但更多的问题不在咱们自己身上吗？ 　　是的，道德，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被逐渐摒弃的中华瑰宝，今天在“胡温新政”必须重新拾起，如何拾起？我们先来看，道德先生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倒下的： 　　（1）拉下神坛的信仰。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社会、单位，无处不提大公无私，这种超越人类历史道德高度的行为准则，已经形成社会共识，也成为大多数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就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难点：如何让人们从崇高的感召下走向平凡，也就像庙里的方丈让在晨钟暮鼓长大的和尚集体还俗一样，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如何唤醒人们的私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攻坚战！ 　　为了让人们相信的政府允许私欲的存在，第一次思想道德标准的颠覆开始了。生活在70年代以上的人可能都记得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多数村庄、街道上，村长或街道主任四处奔波，挨家挨户的干着他们最拿手的思想动员工作，然而，从劳模到积极分子再到普通人，甚至后进分子，他都无功而返，他手里拿的不是救济金，也不是先进名额，而是上级部门摊牌下来的个人贷款任务，没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他们不知道拿这些钱干嘛？也无法理解政府要干什么？大家迷茫，村长也不清楚，无奈之下，村长知道了村里游手好闲的张三，街道办知道了不务正业李四，没想到，他们居然很痛快的答应下来了。所有的人都等着看笑话，不曾料想，张三跑起了货运，李四搞起了客运，一年下来，盖了小楼，买了彩电，娶了漂亮媳妇，人们惊愕了，但更大的冲击在后面，张三和李四成了县里的劳模，还到省里开会，上级部门号召向他们学习，大多数人想不通，大公无私错了？我们先进了一辈子一下就后进了？他们虽然有钱了，但是为啥政府看不见他们的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反而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有了钱就一切都先进了吗？难道有了钱就可以掩盖一切吗？这就是第一次道德的颠覆！ 　　人想崇高不易，毛泽东穷其一生也没有最终让所有人崇高起来，唤起私欲却再容易不过，很快大多数人走向平凡，于是，“下海经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人们想生活好点没有错，错的是不能为了推行所谓政策就撞破一切，思想不是物质，可以打烂重建，何况带有私欲的偏激病态思想对刚被拉下神坛的人们犹如洪水猛兽，吞没了很多人的良知，政府忘了思想碎了需要重建，一味的深化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人们倍感压力…….。 　　（2）碎了思想的又一次重击。 　　如果说第一次道德颠覆是把道德先生拉下神坛，那么第二次颠覆就是斩断了道德先生的四肢。 　　市场经济迅猛来到，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国家的主人，然而主人在后来的改革中不断被侵害、被抛弃，可以说，把他们主人的地位送上砍头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工厂以前不务正业被除名的李四，今天李董事长作为新主人来挽救这个工厂，只不过，大多数人必须离开自谋出路，包括教过李四的师傅……， 　　全国几千万下岗工人想问问李四之流，难道我们广大工人一直工作不努力，所以改革开放后就要努力找工作吗？我们错了吗？我们不适应形势了吗？为啥我们从辛辛苦苦工作，一夜之间却一无所有？为啥李四从游手好闲，一夜之间就名利双收？大家想不通，但是不能仔细想，因为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自己还要吃饭，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李四呢？这就是第二次道德的崩溃，是从根里的腐朽。 　　（3）、我们都怎么了？ 　　改革在进一步深化，下岗工人终于活下来了，虽然活的艰难，他们发现终究学不成李四，因为李四是“先富起来的人”，他现在很忙，白天围着盘子转，晚上还得围着裙子转，从空手套白狼到资产重组，从人大选举到学术论坛，从污染环境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写字楼…..。 　　某些教授说：“中国需要精英救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政府也提倡：先富带后富，大家一齐奔小康。李四显然已经成为社会“精英”，他也不知道自己做报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的钱不能分给更多的人，自己必须由“先富起来的人”变成“永久富起来的人”；他更知道自己大多数钱见不得阳光，好像某个教授说过：“你心里的恐惧就是原罪感，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你的钱并不受法律保护”。李四从发迹以来第一次有点慌，但是，他又一次发现他奉行的真理确实很有效，只要出得起钱，就有人想点子，而且还有人比他这个草根出生的更着急的人，这次李四之流开始赤膊上阵，用他那娘胎里带出来的厚颜与无耻强烈要求政府通过了这部和宪法相抵触的保护他财产的法律，否则………..，要知道李四之流现在可是“吼一吼，中国大地抖三抖”的精英。李四之流知道自己需要理论体系了，某些教授发现精英论好像不被中国广大人民接受，这就是“仇富心理”，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忘记自己也是中国人），他们劝慰大家，富人没有钱最后也能再次站起来，穷人有了钱也会再次趴下，你们天生就是穷命，认命吧………。 　　试问，这些坚持现代版宿命论的精英怎么能说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我记得，封建社会士大夫交往还有“往来无白丁”之说，基本奉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嫌弃铜臭味太浓的商利之人。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道德彻底颠覆以后，做人很彻底，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我不知道，到底是教授、官员的脑袋长在李四之流的身上，还是李四之流的脑袋长在教授、官员的身上？ 　　种种腐朽、堕落、无耻、厚颜罄竹难书，社会有识之士尚且如此，况走卒、小贩、苦力乎？道德之根何在？如此当下文化思想必须要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如何纠偏？如何整合？道德先生如何站起来？我们首先要明白道德先生的倒下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大跃进的必然后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准备，没有深入实际的调查，没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中央在改革开放中追求片面的速度，对某些地方失控，导致地方政府一味的无原则的解放思想，一味的在旗帜上胡乱涂鸦，美其名曰：中国特色，一味的奉行“发展才是硬道理”，合理的政策掩盖着非法，合法的外衣掩盖着腐化，廉洁代名着小集团利益……..。一切皆有因，一切皆有果。 　　还好，我们欣慰的看见了“胡温新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看见了真正意义的关注弱势群体，又隐约听见了政治改革的声音。 　　2、为什么说文化思想彻底意义的整合纠偏是政治改革的前奏 　　我们来先看看新中国的人为政治历史，共产党政权对人为政治管束的乏力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政权往往对人性依赖性很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决定于极少数人的性格，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国家的发展几乎都取决毛泽东主席对国家认识上，从改革开放到香港回归，国家的发展又都完全建立在邓小平对国家的认识上，这种人为政治的可塑性强，随意性较大的特点，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流传到地方政府，改革开放30年来，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褪色和变质在解放思想的感召下，确实已经到了不整治不行，却又难于整治的地步，现在的地方政府有个潜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解决民生的好政策往往成为地方官员的又一个生财之道，如何真正落实惠民政策将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大问题，也是考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大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每个人心里重塑道德之根，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几乎被腐蚀殆尽的民族之魂，是中国文化在时下迫切需要重塑的重大工程，价值观的重归，荣辱观的统一，也是对改革30年来共产党员褪色和变质的总结，也是对共产党本质的再思考、再探究。 　　始于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思想文化上的惨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去规范和引导的结果，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此类问题最大的严重后果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什么会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严重问题呢？ 　　任何一场改革，都需要思想和行为方式来正确引导，尤其是政治改革，良好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才能够进入一个良好的变革局面，不能操好心办坏事，更不能让别有用心的利用了，所以文化思想彻底意义的整合纠偏是政治改革的前奏。 　　2、政府在为谁服务？ 　　政治改革如何改？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褪色和变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前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出现最初几乎都是来自内部的改良要求，也就是要求政府更好的实现执政能力，而不是推翻政府，有个现象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以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为宗旨的政府为什么垮台后大多数人并不痛惜，这说明大多数人并没有深切感受到政府的恩惠，那么谁是政府最大的受惠者呢？也是共产党政府在为谁服务呢？ 　　共产党政府在各个阶段在为谁服务？ 　　我们首先来看各个共产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弱势群体的拥戴下执政的，在建国初期无一不是群众积极性高涨，国家建设热火朝天。这时的政府往往是执政为民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有那么一些干部生活比自己优越，对一些资源官员更有支配权等等，这就是所有制隐形变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个最高和最广泛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全民所有制，理论是这种资源不单独属于任何社会个体，而属于全部国民的，在公有制名目下由国家来控制。这种全民所有制的实质是普通民众并无支配权，而是由政府官员代为控制，这些资源受厂长等极少数人的意志支配，也就变相拥有了这部分资源，该资源已经实际上变为阶段时间内的松散性家族私有制或官僚私有制。 　　然而，这种所有制状态的拥有者并没有认识到所有制变异的结果，因为无论是普通工人、有支配权的官员都无实际拥有的真实感，他们只感受到权力的变化、政治的变化，资源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没人注意，也就是说，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人并没有真正体会，谁又会去珍惜自己无法感受的东西呢？ 　　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政府在企图带领全民过上他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部分特权阶级和官僚提前达到了比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部分特权者和官员服务。人不患寡但患不均，这就是变革声音的起源。 　　30年改革开放政府又在为谁服务？其实，这就是所有制显形变异，政府把所有制的看不见的变异结果显现了，其服务的群体也有所改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政府在赤裸裸的为部分特权者、官员、强势集团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解放思想”的不断延续，这种所有制显形变异越加明显，政府在缺乏必要规范的情况下为这些对象服务，必然产生暴富阶层、贫穷阶层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必然失去监控产生不公平的现象（唯一欣慰的是成为强势集团的通道相对公平了，李四之流就是这通道的产物）；必然出现强势集团“尾大不掉”的现象，用经济实力威胁政府、绑架政府……..。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会出现无可避免的变异？关键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具备可操作性，其原因在于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出现根本性错误。 　　（1）、共产主义的理解错误。 　　理解错误一：共产主义顾名思义应该是人人都有，应该在“有”字上寻找答案，然而马克思依据“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误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理论思考方向，“人人都有＝公有”这种方式是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现在看来无容置疑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的变异”，所谓所有制变异就是：公有制是指人人都有，然而却无法从实际上体现有的效果，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这个理念无法实际操作，这种“人人都有”让大多数人无法切身感受“有”（这就是共产主义政权垮台时大多数人无动于衷的原因），而这种“有”思想下的共有资产在现实中由于思想的堕落和权利的滥用以及监督的缺位，成为了阶段性的官僚资本，成为极少数人掌控的资本，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公有=官僚所有＝私有”。这就是所有制变异，是共产主义阵营失败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呢？应该从正确理解“有”入手而不是“无”，小有就是大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形式是什么？那就是股权制，人一出生就应该有生存权，这种生存权用全社会的总资产的股权来表示，也就是说，人出生就应该拥有资产股权，这种股权使人们有政治表达权、经济受益权等法人的权利。 　　这种资源形式可以在现实中推行吗？那么我们来详尽分析被某些教授称为“怪胎”的共产主义实现形式的新农村——–华西村和毛式传奇英雄—–尼泊尔领导人普拉昌达的成功之路，到底隐示着什么深刻道理？ 　　（2）、理解错误二：搞市场经济，思想就一定要“非毛化”吗？ 　　分析一：华西村模式是不是共产主义新农村的道路 　　1981年，在小岗村打响了所谓改革的第一枪，所有的公社资产全部分归个人私有，这个被某些名教授称为破天之举的行为不过就是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重演，只不过这个土豪是集体主义形式下的资产所有制，极大的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私欲，随之，“包产到户”在全国迅速推广，从那时起至今，中国农村除了土地责任承包，20年内无善可陈，中国广大农村发展依然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的技术水平，农业现代化几乎对现在的中国农村是“天方夜谭”。 　　为什么中国农村与中国工业、商业、金融业相比发展完全滞后呢？原因很简单，一家一户所拥有的零散土地使农民没有能力也没必要购买农业机械，完全自由的农村发展模式和科研隔绝的现实使农业技术发展几乎停留在原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根本原因就是土地责任承包制度 　　为什么一个被称为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会成为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呢？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土地责任承包制度的改革是一种什么形式的改革，其实人民公社是一种集体农庄的模式，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集约经济体，失败的根源主要是管理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管理的失败去否定一种制度。相反土地责任承包制度是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形式，但是由于私欲的满足，责任明确，就得到绝对的肯定，这就是因为管理的到位而坚持的一种落后的生产力。这种现象举个例子说：一群武士剑武得很好，于是放弃机枪、大炮，坚持冷兵器20年不变，面对武装的牙齿的国外农业其发展和战况可想而知！ 　　其实大家都明白土地责任承包制度的政治意义大于一切！！！这就是中国发展是不是还要和政治意识捆绑的问题！ 　　中国农村已经到了不重新改革不行的地步，这和中国政治改革处在同样的尴尬境地，其实对农村重新进行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一次纠偏，就是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的。 　　中国农村改革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集约化的农庄道路，这里有个选择：是私人农庄还是集体农庄？显然中国当前的主流思想虽然隐而未喻，但是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政策的出现，明显是在为私人农村的最终出现铺路。 　　私人农庄的实现里面有社会问题将是地方政府很难逾越的鸿沟：众所周知，中国有11亿农民，由于落后的农村生产模式和土地责任承包制需要大量的人力，也就是土地解决了11亿人的就业问题，如果实行现代化的私人农庄，社会问题是大量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如何解决？最起码，从现在起20年内，中国城市无法吸纳5亿人，难道中国农村改革再推迟20年！！！那么有没有，马上可以实行的并且可以解决众多劳动力的农村生产方式呢？我们先来分析华西村现象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启示！ 　　大凡去过华西村和南街村的人都会被村镇城市化、村民市民化、完全的市场经济经营模式和高度统一的毛氏思想政治工作并存的特点感觉新奇，为什么市场经济制度与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水火不容的体系在这里高度统一起来了，而且取得了让所谓那些中国改革的急先锋的先进农村无法想象的辉煌业绩，为什么？？ 　　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完全建立在私欲的经济形态，古人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见私欲的天经地义。相反毛泽东思想要求的大公无私，甚至要牺牲个人利益，扼杀个人私欲，显然这是完全对立的思想状态。 　　其实，市场经济也有宏观调控手段和防止私欲过度纵放的规范制度，毛泽东思想也让大家吃饱肚子再干活的愿望，也允许最低限度私欲的存在。仔细想想，其实这两种思想状态都在寻找一种和谐的共荣状态。 　　在华西村里我们发现在企业经营方面完全遵循市场经济方式进行运作，在物质分配方面尽量实行均富的原则，但绝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大背景下实行多劳多得，奖优罚劣……。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广大社会缺乏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为什么会有这种和谐的出现，我总结一下是： 　　毛泽东思想更像一种润滑剂，他抑制了私欲的过度膨胀，化解了众多的矛盾，使人们心服口服，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的高度愿望不也正是如此吗？ 　　毛泽东思想更像是一种哲理、一种战略思想，市场经济模式更像一种战术手段，一个在宏观的把握方向，一个在微观的克敌制胜，这就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具体实现。 　　然而，中国所谓的专家、学者食洋不化，完全以西方经济马首是瞻，在强大的事实面前，不去深层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去研究其对中国农村、城市的现实意义，斥责这是“怪胎”不以为然，任其自生自灭。 　　我甚是担忧，这个在中国自发出现的社会形式到底生命力有多强？在无人顾及和引导下还能走多远？ 　　我更是担忧，在这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思想混乱的时代，社会的稳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大问题，中国急需要思想的重塑，放弃华西村这种昙花一现的黑暗中的唯一光亮，中国会不会错过一次社会真正大共荣的机会！ 　　分析二：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必将成为建立民主国家的重要参照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干过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建立新中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也是无容置疑的伟人功业，最具争议就是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这也是现在主流社会对毛泽东主席诟病的一大焦点，也是党内高层刻意回避的事件，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必将重新审视，其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的一些经验，将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根除腐败、实现真正民主政府架构的重要参照实例。 　　意义一：大字报与官员辩责制度 　　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字报满街都是，那时的人（尤其官员）很害怕在大字报上看见自己的名字，名字的出现就意味着轻则在群众会上检讨，重则丢官、批斗、下牛棚，大字报仿佛就是催命幡！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时期的大字报很多是失实的，对当事人几乎是不容辩解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不可控的。但是，这种由下而上的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监督形式却是最有效，只要建立一种制度，将大字报这种形式进行规范化、程序化，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允许并督促官员就这件事进行答辩。让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法律赋予公众对任何人、任何事（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除外）都有知晓的权力，都可以用大字报提出异议，官员习以为常的为某件事出来答辩。这就是官员辩责制度。 　　意义二：造反有理与官员弹劾制度 　　“革委会”这个曾经盛行的名字已经逐渐被人淡忘，“造反有理”曾经是多少政府官员的噩梦，我在这里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不敢苟同，但是我欣赏的就是这种由下而上平稳夺权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句“造反有理”、一幅大字报就是对某当权派弹劾的开始，群众批斗、政治检讨就是弹劾事件的答辩阶段，最后交出权力就是弹劾成功，这是一套完整的弹劾程序。 　　现在的西方国家有一个机构专门受理这些公众对某些官员提出的异议，启动弹劾机制，组织开启答辩会议，最后形成定论。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这种行为加以规范，成立机构受理，在这里，难道没发现惊人的相似吗？ 　　意义三：查抄及返还与官员“财产晾晒”制度 　　“查抄”其实不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难以计数的家庭被查抄，这里面中饱私囊不多，原因就是那时的官员本来就清廉，那有啥东西可查？现在的官员那有啥地方敢让大家查查！现在推行“财产晾晒”其难度之大，必登天还难！最后，不过就是嚷嚷而已！！ 　　“财产晾晒”应该作为官员就职典礼的重要内容，要当官，先清查资产，并且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资产公众说明会。 　　意义四：专政夺权与可控民主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专政有个特色，无论地方夺权如何乱象横生、从文斗到武斗，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或上级部门紧急叫停，地方马上就恢复平静。这种高度可控制度与专政夺权斗争的乱象的实现原因是：1、中央和上级部门的绝对权威是公众不容抗拒的；2、专政夺权斗争的乱象是乱而有据，也就是说这种乱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不能反党、反毛主席、反国家，违背这三点就失去立足的根本。 　　其实，中央和上级部门压服地方也是基于这三点。 　　有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确实，那个年代人人无论对错，都充满激情，尤其是政治热情，相对现在的民众来说，那种炙热的政治情节是无法想象的！当下的社会政治热情几乎处于休眠期，满眼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金钱挂帅的所思所为，这些都助长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滋生蔓延！ 　　民主就是对权威的挑战，政府需要绝对权威。政府对民主是既希望又害怕，希望借助民主清除自身恶疾，害怕广泛民主危机政府安全。文化大革命就是广泛民主和绝对权威相结合的经典实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牛泪按：实际上，从去年4 月温家宝总理开批“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等“两股势力”、从建党九十周年讲话时胡锦涛总书记搬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两大决议”开始，胡温二人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熙来进行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记得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初，在多维网看过一篇题为《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的评论文章 。 在这篇文章中，撰稿人援引党内退休高层坦指薄熙来可能成为党内第二高岗的评价，从高岗式机会主义、高岗式山头主义、高岗式政治赌注等多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了薄熙来和高岗的诸多相似之处。 老牛认为，此文对薄熙来所犯错误之性质、对薄熙来在中共党内之政治地位、对薄熙来可能面临的政治命运之判断虽有明显高估。但实事求是讲，就薄熙来在重庆期间的政治动作看，他的诸多举动的确有着当年高岗的影子。而且，综合目前各方情况分析，虽然不至于被打为反党集团，但从案件定性来看，薄熙来的确有加速滑向高岗方向的可能。 因为上述《薄》文已详细剖析了高、薄相似之处，老牛这里就不再拾人牙慧，仅从高层态度及目前局势，来分析薄熙来何以正迅速滑向高岗方向。我们先看胡温二人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 我们知道，自2007年薄熙来被贬谪安排到重庆以后，胡锦涛就一直没有去过重庆，相反，总书记倒是抽出时间，连续三次去广东，而且每次都逗留多日。总理温家宝亦然，近五年来，温总理曾数次前往广东，对重庆却是爱理不理。重庆的“两江新区”，虽然是在薄时代搞出了一点成绩，但实事求是讲，能从中央搞下成立“两江新区”的批文，那功劳却是薄的前任汪洋的。我们抛开汪薄之争不提，仅从胡温行程，就能判断出他们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记得，在去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为解决政治上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正席卷中国的左右之争，胡锦涛在告诫全党正面临“四大风险”同时，还特地从历史角度要求全党要正视路线选择和指导思想问题。 胡胡锦涛原话如此：“ 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 胡的讲话是不是指向薄熙来？是不是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对薄熙来抱以警惕？如果仅从胡的讲话，还不能得出确切结论。但当我们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召开会上批薄熙来开历史倒车的讲话拿过来，和胡在去年的讲话对比，相信任何稍有政治头脑者都能立刻发现问题。 温家宝原文如此：“ 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 胡、温讲话何其类似！这说明早在去年开始，在胡锦涛建党九十周年讲话和温家宝谈“文革遗毒”、“封建残余”之时，胡温二人就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氏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只可惜薄熙来没有悬崖止步，老牛也不知道这是他没有政治悟性，还是他对自己的政治能量太过自负，还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他的性格所致，这个恐怕就只有薄熙来自己清楚了! 其三，老牛说过，在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中，胡锦涛是通过国安系统亲抓此事。但在中央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之前，薄熙来指派黄奇帆，透过香港某媒体开脱责任，试图影响舆论，倒逼中央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调整调查结论，这使得高层极为震怒，立刻勒令重庆和这家媒体闭嘴。此举不仅使此华文媒体颜面扫地，也进一步恶化了薄熙来和中央高层的关系。 更为关键的是“两会”期间重庆方面的出格举动，在重庆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薄熙来“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一语非常没有政治水平，等同逼宫。此话一出，立刻将胡锦涛置于极端尴尬境地：胡如果去重庆，则是听了他薄的安排，如果不去，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和薄公开对垒。胡的恼火可想而知，所以在“两会”结束之前，高层实际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先通过温家宝对外吹风，然后当晚就通过了拿下薄熙来的决议。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根据中央领导建议，在李源潮、张德江到重庆宣布人事任免当晚，重庆市领导班子就被全体包机拉到北京，在温家宝总理面前逐个过关，被要求和薄熙来进行政治切割，并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在会上，黄奇帆一反原来紧跟薄熙来的态度，积极主动深刻检讨，并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各项决定，会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另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黄奇帆已向中央递交不少对薄极为不利的书面检举材料。 类似情况，“文革”结束后，只有“六四”期间在赵紫阳身上用过。即便是当年的陈良宇案，也没有搞到把全班人马拉到北京向中央当面表态的地步，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薄熙来事件的严重程度，以及以胡温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对薄熙来的严厉态度。   附稿： 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   王立军事件猝然发生，让一路提携并委之以权柄之重的薄熙来一个跟头栽进暴风眼中。一直以来，王立军都被视为薄熙来铁杆心腹，是其麾下推行“毛左”政治路线和“运动式”打黑的核心人物，被国内右翼和法学专家批为开历史倒车，法制中国的破坏者。 但在王立军事发后，主流声音却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想干一番事业、且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警界翘楚，王的做法无可厚非。他的悲剧在于以一介武夫性格身陷政治漩涡，明知有成为“口香糖”的可能，却以身饲虎，被人利用、操纵、抛弃，活脱脱表演了一场政治闹剧，把自己搞成了悲剧英雄。而这场闹剧的制造者，就是成就了王立军，后来又亲手毁掉了王立军的薄熙来，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同的是，萧何作为开国元勋，以汉家兴衰为己任，以其忠心与智慧深得当朝倚重并留下千古美名。而薄氏其人，则被广泛认为是机会主义分子，在任之时就被冠以“政治野心家”之名，其政治路线、立场、动机等都饱受各界质疑。据北京消息，有位已经离退、在党内威望犹存的高层领导甚至直言指出，薄熙来有成为党内第二个高岗的可能！ 高岗何人？ 高岗者，陕西横山人。1927年加入中共。曾在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是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中共到陕北之后，高岗曾任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13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战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于1949年起，任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养成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就是在东北工作期间，因为路线问题，高岗和刘少奇等发生一些争议。 中共建政时，高岗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并从1952年底，开始担任当时在国家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计委主席一职。担任计委主席后，高岗一面紧跟毛泽东推行“左”倾政治，一面判断政治风向变幻，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等，企图扳倒刘、周，取而代之。 为达到这一目的，高岗在党内四处活动，向邓小平、陈云等人封官许愿，编排官衔，制造党内分裂，触犯了中共党内大忌。1953年12月，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高、刘分裂表面化。在当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点出了高岗问题，党内遂展开对高岗的批判，高岗命运逆转。 在接受批判期间，因私自封官事件被告发，高岗方寸大乱，自杀未遂，事件性质再度升级。再之后，在得知中共对其错误定性后，于1954年8月17日，在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作为中共建国后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高岗死后所获罪名包括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谋取夺取党和国家权力、搞独立王国、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破坏中苏团结等等数宗。其同党饶漱石也被一并打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二人迄今都未能翻案。 “高岗式”机会主义 那位退休中央领导为何把薄熙来比成高岗，普通人当然无从得知。但这个类比最起码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已经引起党内高层警惕。同时，这个类比也能部分程度解释为什么在薄熙来主政山城后，胡、温二人迄今为止连一次都不去重庆。 对中共政治规则了解者都知道，尊重老人是中共的一个光荣政治传统。所以，如果胡温继续和重庆保持政治距离，即便等到十八大新一届领导层上任，薄熙来的政治前程也几可预知。更遑论现在还出了王立军事件这样的大事，又发生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敏感时刻，搞得四海轰动，令中共颜面扫地，极为被动，当局之震怒即便用膝盖也可想象出来。 从薄熙来一方看，在把主旋律唱得山响的红都重庆，由自己一路提拔的心腹干将，此前的打黑英雄，居然私约美国领馆长时间谈判滞留，惊动北京，这实在是个莫大讽刺。 有分析指出，此事发生，标志着薄氏“毛左”路线全面破产，他借助“唱红打黑”和“运动政治”苦心经营的所谓政绩和他的政治前途也被顺势瞬间一扫而空，无论此后作再多补救，再强装镇静，心向北京，一切都已不可逆转。和高岗当年一样，在政治上等于已被判处死刑。 其实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前，多维博客有不少观察人士从薄、王二人性格判断，已经预计到这一结局。在多维历史频道上，有了解中共高层党史者也指出，实际上从薄一波在中共十四大被邓小平委以重托，分管人事工作以来，凡薄氏两代人，历时十余年苦心布局，才有了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而所有这一切，随着王立军进出美国使馆，一切都成过眼云烟。从这个意义上，薄熙来跌入目前窘境，可谓丧失薄家两代心血，其痛惜也哉，唯有薄氏明白！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对比同为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习父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遭毛打压，在邓小平时代又被边缘化。一来命运多舛，二来高风亮节，父子二人皆秉良心、守纪律、胸怀国家，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才获得党内广泛认可，终有今日之成绩。 为何习、薄二人政治出身相同，政治命运却如此迥异？有分析认为，除了做人不同外，还必须在中共政治文化上找原因。 对中共文化了解者知道，中共政治文化强调的就是这种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讲究不予不取。对想尽办法，投机钻营，谋取个人政治权力的做法极为不耻，自中共成立以来，都被划为政治雷区。这些理念在今天虽然被执行者们运用的让人哭笑不得，但作为立党之本，仍然被置于道德制高点，被视为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任何人，不管有多大功绩，多高能力，如果在这方面犯下错误，都会遭党内同仁遗弃。 而高、薄二人，都齐刷刷折在这里。和高岗一样，薄熙来的确是一介才子，有不凡政治手腕，二人都曾权倾一方，声震朝野，如日中天，势不可挡。但可惜此二人都长于机会主义，与中共政党文化相违背，太过主动争取权位，长期苦心经营，临阵决策却都犯了高估自身的毛病，活生生断送了政治前程。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高、薄相同之一。 “高岗式”兴风作雨 作为一个在残酷武装斗争中崛起的政党，中共一直极其重视组织工作，强调党内团结，在这一点上，很多人认为中共至少领先现代管理学半个世纪都不止。 虽然中共法统的全面确立者毛泽东在世时提出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在中共党的组织生活中也可以进行正常讨论甚至争论，但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对可能形成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可能造成党的分裂的言行都一贯保持着极为警惕的态度。 我们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从建国前的张国焘，到建国后的“四人帮”，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赵紫阳，类似案例数不胜数，而且一旦过线，处罚都极为严厉。高岗当年也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在对高岗的政治批判中，宗派活动、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搞独立王国等等，都是极为严重的罪名。事实上，有很多党史专家指出，“高饶”之所以被冠以“高饶反党集团”罪名，就是因为他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共法统。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重庆，在王立军事件之前，重庆俨然成了搞“唱红打黑”和“毛式”政治运动的独立王国。他在重庆和黄奇帆、王立军、徐鸣等三人结成实质上的政治联盟，就有宗派主义的影子。他挑起的薄汪之争，往好了说可以看成是党内竞争，是党内民主进步的表现，但实际上，他在中国朝野造成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当年高岗的“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只是中共今天已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执政党的成熟度和包容性正与日俱增，倘换个时代，说不定薄氏早已成阶下之囚。 更为重要的是，除非政治需要，中共对选择何种政治路线的讨论更倾向于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而薄熙来在重庆却极善利用媒体造势，煽动群众参与。一段时间内，薄熙来在重庆和代表国内“极左”势力的“乌有之乡”等媒体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一个在政治中践行“毛左”主义，一个在舆论上予以吹捧支持。前者甚至主动向学界出击，纠合官帽知识分子和学界地痞如周其凤、孔庆东之流等，舞文弄墨，数黑论黄，搞的全国一片乌烟瘴气，颇有“文革”卷土重来之势！ 所谓当局者迷。搞政治其实最怕的就是装腔演戏，因为演着演着，弄假成真，编剧自己反倒失去判断能力，渐成剧中之人。薄氏其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最终把自己编排进去，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我们都很清楚，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卷动朝野力量四面出击，都是最最愚蠢的行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公司，包括一个家庭，都不会希望有人内外勾结，卷动漫天烟尘。任何一个组织中的个人，哪怕再有能力，如果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出于组织整体利益考虑，也是一定会被清理出去的。 众多现象都告诉我们，事实上早从去年年中，薄的政治大戏已经无法再演下去。在去年召开的中共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中，应对薄氏挑起的政治争论，胡锦涛总书记甚至搬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对。 能逼到党的总书记出手应对，薄氏此举，可以说和高岗当年在国家计委对刘、周四面出击的政治路数如出一辙，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构成了高、薄二人的相同之处。此其二也。 “高岗式”政治赌注 我们再从政治路线选择上看薄熙来和高岗的共同之处。 历史上，高岗一直是建国后某段时期“左”的路线的支持者。有专家指出，高岗到计委后向刘、周开炮，既有拉下刘、周取而代之的想法，也不排除有政治路线之间较量。而且历史也证明，因为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当时也的确也犯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而高岗正是投毛之所好，在此期间跟风起势，极力营造“极左”空气，惹起众怒，才最终断送了自己。 我们再看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从行政命令式的全城唱红，到疾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打黑，再到“分蛋糕”的均贫富做法，薄所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毛式”极左主义和高岗重生的影子。 比高岗更绝的，是薄熙来似乎更懂中共政治，更懂如何运用现代传媒。他的“唱红”乃歌唱主旋律，“打黑”是为保证社会安宁，“分蛋糕”抓住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普遍不满的心理。因而这些措施无论从中共执政理念上，还是社会舆论上都完全可应付过去，而且还可以毫无顾忌的把这些措施推向极致，既让中央无话可说，又可席卷民意，形成倒逼中央之势，为十八大晋升常委谋利。如此手腕，恐怕就连高岗也自叹弗如！ 遗憾的是邓小平说了“实事求是”四字。在此四字真理面前，别说高、薄之属，就连强势如毛泽东者，以开国之尊推行极“左”路线，也被现了原形。所以邓小平在后来总结历史时说过，中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 ，胡锦涛总书记说要“不折腾”。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搞“毛式”极左运动的瞎折腾不得人心，效之者形同玩火自焚。 曾记当年高岗出事，有一项罪名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而被高岗口头极力颂扬的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高岗明里拥戴，暗地里其实是反对他的。他老人家为此还发明过一个非常贴切形象的说法，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据说高岗本人对此喊冤不已。 那么薄氏今日之为，又让党内高层、政界同仁作何解读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薄熙来一直把邓、江、胡等中共三代领导挂在嘴上，但实际上，重庆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是已被历史否定的“毛式”极左主义翻版，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被悉数雪藏冰封。中国有句古话要“阳奉阴违”，此话用在这里，可谓恰当之极！ 高、薄之同，此其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