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中南海 > > “ 文化大革命 ”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 杨尚昆 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 杨尚昆 “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 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 江青 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办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正式给我平反了。 > > 我回到中办时， 中南海 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 中南海 内俨然是个大工地。工程虽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是机关的样子。 > >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单位被“砸烂”，停止活动，房子被别的单位占用，现在恢复工作却无处办公。例如中央宣传部恢复后，就曾先后临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 中南海 新建的301号楼办公。解决“文化大革命”中乱占房子造成的遗留问题是当时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 > 国民经济困难的严峻形势，也反映在中南海内。那一段时间，中央召开各种会议，只招待一杯白开水，如果你想喝茶要收茶叶钱2角，没有带钱就记账以后补交。这个规矩直到1982年后才取消。 > > 胡耀邦 到勤政殿办公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老同志被整或靠边站，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来过中南海，他们可能有许多话要向书记处的同志倾诉，就决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开大门，欢迎老同志们来做客、谈心。一个月以后，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又正式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请柬，邀请在京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观中南海 毛泽东 主席故居。以后逐步扩大范围，决定中南海每逢节假日对外开放，一下子消除了中南海在人民群众中的神秘感，拉近了党中央和群众的距离。 —————————————————————————————— 揭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作者：苏维民，选自：《百年潮》杂志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胡耀邦 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三中全会以后我也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气象一新的中央办公厅。 排除干扰为干部平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中办的陈麒章等几位老同志就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办公厅被诬陷是“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黑窝子、烂摊子”，中办的工作人员是“杨尚昆招降纳叛来的死党、爪牙”，现在复查工作仍然控制在过去整人的人手里，要求立即改组复查班子，为整个中办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2月2日， 胡耀邦 阅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调整复查班子，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可以说，没有 胡耀邦 “先调整复查班子”的果断决策，中办受迫害同志的平反不会顺利进行。我的平反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原中办政治部秘书处的一位处长，打电话约我去谈关于给我平反的问题，我准时去了，他却违约，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不见人影。我想，三中全会以后你还如此傲慢，我也没有时间奉陪，看你还找不找我。又过了一些日子，刘火、彭达彰等老同志回到中办政治部主持工作，刘火亲自打电话要我去谈平反问题，我欣然前往。这次同上次大不一样，一见面，刘火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政策你清楚，给你平反”。话不多，掷地有声，令人倍感温暖。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中办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苏维民同志的平反决定》。 “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复查，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江青 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在杨尚昆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认真负责，努力工作，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全党。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办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毫无疑问，这238人中包括我在内。现在，中央正式给我平反了。 与此同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处理十分慎重。党组织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可以信任的好同志，虽然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但属于被迫执行任务。当然，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以后，不再适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这与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革命家、老干部动辄打倒，对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人也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死党”、“爪牙”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不同。在重新分配他们工作时，一般考虑到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特长，按照原来的职级安排适当工作。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触及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那时，个别人牢骚满腹，不断要求新的中办领导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例如一位同志是学水产的，分配他去水产部工作本来正好对口，但他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已免职的一位同志的儿子来信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把他父亲家中的电话撤了（那时配备电话是工作需要，当时线路紧张，因工作需要等候安装电话的人很多，并不涉及待遇问题）。相反，一些老同志、老领导复出以后，却是十分谨慎、兢兢业业，处处做表率。有一天（那天是星期日），我因一件事打电话咨询军委卫生部，接电话的是时已78岁高龄的贺诚部长。我很惊讶，这位老部长很平静地说“今天是我值班，有什么事你请讲”，并认真地答复了我的问题。

一、背景简介 1956年是知识分子相对比较舒心的一年。在1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随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在张稼夫领导下，一面制定12年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计划，一面通知各所支部动员党团员检查任务完成情况，掀起一个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其中，“青年研究实习员尤应检查如何虚心向科学家学习并做好科学家助手问题”。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即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部分党、团员和党支部发生了意见分歧。 这里，先要介绍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经济研究所代所长、党支部书记狄超白(1910-1977)，江苏人，1931年入中央大学，同年入党。1949年，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统计处处长，北京大学经济系兼职教授，1954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并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另一位是党支部宣传委员林里夫（1909-2001），辽宁人，1927年入北京大学，1929年在日本东京入党，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武卫会）党团书记。1937年在陕北公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1947年后，任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东北计划统计学院领导等；1954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政治经济学组组长。 争论双方的意见分别是：党支部强调青年要在工作中学习，虚心向科学家学习，做好科学家助手；部分青年则希望多一些学习时间，发展各自的爱好和长处，包括争取副博士学位。不难看到，即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争论也是寻常的、不值得上纲上线，不是非黑即白的。然而，由于中宣部、中科院党委、《中国青年》杂志的介入，使所内的争论被升级和公开化，在刚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刻，发展成一个特殊事件，直至变成“敌我矛盾”，经济所党支部全军覆没，林里夫被打成右派，还衍生出“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 关于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是撷取一个片段，即1956年11月胡耀邦与经济所四位青年的见面和谈话。 二、《中国青年》的介入 1956年第13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和《要积极诱导青年前进》两篇文章；之后，第16期，开辟了一个专门版块：《对本刊批评的反应》，并发了编者按： “本刊第十三期发表了‘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和‘要积极诱导青年前进’两篇文章，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进行了批评。现在将狄超白同志的‘关于鼓励青年积极性的讨论’来稿在本期刊出。 我们认为：对批评有不同的意见，是可以提出讨论的。可惜的是，狄超白同志这篇文章，只是一般地论述了向科学进军中发生的几个问题，这些道理除了若干地方还需要研究之外，一般也是对的。但是：今天的问题是：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与青年所争论的问题，和他们所采取的办法，远比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在实践中并没有按着文章中的论点办事，而经济研究所的青年也并没有违背这些论点，那么，究竟是青年还是狄超白和林里夫同志犯了错误，应该纠谁的偏，最好是让事实来说话。” 经济所内部分人认为《中国青年》这样的立场不公正。为此，团支部委员裴俊生（1931年生）于1956年9月4日给《中国青年》政治组编辑去信： “在你们的刊物上见到了++、++、+++、+++等同志所写的四篇有关经济研究所的文章，我认为基本上不合乎事实。作为与事实有关的本人，我认为面对着颠倒事实，我不能不根据事实不发表我的意见。你们编辑部也同意‘最好让事实来说话’。因此我根据事实写了一篇‘让事实来说话’的文章。希望你们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精神予以发表。” 《中国青年》杂志没有发表裴俊生的《让事实来说话》，理由是：宣传“八大”，稿子很多；还要等中科院党委做了结论以后再定。几经申诉都不成，裴俊生想到了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求助。于是，1956年10月25日他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贴上一张4分钱邮票，从邮局寄出。在信中，他向胡耀邦反映，《中国青年》对经济所内的意见分歧作了颠倒事实和掩蔽真相的报导和批评。几天后，胡耀邦秘书来电话，告之胡耀邦看了他的信。中科院党委正在处理这件事，请等一等再说。等了一段时间，得知中科院党委要下达一个处分狄超白、林里夫的决定草案。裴俊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错误结论出台。趁处分成定局前，11月13日，他再次提笔给胡耀邦去信，反映《中国青年》对他的稿件置之不理： “我的稿件是根据你前次给狄超白同志来信中所表明的方针：可以允许提出反批评的文章，以及《中国青年》编辑部的按语促使我写成的。……我坚信：事实最终是不会被蒙蔽的！我仍希望您根据我在十月二十五日给您的信中所陈述的内容与要求来处理我的稿件。我祈等着您的回示。” 三、胡耀邦家中谈话 3天之后，11月16日上午，胡耀邦秘书电话通知裴俊生，胡耀邦想与他们面谈，并请他另邀几位同往。16日下午，裴俊生（团支委委员）、江明（党员）、李维惠（党员）、宋博凯（团支委委员）四人准时到了胡/耀/邦位于北京灯市口八面槽的家。 一上来，胡耀邦先询问几位从哪个学校毕业，担任什么工作，然后说：自己因为忙，没有看裴俊生的稿件，只是看了信，情况不太了解。他建议：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花费这么多精力，有这么多时间可以放在向科学进军方面。我们参加革命嘛，要随时经得起委屈，受人骂。他举自己在延安时，曾被人骂过“五个主义”。胡/耀/邦说，《中国青年》的批评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这些不正确的地方，在我看来，一没有反党，二没有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三没有构成人权问题。胡/耀/邦曾经指示过《中国青年》发表指名批评文章要慎重，起初他也是不同意发表那篇《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的文章。讲完之后，他问裴俊生有什么意见？ 裴俊生首先做了个表态：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抛弃个人得失。我们不是在争输赢，而是向您反应情况。接下来，他向胡耀邦介绍了经济所青年在向科学进军中所引发的一些问题，比如，不愿意做调查，或对调查工作厌倦；高、初中同学，不愿做图书、资料工作，某些人理解向科学进军是在若干年内取得候补博士。他说，这些思想会妨碍青年与老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妨碍研究计划的完成，影响或推迟12年远景规划的完成。为了发展科学事业，党支部不支持这些思想，进行批评是完全适当的。而《中国青年》认为狄超白、林里夫这样做是压制了民主，打击了青年的积极性。他说，党和团的领导都承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遗憾的是《中国青年》，把事实真相经过蒙蔽，并加以歪曲。问题倒不在于狄超白、林里夫受到什么委屈，问题在于，批评是揭开矛盾的所在，指出前进的方向，《中国青年》的批评起了相反的作用。裴俊生还反映，《中国青年》记者来经济所了解情况，只了解一面，而不向另一方面负责人了解。他说：我们尽可能使记者能全面了解情况，避免主观、片面的结论，但是记者并没有这样做。 话音刚落，胡耀邦说：听意见怎么能只听一面，这是不对的。《中国青年》批评错了，林里夫、狄超白同志受了委屈，请你们代我向他们道歉。他还说：我们报纸不知根据了一件什么“先进”经验，什么“报纸批评错了，不作自我批评。”这是落后的经验。批评与自我批评，后者比前者字多一倍，但要实行，在困难上不止于增加一倍。 胡耀邦的平易、坦诚和原则，使裴俊生等青年也敞开心扉继续申诉：《中国青年》批评经济所领导忽视新生力量的培养，打击向科学进军积极性的根据是，只强调让青年当好助手。他说：如何发挥老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培养新生力量，所领导认为，青年当好老科学家的助手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必要形式。一方面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工作上的支持，同时青年也学到了本领。这也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科学家的过程。周总理报告要求发展科学，我们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发挥现有力量，克服向科学进军的障碍，而某些人着眼于副博士问题，片面、机械的搬弄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那种在教研室下培养的制度，在苏共20次党代会上也检查出来有缺点，尚须改进。党支部针对讨论中反映出来的思想问题，进行了适当的批评，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学位，它是一种荣誉，不是一个目的。党支部不是不同意同志们去考副博士，而是说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基础。《中国青年》把这一情况也歪曲了，说党支部压制考副博士，说“考副博士就是个人主义”。 听了这番话，胡耀邦说：这样看来，《中国青年》有很大的错误。《中国青年》不发表你的文章，你可以向《人民日报》，党中央宣传部反映。可以写短一些的文章送给《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中国青年》不会影响团中央的威信，正如批评《人民日报》不会影响党央央的威信一样。 最后，胡耀邦做了个总结，他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责任，从三个方面做检查，自己占了两条：一条是不慎重。当时狄超白来信说，让再等一下，现在看来是对的；第二条是犯了主观主义，不了解情况。他表示，要去《中国青年》做一下核实。 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五点多。五点半以后，胡/耀/邦要去接待外宾，四个青年便起身告辞了。 事实上，胡耀邦的参与意见，确实阻止了中科院党委对于狄超白、林里夫的处分决定草案在1956年的下达。但是，往后的事态并没有按照胡耀邦和很多人的善良愿望发展。悲剧还是发生了。向胡耀邦反应情况的四个青年也被牵扯进了“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 四、假设历史 本文所记胡耀邦谈话，是根据去胡耀邦家的四位青年于1956年11月19日的追记稿。54年之后，一页页仔细阅读因为一个“反党集团”而保存下来的文件，心情沉重而复杂。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历史每每提醒人们做各种各样的假设。让我们在这里假设：如果胡/耀/邦在1956年主政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整个事件按照胡/耀/邦的意思处理，就不会有所谓的“狄、林反党集团”；假设没有“狄、林反党集团”，就可以存留一批知识分子精英。如今，孙冶方和顾准，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界和思想界的丰碑。人们有所不知，如果狄超白没有遭到整肃，孙冶方1957年可能不会被调入经济所担任代所长。狄超白，曾是把很多中国人引上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道路的人。早在1935年，他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四年时间，发行了八版。人们还有所不知，林里夫是顾准的入党介绍人，与顾准情谊深厚。在顾准病重住院期间，除了林里夫关照之外，他的女儿林皎皎每天去医院看护顾准。顾准临终时讲到他非常感激的三个人中，第一个便是林里夫，并在遗嘱中将“存款500元赠予里夫老友”。孙冶方一生中精彩的一个篇章其实是对顾准、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照顾和使用。孙冶方说林里夫“有知识”，是“活字典”，说顾准“有才华”等等。这构成了孙冶方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招降纳叛”的罪名。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因为经济所狄超白、林里夫被打倒，以及其他人因为“狄、林反党集团”被整肃，破坏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正常传承，使得经济所的历史大相径廷。 1956年的经济所历史，没有按照胡耀邦的意愿发展；但是，二十年后，历史给了胡耀邦更大的历史舞台和权力。使他一上来就石破惊天，平反冤假错案。对胡耀邦来说，这么做是天经地义的。继而，他又开启了1980年代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改革，开创了执政党少有敌人的特殊时代。这对于一位历经共产党内残酷斗争的领导人物来说，是异数，是不可思议，这需要非凡的觉悟和勇气，也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幸运所在。 胡耀邦在1980年代能够那样做，实际上是他的基本品质、胸怀、素养和人性的自然展现。1956年，他那么认真地处理一个普通团员的上诉信，诚恳邀请他们来家里谈心，倾听不同意见，意识到有错，就立刻承认并道歉。即使是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杂志有不当之处，他也不推诿责任。这个过程看似平静、自然。但是，对于一位共产党高级干部，那是什么样的心灵和心态啊？胡耀邦主张批评和反批评，反对动辄上纲上线，敌我斗争的做法。在那时的胡/耀/邦眼中，哪里有那么多敌人？如果有那么多敌人，只能证明这个政党和政权是失败的。1956年，在苏联，正发生着苏共20大赫鲁晓夫揭露和否定斯大林大清洗；在中国，胡耀邦则代表了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与那些以党、领袖和革命的名义，泯灭人性的残酷无情相比，胡耀邦身上闪耀着超越于党性的人性光辉。 在胡耀邦先生逝世22周年的时刻，回顾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以此作为纪念。 参考文献 1，裴俊生给中国青年的信（1956年9月4日），裴俊生提供； 2，裴俊生给胡耀邦同志的信（1956年10月25日），裴俊生提供； 3，裴俊生给胡耀邦同志的信（1956年11月13日），裴俊生提供； 4，《裴俊生、江明、李维惠、宋博凯向中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支部的汇报》（1956年11月19日），裴俊生提供； 5，林里夫：《鞠躬尽瘁、坎坷一生—-狄超白传略》，原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载《林里夫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6，《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孙冶方暴露在照妖镜下—选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大字报》，《人民日报》1966年3月12日

王占阳：胡耀邦理论助手：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作者：王占阳 来源：作者赐稿 本站发布时间：2011-6-7 9:31:51 阅读量：2094次 众所周知，吴老(吴江)是胡耀邦同志的主要理论助手之一，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解放思想的急先锋，特别是曾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发挥过重大历史作用，也曾因此受到过小平同志的称赞。吴老现在虽已年逾八旬，但仍身体健康，思维敏捷，并仍能就感兴趣的话题，长时间地侃侃而谈。 拙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出版后，吴老曾在家里多次向我重申和强调了他的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现在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大学的预科班，而不是已经正式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大学。 吴老认为，现在许多人讲邓小平理论，实际并不理解邓小平理论。吴老的上述观点就是对于邓小平理论的阐述与发挥。 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吴老在20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沟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中，已有明确的阐述。他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自身改革所包含的深刻的内容和意义，我认为我们至今并没有阐述清楚。我们的国家毫无疑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由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领导着、管理着，并在国家建设中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但我们的社会是否已是建成了的真正的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呢?我认为还不能这样说。记得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进入是进入了(吴按：指名义上进入了社会主义范畴)，但还没有建成’。……我以为，这句话今天仍然基本适用。不过当时说这话时仍不免过于自信，言过其实。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也没有社会主义’。明明不够格，为什么要给自已挂个空招牌呢?我们在改革中将我们的社会重新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原则上区别于书本上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也区别于已经建成了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现时所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是一个新概念，乃是指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下为建成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的阶段(尤其在经济发达程度和政治民主化方面)。打一个比方，我们虽已进入社会主义大学，但还只是处于预科阶段。按照我国现时的发展水平，这个准备阶段或预料阶段的时间将是很长的，目前尚难以确切估计。”(第87-88页) 如果往前追溯，吴老的这种观点，实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即已开始逐渐形成了。1985年，耀邦同志曾对吴老的文章《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吴老在该文中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地建立起了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但并未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一观点，也已为十三大报告所吸收。(见吴江著：《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260页)但这实际还只是吴老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在后来的阶段上，吴老又根据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邓小平理论，吴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沟通论》一书中，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人们都在争说‘邓小平理论’，但究竟什么是邓小平理论?则所说深浅不一，有的并未得其要领。简言之，邓小平理论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这一理论的要点之一，就在于提出并要求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以及公有制经济成分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头等重要的问题，经济上政治上都是如此。”(第89页) 毫无疑问，重新认识和理解邓小平理论，现在已经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愈益迫切的重大任务。 吴老在和我谈话时，还对“三大改造”表达了强烈的否定态度，明确认为“三大改造”是一个严重的“左”倾错误。实际上，这也是邓小平的基本观点。邓小平认为，所谓“三大改造”，实际基本上就是“照搬外国模式”。但他的这一真实思想却被人们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左”倾解读掩盖了。 最后，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吴老的理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沟通论”，我的理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论”。吴老当面向我表示：你的这部著作推进了社会主义理论。但从根本上看，我们的这些理论实际都是对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发挥与延伸。 (2005年12月11日) [附言：吴老现在已经90多岁了，但身体仍然相当好，最近还曾给我打电话，继续关注国事。——王占阳，2011-6-5]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國商業聯合會」經貿考察團昨天一行30多位抵台，引人注目的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媳婦王豫穎也是參訪成員。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于2011年4月30日在美国费城举行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与会者有：张炜（原天津开发区主任， 现任牛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光（原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主任编辑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研究员，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王军涛（1978年团中央委员， 现任中国民主党主席），普度大学历史学教授洪朝晖， 以及苏晓康（著名作家，电视剧《河殇》作者）、李进进、胡平、陈奎德、何频，陈破空、辜建中、王天成、易改、王书君、孔灵犀等。 会议发言者重点探讨了中国未来的改革的道路。 1.王书君、李进进致开幕词 2.吴国光教授演讲“民变引发官变” 吴国光（原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主任编辑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研究员，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吴国光教授演讲指出：“民变压力到一定程度，引发政治变革”。 中国变革有无希望？有无希望从上而下的变革？温家宝、习近平有希望吗？怎么看待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一只眼睛盯着常委，另一只眼睛盯着其它的东西（解读：万一共产党不行了，他直接争取大众的支持） 温家宝、薄熙来等近期表现，是精英裂变的信号。 民变后一般出现什么情况？镇压是当权者对民变的本能的反应。民变到一定程度，但当局内的野心家、投机者会开始分裂。 民变引发政治变革，如果共产党下台，谁能取代它？对这个问题，吴国光教授认为，精英的；裂变、跳船对变革后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吴国光教授告诉与会人员（大意），不要害怕中国的政治变化，到时精英中的野心家、投机者会撑起局面。 3.张炜评论吴国光“民变引发官变”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张炜、美国的苏晓康针对吴国光“民变引发官变”做了以下评论。 张炜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公开支持学生的中国最高官员。当时作为天津开发区主任的张炜，可能是最年轻有为的官员。会议现场有人说，如果不是六四，张炜应该是比李克强他们更有优势接班的。张炜说，他为近期的北非的茉莉花流泪，想到六四的情景，当时在广场上什么都没说，就是流泪。 张炜认为中国变革难度大，有以下几个理由：中共对民众的控制，精细到五一附加的地步。例如北非，腐化局限于最上层，但中国把腐化变成一种制度，从上到下人人有份。 经济增长不能为这样的威权政府带来绝对的合法性，但加上收买和强权，是可以苟延残喘的。 海外回去的“精英”对腐败政权维护最得力，用西方左派的理论，拿去在国际上进行辩驳。张炜说，西方左派还是有良心的，海归回去的这些精英没有良心。（张炜后面还有专门发言） 苏晓康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电视片《河殇》的主笔之一，《河殇》在六四后被批判是引发学潮的文化因素之一。苏晓康来美国后曾是《民主中国》主编。苏晓康认为，薄熙来现象显示中国高层裂变已经开始。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平稳交接，最近的大镇压就是为了平稳交接。 原世界日报编辑孟玄也做了评论，但没有录制。 4.吴国光回应评论，谈政府的控制手段等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张炜、美国的苏晓康针对吴国光“民变引发官变”做了评论后，吴国光教授又进行了补充。他以中国对出租车安装监控装置为例，说明了中国对民间的控制无所不在。 5.胡平谈领导人变坏、龚小夏谈中国的自由 胡平：中共领导人怎么上台了那么坏呢？ 著名异议人士、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对领导人在台上的作为非常不理解，胡平以前和一些现任国家领导人是同学、同事，他说，这些人当时都是不坏的人，怎么上台后变得那么坏了呢？ 龚小夏：民主制度需要结社自由，中国不具备 龚小夏曾以共和党身份参加美国议员选举，她也是茶党的组织者之一，有丰富的在美国行使民主权利的经验，她说（大意），中国百姓有了发牢骚的言论自由，外界误以为中国很自由了。但这些抱怨没有途径向政府施压，没有结社的自由，就不会有民主制度。 6.普度大学教授洪朝晖谈为共产党算命 本集是普度大学历史学教授洪朝晖的发言和讨论。 洪朝晖教授谈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后，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曾预言中共垮台的年头，但至今20多年了，仍未垮台。一些学者的解释是，中共内部出现分裂，有了一定制衡。 世界日报的副总编魏碧洲在评论时说（大意），这个讲演的主题是为中共会诊，我们不是中共党员，为什么关心中共能活多久？或者为中共延续生命而出谋划策，这是中共自己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民主人士要关心的。 来自Deleware大学的教授程映红也做了发言。 7.原天津开发区主任、现任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先生的发言和讨论 张炜用经济学的概念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以及中国近年的牺牲环境等代价发展的合理性问题。 张炜的演讲内容丰富、精彩，建议各界全部收看。摘录几个主要观点： 1、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不是中共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政策、理论，而是犯了巨大错误后的一个回归，向正常经济体制的一个回归。 2、中国经济发展牺牲环境代价惨重，有数据表明，中国GDP的10%被环境毁坏抵消，也就是说，算进环境成本，中国经济没有增长可言。 3、经济考核要分经济流量和存量，中国的建筑超级短命，说明经济的存量很差。例如，西方建筑可以延续100年或者更久，而中国建筑20年的寿命，这些投入没成为有效的存量。 张炜发言1 张炜发言2 张炜发言后的讨论 张炜发言后的讨论：吴国光、王军涛谈话 相关文章： 什么是民主？（精华） 什么是言论自由？（精华） [茉莉花推荐]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精华）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散步公告专页 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地点专页 中国民主化 天字第一号重要任务：传播翻墙技术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