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经常看到有人为毛泽东唱赞歌，认为他为中国经济打下了基础，列举那二十多年的什么“钢铁产量”、“煤炭产量”和“铁路建设”的数字，认为那个时代没有贫富悬殊，人民不富有，但是生活有保障，甚至有人举外国经济学家的数据，其中包括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那么事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以下就让我来总结一下。其中很多数据也来自于《世界经济千年史》。 首先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人口在几百年来都是世界第一，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从来就不小，如果要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毛泽东时代绝对比不上满清甚至军阀混战时期，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3%，直到1913年，仍然占世界的8.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获得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在军阀割据的时代，各地军阀为了自身利益，反而会发展经济，比如广东的爱群大厦、海珠大桥都是在军阀陈济棠统治时期的产物。 由于连年的战争，到1949年，中国的现状是一片荒芜，百业待兴，中国人民也把满腔希望寄托在毛那里。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中国人民的希望，他们得到的是： 从1950年到1973年，中国的GDP年均复合增长率只有5.02%，低于拉美国家的5.10%，低于墨西哥的6.38%，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所以他的增长率理所当然要高一点，比如我的收入增长百分比很容易比李嘉诚高一点。从1973年到1998年，中国的GDP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84%。这些增长率还是以美元计算的，事实上在中国完全封闭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完全失真的，大家还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才退出的《外汇兑换券》，《外汇兑换券》是按官方公布汇率兑换的，可以在特供商场买到很便宜的商品，当时人民币对美元两元多的比率只能在小范围内有效，一旦放开只能是大幅度的贬值，现在美元黑市几乎消失，中国用了三十多年才消化掉毛时期的虚假财富。 中国GDP占世界GDP的份额，在1950年是4.5%，到1973年占4.6%，而在同时期，亚洲国家（不含中、日、印）的GDP从1950年占世界GDP的6.8%上升到1973年占8.7%，而日本1950年占世界GDP的3.0%，上升到1973年的7.7%。中国在当时的发展连亚洲一般国家都不如，当然有人说日本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中国或者因为不给中国战争赔款的基础上的，或者说中国人口多、素质差，这些我就不做评论了。按照中国（社科院）统计，1952年，中国GDP占世界的5.2%，1978年占5.0%。人均GDP在1952年占世界平均水平（注意不是欧美国家，包括亚非拉兄弟）23.7%，1978年占世界平均水平22.3%。按照“高盛”的数字：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7%，1970年占世界GDP的2%。“高盛”的数字也许是按人民币实际价值估算的。不管哪组数字，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都低于同时期世界平均发展速度。 中国GDP的增长率很慢，考虑到人均GDP增长就更慢了，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从1950年到1973年只有2.86%，同时期日本是8.05%，只有印度是1.4%，而其他亚洲国家是3.56%。 毛年代在一个和平时期，中国的人均GDP在1960年、1961年、1962年却有连续下降回复到1953年水平的记录；1967年下降了10%；1971年到1972年只增长了0.6%；在1974年又下降；1976年下降了5%。1976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再也没有发生过倒退的悲剧。同时期的印度只有1957年、1965年、1966年是下降的，要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了五次“印巴战争”。虽然毛口口声声说要“超英赶美”，但是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在1950年相当于西欧12国人均GDP（5013元，1990年“国际元”，下同）的8.7%；到1976年，中国人均GDP下降到只相当于西欧12国人均GDP（12742元）的6.7%。即使不去看这些数字，试问水泥、煤炭、钢铁这些“毫无技术含量”的资源型工业能说明什么问题？中国一汽在五十年代和日本丰田差不多同时投产，当日本丰田成长为年产几百万辆车的世界名企的时候，一汽还在做30年前苏联提供技术的车型。 在毛时代，中国确实做出了“原子弹”，但是在那样的经济基础上，中国做不了几颗！而且，中国在初期主要是依赖苏联在技术上进行指导(包括，核裂变、核反应、核物理、核化学、地质勘探、同位素分离、铀的分离等。)以及苏联在核工业的基础设施方面向中国提供物质援助；后来，再由旅美归来的邓稼先带领下，于1964年才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没有“运载工具”，中国的“原子弹”最多在自己的土地上用一用。直到1980年，中国“洲际导弹”才宣称制造成功。这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把“原子弹”扔给别人。但在那段时间内，印度也于1974年引爆了自己的“原子弹”。根本上，中国没有造出穷人的“原子弹”，只是造出穷人挨的“原子弹”！当然，拥毛的人是不在乎自己和同胞的生命，哪怕完全不值得。 中国的出口额在1950年是63亿，占本国GDP的2.6%，到1973年只有116亿，降低到占本国GDP的1.5%。很多人陶醉于毛泽东时代的“独立自主”，认为现在对外依赖过大；其实，毛泽东只是把中国经济拉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出口额在1978年仅占世界出口额的0.8%，还没有恢复到1913年占世界出口额1.6%的水平。当然，有人可以说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原因；不过毛泽东说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事实上，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中国一直喜欢和印度做比较，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就看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关于印度发展缓慢的原因，有很多文章评述，比如印度的多民族是真正的多民族，最大的民族还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充满了种族和宗教冲突，还和巴基斯坦进行军备竞赛。中国虽然号称多民族国家，但是汉族人口占90%以上，而其他大部分民族也被汉化程度很高。即使如此，在毛泽东时代，印度的发展比中国快，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148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260美元、印度的248美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很快就超过了印度，这样我们才有了理直气壮的对比的资本。 一般认为，毛泽东时代在《人口政策》上的失策是导致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候，毛泽东时代也不是提倡生得越多越好；在七十年代初，中国就提出了计划生育，不过毛时代提出计划生育主要还是因为粮食供应实在太紧张了，今天40岁以上的人都有饥饿的回忆；而1976年中国人口只相当于现在的70%。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口增长大致在10‰至16‰，这和日本同期的增长幅度接近，在1961年，中国人口居然比上年下降了674万，这其中的悲剧就不细说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高峰出现在80年代初，比如1983年达到23‰，1990年，日本已经下降到3‰，而中国仍然保持着13‰；值得注意的是，到1998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是8‰（日本为2‰），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早就该取消了，如果说毛泽东在人口上面犯错误的话，只能说由于他对教育的破坏，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得不到教育，他推行户籍制度完全斩断了城市化进程，工业就业人口少，所以让人口高出生率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初。 毛泽东时代并不象现在健忘的人说的那样“人人有书读”，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全国高等学校只招收29万个大学生，1978年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只占大学年龄阶段的1.4%，同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40万，在校大学生只有85万人，1998年全国大学生在校人数为600万人，2005年，增加到1400万人，就算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交不起学费，教育状况也已经天壤之别。我不知道在毛泽东时代有多少人能靠推荐上大学，我们只知道恢复高考是让无数青年欣喜若狂的大事，他们洗干净脚上的泥土或跳下拖拉机走进考场，直到现在，这些恢复高考后培养的人才还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很多人讲起自己的故事都是从恢复高考说起。1978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5.33年。毛泽东时代的学费也许确实很低甚至免费，但是平均每人只有5.33年，直到1998年，这一数字才上升到8.93年。即使读这五年书，我们还要为没有书本和笔发愁。虽然学生们没有书读，《毛主席语录》却印刷了50多亿本，当时全世界每人可以分到1.5本。 现在很多人对高房价很有意见，甚至有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福利分房”，可是在1978年，国家建委作出一份《关于加快城市住宅建设的报告》，当时全国有城镇3400个，人口1.1亿，城镇人均住房只有3.6平方米，比解放初期的人均4.5平方米还下降了0.9平方米。在大城市里，几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几家人是很平常的事情，很多住宅里没有厕所，冬天的时候到离家几十米甚至几百米远的地方上厕所的滋味，很多人忘记得很快；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大街边还看到家家户户门前早上放着马桶。即使这可怜的三点几平方的房子也不是什么个人财产，很多房子是属于单位的，如果谁没有了工作，就意味着这三点几平方的房子也没得住了。三点几平方是什么概念，确实是只有一张床而已。而大部分小城市的人均住房会好一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均住房不到两平方米。2004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增长到21平方米，广州市人均住房在1985年是3.86平方米，1995年上升到9.2平方米，而2004年是22.49平方米。 在毛泽东时代，很多地方把麻风病人隔离起来，派民兵荷枪实弹的看守他们，现在还有少数的麻风病村，就是毛时代留下来的“医疗福利”。几百万人被麻风病夺去生命或者毁容，可是预防麻风病只要几毛钱的药品。说什么“免费医疗”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至于帮农民医治血吸虫病，其实就是因为农村卫生状况恶化才导致大范围的疾病流行。至少今天，除了几个爱滋病村我们还没有听说这种大批人死亡的情况发生。今天再有人看不起病，非典病人还是隔离在宾馆里面。四环素是由金霉素催化脱卤生物合成的抗生素，毒性低，早在1948年即开始用于临床。1950年，国外有报道四环素族药物沉积于牙、骨骼以至指甲等，而且还能引起釉质发育不全。在这方面，国内直至70年代中期方引起注意。“四环素牙”不知道毁坏了多少人的牙齿，今天30岁以上的人很多都为此苦恼。在毛泽东时代，农村里大多数人没有刷牙的习惯，他们也不会有钱去买牙膏，连这种最基本的保健都没有，还谈什么“免费医疗”。 在就业上，由于计划经济的恶果，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城镇人口很多都成了待业青年，年轻人工作要靠顶替父母的职位，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安排了，只好想出一招：“上山下乡”。1600万青少年被赶到农村去，是当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按林彪的话说就是“变相劳改”。“上山下乡”也是因为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竟然还有粮食支援其他国家和出口！今天有人抱怨中国以农民工恶劣的工作条件来换取外汇，而在毛时代中国是以饿死人来换取外汇。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就是城市化，今天中国有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是农业产值仍然提高很多，实行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已经是倒行逆施了，把城市人口往农村里驱赶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奇迹。这些人在农村里面荒废青春，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有人以很多知识青年怀念那段生活来为毛泽东辩护，实在显得苍白，而有的人更会说那段经历对知识青年有教育意义，可是如果教育要付出这种成本也太高了。 2005年，中国产煤16.6亿吨，矿工死亡人数大约6000人，平均每一百万吨煤死亡3.6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告诉我们，当时每一百万吨煤就有三个矿工的生命，从他在矿山上对寡妇司空见惯的描写可以知道，毛时代的矿工死亡率并不比现在低。 毛时代经济增长的真相 1、经济增长波动 经济波动状况：1956～1978年。这个阶段经济在决策失误和政治动乱中大起大落。波动之剧烈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 这个阶段包括1956～1958、1958～1966、1966～1970、1970～1973、1973～1975、1975～1978年等6个周期。22年中6个周期，平均每个周期3.7年。 在这6个周期中，有3个属于经济增长绝对下降的古典周期，即1958～1966年周期，1966～1970年周期，1975～1978年周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增长最高的年份，最低的年份，负增长的年份，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1960、1961、1962、1967、1968、1976年等6年均属负增长。 各个周期的波幅很大，分别达到17.5个百分点，46.7个百分点，30.5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7.2个百分点，14.4个百分点。各周期内平均增长率，即波位分别是13.25％，3.975％，7.225％，6.1％，4.7％，5.6％，各个周期的波位相差较大。这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波动的剧烈。 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短，波动幅度大，波位低。波动类型属大起大落型。 2、经济增长质量 1957～1978年，由于片面追求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实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忽略了对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追求，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很差。 ◆ 这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的效率低下。1952年～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0.32％，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的份额为-5.3％。（注：郭庆、胡鞍钢：《中国工业经济问题初探》，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版，第30页。）1958～1965年、1966～197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30.15％、7.15％。1978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仅为0.16％。而1953～1957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7％。（注：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 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工业，按净产值计算的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7年～1978年平均增长3.4％。其中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2.6％。1966～1978年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1.5％。 ◆ 国民经济的另一重要部门——农业，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的紧缺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按净产值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仅为1957年的94.8％，年均每年下降0.2％（！！）。由于增长效率低，到1978年，全社会每个就业人口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为632美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34％。 ◆ 这个阶段经济增长质量差还表现为经济效益低下。每100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1957～1978年为19元。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实际情况是：“一五”时期（1953～1957）为32元；“二五”时期（1958～1962）只有0.9元；“三五”时期（1966～1970）22.4元；“四五”时期（1971～1975）为15.8元。平均每增加100元的国民收入所需积累额：“一五”时期为312元，1957～1978年则为526元。从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益看，资金使用效果也不大相同。如每吨标准煤所生产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1086元，“二五”、1963～1965年、“三五”、“四五”、“五五”、“六五”各个时期分别为504元、695元、737元、579元、547元、767元。它们在504元至767元之间，远远低于1957年以前的时期，也低于1978年以后的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对经济建设的冲击，固定资产形成率、交付使用率、投资回收期受到很大影响。大量的产品积压，不少产品质量低劣。1957～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约为6.1％（以1956年为基期，则为6.36％。按国民收入计算为5.57％），并不低，若将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结合起来看，这22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徘徊和停滞的状态。 3、人民生活水平 在第二个阶段（1957～1978年），由于从1953年起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给重工业建设筹集资金，国家实行以牺牲当前消费为手段的《高积累政策》。再加上“大跃进”和“文革”的破坏，人民生活提高缓慢。1957～1978年22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由637元增加到644元，仅增加7元。 就实际工资而言，1978年仅为1957年的85.2％，22年间减少了14.8％。 这22年间，农民家庭平均每年纯收入由72.95元增加到133.57元，年均仅增加2.9％。 这22年间，居民消费水平共提高47.5％，平均每年仅增长1.8％。 若就实际消费量而言，全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主要消费品，1978年与1957年相比，除猪肉与食糖略有增加外，粮食由203.06公斤降到195.46公斤，食用植物油由2.42公斤降到1.60公斤，牛羊肉由1.11公斤降到0.75公斤，家禽由0.50公斤降到0.44公斤，水产品由4.34公斤降到3.42公斤。 居住条件恶化。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低于1952年的4.5平方米。农村居民平均每人使用房屋面积，1978年为10.17平方米，比1957年少1.13平方米。 在生活服务条件上，每万人拥有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及其从业人员，1957年分别为41.81个，117.17人，到1978年则减少到13.04个，63.14人。这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文化、教育、卫生状况有所改善。1978年与1957年相比，各级各类学校及其教师、在校生、毕业生，各类文化事业单位及其人员数都有增加，但实际文化教育水平下降。报刊杂志拥有量虽有所增加，但品种急剧减少，内容单一、刻板。文艺团体表演的内容更是单调。 从总体上说，1957～1978年，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处于徘徊、停滞状态，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水平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