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把饮食看作美好的私生活。像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对我来说，最美妙的饮食享受，永远在离开人群最远的地方。” 首先是不喜欢吃席菜，而宁愿随配合菜，当然更加偏向小吃。 还不在于席菜的搭配是强加的，没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不能萝卜白菜各有取舍。更在于这种搭配是集约化的，搭配的背后是属于大众与时尚的潮流。饮食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对个人偏好充满了藐视和否定。当侍应生说这是最流行的吃法和菜肴，很少有人有足够的骨气可以拒绝。那些在对外关系上动辄说不的激进主义者，放在此时大多是咸与维新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经得诱惑，坚持说：我就是喜欢吃回锅肉，而且肉就是要肥一点的。 席菜最与自由主义精神相悖的，是它的等级制。每一种席菜，几冷盘，几热菜，几甜点，这些都是外围赛。精彩的在后面的寡头体制，然后众星捧月的端出一道称王称霸的鲍鱼。菜品之间等级森严，长幼有序。这是餐桌之上对于人间秩序的模仿秀，和餐桌上食客们的位置遥相呼应。如果你是在坐在最下首边缘的那位，你基本上可以大致推测你就相当于边角上那小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五香花生米。 随配合菜自然也有价格与偏好的差序，自由主义者不反对自发演进的差序格局，仅仅是反对差序格局的凝固和与公共权力相结合之后的科层化。在自由主义者的餐桌上，绝对没有哪一道菜是终身制的、领袖群伦的核心。 然后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喜欢吃宵夜。在一日四餐当中，唯有这一回是真正个人主义的。是对于美味的独自偷欢和津津乐道。因为宵夜是不需要讲排场的，宵夜最多的褪去了饮食的社会性和表演性，也没有人请客会请吃宵夜。所以它给我们留下和家人或知己一个单纯的陶醉机会。中餐和席菜是集体主义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歧视集体，但在个人气质上往往对此留有戒心，不愿意在咀嚼美食时，和众人一道发出声音。 自由主义者也就不太喜欢客人太多的地点。有的人比如我的妻子就更喜欢在众人面前进食，如果大家都吃得开心，自己就比较开心，胃口大张。有一种欲望会在人群之中随着人数的增长而增长，这是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者的共同点。 所以有一种自由主义者最反感的形式，就是自助餐。我说的是那种人多势众的自助餐，尤其是自助式火锅。关于这种类型的可恶之处，我在《乌托邦之千年食堂》一文中有切肤之痛。乌托邦的气质正是我所以最反感的地方。尽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取舍，要什么就是什么。但由于所有食客在缴纳了相同的费用之后，一旦进入喧哗的大厅，就等于进入了一个模拟的共产主义公社或大食堂。无论你吃什么，吃多少，你的成本都为零（边际成本为零），自主选择的快感很快就被这种成本为零之下的各取所需的虚拟性埋没了，被令人生畏的人数规模吞噬了。你变得不再重要，在饮食的流水线上你有一种被喂养的家禽感。尽管你是付了费的，但那些袖手旁观的侍应生，看上去更像是大规模养殖场的技术人员。自助餐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食为本的。他背叛了类似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声称的一个起点：每一个个人吃得高兴，是一切人吃得高兴的前提。 自由主义者，总是程度不一的保守主义者。所以在个人偏好和就餐场合的选择上总是不太喜欢频繁更换。自由主义者往往是婚姻的忠实拥护者，他不愿意喜新厌旧。在饮食上的这一习惯就是一种延续。我多年来在一家固定的面馆吃二两的牛肉面，直到他拆迁关闭。这就像一个英美式的判例，遵循的是”以前有人做过的事就可以依法再做”的先例原则。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者缺乏更多的冒险精神和改弦更张的动力，而对有历史的传统（路径依赖）存有”温情与敬意”。但保守不是顽固的反对变迁，直到在意外的因缘下进入另一家餐馆，觉得味道大好，这便形成又一个新判例。自由主义者的口味是渐进的，不会贸然从吃辣突变为吃酸。 这和某些人又不同。他们喜欢不断更换就餐的地方，寻找城市中新晋的时尚餐饮场所，他们不断地尝试，渴望成为第一个吃螃蟹及其他的人。这种人是社会的激进力量，倘若有关于堕胎或者安乐死的法案，他们一定会投赞成票。他们坚决支持申办奥运，也支持城市中心广场的改造。在王蒙的笔下，他们当然也赞成牛奶面包对坚硬的稀粥或豆浆油条的取代。而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心里也挺喜欢这样的人，但总是宁愿走在各种队伍的最后面。就像在餐馆里，自由主义者总是喜欢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 菜品也有讲究，自由主义者不一定要反对”霸王别姬”这种名堂，但一定反感菜名的意识形态化，反对把就餐变成与就餐无关的事情。就像反对把体育变成与体育无关的东西一样。抗战时期的重庆有一道菜叫做”轰炸东京”，尽管自由主义者也爱国，但自由主义者是不会吃的。一道菜叫做”万寿无疆”或者”三个代表”，对不起，也是打死不吃。孔子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自由主义者反对过分的精细，反对对于佐菜和佐料的不尊敬。红楼梦贾府里那一道用了无数只鸡才配出来的茄子，和黄蓉用掉一整支云腿才煨出来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二两豆腐脑），自由主义者都是不爱吃的。自由主义者反对烹调中的专制主义，反对餐桌上的秦始皇，反对”满汉全席”这种餐桌上的大一统梦想。 自由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反对把素菜做成荤菜的样子。 从逻辑上讲，自由主义者也是应当喜欢炖菜的。炖牛肉、炖莲藕骨头汤，炖一天一夜的老母鸡。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清静无为，善于等待，这样烹饪出来的菜品最有营养，又保持了完整的菜形。渐进的烹饪艺术，所谓形散而神不散。但我在学生时代却不喜欢吃，作为典型的四川人，我唯独偏好火要大、油要辣的麻辣烫的食品，我喜欢看火焰在铁锅上飞腾而起的壮丽景观。直到毕业之后经济独立，感到白居不易，开始爱上了味美汤鲜的炖菜。炖菜缺乏的是高歌猛进的煽动性和外观设计上的噱头，没有入口即爽的感官刺激，但却温文尔雅，鱼鲜鸭肥，外可养颜驻容，内可滋阴壮阳。如果将爆炒煎炸烧比作是外家功夫，炖焖煨熬就是以静制动的内功了。 所以二十五以前爱上炖菜的人比较少，二十五岁以前成为自由主义的人就更少。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一只耐得寂寞的老母鸡啊。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和共产主义革命家有难得的一致。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请客，也不喜欢被请。吃的最高兴的是AA制。自由主义者也不喜欢在餐桌上给人夹菜，当然更不喜欢吃别人夹来的菜。理由并不是卫生问题，自由主义者不是完美主义者，在饮食上绝对没有洁癖。而且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不通情理的，并且讲究妥协和均衡，所以既然夹来了，吃还是要吃。 对于分餐制自由主义者也是举双手赞同的。理由当然也不是卫生问题。自由主义者强调私有的产权明晰，摆在餐桌上的大鱼大肉都是程度不一的大锅饭，。因为产权和份额不明。最典型的就是军队中的就餐方式，我在大学军训期间曾达到一生中的食量最大化。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体能的消耗最大，而是整整一个班的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用一个面盆打来菜肴，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交了自己那一份伙食费，但那一盆菜尚未实行股份制，而是大一统的。所以一种产权不明的就餐方式把我们变成了一群食不知味的猪悟能。 而分餐制是一种强调私有财产权的饮食文化，摆在自家的面前就是自家个人的，可以不慌不忙的吃。没有戒备，吃的乐趣就大增。至于有些非自由主义者觉得吃东西就是要抢着吃，才有乐趣。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有勇气坚持自己那一份。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赞成以西餐的方式吃中餐。但请不要将此简单理解为餐桌上的”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那样会以辞害意，失去本分。 烟酒有害，最好是不沾。但如果权衡利弊，非要选一种”最不坏的”的，那么自由主义者宁愿抽烟，而不愿饮酒。   酒是一种天然的集体主义的媒质，酒精考验的干部和一醉方休的梁山好汉，都隶属于一个伟大的团体。个性张扬有如李太白，喝到二麻二麻时，也要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可见酒这样东西是独乐乐万万不如众乐乐的。劝君更饮一杯酒的举动，也常常让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难为情。虽说嵇康刘伶等嗜酒如命的魏晋名士多少有些自由主义者的架势，但刘伶所谓便喝边说”死便埋我”，那是根本不需要旁人来陪的。他们的酒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媒质，就连举杯邀明月也不屑为之。然而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就至于鲁。所以魏晋之人到了”感情深一口闷”和”三陪过后尽开颜”的今天，就不会喝酒了，他们也一定是改为抽烟。 烟不同，虽然有时也要敬来敬去，但吞吐之间全凭自在，节奏自己把握。不会像饮酒一样互相窥视，做一些相互配合的暧昧姿势。所以烟是个人主义的，它以每个单独的主体为本位。不像酒是以一种”主体间性”为本位。所以抽烟比饮酒更具有隐私性。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在公众场合吸烟。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把饮食看作美好的私生活。像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对我来说，最美妙的饮食享受，永远在离开人群最远的地方。 （王怡，自由撰稿人。） 【原文链接】

“个人主义有两种：（１）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２）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 五月五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张熙若先生的《国民人格之修养》。这篇文字也是纪念”五四”的，我读了很受感动，所以转载在这一期。我读了张先生的文章，也有一些感想，写在这里作今年五四纪念的尾声。 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张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颇吃一惊。他是政治哲学的教授，说话不离本行，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他充分承认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缺点和流弊，尤其在经济方面。但他指出个人主义自有它的优点：最基本的是它承认个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他又指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神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说，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及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流弊，但以个人的良心为判断政治上是非之最终标准，却毫无疑义是它的最大优点，是它提了高价值。……至少，它还有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的用处。此种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过与此种人格根本冲突的政制）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培养的……今日若能多多培养此种人才，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 张先生的这段议论，我大致赞同。他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新思潮运动，所以他的文章里有”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一句话。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我们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就感觉到当时的”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独秀和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言行录》２２９页）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决。我们在当时提倡的思想，当然很显出个人主义的色彩。但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 （１）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２）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张熙若先生说的”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 近几年来，五四运动颇受一班论者的批评，也正是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平心说来，这种批评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的。他们说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这是滥用名词的大笑话。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我们试看苏俄现在怎样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的努力（参看独立第１２９号西滢的《苏俄的青年》，和蒋廷黻的《苏俄的英雄》），就可以明白这种人生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了。 还有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所以我完全赞同张熙若先生说的”这种忠诚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治下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培养的”。因为这种人格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欧洲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们现在看见苏俄的压迫个人自由思想，但我们应该想想，当日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受监禁拘囚的十万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国的先锋？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了那个很感动人的”革命博物馆”，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张熙若先生很大胆的把五四运动和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相提并论，并且很大胆的说这两个运动走的方向是相同的。这种议论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评，因为有许多人决不肯承认这个看法。平心说来，张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至少有两点是和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民国十六年的国共分离，在历史上看来，可以说是国民党对于这种不容异己的专制态度的反抗。可惜清党以来，六七年中，这种”不容忍”的态度养成的专制习惯还存在不少人的身上。刚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不容异己，又学会了法西斯蒂的不容异己，这是很不幸的事。 “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言行录》１９７页）《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严厉的批评指斥中国旧文化。其实孙中山先生也是抱着大同主义的，他是信仰”天下为公”的理想的。但中山先生晚年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可是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的叫嚣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很不幸的。 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说，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不完全和五四运动同一方向的。但就大体上说，张熙若先生的看法也有不小的正确性。孙中山先生是受了很深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主义的影响的，他无疑的是民治主义的信徒，又是大同主义的信徒。他一生奋斗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爱自由，爱独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看他在民国九年一月《与海外同志书》（引见上期《独立》）里那样赞扬五四运动，那样承认”思想之转变”为革命成功的条件，我们更看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那样容纳异己思想的宽大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至少孙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转变”，所以他能承认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的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 胡适（1891-1962），现代诗人、学者。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深受影响。1917年完成博士论文（1927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要从”八事”入手，首次猛烈抨击封建文学，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首篇正式宣言，为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引起很大反响。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主旨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五四是一个打破枷锁，张扬个性的时代，而胡适则看到了盲目的打倒背后所隐藏的个人主义。提出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主张，并且充分肯定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五四运动爆发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胡适，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