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程美信   2010年3月20日这个星期天早晨，人们醒来时笼罩在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新闻之中，一切是那么富有戏剧性，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们而言，似乎有些意外。然而，“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同样袭击了中国当代艺术，意味着伪当代艺术像腐朽政权一样成为历史古董，行为艺术将成为推动时代艺术变革的激情动力。可以说，行为艺术是治疗中国传统艺术贫血、文化阉人的最佳良药，至少它不再把规避权力、归隐山林作为最高艺术境界，更不必迎合强权、讨好世俗，艺术家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身体力行地表达思想情感，无需技艺驯化和理论体系。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艺术，行为本身就是最好的工具。此外，政治是当代中国艺术家必须攻克的精神障碍，否则他们就没有文化尊严、没有生活权利、没有创作自由，甚至谈不上是21世纪的文明人。 “敏感地带”行为活动跟西方多国空袭利比亚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们来自共同的时代沸点，从埃及爆发反独裁的“茉莉花运动”，触发全世界专制国家的蝴蝶效应，意味着违背民众意志、民主潮流的独裁政权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也不例外，它如似日本福岛发生９级大地震一样恐慌，每到周日下午大城市广场成了敏感地带。“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活动选择周日下午２点正式开始，它不光向中国贫血艺术发起了总攻，还向腐朽的独裁制度发出了挑战角号；它不像架上艺术那样需要材料准备、技艺驯化、理论粉末，也没有经纪人、策展人、批评家，只有一群草根艺术家聚集在北京宋庄。当前中国披着共和制度和现代文明的外衣，谎言与暴力、愚昧与野蛮、荒诞与病态，完全超出了想象加工的艺术作品，使得一切文化艺术、理论学说变得苍白无力。 黄香的《茉莉花开》是个具有时效语境的艺术作品，同时表达了一名中国公民的政治立场、价值理念、理想勇气。作者把自己身体捆在一团茉莉花里，并盖着一块黑布，象征着强权一手遮天的残酷现实，茉莉花代表从北非掀起的反独裁浪潮。行为过程随着歌声“好一朵茉莉花”的响起，引发现场观众不自觉地场景效应，接着是“丧小组”行为艺术团体的进入，他们像一个个死神使者，通过吊丧仪式宣告新生命即将来临。在一个艺术展示场所，出现“敏感地带”、星期天下午、茉莉花、猩红血祭、奔丧小组，这些只有行为艺术才能实现的场景效果。 成力的《艺术卖比》作品，它以最直接的方式向当代艺术家发起了猛烈攻击，通过性交这一原始行为来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出卖灵魂的猥琐本质。尽管成力的行为作品在回避粗俗的字眼，可“比”谐音指向却毫不含糊，似乎在讽刺艺术拍卖比价的意思。事实上，卖艺卖身是不值一提的行为现象，唯独出卖灵魂人格是艺术的伦理忌讳，文化良知是艺术家最后的道德底线。“艺术卖比”显然是嘲讽那些走向红地毯的当代艺术明星们。换言之，媚俗媚权是中国文人艺术家的普遍通病，否则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艺术不会如此贫血软弱。如果说传统派艺术家是先天阉人，那先锋派艺术家则是主动自宫的后天阉人。《艺术卖比》跟作者本人是圆明园时代艺术家有着密切关系，也是艺术家个人的表达立场，跟色情没有关系，配合他进行创作的裸体模特只是语言材料。当然，它让猥亵者只会看到猥亵。 申云的《当代思想者》作品是把全身染成红色，盖着一块喜庆的大红布，口戴防毒面具，摆出罗丹雕塑《思想者》的姿势，坐在展台的一个地球仪上。通过作品协作者的拜堂、剪彩仪式，揭开了作品的序幕。接着，作者用身体晃动地球仪，造成越来越强烈的振动，随着防毒面具的脱落，展台和地球仪同时倒塌，作者像个休克病人那般摔到地上，趴在地上久久没有动弹（由于行为过程过于真实，作者头部直接砸在地面，险些酿成人间悲剧）。“当代思想者”指向中国社会精神状态，长期的专制洗脑，人们的思想不再适应自由空气，在防毒面具的保护下维持生命存在和大脑思考，自由思想成了一种需要隔绝的毒素。“当代思想者”本身是红色犬儒主义者，也是这个谎言国家的工具部件，宰制着这片愚民土地。这里，红色不再是象征着喜庆、吉祥、生命，而是充斥谎言的恐怖暴力！ 梅子的《只有在梦幻》通过身穿绿色戏衣证明女性的历史身份，并用削发行为表达拒斥权力的观念立场，这也是女性主义艺术惯用手法，它置于中国社会语境仍未失效。作品中，她将身体裹在茉莉花里，将自己还原为人的独立主体，释放出普世价值的理想诉求。茉莉花置于特定时期、相应语境，完全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的文化立场。为此，作者将自己的行为作品命为“只有在梦幻”，传达了她理想中的“民主、自由、公正、平等”。这些虽然听起来是陈词滥调，但对于中国人而言则是“只有在梦幻”的事物，茉莉花在北京街头成了一种极为敏感的忌讳，它美丽的外表，隐藏着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共同梦想”。 周永阳的作品《孔子拉屎》是对历史与现实进行诅咒式批判，作者把自己打扮成孔子，在展台上摆有面目狰狞的镇墓兽雕塑。他一边坐在画有孔子像的马桶上拉屎，一边朗诵“大唐复活的镇墓兽”的诗作，以严肃而滑稽的朗读方式，对当下流行的犬儒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进行了批判；对现实中的权力腐败、道德堕落、社会进行了谴责，从历史上的孔子到现实中的三聚氰氨，以致摆在旁边的镇墓兽也成了咒骂对象。作者的年迈神态、执著表情，显得既儒雅又滑稽。前来捧场还有他的宠物和儿子，小狗对主人露出的屁股产生了兴趣，这一举动引起作者儿子的警觉，他试图上去阻止它的放肆，结果惹来龇牙咧嘴的还击。小狗的吠声干扰着诗人的朗诵，但一犬一儒的喜剧效果，引得现场观众不由地起笑。行为现场的所有一切不再重要，观众与作者要面对的是无法回避的尴尬现实，现代科技在中国成为新极权主义工具。 陈旭的作品《坐在思想高端》利用大型起重机，从室外伸向室内，作者戴着“治安巡逻”袖套，坐在起重机的长臂头。这个作品语言简洁、意指明确：起重机出现在美术馆内，使得冷冰冰的机械转换为艺术的观念语素，“治安巡逻”异化为国家独裁工具和思想高端的驱动力。胡军强的《红喇叭》把红色当作谎言暴力的视觉符号，喇叭筒代表了极权洗脑机器，在施行过程中，作者将一桶墨水从头浇向全身，胡言乱语的牌子与一身污水的样子，给人一种直觉的感官刺激；作者还拖着几个砸瘪的红喇叭油形示众，这种近似鞭尸的举动，释放出表一种憎恨的情绪，激起观众对“红喇叭”这一洗脑机器的警惕。 李娃克的作品《当代寿衣》把道具当做行为语言，他下穿中华国粹的裹脚鞋，头戴西方博士帽，通过阴森古怪的打扮（正如作者以往的作品一样，始终是下流举止、阴森模样），影射当前社会的猥琐本质，整个历史犹如干尸道场。秦冲的《文化一直燃烧》从活动开始持续到结束，使得美术馆始终弥漫着一股纸焦味。这个作品与丧小组《悼丧》有着一样的立场形态，通过仪式驱逐邪恶势力、祈求光明希望，因为烧纸是中国人吊唁亡灵的传统习俗，正如李鹏波的作品《祭奠》，他双手捧着只有镜子的遗像，折射出的镜象是现实世界，无疑在诅咒邪恶势力的死亡。还有于贞志的《盐又涨价了》模仿民间散盐驱邪的习俗，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更为盛行，可作者将散盐切换到日本福岛大地震引发中国各地抢购食盐的风潮，影射一个长期集权专制的社会，民众对国家权力极大不信任，哪怕一点风吹草动就引发“精神灾民”的条件反射。这些凭吊丧礼与驱邪巫师无不是在给极权制度送终。　　　 曾德旷的作品《我写诗我有罪》通过诗人的自我亵渎达到一种文化批评，它也是作者一直在做的行为作品。当代中国诗人面临的自我危机不再是美学意义的修辞，而是作为时代觉醒者的精神困惑，诗歌创作已丧失了历史语境，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原罪的瞎扯谈。只要他们还作为当代诗人，他们首先必须是一个生活中的当代活人，而不是像传统诗人那样在语言美感中、诗集沙龙里展示激情才华。作为具有敏锐神经的诗人，他对现实残酷体验应该高于常人，否则他们作为犯有原罪的写诗者，面对丑恶的尸体是在浪费华丽浪漫的词藻。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诗人只能面对诗人，他们获得自我救赎才能打动别人。 破驹的作品《现在精神病患者》通过倒错表现将文明人还原到一个本原状态，他的创作过程使观众都坚信他服用了精神药物，其实不然，作者只是调动了人体与心理的某种被抑制的能力，这是古代巫师以及音乐艺人善于捕抓到的行为语言。“现在精神病患者”行使过程的冗长和动作的重复，并且在隐蔽的地下室内，最终使观众失去观摩耐心，有点像卡夫卡小说《饥饿艺术家》里的情景。在行为现场有一团被打破的镜子碎片，它最初被拼成一朵充满憧憬的向阳葵，而作者光着身子，如被关在笼子的一只猴子，不时地走来爬去、不时地做出亢奋、痛苦、猥亵的姿态，不时地发出梦幻者的呓语和莫名无常的嬉笑，不时地摸弄着自己的睾丸，不时地用玻璃碎片照照自己，不时地像拾荒者捡起地上的小颗粒。现场凝合了疯人院、动物园氛围。支离破碎的镜子，成了人类文明的全部记忆和癫狂历史，社会生活本身就是疯人院、动物园。破驹的这个“神经病患者”作品，成了健康人的生活镜子。   北京丐邦主的《金币乌龟•国家》利用乌龟俗名“王八”、人民币、五星红旗的地摊，并用《国际歌》作为吆喝，对国家谎言下的权力资本主义进行咒骂。作品虽然不算高明大胆，但以有限手段去表达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情绪反应。张勇的作品《我其实就是这样》是指向背在他身上的充气党徽，作品借两位拿着灭火器的配合者完成实行，他们将灭火器里释放出来的气体，将作者当害虫进行喷杀。贺文斌的《当代现象》也不例外，充满破坏性的情绪张力。这些简单的表演行为，它们的背后均来自现实生活那一强大而复杂的暴力制度，作者不过将内心义愤转化为一个政治表达立场。 萨子的《宋庄艺术家》将艺术家衣服升到旗杆上，象征着宋庄这个边缘文化群体的草根精神。一个乌合之众的社会里，支撑整个国家统治权的是军警武力，所谓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它们除了自身既得利益外，剩下的只是满脑子的愚民思想和犬儒“美德”。然而，那些在野生状态中成长的草根文化，它们最终的归宿也是被朝廷招安或权贵圈养，从圆明园到宋庄都在不断验证中国文化艺术的历史宿命和奴性本质。很难清楚这个作品意味着什么？但愿“敏感地带”不是传统意义的竖杆旗，而是一次人的尊严宣示。   “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活动，不仅有来自外部的敏感反应，包括艺术家本身也变得异常敏感，如杨占国的《忧》以“大日国永存”口号，它的诙谐可以根据观众自己的主观需要去进行解读，它可能表达了作者对日本福岛大地震的同情，或者借大日本帝国的永存来贬斥作者祖国的尽快灭亡，或者嘲讽大操蛋国家的永恒生命力，……。这里，主要在于“日”字赋予中国人复杂丰富的语义，在不同场景和不同主体都释放不同意义，它因高尚而高尚、因猥亵而猥亵。这也是“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活动赋予观众、作品、作者、现场的特殊时效。如阿波的《乱劈柴，来不来？》，它貌似在招摇人们前来聚会烤火，把自己的头刷成白色，暗示别人他在戴孝守灵，灵堂上摆着“永垂不朽”四个字。毫无疑问，守灵者在渴望死者真正的死去，因为那是一个中国人从天空到心灵所挥之不去的幽魂。还有张人言女的《７天７夜》，作者在当天下午２点左右在北京西单王府井街头散发“敏感地带”传单，被扣走达一个半小时，回到宋庄当代美术馆便立即动手做笼子，将自己关在里头，准备持续一周后再出来。 “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活动，无形中宣判了架上艺术在中国的死亡。先前的当代艺术是从西方美术馆走向“天价”拍卖场，引发国内艺术市场和创作方向的双重效应，可这些艺术实际上已丧失文化时效意义，仅是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和艺术市场的交易品。先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它沿袭了西方现代派艺术及其理论脉络，缺乏根植中国本土的内在张力，它的内在贫血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随着九十年代的逐渐远去，前当代艺术彻底丧失生效的历史基础，沦为一种媚俗媚权的时尚文化，加上商业利益的诱惑、以及对极权制度的恐惧，走向招安红地毯便是最适中的归宿。因此，行为艺术走向当代中国的历史前沿，它无需依赖技艺驯化、物质材料、理论依据、商场规则，通过身体行为去表达思想观念，生活体验、现实语境、独立精神是创作要素，它必须与时代一起，肩负着给专制极权送终的文化使命。“敏感地带”以旗帜鲜明的艺术立场、前所未有的语言张力，将当代中国艺术推向历史新拐点。 图为北京当代艺术馆门前，正在我半路上与警官交谈之时，不知何人突然将一卡车垃圾渣土泄倒在艺术馆门前挡住去路。且现场照相的艺术家被强行制止。（周永阳） 《为未来考古学家预埋可供未来发掘的当代文物》 双重枷锁——黑猫白猫都不是好猫 指天骂地  艾未未的“中国男人” CHINA “拆.那” 黑羊“推土机相遇艺术”行为艺术《死磕》

中国现有1.5亿农民工跨省流动，大多从中西部流入东部沿海地区，这被认为是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程旭亮/CFP 在中国自由迁徙的梦想何时能够实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均表态推进户籍改革。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2月底，一份名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已获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并内部下发。 自2008年以来，最高决策层和有关部门有意再度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开现有制度对于自由迁徙的束缚。但囿于地方政府的财务约束，究竟放开多大尺度，争议仍然强烈。这份文件则明确划定了未来各地的“户改”原则，可谓给户籍改革定调。 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鉴于各地已不同程度推进“户改”，步调和尺度不一，还需逐步向文件的规定过渡。 中央收权 针对近几年各地自发的试点，文件遵循一条重要原则，即基本户籍制度由中央确定。“基本户籍制度是中央职权，不是哪个城市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陈锡文说，有些地方自行制定了自由迁徙的政策，但自由迁徙显然是基本的户籍制度，地方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迁徙?因此是否放开自由迁徙，应由中央决定。 在谨守中央划定的原则基础上，文件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陈锡文表示，“分类改革”是这一轮户改的核心精神。文件规定，只要有“稳定就业、住房，社保缴纳一定年限”，城市政府应允许落户，并在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市民化待遇;在此基础上，不同的城市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资源承载能力，设定允许落户的不同年限，逐步让外来人口落户，“分类”推进改革。 至于具体分类原则，陈锡文指出，重点是给予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更大尺度。这主要基于对城镇化策略和资源承载力的综合考虑。小城市和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可以尽可能放开;在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之外设区的中等城市，人口环境压力大一些，则要适当放开;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面临水资源等城市承载力的问题，要加强人口管理，但对常住居民，也要尽可能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 陈锡文解释，所谓“稳定的工作”，主要是有工作，就业时间比较长，长期有稳定收入，并不专指“国企等铁饭碗”之类;“稳定的住房”并不一定买房，也可以租房;“社保缴纳年限”则由地方根据情况决定，中等城市要缴纳两年-三年的社保，“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会设定更严格的要求，缴纳五年社保也不敢说能落户”。 他表示，城市政府根据社保缴纳年限，允许农民工落户并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适用，“否则政府承担不起”。 有意思的是，有关官员在提到此轮文件所指向的改革对象时，均更为强调有着农村身份的“农民工”。对于同样需要面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城市人口迁徙，他们并未过多提及。这显然也与自由迁徙的尺度有关。陈锡文认为，现阶段自由迁徙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例如城里人想迁到农村去，是不允许的”。 陈锡文说，中国现有1.5亿农民工跨省流动，大多从中西部流入东部沿海地区，这才是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 终结路径争议 因户籍与诸多社会福利挂钩，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剥离附着在户籍上面的各种附加功能，回到登记人口信息的基本管理功能;推进户籍改革，应该让公共服务与户口脱钩，“对公民，不对户口”，无论其来自城市或是乡村，都应一视同仁，采取“准入制”，让具备条件的常住公民自由落户，并享受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由迁徙”。 对于彻底放开户籍限制，近几年来民间呼声不断升温。不过，根据文件精神，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已经十分清晰，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尚无法实现“自由迁徙”。可以期待的变化是，落户门槛会根据城市容量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放宽。这次文件的出台，不但标志着“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仍将继续，也可看作对“激进路线”明确的回应。 实际上，早在1992年，以公安部为代表的部门就有意推动户籍与福利彻底脱钩，甚至开始起草相关的方案，但始终遭到不同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质疑，方案至今未能面世。 近几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空前频繁，各地政府的支付能力也有了大幅提高，户籍限制在一些地方开始松动。借此契机，新一轮的户籍改革方案在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新纳入议事日程，并被作为发展城镇化、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 参与文件设计的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2010年上半年，公安部门和发改委牵头制定一份全国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该文件主要从人口管理的角度，对户籍改革提出原则性的指导意见;核心内容仍沿用最初的思路，即户籍回归户籍登记和自由迁徙功能，在全国实行居住证制度。这一思路最终形成一份原则性的方案，在征求农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部等部门意见后上报国务院，一直在等待批复。 与此同时，各地以“打破二元结构”“统筹城乡”为出发点的地方户籍改革试点，一时成为主流，去年以来发展尤其快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户籍改革当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和农民工有关。他指出，长期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差距扩大，农民只能通过进城打工增加收入，但他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个问题不解决，长期看将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此，当务之急是解决已经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令其能够被城市的公共服务所接纳。 较早试点的有广东、重庆等地，其落户限制大为放宽。如2010年6月7日，广东省首先提出“积分入户”的思路，对农民工入户城镇的条件进行指标量化，当指标累计积分达到规定分值时，农民工即可申请入户城镇。重庆则在2010年7月28日，启动全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并明确表示转户农民要享受“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城市待遇。 陕西、吉林、辽宁、宁夏、昆明、河北、四川也相继出台以放开农民入户城市为重点的户籍改革文件，户籍制度改革似乎又驶入一条快车道。 不过，这些地方的试点隐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农民入户城市要以交出土地为代价。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户籍改革专家王太元分析，农民进城需要城市提供社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开支不菲，如果失去土地收益的支持，地方政府恐难兑现。据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调查，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正因为此，在许多地方，为获得资金平衡，土地成为撬动户籍改革的“杠杆”。 一些进行试点的地区，出现了为获得农民土地，强迫农民“上楼”的现象。这引发了新的担忧。一参与文件制定的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农村稳定是决策层考虑的头等大事，中央担心农民进城没有就业，一旦经济增长减速，不但城里的社保“保不住”，失去土地后农民无法再回农村。 这一担忧促成了目前户籍改革方案的出台，“渐进式”改革再度成为现实选择。同时，无论地方设定怎样的户籍改革策略，文件要求户籍改革必须和土地脱钩。 距离自由迁徙有多远? 接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士分析，短时间内国务院不会再出台让户籍和福利彻底脱钩的改革方案，要等待各地基本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后，真正的“迁徙自由”才有实现的基础。 知情人士称，中央认同户籍跟福利脱钩的大方向，但又惟恐一旦彻底放开，地方政府财力难以承受，会导致出现流民和贫民窟等“城市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政府担心，一旦允许自由迁徙，人口会无限度涌入。2003年，郑州试验放开落户限制，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教育资源无力承担，试验被迫中止，诸如此类的失败案例更加重了上述担忧。陈锡文认为：“如果仅是表面上统一了城乡居民户口，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福利，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李铁认为，在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就业机会多，虽然可以吸引农民工落户，但会给当地政府造成巨大的支出压力，很难提供和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在中西部中小城市，则面临“没有就业机会、交通不发达、产业过不去”等问题，没有就业机会，即便想放开户籍约束吸引人口流入，也并不现实。 他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可以首先为一部分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居民，农民、外来人口提供“本地化”的公共服务;但更长期的做法是逐步缩小教育、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差别，这样才能最终消除“自由迁徙”的真正障碍。 在不少学者看来，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大障碍是资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说：“中央始终不投钱，地方只能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现在的户籍改革，就像地方政府给开的门，只是门开大开小的问题，并不能敞开。” 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测算，中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就其中最基本的几项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公共设施共享以及就业服务而言，农村和城市费用差约为每人3000元，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元。 如何尽快拉平投入差距?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央政府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外来人口提供创业、就业的优惠政策，帮助地方政府解决财政难题，中央和地方结合。从根本上，需改变现在行政分配资源体制，实行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将资源向需要发展农村基层、县级小城市分配。 一位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厘清中央和地方的责任，明确进城农民享受的市民化服务哪些属于中央负责、哪些需要地方承担;同时，对外地人落户城市设定具体的步骤和框架。 王太元则指出，任何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变革，只要不变革公共财政制度，就不可能成功。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但要依法规范公共财政支付与公众自身支付的关系，还要科学范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同时更要科学界定本地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关系;就目前的制度现状来看，他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1036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作者： 张天潘  |  评论(3)  | 标签: 《新自由主义简史》 , 大卫•哈维 《新自由主义简史》（美）哈维著，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2 米考伯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虽然穷得叮当响，但生活积极乐观，“会好起来的”（something will turn up），成为其一个口头禅与鲜明的。于是，在诸多的国家政策上，米考伯原则也就顺势频频而出了——“好事情准要来了”。在大卫•哈维看来，这就是在新自由主义世界最新正流行的一个梦呓般的声明，所有关心国家与世界利益的人，都应会对这样的梦呓感到焦虑与担忧。而对于自由的前景，哈维也同样正在焦虑之中。 《在社会正义与城市》、《新帝国主义》等之后，著名经济学家哈维的力作——《新自由主义简史》又在国内推出了中译本。虽然这是一本探讨新自由主义发展历程的当代社会史读本，但是其中却有这非常丰富的有关“自由”与“自由主义”的辨析。鉴于之前的一些书评，都是把重心放在了作者所做的“简史”上，本文将着重提炼出作者对“自由”与“自由主义”的探讨，论述二者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遭遇各种内在矛盾的尴尬。 在书中，哈维一上来就说“自由只是个代名词”，他引援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话说：自由是匹好马，但关键是看它向何处去。而哈维则感叹说，好的自由已经丧失，而坏的自由横行霸道。他看见了自由的实质，看见了自由主义内在的那种无法规避的矛盾，最终让自由，成为了一个华丽但却并不真实的代名词。 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把重要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包裹在自由市场互动的外衣之中。似乎是在说，离开了自由主义市场，其他自由都会失灵。但是哈维看来不同意森的那套理论说辞，他认为，“自由只是一个代名词”，如今，名义上“自由”、“民主”的国家，在这两方面的缺陷非常严重。“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确保未来资本积累的可行理论指导，就算没有实际死亡，也陷入了重重困难。（但）这并不影响它继续被用来当作维持精英阶级力量之重建/创建的巧言辞令。” 就这样，新自由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重建或建立阶级力量的冲动歪曲了，以适合统治精英们的利益打算。在这些“自由”的国家，政治代表向金钱势力低头，并被后者腐蚀，更不用说非常容易就被操控和腐化的选举体系了。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我们今天所必须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毫无关系。而自由产生了波兰尼所谓的“好的自由”与“不好的自由”，后者有“剥削他人的自由，或获得超额利润而不对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自由，阻止技术发明用于公益事业的自由，或发国难财的自由”，于是，新自由主义把权利和自由，带给了那些“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 在被世界范围内高举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那些被市场体系抛弃的人，他们从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只能盼来贫穷、饥饿、疾病、还有绝望。他们仅剩的希望是千方百计进入市场体系，要么作为微不足道的商品生产者，作为非正规商贩（买卖物品或劳动力），作为乞丐小偷；要么争先恐后地抢食富人餐桌上的残羹冷炙，或参与大量非法走私交易——毒品、枪支、妇女，或其他任何非法但有需求的东西。于是，就有了斯蒂格利茨的讽刺：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 当然，哈维自己也坦承，“我无法依靠哲学来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来说服人们。但是，反对这种权利制度相当容易：接受它，等于接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生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不计社会、生态、政治上的后果。”而且还为我们指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几个内在悖论： 第一，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国家被认为应该只是设置市场运作的舞台而不进行干预；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国家又被假定要积极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并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竞争性实体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一个认为国家不该干预的世界，国家和政府却通过精英和专家忙于干预活动。 第二，市场施行过程中的权威主义与个人自由的理想令人不安地并置在一起。新自由主义越是偏向前一方面，它就越难维持在后一方面的正当性，也就越是揭露出其反民主的色彩。 第三，虽然维持金融体系的信誉或许至关重要，但其中不负责任和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却产生了投机风险、金融丑闻和周期性不稳定。 第四，虽然竞争的种种德行被置于首位，事实却是在少数几个集中的多国企业内部形成越来越多的寡头垄断力量、垄断力量、跨国力量。 第五，在大众层面上，朝向市场自由和一切事物商品化的推动力很容易走火入魔，并造成社会不和谐。……因而，与社会混乱做斗争并控制混乱造成的反社会行为（如犯罪、淫秽制品，或虚拟奴役他人），变得特别困难。 因此哈维才认为，越是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一项失败的乌托邦修辞，掩盖是的统治阶级力量的成功重建计划，就越能为大众运动的复兴铺下道路，倡导平等的政治要求并寻求经济公正、公平贸易，以及更多经济保障。因此，应该有更多人的要意识到，“比起新自由主义所祈求的自由前景，还有远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远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立。” 但是，如果我们能驾驭自由这匹好马，我们该骑着它去向何方？我想，哈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每一个自称在捍卫自由的人，都要自我设问的。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张天潘的最新更新： 人大代表有没有享受“消极自由”的权利？ / 2011-03-11 11:40 / 评论数( 1 ) “恋爱实名制”是教育管理体系僵化的产物 / 2011-03-09 15:02 / 评论数( 0 ) 访谈：杜绝警方拆迁得解决行政压力 / 2011-03-07 23:45 / 评论数( 3 ) “富二代”应用责任担当消除社会偏见 / 2011-03-07 23:45 / 评论数( 3 ) 反智主义，反的是什么智 / 2011-03-04 23:35 / 评论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