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

镉米潜伏日久，食品全面沦陷，网络和微博出现前，请问民众试毒几年？道德法律缺位后，国人再续“病夫”前缘。年轻干部频现，破格已不新鲜，充满弹性的制度面前，谁说能力外的资本是零？官二代的标签背后，“血统论”毫不避嫌。。     食品安全沦陷致焦虑     民以食为天，对于几千年来依附于土地之上、以温饱为生活标准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信仰和精神都无法替代的。     今年2月，《南方日报》即以“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为题披露了湖南镉超标大米进入广东市场，但直至5月16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检结果，其中8个批次的大米镉含量超标，比例高达44.4%。这个骇人听闻的数据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而官方刻意回避公布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单位及销售单位的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之后，广东省开始对市面上的大米进行全面排查。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广东省质监局对全省618家大米生产加工企业成品库房中的大米进行抽样，检验重金属镉的含量，结果被抽检的762批成品米中，合格751批次，不合格11批次，合格率为98.6%。     据悉，这些被人们称为“镉米”的不合格大米分别来自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地，而导致大米被污染的根源则是产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这种可能引发“骨痛症”的镉米外表与一般大米无异，且价格相对便宜，所以纷纷流向了餐饮店和集体食堂，受众广泛。事关民生之根本，故一时间镉米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与以往食品安全问题中国标缺失的情况不同，此次镉米事件中，国标竟高于国际标准，因此“这些米可以出口，但是不能内销。” 但即使如此，依然有超国标的镉米在其产地被自检为合格，对于暴露出来的检验漏洞，尚待调查处理，但事关食品安全部分，人民日报撰文给出建议称“勿长期食用一个地方粮食”，而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网站刊文称“建议中国人少吃大米”，专家解释镉中毒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都市人吃的都是“百家饭”，且大米的食用量还不至于中毒。但如此“贴心”的建议却遭来一片拍砖，对于以大米为主食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服毒之举怎么理解都像慢性自杀，数据与科学的背书无法安抚民众的恐惧。况且，镉米事发，引起人们对主食安全的担忧，找出原因、解决问题才是人们最期待的结果。     湖南作为镉米产地浮出水面，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早在2011年，国内已有媒体报道过镉米的存在，而其中的重灾区就是湖南。时隔两年，镉米依然潜伏于市场。而且据镉米的主要流向地，广州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一些米贩透露，湖南米重金属超标是圈内都知道的秘密。而这样的“圈内秘密”早已存在于各类食品的生产过程中。     从给黄瓜涂避孕药、拿老鼠肉造假羊肉、用神农丹种生姜，到波及范围越来越广的镉米事件，菜、佐料、主食无一幸免。更兼有瘦肉精、毒奶粉、地沟油这些久已有之的隐患，食品安全问题可谓愈演愈烈。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炮制毒大米的天天吃着漂白馒头、做馒头吃了苏丹红西红柿、种西红柿的菜农的孩子喝了问题奶……如此恶性循环，让食品行业相互投毒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反而不投毒似乎难以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但正如《中国青年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的那样：道德沦落不是市场经济的错。“公共问题失序的源头却并不是道德本身，而是来自于公共领域的治理乱象，尤其是公权力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在此次镉米事件中，劣币驱逐良币依然存在，上述结论依然有效。所以，即使所谓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一次次被重申和强调，国家的专项治理活动一次次被启动，但在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面前，它们仍像是一只纸老虎。     作为受害者，广大民众的唯一反应只能是在网络上表达情绪。网友@野村牧笛 无不嘲讽地自创选择题“以下哪种物品无毒：A奶粉，B大米，C羊肉，D地沟油，E米线，F敌敌畏”。另有不少网友开始习惯性地声讨特权：“规章制度的制定人都吃特供”。不过在环环相扣的食品制作环节，即使是特供食品恐怕也无法让人高枕无忧。作家@北村 发出呼吁：“强烈建议你们这些投资大佬合伙开班一家全国‘良心食品’连锁农场和门市，提供干净清洁的食品，只要涉及最基本的米面油、蔬菜和肉食就行……”吐槽者，抨击公权者，求助商界领袖者，众生相皆有。更离奇的舆情还来自于对香港大米的报道，一向对食品安全要求甚严的香港，似有先见之明，自1955年起就已立法将大米作为法定储备商品，规定携带超过15公斤的大米过境即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此消息加重了国人的无奈：当防民下毒甚于防川、安全感靠从境外采购来支撑时，幸福感从何说起？     镉米事件又一次敲响了环境污染的警钟，身为消费者可以用钞票投票，但身为本地人的种植者，只能年复一年的生活在那里，而这一切，从GDP等地方政绩中都得不到体现。PX事件引发的震荡尚未平息，环保舆情再次升温，相关新闻接连不断，23日，人民网一则“民警跳污水救人肺部感染”的文章引起围观，文章称浙江温州民警跳入污水河救人后因“污水游泳后遗症”住院，网友喊环保局长去医院探望。去年温州、深圳等地均出现民间重金悬赏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事件，控诉当地水污染问题的严重，虽然事件类似闹剧，但民众对于环保态势的关切不言而喻。     近年来官方的执政理念越来越重视民生幸福，但如今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却着实使人焦虑，五月初，《第一财经日报》曾刊出一则消息，称“北京空气污染致外国人离开”，即使加薪也挽留不住。外国人可以一走了之，用脚投票，但背负着“房”、“车”等几座大山的中国青年则无力可逃，也无处可逃。当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理需求都无法得到安全保障时，无论多么宏大的梦想都只会成为青年人的精神麻醉剂，模糊中国人的变革意识，掩盖社会矛盾。22日，@经济观察报 消息称，青海省大通县56所学校500多名学生吃统一配发的营养早餐后腹痛头晕，阳光早餐变成了劣质早餐。每一次在食品安全领域爆发的核弹式的危机，最终都悄无声息，但其辐射式的危害依然存在。只是当杀鸡取卵、粗犷式经济发展模式等名词越来越成为脱口而出的习语，而食品产业链中的互相投毒也已经快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中国人于麻木中自发地透支了下一代人的健康，甚至会毁了中国的未来。     食品安全的舆情呈铺天盖地之势刺痛着大众的神经，人们在不敢张口吃饭喝水的同时，心中自然开始揣测，在没有网络和微博的那些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但专家告诉读者，媒体放大了食品安全问题。于是加强舆论引导，也是每次突发事件的一个必备选项。但在法制和道德双双遭遇“滑铁卢”的当下，人们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国人的道德底线和公共治理水平。只有微博等新媒体的监督似乎可以为人们的安全感拴上了一道保险杠。近几年微博在大灾小难中不管是聚集微力量还是推动名人公益，都有不俗的表现。故而民众也寄希望于微博能化解食品安全危机之殇。事实证明，因公共平台的发达而聚集起来的民众，才有了初步自保和对抗的力量。汹涌的舆情，沸腾的民意，才能够督促信息公开，督促政府改革，才能够在各种公益诉求中挟舆论以令法治——当食品治理已经千疮百孔时，只有给予民众足够强大的法律武器，才能够让民众利用公益诉讼来进行自保，这也是舆论监督的期待和必然结果，一切都要落实到李克强说过的“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要让犯罪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依靠法律铁腕来“补天”。此外，不能遗忘的，以及再次老调重弹的是，如《京华时报》评论中所说：“从公开污染真相开始，从公开镉米品牌开始，从问责相关责任人开始。更进一步，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地方的政绩考核体系，彻底摒弃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年轻干部火箭提拔引众怒     中国公务员总数689万，多数人用一辈子时间才到正科级。如果35岁不能升到正处，45岁不能升到正厅，仕途可能就此止步。当然，也有例外。——这来自于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壹读iRead》杂志制作的“公务员升迁时刻表”视频。     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50万。想必其中考上公务员并获得升迁的人只是少数，然而翻检历史，总有那么些人比较“幸运”和“例外”。     5月17日，网友@冒安林 曝光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之女袁慧中毕业三年蹿升至副处级，引来网友质疑。网友@开元旅业报 一句：“从安徽22岁的团委副科，到湖南28岁副处，再到这位火箭女副处，有木有一种心碎的感觉？”道出了绝大多数同龄人的心声。而在公务员幸福感最低的调查报告，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艰难时世，做实际工作时情商与智商重要性之辩等三条新闻的对比之下，难免会让人心理失衡。@江苏岳延彬律师 微博称“官二代火箭升迁引发干部任用体制反思，任用程序形式似乎合乎规定，但背后显赫的父辈官宦背景难掩其巨大影响。”     扬州官方一再强调此事合乎法规，并称“35名委员选副书记时，袁慧中全票当选，大家对她比较认可”，此种说辞让人想到“曝光问题——回应‘符合规定’——组织调查——撤职”一套猫捉老鼠的游戏。     就在不久前，安徽22岁县团委副书记常俊生自称“凭本事当选”余音未绝，其父望江县编办主任与他一起丢掉乌纱帽，望江县10位官员受牵连；湖南27岁副县长徐韬在其父徐秋良卸任湘潭市雨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三天后成为了“最年轻的副县长”，“我的能力符合岗位”言犹在耳，降职正科级的决定就已下达，并有6名官员牵涉其中；头天山东金乡官方言辞凿凿“25岁女镇长韩寒任职经历符合规定，高票当选”，次日，身为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父亲与女儿二人双双辞职；广东揭阳揭东县“火箭干部”，27岁的江咏中六年被“破格提拔”三次接替其父的副县长一职；就在“扬州神女”事件持续发酵时，@冒安林 微博还爆出：“和袁慧中同批提拔的年轻干部中，好几位都是干部子女。”……尽管被“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被人不断挖出，其本人表态与官方回应也越来越及时，但稀里糊涂的撤职不是治本良药。《中县干部》中描绘的基层官场生态再次暴露在世人面前。“官二代”小小年纪就能在官场一帆风顺，如此“禅让”的接班方式，如此“合乎规定”的上升路径，以及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让同龄的“农二代”等群体瞠目结舌为之惊叹之余，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当贫二代逐渐被体制的规则拒之门外时，看似合理的程序也只会产生破坏公平正义的负能量，幸好，网络的发展倒逼着制度改革，此起彼伏的舆论压力呼吁一切公开透明，网民对于年轻官员火箭提拔的质疑其实拷问的是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及模糊的用人制度，这些都是构筑官民信任的基石。     根据2012年扬州市公选副处级干部《简章》，担任正科级职务或市属企业中层正职满1年，担任副科级职务或市属企业中层副职满3年即具备资格，而按照目前国家有关规定由正科提任为副处需三年。显然这次为破格提拔，没有人反对优秀的人才获得破格升迁的机会，只是有些破格掩盖着不为人知的猫腻。“为人低调，做事扎实”南大博士袁慧中未必就不能胜任扬州市团委副书记的职位，南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背景的徐韬没准也能在副县长的位置上干出成绩。但恰恰是这种胜任与成绩的考核标准，民众一无所知。因此，年轻干部的良好背景在其升迁中的非正常影响，“官一代”们在这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交换，也就成为人们屡屡质疑的地方。     年轻干部，破格提拔，其实皆非重点，真正引爆舆论危机的核心问题在于：官员子女火箭升迁是否合理？@JP贾澎博士 认为：“如程序透明公开，合法合规，经得起质疑，让他们有机会才尽其用，有何不可？”组织选人用人既然有原则、有规定，就应该严格按照程序执行，公开其情况，透明其过程，接受民众监督。但从撤职以平民愤的事后补救措施来看，连地方官员都心知肚明，他们无法再自圆其说，蒙蔽大众。     根据《江苏省选调生工作暂行办法》，袁慧中博士毕业后直接担任维扬区西湖镇镇长助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选调生在基层工作一定年限后，适合做乡镇、街道领导工作的，经考核表现优秀的，及时提拔，适合从事其他领导工作的，也要及时选用”。既然“经考核表现优秀的要及时提拔”，那么，袁慧中在她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得以步步高升？其简历显示，三年工作经历，变动了五次工作岗位。5月20日，@冒安林 再发微博，称“三年里袁慧中完成了结婚、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大事”，这其中又有多少精力花在工作中。面对地方半遮半掩的信息公开现实，民众宁愿选择经验主义的推测，知情权被选择性尊重的年代，公众看到的真相只是冰山一角。该办法第十五条还规定，“选调生的直系亲属是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法院、检察院、组织、纪检、人事部门正副职领导干部的，在工作安排上要实行地区回避”。作为扬州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扬州市委组织部称“其父在公选过程中进行了回避，未施加个人影响”。 @郑根岭引用白岩松观点，直接了当指出猫腻：“父亲的位置就对选拔产生无形干扰，直系亲属回避就会没有影响吗？制度不改，还会层出不穷。”@新华社中国网事三问“扬州神女”：“工作三年频繁转岗连升三级，缘何如此幸运从容？任职简历含糊其辞，难道其中藏有猫腻？在自己辖区内女儿短时间连续提拔，政法委书记父亲未参与公选过程就算回避？”回避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现今的制度也有规定，令人费解的是，如今父子、夫妻等等直系亲属在同一个机构、单位互为从属关系的例子屡见不鲜，制度形同虚设。没有民主监督的问责机制只能沦为小部分人的私器，体制内的人自行决定规则的制定，制度必然被玩弄于鼓掌，失去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则是行将不远。     于是，17日，人民日报刊登两篇评论文章，特别是其中署名仲祖文的评论《破格提拔干部要从严》重申了官员选拔的纪律：“破格”也是有规矩的，不是破选拔任用标准的“格”，而是标准更高。文章还说，要全面把握干部政策、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要求，防止片面追求低龄化倾向，防止连续破格提拔，防止降格以求、拔苗助长。同一天新华社时评《从严从重处理，才能刹住违规用人之风》更是追问：轻描淡写的追责如何维护选人用人的公平机制，如何避免违规事件再次发生？“应对照党纪国法，出重拳下猛药，让扭曲规则的人付出代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河南调研时指出，“显规则”不落实，“潜规则”就有市场。对干部队伍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选人用人要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格纪律，按原则办事、按规矩办事，不能有例外、不能搞变通，更不能借“破格”之名、行谋私之实。     中央媒体的声音直指现有制度的严格执行，中央领导人的表态也着眼于干部队伍的严格管理，这与舆论场中的呼声仍然有所偏差，而年轻干部乃至官二代火箭升迁的现象也不会一夕杜绝，或许会转入更隐蔽的方式。     @周蓬安 评论道：“她爸是市委常委，安排一个子女任副处级似乎很正常，据说这是约定俗成。”乱象重生的背后实则是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们试图阻挠体制改革。这从岗位内定、萝卜招聘、就业歧视等现象层出不穷可窥见一斑。无论是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官场规则，都阻碍了底层民众自由向上流通，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抗拒情绪，仇富仇官心理产生，政府公信力受损。     人民网理论频道昨日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文章《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关键》作为头条推荐，其中指出，清明的政治，不仅要有官员的清正、政府的清廉，还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众认同的政治制度。       本文来源《财经网》作者：舆媒素                                                                                                                                                                 —–白衬衫

因拆迁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成为当前中国为数最多的矛盾之一。百姓认为“给钱不够，参与不足”；政府或房地产公司认为“百姓刁蛮，不断加价，给多少钱也不卖，甚至卖了又后悔”。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互不相让。但是，拆迁矛盾不是个死结，通过法治的途径可以得到解决。涉及拆迁的法治基本原则是：第一，明确公共利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防止“浑水摸鱼”；第二，即便为了公共利益也尽最大可能不损害私人利益；第三，损害的私人利益最大诚意予以补偿；第四，必须在复杂透明的公众参与程序制约下实施；...

（维权网信息员雷鸣报道） 5 月 15 日 ，上海民众签名抗议拘捕“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强烈要求无罪释放丁家喜、赵常青、袁冬、张宝成、马新立、孙含会、王永红、李蔚、齐月英、刘萍、魏忠平、邹桂琴、李学梅、李思华等人。 上海民众赵迪迪、高信翠、卢银娣、奚仁娣、周国淮、周菓山、周菊仙、周炎、胡琴珍、金妹珍、韦开珍、刘淑珍、刘桂芳、刘培裕、郑培培、孙洪琴、万文英、沈玉青、解庆国、尹慧敏、吴如云、崔国良、徒宝霞、方林娟、鲁俊、邱贵荣、颜秀英、陈秀英、陆永福、韩忠明、吴培民、谢金华、张平、陈启勇、李惠芳、朱金娣、 费爱众、徐小妹、 徐秋琴、毕和英、丁菊英、俞利群、黄苏沪、申琴芳、唐建中、高文婻、陈建芳等 108 人强烈要求 无条件释放“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遭到拘捕的所有公民，向他（她）们赔礼道歉和给予国家赔偿，并追究相关违法侵权部门及人员的法律责任。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地写着：“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既然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什么官员财产不肯公布，却滥用职权 拘捕“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 108 名上海民众一致认为拘捕“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是有关执法部门和人员在违法犯罪。 官员公布财产是最基本与必须的方法，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起码要求。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十八大反腐精神，也呼应着习近平的反腐讲话，是合理合法的。 上海民众自 2012 年 12 月 12 日 以来已第 5 次强烈要求官员及其直系亲属财产与国籍公示、强烈要求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强烈国际公约》。大家表示要结束无家可归、无生活来源的苦难生活必须 限制公共权力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行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

【多维新闻】北京时间5月13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上海市管干部任前公示 吴磊拟任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的人事任免新闻。这则任免消息中，共报道了10名上海市管干部任前公示，却着重强调了即将任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的吴磊，随后有大陆网民称吴磊系原中共常委、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幼子。 吴磊 根据官方简历显示，1977年7月出生的吴磊籍贯安徽肥东，管理学学士，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工程师，1996年3月参加工作，200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挂职）。拟任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 中国网民称吴磊系吴邦国幼子 对此有网民称，1977年出生的吴磊现年仅36岁，已经担任了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仕途起点远远高于此前曾被大陆热炒的许多“80后”县长。而且他在1996年就参加了工作，意味着当时他年仅19岁，这一点也被大陆网民质疑。此外，坊间有传言吴磊儿时玩伴系汪道涵三子汪雨和江泽民之孙江志诚。因此有声音认为新华社作为大陆官媒，此番着重将吴磊提出，寄希望引起外界注意，戏称其为“高级黑”。但是据传吴邦国仅一子一女，虽然吴磊和吴邦国都是安徽肥东人，但以此推断吴磊是否的确是吴邦国之子依然有待查证。 —————— 中共体制内权力集体世袭 或结成利益堡垒 近日，有关官员子女被“火箭提拔”和“子承父业”的新闻报道不绝如缕，包括此前相继升任副县长与团中央十七大代表的80后红色后代邓小平孙子邓卓棣、叶剑英曾孙叶仲豪两人。据报道，近期曝光的18名“火箭提拔”的官员中的11人的家属为现任官员。有观察人士称，年经的官员亲属在中国政坛基层被快速提拔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暴露出中国官场官员选拔体制的不合理，也意味着中国体制内外利益格局的固化和利益堡垒的形成，以及必将日益凸显的官民对立和中共执政危机。虽然中共中央已着手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项目向社会放权等，希望以此打破由利益藩篱和堡垒，但是由于不能涉及到民主选举、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源头和根本，这些做法也将是仅能解一时之需的治标之策，未来可能会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 官员亲属被“火箭提拔” 自中共十八大完成领导集体换届以来，由上至下，地方县处级官员换届仍在进行中。连日来，媒体曝光多位年经官员被“火箭提拔”，在舆论中引起广泛争议。如1982年出生的董海涛任辽宁东港市副市长、1985年生的徐韬任湖南湘潭县副县长、1988年生的韩寒任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镇长、1989年生的焦三牛任甘肃省武威市外侨办副主任，更有生于1991年的王茜任湖南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委副局长等。 此外，还有原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副县长江俊驱转任政协后，副县长一职由其子，年仅27岁的江中咏接任。事件被披露后舆论大哗。有评论直指这是“子承父业”和权力世袭。有媒体盘点和统计了近期被网友曝光和媒体报道的18位被“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其中的11人根据已曝光的资料显示其亲属在官场任职。 同一时期，年仅28岁的邓小平孙子邓卓棣被报道已经从美国一家律师所返回中国，效法习近平进入地方，直接担任广西百色市某县副县长。而出生于1983年的叶剑英曾孙叶仲豪也于近日担任共青团中央十七大代表。有分析指出，广西百色正是邓小平当年武装革命的地方，而叶仲豪在进入中央前也已在广东省多个职位历练。邓卓棣和叶仲豪两位年轻80后的“火箭升职”，都离不开其中共纯正红色后代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的18位被“火箭提拔”官员中，有5人已被免职或自动辞职，而邓卓棣和叶仲豪尽管同样饱受质疑，其仕途却未受丝毫影响。 体制内权力集体世袭 据体制内媒体《广州日报》报道称，多年前某权威机构发布的社会流动报告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对于中共红色后代来说，这一比例只会更高。上文提到的18位年轻官员与、邓卓棣和叶仲豪也仅是这一类年轻官员群体中的偶然被曝光出来的少数。 据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亲自参与调查研究和撰写的25万字论文《中县干部》所述，在县域政治中往往存在由血缘等家族关系构筑的政治家族网，而且这个家族网不断巩固和扩大，并造成了基层权力的家族化。这是中国古代传统专制社会的毒瘤，而其盘根错节的严重程度和对地方权力垄断程度甚至高于古代社会。 而在中央层面，中共红色后代在本轮中共领导集体换届中也大规模上位。多维新闻此前曾刊文《红色后代政坛“会师” 助习卫党保江山》写道，不仅中央政治局7位委中有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张德江不确定）均为中共原领导人直系后代或姻亲，李鹏之子李小鹏、陈云之子陈元、张震之子张海洋，许世友之子许其亮，张宗逊之子张又侠、刘瑞龙之女刘延东等均得以上位。 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不能完全否定这些红色后代的个人能力，但是其大规模登场和执掌中国最高权力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红色后代身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其中部分人来说可能正是最关键的因素。现今在基层被火速提拔的大量年轻官员的任职资历和能力大多名不符实。即使是个别人的简历中标明的履历十分丰富，也多是蜻蜓点水般的走过场。这种现象不仅暴露出了中共官场选拔官员制度的缺陷，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体制内人物的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源的集体继承和世袭。 体制保障的利益堡垒 有观点指出，权力、地位的世袭源于社会资源的垄断，以及与垄断相匹配和搭建的畸形的社会政治体制。而如今已然公开和明确化的权力世袭现象不仅表明中国社会资源流动的凝滞、阶层的固化和对立，而且可能是中共体制堡垒建成并与社会日益隔绝的标志。 曾撰写《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的杨继绳表示，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活动都以行政权力为核心，从而形成一种极为内敛和排外的运行体制。例如在经济领域的方式为：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官员子弟，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让官员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在此过程中，所有参与进去的人员都成为了体制内和堡垒内的既得利益者。 观察人士指出，自中共中央以至中国各地方基层，已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利益共同体。当前的政治体制则构成了这一共同体形成和运行的坚强堡垒。权力的集体世袭则表明这一共同体不信具有较强的内敛性和排外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一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外界推动交流和互动，甚至是相互隔绝。 然而，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源的世袭本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点正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历次革命的对象，为现代政治文明所不容。随着中国广大民众主体和权利意识日渐增强，固化的利益堡垒也将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冲击。如果这种堡垒内外对峙的格局得不到缓解，对中国未来发展和全体国民都将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执政党中共高层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缓解紧张局势，化解执政危机。习近平曾表示要“让人人同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李克强也已着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项目向社会放权等。然而，分析人士多认为这些都只是治标难治本的一时之策。而要从根本和源头上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和堡垒，则只能从政治体制方面入手。向社会公开、公平选拔国家机构组织人员即民主选举，保障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即新闻与言论自由，制衡和约束权力等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和必备内容，也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治本之策。但是因为可能危及中共一党执政和既得利益者的现实利益，这些也都被中共归为道路选择的雷区。中共一方面希望化解执政危机，一方面又排斥化解执政危机的方法。这是中共面临的悖论，如果不正视这一问题，必然走进历史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