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

作者： 韦三皮  |  评论(0)  | 标签: Kony , 2012 我在第一时间转发了这个视频，虽然我很不认同“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的一些做法。 第一，“注意力经济”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将这一概念延伸到了公益领域，可以说是一项创新。但这种公益形式在实践中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他们通过网络传播、街头行动等形式力图使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ｎｙ出名，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平台，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运动，有一定的广场效应。广场效应的危害就在于，即使广场上每个人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来参与活动的，但整个群体的活动却极有可能发生失控的危险。 第二，中非局势之复杂不亚于中东，宗教、政治、能源等容易引发战争的因素一样不缺。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ｎｙ固然罪大恶极，但杀掉他肯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不试图从深层次分析、解决问题，一个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ｎｙ倒下，还会有另一个站起来。我不是说他们的行动毫无意义，只是说做公益、花钱也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如何能将钱和精力用得更有效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尽管这个行动存在这么多缺陷，我还是转发以示支持，原因后面再讲。倒是这次事件引发的争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让我可以对网络空间的生态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我看来，当前网络语言存在以下变化趋势： 一，两极化。整个网络语言的分布模型就像一个计时沙漏，两头大，中间小。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都比较极端。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所谓的“五毛党”和“美分党”相互攻击，旗帜鲜明。有意思的是，由于网络热点不断转移，许多人发现在某场争论中的“队友”忽然成了另一场争论的“对手”。所以这种站队行为往往令某些同学非常尴尬，罗永浩老师就是一枚标准案例。在方舟子反中医的时候他是无限支持，对方舟子每条微博都不加讨论地转发；现在方舟子大棒打到自己头上了，又不分对错地无限反对，说人家是臭流氓。所以说站队有风险，跟风需谨慎。罗素曾经说过，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生活的本源。因此对网络空间我们可以说，参差多态是健康网络生态的本源。这种不允许异己存在的发言方式无疑是对虚拟空间的健康发展很不利的。 二，情绪化。在现实生活中很和气的人，到了网上也会变得极富攻击性。大家都缺乏认真讨论问题的耐心，一开口就是“傻Ｂ”。这让我想到了黄侃和章太炎的故事。话说有一天黄侃同学尿急，直接就对着窗户小解了起来，让楼下读书的章太炎惹了一身骚。两人就此对骂起来，谁料越骂越感觉相互佩服，最终黄侃折节拜章太炎为师，传为佳话。但“佳话”毕竟是“佳话”，大多数人并没有两者的肚量和才气。我见过不少同学在网上跟朋友起了争执，结果闹得现实生活中也有了隔阂。情绪化的危害虽是在虚拟空间中产生，但完全可以影响真实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在出口成脏之前先冷静一下，别像吴法天和五岳散人那样搞到非“约架”不可的地步。 三，泛道德化。在这种争论中，阴谋论总是不会缺席。“五毛党”们认为这又是一个美国政府的阴谋，想要从乌干达的石油资源中分一杯羹；“美分党”们认为“五毛党”的阴谋论本身就是中国政府下的一大盘棋。这种现象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所有人都在反对些什么，但谁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反对什么。也就是说你不喜欢狗，但你首先应该定义一下什么叫狗吧，总不能举着一只猫说你看，这狗长得真他妈丑。有时候我在跟别的网友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感觉非常困惑，因为许多人特别容易跑题或是答非所问。甚至有些人骂人都骂不到点上。用一句网络用语讲就是，“我都替你捉急”。在这个事件中，很多事情都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此次活动的运作方式、收费方式是否合理，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很少有人能够就事论事，而是将所有问题都往道德上扯，努力占据道德制高点。 至于这些失衡状况出现的原因，我暂时想到了以下几点： 一，中国人整体精神生活状态堪忧，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积累了大量压抑的情绪。世俗道德的作用压制了这些负面情绪，使之无法转变为负面行动，却没有为之提供有效的疏导。而网络空间是一个可以毫无顾忌的发泄场所，因为大家都处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世俗道德对语言的约束力不再起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网络语言的暴虐倾向反而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减少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破坏力。 二，国内网络空间的架构不够合理，各大网络社交平台都在努力“造星”。以新浪微博为例，它虽是ｔｗｉｔｔｅｒ的翻版，但又与ｔｗｉｔｔｅｒ有很大的区别。新浪微博的技术架构呈现垂直化的趋势，将平台的核心位置交给了少数的明星用户，而普通用户之间的横向交流很难获得别人的关注。这就使得大多数普通用户要么缺乏参与热情，进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要么尽量采用极端语言“搏出位”，以获取别人的注意力。 三，中国政府的负面作用。网络空间是如今少有的中国人可以自由讨论一些敏感问题的场所，因此对敏感信息的渴求促进了一些网络平台的急速发展。中国政府也试图参与其中以引导舆论，这本无可厚非，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忽视舆论的力量。然而政府参与引导的方式却有大问题。它并非以增加透明度、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引导舆论，而是通过雇佣网评员发帖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与控制，这无疑更加削弱了其公信力，并且导致了所谓“五毛党”和“美分党”等网络用语的出现。 现在再来说我为什么转发“Ｋｏｎｙ　２０１２”。在看它的宣传视频之前，我刚刚看过一部与之内容十分相关的电影：《机关枪传教士》（《Ｍａｃｈｉｎｅ　Ｇｕｎ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这部电影根据山姆·奇德斯（Ｓａｍ　Ｃｈｉｌｄｅｒｓ）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事实上，与“Ｋｏｎｙ　２０１２”相比，我更欣赏Ｓａｍ的做法，因为他的做法更直接、更有效，甚至更传奇（虽然以“传奇”作为理由会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Ｋｏｎｙ　２０１２”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这种形式激起了成千上万人的同情心。虽然同情心很有可能被滥用，但其本身的高贵毋庸置疑。 有一本禁书叫《戴晴文集》，里面详细描述了戴晴的一九八九。里面有一个镜头让我热泪盈眶。那些参与运动的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为了理想而付出多大的代价。当戴晴带领着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们试图与学生领袖们进行对话的时候，学生们紧紧地将他们围住，请求他们所敬爱的戴晴老师、李泽厚老师为自己签名。在那场惨剧里，有没有真正心怀鬼胎的领导者？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否定所有学生们的单纯和执着，以及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而付出的热血。 因此，当人们在讨论八九年的学生，或是今天支持“Ｋｏｎｙ　２０１２”的人们时，这样一种论调是我极度厌恶的：这群傻Ｂ，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利用了呢？完全有可能。但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的单纯和执着是多么的可贵。你如果能够识破阴谋者的诡计，那就应该理性地将其中的道理讲给他们听，而不是在一旁冷嘲热讽。因此我想对那些自以为看透世故的人们说：你可以沉默不语，但请对人类最高贵的情感怀有一丝敬畏之心。

王岐山：我说得不对可以纠正 （联合早报，2012-03-11） 　　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主管金融和商务贸易的副总理，王岐山大谈法治建设和人大立法工作，间接传达出他可能在今秋中共十八大高层换届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在明年3月“两会”上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信息。 　　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前天在“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上透露自己“老想修改刑法”，强调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全国人大承担的立法任务会越来越重。 　　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主管金融和商务贸易的副总理，王岐山大谈法治建设和人大立法工作，间接传达出他可能在今年秋天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层换届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在明年3月“两会”上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信息。 　　据《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王岐山前天在参加山东代表团第五组小组审议时，以他一贯平易近人、发言生动风趣的风格，畅谈中国的法治建设。 　　“我说得不对可以纠正啊。”王岐山一边发言一边请会场上的法律界专业人士指正。 　　王岐山透露，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思考情理法这三个字，“有时候讲情讲理未必合法。中国要从情理法三者上不断探索它们的关系”。“其实西方也一样，律师玩儿命地用各种方式影响陪审团，实际很多时候就出来了情，出来了理，而不完全是法了。” 　　王岐山强调，所有的法都得服从宪法。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人大承担的立法任务会越来越重。 　　王岐山说，他老想修改刑法，因为现在工作中就面对着问题。比如，民间金融和所谓的非法高利贷，就得研究、界定。“因为现在我们说真的，民间借贷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应该给予，咱们互相借点儿钱的事儿不是经常有的吗？很平常的。但是我们防止什么？防止的是非法集资啊，防止旧社会的‘驴打滚’（高利贷的利滚利）。” 　　不过，王岐山也谈到他所主管的金融问题。“金融问题，最怕的是小微企业的弱势。民生的最大根本是就业，小微企业承担着解决就业的最大民生。”“我去河南调查过农村金融，农村金融有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存贷机构，但现在很多农村信用社变成农村商业银行了，一变成农商行，就成了股份制企业，就要准备上市，然后跨区域，成本就高了。” 　　王岐山反问：“农民养猪那点儿利润，哪儿养得了你们开汽车、住大楼的银行人员？” 汪洋笑谈“有些记者不够朋友” （人民网，2012年3月10日）  　“有些记者不够朋友啊! ”在10 日广东团的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结束发言后，转头向旁听采访的媒体记者说。 　　在广东团对中外媒体的“开放日”活动中、在广东团的分组讨论中，汪洋一向以坦言、敢言给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说，微博上，有些媒体的标题为了“抢眼球”，曲解了他的意思，很容易造成误读。“你们这么做不怎么够朋友啊! ”汪洋笑着说。 　　一句“不够朋友”，让在座的媒体记者们也笑了起来。 　　讲完了这番话，分组讨论继续进行。 　　中途，汪洋短暂离席了几分钟。重新走回自己的座位时， 一部电视台的摄像机正架在汪洋的必经之路上， 拍摄一位正在发言的代表。 　　看到这情景， 为了不影响记者的拍摄，汪洋弯下腰，低着身子，轻轻、静静地从摄像机镜头下面走过，完全没有影响记者的工作。 　　小小的举动，却很够朋友。 人大代表提历史的倒退：官太多 老百姓养不起 （中国经济网2012-03-10）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塬副书记刘锡荣，昨天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 　　官太多，给买官卖官无尽空间 　　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煺。」 　　他结合在中央纪委的工作经历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 　　搞小金库，要追究刑事责任 　　刘锡荣还说，现在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同时，财政纪律不严肃，超收财政先斩后奏，年底突击花钱，事后补个报告就行。「《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搞了」，他说。 　　他同时建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给人大直管，对人大负责，审计署和中纪委合署办公，「再搞小金库、老鼠仓，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采取严厉措施，贪污、挪用财政资金还是像「左手拿到右手」这样方便，纪委人再多也查不过来。他以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为例，说明合署办公效率比塬来高得多。 　　釐清政府职能 　　刘锡荣说，十七届四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反腐倡廉要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要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他认为，这「四不分」造成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起不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相反，权力和利益配置力度大。「四不分」把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场条块分割。「有些行业长期收入比其他行业高5倍、高10倍，这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像的」，曾在温州担任主要领导的刘锡荣说，「有些温州企业家说，到国内有些地方投资，比到国外投资还麻烦。一定要打破篱笆，填平鸿沟」。 　　刘锡荣说，「四不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也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毛新宇永远有话题：两会现场秀书法 （网络，2012-03-11）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在人民大会堂二层的接受记者采访。图为毛新宇现场题字。 　　作为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历来是全国两会上媒体围追堵截的对象。他的提案也多与爷爷毛泽东相关。今年，毛委员关注的则是反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改善边防部队官兵生活等问题。图为3月10日，毛新宇接受采访。 　　“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的最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党对于违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损害群众利益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许的。”毛新宇认为，中国共产党有8000万党员，在比例上，腐败分子还属于少数。 　　谈到重庆唱红歌的现象，毛新宇持赞同态度，“这是一种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形式。” 　　爱爬山、爱游泳，也爱打羽毛球、下象棋，毛新宇一直强调，他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我爱钻研深奥的哲学书，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最喜欢的还是爷爷的书。” 　　毛新宇说，“哲学是聪明学，要学好必须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学起来不能操之过急。” 　　儿子9岁、女儿4岁，父亲毛新宇会告诉他们“曾祖父的故事”，“他们都还小，一般会从一些浅显的故事开始，让他们对毛主席有感性认识。” 　　“我从四岁就开始背毛泽东诗词。现在我的儿女都会背七律《长征》，儿子还会背《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毛新宇谈到，他从7岁就开始走访革命老区，母亲带着他重走了四次长征路，“等孩子们再大一点，我和爱人也会带他们去革命老区，重走长征路。” 　　谈到教育，毛新宇认为，孩子长大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最重要的是做好思想品德教育，“还要有科学文化知识，但我不主张在课外给孩子太多负担，我儿子的文化课成绩很好，他对画画和海洋动物很感兴趣”。他还强调，要培养孩子自立于社会的劳动技能。 　　“无论在单位还是家里，我都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肩负着全国各级领导和群众的期待，我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毛新宇说 崔永元为什么对法律失望了 （凤凰网，2012-03-11）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抨击司法不公正时说：“现在有多少人能靠法律解决问题呢？如果有个人打官司说要找一个好律师，有这样的想法是挺天真挺了不起的，基本上都是找个好人脉，看哪个律师跟法官关系比较好，最重要是有个好领导，如果有个好领导给你撑腰，这官司基本上就输不了，或者会赢得特别体面。” 　　小崔的这番实话实说，虽然有些片面，但也道出司法的弊端，即官司结果最终由领导决定，律师的作用苍白，而法官则或是一个傀儡。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法律人很伤心，而领导则在窃喜——法律面前不平等，谁之过？每个人都要反思这个司法体制，为何法律成为领导的工具，平民的无奈，法律人则是技术工匠。唯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而不是权力。 　　崔永元以接着以自己打的官司为例，倾吐了对法律的“彻底失望”：“几年前我打过官司，是民事官司，那就非常荒唐。我认识的法律人士认为一周可能解决的案子结果拖了3年。最终让侵权的厂家都变更了厂名、换了厂址，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官司才不痛不痒地判了。判完之后法官还当了十佳法官，还拿这个当经典案例到处去讲。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不打官司。我也跟身边的人普及知识，你真的想保护自己，你就不要打官司，打一次你就失望。” 　　小崔的法律失望说，过于消极了，如果都不打官司，那么就是跑关系或暴力相向了，更不公平。建国后，法律只有宪法和婚姻法两部，发展到现在各个法律部分，门面上已经基本齐全了，关键是如何落实。我更希望，小崔的这话直接质询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让他们在作报告的时候，反思一下如何让人们满意他们的司法工作。 　　小崔还抨击了“微博办案”的现象：“有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案件，你看他的判决，基本就是用微博调查的百分比来确定的。我们经常听说，不让媒体干预司法，我觉得司法没有那么脆弱，司法有这么完整的蓝本在支持，哪能这么脆弱呢？哪是多少网民拍转就能把案子改过来？但是现在很多这种案子，确实在网民拍拍砖就有180度的转弯。你可以从积极方面来讲是顺应民意，但是这更加重了老百姓对法律的失望。我特别希望不是网民意见一边倒的时候，不是哪个领导批了个字，案件就来个180度转弯，否则会让大家失去信心。” 　　在舆论和司法的关系上，现在是一团混战，微博办案的作用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司法需要舆论监督，否则司法者会一手遮天，另一方面舆论也可能影响案件结果，领导的批示对案件“矫枉过正”。我们认为，舆论的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依法司法，舆论会支持的，反之，违法司法，舆论必然谴责，因此依法办案就是了，没必要把舆论作为洪水勐兽，更不能把领导的影响司法归责于舆论。 　　总而言之，小崔说法，让人伤心，而其法律失望论、无用论，也希望是反语激励，而不是真的要大家去找领导跑关系，那样的话，又要回到无法无天的时代去了。 　　昨天崔永元说，打官司，找好领导胜于好律师，并以自己打官司为例，劝告别人不要打官司。小崔的这番话在网易的跟帖如潮，我腾讯博客的《评崔永元法律失望论》评论也不少，几乎是无一例外赞同崔的实话实说，对法院不满，对法律的失望。——崔永元的这番话点出现实，也重创了法律人，杀伤力极大。简单地说，法律是没用的，法律人自然也是没有的，有事找领导解决。——我认为，崔永元批评司法不公是切中肯綮的，但隐含的法律无用论是偏颇的，而且会导致法律虚无论，走回无法无天的时代。 两会代表谈房价：政府自己在投机倒把 （羊城晚报，2012-03-11）    ［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全国政协委员、星河湾地产老总黄文仔发表过“今年房价要降15%”的言论，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富力地产董事长张力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房价基本降到位了，已经有部分开发商亏本卖房子。”］ 　　羊城晚报：黄文仔说房价要降15%，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张力：我昨天吃饭时还看到他，当面表示不同意。现在房价比最高峰时已经降了10%，再来15%，总共降了25%。开发商的净利润率普遍为15%，少数超过20%。照他这个说法，开发商全部要亏本卖房。像广州降价空间已经不大了。黄文仔早三个月说这话还有道理，今天再讲就不可能。 　　羊城晚报：都说开发商暴利，为何现在要亏本卖？ 　　张力：有些开发商卖价低于成本，但我们没有。这跟成本控制有关。现在建筑材料、人工都贵，还要搞水电、小区环境等，所以精装修每平米5000元以下基本没钱赚，4500元以下亏本，这个价位卖毛坯房还可以。我认为整体来讲，豪宅还有降价空间，普通住宅基本没有了。 　　羊城晚报：目前的降价会不会引起买房人持币观望？ 　　张力：房价不是慢慢降，而是一步到位。去年10月开始降得很厉害，开发商是急着降价卖房子。该降的基本都降了。现在买房已经是划算的。 　　羊城晚报：听说现在全行业资金链都比较紧张？ 　　张力：那当然，每个地产商都头疼。大概从去年四五月份开始，银行对地产开发贷款卡得很死，加了很多条件，年利息13%算是低的，比基准利率高出一倍。所以最大的受益者是银行。 　　羊城晚报：这话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认为开发商也暴利。 　　张力：形象不好。现在拍电视，奸商都是做房地产的。但我认为大部分开发商还是好的，只是2008年、2009年房价高的时候一窝蜂上，有些人为了高利润做了违法犯法的事，这也存在，总体影响开发商的形象。其实我们也不赞成房价太高，造成市场混乱，地方政府把土地价格抬得很高，老百姓也骂你。 　　羊城晚报：前段时间万科的安信地板事件沸沸扬扬，富力有没有跟安信合作？ 　　张力：没有合作。安信出了事，我们也在自查自纠。建材我都到工厂去看过，我们自己掏钱送去检测，包括厨具、木地板、混凝土、钢材、石材。看混凝土标号对不对，石材有没有放射性，厨具有没有甲醛。 　　全国政协委员、前华侨大学校长吴承业在分组讨论中，对土地财政言辞激烈。“政府定价征收农民的地，但拿来后却去搞竞价拍卖。一块地几百万拿来，却拍出上千万出售，中间的差价被地方政府拿走了，这不很像当年的‘投机倒把’吗？” 　　吴承业认为，楼市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大力兴建公租房。但目前保障房的制度，他并不看好。“保障房五年后可以出售，容易滋生腐败。建保障房最好是永远不能交易，等你条件好了就退给政府，让有需要的人去住。” 　　“企业自己出地出房子，能给政府租给低保户吗？不可能！” 　　在3月9日的政协分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导刘克崮表示，当前保障房制度不完善，国家分派的指标可能被用于建设企业福利房。 　　“那天跟委员专题会晤的时候，听说中央是把3600万套保障房指标下分给省，省分到市。市里叫来几家企业，说你们手里有地又有钱，把指标领走。”刘克崮分析，企业领了指标，一定会建成“职工房”，服务不了真正需要的人群。而且保障房是国家项目，银行贷款将一路绿灯，“哗哗地上”。 　　刘克崮认为，目前保障房仍缺一套严格制度，从管理、资金到流通均需有详细政策规定，否则难以落地。 　　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的本意是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所以本质是限制特权、限制权力的。所以，应该是官员不喜欢法律，而民众依靠法律。公民有事，不找法律，不依靠法律，靠什么呢？难道是靠跑关系、找领导解决，跑得过有钱人、有权人吗？如果跑不过，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上访或以暴力相向，这样社会更无秩，而是水浒传的江湖了。——法律的本意是好的，是公民需要法律，官吏讨厌法律，但现在执行中，很多法律被弄反了，法律反而成为有钱有势者欺负平民的利器，而平民依靠法律则是稻草一根，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法律的立法和执法出现了问题，违背了公平正义，使得民众认为有法不如无法，干脆天下大乱，均贫富，同归于尽。 　　所以最要反思的是司法体制，我希望这次作报告的两高院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听听，现在的法律施行被搞成什么样子了，民怨四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人都心怀不满。要反思，最近几年法院在做点什么工作？到处是讲调解、要和谐，根本是自己丢弃法律在先，搞的大家去找关系，并把前几年肖扬审判专业化的司法成果消耗殆尽。上梁不正下梁歪，最高法院自己先不讲法，下面法院又如何守法？！法院领导自己不懂法，又怎会让下面法官去精通法律？——而法院的不需要法律，律师和当事人又怎么可能去运用法律？这些道理，不言自明。法律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 　　历史表明，民主与法治是社会的潮流，法律是保障长治久安之策，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器。所以，法律不能丢，但恶法要改正，司法要改革，要让人民满意这个法律，而不是法律虚无，那是会回到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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