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您说左派们“主张是起来造反”，鼓动“让穷人当家做主”，说他们的口号“激动人心，一呼百应”，说他们的成功会是“社会是灾难”，这些没错。几千年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循环已经让中国人的本性暴露的淋漓尽致了，取而代之之后，那不变的剥削还会继续。 您接着说的一些话，就有点老糊涂了。 “帮助低收入者致富，扎扎实实做脱贫致富的事，提倡致富光荣，保护穷人，同样保护富人。不能迅速见效，只能缩小贫富差距，而且社会的贫富区别将长期存在。” 合法的致富是光荣的，也是值得提倡的。保护穷人，是高尚的，也是当下的社会问题的重要解决办法，但是保护穷人的同时能不能也保护富人呢？蛋糕就那么点，穷人拿得多了，富人自然就少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但从社会公平上来说，如果穷人多得点蛋糕，确实富人就能安全很多，不必花几万给孩子请贴身保镖了，也不用为了子孙后代而移民了。但是啊，中国的富人，大都没有这么高的觉悟的，不然怎么都富起来就飞走呢？缩小贫富差距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但方法不是让富人为穷人做实事，而是建立公平的机制。让富人良心发现去施舍给穷人，这太理想化了，这有违你们西方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所以呵，茅先生不能老忽悠那没学过西经的草根啊！ “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缺乏号召力，要靠理性思维，逐步推进。” “理性”。您提出了一个好词！五四以来90年，咱们都没有解决“理性”的问题。中国人很圆滑，什么事都不愿意精确，统计局老往数字里加水，学生搞假论文，这样的国家谈何理性呢？教育投入不足GDP的3%，连印度都不如，这样的国家谈何理性呢？文化业，搞成了政治与经济的表演场，娱民＋愚民，这样的畸形文化下的国家，谈何理性呢？理性思维，可以让社会进步；可怎么培养中国的理性思维，这才是一个大的问题吧！不过，中国在进步。顾晓军就将成为一种第三种思维模式，打破中国长久以来的二元思维。人家已经批了您许多次了，希望您赶快准备迎战吧——没有争锋，何来理性呢？ “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要选最有才能，有远见卓识的人来管理国家。但是这些精英必须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从穷人治理逐步转变到精英治理，但是他们治理的目标并不完全以广大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掺杂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这是问题之所在。如何选出既公正又有能力的人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永远是一个大难题。各国有自己的办法。这就是政治制度。” 这里小妖就要不客气地批您了。第一句话，您虽然没有把穷人完全等同于非精英，但是您却把穷人与精英对立了起来。小妖认为，按照财富与才能的维度，人可以分为四种，如下图所示： 您说“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小妖认为，这句话应该这么说“我们反对庸人当家作主，赞成精英管理国家”。因为与精英相对的概念是非精英而不是穷人。您把穷人与精英相对立，那您的潜台词就是：“穷人大都是非精英。”那您是不是应该先给出一个证明——证明穷人大都是平庸的人，之后，再去说“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呢？ “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从穷人治理逐步转变到精英治理”，这句话也涉及了概念的混淆。您把精英与穷人对立，那么精英群体与富人群体就会有很大的重叠，或者是重合。按这个观点推下去，中国一直在进行精英治国，而不是穷人治国。为什么呢？造反的时候，领导者是无产或者是少产，但是，造反成功后，无产就变成了有产，少产就变成了多产，那么这些领导者就变成了精英了（富人就等于精英，这是您的潜台词），而他们治国，怎么能算是穷人治国呢？所以呢，穷人治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您说呢？穷人变成了富人开始治国时，他们就会让自己的资本追逐更多的利润，而新形势下的穷人，注定还要受剥削，对吧！这是一个屁股与脑袋的问题，而不是“掺杂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的道德问题。 如果让穷人当家作主，好不好呢？ 这个不一定。因为中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造反的乞丐当上了皇帝照样去欺压百姓，为富不仁是一个普遍的人性问题。一个穷人在造反时，会喊振奋人心的口号，会从大众的利益出发，鼓动大家去斗争，可他一旦当上了领导人，那么，他肯定会变得有钱，为何呢？他不去索取，就有人往他手里送。他有钱之后，想要保护他的钱，而且想要让他的钱增值，所以，他会想方设法去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去让“自己”的钱参与高回报的投资项目，甚至向国外投资。那么，这个时候，他还会以人民的立场说话吗？不会了。消灭一个人，不能用刀枪，得用荣华富贵。富而仁的人，太少！ 在中国，一个人是精英，但他不一定能进入官商圈子；而是一个人进入了官商圈子，就可以后补一个精英证书。所以，“要选最有才能，有远见卓识的人来管理国家。但是这些精英必须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这句话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中国农民与市民的比例在7比3，但是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却要倒过来，3比7。难道农民的精英率比市民的小吗？去农村看看那文化教育的基础设施，就全明白了。 “如何选出既公正又有能力的人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永远是一个大难题。各国有自己的办法。这就是政治制度”，这句话暴露了您政治思想的动荡。呵呵。其实，小妖也不是极端的民粹主义，小妖也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别，但是，您用穷人与富人来划分参政的权利的方法，我不能接受的。 富人不一定有才。中国有太多的太多的富二代，官二代，这些人不见得一定比那平民家庭出来的孩子有才能，而且，由于父母的暴发户素质，往往这样家庭的孩子有点像刘阿斗。中国有太多的花钱买的精英证。如EMBA，如官员博士证，这些是高校与政界与商界媾和的产物。徒有一张证书，谈不上真正的才能。穷人变富不是因为有才。靠勤劳达到致富的人，不多，靠正当手段成为超级富豪的更少。一个小小的地级市长都有20亿家产，靠什么呢？股票内幕交易和房地产。 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在中国呈现了哑铃形，极少人掌握了极大的财富。如果按您的财富来划分人的才能的话，中国人90%的都是庸人，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啊，富人不一定就是精英，而穷人不一定就不是精英。 那您可能会说，穷人没钱应该努力去挣，不挣的话，就是无能，就是庸人。呵呵。您这个教授是不知道啊！穷人变富人其实有很多方法的。比如，去给官商当代理孕母，去天上人间当坐台小姐，去给要高考的局长儿子替考，去给傻富二代大学生写毕业论文，去房产黑中介买房子，去掏地沟油，还有啊，去当舞猫。其实，有才能的穷人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变富的，比如中国有几百万的舞猫，中国论文市场市值有10个亿。所以呢，中国才出现了一些脆弱的中产阶层。但是，还有更多有才能的穷人，不愿意通过上述途径致富，于是，在您的眼中，他们大概就变成了庸人了吧！ 您本文所说左右派争斗，其实，跟老百姓的关系都不太大，除非，在斗争中可以让老百姓分点你们溅落的几滴血。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你就不能再老糊涂地说不让穷人当家作主了，因为，穷人中也有精英，有很多被这个破烂时代所埋没的精英。穷人不妄想让富人良心发现来分点蛋糕给自己，也不妄想您能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穷人，需要自己的代表来为自己说话！而顾晓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山寺仙妖的最新更新： 妖评媒：福建某高校老师，回家种地去吧！ / 2010-06-16 10:25 / 评论数( 0 ) 房屋代理员的端午节（小说） / 2010-06-16 10:25 / 评论数( 0 ) 为何右派总是有气无力？ / 2010-06-15 12:02 / 评论数( 1 ) 大力水手的童话(小说) / 2010-06-10 22:41 / 评论数( 0 ) 卞洪登先生：您在为谁说话？ / 2010-06-09 22:41 / 评论数( 0 )

演变中的商会 一． 温州人的商会 民间有种说法把温州比作中国的耶路撒冷，把温州人比作中国的犹太人。这种比喻反映了温州人独立自主，敢闯敢拼，四海为家，辛勤创业的企业家精神，而温州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温州企业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的鲶鱼效应已经为温州人的这些特点作了注释。 不过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温州人身上的这种商业禀赋， 一般公众并不太熟悉的是温州人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天份—温州人特别看重乡情，喜欢抱团联合作战，因此随着温州企业在全国各地的过程，是温州人的结社热情。据悉，迄今为止，已经有接近200万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投资设厂，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与此同时，温州企业家在全国各地推动成立了数百家温州商会。从丽江到喀什，从延安到延边，都有正式的温州商会在运转。如果把视野在放大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温州人的生意早已遍布全球， 在欧美，在非洲，也活跃着各种形式的温会。 我曾经接触到的几个温州商人，名片上除了印着董事长或总经理等企业信息外，都眩目的印着其社会兼职，尤其是在商会的职位。在温州商人群体中，不参加商会，不在社会组织中兼职，似乎就不够有身份和地位。 张国林是一个典型的温州企业家， 他的印染企业在温州当地颇有名气，不过他更看重的似乎还是商会的身份。他曾经当过龙湾区企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当过温州商会的会长；而随着他投资的企业在江苏昆山开业，他又当上了昆山温州商会的会长。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张国林第一时间向会员企业发起捐款活动，并不辞辛劳，奔波于各企 业之间，募得善款1200多万元。此后，他还专门赶赴四川考察灾区受灾状况和灾民的需求，提出了为灾区人民提供就业岗位的新型思路，为灾民提供了一条走出灾区，自我重建的路径。国林会企业在温州当地颇有名气，不过他更看重的似乎还是商会的头衔。 而代表着将近2万在扬州创业的温州商人利益的扬州温州商会在运行过程中，则开创了商会运行的新模式，那就是商会的领导成员们通过讨论，决定以商会的名义代理某品牌的葡萄酒在扬州的总经销商权，使得商会走向经济实体化。　 二．商会新功能 和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业协会或者商会相比，这种由企业家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商会已经脱胎换骨。 传统的商会无论从其承担的功能，经费来源，人员构成等来看，都更像一个没落的政府机构，无法有效的管理，也谈不上对企业的服务。而随着经济分工的深化，利益结构的复杂化，原来这种政府色彩浓厚的商会已经过气，以服务会员企业为宗旨的真正意义上的商会从温州开始破茧，逐渐蔓延，并进而被浙江企业家复制到全国各地。 跟原来政府主导的行业协会或者商会不同，温州的商会是自发的自下而上形成的。刚开始，往往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导，联合一批同业企业要求成立某个商会，开明的地方主管部门则顺水推舟。商会成立后，主导的企业家往往成为会长。温州大部分商会的经费都来自会费或其他方式自筹(会长单位的会费往往最多)，政府并不给钱。谁给钱，谁话事，政府不出钱，自然无法控制商会。商会的领导层往往经过认真的选举，拥有程序上的合法性。由于可以自筹经费，温州的商会往往拥有独立的办公场所，雇佣专门的工作团队，这样就有能力为会员提供服务。这种商会的发展，增加了会员企业和社会的沟通管道，在与侵害商会会员利益的对手谈判中增加了谈判能力。在企业普遍沦为公共权力的弱势群体的今天，通过商会的这种努力至少是一种补救。 发端于温州的这种真正由企业家推动成立的商会模式，已经被其他省份的企业家所拷贝，一些经济上重要的省份，比如江苏，广东等省份的企业家商会也已经四处开花。商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性的非政府机构，发挥着其独到的功能，并得到了政府的认同。当然，上述商会还有许多局限，比如商会的成立还有相当高的门槛，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商会数量受到限制，商会之间缺乏有效竞争，商会运行的专业性，提供服务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商会在形式上还受到政府机构的管制，商会功能的发挥往往需要政府的配套支持。 三． 新型商者会： 随着浙江经济的升级换代，服务业开始崛起，产业资本开始向金融资本演变，与此相应的，一些新型的商业中间组织开始诞生。 浙江知识经济俱乐部就是这样的一个先行者。这个机构的创办人翁家骥先生，曾经任职于浙江文化部门，因为需要经常和企业家打交道，让他敏锐的意识到，随着浙江经济的发展，更多知识密集型的企业将破土而出，因此给企业家提供智力支持，提供知识更新的服务机构，必然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1998年，他就发起成立了浙江知识经济俱乐部， 这个以企业家经理人的终身大学和精神家园自居的机构，从成立之际至今，已经举办了数百次论坛，邀请知名专家对企业家进行演讲和对话，给企业家提供专业的经济思考，宏观政策和国际形势分析。茅于轼，张五常，吴敬琏等知名大家都是这个机构的常客。知识经济俱乐部对会员企业的中高层提供有针对性的管理技能方面的培训，数十年下来，这个机构已经拥有上百家稳定的会员机构，在企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 2009年风生水起的还有一家机构是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组织和代表浙江在山西的一些煤矿投资人，和山西省政府展开的一场旷日持有的利益博弈。（参加我以前的博文） 类似浙江知识经济俱乐部和浙江资本投资促进会这样的非典型的商业中间组织， 其实在浙江还有许多。这些机构，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商会，但是就其本质来说，依然是一种商业中间组织，是商只不过，他们的形式更加灵活，目的更为具体，运作方式更加市场化， 彻底脱离了原来的政府色彩，因此，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他们可以归类为商会的新型版本。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都在呼唤着更多更高版本的商人组织的出现。 注：部分内容首发于南航《云中往来》

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有多少是非自愿、非自由的？户口制度、城乡差别、私人从事金融权利受限、自由工会权利受限、集体工资议价权利受限，等等，这些都是对权利的限制或禁止。在这些权利被限甚至被禁的情况下，还有多少契约自由？雇用关系还有多少自愿成分，有多少是强制？非自愿的交易可能存在剥削。 — 2010.6.10.   从茅于轼先生的视角谈“剥削 ” 陈志武/文  《经济观察报》2009.1.15.   茅于轼 …

茅于轼： 国民收入倍增是财富的生产，收入分配是财富的分配，是两回事。 　　 现代快报：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一要分好蛋糕，二要做好蛋糕，有的人更直接说，分不好蛋糕就做不好蛋糕，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茅于轼： 这个话不错，首先你得有财富的生产，但两者间又有联系，财富分配不合理的话，就会妨碍财富的生产，但是首先要有财富的生产。 　　 现代快报： 有的论者认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看上去很美，但是很难落实，更有人担心，该计划会成为“公务员收入倍增计划”。 　　 茅于轼： 我觉得他们还是混淆了概念，国民收入是什么，就是GDP，国民收入倍增就是GDP倍增，它不谈收入分配的。 　　 现代快报： 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不少专家认为政府的责任很关键。 　　 茅于轼： 政府跟民间都有责任。从改革30多年的经验看，主要还是政府在改，从计划经济改到市场经济，但我们现在还不是市场经济，还没改完，还要继续改。快报记者 刘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