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

如今，40多年前的卞仲耘校长之死能再次引起人们的反省、争论、辩驳，这说明文革在中国人心里的阴影是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抹去的。卞仲耘校长是他杀，他杀在文革中是一股风潮，有的死在群众的棍棒下，有的死在专政机关的枪口下，有的死于两派武斗，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在文革中，自尽也是一股浪潮，席卷全国。那时的自尽，既不像陈天华，也不似王国维，连阮玲玉式的自杀都不属于。其实都是他杀，因为是逼不得已，实在走投无路。 　　 他们被逼自杀 　　说起自尽，我深有感触，因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段岁月里，我几乎每天遇见一起。 　　1966年6月，我去北京工人体育场游泳池游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馆顶一跃而下，摔在我的面前。他好象生前特意穿上整齐的中山装，然后以死明志。我惊恐地盯着他的尸体，他的左脸贴在地面，压着一滩血迹，两条腿呈扭曲状。 　　我父亲带我和弟弟去北京东直门外放鸭子，那时出了东直门就是一片水塘，我独自赶着鸭子往芦苇深处走，不料，一具尸体浮在眼前，脑袋肿胀得奇大无比，皮肤被水泡得惨白。 　　自尽 ，最后还轮到了我的亲人。1966年9月中旬，我在父亲的抽屉内发现了一封发自上海嘉定县公安局的电报，称我的祖母9月8日在嘉定娄塘镇一池塘自尽，遇难时还不到60岁。谁知到了八十年代初，嘉定县检察院和法院又怀疑这是一起他杀事件，理由是我祖母从北京带回嘉定老家的一笔钱无影无踪，另外，她投河为什么不选择附近的一条深深河流，却偏偏去了路途稍远的浅浅池塘？ 　　我当时知道的各类自尽，最难忘的还有这样几位。 　　邻居蒋荫恩伯伯，他家住二层，我家住一层。那时他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副主任，毕业于燕京大学，在美国密苏里大学从事过新闻学研究，曾经是《大公报》的名记者，还先后当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蒋伯伯的文字激扬，名重一时。八一三淞沪抵抗，他坐车东奔西跑，四下采访。车行经大世界时遇上红灯，大家都在那里耐心等待，而天上飞机轰鸣。此时他也不知哪来的预感，忽命司机猛闯红灯，一路狂驶，随后一颗炸弹落下，红绿灯四周的人全部丧生，唯有他们幸免于难。听说了这个故事，我的感慨是，那时的人居然如此遵守交通秩序，战火纷飞之际也不忘红绿灯；蒋伯伯尽管预见了炸弹，却没有预料他会死在自己所向往的时代。1949年10月1日当夜，他从美国毅然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不想，最终等待他的却是不幸，自缢身亡。 　　同班同学的父亲孙泱，人民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曾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因而被说成是日本特务。他的自尽也很惨烈，因为关押他的地下室内没有任何可供自杀的工具，他就把床单拧成一条，捆在暖气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气管道很矮，所以只能使劲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将自己的一条命勒死。但也有不少记载说他是遭群殴致亡，尸体解剖还发现他腹内空无一物，或许是饿死亦未可知。其实这也正是那时非正常死亡的一种常态，既可能打死后伪装成自尽；也可能是被打得难以承受，以致自我解决，一死了之；或是饥饿加伤害，导致最终病死。北京师范大学的名教授刘盼遂夫妇就是如此，被发现时他们双双的头部都沉浸在水缸内，于是，有人就推论出他们自行将头沉进水缸以自尽，可另外有人说亲眼见他们不断被毒打，肯定是被打杀后凶手们刻意装扮出一个自尽的现场，蒙混视听。孙泱夫人，也就是我同学的母亲石琦阿姨，相貌和风度特别出众，每次见我叫她，都是淡淡一笑，印象至今不忘，据说她也曾因丈夫的罪名屡遭摧残。孙泱的两位公子极其聪明，我的同班同学孙名文理科俱佳，他的哥哥孙宁，与我同年纪而不同班，一身艺术家气质，老是在那里忧郁地拉着小提琴。他们兄弟俩总给人一种心理负荷极为沉重的感觉，这也难怪，他们的祖父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被腰斩于上海；他们的父亲死于非命；他们的姑姑孙维世死因不明，只剩下一身的伤痕，而且头部还插进一根钉子。每每回忆起孙氏兄弟，我不能不想起他们的那位祖父孙炳文，若九泉有知，这位中共烈士看见遗下的一对子女死得如此悲惨，会做何感想？ 　　语文系的讲师李尚公自杀的方式恐怕空前绝后，这是我父亲和周围长辈们经常说起的一个故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李尚公将一根通火炉用的通条烧红，然后刺入胸部，其自尽之法可谓惨绝人寰。在那根通条刺进时，他要忍受多大的痛楚，实在难以名状，如果没有天大的悲愤，谁敢选择这样的死法？ 　　 一门悲剧的尚钺 　　我家的另一位邻居，也是我后来读大学时的系主任尚钺，尽管他一直熬到文革后才去世，但终其一生都与非正常死亡相联系，真是满门悲剧，不忍回想。 　　有一天，忽然传来尚钺夫人在洗澡间悬梁自尽的消息，她只是历史系的一位教师，燕京大学毕业，为什么会自尽，众人议论纷纷。我记得她平时温和平淡，不料却有如此剧烈的举动。不久，又有长辈来说，尚钺的二儿子在长春被刑讯逼供致死，也有人说是自杀。这个儿子当时在吉林工业大学任教，从小就随父亲参加中共组织的革命活动，以后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再考入清华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当过一个地方的团委书记，最后落脚于吉林工业大学。文革中他和妻子双双被指为特务，说他们用无线电给敌人发报。尚公子白天站在高台上举着沉重的牌子受批斗，台下有人用大棒猛击他的脚踝，晚间还要继续被工宣队、军宣队严刑审讯，断气以后又说是自杀。文革结束，他被平反，说是冤案，可是怎么死的，凶手是谁，如何处置，却没了下文。 　　这位冤死的尚公子是尚钺先生的前妻所生。尚先生的前妻和妻舅是中共苏区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一个是妇联主任，一个是区委书记，肃反时都死在苏区政治保卫局的枪口之下，也有说是屠刀的。同时被屠戮的，仅河南罗山就有1500多位有名有姓的中共党员。尚钺和这位前妻育有三子，大儿子死于颠沛流离之中，二儿子，就是吉林工业大学的那位，死于非命，第三个，不知所终。等我读大学时才知道，尚先生出身于河南罗山的名门望族，曾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读书，是个文学青年，早年的小说《斧背》、《病》很有名，颇受鲁迅的青睐；以后又以历史研究闻名于世，1949年之后因为历史观点不合时宜，一直饱受批判。他1927年加入中共，发动过农民暴动，当过中共满州省委的秘书长，在宁夏发展了当地第一批中共党员，不断因革命被捕，又不断因意见不同而被开除党籍。我想，那样的出身和素养却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一生与悲剧结为因果，恐为注定。 　　尚先生常年在中学和大学任教，桃李天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日成。金日成对尚先生念念不忘，生前多次来中国想一见恩师，却不能遂愿，因而生发出无限感慨。师生二人至死不能重逢，而两国两党还有“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此事耐人寻味。 　　尚钺先生一门惨剧，其悲哀在于，牺牲的亲人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死前连一丝挽救的余地也不存在；可他和孩子尽管也曾被敌人多次逮捕，但都能顺利保释，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也不能不引人深思。 　　还有一位老太太的自杀，也让我不能忘怀。记得我随着人群冲进那一家的洗澡间后，看见她正躺在浴缸内。她是在洗澡间屋顶的水管上吊的，绳子断后，尸身落在浴缸里。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小布袋，人们拿下布袋，发现里面存放有户口簿、粮票、粮本、布票、粮本、工业券和购货本。我听大人们猜测，可能是老太太因为儿子和儿媳妇都被关押，而她又接到红卫兵遣返原籍的勒令，眼看孙子无人照看，只得以死换回儿子的释放。她临自尽前害怕死后家里混乱时丢失了那些票证，儿孙丧失了生活供给，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这个故事后来又被传为，老太太死不瞑目，直到孙子拿到那些票证，她才阖上了双眼。 　　我生长的那个大院，最早叫铁一号，就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后来改为张自忠路三号、工农兵东大街三号、地安门东大街三号，最后又回到张自忠路三号。这个大院那时非正常死亡不断，尤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盖起的三座红楼，洗澡间和厕所上端都有粗粗的水管从明面经过，特别适合悬梁。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心理留下很重的阴影。近20多年来，铁一号的那些长辈去世，无论曾经多么熟识，我从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或追悼会。我不愿意再从那些已经安详的音容去回想一个刻骨铭心的时代，那个自杀的时代、非正常死亡的时代。 　　如今数起来，我所知道的自杀之法，大概有10几种之多，有的方式，简直闻所未闻，为了踏上不归路，居然能够想出无比惨绝的方式。那时的自杀，都是逼不得已，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还剩一丝尊严，谁也不会如此决绝。江青是文革无数自杀的根源之一，但她最后也选取了这样的方式，算是为文革自杀画上了句号。 　　 从自杀看中国 　　在我成年以后，周围的自杀就不同了，起码以我的眼光看去，都不属于迫不得已，但照样前仆后继，幼时的伙伴、读书时的同窗、插队时的熟人，纷纷一死了之。自尽的原因被认为是患有抑郁症。 　　有一位女生，自幼就是我家的邻居，谁曾想，她长大成人后，考大学没考上，直接进了机关，老是认为领导不重视她的意见，最后以自杀博得了领导的另眼相看。还有一位我在人民公社劳动时的熟人，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真心真意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后总怀疑四周变“修”了，结果郁郁寡欢，拒绝一切象样的物质生活，最终不得不选择死亡为他眷恋的那个时代殉节。另一位也是我自幼的伙伴和邻居，不知为什么，在他眼中，周围的人越来越像小丑，整个社会活像是个荒诞的舞台，他每天神神道道，常常低着头自言自语，终于以真实的死亡摆脱了荒诞的存在，离开了丑陋的现实。 　　不过，他们的自尽都已经回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那几类方式：坠楼跳崖、自缢投水、服毒割腕。前些年发生的富士康自杀连环事件，虽然我不认识死者，可是他们选取的死法，我再熟悉不过了。 　　抑郁症，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过去有没有抑郁症，我未曾调查，不便发言。即使有人内心深处患有此症，恐怕也没有机会发作，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不是批判别人就是被别人批判，忙得不亦乐乎，哪有时间抑郁？或许有人真正的原因确实死于抑郁，但那个时代这样的死因本身就是罪过，所以，结论无不归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运动从此走向终止，经过那么多的急风暴雨，全国人民都应该接受心理治疗，无论整人的还是被整的，不管批人的或是被批的，在心理上多多少少都有毛病。可惜，当大家还没有意识这一点时，匆匆忙忙就走进了新时代。其实，即便大家认识到这种心理疾病，也无可奈何，哪来那么多的心理医生啊。不像如今，每一场自然灾害，都会有心理医生奔赴灾区。那时不要说文革，就是唐山大地震，人们也只知道“地大震，人大干”，想都没想过自己还能落下什么心理的病根。文革造成的心理疾病是如何影响文革后的，似乎无人在乎，他们的心理疾病是否又传给了下一代、再下一代，也好像无人关心。或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还有无数心灵扭曲的人，与文革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自尽，有人以为他们轻生，我倒认为他们重生，正因为他们将生看得很重，所以选择了放弃。选择自尽的方式告别人世，在古今中外才华出众的文艺家之中比较通行，尤其是诗人，似乎自杀才是才华的归宿，或许因为他们比常人更敏感，更重视生命的标准，所以敢于主动面对死亡，坦然而去。 　　中国的自杀，百年来经过了几大阶段，上个世纪初以陈天华为代表的那批热血青年，愤然一死，为的是唤醒国人；以后的王国维，则是对一种文化的殉情；而阮玲玉，在于她面临的是30年代那种生活矛盾所带来的种种无奈。这样的自杀，应该说，属于人类所共有。但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自杀，就带有浓重的中国时代特色，人格受到侮辱，环境不断威逼，很多人实在难以苟活，可谓逼不得已。自80年代以后，抑郁症又弥漫全国，造成各色人等于不知不觉间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最近数年，宜黄钟家血案那类的自杀原因不时被暴露出来，显示出普遍的深层问题。在这些自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

　　 “9.13”事件中一个最让人疑惑不解的问题是，以中共精锐强悍的“8341”警卫部队竟然未能阻止林彪一家的外逃出走，而作为林彪贴身保镖的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不仅没有善尽职守，反而临阵逃脱。这里蕴藏着一个未被人们深入揭示的巨大问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背后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以前曾有人对这个问题作过论述，但是本人一直未见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试图根据已披露的有关资料，对这一事件，特别是李文普的角色作一深入的分析。 　　 一、李文普回忆中的疑点 　　 李文普在“9.13”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极其复杂。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如果不是林彪的死党，他却一手促成了林彪的逃跑；如果是林彪的死党，他却半途跳车，还被林彪儿子林立果“击伤”。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不是他当机立断、果断跳车，几个小时后就会变成游荡在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纵观其在“9.13”中的行为表现，可谓深沉诡秘、高深莫测。 　　 作为警卫处长，李文普的职责就是保卫林彪的安全。“9.13”事件发生之前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已经预感山雨欲来，对李文普千叮咛万嘱咐，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李文普在林家工作了近20年，林立衡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李的立场和能力。最后林彪的逃跑行动以机毁人亡而告终、以叛国投敌为定论。对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们以及其家人亲友对李文普的言行颇不谅解。李文普针对张宁女士《尘劫》一书的描述，事后也写了一些回忆自辩：《林彪事件与我》，这应该是他自己亲笔所作。稍作分析便可发现其中有不少言不由衷、语焉不详和故意编造的情节，文章不足采信，无法还原事实真相。 　　 首先关于林彪的座车从北戴河96楼出发后有没有受到阻拦，双方各执一词。现在已经弄清楚的事实是，林彪的座车不仅受到了阻拦，而且还被8341部队2大队6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打了两枪。这个细节有当时在场的吕学文提供证明。吕为六中队一分队队长，著有回忆文章《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据吕学文回忆，轿车受到阻拦，先减速后加速，冲过了第一道人墙，在通过第二道人墙被肖队长打了两枪。李文普却说：“那时，我在林彪乘坐的车上，从96楼下来，经过56楼、57楼到58楼，根本没有看到‘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的‘人墙’。天那样黑，车速那样快，路边的人能看清紧闭车窗的车里面坐的是林彪‘行注目礼让它过去’吗？”完全否认了林彪座车冲击人墙和被枪击两项事实。汽车夜间行驶是要开车灯的。不管天怎么黑，李文普当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汽车大灯光柱强烈地照射下，前方几十个人排成的人墙是绝不可能看错的。而且林彪等人遗留在山海关机场的红旗轿车上的有明显弹痕，表明肖奇明射出的子弹都打到了汽车后挡风玻璃上。轿车是防弹的，车里面的人不会受伤，但子弹打在玻璃上的巨大的声音他们不可能听不见。李文普描绘出一幅汽车在宁静祥和的夜色中快速行驶的景象，对这两项事实全部否认，分明是撒谎。 　　 这个谎言拙劣无比，因为现场有几十号人，未来得及统一口径，事实早就扩散到不可控的地步了。但此事李文普非撒谎不可，因为他如果承认林彪座车被阻拦、被枪击的事实，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职。作为负责林彪安全的警卫处长，李文普应在出发前做好一切调度和协调工作，确保安全后才能行动。实际上此程序按部就班，各单位已经是滚瓜烂熟，只要一声号令就会自行行动起来。据林立衡“9.13”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当时8341部队二大队副队长姜作寿已经坐在先行车上，只等一声命令就可以出发。结果命令没来，林彪的车先上来了，他们只好把路让开让红旗车通过。问题很清楚，并不是8341部队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不愿意服从指挥护卫林彪出行，而是负责指挥的张宏、李文普违反条例，未采取必要的行动，从而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下。李文普为何放弃职守、一反常态，这是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而且一直竭力回避的问题。如果是他的工作受到干扰，无法履行职责，在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他可以拒绝发车；如果拒绝发车做不到，他至少可以做到自己不要主动上车。实际情况表明，李文普当晚的行动完全是积极的、主动的。林彪座车发生被阻拦、被枪击这种意外，完全是李文普的责任。如果林彪当晚不出意外，李文普至少是擅离职守，乃渎职是也。问题是发车之前，按李文普的说法，他并不知道林彪这一走一定会发生意外，那么谁借给他这么大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另外一个问题：李文普何时得知林彪一家逃亡的消息的？ 　　 二、李文普何时知悉林家逃亡之计划？ 　　 李文普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说，他是于9月12日下午才得知这一情况的：“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立衡在“9.13”事件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中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林立衡说的时间是9月7日，比李文普的说法提前了5天。到底谁在撒谎，必须调查清楚。因为这个时间实际是破解“9.13”之谜的关键。“9.13”事件到底是一个突发事件，还是早就在有关部门的控制和掌握中，这个时间是一个重要判定依据。 　　 林立衡材料中提到的刘吉纯是8341部队警卫副科长，事后出版过回忆文章，证明林立衡的说法是正确的。刘吉纯在《难忘的“9.13”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里回忆说：“晚上（9月7日，笔者著），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张：张清霖，林立衡的未婚夫；杨：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对你说了些什么？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她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除了刘吉纯的回忆，林办秘书宋德金在《“9.13”事件亲历记》中也提到了此事：“大约9月10日，8341部队警卫副科长刘××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 　　 可见，林立衡的说法有多个证人支持，撒谎的还是李文普。 　　 李文普知道林立果外逃阴谋的时间应该是9月7日。熟悉国内保卫制度的人都知道，李文普这类保卫干部接受的是双重领导。除了直接服务的首长之外，他们还必须接受另外一套体制的领导，定期、不定期地汇报工作、接受检查。这套制度可以防止警卫部队蜕变成私人武装，防止军队首长拥兵自固，成为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军阀。此制度是人民军队不同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李文普是党的干部，受党的派遣为林彪服务，不是林彪的家臣。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李文普不会为首长保守什么秘密，即使他想保，别人也会报告，上面迟早会知道。所以晚报不如早报、别人报不如自己报。从林立衡的材料中透露的情况看，刘吉纯从林立衡那儿得到消息后，马上就向上汇报了。林立衡12日晚去找张宏的时候，跟张宏说：“我是提著脑袋来找你们的，我讲的情况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问问他（指刘吉纯）和李文普。”张宏点头说：“我们相信，刘科长已经对我说了……”张宏对林立衡汇报的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刘科长”早就跟他说过了。李文普不是傻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办的保卫干部不止他一个，知道消息的也不止他一个，不管他个人意愿如何，要说他守口如瓶、没有向上报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所以，中央接获林彪一家意图外逃的时间不可能晚于9月7日。包括李文普在内的不同来源、不同渠道的情报都证实了同一件事情，此事不可能不引起最高领导的关注，毛泽东在南方的行止由此变得更加诡秘。从此以后，林办表面上虽看不出什么变化，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面孔，但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悄悄地控制了局面，必要的时候会让一些人做出身不由己的举动，也令不明真相的的人们事后百思不得其解。这也难怪，因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自己隐藏得非常完美，只在不经意间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张宏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是当时8341部队在北戴河地区的最高领导。9月12晚，林立衡多次央求李文普未果，不得已去找她并不认识的张宏，希望张采取措施保障林彪安全。张宏先是满口答应，林立衡才放心地离开。在叶群通知林立衡拿行李准备马上出发飞广州时，林立衡赶紧跑到大队部找张宏。张宏此时态度大变，对林立衡的央求置若罔闻，反倒叫林立衡“中央指示你们跟著上飞机，跟著走”。这只看不见的手显然没有料到林立衡会直接到8341部队告发林立果和叶群，所以有点应对失措，张宏前后判若两人。其态度的明显变化和那句 “中央让你也上飞机”的命令，几乎是“9.13”事件中唯一的破绽。唯在此处，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闪即逝、羞涩地现出一点点行迹。 　　 所以，“有关部门”绝不是9月12日才恍然大悟“林彪要跑”，放弃对林彪的保卫也不是李文普一时心血来潮。谎言之所以是谎言，因为它总是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盖。李文普为了掩饰自己的双重身份、否认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不得已编造了很多谎言。有的捏造的痕迹是如此之明显，简直到了荒诞可笑的地步。 　　 三、李文普为何中途跳车？ 　　 李文普为什么中途跳车？按照李文普的说法，他听见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之后，“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保卫干部最基本的信念是以国家利益、首长安全为重，自己的生命尚在其次，老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李文普在林办当了近20年警卫处长，恐怕没少背诵这个教条教育别人；可到了关键时刻，别的没想起来、先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这个情节编造得实在是滑稽可笑。何况当时有很多办法可以阻止林彪叛逃。李文普跳车时，林彪的座车还没出大门，后面就是荷枪实弹的8341部队官兵，李文普只要使个眼色叫司机大杨一同跳车，林、叶等人来不及应变，唯有束手就擒，叛逃计划立刻成为泡影，叛徒一说从何谈起。 　　 就算李文普一时糊涂，关键时刻只想起了老婆孩子，跳车以后为什么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以为林彪一伙准备逃往广州、香港。林彪突然泄露逃亡的目的地为伊尔库茨克，这是敌情的重大变化，有关部门还无从知晓。如果不及时报告中央，采取有效措施，林彪一伙可能侥幸逃脱，党和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作为保卫干部，李文普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情报的重要性和不采取措施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这时的李文普已经完全脱离了林彪的控制，安全保障没有问题，可以从从容容向北京最高当局报告。可是李文普自己的回忆却说：“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到58楼2大队队部，卢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十几分钟后就送我去军区疗养院作检查治疗。”报告了没有？没有，连报告的念头都没有！岂不是怪哉？李文普难道有未卜先知的功能，提前知道毛泽东准备放林彪一马，所以把这个重要情报烂在肚子里？ 李文普跳车后，左臂受伤。医生问他受伤的原因，他当时说是“枪走火”。大约半年以后，在审查中他改变说法，称是被林立果从车里开枪击中的；当时林立果已变成温都尔汗的一撮黄土，无法提供证明。自伤、他伤都是李文普自己说了算。但他伤之说，推敲之下实在是漏洞百出。首先，李文普出尔反尔，可信度就是个问号。其次，依常理推测，李文普并没有参与林、叶等人的逃亡计划。作为中央派到林彪身边的保卫干部，李文普不仅随身配备枪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调动部队。他恰恰是林彪、叶群一伙叛逃路上最大的障碍、最直接的威胁。林、叶等人如果事先有预谋地叛逃苏联，(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