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

说理对话是最贴近民主核心的那一部分 徐 贲   《东方早报》田波澜采访   1. 徐老师，《明亮的对话》定位于对公共说理文化的培育。之前，我们也曾经在《南方周末》等报刊上读到过你写的相关作品。请问你为什么会花费这么多精力来讨论公共说理的规则与伦理等议题？而大陆很多知识分子显然认为政治改革等议题的讨论更为重要？   公共说理的规则和伦理其实也是政治改革议题的一部分。我所讨论的公共说理不是一般的交谈或对话，而是需要在民主法治环境才能充分实现的一种公共话语。我在书里的 “ 说理的目的与环境 ” 、 “ 公民政治与政治说理 ” 、 “ 说理与民主 ” 等几讲中对此已有专门讨论，这里就不详述了。我是从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角度来讨论说理的。杜威、哈贝马斯和其他一些学者将这种说理称为公众交谈（ public conversation ），《明亮的对话》封面上的英文书名 Transparent Conversation 取的就是这个意思。 杜威认为，谈话是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征。他在 1927 年写道，公共生活的复兴首先要求“改善辩论、讨论以及劝导的方式与状况。这正是公共问题”。哈贝马斯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在每次对话中，一个个私密性的个体会合并成一个公共团体，一部分公共领域便由此产生”。对话便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民主是通过讨论而实现的治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在法律上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自由的公共讨论而实现的治理”，对话是最贴近民主核心的那一部分。 当代美国传媒学家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已有中文译本）中提到杜威和哈贝马斯对公众交谈的政治见解，他还特别补充说，一般人际间的社交交谈并不能自动产生民主规范。他认为，更多的情况是民主创造民主对话，而不是对话自然产生民主。他同意美国政治学家乔治·卡提卜（ George Kateb ）的分析：民主培养了某种自我，虽然难以察觉而且并不完善，却仍然效果显著。 民主培养的那种“自我”有公共说理的意愿和能力，有用交谈来参与公共政治的要求，在国家和公民社会里，说理是公民身份的一种体现，也是行使公民责任的一种方式。因此我认为，提倡和实践公共说理与对制度性政治改革的期待是联系在一起的。   2.

作者： 信力建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知名律师张雪忠来穗，余便呼朋唤友组成热闹饭局一桌，继续天南地北神侃中外，席间相互讨论，自拍互拍，争论不休，既有趣又有料！ 打老虎能否成功？ 最近在微博、微信上流传各种版本的大老虎名单，到底是武松在敲打各大老虎，还是大老虎在互相撕咬？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无法治保障的打老虎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将让老虎们没有安全感，它破坏了老虎们内部的潜规则。老虎们会想，哪一天如果失去了权力，就可能被掌握权力的人清算，因为老虎们屁股都不干净。但是对于武松来说，不折腾就没有空间突围。 现在一纸禁令下去，让老虎不吃肉改吃素，可能吗？打老虎应该是站在人民利益的一边，如果打老虎既是与老虎作对，又不跟人民站在一起，不把权力真正还给人民，那打老虎的动机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老虎束手就擒是一种求生本能，这样就给武松一个错觉：打老虎阻力也不是很大嘛。 宪政被污名化了吗？ 谈到张雪忠被停课一事，有人愤愤地说：其实现在的政权让人感觉到很不体面，即使在江湖时代，都不会让一些小人、恶人风风光光跳出来代表政权说话。一个政权必须体面必须庄重，哪怕是一个暴政，也要保持外表的庄重，这是权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毛一直把自己作为辛亥革命的合法继承人，他认为是蒋介石背叛了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很重要的道义资本就是宪政、共和，到了现在居然公开反宪政。 但有人认为，反宪政的人其实知道反宪政是愚蠢的、荒诞的，但是这样搞却导致了现在许多媒体、出版社等，都自我审查自我阉割，都对这类词句畏惧害怕远离，凡是讲到这类话题的，都不能发表。难道他们不知道毛不可能复生？不是，他们是在以一种主动进攻的方式，抢夺阵地，否则像张雪忠的《新常识》等著作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后，他们就没有市场了。所以他们才不管逻辑这一套，而是有没有用。如果他们真的要做到站得住脚，要不愚蠢，要讲逻辑，要庄重，要明智的话，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其实金雁写的《倒转红轮》，有一个提法很准确，叫做道德比低才能够夺权，道德比低才能够维持政权。 有人对此论持不同看法，认为他们这样做有他们的目标，因为毕竟是要有所目的才会采取这种方式，但这样并不一定会使宪政污名化。哪怕是通过禁令的方式来封杀一些相关的书籍和学术研讨会，这样能够使宪政污名化是值得怀疑的。但更应该考量的是内部传达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你们不要有幻想，我们还是要走老路。但悲催的是，他们也很难找到人才为他们说话，因为发反宪政的文章找了许多法学家都没找到愿意发的，最后找到杨小青，一个在学界从来没听过的副教授，那就表明她在这个学术圈里名声是非常低的。掌握权力的人会有四面楚歌的感觉，所以出于防御的本能，是不太会去顾及长期的效果的。这样可能对政权的巩固有效果，但却由此失去了知识精英的配合。没有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没有这个“欺骗”，单靠暴力维持不了。如果政权失去了话语的主导权，连议程设置的权力都没有了，这样的政权是很难持久的。 而有人则趁机“贩卖私货”，认为儒家宪政是宪政的一支力量，批评儒家宪政真是莫名其妙。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反对“社会主义宪政”？，都是为宪政加了主语，一个是“儒家”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宪政吗？但是儒家是有宪政的。历史上法家就是极权，都是靠儒家在反对。简单地说，保护私有财产就是宪政，儒家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从管仲开始就有，而西方的私有财产观念到现代才有。 当然，此论也引起了异议，异议者认为宪政和儒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儒家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了。而且现在都在跪拜孔子，要是我们的小孩子也像那样跪拜母校之类的，教育还有希望吗？ 对形势过于乐观了吗？ 在座有媒体人认为，有些知识界还是过于乐观。因为从媒体的计量角度来看，如果你一篇文章今天阅读量与明天的阅读量相比没有增长，而一直是等量阶段，那就意味着你只是影响那一批人，没有更多的作用了。 但知识界的朋友则不认可，他们觉得形势还比较乐观，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度还是保持克制的，任何高压的态势基本上都是半途而废，因为违反常识的东西社会都会反对，就连官方的平台都会反制。像讲新疆事件，新疆官方微博就出来挺新疆人民。而打大V，广东政法就提出“子产不毁乡校”，实际上就反应了内部也对高压有不满情绪和不同的看法。 谁是正在博弈的双方？ 有人认为，现在谈事情前提有错误，把D设定是流氓无产者，而忽视了现在已从流氓变成了有产者。比如五百家族，是大地主大财阀。他们开始狗咬狗，然后又把很多富人放到人大、政协里。富人有发言权了，对一些不合理的政策他们也有切肤之痛，因此他们会去参与博弈。还有一个是，五百家族以外的中小企业家也陆续占领阵地，参与了博弈。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滥用权力，企业家们对他们也不满，因为商业需要市场开放、公平交易、司法正义，滥用权力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商业繁荣。 有人分析说，从49年看来，进行社会压迫的前提是D内必须大清洗而形成统一的意志，才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力。如果D内没有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意志，而派系林立的话，这对党控制社会无疑增加了许多难度。另一方面，我们对一些倒行逆施的行为会说是搞文革，只不过是对公众发一个动员的口号，我们很清楚文革是不可能重来的。因为现在那帮亿万富翁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再来一次文革倒霉的是他们自己。而且他们内部是有一个默契的，就是再也不能出现一个毛泽东那样的人，从邓小平时代就是这样，所以才有八老共治。如果还出现一个对他们生死予夺的人，谁都接受不了的。所以他们可以有老大哥，但不能有老大。真正的力量在于，商议决定的时候，哪一方举手的人多。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由于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月，余分享了一个趣事：在与美国学者交流的时候，谈到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对于驻华大使一职，美中政策基金会的一位高层很有竞争力，因为他既懂中文，又是从事中美交流的，非常资深。但是奥巴马为了政治利益没有选他而选鲍卡斯，因为鲍卡斯是民主党的参议员，调岗就可以直接补一个民主党的席位不需要海选。为了争夺这个席位，奥巴马就派了这位参议员过来当美国大使。看来，奥巴马也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或者觉得中国其实也没多重要。有人对此解释到，其实美国的驻外大使基本上就没有作用，只是调研而已。美国政治里，大使就像是送红包一样，给有关系的人，是一个肥差，没有责任，经常出席一些高级派对，外交政策从来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但其实，中国的外长也只是信息的提供者而已。 说到中美竞赛，美国把中国周边的国家改造完了，并布有美军基地，把航母都调到中国周边，对中国确实存在很大隐患。但有人认为，中国现在有钱了，大造航母，以后军事力量就会很危险了，虽然军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有武器。有武器之后，就敢动台湾动日本，军队是实力的体现，而不完全在于军队能不能打得赢，只要有武器他们就敢打。不过，有人引用晚清宣传的“强大的海军”来说明今天的中国，军队仍然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往往越不透明的地方腐败越严重。但是，现在真的敢打吗？中国大量的官员、商人的家庭都在美国，一旦开战，他们的资产、家人全都会被冻结和抓捕。就这个逻辑推演，中美之战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冯小刚为什么厌烦电影 徐 贲   据人物杂志微博显示，冯小刚（微博）日前接受《人物》杂志专访表示，春晚完了之后就想 “ 待着 ” ， “ 觉得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聊的了 ” ， “ 只要是跟电影没关系的事，都有意思 ” 。一位导演居然把电影当作最没意思的话题，对电影的厌烦表露无遗。不细心体会他这番话后面难言之隐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个冯小刚不要说跟不上当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敬业”要求，就离将近一个世纪前梁启超说的“敬业”和“乐业”都差了很远。 其实，梁启超在《敬业和乐业》所说的“业”并不只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工作”。谁安排或指定你一个工作，你按他的意愿把事情办好，完成任务，便大可以此为乐。然而，冯小刚办完了春晚，完成了任务，却并没有就此“乐”起来。 梁启超说的“业”更不是指一个收入的来源，一个只是保障衣食住行的饭碗。“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可以名为一件事”是指一个人能够全心全意投入，有尊严，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情。冯小刚厌倦电影，是不是觉得电影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冯小刚在微博里说，“我是觉得这么多年一部接一部地拍电影，没有其他的生活。在一个特别窄的胡同里，我长跑，还不是短跑。你怎么跑，你感觉两边都是这么一个墙，越跑越窄，越跑越窄。”他是个会说话的人，一句话同时说给两种不同的人听，让他们各自听出自己想要的意思。你可以认为他是在抱怨拍电影太辛苦，以至于“没有其他的生活”；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在抱怨有“墙”不让他自由奔跑，以至于他电影生涯逼仄，只有辛苦而无乐趣。 梁启超所说的可敬、可乐的那种“业”，是一个人在心里觉得自己可以“实实在在”来做的“正经事”，“这叫做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人们对“业”的正确态度需要有尊严、受尊重和自由、平等的环境条件，他说： “ 我深信人类合理的生活总该如此 ” 。 在人类合理的生活里，任何一项职业的价值都应该是内在的，体现在它为其对象所提供的“善”（帮助、贡献或服务）之中。这种“善”使得这个职业成为一种目的，而不是手段。康德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也是出于同样的道德原则。职业一旦被当作牟利、专权、控制他人的手段时，它也就背离了自己应有的本善。当许多行业，甚至各行各业都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人的合理生活也就一定出了问题。 冯小刚厌倦电影是因为他觉得他和他的电影被一只无形的手在牵制，因而沉沦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他抱怨道，“你让百姓满意，这句话是一句瞎扯的话，你让老百姓满意的前提是你必须让领导满意。”拍电影的不能为看电影的着想，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不能够，但结果一样，都是不为观众着想。这又是多么荒诞和不合理的生活状态。 不合理的生活里不仅有不为观众着想的导演，还有不为学生着想的教授、不为病人着想的医生、不为民众着想的官员、不为消费者着想的厂商。他们往往并不是主观上完全没有为行业对象做好事的愿望，而是觉得，现有环境不允许有他们有这么奢侈的愿望。因此，几乎人人都在做他们既不乐意，也不认可，但却是照做不误的事情。 我有不少在国内高校任教的的朋友，经常听到他们抱怨评选职称的标准和人事纠纷，他们厌倦甚至厌恶自己职业，比冯小刚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启超劝人做事要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忠实地把事做好；要从专心做事中发现乐 趣，不是皱着眉头、满腹牢骚地叫苦，这样才能达到“乐以忘忧”的境界。对我的这些朋友们来说，这实在是太高的境界。他们对自己的“业”，似乎不敬也不乐。他们抱怨在学校里为职称疲于奔命，是“听差”、“苦力”，甚至还有说自己是“要饭”或“奴婢 ” 的。 梁启超所提出的“有业之必要”的理由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不过是“工作”的理由，如谋生、经济独立、生活起居有规律；另一类才是真正的“职业”理由：人格上有自尊、锻炼意志和品性、提高能力和才干、增强自信心与成就感、获得精神满足、肯定生命价值。职业不等于工作。真正敬业的人，他们重视的一定更加是后一类的理由，也一定更期待实现合理的生活环境。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里，后面这一种“业”已经是稀缺的资源，而这样看待自己“业”的人也已经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连冯小刚那样拥有令人羡慕的“艺术创造”之业者都对自己的职业发出了厌倦和无聊的叹息。厌倦和无聊是一种弥漫在当今中国职业界人士中的精神雾霾。他们因找不到其中的价值和意义而“看穿”自己的职业。更糟糕的是，“看穿”甚至已经不再能让这些职业人士为之悲哀和愤怒，他们职业的无意义甚至已经对他们失去了刺激的作用，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叫做“累”的无聊。在一个受权力和名利双重挤压的体制内，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又忙碌又无聊，越忙碌越无聊，刚刚忙完春晚的冯小刚，体会和吐露的恐怕正是这样的一种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