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首先您认为莫言获奖在中国或中文世界很轰动，在欧美是不是也造成很大的反响呢，也就是说莫言作为中国作家在欧美是否有名气呢 ? 欧美一些人很喜欢看从中文翻译的小说，但应当承认大部分人还是不了解莫言是谁。但是记得30多年前这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一些日本著名作家的姓名。对中国作家就不一样，了解莫言的人还是不多，是极少数，最多占百分之一二三。所以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对推动中国文学有非常大的好处。 再说莫言的小说，可能有十几本翻成了法语在这里出版。莫言的小说还被翻成了英文，德文，挪威文或瑞典文。这也对推介莫言的作品很有帮助。 您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来说是不是一件大事，可是对这一奖项为什么会有差异很大，立场对立的反响呢 ? 莫言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也是件好事。当然如何选择一个作家，喜欢这个作家，不喜欢另一个作家那是个人的事情。但在中国，看一个作家，常常用政治标准。而作家也有政治选择。莫言选择了不参加。他的名字莫言也就是这个意思。即我不参加，我不说话。当然这是他的选择。中国的对他批评也就是多指他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没有发表意见。而且他没有回答崔卫平的提问，因此至今仍然受到批评。 我个人对此也是很有意见。莫言当时起码应当表示对刘晓波的态度，对刘晓波坐牢表达同情。但这些都是他个人的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标准经常受到议论，这一次的颁奖决定为什么受到政治质疑呢 ?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的制度是不正常的。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每一个作家就应当是自由的，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因为不自由，一个作家就应当选择或者写拥护共产党，或者写批评共产党。我认为，文学所处在的环境不正常，文学也就会变得不正常。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选择都会引起议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挪威两年前颁和平奖给刘晓波得罪了中国，那瑞典颁文学奖给莫言就讨好了中国政府。因为莫言一直都是循规蹈矩的作家，从来没有批评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民主人士的圈子，也没有支持过刘晓波。给莫言文学奖，肯定会让中国政府高兴。诺贝尔奖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但如果颁奖给莫言在中国引发议论，我认为其实是一件好事。中国人就会因此反省，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也应当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思考。如果莫言获奖有这样的效应，那就是件好事情。 莫言的作品其实既写当下一些社会普通现实也更多写过去历史，也获得不少其它奖，那他为什么还会引起争议呢 ?中国文学界有很多作品出版，一些受欢迎的作品经常是历史题材，但直接写深刻政治与社会问题以及由专制制度造成人的悲剧的作品则很艰难，莫言这样得奖了，对中国文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 我觉得一个奖选这个人或选那个人，就意味着选择与放弃，选择的同时是放弃别的人。选择莫言，当然就是放弃余华或廖亦武，他们在西方也受到欢迎。但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反正不能选很多人，但我觉得选择莫言还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为什么呢，因为莫言很有创造性，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创新，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构思与创新。不仅有中国人想不到的创新，也有西方人或日本人非洲人都没想到的事情。莫言的创新不得了，在这方面为认为他是真正的文学家。而一个文学家就应当有独特的创造，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像他的小说丰乳肥臀，一是书名很好，二是内容也是很少见，一个人，他一辈子都不长大，有奇奇怪怪的想法，而且用他自己的眼光来看中国50年的历史，这就很有创造性。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颁奖给莫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您认为，莫言获奖有助于改善诺贝尔奖颁发国家瑞典与挪威同中国队关系呢 ? 应该是这样但同时也不应该是，为什么呢，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应当改善了同上述两个国家的关系。但如果从挪威人和瑞典额的角度讲，就不应当有什么改变，因为诺贝尔评奖是独立的。它不是国家的。诺贝尔奖可以在任何国家，可以在瑞士，可以在美国。可以在刚果。跟本国政府毫无关系，不应当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但中国不这么看，这就是又一个不正常的地方。 这一次的颁奖决定受到质疑，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不正常。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每一个作家就应当是自由的，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因为不自由，一个作家就强迫自己选择或者写拥护共产党，或者写批评共产党。我认为，文学所处在的环境不正常，文学也就会变得不正常。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选择都会引起议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挪威两年前颁和平奖给刘晓波得罪了中国，那瑞典颁文学奖给莫言就讨好了中国政府。因为莫言一直都是循规蹈矩的作家，从来没有批评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民主人士的圈子，也没有支持过刘晓波。给莫言文学奖，肯定会让中国政府高兴。诺贝尔奖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但如果颁奖给莫言在中国引发议论，我认为其实是一件好事。中国人就会因此反省，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也应当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能很多人会这样思考。如果莫言获奖有这样的效应，那就是一件好事情。

莫言令人诟病的地方不仅在于在不同场合都刻意忽视了汉语写作的残酷，更在于他以一己行动向世人证明了“让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的主张的破产，见到异议作家当场退席，不顾历史惨痛手抄延安讲话，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关注这些，并非拿政治来对文学指手画脚，而涉及到一个作家的品格和道德底线。如果莫言不能正视并认真回应这些问题，那么他永远只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非一个伟大的作家。     莫言：从诺奖得主到伟大作家有多远   文/凯风     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国人多年的诺奖情结是否就此消退？     显然没有。莫言获奖犹如一块巨石砸到原本就吹皱起来的春水里，掀起舆论界的惊涛骇浪。支持莫言的认为众望所瞩、实至名归，或谓舍莫言外，中国再无诺奖第二人，反对者或不屑于莫言的文学成就，或指责其与体制的亲近，更有甚者，将讨论的视线拉往过往的几届诺贝尔奖得主，敏感人物的名字以各种变形爆发于社交网络，以至于有了“中国第四位诺奖得主”“首位获得诺奖的共产党员”等民间说辞。还有些人颇为高明地说，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不可对莫言过于苛求。更有御用文人早为当局总结了一套说辞，意谓莫言获奖是对中国崛起的肯定，又言是对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只差一句又咽了回去的话，这是对盛会最精彩的献礼。阴谋论者也伺机而动，怀疑莫言获奖背后到底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 舆论界混乱如斯，政府层面也未曾如预料般大嘘一口气，反而忧心于民间舆论的“过度联想”，以至于脚忙手乱，《人民日报》头版未出现莫言获奖的消息就是“过犹不及”的例证。当局的尴尬在于，首先如何对莫言获奖进行定性，如何表述第一次，这个问题央视早已解决：莫言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一个中国籍，虽不能解决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获得诺奖的问题，但至少可以正大光明地打出“首位”。但更大的尴尬则在于，曾经对诺奖不屑一顾，认为“不值一评”，甚至斥其为西方政治工具，有着“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的相关部门，这次该如何对诺贝尔奖拨乱反正？更如何将莫言获奖与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建设以及即将召开的盛会结合起来？尤为令人担心的是，假如下一位获奖者恰恰出现在一个不愿提及的领域里，又该如何改变原有的说辞？ 观睹微博上的情绪，对莫言获奖乐见其成者并不占多，部分怀疑他没有这样的实力，部分则紧盯他的道德问题不放。莫言有没有这样的实力，暂且不予置评，文学标准的问题，人言言殊，毕竟在诺贝尔文学奖水准整体呈下降趋势的今天，一个诺贝尔奖也无法证明一个作家的成就，况且正如评论人羽戈所言，“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掩盖不了中国文学的贫弱”（大意）。就后一个问题，却值得探讨，一个存在道德问题的优秀作家能否获得一个设定于文学界的奖项？在文学领域，是否应该尊崇让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的主张？ 主张让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的人，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文学可以不涉及政治，但政治却总是染指文学，况且是在这样一个曾经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推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方针、有着政治全面控制文学经历的国度里，文学怎会脱离政治？许多人忽视的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文学广袤的空间里，除了政治，难道就没有别的标准了吗？评价一个作品，难道只剩下技术性的文法、结构了吗？只有所谓“魔幻的现实主义”了吗？一部作品的灵魂呢？作品的社会指向呢？在人道主义和人类理想主义精神方面的表现呢？ 即使莫言在这些层面经得住考验，那么涉及个人的品格和社会责任方面呢？很难想象，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奖项，在考虑一个作品的时候竟然不考虑这个作品背后的价值指向以及作者的道德与人格？否则，写得一手好文章、将洗脑术驾驭得炉火炖青的戈培尔也该获得某个终身成就奖了吧。更难想象，如果一位作家，缺乏独立的人格，趋炎附势，为权力张目，能写出怎样透彻灵魂、具有深切社会和人性关怀的真诚的作品？这样的人即便可以称得上文学上的巨人，也只是精神上的侏儒。 有人拿曾为纳粹服务过的海德格尔作为例子。诚然，我们无法否认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的巨大成就，然而一个人在某一专业领域有着怎样的成就是一回事，他是否配得上某一荣誉又是另一回事。当提倡人类诗意的栖居的海德格尔从纳粹归来，其同事也忍不住讥讽：君从叙拉古来？因此，莫言是否有实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奖是一回事，他是否配得上这样的奖项是另外一回事，而这个奖项是否配得上他（以及包括高在内的其他得主）则又是另一个新的问题了。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说在获奖言说中说：“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作为莫言对手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有温情而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语：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这是他们写作的理由，而莫言呢？他的“文学的理由”是什么？ 莫言令人诟病的地方不仅在于在不同场合都刻意忽视了汉语写作的残酷，更在于他以一己行动向世人证明了“让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的主张的破产，见到异议作家当场退席，不顾历史惨痛手抄延安讲话，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关注这些，并非拿政治来对文学指手画脚，而涉及到一个作家的品格和道德底线。如果莫言不能正视并认真回应这些问题，那么他永远只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非一个伟大的作家。     莫言，这个名字犹如幽灵一般，与哑巴一道，共同构成了这个荒诞时代的隐喻。只要“莫言”仍是时代的主流，即便中国拥有十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也难以挺直脊梁。     （采编：佛冉，责编：佛冉）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从唐诺说起 ＜摇光＞皮诺切特的主权者决断 ＜天玑＞哲学十二钗（六）：磨镜片的斯宾诺莎 ＜天权＞谢苗诺夫刑场的冬天 永远绿色的季节 无觅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4日 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炸開了鍋，瑞典諾貝爾評委會的幾個白人，心計高妙，耍弄的不是手抄毛×東「延安文藝講話」的莫言，而是大陸中國共產黨。 十二年前，諾貝爾獎給了反共的法國華人作家高行健，中國大怒，罵山門，指諾貝爾文學獎「失去了權威性」，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學專家」。 瑞典人口只有六百萬，對中國沒有什麼貿易利益。瑞典山明水秀，沒有名牌，森林湖泊覆蓋全國，不想中國大陸的資金來斯德哥爾摩炒賣房子，也不想自由行的大嬸和肥爺來到森林，一面燒烤，一面紮營邊大小便。瑞典由於瑞典國民文明，全國垃圾有九成五可以循環再用，只有本國的焚化爐有大量餘額，做中國人的生意，除了替中國焚燒「黃金周」海南三亞海灘一天五十噸的垃圾，沒有什麼「項目」可供兩國「發展」─即使把大陸垃圾運去瑞典燒，成本太貴，連印度洋的海盜也不會打劫。因此，瑞典為了錢，賣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給中共，這種算盤，不是太可能。 因此瑞典「討好」中國，不如說是戲耍中國。莫言的小說，像張藝謀早期的電影，以暴露中國人的愚昧醜態為主題，誰都知道，這是「藝術家」在西方白人社會奠定地位的捷徑。「紅高粱」拍成電影，盡顯中國農民的愚昧（導演姜文得了靈感，再拍一齣「鬼子來了」），「檀香刑」更向西方介紹中國人千刀萬剮血腥刑虐的「盛世景觀」。寫中國人醜，由電影「傅滿洲」到「龍年」，都有大市場，莫言和張藝謀、姜文一樣，是很聰明的人。 聰明人，是應該得到回報的，瑞典人既然十二年前給了高行健，所謂「反華反共」，反共的有了，不添一個反華的，總嫌不夠好事成雙，現在，兩名華人得了獎，一個指控中共剝奪人文心靈，一個嘲笑中國「三千年文化」人性的醜戾，對於西方文明國家，堪稱完美。 文學獎年年都要頒，像動物園，在一座猴子山之前拋餵花生。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拿着花生，多年來一直餵右邊山頭的猴子，左邊角落那幾隻，長期受忽略，呲牙裂嘴的詛咒。好了好了，不要怒，哪，你也有──終於向左邊也扔一把，那幾隻，撲上去撿，靜了下來。 塵翎 – 文學讀者 明報   2012年10月14日 因為有中國人得獎，人們就對諾貝爾獎瘋狂起來。其實誰真的在意諾貝爾獎，誰真的在意文學呢？ 這獎項對作家來說，榮耀還不如獎金重要，真的，好些得主也曾坦白，巨額獎金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像去年得獎的瑞典大詩人，詩寫那麼好，詩集卻賣那麼少，長年患病，由老婆照顧，獎金來了，生活條件從容多了，可安享晚年。寫作沒能養活一個詩人，文學理想沒能照顧家庭，遲來的諾貝爾獎倒是有真實的價值。 有些得獎作家，生活不成問題，獎項是某種正式肯定，未嘗不可追求。但如果真要拿諾貝爾獎當作標準，那又違反了創作自由的本質。人人心中各有一把尺，且有許多優秀作家置身事外，譬如波赫士從沒得獎，但他公認是作家中的作家。譬如沙特高調拒絕獎項，說是作秀也好，卻也貫徹了他的哲學立場。 莫言是否配得諾貝爾文學獎，十個讀書的讀者會有十個不同看法。文學與政治是否走得太近這些話卻是廢話，即使頒給以色列作家或巴勒斯坦作家，也會有人揣測背後有政治目的。這世界有甚麼與政治無關。 中國人把諾貝爾獎很當一回事，大多從民族主義出發，覺得中國人（比如作家）終於「被看見」了，「被認可」了，多年的自卑（或自大）得到安撫。這種心態才是最要不得。 在英法等地的新聞網站，獎項消息下面的網民留言，大多是滿心好奇的平和讀者，都在談著自己對作家的認識而至對他國文學的理解，冀望盡快有更多翻譯出來，可以讀到別人的文字別人的世界。得獎者是不是本國人英語人，對他們來說不是問題，重點是，文學的疆界開闊。這是最令人尊敬的普通讀者，文學需要的是這樣的讀者。

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掩盖了台湾更加实惠的消息以及中国大陆面临崩溃的危机。 （德国之声中文网）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如预期，颁给了中国的”乡土作家”莫言。台湾《苹果日报》发表文章称，相对于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已然锒铛入狱的刘晓波，莫言是生活于中国土地，却依旧可通行无阻的诺贝尔极品人物。正当中国崛起，且有些躁动不安之际，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自然有着安抚用心，并期中国的精神文明可以和其经济成就与时俱进。 文章认为，一如诺贝尔文学奖在冷战期间，既曾颁给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让俄共当局暴跳如雷；也基于”以艺术家力量，铺陈俄罗斯人民面貌”，颁给史诗巨作《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肖洛霍夫被视为”体制内文人”；同样的，对中共政权和现行体制鲜少意见的莫言，亦属”体制内文人”，诺贝尔文学奖还是透露出政治精算。 莫言的获奖，让人想到中国另外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监禁的状况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英国《金融时报》网络版在报道中认为，刘霞所受的待遇以及其丈夫因为呼吁中国政治改革而在2009年被判处11年监禁，成为中国司法制度不健全和扭曲的象征。当中共新领导人在11月接班掌上台的时候，他们必须决定中国希望建立何种司法制度，以及如何处理被监禁的诺贝尔奖得主及其妻子。中国的法律专家说，几十年来中国法律经历了规范化和专业化过程，出台了大量法律，但近年来，中国的司法努力开始开倒车。中国司法倒退的一个证明就是今年出台了新规定，要求中国所有律师宣誓效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终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报道指出，另外一个令人沮丧的发展就是中国的异见人士和人权活动分子受到越来越严厉的对待。 莫言的获奖，让人想到中国另外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 北京能否接受”共和主义”？ 台湾的好消息更加实惠。美国政府正式宣布，自11月1日开始，允许台湾民众享有”赴美90天免签证”的待遇。台湾《工商时报》对此发表社论说，这件事其实已充分反映出，在两岸关系领域中，关于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事情，真有一条很大的”活路”，此即”民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项方面，大陆比较不会反对，两岸双方也相对容易协调，使台湾拥有不小的迴旋空间。 社论认为，由此可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之事，若要取得大陆方面的协调（至少大陆不阻挡），必须把握住”民众利益导向”的路线。台湾将来还要推动多项参与国际社会的举措，也大都要取得大陆方面的协调，方能达致目标。而取得大陆协调的最好办法，就是”凸显民众利益色彩”。越和民众利益切身相关的，大陆方面越不便反对。 谢长廷的中国行与马总统第二任的总目标，都希望和中方建构一个稳定和平的机制。台湾《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讨论两岸和平如何达成。文章引用学者的分析认为，当台湾在国际上被普遍认知为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只要认定台湾正在叛离，违反中国的《反国家分裂法》而予以入侵，国际上和联合国即很难为台湾伸张正义。既然中、台双方都有认同歧异与政治结构的牴触，阻碍了两岸的稳定和平，那就共同追求一种”超越小群体之上的整体共善”和”保护人民个人的利益与权利”两组都可被两岸接受的政治价值，也就是货真价实的”共和主义”。这是台湾无分蓝绿都期待的境界，但要北京接受恐怕很难，只有从全方位努力说服中国各阶层认同共和主义的共同价值观，才可能据此获得稳定和平的基础。 美国政府正式宣布，自11月1日开始，允许台湾民众享有”赴美90天免签证”的待遇 中共靠新浪微博了解民意？ 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接受法新社访问时指出，中国大陆由上至下的政治制度，在日益茁壮的中产阶级压力下，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崩溃”。福山表示：”中国这个国家，一直有很严重的资讯问题，中国皇帝搞不清楚草根阶级发生甚麽事”，”因为他们没有自由的媒体，没有地方选举，无法确切判断人民在想甚麽。”福山说，孤立的中共领导阶层弥补资讯不足的方法，是从很多大陆人使用的新浪微博等微网志平台搜集和监控民意。但正是这些微网志”助长了全国意识，在共产党政权管制的媒体环境下，全国意识是不存在的”。他指出，缺乏真正法治，且没有向当权者究责的机制，也让中国容易出现他所谓的”坏皇帝”问题。他说，”直到现在，他们的领导阶层一直是由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组成，他们不希望见到文革重来。但一旦他们都去世，没办法保证不会再出现另一个毛泽东。”福山认为，中共觉得必须除掉薄熙来的理由之一，是他拥有领袖魅力，他正在发展的民粹主义基础，可能摧毁整个制度。 作者：张平 责编：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