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

六、我的乌托邦梦 前文在《芦笛在凯迪》贴出后，我收到一位青年网友的来信。他说，出于感情原因，他无法认可我的全部观点，尤其无法接受“在美学与功利的意义上，华夏文明相当于西方文明都是一种劣等文明”之说。作为一个在那块土地上出生长大的人，纵然我那话是事实，他也无法坦然接受。我本人也在中国生活了好些年，应该能体会这种痛苦的撕裂感，云云。 我当然能体会，我在那块土地上度过了将近四十年，比这位青年朋友的年龄多出了几乎一倍去。正是因为这种无法忍受的撕裂感，我才完全丧失了回国的意愿，免得珍藏在记忆深处的梦幻中国被现实中国的狰狞形象彻底取代。王开岭先生的博文《每个故乡都在消逝》就述说了我的痛苦：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24525.html 惟其如此，我才无法理解我那文章的震撼感与刺激感是从哪儿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到底是附着在什么东西上？为什么他们无法接受“皇帝的龙体一丝不挂，华夏文化已经荡然无存”的简单事实陈述，却能坐视在神州大地上全面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文化灭绝战争？为何没人明白，那些被无情拆毁的民居，就是他们无比珍爱、无比自豪的华夏文化？ 王开岭先生那博文已经讲了，今日中国是一个没有故乡、没有昨天、没有记忆的国家。他没说的是，方今之世，“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地理中国”中，你只能看见一千个一模一样的美式水泥森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规模的大小，既找不到任何中国特色，更看不到任何地方风情。没有一个城市或村镇还保留着自己的个性，大到城市，小到街道，全都是identical的标准件。所有的大小地名都已蜕变为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抽象符号，将它们互换绝不会造成什么错位感。正当印着Made in China字样的商品如潮水般席卷全世界之时，China本身却再也无处寻觅了。这种伤心惨目的撕裂感，让人终于明白了顾炎武说的“亡天下”是什么意思。 奇怪的是国人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文化灭绝战争非但安之若素，而且竟有一种自豪感。90年代末我回去，亲人们特地领着我前去瞻仰那些顶天立地的玻璃钢怪物，无限自豪地跟我说：“有点现代化的模样了，诶？”连我家的人都如此，何况他人？似乎没人意识到这正在狂热进行的文化灭绝、传统灭绝、历史灭绝的“三光”人民战争，实际上反映的是人民大众对“土”（传统文化）的极度鄙夷，对“洋”（以摩天楼、高速公路为象征的肤浅美国文化）的无限歆羡。 就连某些海外华人也认为这是应该的。上次我写《何必埋骨中国》，贴出传教士们建的北京协和医院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的照片，说鬼子反而比中国人自己更知道心疼爱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真是咄咄怪事。某位“台（毛）共中宣部长”唐好色先生因教育我，要尊重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太多，就是应该这么干，云云。 他教育我的这些革命道理，我早在官方媒体（也就是“媒婆的身体”，我坚定认为media就是这个意思，而“博士后”就是“博士的皇后”之意。谁敢不同意，我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上看熟了：中国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实在不必由他重复灌输。我所不解者乃是，如果一个民族不拿自己的文化当回事，认为为了多住那么几平方，就该无情铲除先人留下的一切痕迹，那这个民族还有什么脸去冒充爱国者，斥骂不赞成这种行为的人是汉奸？更何况我实在不知道，那些被无情拆毁的街道，有多少是为了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忍痛作出的牺牲，又有多少是暴发户石崇为了显阔、无情打碎的王恺家的三尺高的珊瑚树。起码那惨不忍睹的“大裤衩”与民生毫不相干吧？ 这位青年朋友最后说，他希望我能给出危机的解决之道，说出华夏文化该何去何从，纵然是一家之言，他也愿意倾听。有的《凯迪》网友在我那博文后的跟帖似乎也表示了这意思。 我认为，这世上有许多过程是不可逆的，死亡就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华夏文化作为显性文明，已被彻底摧毁，哪里还有什么复活乃至复兴的可能？君不见上次奥运开幕式，咱们什么国货都拿不出手来，只好去反复死吹老祖宗的四大发明？莫非当代华夏文化竟然是一种古墓文化？要么是古埃及那种业已灭绝、连后裔都找不着的文化幽灵？又如上次国庆大阅兵，无论是武器，是服装，是“洋操”，又有哪一个细节能告诉你那是咱们发明的？ 说到底，咱们的世纪梦，不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照样有”么？可笑亦复可悲的是，大众竟然没意识到那是一种文化自卑感的表现，而正是在这种自卑心理的驱使下，国人才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地去奋勇铲除华夏文化留下的一切残迹，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东方有而西方无的文化景观，才是值得百倍珍惜心疼的。如果每个城市都变成了曼哈顿的拙劣拷贝，咱们也就把“中国”从地图上抹掉了，到时可以拿出来证明中国尚在世间的证据，除了中国特有的文盲骗子于丹、蒋庆与东海一枭之流外，便只有出土文物了。 这当然不是主张保留中国的腐恶烂污生活方式，以此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文化落后国家，中国必须西化，这是所谓“世界潮流”，无法抵挡，原因我已经在前文反复说过了：鬼子的所谓“物质文明”对国人的诱惑力大到无从抗拒。但国人必须认识到，咱们只能引入人家的精华，不能把糟粕也弄进来。即使是中性的东西例如物质主义，也得根据中国的国情量力而行，否则后患无穷。 现在的问题是，咱们完全弄倒了，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将鬼子的人道主义、人权观等等视为蛇蝎，却把人家的3P、换妻、肛交、海洛因、马杀鸡当成宝贝，更杀鸡取蛋、竭泽而渔，为了追求人家奢华的生活方式，不但贱卖自家资源，而且无情扫荡一切传统城市文化景观，最后的结果造出了一个“N无世界”：社会无维稳软件，城市无个性，人民无道德，无灵魂，无文化内涵。对外来的强劲文化冲击，这实在是一种极度糟糕的应对方式。 那么，应该怎么办？我的感觉是，文化中国的沉没虽然是悲剧，但毕竟已经发生，无法挽回了，当务之急是停止自欺欺人，造出个维稳软件来，这才是重中之重。朝廷必须看到，毛左才是他们的死敌，对现政权构成了最致命的威胁，而当局因为至今还在打着毛的旗号，又无法公开镇压，因此只能软性化解，以逐步引入“普世价值观”来消弭社会危机，从而釜底抽薪，拆毁毛式杀富济贫的暴力革命再度发生的温床，用英文来说就是pre-emption——社会危机化解了，“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也就在草根民众中自然失去了号召力。 这不是说要立即引入西方民主制度，那样只会如南斯拉夫一般，引出“民主种族灭绝”来，而是实行开明专制，以回归前的香港为效法榜样，将公民权利逐步归还给他们，并严格实行法治，即使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以司法系统保护公民正当权益不受侵犯，起码要使得他们有依法捍卫自己的权益的可能。当局必须认识到，一个社会如果只留给公民“要么俯首帖耳忍气吞声听任宰割，要么揭竿而起”的两种选择，那这种社会连山顶洞人的社会都不如。在这种野蛮社会中，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将永远不会失去强大的感召力，而当局就永远有被毛式暴力革命推翻的危险。 令人欣慰的是，近来当局在这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没有铁腕镇压本田和其他工厂的罢工就是个好的开端。我记得萧功秦教授对这类问题提过极好的建议。可惜我找不到那篇文章了，现在又害了老年性痴呆，连大意都无法准确转述，那意思好像是中国不宜学习西方那种靠工会与厂主对抗性斗争来解决劳资冲突，而应该学习国民党的经验，赋予现有工会以一定的独立性，让它们参与劳资谈判，真心诚意地为工人争利益，由此逐渐转化为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从根本上杜绝富士康12跳那种惨剧发生。 此外还要改造那烂污腐恶的隐性文明，重建社会道德。在这方面，孔孟的文化遗产可供借鉴继承。 前文已经解释过，孔教之所以变成了伪善之道，原因在于孔子那原始人的思维太粗疏，对真实的人性毫无了解，因而在“君君”与“臣臣”中实际上使用了双重标准。在理论上，两者都靠自律来实现。但在实践中，“君不君”屁事没有，而“臣不臣”就要掉脑袋。因此，“君君”只可能是大众一厢情愿指望明君大发慈悲去自律，而“臣臣”则由暴力的“他律”来保证。“父子”、“夫妻”、“尊卑”的上下级关系也类此。官府无情镇压的对象，从来是以下抗上的下等人。孟子虽然朦胧地察觉了原教旨的这一缺陷，转而反复强调“君君”，但他也没能想出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政治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当然是时代局限使然，丝毫无损于老孟的伟大。 但如今这政治技术就不需要国人去发明了，引入鬼子那套以民众“他律”政府的手段去“君君”，从理论上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咱们既然要复兴传统中国文化，fine，那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鬼子的手段去实现亚圣的伟大政治理想，实行真正的“德治”，在中国首次搭起“道德等级制”来：从最高领导到最低档的公务员，每个级别都实行不同程度的道德要求，最高领导必须是全民的道德楷模，跟圣人一般无二，次级领导则必须是“亚圣”，第三级领导则必须是“季圣”，如此逐级递减。各级领导是否达到了该级别必备的道德要求，则由独立媒体（＝媒婆的身体）实行全面监控，及时通知公众各级领导的收支财务状况，是否有滥用职权行贿受贿贪污包N奶等情事，由公众每年评估，罢免操守有亏的官员，违法官员则由独立的司法系统惩治。老百姓的道德改善则靠各级领导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去感化。对于那些制造坑人害人的伪劣假冒产品的不法业主，则应立法严惩，务必要把实行“赏恶罚善”逆向淘汰的烂污环境，扭转为“赏善罚恶”的健康环境。 此外还要在宪法总纲里写入亚圣历万世而不朽的光辉教导：“民为重，国家次之，政府为轻”，“政府之视民如土芥，则民视政府如寇仇”，并将这些伟大教导写入教科书，动用官方媒体（＝媒婆的身体）广为宣传，使之深入人心，连文盲都能琅琅背诵，以对现任官员乃至未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起到“他律”的震慑作用。 这才是真正的德治，才是孟子始终未能实现的伟大理想，才是重建社会道德的先决条件。舍此不由，当官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还要冒充教士去教化众生，指望“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也未免太轻侮百姓的智力了。前文已经说过，因为外来文明的冲击，“上诈而下愚”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是上下俱诈，而这种恐怖社会中蕴藏着的巨大爆炸风险，自不必待智者始能察之。 如果中国能做到上面说的那几条，则社会也就建立了真正的维稳软件，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暴力革命的可能，那也就再不必靠贱卖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来买静求安了。当社会真正实现了和谐之后，即使资源紧缺迫使国人再过紧日子，那也不难恢复传统社会知足常乐、淡泊自甘的生活方式，不至于因此触发社会危机，引出大乱来。 可惜我也知道，以上所说不过是一场春梦。此无他， “不见棺材不掉泪”乃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标准行为方式，写在廿四史的每一页上，从来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牢不可破，历久弥坚。 （全文完）

当代儒门谁杰出？推心我拜蒋和陈 一些反儒者连对象都没搞清楚就大批特批了，有反儒者在某半封闭论坛发《儒教十丑图》曰： “大丑张国堂二丑余樟法三丑余英时四丑五丑康晓光六丑七丑杜维明八丑于丹九丑十丑蒋庆。”   这么张冠李戴，暴露了一些反儒派的极端无知。张国堂基督徒，刘军宁自由派，余秋雨普通文人耳，孔庆东不太了解，似乎甚左，应非儒者。十人中唯蒋庆余英时康晓光杜维明等堪称为儒（于丹勉强算半个吧）。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能与他们并列，人以为丑，我以为荣。   这倒让我想起，曾有人问过我：如果推当代儒家十杰，你心目中有哪几个人选？我说，当代儒门之杰，应学行俱佳，不仅应是儒家学者，而且应为儒家行者，所以有必要从学术与德行、理论与实践、修养与事功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和品鉴。   东海僻居南疆，孤陋寡闻， 在我心目中，当代儒家十杰（其实何必一定要凑足十个呢），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只有两位：南蒋庆北陈明。两位论学各有不足，论行远未圆满，在当代儒门中各有千秋，堪称一流矣。陈明办《原道》，蒋庆办“阳明精舍”，十几年来筚路蓝缕历尽艰难，大有功于圣门。   其余八个不敢妄定。   东海一些儒友，品学皆佳或活动广泛， 终究各有不足，或资历尚浅，或功行尚欠，或 著述尚缺。 还有些人儒佛或儒道双修，但立足或倾向于佛道，憾非儒门之杰。陈来、郭齐勇、孙齐鲁三位值得优先考虑，奈我对前两位了解不够，孙齐鲁学养悟性甚高，其年尚少，事功不足。   汤恩佳 汤一介 刘述先 成中英 余英时 王财贵傅佩荣 康晓光徐泽荣云尘子皮介行王达三 张祥龙张立文任重吹剑胡治洪陳昭瑛米湾吴光林毓生蒙培元黄玉顺 杜维明 秋风周北辰冼岩炎平等人，皆各有所长，我久耳大名，然对他们的学术、德行、事迹和功业皆了解有限。欢迎知情人士多多介绍为荷 。   东海并非要给当代儒者“论资排辈”，而是想找到几个最值得自己也值得世人尊重和结交的儒者出来，为我儒门之榜样。至于东海自己，论学不愧第一流，不下于任何人，然于儒门一事未成寸功未建，不敢与陈明蒋庆两位并论也 —–当然，如果是评“儒家十丑图”之类，不妨把我放在里面和前面，呵呵。 2010-9-23东海儒者余樟法

内圣外王的关系 —与蒋庆商榷   一 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是心性与政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孔子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是内圣；立人达人，是外王。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为内圣，兼济天下为外王。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内圣外王，统一于修身。《中庸》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成己成人成物”，尽己之性以成己为内圣，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以成人成物为外王。《中庸》又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尽精微极高明相当于内圣，致广大道中庸相当于外王。   《易经》曰“正德利用厚生”，正德为内圣，利用厚生为外王。《易经》又曰“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天地而不过为内圣，圣人能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曲成万物而不遗为外王，王道政治，致力于对万物特别是“人物”的曲成。   “曲成”一词值得深长思，“曲成者，乘变以应物，不系一方者也，则物宜得矣。” (《系辞上注》。成人成物，让万物各得其宜，体现了对万物的仁爱和尊重。曲成万物，是在维护和保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的基础上成就万物。儒家是人本哲学，故这里的万物包括人类且以人为主。   二 一些儒者主张内圣外王为对等并列关系，蒋庆就持这一观点。错了！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是体与用、因与果、主与辅的关系。内圣外王，是“内圣统外王”、“内圣通外王”而不是“内圣和外王”。《大学》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段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内圣是更为根本性原则性的。《孟子·离娄上》有一段话讲得更清楚：“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东海补充曰：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心分本心，仁乃本心、道心也，儒家之“法身”也。德到高处，道心圆呈，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为圣德。   没有内圣为基础的外王不是外王、至少不够“王”；不能通往外王的内圣不是内圣、至少不够“圣”。内圣不能开出外王，不是内在道德不足，而是外在条件不备，不得其势不得其位。尧舜有圣德，只要得势得位，必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必能将政治和社会带向、引上王道。   政治儒学也好，生活儒学也好，都是从心性儒学开发出来的。心性才是儒学的核心和根本。政治儒学专司外王，以解决社会政治制度建构问题，但是，儒家的制度建设必须遵从道德的约束、仁义的原则，良知（仁性）才是良宪良制良法的根基和向导。   王道讲三重合法性，其中以天道的合法性为最高；外王学即礼学，《礼记》有“礼必本于天”之说，认为“天”乃是礼的大本大源。这个“天”，都是指本体之天，亦即仁之形而上（仁是形上形下的一体圆融）。天道即仁道，天性即仁性。   《礼记》又有“礼以义起”说，而义本于仁（仁义并为儒家原则，其中仁更是原则之原则）。可见儒家的礼乐制度必须以仁为本或者说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丧失了这一基础或根本，礼乐就不成其为礼乐了，就礼崩乐坏了，王道也就不成其为王道了。   三 从公羊春秋、荀子、董子一路发展而来的政治儒学传统并非“在心性儒学传统以外”。荀子虽然对心性认知有误，于心性儒学有所偏离，终究没有违背仁义原则，更并未另成一统。   不过，这种偏离的后果仍颇严重，无意中为法家的出现极其邪知邪见的泛滥，大开了方便之门。荀子的弟子韩非子李斯与荀子一样重视制度法律建设，却因完全背离了道德原则而走上了邪路。政治儒学一旦摆脱心性儒学（内圣学）的制约和统帅，就不成其为儒学了。荀子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啊。   制度建设和政治追求是否以仁为本，不仅是儒家与家法、王道与霸道的重大分岐所在，也是儒家王道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所在。   另外，就个体而言，内圣修养一定会体现为外王追求，即怀抱“兼善天下”的心愿，同时外王追求有助于内圣的圆满，各种社会、政治实践说到底都是道德实践。客观效果如何、能不能成就外王功业是一回事，主观意愿如何、有没有外王追求又是一回事。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为圣人，就在于他终其一生栖栖遑遑地企图推销和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这也是儒家与佛道两家的大不同处。   另一方面，外王有所待，内圣无所倚，外王有赖于内圣，内圣无待于外王。能不能成徳成圣，一切取决于自己，我欲仁斯仁至。象孔子，尽管没有机会将他的政治追求和抱负付之于实践，没有成就外王功业，不影响其内在的圣德，此所以内圣高于外王也。 2010-9-21东海儒者余樟法 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 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