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如今茶党如火如荼，仿佛是在提醒人们：美国的创生是从反纳税开始。这是个讨厌纳税的国度。当年老布什向选民许诺绝不增税，事后一食言就被选下台。后来其子小布什则以“减税”为号召当选总统。在美国，“减税”是个硬道理，增税则属于政治自杀。 但这仅仅是个表象。美国人纳税的层次很多。有联邦税，州税，还有缴给自己所在城镇的房地产税。不愿意支付州税特别是联邦税，是因为老百姓觉得这些政府虽然也是民选的，但选举往往是妥协了多种自己并不认同的政治利益，其结果未必直接反映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税金一旦缴上去就很难控制其使用，多会让别人来“搭便车”，把自己的税金被拿去为别人的利益服务。在城镇一级则另当别论了。特别是几千、几万人的小镇，大家全是邻居街坊，有集体利益要维护，税金大致都花在自己的“窝边草”上。一旦有浪费的现象，往往也马上会被发现纠正。可以说，在这个层面，美国老百姓有时特别喜欢缴税。可惜这一点往往为外人所忽视。 比如，我随意捡起张 2011 年 3 月 6 日《波士顿环球报》的地方新闻版，区区八版中，就有三篇关于地方税收的报道。一篇是某镇的家长成立了个委员会，要求增加 2.5% 的房地产税，以维持当地公立学校的竞争力。另一条消息，是一镇居民要投票容许镇政府通过借贷的方式建设草坪运动场和学校的技术设施。这种借贷虽不会直接引起增税，但主要是由于镇里刚刚还清的旧债，可以用腾出来的余力借新债。说白了，税没有涨，但大家要放弃还清旧债后减税的机会。最有意思的，还是下一篇报道，讲的是著名的莱克星顿镇一位反增税的人的徒劳努力。 对莱克星顿中国人大多很熟悉。美国的独立战争，在这里打响了第一枪，可谓“美国之始”。如今，莱克星顿也是波士顿周围最富有的小镇之一，人口三万多，中等年家庭收入达 14 万美元以上，人均收入 61000 多美元，并以良好的学区吸引了大量中国人前往定居。居民中更是群星灿烂，拿过诺贝尔奖的就有八人之多，象乔姆斯基这类的名流，更是数不胜数。最近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该镇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小镇之一，房价飙高，即使在 2010 年房价触底时，平均房价仍然超过 69 万美元。因为房价下跌，镇里财政开支入不敷出，房地产税率随即猛涨。 2010 年的居民房产税率接近房产价值 1.4% 的水平，比头一年的税率上涨了 5.4% 。拥有 69 万住房的人，为此要支付 9500 多美元的房地产税，比 2009 年多支付 491 美元。 大家的资产总值越跌，房地产税越高。这种状况，使一位叫 Alan Seferian 的居民挺身而出，要呼吁取消房地产税中所包含的“保护税”一项。此项如果取消，那么拥有 69 万美元平均房价的房主，一年房地产税就能省下 245 美元。虽然这远不足以抵消房地产税的上涨，但用他的话来说，即使是在莱克星顿，也不是每人都住在 120 万美元的豪宅中，这点减税对许多陷于经济困顿中的平民百姓实在属于燃眉之急。 所谓“保护税”，主要用于保护本地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环境。这包括对野生保护地、历史文物、农场、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州政府为了鼓励各镇在这方面的努力，特别设置了攀比金。也就是说，镇里在这方面肯投资多少钱，州政府就拨给镇里多少钱的补助。自 2006 年莱克星顿开始在房地产税中附加“保护税”以来，这项税收从本地带来了 1440 万美元的收入，并从州政府拿到了 640 万美元的攀比金。 镇里用这些钱购买了 50 英亩的农场和自然保护地，建设了 24 套经济适用房，改进了娱乐场所的排水系统、翻修了殖民地时代的历史建筑 …… Alan Seferian 则指出，这钱花得未必值。特别是州里的攀比金已经越来越难以兑现。原来的攀比金，是镇里在这项上收一美元税，州政府就补助一美元。但去年镇民为此支付 300 多万美元的税金，州政府的补助才 85 万多美元，不过是税金的 28% 而已，已经远不是 100% 的攀比了。 可惜，不管他的理由是如何头头是道，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减税计划几乎不可能通过。镇里的人以压倒的优势反对这种减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收集足够的签名，使他的减税提案在镇民会议中有获得讨论的机会，以唤醒人们的减税意识。从全州的范围看， 351 个镇中已经有 147 个镇征收了“保护税”，其最高税额可以达到房地产税的 3% 。目前只有两个镇投票减低这项税额，但没有一个镇决定放弃的。可见，在这种地方小镇，往往是增税容易，减税却很难。 《纽约时报》则于 2011 年 3 月 9 日报道的一个更为极端的 案例，也很说明问题。纽约市曼哈顿以北 24 公里有个叫 Bronxville 的 6400 人的小村，是美国第 61 位最富的居住区，肯尼迪总统就曾在这里住过。这里的中等家庭年收入达 20 万美元，人均收入将近 9 万美元。平均房价在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崩解后，仍然维持在一百三四十万美元的水平。一般家庭的房地产税，高达 43000 美元。一个 20 万美元的家庭，支付了 4 万多的房地产税后，还要支付联邦税和州税，当然更要每月偿还房贷。剥了这几层皮后，富裕的家庭就显得不那么富裕了。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开始对房地产税议论纷纷。钱都到哪里去了呢？这里一个典型家庭上缴的 43000 美元的房地产税，有 86% （即将近 37000 美元）用于当地的公立学校。一个工作了 30 年、有硕士学位的教师，年薪将近 12 万美元，并将享受 8 万美元的州退休金。教师的工资还以每年 3-3.5% 的速度上涨。那些在穷地方拿着三四万年薪的老师，对这样的数字怕是做梦也不敢想。也难怪，这个小地方有着美国一流的学校。 这次经济危机，对华尔街打击沉重。这里则是银行家的聚集地，当然受到直接的波及。许多家庭收入锐减。房地产税则成了大家抱怨的显而易见的目标。但是，现在很少有人大谈减税。大家谈的，是怎样控制增税。为什么呢？税重是因为这里的学校好，大家愿打愿挨。许多富有的年轻夫妇算了笔账：如果自己有两个孩子，要是为了这里的好学校支付 43000 美元的房地产税，怎么也比把两个孩子都送到有相应质量的私立学校要划算。结果，是有孩子的年轻夫妇纷纷迁入。而那些没有学龄孩子的老年夫妇，则不甘心当这个冤大头，纷纷被重税赶走，使这里成为一个教育村。 可惜，年轻家庭的迁入，使孩子数量增加，学校爆棚。原来平均不到 20 人的班级，现在涨到 22 人。这对一般的学区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么一个“孟母”聚居地，则让许多家长难免惶惶不可终日。校方最后提出增加两个教师的方案，把班级人数控制在 20 的水平。但是，由于教师在这里价码甚高，两个职位将导致全村房地产税的增加。哪怕是平均每家涨一两百块，也会激起民愤。 怎么办？村民们各抒己见，一时难以达成共识。老年人最想搬走。比如，一位 75 岁的企业家一直住在这里，目前已经退休。他按说财大气粗，犯不上为了点税金就搬出一辈子住的地方。但是，他目前的房地产税有 4 万美元支付给村里，另外一万支付给镇里。他自己没有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书。其实是每年花 4 万块左右给别家的孩子交学费。如果税再往上涨，那就逼得他不得不搬了。而象他这样白白为其他家庭提供 4 万学费的人一搬走，年轻夫妇就会买下这些空巢老人的房子，而且一家可能带进来三、四个孩子，其税金其实还不足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进而加大学校的财政压力。所以，老年人的意见不能不考虑。把这些白付税的人挤走，就只剩下增税一途了。在这种僵局中，村民的矛头开始指向教师，觉得他们的工资上涨得太快。学校有些非教学的闲杂人员应该裁减。教师工会知道在这样的年景自己也硬不起来，不敢轻易闹罢课。大家还在讨价还价之中。最终是个什么结局，现在还很难看得清。但是，根据美国地方政治的游戏规则，压缩开支可以，冻结税收上涨也不是没有希望，两个新教师也许雇不成，但减税的可能性很小。 为什么大家这么愿意纳税呢？我作为一个邻镇的居民深有体会。我煞费苦心地攒钱，终于在一个风景如画、学区顶尖的地方买了房子。所住的小街六户人家，就有着两、三块自然保护区，就象住在公园里一样。这种环境，以及孩子学校的质量，是我自己的税金维持的。没有这些，我不会来这里住。如果你说镇里需要购买更多的自然保护地，为此要加税，我几乎毫不犹豫地拥护。我的孩子上的学校，曾经是进过全美公立学校前 100 名。如果其优异的质量受到威胁，需要加税雇新的教师、更新设备，我也会投票支持。如果花一、两百块就能让孩子的学校大幅度提高质量，哪个家长会不愿意？但是，你如果要通过减税取消这些，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无法维持不说，孩子的教育质量保不住，房子的价值也会看跌。那我非和你拼命不可。所以，在这种小地方，不要妄谈减税。不仅如此，当联邦或州里的税收减少、来自上方的财政拨款枯竭时，基层社会经常通过增税来 维持必要的服务。所以，在联邦或州一级的减税，往往导致的在镇市村一级的增税。大家不管怎么不喜欢纳税，但最终还是心甘情愿。这也说明了一条被历史不断证明的原则：老百姓越能当家作主，就越愿意纳税，哪怕有时税率高得吓人。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高考曾被中国学生视为改变命运的“新时代科举”，不过近年随着家长不满这个“中国第一考”的制度，加之中产阶层家庭经济条件愈加富足，越来越多高中生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高考制度的抗议。 　　数据显示，出国举试“洋高考”的学生连年增多，有的家长甚至让子女在中学、小学阶段就“外漂”留洋，催生“洋中考”、“洋小六会考”这些低龄留学潮。 　　中国恢复高考的第36个年头，考生数量今年有915万名，录取率也升至75%。即便如此，今年仍将有200多万名考生落榜，须自寻出路或复读一年，明年再卷土重来。 　　每年此时，高考一锤定音的残酷、制度造就的高分低能应试生、选拔体系的单一、以及大学录取的地域性名额分配等弊端，都会引发一轮要求改革高考制度的议论，然而改革呼声年年响，高考也年年进行。 　　尽管最新调查发现，约七成90后打工者认为“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但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新一代中青年父母，仍坚信一纸大学文凭的重要性。 　　他们无法改变制度，又不忍见孩子承受闯关的煎熬痛苦，也不想背负陪“太子”、“格格”考试的精神包袱，就通过各种方式尽早把孩子送出国门。 过去四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保持年均20%以上增长，去年更创下34万的历史新高。他们当中近一半人出国读大学，其余10多万学生中，有不少是在高中或高中以前就转轨海外，在海外完成基础教育，然后直接升上洋大学。 　　当然，中小留学生群体里，不乏成绩特别优异、提前参加海外名校的入学试、最终成功考上的尖子学生；但更大量的是成绩优良，甚至成绩不上不下的中等生，他们凭借家庭财力早早地出国，最终成功避开了竞争残酷的中国高考，在海外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实现“条条大路通罗马”。 出现种类繁多的留学服务 　　广州、浙江、四川到重庆，中国一线至三线城市近年来兴起的各类中外高中合办课程、民办实验学校和私人学习中心，就以种类繁多的“出洋”服务，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已在重庆落户15年的华新国际学校，最早期曾为中国学生办“洋高考”，但过后发现到新加坡私立学校念书的大专与大学生无法很好地融入新加坡社会，之后转 而针对中小学生教授一对一的英文、数学、历史等课程，帮助他们在三个月到10个月时间里，考取新加坡的政府中学和小学。 　　新加坡创办人陈培芝受访时指出，一些在当地教育体系中成绩平平的学生，在沉重的压力下，学习士气难免受到影响，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是徒劳；但在家长决定送他们出国后，他们在短时期突击学习，专攻英语，目标细化，进步反而明显。 　　陈培芝说，每年6月高考、中考季，前来咨询的父母特别多，但学校会对学生进行测试，才决定是否录取。该校每年只招收约10名学生，学生年龄介于8岁至15岁，其中有重庆当地学生，也有来自广东、浙江等外省的学子。 　　出洋留学的成本不低，该校小学和中学的费用各约为每个月2万元（人民币，下同，约4000新元）和2万5000元。 　　陈培芝说，父母觉得花6万元让一名小学生掌握英语和以英文授课的其他科目，不但负担得起，并且值得。 　　可是市面上的“洋考试”花样繁多，有教育界专家就向本报指出，一些父母不问海外学校资质，只想图个留洋的虚名，并达到个人资产海外转移的目的，没有考虑到孩子混出“海归”文凭后可能变成“海待”（找不到工作），这是不健康的社会现象。 不过，经历过高考失败的父母们则很无奈，他们相信，子女若不适合中国的教育制度，家长能做的，就是以仅有的经济实力，为孩子铺一条路另寻发展。 　　浙江一名孙姓父亲告诉本报，儿子中学毕业模拟考全班排倒数几名，要求儿子考进地级市里的重点高中根本是奢望，更不必去想三年后的高考。因此，他过去一年来四处委托朋友寻找有海外合办高中课程的学校，“花几十万（人民币）学费也要把他送出国”。 　　另有一些家长，干脆下决心带着孩子移民。李英（39岁，家庭主妇）品尝过高考失足、无奈改读大专的苦涩，不想儿子也吃这种苦头，他们一家早已作好规划，正在申办加拿大移民手续。 　　作为双重保险，李英年薪超过百万的丈夫也为儿子在上海一家民办重点中学“赞助”了入学名额，确保在移民手续办理期间，儿子也能在上海接受较好的教育。 　　李英说：“孩子在加拿大读书没有在中国这么累，况且在外国镀金后，儿子再想回中国发展，洋文凭总要吃香一点。”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在阅读之前，先听作者得瑟几句：中国经济学家很多，讲自由民主的很多。在中文中，讨论金融与宪政关系的文章中，此文应该排第几？请把其他文章列出。让我这个门外汉见识一下 】 2011 年八月五日傍晚，标准普尔将美国的信用等级从 AAA 降至 AA+ ，引起了全球股市的坍塌。无巧不成书，在同一周末，美军在阿富汗的直升飞机被击落，死亡 38 人。远在中国的网民们一片鼎沸，欢呼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一同崩解。美国衰落，似乎已经成了定论。 其实，在史无前例的大危机中如何表现，正是检验一种政治体制优劣的绝好机会。有些政治体制，很容易 被这种危机所颠覆。另有些体制，则会面临危机启动一些平时从来不用、甚至被人们遗忘的机制。美国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当然，这些难得一用的机制被启动 后是否足以应付危机，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但仅仅因为启动了这些机制而断定这种政治体制的破产，则无疑是对这种体制的误解。 在我们一般的俗见中，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美国由国 会、最高法院、总统为代表的权力制衡，是“三权分立”的典型。此次债务上限的讨价还价，主要是总统和议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中斗法，即立法和行政权之间的博 弈。标普降级，则显示了金融的宪政功能。这一点为大多数论者所忽视。奥巴马和共和党人的讨价还价，显示了两党政治的重大局限：政治家对选民负责，但选民则 几乎对谁也不想负责。他们总是希望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服务，却又不愿意通过纳税而为这种服务埋单。结果，在收支不平衡之时，两党谁也不敢大幅度消减选民的 福利，又不敢加税。这是债务危机的核心缘由。对此如果不加控制，民主就变成了对选民行贿的过程。所幸的是，当这样的政治程序失控时，还有金融市场来履行钳 制的功能。标普实际上是出来告诉美国人：你们再这样象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一天到晚就知道要这要那，却不想想自己应怎样埋单，那么你们的金融信用就会毁掉， 很难再借到钱！ 金融的宪政功能，并非从标普开始，而是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时起就成为了宪政的基因。根据我们常规 的历史知识，宪政的确立开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经过弑君革命的英国，急需在极端共和主义和专制王权之间找一条折中道路，故而从尼德兰邀请来了威廉三 世。把王冠交给他的条件，是他必须承认和服从议会的权威。似乎这一切都是来自《大宪章》以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 其实，威廉三世绝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而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光荣革命”是自己处心积虑地 策划、并在住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银行家的秘密资助下偷袭英伦，带去了一揽子交易摆在英国议会面前，最后大家成交。随他渡过英吉利海峡的，有一个来自阿 姆斯特丹的金融帮。是这些人把“荷兰财政”引进了英国。在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是一场金融革命。金融市场不仅约束着政府的行政权，也制约着议会的立法 权。 此话怎讲？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实际上就是靠贷款建立起来的。试想，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官僚机器、 军队、乃至大工业，几乎无一不是烧钱机器。中世纪欧洲的农业资源根本无法支持。但是，集中在自治城市的工商阶层，则有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可投资。在十六、十 七世纪之间，欧洲开始了所谓“国家建设”过程。各王室不断兴兵扩张，竞争达到白热化。谁手里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谁就有望称雄。阿姆斯特丹也正是在这一过程 中崛起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了十八世纪，欧洲除了普鲁士之外，已没有哪个王室能够绕开阿姆斯特丹而打得起仗。甚至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靠从阿姆斯特丹金融市 场的贷款。 这种信贷的过程大致是：想贷款的王室找到阿姆斯特丹有信誉的金融机构，让这一机构发放王室的债券。那时虽然没有标普这种现代信用评级机构，但王室债券的息率取决于王室的财政信誉。信誉好的，其长期的信贷息率可以低到 3% ；信誉差的，则要支付 20% 以上的息率。息率的高低，往往能决定大国之兴衰。试想，以 20% 的息率，贷款 100 万的费用是 20 万。用这 20 万的费用，在 3% 的息率上可以贷到 600 多万。拿着 600 多万的王室和仅有 100 万可支配的王室打仗，胜算在哪一方以看便知。国家信用、主权债务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 因为各王室的命运悬在金融市场上，王室对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指令就不敢掉以轻心。也正是从这个切口， 金融市场介入了宪政的形成过程。比如，一些王室之所以对议会或贵族咨询会议低头鞠躬，未必都是这些贵族拥兵要挟，而是阿姆斯特丹的金融机构要求王室左右的 议会或贵族同意承担财政责任，否则就拒绝放贷。这就逼着王室到议会或贵族那里讨价还价、以各种让步换取后者的支持。投资者知道，王室资源有限，债务抵押不 够，只有议会或贵族们同意，日后的债务风险才能降低。其实到了今天，标普也是循着同一逻辑：如果议会在承担债务的问题上表现出一百个不愿意，我们怎么能对 债务放心？我们怎么能不给你降级？ “荷兰财政”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对统治自己的西班牙 哈布斯堡王朝打了长达八十年的独立战争，最终成为主权国家。这场战争对尼德兰来说本是毫无希望的。哈布斯堡西班牙是不可一世世界帝国，其陆军打遍欧洲无败 绩，并且垄断了美洲的白银。尼德兰共和国则是一群商业都市的松散联盟，靠一个总议会 (States General) 协 调各省利益，在西班牙的压力下，甚至一度到处请其他欧洲王室来给自己当国王，但这个王冠竟没人敢接。当时尼德兰的体制，在欧洲可谓“不成体统”：各自为政 的省份，危机时到联省总议会里讨价还价的，商量各省对于集体防御（即对西班牙的战争）各应该承担多少财政份额。大家吵翻了天后达成协议，各省代表拿着协议 到本省议会（大多由主要城市组成）审核，不肯出钱的省议会拒绝批准，大家又要回到联省总议会中重新吵架。想想那时混乱不堪的局面，两党互相敲诈的美国国会 恐怕要“团结”得多。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近乎“破产”的政治程序中，最终达成的协议容纳了多方利益，进而有更好的信誉。小小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经常能从金 融市场以 3% 左右的息率举债，怎么也打不死。不可一世的西班牙王室则频频破产，息率一度超过 20% 。以如此悬殊的财政信誉竞争 80 年，尼德兰再小也会赢。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看出，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体制，实际上开启了美国各州分立的联邦制。只不过当时尼德兰有个不即不离的王室，即威廉三世所来自的奥兰治（ Orange ）家族。此王室一直充任尼德兰的执政（ stadholder ）， 实际上就是军事首脑。财政等内务则由总议会操持。奥兰治家族和总议会就各种问题特别是对军队的财政拨款讨价还价，已经形成习惯，认同议会的财政主导权。威 廉三世带着这种“执政受制于议会”的理念西渡英吉利海峡，和渴望宪政君主的英国议会自然一拍即合。也正是他，上台后面临着债台高筑的局面，靠自己的荷兰财 政帮说服议会，通过消费税增加岁入，强化政府的财政信誉，进而可以低息举债，最终伦敦金融市场崛起，大英帝国随之称雄于世。宪政的凯旋，也是从这里开始。 从这一大历史的视野看标普给美国降级，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在危机中宪政的金融机制正式启动。这说明宪政民主中几十年闲置不用的机制在紧急状态下依然能够及时运转起来。这分明是民主功能齐全的证明，哪里是什么民主的破产？ 不管标普是否公道，其降级对美国无疑有警示作用，会逼着两党超越自身的既得利益，警告选民不得再这么自私自利下去，最终担负起财政责任来。      女人的情色电影笔记本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