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原文地址： 《天才是训练出来的》给一个妈妈的启示 作者： 恬恬的小溪          薛涌老师的新作《天才是训练出来的》在过年前的某个下午正式来到我家，在正月的头几天我完成了对这本书的阅读。不得不说的是收获很大。整本书有大量的数据和例证，从认识智商开始，说明智商对成功和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然后论述天才的训练过程；最后，以作者学英语等实际例子给天才的训练过程一个例证。    对一个妈妈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天才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如果不能成为天才，至少可以成为半个天才。这句话很吸引我，半个天才也是多么的让人神往啊。 孔子说人可以分为四类：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柴老师据《论语》阐释）。 薛涌老师的观点是天才都是学而知之的，并举出了莫扎特受到时为钢琴家爸爸严格训练的例子。      二、   不能满足孩子的学习兴趣。此话怎讲？原来就是要我们吊着孩子的胃口，让孩子“吃不饱”，然后自己急着“要吃”，最后走到“我要练”的地步。      三、“深练”对天才来说是必经之路。人都喜欢在自己的“舒适区”大展拳脚，不愿到自己的“学习区”学习新的东西。天才之所以能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挑战自己的盲区，在盲区（学习区）进行长期艰苦的深练。天才的形成过程：“天才必须不断把学习区里的东西收揽到舒适区内，把恐慌区的东西纳到学习区来。”（我们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喜欢待在舒适区：车会开就可以了，工作不出大错就行了。但是技艺的增长，必须在学习区完成:你要走出舒适区，在自己能力的外围试探征服新的领地。但不能走到自己毫无所知的恐慌区去）深练主要方法有：障碍法、挫折法等。       四、人贵无自知之明。薛涌老师的意思是要我们把自己当做天才，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天才，而是把自己当做天才来训练。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just do it !       如果你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行动的勇气，也许从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掩卷沉思，对一个妈妈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到：       一、找到宝宝与我们家长的专长相关的“优势”，并给予目的性的训练。这个优势，最好和父母自己的专长相关。这样方便系统而针对性的、经常性而持久的训练。真正的天才或半个天才都是有渊源的，例子不胜枚举。微博上非常流行一段话：”看过比尔·盖茨的书后发现里面没有记载他母亲是IBM董事是她给儿子促成了第一单大生意，巴菲特的书里介绍他8岁就知道去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 但没介绍是他做国会议员的父亲带他去的接待他的是高盛集团董事长….“比如我们两个音乐盲，我们的女儿不可能在音乐上有什么成就，学习钢琴什么的只能定位在业余爱好，陶冶情操上。环境、家庭和父母在宝宝成长过程中是第一位的影响因素。      二、不能满足对宝宝低阶思维能力的表演。大多数家长都非常喜欢让宝宝背诵《三字经》等经典名著（包括我自己），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文化精华，就如牛”反刍“，先完整吃下去，再消化。我女儿恬恬2岁多的时候就会背很多的古诗，摇头晃脑，不知所以。按薛涌老师的观点，这样的学习只是停留在”舒适区“的舒适学习，对提高孩子的能力毫无裨益。他说，学生可能在一边”朗朗上口“地背诵《三字经》,一边满脑子的性幻想。这种机械重复式的”无脑式“学习培养不出具有创新能力和意识的人才。      三、掌握适度的学习时间和量，避免孩子的动机抑制。我们在陪孩子学习的时候，要适可而止，如果孩子不喜欢了，或注意力转移了，我们的学习也要立即停止，决不可以勉强延续，以免倒了孩子的学习胃口，得不偿失。      四、让宝宝有一个长远的目标，经常引导她进入学习区。长远目标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很大（具体的试验数据就省略）。如果宝宝对自己的学习状态满足了，喜欢经常重复她拿手的东西而不愿学习新东西时，可适当设置学习障碍（这个方法也可以用于某次学习过程），来搅动孩子倦怠的大脑，让学习始终具有挑战性，这也是稳定学习动机的一个好方法。 给自己一个机会，给孩子一个机会。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         　唐小兵    在 20 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一直是游荡在历史夹缝里的挥之不去的幽灵。 民粹主义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极端地推崇底层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认定大众保存了文化传统革新与社会进步的真正力量，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强烈地弥漫着反精英文化、反知识分子倾向。 　　中国的民粹主义有着两个重要来源，一是 20 世纪初期从俄罗斯引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提倡的 “ 到民间去 ” 的社会思潮，相信民间代表一个纯真的有道德感 的底层社会，可以从中取得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资源；另外一个来源是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的 “ 绝圣去智 ” 的反智论传统，简言之就是对知识、文化等价值系统鄙视、否 定，扩展到对代表此价值系统的知识分子进行全盘否定的历史 “ 潜流 ” 。 　　民粹主义是 20 世纪中国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其影响自然覆盖到中国社会诸多阶层。让人更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 “ 民粹化 ” 倾向。这种倾向至少曾经在三个历史时期有着强劲的历史表达。 　　五四时期，在林毓生所谓的 “ 全盘反传统主义 ” 的浪潮里，主流知识分子在高喊 “ 科学 ” 与 “ 民主 ” 等口号引进西学，他们在全面攻击传统的精英文化的同时， 将寻找民族文化自新的眼光也转向了 “ 民间 ” 和 “ 底层 ” 。鲁迅、周作人等搜集、编辑地方歌谣、顾颉刚等寻访民俗文化遗存，更有当时很多大学生组织团体深入民 间，寻求民间知识、信仰与智慧，形成了强大的到民间去的思潮。这个时期也正好是强调无产阶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迅速从当时百花齐放的各种社会思潮里脱颖而 出，成为后来主导中国历史的思想形态的关键时期。 1930 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受共产党政治文化影响的左翼作家，在《申报》等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号 召到民间去，到底层去，与普罗大众相结合，呼吁改造五四时期形成的白话文，攻击它太过于精英，应该直接用民众口语作为书面语言的来源，创作为人民喜闻乐见 的大众文学，同时，他们批评学者、文人、知识分子等所谓高等华人是一个道德腐败而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认为被压迫和剥削的底层才代表着真正 的良知与智慧。 　　 反右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时期和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这种民粹主义发展到巅峰，知识分子纷纷接受 “ 洗脑 ” ，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全盘否定自己的知识体系 与文化思想，在公共场合检讨脱离了人民，成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忙和帮闲，中国农民和工人被认为是最有知识、最有道德和最有实际能力的群体，知识分子 都成了被讽刺为牛鬼蛇神的政治贱民，应该到五七干校、牛棚、夹皮沟等地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产生之后，更多的时候，却是被政治文化操控，改造成 “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 以及 “ 知识越多越反动 ” 的知识分子原罪概念，成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 “ 良心压迫机制 ” ，打掉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身份意识与文化尊严感，从而纳入整齐划一的革命机器里做一颗驯服的螺丝钉。 　　 民粹主义浮出水面 　　延续前两个历史阶段，今日的中国，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民粹主义又开始重新 “ 浮出水面 ” 。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最典型的是这些年新左派学者的部分文字里 汹涌澎湃的 “ 民粹主义 ” ，其极致表达就是控诉知识精英都已经被市场经济和利益集团 “ 收编 ” ，尤其对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抵触与 憎恶心态。萧功秦认为： “ 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 ” 这个 群体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与需求。 　　在《天涯》、《上海文学》等报刊上持续几年之久的知识分子关于 “ 底层 ” 与 “ 底层文学 ” 的讨论也折射了这一问题。论战一方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个纯真的 原生态的充满多样性的 “ 失语的底层 ” ，它根本无法被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 “ 代言 ” ，任何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言说都是一种歪曲与利用，另一方认为口口声声地似乎 在严肃思考如何让底层浮出水面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在道貌岸然地抢注 “ 底层代言人 ” 这个道德商标，从而在繁复而精致的话语游戏 ( 这种游戏根本不为人民所愿意 理解！ ) 里完成为底层代言而拔高自身的道德形象。 “ 底层 ” 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 “ 学术问题 ” ，也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公共化 进而为底层代言的 “ 道德问题 ” ，它也是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困境的问题。 　　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民粹主义的势力范围在继续攻城略地，甚至这股 “ 野火 ” 也已经烧到了一向被归置在自由派阵营的知识分子身上。旅美学者薛涌在最近发表 于《南方周末》上的长文《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 ( 同时发表于广州《随笔》 2008 年第 1 期 ) 里，公开声称 “ 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 的成分 ” ，认为知识分子 “ 本质上都是韩非理想中的法术之士，自以为掌握着某种国家理性，总想着获得超越共同体自治的权力、干预老百姓的生活 ” ，鲁迅《阿 Q 正传》等反思国民性的作品在薛涌看来代表了知识精英 “ 冷血 ” 的 “ 现代中国专制主义意识形态 ”, 是对底层的妖魔化论述。他认为复兴中国文化之路不在这些知识 分子身上，而在于向保存着中国文化最质朴精神的小共同体里的 “ 最基层的小民百姓学习 ” 。在这篇文章里，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已经几近水火不容，底层所 寄身的共同体被寄托了实现宪政的希望。 　　为了论证小民百姓保存了他所言的共同体美德，薛涌列举了几年前一件矿难事故里，一个遇难矿工遇难之前将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幸存的同事转交给其妻子， 帽子里的一张纸条写着： “ 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张主任 200 块钱 ……” 另外一个例证是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不让老乡客死他乡，千里背尸回湘的 “ 义举 ” 。薛 涌感慨这种文化精神在知识分子阶层早已荡然无存，应该到底层去寻找、发掘与培育。今日中国的共同体建设，在薛涌看来，也不需要知识分子阶层的 “ 指手画 脚 ” ，除非后者愿意被 “ 雇佣 ” 。简言之，作者认为 “ 启蒙 ” 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底层完全应该抛弃或拒绝 “ 启蒙知识分子 ” 隔靴搔痒的 “ 宏大叙 事 ” 。 　　 民粹主义最广泛的表达是在互联网上，人民成了不能被批评的敏感词汇，因为人民是改革进程的利益受损者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里的唯一美德保存者，每当发生贫 富阶层或个体之间的社会冲突，不管谁是有道理者，互联网的往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 “ 民意 ” 总是自然地压倒性地倾向于弱势者一方，对于强调理性讨论的知识分 子的发言总是不屑一顾，或者口诛笔伐。 经济学家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学者许纪霖反思研究生教育的《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以及让人啼笑皆非 的所谓 “ 雅阁女事件 ” 等文字、视频都在网络上遭受了强烈的反弹。知识精英已经被普遍地预设成为体制服务的既得利益阶层，而遭受广泛的道德质疑与挑战，而被 侮辱被损害的人民被想象成道德复兴与伦理实践的历史主体 .   当前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民粹化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仔细分析和挖掘其社会根源也许才是找到理性对待民粹主义的方法的合理途径之一。最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当前 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阶层之间越来越充满隔阂和敌意，财富阶层基本上被认为是依靠权力寻租与官商勾结等违法手段获得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的资源，仇富 心理成为典型的社会心理，草根或者底层虽然生活艰苦，但被肯定为是依靠自身努力而 “ 干净地生活在这个世界 ” 。知识分子处身这个社会背景，自然受其潜移默化 之影响。 　　与此同时， 1990 年代以来，与市场经济社会形成几乎同步的是大学、科研院所的迅速体制化，甚至产业化倾向，学院知识分子被课题、项目、评估等各种日 常事务缠绕，生活越来越学院化与精英化，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知识分子与现实社会变动的隔膜日益扩大，民工、农村、下岗工人都似乎被隔离在精致的象牙塔之外， 而事实上秉持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真正地 “ 躲进小楼成一统 ” ，放弃其天然的关怀现实人生的情怀，疏离感、负疚感在部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潜伏，而 学院不断地揭露的学界腐败，以及学术不断行政化、官僚化之后造成的 “ 异己感 ” ，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 “ 尊德性 ” 的道德实践和 参与社会变革比较起 “ 道问学 ”( 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生涯 ) 似乎更具有精神的感召力，更能消除其内心的空虚感与无力感。这种倾向自然助长对知识分子阶层自身 的离心倾向，与对工农大众的热情向往甚至激情想象。 　　我们注意到比较具有民粹倾向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出身于草根阶层，或许经历过诸多底层挫折，对底层社会感同身受，当他们进入学院以后，发现知识精英 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而都是为稻粱谋的利益集团，就容易幻灭而形成怨恨心理。正如萧功秦所指出的那样， “ 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 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到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 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 ‘ 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 ’ ，产生一种 ‘ 为民请命 ’ 的使命感。 ” 这种创伤性记忆与悲情意识，会发酵成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 激情，为他们的言辞灌注一股道德理想主义的悲天悯人的特质。 　　或许，还有一个深层的根由也值得指出，正如阿伦特在《论革命》里 对比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时所指出的，前者囿于贫困等社会问题而导致道德激情四处弥漫 到公共广场，最后以同情和怜悯为出发点的大革命却走向了雅各宾专政的残暴，而美国革命始终坚持将政治自由问题优先于社会问题来处置，因而探索出一条社会代 价相对较低的社会进步道路。今天的中国自然是更关注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也容易强化社会平等问题的尖锐性，成为世俗社会的道德神经，时刻刺激知识分子的 良心，而误把有大体一致目标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底层人为对立起来。 　　 在政治文化没有被 “ 刮骨疗毒 ” 的时候，在公民权利没有 “ 实至名归 ” 的时候，在公民社会没有 “ 稳如磐石 ” 的时候，在阿伦特所谓 “ 平庸的邪恶 ” 到处弥漫， 而反思的精神寥若晨星的时候，一味地寄希望于势单力薄的乡村小共同体，以及无限地美化 “ 底层 ” 的道德精神与文化质素，而鄙视乃至否定具有理智力量的知识分 子阶层，只能是寻求民族自新之途的知识分子的 “ 一帘幽梦 ” 而已。 　　事实上，于建嵘对湘南农村的农民维权行动的田野调查结果、厦门抵制 PX 项目的环保运动、上海市民抗议磁悬浮的散步行动等，都证实了知识分子与民众 ( 包 括底层 ) ，并非对抗关系，而是有着合作的可能与实践。 研究 20 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卓有成就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邹谠生前说过的一番话，也许值得所有的有 着民粹化倾向和关注此问题的读者寻味： “ 狂热的理想主义和激进的犬儒主义都是一回事：对它们自己以外的一切人物与实体都不负责任。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只对他 们自己的理想负责，激进的犬儒主义者只对他们狭隘的自我利益负责。

原文地址： 从《一岁就上常青藤》想到的（二）：讨论班在孩子教育中的巨大作用 作者： 兰棋妈 在教育小鳅的过程中 , 我们家采用的民主教育方法与薛 涌 倡导的常青藤原则不谋而合。之所以创造民主的家庭氛围 ， 是因为我们觉得这 样 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有益。 而关于学校应采用讨论班（seminar）的教学形式 ， 则是 该 书引起我最最强烈共鸣的方面。 从1993年到1996年 ， 在我大学刚毕业的 头 三年，我作为课堂口译为来自德国的企业家、咨询顾问以及知名大学的院长、系主任或教授的经济类课程进行现场口译。所有授课人员都有企业实践背景， 而 授课对象是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和经济类高校的优秀师资。 这些德国的老师采用的全是讨论班的教学形式，即使学员们都是当众讲惯话的企业领导和优秀老师，课上的气氛依然十分冷清，只有一两个学员能够主动回答老师的问题，愿意与老师进行交流。作为翻译，我还 肩负 着鼓励学员 们与老师积极互动 的任务，因为 那 是授课成功的关键。 1994年到1995年期间 ， 有几个月 我 在德国 的 大学进修，上课时感到最不适应的也是讨论班。 让 我 有些疑惑的是 ，和上面提到的厂长、经理 们 一样，作为一贯的好学生和班干部，我并不怵在众人面前说话， 可 我 为什么也 非常不习惯在课堂上表达我的个人观点，似乎更愿意与老师在课下探讨。 这两年， 我所在的 公司请了一些老师来做 职业 培训， 老师 基本上 也 都采用讨论班的教学形式，除了希望学员们 多 发表自己的见解外，还喜欢让 大家 进行分组讨论。在培训中 ， 我总是和培训师交流得最好的 那 个。于是每次培训，公司都会专门把我安排在第一排最好的位置，希望我 多 与老师 互动 ，调动培训气氛，以免冷场。 尽管 如此 ，直到去年的一次培训，我才真正体会到讨论班这种教学形式的真正价值所在。 那天， 培训师让我们分组讨论，然后选代表表述本组观点，其间还要与其他组 进行 辩论。当时我组织小组成员发表观点， 并 综合小组意见 、 阐明本组观点，与其他组展开 了 激烈辩论。 从那以后，我才 真正 适应了讨论班，也爱上了讨论班。因为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辩论 后 ，能使我们更进一步看清问题的本质，得到难以 想象 的收获。 当然，对于不能适应讨论班教学形式的人 ， 我们无从指责，因为他们从 来 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所以才会像我以前那样感觉不适应。应该说， 一个好的课 堂上 ，不能 少了讨论班这种激发人深入思考问题和发表见解的形式。 其实这也体现了满堂灌的大课和对话式的讨论班的不同原则：满堂灌需要的仅仅是听、是记笔记、是吸收；讨论班则是要听的人也发言。特别是作为学生，知识和经验明显要比教授少，但要尽可能地和教授平等地对话。这样，学生在表达思想上面临的挑战，自然比接受知识的挑战还要大。  所以我认为中国教育在这方面的缺失相当大。当我得知上外附中的学生们经常得到一个题目，回家自己查阅资料，然后一个一个学生上台给全班介绍他的专题内容，使得原本内向、不敢当众说话的孩子经过一段时间 的 训练后，连上台读检查都觉得和平时上去讲专题一样自如时，我羡慕能进上外附中的孩子，因为他们接受了与国际接轨的好的教育方式。除了能通过自主学习更好地掌握知识外，学生还训练了当众表达的能力、交际能力和表演能力。 虽然了解到了讨论班的种种好处，但在中国连高等教育都还没实现讨论班 模式 的大背景下，还不能奢望中小学引进讨论班的模式。然而，我们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所以我们肯定不能坐等观望，而是要通过其他途径使孩子获得讨论班的好处——我想这个最好的场所就是家庭 ！ 薛涌 告诉我们： 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你现在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赚多少钱，都变得无关紧要。而有关紧要的，是你如何养育孩子。 许多父母都梦想着有朝一日送自己孩子进常青藤。那么，怎么进常青藤呢？当然首先是要让孩子到高中毕业时具有“常青藤素质”。本书的主旨是：要使孩子到时候具有这种“常青藤素质”，就必须从孩子出生开始用常青藤的哲学、原则和方法对之进行教育。这样，即使你的孩子在现实中没有机会进常青藤，也会具有“常青藤素质”，进而在越来越要求创造力的未来世界中更有竞争力。我还要指出，这种常青藤的哲学、原则和方法，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有着深刻的冲突。 从小让孩子接受常青藤的教育，首先要改变我们所习惯的教育观念。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是权威主义式的：讲究满堂灌、死记硬背，上课很少给学生留出提问和讨论的时间。孩子的教育起点，常常是从背古诗开始。我所讲的“常青藤原则”，则强调教育的对话性和互动性，要求父母或老师尽可能把自己摆在和孩子或学生平等的位置上，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品格和社会能力；帮助他们吸收知识，让他们自发地提高理解力、分析力、感受力和表达力。 下面这段文字道出了 ， 和讨论班式的家庭教育相对立的家长制教育模式 看似省心实则失败的本质 ： 你在孩子小时候呵斥孩子，吓得孩子按你的意志行事，短期内似乎省了不少事。但是，孩子长大一点后，有重要的事情就不会找你商量，甚至隐瞒、反叛，惹出许多让你头疼的事情。最后你省下来的时间，要加倍偿还。结果，让孩子听话 的教育，常常造就了很不听话 的 孩子。 让我们来看看薛涌教我们如何对待孩子，以及为何讨论班式的民主家庭氛围会让孩子受益终生： 我一直有个理论：孩子要宠但不能惯。所谓宠，就是满足她的一切感情要求。但是另一方面，该严要严，决不放任她养成坏习惯。这两者是相得益彰的。      到了中高产阶层的家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家长对孩子要宠得多，对孩子绝不轻易说“不”。孩子如果要干一件家长所不容许的事情，家长会耐心地启发、商量，说服他或她放弃，有时甚至不得不“谈判”从而达成协议。这样，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就非常平等。有时家长为了孩子，不得不自我约束。比如，你不让孩子吃甜食，自己也不能吃，以身作则。否则，孩子会说“为什么你吃不让我吃”，你讲不出理来，就没有理由阻止孩子干他或她想干的事情。也就是说，大人更注重让孩子理解行为背后的准则；而这种准则对任何人都应该适用。   这种平等的关系，使孩子从小就有一种讨论的习惯，培养了他们把具体的事务归纳成抽象原则，或者将抽象原则运用于具体事务的能力，构成了常青藤教育的基础。从三四岁开始，孩子和父母有分歧，大家就开始磋商甚至讨价还价。从表面上看，在这种家庭中父母毫无权威，甚至连买哪个玩具都要和孩子商量后才决定。不过，这样养大的孩子，一般比较自信，敢于为自己的利益去据理力争，习惯于提问题、独立思考、辩论。当然，由于从小不唯父母是听，他们更有所谓“批判性思维”。 中高产阶层的父母在处理和孩子的关系时，尽量模仿平等关系。这样就使他们的孩子比劳动阶层的子弟提前十几年为长大进入和别人平等相处的社会做准备。 具体而言，中高产的子弟更有自信。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没有人能够无故否认他们的理念。他们总有办法为自己的理想和利益与别人讨价还价，不轻易放弃。同时，他们也知道，要坚持自己追求的东西就必须掌握说服别人的技巧，具备在有关问题上的基本知识，能够用事实支持自己的观点。所有这一切，自他们能说话起，就在他们和家长的对话中反复演练。以后当律师、企业经理或总裁、教师、推销商、科研人员，等等，什么不需要这一套技巧？在这方面，中高产阶层的孩子可以说早练就了童子功。 看来，常青藤的原则如果不早早贯彻，孩子已经定了型，即使真拿到一大笔奖学金，到了常青藤的讨论班里还是无所适从。我们必须从早期教育开始改革。 书中关于讨论班的详尽论述，使我们更明了了讨论班式的民主家庭氛围在孩子教育中的巨大 作用 。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练就出一身擅长讨论的童子功，愿他们留学时不再有像我们当年的那种不适应，使他们长大后就具备和别人平等相处的社会能力。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