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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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贴此文，在于帮助大家反省北京大水的缘由。我在此文中指出，向土地要房价的开发，必然引起城市生态危机。在我看来，此次北京大水，有几个原因：第一，城市对农地侵占过分，一些近郊农田都消失。第二，汽车社会使停车位遍地，公路遍地，北京成为钢筋混凝土的城市。这样，北京的地面就丧失了渗水性。有研究表明，在降雨时，不透水的城市地面比农地的积水要多16倍。可惜，此文在这方面也语焉不详。我确实也没有想到生态危机会以这样的方式、这么猛烈的力度发生。但是，我多少预感都生态危机的来临。希望日后就此展开深入讨论。】  

最近《纽约时报》周末版有篇文章，考略了二十五万美元这一界定“富人”的收入线的本末，提出了市场经济中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谁是“富人”？“富人”是否应该多纳税？应该多纳多少？如果再上升到理论性的问题，那就是单靠市场能否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公权力介入进行财富再分配是否会削弱市场经济的效率？这些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二十五万美元的数字是怎么提出来的？其近因是奥巴马给“富人”加税的政纲。他自竞选时就提出，如果他当总统，那么就提高年收入 25 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或 20 万美元以上的单身）所支付的联邦所得税。如今美国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共和党国会和奥巴马都提出了各自的消减赤字的长期方案，预计这将成为 2012 年大选的核心主题。奥巴马计划的一个核心，就是坚持对年收入超过二十五万美元家庭加税的计划，希望由此增加联邦收入，减少赤字，并尽可能保持针对穷人的社会福利。 现在的问题是，这 25 万美元的数字是哪里来的？凭什么根据这一神奇的收入线制定税收政策？根据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数据，达到这条收入线的家庭，占美国家庭的 2% 。这么小小的比例，使他们很难自称是“中产阶级”。将之划归富人阶层，让他们和百万富翁一起纳高额的所得税，也属天经地义了。 这条收入线的政治意义当然非同寻常。 1984 年大选时的一幕没有一个政治家会忘记。当时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在电视辩论中指着对手里根说：“我们都不得不加税。我们之间的区别是，我对你们讲真话，他则不肯说出真相。”结果，蒙代尔输掉四十九个州，仅仅保住了自己的州。后来里根虽然不得不加税、并且留下巨大的财政赤字，但依然被视为战后美国最好的总统之一。自此以后，美国的政治常识是：谁敢提加税谁就是在政治自杀。 可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选民们不愿意缴税，但对政府提供的福利和服务则都想要。如果政治家迫于财政压力消减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福利，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可能就要收场了。对于以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弱势阶层为意识形态的民主党人，就更是如此。这才逼出了奥巴马的政策：我要捍卫中产阶级的福利，还要给中产阶级减税。谁来埋单？当然是那些“富人”。这 2% 的比例，在选票上无足轻重，但在对政府的税收贡献上则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数倍，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这 25 万美元并非奥巴马的原创，而要归功于克林顿。 1993 年，克林顿创造了 25 万美元这道税收线，年收入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税率高达 39.6% 。在此之前，也就是在老布什任上，最高收入家庭的税收线是八万六千五百美元，年收入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税率为 31% 。也就是说，克林顿一方面在富人头上增税，一方面提高了“富人”的准入标准、把更多的中高产列入了不能得罪的“中产阶级”。奥巴马几乎直接继承了克林顿的遗产：年收入 25 万美元家庭的税率将提高到 39.6% 。目前最高年收入的纳税档次是以将近 38 万美元（ 379150 美元）为底线，超过这条线的家庭，纳税率为 35% 。这是以减税为号召的布什政府的遗产。 但是，这里又遇到两个问题。第一， 25 万美元这道线是 1993 年划出来的。经过十几年的通货膨胀，这一收入水平早不象过去那么富有了。如果按实际美元价值恪守克林顿 25 万的标准，这道线现在应该是将近 39 万美元（ 386075 美元）。实际上，克林顿在其任期内不断上调此线，最后提高到了将近 29 万美元（ 288350 ）。要知道，在 1993 年，年收入到达 20 万美元的家庭 仅占人口的 0.08%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的收入恐怕在 25 万以下。可见，奥巴马把“富人”集团至少扩大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这样扩大的结果，就把一些中产阶级“错划”为“富人”。比如，一网友称他居住在曼哈顿，有两个孩子，年收入为 26 万多美元。曼哈顿的中等房价，在 2010 年经过急剧下跌后也在 84 万美元的水平。四口之家则需要更大的居住面积，估计要买上百万的房子。每年花在房子上的钱（包括房贷和房地产税），至少要在六万美元以上。这样的“富人”，手头自然常感拮据。有调查表明，年收入在 25 万美元的家庭，主要集中在高房价、高税收的沿海大都市区。这些家庭，大部分其实还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也许是中高产。他们的家庭财政，也经常出现赤字。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税率“保护富人”也是令人震惊的。奥巴马竞选是曾经引用巴菲特说的话：“我的税率比我的秘书低多了！”根据美国税务局 2007 年以来的数据，美国最富的 400 人，平均税率仅为 16.6% 。原因是这些人的收入大部分来自投资。投资所得，按照长期的资本利得税征收，税率仅仅 15% 。如今经济不景气，急需投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生怕吓走投资，不愿意讨论增加资本利得税的税率问题。所以，真正的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们，大部分享受着比中产阶级还低的税率。 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有些批评者说，奥巴马的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而且会用高税率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最后全民受害。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认真审视一下。 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1998-2006 年曾担任国会预算委员会代理助理主任的 Roberton Williams 指出，要通过增加占人口 2% 的“富人”的税率来消除相当于 GDP3% 的财政赤字，让他们支付 39.6% 的税率是不够的，税率恐怕要提高到 77% 甚至 90% 。可见，奥巴马的加税计划对于消减赤字来说是杯水车薪。 一些激进的左翼人士公开呼吁，既然富人要支付 90% 的税率才能成功地消减赤字，那么为什么不让他们支付 90% 呢？对此，市场派人士同仇敌忾：这种掠夺性税率，这种政府强制性的再分配，最终会抑制经济增长。 可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话，这种市场派理论与经验事实也很难相符。 当 1929 年大萧条爆发时，美国的最高税率为 24% ，征收对象是年收入 10 万美元的富人。在 1932-1935 年，税率提高到 63% ，但“打击面”小了，征收对象是年收入达到百万美元的富人家庭。富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1937-1941 年，高税率的“打击面”进一步缩小到年收入在 5 百万的家庭，但税率提高到 79% 到 81% 左右。这体现了新政劫富济贫的政治哲学。美国进入二战后财政吃紧，高税率的“打击面”不得不扩大到年收入达到 20 万美元的家庭，税率也不断提高，从 88% 升到 94% 。战时非常时期也许不应该算作常规。但看看美国战后的黄金时代： 1948-1964 年间，支付最高税率的是年收入 40 万美元的家庭，最高税率自 1951 年起就维持在 91% 以上的水平。 1964 年后最高税率下降，但到 1980 年里根赢得大选为止，绝大部分时间为 70% 。只是“打击面”也随之扩大到年收入达到 20 万美元的家庭。里根上台后大力减税，把最高税率降到 50% ，甚至最后到了 28% 。同时，最高税率的“打击面”也急剧扩大，乃至年收入十几万美元的家庭也要承受最高税率。老布什任上，最高税率最低，从 28% 上升到 31% 。但承担这种最高税率的，已经不是“富人”，开始针对着年收入 3 万多美元的家庭，后来这道线上升到 8 万多美元。这充分体现着共和党亲富人的政策。克林顿上台后推行了 39.6% 的最高税率，针对年收入 25 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只是这条线根据通货膨胀率逐渐上调。布什上台后推进通过了减税案，最高税率降到 35% ，支付这一税率的门槛也高了，是年收入超过 31 万多美元的家庭。 这段历史非常耐人寻味。大萧条以后，罗斯福奉行“新政”，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政策的主流。高税收创造了大政府，大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干预市场，以政府投入创造需求、刺激经济，最高税率不断攀升。虽然奥地利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挑战凯恩斯学派，但直到 1974 年奥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在加上弗里德曼的巨大影响，这派学说才被公众和政界主流所接受。从里根开始，共和党主宰了白宫，美国的最高税率不断降低。即使克林顿八年将这个税率提高了一些，但也远远低于里根以前任何共和党总统任内的税率。 可惜，如果说低税率（这里主要指最高税率）刺激经济发展的话，事实几乎正好相反。如以下三表所显示，美国战后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从 1950 年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末，两位数的 GDP 增长司空见惯。这恰恰是美国的最高税率达到顶峰的时代。其中有 13 年最高税率是 91% 或 92% 。七十年代一直为视为是美国经济的噩梦。但这主要是受 1973 年 10 月开始的石油危机的外在打击。如果除去石油危机开始后的两年，整个经济增长并不低。里根上台后确实创造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克林顿时代美国刚打赢冷战，在全球化中一马当先，至今被人们回忆为黄金时代。但是，仔细检验一下就知道，自八十年代以来的这个低税率时代的 GDP 增长，比起前五六十年代明显偏低，两位数的增长从来没有出现过，乃至第三表中的纵轴单位都要放小一半。特别是本世纪的十年， GDP 的平均年度增长还远远赶不上七十年代。所谓低税率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至少在美国战后 60 年的经济史中难以找到可靠的证据。 当然， GDP 并非一切，还要看经济所成就的业绩。在战后头二十年的高税率时代，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等，一手扶植了整个“自由世界”的复兴。冷战期间世界上之所以还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就多亏了这一高税率所提供的资源。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这样的高税率创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这包括《退伍军人法案》把大批平民子弟送进大学，以及以整套的社会保障系统。低税率时代的业绩是什么呢？是美国从一个世界帝国走到今天的衰落。甚至在大学生入学率等一向领先于世的指标上，美国也被许多发达国家反超。其中最令人忧虑的是，中产阶级正在随着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而开始瓦解。 巴黎经济学院的 Thomas Piketty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Emmanuel Saez 的研究表明，在 2002-2008 年期间，居于底层的 90% 的美国人，年收入下降了 4% ，少了 1170 美元；收入最高的 1% 的美国人，年收入则增高 30% ，超过 26 万美元（ 261930 美元）。上个世纪从四十到六十年代的高税率时代，美国的贫富分化在减小。但到七十年代后，贫富分化开始上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称 1979 年是一个分水岭，以后则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与低税率时代基本同步。如今，美国的基尼系数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一贯以尊奉市场经济原则的《经济学人》也指出，美国的社会流动已经比不上欧洲。一个穷孩子要想上升到中产阶层，在欧洲的机会比在美国大得多。格林斯潘在 2005 年也承认，对这样的现实，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很难接受。 奥巴马拿 25 万美元的年收入作为“富人”线，要求 2% 最富的美国人多作贡献，也是为了扭转这种 越来越不平等的局面。应该说，这道线以及 39.6% 的最高税率在经济上并无坚实的基础——不仅饶了最富的投资阶层，所获得的财政收入也不足以消除联邦赤字。这道线更多的是政治线。奥巴马希望用克林顿时代提醒人们：让富人支付高税率并不会窒息经济增长，反而可以平衡预算。 美国面临着不可逃避的现实：要么提高税率，要么消减福利和政府服务。选民 对这两项选择都不肯接受，还处于不肯面对现实的阶段。此时相对容易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富人”付更多的税。一些左翼人士呼吁恢复 90% 的最高税率，称那是美国蒸蒸日上时代的最高税率。要知道，即使在经济危机深重的 2009 年，美国对冲基金的前 25 位 CEO 总收入达 253 亿美元，平均每人超过 10 亿美元。即使他们 90% 的收入被最高税率剥夺，平均每人还有千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至于那些年收入刚刚超过 25 万美元的家庭，受这种 90% 税率的打击也并不太大。因为这是一种边际最高税率，只有超过“富人线”的那部分收入才支付如此的重税，而 25 万美元以内的收入还是享受着中产阶级的低税率。这种最高税率，大致能保证美国人现有的社会福利。历史 证明，这样的最高税率也完全能够保证经济的迅猛成长。 最高税率的水平，涉及到怎样对待“富人”的哲学问题。克林顿刚上台时，不停地抱怨“富人”贡献太少。他的财长鲁宾作为出身于华尔街的“富人”感到不受用，就对总统说：“你最好不要用‘富人’的字眼，更好的词也许是‘成功人士’。这些人是辛辛苦苦地创造了自己的业绩，为我们带来了繁荣，你又需要他们的帮助，应该尊重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敌人。”克林顿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也成为相当亲企业的民主党总统。可见，即使在民主党人中，“富人”是时代英雄的观念也渐渐被接受。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Amartya Sen 在九十年代末写作的《英才与正义》一文，则阐述了另类观点。他认为，当今的社会文化对英才过于崇拜，乃至夸大了他们的贡献，给了他们过度的奖励。他进而提出了“敲诈者”模式：那些创新的英才，就仿佛是一个突然掌握了你的一些不想见天日私人材料的人。于是你开始和他讨价还价。他心里很明白：如果你不支付他任何钱，他留着这些材料也毫无用途。但你心里也明白：如果分文不付、任他把材料抖落出来，对自己伤害很大。这时最佳策略是：用最少的钱收回这些材料，而不是用最多的钱奖励他的“能力”。社会对比尔 . 盖茨这样的“富人”，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他掌握着某种我们必需的东西。我们要用最少的钱把这些东西拿到手；而不是一味地崇拜他，给他尽可能多的奖励。毕竟这些东西他不给我们自己留着也没用。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 对“富人”课以高税，未必会影响经济增长。从价值理念上，“富人”承担 90% 以上 的税率更符合社会正义，从长远的经济发展上看，“富人”支付高税也更有助于减缓贫富分化，使更多本无机会的 下层子弟进入中高产阶层，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高水平的经济竞争。这比起由少数“富人”垄断的竞争来，能创造更有效率的社会。这里真正的难关，是和“富人”博弈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七十年代以前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那么高的最高税率，一大原因是美国当时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富人无处可去。他们宁愿承受 90% 的所得税，也不会移居苏联。其工作干劲不会因为高税率而降低。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美国的相对经济优势已经降低了许多。如果对“富人”施以半个世纪前 90% 以上的最高税率，这些“富人”就可能移居到别的国家。“富人”对塑造了自己的社会，已经丧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感情。美国社会讨价还价的砝码少了。另外，美国是个好莱坞式的社会，喜欢塑造英雄，把“枯燥乏味”的生活戏剧化。这种文化中有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觉得每一个发明、每个企业的成功，都是因为某个好莱坞式的英雄的一人之功。而最近一系列心理学研究证明，当今世界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属于集体。集体智商和该集体中个体的最高智商并无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富人”很难一手成就大业。而美国的大众文化，实际上一直帮助 “富人”邀功。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的“富人”的税率越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越好。 只是在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渐渐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创造的小政府、低税率必然刺激经济发展的幻觉，全球化又提高了富人讨价还价的砝码，使得对“富人”加重税变得非常困难。但是，美国目前的财政问题，靠减税刺激经济并无法解决，提高税率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中产阶级目前脆弱的经济地位，很难再承受重税。在政治上他们也会通过手中的选票说话，使政治家都不敢在他们头上加税。最后的选择，当然就是“富人”。 90% 的最高税率恐怕不现实，但 39.6% 的最高税率则依然有相当大的提高潜力。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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