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

转贴一位台湾读者对《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的讀後心得

我的感觉是,台湾人对西藏的遭遇有“感同身受”之感。 因此,“西藏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西藏问题”,它能否解决,如何解决,对“台湾问题”会有很大影响。我把这篇台湾读者的读后感转贴在我的博客上,希望国人能够理解台湾人对“西藏问题”的感受。 感谢这位读者分享他的感想。 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 讀後心得 Posted on 十月 3, 2010 by sennlu 原作网址:http://is.gd/g6jNN 一般來說,雜書我是翻過就算了,不過這回得寫個讀後心得,因為它解答我很多疑問。 這本書的作者是李江琳,沒錯,漢人,江西人,據稱是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同南下工作團成員的後代,留學過美國。與其說她是在替中共粉飾太平,不如說是在試圖拼湊出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何會發生。 我相信這本書比較中立,是因為作者不但同時引述藏人與中共官方的文獻,而且交叉比對,兜不攏的部份就予以刪除或加註修正,順著脈絡去還原事情的經過,把整個故事講出來。不過仍不算非常完整,因為中共官方的資料並未完全解密,甚至在已經公開的資料中還會在不同時間出版的版本中更動,只能等後人來補足了。 按書裏所敘述的各種環境條件來看,共軍武力解放西藏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至於為什麼是1959年,那就是一連串事件所導致的結果。書中所側重的是這一個部份,會幫助讀者思考事情的前因與後果。 首先要知道的是西藏在1951年就與中共簽訂《十七條協議》(全名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這個協議是由四大噶倫(清朝時訂下的制度,是噶廈政府最高行政官)之一的阿沛.阿旺晉美去簽訂的,達賴在一開始也擁護該協議,但在流亡印度之後,便表示是那在中共當局的逼迫下簽署的協議。協議全文在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6/content_2342421.htm ,說句坦白的,無論是中共真的想和平解放還是緩兵之計,還跟西藏的噶廈政府簽協議,也真的給了時間緩衝,比起對付國民黨,算是很厚待了。 不過這個協議所涵蓋的範圍是西藏,但問題是,藏人並不是全部都住在西藏。在西藏週邊有四個省份:四川、青海、雲南與新疆,這些地方都還有藏人居住,而且多是游牧民族;尤其是川東的康巴人,雖然信奉藏佛教,但並不奉行拉薩的號令,成為漢、藏都管不到的化外之民。這些游牧民族是以部落的方式共同生活,部落內部有紛爭,由頭人(首領)調處,若是部落間有糾紛,則由寺院中德高望重的喇嘛來排解。 中共在這些省份推行土改、破除迷信、三反五反、合作社等共產制度,對於游牧民族來說根本就莫名其妙,他們自古以來就是化外之民,佛經中的「須彌山」是比「北京」還要真實的存在;突然間來了一群漢人宣布和平解放,然後放牧地就變成國家的、牲畜被沒收,自由的牧民被奴役,變成國家的牲畜看管人。信仰遭到破壞,還要批鬥頭人與喇嘛,根本就是部族與佛法之敵;許多部落最後忍無可忍,捐棄成見,並起反抗。 這些散兵游勇對付工作隊還能佔到上風,一旦遇上正規的解放軍就打不嬴,只能往山裏面或寺廟退守。解放軍為了平叛,甚至出動飛機轟炸寺廟,殘存的藏人無處可去,只能逃往拉薩或印度。 1959年10月,《西藏镜报》刊登的一幅藏人图画,描绘“理塘寺之战”,以及理塘寺被轰炸的情景。(《1959 拉萨!》插图) 逃往拉薩向達賴求援也起不了作用,因為拉薩也在共軍的掌控範圍之內,昌都地區早在1950年就被共軍佔領,達賴的噶廈政權並不想、也無力與共軍對抗,對於這些難民只能冷處理;但拉薩的居民看到難民逃過來,也會聽說發生了什麼事,對於共軍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共軍也在拉薩各處陸續修築工事,雙方的氣氛愈來愈緊張,也不得不從惡意的角度去揣度對方,直到1959年初。 1959年2月7日,藏曆12月29日,除夕前一天,俗稱「破九」,也是驅鬼節,達賴約了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與副司令鄧少東一起觀看破九跳神大會,席間與鄧少東約好要在3月10日前往軍區觀看西藏文工隊表演。 西元1959年2月21日,達賴在大昭寺考取了拉然巴格西學位;在3月5日,他想到約好了要去軍區看表演的事情。但共軍卻通知達賴不准帶警衛入軍區,達賴對此並未表達反對意見,部份官員卻甚不以為然,因為在其他地區都傳出喇嘛被漢人請去開會便沒有再回來的事情。在3月9日那天,一些低階官員決定動員群眾阻止達賴出行,便在拉薩散布達賴不帶警衛去漢人軍區的消息。3月10日,大批民眾擔心達賴會一去不回,層層包圍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阻止達賴前往軍區,史稱「拉薩事件」;至此,由於民眾對噶廈政府的高官再也無法完全信任,噶廈政府對拉薩的局面已近失控狀態了。 關鍵的3月17日下午,共軍一名叫曾惠山的經濟警察違反軍區命令,擅用六0迫擊砲向羅布林卡開了兩砲,官方的說法是運輸站遭到叛亂武裝攻擊所以被迫還擊,但究竟是何方勢力所為、經濟警察為何會有迫擊砲,官方的公開文件並未說明,真象仍未明朗。但這兩發砲彈給也達賴很大的震撼,他隨即召來乃穹神諭(一種請求護法神降臨指示的儀軌,有特定的負責讓護法神佩阿嘉頗Pehar Gyalpo的助手多杰札登Dorjey Shugden附身,類似台灣的乩童儀式,這段因緣又與蓮花生大師有關),神諭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就走!」達賴考慮到民眾聚集只是為了保護他,若是他選擇離開就可以避免民眾抵抗共軍造成無謂的犧牲,當晚就在少數人知悉與護衛的情況下,悄悄離開羅布林卡,往拉薩東南方的山南方向前進。 藏军军官。中坐者为达赖喇嘛的姐夫,警卫团长朋措扎西。(《1959拉萨!》插图) 3月20日,共軍正式對拉薩用兵,史稱「拉薩戰役」,藥王山上的醫藥利眾院因位於戰術置高點,在第一波攻擊中被共軍以火砲夷為廢墟,至今皆未重建,只在上頭蓋了座電視台的電塔。接下來的3天內,羅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與布達拉宮相繼被攻陷,拉薩完全落入共軍掌握;三大軍區的增援師團在3月底至4月初入藏時,決定性的戰役早就結束了。而在3月26日,達賴一行來到隆子宗建立了臨時政府,並繼續向印度推進;1959年3月31日,達賴越過中印邊界,至今再也沒有回到西藏。1959年4月下旬,西藏游擊隊「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在總指揮貢保札西的帶領下撤入印度,西藏完全落入共軍控制。 接下來就是平叛、鎮反、土改、公社化、文化大革命這些事件接踵而至,班禪入獄,宗教與文化被破壞,藏人死傷人數至今仍未公布,但整個共產化的過程與其他省份如出一轍,傷亡絕對少不了的,整本書也就大致告一段落了。 我想作者從一開始就不認為西藏可以免於共產黨的迫害,一個靠槍桿子出的政權,不可能放任西藏視而不見,衝突是遲早要發生的。只不過在1959年3月一連串的事件導致整個局面急轉直下,雙方都在接近失控的情況下突然開戰,並不是雙方所預訂的時間。北京方面希望戰事能拖長一點等”叛軍”聚集於拉薩之後再一舉殲滅,想不到駐地部隊只打了幾天就結束,也比北京方面所指示的要快得多。「拉薩事件」是事情的結果,而不是最初始的原因,武力侵略的固然快速,卻也衍生出今日西藏問題的各種後遺症。 至於文化大革命是如何落幕的,班禪又是如何放出來,又怎麼會被中共視為愛國的宗教領袖,還在圓寂之後花大錢替他修建靈塔,這又是另一個要去找答案的故事了。 青海塔爾寺的住持阿嘉.洛桑圖旦在推薦序中講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了解歷史不是為了增加仇恨,而是為了解真正的事實,掌握真實的歷史才能對西藏問題有正確的理解。服務政權的宣傳與漫罵攻擊是站不住腳的,從1950年代到現在,中國政府在不同時代以不同的口徑污衊和謾罵達賴喇嘛,50年過去了,這未能使西藏問題得到解決,藏人心中的精神領袖也沒有被其他人來取代。我們必須了解歷史,了解在這半個多世紀在西藏三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真正了解藏人的感受,才能幫助我們跨越藏漢民族間仇視敵對的鴻溝,真正建立藏漢民族的和解和友誼。」 台灣也有類似的問題,期待也有和解和友誼的一天。 达赖喇嘛出走途中,随行的第一代本、第二代本与沿途护送的四水六岗游击队员合影。(《1959拉萨!》插图) 《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展》中的一幅图片。文字说明中有个“马虎眼”:它给读者的印象是:1958年底,西藏的2.8万叛匪已经控制了“拉萨的制高点”,而且已经在拉萨市内主要街道上修筑了工事。事实上,甲波日山上的工事一直存在,由于工委责成噶厦政府负责拉萨市的治安,拉萨市内从1952年开始就有警察岗亭。“拉萨战役”之后,这些都成了“叛乱证据”。图中右上角的建筑,就是有260多年历史的藏医学院。这座学院在1959年3月20日上午被地毯式轰炸摧毁。现在这个位置上是拉萨电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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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将与多伦多华人社区举行对话会

达赖喇嘛到访加拿大多伦多,将与华人社区举行题为“慈悲与尊重”的对话会。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代表处华人联络官贡噶扎西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专访,介绍达赖喇嘛出席对话会的背景和愿望。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锡红自加拿大发来专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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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武警加强戒备防骚乱 藏作家吁文字危机迫在眉睫

青海省两个藏族州的数千名藏族学生,不满当局计划推行汉语教学,本周二发起和平示威,要求当局搁置该方案。同仁县教育局的官员接受本台查询时表示,正在研究如何处理,而当地一位居民说,事件已经平息,但为防止骚乱,武警明显加强戒备。藏族作家唯色认为,挽救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迫在眉睫。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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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石构遗迹与岩画(有图)

撰文摄影/张建林 1985年我们对日土县任姆栋等3处岩画的调查被公认为是我国西藏岩画考古的开端,从此以后,接连不断的发现让西藏岩画成为国内外岩画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 20多年过去,虽然多次赴阿里,但都是在札达县的托林寺、古格故城主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没有机会再去阿里地区北部的日土、革吉、改则、措勤调查岩画。2004年8月至9月,为正在编写的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补充资料,我和故宫博物院的宗同昌赴阿里地区参加考古调查。两个月期间,与阿里地区方志办扎西书记一起风餐露宿,行程5000多公里,走遍全地区7个县,共调查各类文物点51处,其中47个文物点是此次调查中新发现的。新发现的文物点包括石器地点、石构遗迹、岩画、墓葬、城堡遗址、石窟、寺院遗址等。其中最为重要的要数石构遗迹、岩画和石器地点。 石构遗迹的考察 西藏境内的石构遗迹早在上世纪前半叶就被发现,1925年~1928年,俄籍瑞典人劳瑞茨(又译为罗列赫)所率领的中亚考古队翻越昆仑山到达藏北,在藏北和西藏中部进行考古调查。他们在藏北发掘了一批出土有青铜箭镞的石丘墓以及与此相关的大石遗迹,并将这些大石遗迹分为独石、列石、石圈3种类型。在1930年发表的《藏北游牧民族的动物纹饰风格》一文中,推测这两种遗迹可能与藏北游牧民族所信仰的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自然崇拜有关,年代可能属于青铜时代。 此后长达50年间,很少再有人提及这些毫不引人注目的石堆、石柱和石圈。似乎只有意大利藏学家杜齐在《穿越喜马拉雅》一书中提到这种“大石遗迹”,并认为“在西藏存在着一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 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文物普查队在阿里地区境内进行全面调查,曾经发现过列石遗迹。但在后来出版的《阿里地区文物志》中并没有作为文物点专门介绍。 1992年~2002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约翰•文森特•贝勒沙深入藏北和阿里地区,进行了往返多次的考古调查。调查获得极为丰富的资料,很快出版了详尽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两本。《西藏北部的文物——高原前佛教时期的考古发现(1999年羌塘探察的发现)》一书中将石构遗迹分为2类:独石与围有石框的石柱、列石。而在《西藏上部地区的文物——高原上前佛教时期的考古遗址(2000年上部西藏探察的发现)》一书中又进一步分为独石、石框中的石柱、列石与建筑组合三类。除此以外还调查了岩画、墓葬和城堡遗址。 与约翰•文森特•贝勒沙的调查几乎同时,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顿珠拉杰也在阿里地区和那曲地区做了调查,之后撰写了《西藏西北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将这些石构遗迹分为“墓葬”和“石碑”两种。 前面所说2004年8月至9月的考古调查中,我们发现的石构遗迹主要分布在在阿里地区“东三县”——改则县、革吉县和措勤县,其中以改则县分布最为密集。日土、札达、普兰、噶尔也有少量分布。 石构遗迹中保存最为完好的是改则地区的康玛遗址。三组石构遗迹分布在河北侧的二级台地上,每一组包括石框、排列成梯形的列石群、石片图案。这里的海拔在4600米左右,地势平坦,康玛曲河水从西向东流过,南面远处是头顶白雪的夏刚坚山峦,我们就在遗址附近安营扎寨。前一天刚刚下过一场雨,康玛河的河水变得湍急而浑浊,打来的河水烧开之后沉淀很久才能喝,不过颜色看起来仍然如同面汤。我们带了足够的给养,工作一周也没有后顾之忧。调查按部就班依次展开,测绘遗址平面分布、拍照、文字记录、对一些局部进行清理。 东西排列的3组石构遗迹有着相同的布局和结构,石块垒筑的石框位于西端,高出地面一米多;东侧是排列成平面呈梯形的列石阵,西侧窄,东侧宽;列石以东隐隐约约可以看出有半埋于土中、用石片摆成的图案。为了了解石片图案的形状,我们对其中的2号石构遗迹做了清理,最终的结果令人吃惊。这些半埋于土中的石片平面构成一个类似于汉字“古”字形的图案,每一道“笔划”都由平行的两条线组成,两线之间又用石片隔成一个个小三角形,三角形之中分别嵌入红、黄、白、黑、绿等不同颜色的小石子。这在以往的调查中从未有人注意过。我们还对位于西端的石框进行了清理,石框已残损,从中清理出不少兽骨,可辨有牛、羊的腿骨、趾骨和羊角。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处祭祀遗迹。 调查现场除了我们几个人的说话声,只有远处河水的哗哗声。在我们清理的第二天,一位牧民老远骑着马过来,一脸的困惑,他不知道我们围着石头在做什么,对我们的解释更是感到惊奇万分。也许是他太困惑了,所以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请来了一位云游的喇嘛。这位喇嘛告诉我们他在尼玛县也见过这样的列石,当地人称之为“门堆”。 从藏北草原到孔雀河畔,从古格古城到班公湖边,石块围筑而成的石框、石圈和列石等石构遗迹时有所见。在革吉县境内的师麦村附近的狮泉河西岸,有座褐色独立小山包,山下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牧民定居房屋、羊圈和石堆、列石。从模糊的石框残迹中能够辨认出,这里原来应该是一座规模不小的祭坛,后因水草丰盛,牧民定居放牧,他们把祭坛上的石料拆卸下来修砌成了羊圈。如果不仔细辨认,很难将古代的石构遗迹从现代的房屋废墟和羊圈中甄别出来。 规模最大的是革吉县师多村辖地的一处石构遗迹,这里属于狮泉河河谷的一段宽谷地带,河流西岸北侧有发育良好的湿地,可以见到远处奔跑而过的野驴。石构遗迹分布在西岸的二级台地上,南北一字排开,共计有6组。其中有4组结构略同,都是在长方形的石框内排列数量不等的列石,一律将开口朝向东方。北端的第一组规模较大,西端是长方形的石框,高出地面一米,东半部是个巨大的石片图案,图案总体呈梯形,东西长20米,以中间的两道线为中轴,摆砌出复杂的分格图形。 石构遗迹中列石最高的是普兰县巴嘎乡的丢卡尔冬遗址,遗址位于“鬼湖”——拉昂错以西30公里的荒漠草原上,边长10米的石框中竖立着9个石条,暴露在地面最高的石条有2.3米,在海拔4600米的开阔草原上极为醒目。方圆十几公里之内没有山峦,列石所用的石料应该是从远方的山上运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个列石上有凿刻的苯教符号——逆时针旋转的卍字。 在革吉县的雄巴乡境内,有一处地名叫“门多仁”。门,在当地藏语中一般是指古代生活在藏北的部族,多仁,是指石碑或长条状的石头。地名本身所提供的信息:这里曾经是“门”人生活居住过的地方;这里存留有石碑、独石或列石。根据当地老年人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相鲁康寺以西的香曲河东岸找到了这处遗址。可惜的是原来的列石已经不存,石框的石头也被附近的牧民搬走垒砌羊圈,仅剩下石框的残迹。但残存的遗迹已经可以说明当地的地名绝非毫无来历…..节选,详细内容请关注《西藏人文地理》 《西藏人文地理》2010年9月刊 http://blog.163.com/tibet-blog/blog/static/12053156120109910512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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