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在两天的时间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拜访了脸谱（ Facebook ）、谷歌（ Google ）和甲骨文（ Oracle ）等公司，与硅谷的创业者、风险投资家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进行了交流，围绕着硅谷的成功，探论企业和区域经济的创新之路。   　　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出席讨论会的美方人员一致认为，造就硅谷的是其独特的、几乎无法复制的创新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以斯坦福大学为骨干的科研人员、富有想象力的企业家和敢于冒险的投资家，建立了相互依赖、相互激发、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的密切关系。对此，风险投资家罗伯特有着深刻的体会。 　　罗伯特遇到一位不满 30 岁的女科学家，立即被她的研究成果所吸引，鲍鱼的硬壳是病毒的活动所造成的，病毒竟有如此神奇的功力，这实在太酷了！在并不知晓未来商业价值的情况下，仅仅因为“酷”，罗伯特投入 100 万美元，资助她的研究。   　　她还价到 120 万美元，他欣然同意。   　　在研究深入进行的同时，罗伯特遍访各个行业的专家，寻求这一技术的可能应用。最终在企业界人士的参与下，找到了用病毒制造半导体的方法，并进一步推广应用到天然气的液化。罗伯特认为，硅谷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风险投资基金，紧邻创新企业，形成了外界不易观察到的“生态循环”。在周末孩子们的足球赛场上，家长们就可以达成投资某家创新公司的口头协议，或者为自己的公司雇到关键的技术人员。       伴随着“酷”的感觉，是改变世界的冲动，为此不惜承担高风险。“我不会为了降低风险而削弱未来成功的兴奋，”一位企业家兼投资家的硅谷资深人士说，“不要害怕失败，没有任何事情比失败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失败者在硅谷不是遭到羞辱的低能儿，而被看作是不走运的英雄汉。多少人放弃了大公司的体面工作和优厚薪酬，来到硅谷，为了更大的回报，也为了更大的梦想。     没有富丽堂皇的总部大楼，脸谱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甚至没有像样的办公室。这个 27 岁的“阳光大男孩”穿着牛仔裤和 T 恤衫，坐在桌子上，和更像是同伴的员工们讨论改进产品的方案。会议室三面玻璃，桌子上 CEO 的举动一目了然。谷歌的办公楼也和市值 2000 亿美元的公司不相配，院子里的雕像既非总统，亦非圣徒，而是名叫“桥”的航海水手，寓意或许是“架设跨越海洋的桥梁”。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硅谷？彼得森总结为五条：企业家、投资人、研究人员、专业人士（法律、会计等）以及技术工人。说来说去还是人，人是创新的主体，建筑和设备可以构成整齐漂亮的科技园，却不能保证创新的发生，因为创新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种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精神和文化”。精神的载体当然是人而不是物。       荣耀与财富是创新的激励，残酷的竞争和淘汰则是对守成的严厉惩罚。在硅谷地区，公司的消失如同崛起一样迅速。甲骨文创业成功，如今是拥有 10 万雇员的全球第一大软件供应商。尽管已身家亿万，创业者们仍在市场的一线兢兢业业地工作，通过不断收购，结合内部的研发，从数据库的单一产品，发展到硬件、数据库、中间连接、软件和应用的完整产品线。创新方法的创新，使甲骨文避免了大公司的官僚主义和迟钝僵化，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开拓进取的活力。     如何建设我国的创新经济？中美企业家承认，很难也没有必要照搬“硅谷五条”，当务之急是改善创新的生态环境，这就需要放松和解除对投资与融资的管制，提高对承担风险的激励，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创造开放与宽容的社会氛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今天这个会议的题目叫中国与世界，我没有看到比这个更大的题目了。如果比这个题目更大的话，就是世界与宇宙了。如果我们谈世界与宇宙的话，我也愿意谈。刚刚在看霍金的书，蛮有体会的。 　　中国与世界，谈什么呢？我想讲一讲，我最近到美国跑了一圈的感受。从媒体上、从我自己的参观访问，我感觉到潮流正在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已经从初期的恐慌中逐渐的恢复过来。在恐慌心理的支配下，他来不及思索，大火已经要把大楼烧塌了，只能看到一支救火队在这儿喷水，就是政府。人们把世界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全世界大政府回潮。现在的情况和1930年的大萧条我认为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西方各国知识界民众都是一致向东看，当时西方世界的重心是在伦敦、英国、巴黎、纽约。往东看，东边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似乎是最早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整个国民精神蓬勃向上，另外一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受到大箫条的影响，人们以为西方世界的末日已经到了。最早恢复起来的就是纳粹德（音）国家，丝毫没有受到大萧条影响的就是苏联。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知识分子再一次向东看，以为世界未来的希望在中国。 　　今天我们这里有两位书记也当选了，这两位都是美国的大牌教授，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负责人杰夫萨克斯（音）。我们看到潮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拯救就在政府，这个观点仍是主流的观点。世界的政府在借这样的机会积极扩展政府的职能，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我们也看到，欧债危机之中，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下台，最近的被选民赶下台的西班牙政党。重整财政，就是不再依靠政府开支，不再依靠政府救助金融体系，正好相反，要削减政府开支，要提高税收，要紧缩财政。这跟凯恩斯的教导是背道而驰。但是这样的政府当选了，不要说英国工党早就下台了，现在是保守党政府。在美国民主党政府还在挣扎，但是奥巴马的支持率每天都在下降。如果不是共和党不争气的话，恐怕明年奥巴马第二任是干不了的。但凡有一个像奥巴马那样有口才的人，明年第二任他就没希望了。 　　潮流变化的第二个标志，就是自由市场的呼声在逐渐高涨。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销量大增。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再版《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国内有两个版本，翻译的都不好。第一财经愿意再等的话，我愿意来做做校对工作。变化的原因是，在金融危机初期的恐慌过去之后，当人们静下来心思考问题的时候，发现金融危机不是市场失灵所能够总结的。就算是市场失灵，经过了三年的挣扎，政府已经是使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整个全球的经济还是无法挽回的下滑。有人说是二次探底，我觉得不是，还没有从一次探底中走出来了，实际上是08年金融危机的继续。几个月的复苏是因为政府大量的投入资源，像鸦片一样，使得病人的病体恢复。但病根没有除。政府的治病，短期像兴奋剂一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兴奋剂很快就过去了，全球的经济再一次下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QE到现在根本就没有用，已经失效到如此的地步，伯南克都不好意思推出QE3了。因为QE1、QE2的效果太差。我觉得不推出QE3是它明智的地方。QE在日本经济垮下来以后，日本多次执行QE，现在日本经济什么情况？利率等于零，中央银行继续注资，叫“死猫扶不上树”，不是中央银行向市场投放多少货币，而是这个猫根本就死了。如果不把这个猫救过来，你再扶它也上不了树。货币政策失灵，欧洲央行在减息，这是短期的措施，没有人相信欧洲央行减息能渡过难关，没有人短信。根本的病根是在于长期执行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潜力已经被用尽，今天的债务重压之下，欧洲各国都很难有所作为，必须要清理几十年中间积累下来的政府债务。就在于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它已经透支了。央行发货币可以使部分的债务货币化，但是解决不了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问题和现金流问题。过去借钱借多了，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占GDP的100%。这都需要往里填真金白银，在这个时期怎么填？只能从纳税人身上。于是我们看到民众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方面他们拥护政策的财政计划，一方面又不愿意多交税，这是欧洲纠结的根植所在。国有部门的工资高级不下，这都不是财富的创造，而是靠政府的发债，靠未来的人口来透支财富，现在透支不下去了，需要偿还债务了，于是大家就上街，上街有什么用？财政政策也走到了头，已经再拿不出钱来刺激经济。 　　中国的情况同样，从09年开始我们执行了极度松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4万亿到今天人们是黑箱。4万亿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都看到4万亿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高铁、电网大跃进，货币政策极度松宽，2010年广义货币在28%头一年的增长上又增长20%，发货币都发疯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通胀呢？肯定有通货膨胀。其实通胀早就见顶了，推迟到三季度宣布。 　　在全球经济下滑的时候，中国经济也在下滑，这一次我们再拿不出4万亿了，我这次我们不敢货币老虎松宽了。为什么我们拿出4万亿？地方财政由于缺乏数字，不知道地方财政目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一些零星到下面调研的感觉，地方财政已经相当紧张。几年间的时间，我们干出来一万多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融资平台上国家审计总署数字达到10万亿，达到去年GDP的25%。这个时候再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肯定掉链子，就看中央政府能不能拿出钱来。货币政策再也不敢发了。在政策方面，应对金融危机，应对的结果是短期的行为根本解决不了全球性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耗尽了货币政策之后，各国政府都陷入窘境，武器库里再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来面对现在的情况了，没有办法了。在经济衰退的时期加税，和今年凯恩斯主义正好相反，以前是取得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已经没有余利了，在财政的压力之下，世界各国不得不执行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说来不是讽刺吗？今年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在衰退时期应该减少税收，增加开支。现在欧洲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以后过去执行凯恩斯执行得太坚定了。 　　坚定对市场的信息，缩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也没有资源进行干预了，也干预不了了。希腊政府不接受非常苛刻的救援条件，那好，你退出欧元。你想使用统一货币是有代价的，就是各国政府不能再乱花钱了，货币联盟是不够的，必须要进一步建立财政联盟。欧洲统一的梦想，现在看来是受到挫折。我并不这样认为，这个作者教育了欧洲各国，欧洲联盟有非常崎岖的道路摆在前面，你各国要做好准备，货币联盟是最容易的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如果欧洲还想在联合的道路上走下去，必须要考虑从货币联盟走向财政联盟。英法两国希望把赤字的上限写进欧元的宪法，有强制的约束力，我觉得是财政联盟可行的第一步，能够跨出这一步。实际上就是宣判了凯恩斯主义的死刑，政府不可以通过扩大赤字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你刺激的结果就是要拖垮欧元，货币联盟。从货币联盟走向财政联盟，财政联盟还不够，因为世界各国政府是由本国的选民选举的，必须要面对本国的选民，而不是面对欧洲的选民，因此从财政联盟下一个符合逻辑的进展，就是政治联盟。好在欧洲的政治联盟，现在实际上已经有框架了，就是欧洲议会。摆在欧洲面前的道路是非常清晰的，这一轮救援可以救援，有条件救援是在财政重整的前提下救援，然后进到财政联盟，然后再进的政治联盟，这是一体化的。还有就是分家解体，大家日子过不下去了，该不允许离婚吗？不允许离婚是很不道德的。意大利、西班牙、希腊都可以推出，欧洲可以考虑北欧和南欧，它们两个在文化上差异非常大，北欧是保守严谨，南欧是热情奔放。本来就很不一样，如果欧元进行不下去了，分家也没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欧元分家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实体经济对欧元分家，我认为影响不是太大。 　　再往下发展下去，财政紧缩，意味着小政府，意味着政府退出经济，坚定对市场的信心。我刚刚从硅谷回来，拜访了几家公司，和斯坦福大学投资基金一同谈金融危机，谈金融复苏的希望。我感觉到起码在硅谷地区创新并没有停步。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仍然在寻找好的创新项目，一个创新公司仍然可以得到资金，只不过融资方面有所改变，因为二级市场不景气，通过战略收购这种方式增加了。硅谷地区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都很有信心。我遇到一位知音，给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学生讲他创业的经历，我问他你对美国经济有信心吗？他说起码从硅谷的情况来看非常有信心，我们还在做事，还在投资，还在创业，没有信心的是美国政府。我说您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一样。我问美国经济怎么才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他说美国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把过多的资源导向房地产市场，为了讨好选民，增加房屋的自有率，造成的美国市场泡沫。这个观点跟我又是一样的，我们事先没有沟通过，完全在会场上碰到的一个人。我说美国经济怎么恢复？他说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过去也经历过，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把泡沫挤干。意味着什么？好多老百姓要失去他们的房屋，拍卖掉，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降。他说把造成的混乱局面清理了，我们就可以恢复，他很有信心。我们所看的google、雅虎等等这些企业，现在运作的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在环球经济中，有可能美国经济首先恢复，因为它的市场机制最健全，相对而言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最少的。恢复的信心在于市场机制，市场把过去的失衡、垃圾清掉，靠政府清，清不了。奥巴马跟选民说什么？说不要担心，你的房子我替你保住。奥巴马怎么保住呢？就去找银行，说贷款已经逾期了，不要收回他们的房屋。跟咱们的做法一样，叫做提高对坏账的容忍度。这是一个监管者说的话吗？奥巴马在做同样的事。为什么呢？保住老百姓的房子，就等于保住了奥巴马的选票。所以你让他清泡沫根本不可能，只有靠市场清泡沫。     我觉得美国经济可能是第一个恢复的，然后是欧洲经济。欧洲经济结构弹性不如美国，市场化程度不如美国。最后恢复的是中国，在恢复重新爬起来之前，我们还得往下走一段，然后才能够起来。不管是谁在前，谁在后，我认为经济复苏的希望，在于市场如何发挥作用，政府如何减少干预。谢谢大家。      （2011年11月26日在第一财经峰会上的讲话）

       只会破坏，这个民族无法前进 　　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社会，要以权利利益的利作为基础，不再以权力力量的力作为评判的标准。对垄断的国企，也采取社会赎买的方法，就像过去对资本家。解放初期的时候，为了拿到民营资本家的资产，你要付钱给民营资本家，这叫赎买。 　　将来你从这个国企出去以后，失业了，怎么办？我给你一部分股票，你可以拿着股息继续生活下去。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工龄买断，不都这样吗？将来垄断行业的改革，咱们也工龄买断，只不过价格付得比以前更高。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打破了这个行政垄断，社会生产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那么我们就有资源补偿他。不能再搞革命了，说你过去是垄断，我现在就像过去斗地主一样斗垄断。大家都要妥协，以暴易暴不会有新的制度产生。 　　要赦免，承认现有的权力和现有的利益。你要是查出身，查出身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但是这个大赦有个前提，就是在改革前提下的大赦。大赦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非常好的办法，要有这个大赦的机制在，你才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个机制是人类的一大智慧(10.38,0.31,3.08%)。 　　大赦，这是洋人的叫法，中国人叫新老划断，或者叫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或者叫做增量改革，都是一个意思。从今天开始，我们新增这一块，都按照新规矩，老的利益呢，先不要动他。照顾到现有的老的利益，咱们从新的开始，由增量一点一点地增加，逐渐地把老的这一部分稀释。这个是比较现实的路径。 　　你像美国人，对非法移民，他为什么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大赦？你不大赦的话，这些人全去贩毒走私，他没有正当职业可以从事。所以他每隔七年，把这些非法移民大赦，从今天开始，我不查你们过去记录了，过去七年间，你干什么我不追究了，你来到我这儿注册，成为美国公民，我发你一本护照，这就消除了社会动荡的一个根源。 　　一定要有国民理性，千万不能再像过去农民造反那样了，千万不能再搞义和团运动了，只破坏不建设。我们现在新老划断，着眼点是建设新体制。过去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它都是一股破坏力量，它不是一个新制度的建设。 　　只会破坏，这个民族无法前进。所以一定要有理性，这个理性是什么呢？这个理性就是，我们都相信，这样的改革会把社会这张饼做得更大，只要这张饼做得更大，每个人都会比过去更好。 　　

　　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走不下去了，而产业转型升级却迟迟没有进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因素,关于这一点，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识，但如何促进转型升级，如何从制造型经济走向创新型经济，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毫无疑问，政府在转型升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遗憾的是，政府正在做的和他们应该做的相差实在太远。 　　关于政府的作用，我在这里简短地讲五条。 　　第一是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创新，创新需要研发投资，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企业的研发投资就很难完全回收，得不偿失，企业就没有创新的积极性。设想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资金进行研发，新产品推向市场时就被抄袭仿制，山寨版降低了创新企业的产品价格和销售量，创新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以后谁还愿意投资研发呢？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好，哪个国家的创新就处于领先地位。 　　要保护知识产权，必须保护一般产权。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家手里拿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移民海外，他们就不可能有研发的长期计划。研发需要长期的投入，技术优势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要想使企业家、创新者长期在自己的国家投资和创新，把产品和技术留在这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和社会一定要让他们有安全感。知识产权的保护离不开一般的和普遍的产权保护，产权保护的意义在哪里？一是让企业家安下心来，有长期创新、转型的愿望和计划；二是防止抄袭和造假者分食市场和利润，创新能带来足够的回报，企业就可以保持足够的创新动力。 　　第二，解除管制，建立多元化的创新金融支持体系。一个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为骨干的金融体系是无法支持创新的，支持创新的是私人投资基金。从早期的天使基金开始，到中期的风险投资也就是VC，再到后期的私人股权基金也就是PE，要形成梯队，形成一个支持创新的金融产业。发展这样一个产业，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提供天使基金、风险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运作的法律框架，而不是审批和监管。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在争夺PE基金的审批权，它不说审批，审批改换为核准，核准又改换为报备，它在争夺报备权与核准权。你跟他搞不好关系，他不予报备！你把报备材料递进去，他给你扔出去！实际还是审批制。审批制成了新型金融产业的拦路虎，成了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的重大障碍。在这里我想提个建议，为了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首先要解散发改委！刚才听了（广东省发改委）主任的讲话，我的想法有点改变，意识到发改委的同志也深知这个道理。 　　PE是什么意思？PE是Private Equity,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不需要审批，不需要报备，不需要纳入监管，都是私人对私人的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为什么要管？你凭什么要管？政府现在把PE搞成了 Public Equity，财政出钱搞PE，又搞错了。政府的钱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不能承担创新投资的高风险。创新投资也不能靠大型国有银行，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同样承担不了那么高的风险。 　　第三，解除管制，建立和发展要素市场。创新讲了好多年了，为什么总是光说不练？政府和企业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政府管制工业用地价格、（从而间接管制）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能源价格，用低成本支撑GDP的高增长，企业赚钱，政府收税，日子过得很好，干什么要费劲去升级转型？如果生产要素、能源和资源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包括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价格上去了，企业马上就知道怎么节能，怎么降低成本。现有的低端产品不赚钱了，企业马上就知道怎样去升级换代。让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利率、人民币汇率更大的波动空间，用价格引导企业走向高端，走向创新。只有企业转变了，才能有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有国家经济的转型。 　　第四，官退民进，弘扬企业家精神。中国是一个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宝贵资产。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经济舞台上，企业家一个接一个地走下去，政府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来。最近参加会议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10个讲话的里面，前9个都是官员，最后上来一个企业家，说前面几位领导的讲话都很重要，我回去好好学习。我们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要企业来搞，民众来搞，要企业家来搞，企业家是这个舞台的主角。现在他们到了台下，在台下看着、听着；台上一排官员坐着，在那里发命令、做指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衰退，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压抑，大政府、强势政府压制了企业家精神，而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的升级换代。政府要做的事就是赶快到台下去，将市场经济的主角还给企业和企业家。 　　第五，营造自由和开放的思想氛围。创新是思想的自由创造，如果没有一个松宽和开放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的思想氛围，就不会有创新的精神，政府应该做的就是营造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再视标新立异为异端邪说，人们不仅鼓励勇于创新者，回报幸运的成功者，也尊重和理解不幸的创新失败者。只有这样的社会文化，才允许对现状的挑战和对现有格局的破坏，才能为新模式、新技术和新思想开辟生存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才能产生出持久的创新激情，各种各样的奇想怪想才有机会得到尝试，变成提高经济效率和丰富人们生活的伟大创新。在这方面，政府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少管一点！请你不要今天说我“三俗”，明天又说我不符合雷锋精神，思想文化无禁区，政府管的越多，就越是压制了我们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创新转型就越是不利 　　——在中山大学“首届岭南论坛”上的发言

把城镇化当作救命稻草，其实它不是。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经济政策，你可以把城镇化当成一个经济政策来拉动内需、来刺激投资，完全理解错误。城镇化是经济逐渐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 　　你想像一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城镇化率大概是到不到20%啊，大概也就是20%左右，去年官方数字城镇化已经突破50%了，30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的增加，你回忆一下政府出台过什么政策吗？没有，有规划吗？没有，有配套政策吗？没有，有学者讨论吗？甚至都没有。为什么城镇化从20就上到50了呢？ 　　实际上城镇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更多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政府不可能用城镇化当灵丹妙药来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提高两件事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农村改革，第二种，民营经济的发展，两件事提高了中国的城镇化。城镇化作为农村改革的一个结果，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出现的。 　　农村改革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农村改革的意义就在于把农民从僵硬的计划体制下给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了以后，劳动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开始自由流动，所以城镇化的前提是什么？城镇化的前提是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在计划体制下城镇化是提高不了的，因为农民被这个计划体制死死的拴在土地上，死死的拴在他的家乡，他动不了，不允许他到城里去，他在城里没法谋生。一个农村改革，农民开始自由选择行业了、选择工作了。不会被拴在土地上了，而且因为劳动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 　　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计划体制下这些资源都被固定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能发挥他最大的效用，把他打破了以后这些资源开始自由流动，自己去配对，资源的流动，寻找更高效率的地方，城镇化就这么起来了。 大城市病根源在于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 　　资源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自由流动，这一次的自由流动不光是允许农民自由流动，那就要取消户籍制度，现在农民进城以后很多的社会服务他没办法享受，现在的自由流动不光是农民，土地也要自由流动，所以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国进民退，民营经济发展不了，国有企业能再吸收一两亿农民工吗？行吗？你自己算算，我们民营企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是50%，但是他就业的比重75%以上，75%以上你要明白。 　　所以农民进了城以后，你要想让他住下来，我们现在讲首先第一步解决现有农民工变成居民的问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更多的农民进城，他的工作在什么地方？你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你要，让他有更高的收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就要求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而更高的效率来自于市场上的这种重新的组合，更加自由的流动。所以不光是农村劳动力，农村的土地也要自由流动。 　　取消户籍制度有一些现实的困难，比如说取消户籍制度以后，我们可以想像的，北京这个城市砰一下就要膨胀多少，但是你问一问，为什么北京会变得这么大？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京跑？为什么？你得问问这个问题，因为北京不公正的享受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这是公共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的，大家全往北、上、广跑，特别是往北京跑。 　　有人担心超大城市的出现，如果大家全自由的话，他们不去研究一下超大城市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发展中国家首都经常成为巨大的贫民窟，为什么？因为首都享有特权，发达国家的首都都是小城市，发达国家不是往华盛顿跑的，他往纽约跑，纽约不是首都，你老用户口把人挡在外边，你就没有想到为什么人家打破脑袋也要进来。这个问题如果要从根源上找的话，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 　　第二，跟着的就是担心向城市集中之后公共服务跟不上，地方财政没有这个财力。地方政府的财力完全是够的，问题是现在他们没有用在正道上，地方财政的支出现在大头两个，一个叫投资，一个叫养人，你看他养了多少人，他永远钱不够用。你要不大规模的去裁减冗员，地方财政、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永远钱不够，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为什么要做投资主体呢？不应该做投资主体啊，你建那么多大桥、你建那么多机场。这是因为我们政府的职能没有正确的去界定，所以财政老觉得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不够，钱不够，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钱为什么不够啊？因为在那方面花钱他没积极性，他花钱的积极性在大投资项目上。 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像吸毒不戒毒无解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在地方财政的收入这一端，刚才我讲的是支出这一端。土地制度的改革最困难的就是地方政府对土地卖地收入的依赖，已经到了像依赖毒品的地步了。你把土地财产拿掉，很多地方政府立即过不下去，财政改革迫在眉睫，你不改革财政什么城镇化，你改革财政就是为了创造资源更加自由流动的条件和环境，城镇化才能起来。只要资源一开始流动以后，他往哪流、流多少你不用管，市场全给你解决了。 　　我强调资源的自由流动，这两个改革都是很关键的改革。（这两个改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改变目前的利益格局，是要动政府的奶酪，所以非常困难，你要想动政府的奶酪你试试看。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是从市场化的改革，你不是看我们国家城镇化怎么发展过来的，而是抱着过去几年间这种政府操办的思路去做，会产生什么结果？会第一，使城镇化举步维艰，城镇化做不到。为什么？基础设施的投资我问问你钱从哪来？ 　　财政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现在财政的情况，中央财政还有一些余力，地方财政非常紧张，地方财政如果不紧张的话，他不会死死地捏住土地财政的，而城镇化又要动土地财政，你不是自相矛盾嘛。地方财政如果没有钱的话，他只能够去吃银行。 　　4万亿政府花钱是不讲效率的，到最后我们中央政府监管当局都感到这个东西这么弄下去有问题，所以禁止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禁了一阵又禁不了，为什么啊？一禁来以后GDP就掉下来了，所以他现在已经形成对鸦片的依赖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要戒毒，不戒毒这个局没解。 　　保障房将来有很大的问题，保障房的地段稍好一点的就变成了寻租工具，而保障房那个地段不好的将来是空城，没有人去，资金怎么回收？你如果是用银行贷款做的资金怎么回收？政府去建的保障房，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劳动力是怎么流动的、是怎么分布的，哪些地方建的房子可能有人，哪些地方建的是没有人住的，这都是在市场上经过不断的试错，有多少地产开发商去做市场调研等等，最后他才能够知道我这个楼盘盖在什么地方，因为我要赚钱啊，政府不管，必须保障房多少套盖起来，我找个地方盖起来，完成任务再说，将来有没有效益不管的，你看保障房将来全是问题，你还想更大规模的搞这种东西，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过剩了你再怎么投。 （新浪财经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