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

（维权网信息员亦然报道） 3 月 5 日 、 6 日，潜江市李正清、魏全华、陈相思、俞学军等 30 余名被辞退的招聘警察，代表百余名警察到省委上访。 3 月 8 日 ， 70 余名被辞退的招聘警察代表到市政府上访。 维权代表李正清讲， 3 月 8 日 70 余位代表到市政府上访，在无人理睬的情况下，他们在大门口给省信访处值班室打电话反映后，市政府及市公安局的负责人与代表们见面，但很明显他们对维权代表们只讲大道理和相关政策，回避实质问题。 据了解，潜江市有被辞退的招聘警察 150 名左右，他们于 94 年开始陆续被违法辞退，目前年龄最大的已 60 多岁，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达十几年，最短的也有 6 年左右。 1991 年开始，有关部门下达 19 号、 7 号等文件，文件中明确说明招聘警察经考核合格后转为正式警察，其它相临的各县本着择优考核的标准，大部分招聘警察经考核后都已转正。而潜江市的招聘警察不仅没有经过考核就被辞退，他们当时甚至不知道国家有相关的政策。 经过几年的上访，潜江被辞退的招聘警察不仅了解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更了解了潜江有关部门在对待招聘警察的态度上，采取权钱交易及利用裙带关系，使一些并不是招聘警察身份、社会不良人士都违法成为正式警察。 逐渐了解真相的被辞退警察自 2009 年开始上访维权，几年来他们集体到北京 4 次，到省政府 9 次，到潜江市无以计数。省里也曾举行听证会，但决策人员却是潜江市政府及公安部门，无疑，被辞退的招聘警察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 据李正清介绍，一些被辞退的警察当年因为工作落下残疾，其中陈明红双手因工作受伤，十指无法伸直，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工伤补偿，被辞退后找不到工作，贫病交加生活陷入困境。大家在上访维权的过程中，有多人受到行政拘留处罚，多人被殴打、监控、限制人身自由。 被辞退警察的诉求是：确保百余名招聘警察老有所养，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求有关部门追查招聘转正式警察的指标过程中相关责任者的司法责任。虽然大家的维权决心没变，但在多年的上访无果中，被辞退的招聘警察们开始感到茫然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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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3月 14日 据海外媒体报道，广东东莞3月12日爆发公交车司机和警察的罢工，引来大量市民围观。 据报导，事件起因是3月10日发生的一起小纠纷。当时，东莞厚街迅力公共汽车公司7路车司机李桂文与一名叫熊峰的乘客因找零钱发生争执。21岁的熊峰自称警察，并两度殴打李桂文。虽然熊峰后来被拘留，但此事引起迅力公司公交车司机们的不满，并在3月12日早上举行全体罢工，有20余部公交车集中停在当地派出所前的街道上。 据网络上的照片显示，同日下午一点半左右，东莞有多名身穿治安警察制服的人走上街头，高举“治安罢工”的牌子。据说，他们在抗议待遇不公。

来源: 南方周末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自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查询自己的秘密警察档案。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带来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谴责，但东德人也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2010年1月15日，柏林的高尔基剧院——前东德的国家剧院——举行了一场独特的纪念活动。20年前的1月15日，示威者从各个入口涌入东德国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墙的倒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勇气，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砸烂了很多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的设备，并且把大批文件和档案奋力从窗户抛到大街上。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的负责人比耶特勒女士说，1990年1月15日是东德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和平革命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然而，史塔西崩塌后的20年中，人们又是如何向这段冻结的历史说再见的？ 　　 　　“党的剑与盾” 　　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已变成时髦又乱哄哄的商业中心，但由此向东，鲁斯彻斯街（Ruschestr.）103号，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成规则的封闭状矩形如围墙高砌，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1号楼在最里面。20多年前，这里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如今，这里是“史塔西”博物馆。从大厅进入一层陈列室，有一座名为“党的剑与盾”的雕塑，这是东德成立20周年时，“苏联同志”赠予史塔西的礼物。而“党的剑与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铭。博物馆的宣传册写道：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 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由于党想让其决定被广泛接受，但同时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 　　 　　来自德国汉堡市的公务员Philips Rausch一面缠好围巾、裹紧身上的大衣，一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里（东柏林）让人感觉真冷，整片建筑都是集权主义风格的，人很容易就被忽略掉…… 让人丝毫也不觉得温暖，加上展示品，让我似乎感到有冷风从背后吹过来，这真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但Rausch同时觉得，博物馆给了人们一种生动的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些东西，我们绝不能重复这段历史”。 　　 　　“我们无处不在” 　　博物馆的导游 Robin Wiliams告诉本报记者，每年大约有8万名游客来这里参观，其中六成左右是德国本地人。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几名老人在参观这些展品时愤然抱怨：“太过分了！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是东德的居民。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当然，史塔西的工作不仅仅依赖技术，更依靠人。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1名全职的史塔西。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约翰·科勒(John O. Koehler)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瑞士教师Manuela和本报记者交谈了很久，但最后拒绝透露自己的姓，也不愿留下联系方式。“非常抱歉，我通常不是这样的人。”她说，“但今天在这里不知道是怎么了，似乎空气里都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我不得不谨慎一些。” 　　 　　“从来都热爱人民” 　　博物馆第二层是最后一任部长埃利希·米尔克的办公室。至1989年11月，米尔克执掌史塔西长达32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他自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宣称：“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敌人将会被消灭！”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运转，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数十年间，被赎走的犯人约3.3万名，为东德换回近340亿西德马克。同时，史塔西在内部文件中要求，“通过心理恐吓，对消极对立人士实施多种方式，逐渐动摇和改变他们的想法”。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权力统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官员决定什么事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并且他们的强制意愿被党部、工会、国家机器、司法和教育系统执行。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是足球迷，他曾亲自下令组建柏林迪那摩俱乐部。该俱乐部连续10次夺取东德联赛冠军，连续36轮联赛不败。办法也很简单，联赛裁判通常会被史塔西带到监狱的会客室谈话。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比赛时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下半辈子就和监狱结缘吧。”英国游客Annemarie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明白，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可以说有些孩子气。”柏林墙倒塌后，“清算”已不可避免。1989年11月13日的人民议会上，米尔克转而公开声称自己“从来都是热爱人民的”，台下嘲笑声四起。很快，他被逮捕、审判，最终在1995年才获得释放。2000年5月，曾经风光无限的米尔克在养老院死去。当然，柏林迪那摩俱乐部也随着米尔克的倒台迅速崩溃。1989年的德国杯是他们最后的荣耀。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收存的史塔西档案书写材料112公里，转作胶片的材料47公里，图片、幻灯片140万张，影像资料16.9万份，碎片材料1.55万袋。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员在1989年末眼看东德政权崩塌而试图销毁的材料。当时由于文件实在太多，办公室的碎纸机全部不堪重负而损毁。在这些碎片被彻底销毁之前，它们被市民委员会幸运地抢下。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规范了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方面。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以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人们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出于对“老大哥”的恐惧，主人公温斯顿和恋人分别背叛了对方。“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人们在震惊之余，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蔓延开来，反目、抑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的打击与谴责，但其他公众也一次次的一起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博物馆的导游Wiliams说，他有的朋友知道一定有自己的秘密档案，却选择不去查看。“他们选择宁肯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也不想影响自己当下的生活。”“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过去仍然感到非常困难，20年来，他们仍然难以原谅曾经在史塔西工作或者卷入进史塔西的人……受害者仍然会感到紧张和恐惧。”Wiliams说，“有些人会对过去做的事感到抱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在那样特定的时间做那样的事是正确的。” 　　 　　2009年1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BStU“档案馆”。这位出生于东德的总理说，秘密警察档案的公开是增进人的和解，而绝对不是带来更多的误解和仇恨。但诺贝尔奖获得者芭芭拉·米勒坚持称：“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电影《窃听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史塔西特工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甚至拒绝了导演杜能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