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3月 14日 据海外媒体报道，广东东莞3月12日爆发公交车司机和警察的罢工，引来大量市民围观。 据报导，事件起因是3月10日发生的一起小纠纷。当时，东莞厚街迅力公共汽车公司7路车司机李桂文与一名叫熊峰的乘客因找零钱发生争执。21岁的熊峰自称警察，并两度殴打李桂文。虽然熊峰后来被拘留，但此事引起迅力公司公交车司机们的不满，并在3月12日早上举行全体罢工，有20余部公交车集中停在当地派出所前的街道上。 据网络上的照片显示，同日下午一点半左右，东莞有多名身穿治安警察制服的人走上街头，高举“治安罢工”的牌子。据说，他们在抗议待遇不公。
阅读更多来源: 南方周末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自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查询自己的秘密警察档案。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带来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谴责，但东德人也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2010年1月15日，柏林的高尔基剧院——前东德的国家剧院——举行了一场独特的纪念活动。20年前的1月15日，示威者从各个入口涌入东德国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墙的倒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勇气，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砸烂了很多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的设备，并且把大批文件和档案奋力从窗户抛到大街上。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的负责人比耶特勒女士说，1990年1月15日是东德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和平革命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然而，史塔西崩塌后的20年中，人们又是如何向这段冻结的历史说再见的？ “党的剑与盾” 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已变成时髦又乱哄哄的商业中心，但由此向东，鲁斯彻斯街（Ruschestr.）103号，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成规则的封闭状矩形如围墙高砌，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1号楼在最里面。20多年前，这里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如今，这里是“史塔西”博物馆。从大厅进入一层陈列室，有一座名为“党的剑与盾”的雕塑，这是东德成立20周年时，“苏联同志”赠予史塔西的礼物。而“党的剑与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铭。博物馆的宣传册写道：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 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由于党想让其决定被广泛接受，但同时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 来自德国汉堡市的公务员Philips Rausch一面缠好围巾、裹紧身上的大衣，一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里（东柏林）让人感觉真冷，整片建筑都是集权主义风格的，人很容易就被忽略掉…… 让人丝毫也不觉得温暖，加上展示品，让我似乎感到有冷风从背后吹过来，这真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但Rausch同时觉得，博物馆给了人们一种生动的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些东西，我们绝不能重复这段历史”。 “我们无处不在” 博物馆的导游 Robin Wiliams告诉本报记者，每年大约有8万名游客来这里参观，其中六成左右是德国本地人。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几名老人在参观这些展品时愤然抱怨：“太过分了！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是东德的居民。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当然，史塔西的工作不仅仅依赖技术，更依靠人。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1名全职的史塔西。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约翰·科勒(John O. Koehler)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瑞士教师Manuela和本报记者交谈了很久，但最后拒绝透露自己的姓，也不愿留下联系方式。“非常抱歉，我通常不是这样的人。”她说，“但今天在这里不知道是怎么了，似乎空气里都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我不得不谨慎一些。” “从来都热爱人民” 博物馆第二层是最后一任部长埃利希·米尔克的办公室。至1989年11月，米尔克执掌史塔西长达32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他自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宣称：“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敌人将会被消灭！”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运转，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数十年间，被赎走的犯人约3.3万名，为东德换回近340亿西德马克。同时，史塔西在内部文件中要求，“通过心理恐吓，对消极对立人士实施多种方式，逐渐动摇和改变他们的想法”。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权力统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官员决定什么事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并且他们的强制意愿被党部、工会、国家机器、司法和教育系统执行。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是足球迷，他曾亲自下令组建柏林迪那摩俱乐部。该俱乐部连续10次夺取东德联赛冠军，连续36轮联赛不败。办法也很简单，联赛裁判通常会被史塔西带到监狱的会客室谈话。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比赛时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下半辈子就和监狱结缘吧。”英国游客Annemarie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明白，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可以说有些孩子气。”柏林墙倒塌后，“清算”已不可避免。1989年11月13日的人民议会上，米尔克转而公开声称自己“从来都是热爱人民的”，台下嘲笑声四起。很快，他被逮捕、审判，最终在1995年才获得释放。2000年5月，曾经风光无限的米尔克在养老院死去。当然，柏林迪那摩俱乐部也随着米尔克的倒台迅速崩溃。1989年的德国杯是他们最后的荣耀。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收存的史塔西档案书写材料112公里，转作胶片的材料47公里，图片、幻灯片140万张，影像资料16.9万份，碎片材料1.55万袋。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员在1989年末眼看东德政权崩塌而试图销毁的材料。当时由于文件实在太多，办公室的碎纸机全部不堪重负而损毁。在这些碎片被彻底销毁之前，它们被市民委员会幸运地抢下。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规范了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方面。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以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人们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出于对“老大哥”的恐惧，主人公温斯顿和恋人分别背叛了对方。“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人们在震惊之余，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蔓延开来，反目、抑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的打击与谴责，但其他公众也一次次的一起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博物馆的导游Wiliams说，他有的朋友知道一定有自己的秘密档案，却选择不去查看。“他们选择宁肯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也不想影响自己当下的生活。”“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过去仍然感到非常困难，20年来，他们仍然难以原谅曾经在史塔西工作或者卷入进史塔西的人……受害者仍然会感到紧张和恐惧。”Wiliams说，“有些人会对过去做的事感到抱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在那样特定的时间做那样的事是正确的。” 2009年1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BStU“档案馆”。这位出生于东德的总理说，秘密警察档案的公开是增进人的和解，而绝对不是带来更多的误解和仇恨。但诺贝尔奖获得者芭芭拉·米勒坚持称：“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电影《窃听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史塔西特工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甚至拒绝了导演杜能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哲)
阅读更多（维权网信息员赵荣报道）3月7日14点左右，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万寿寺派出所警察李健吾（警号038740），到东城区东华门派出所将维权人士韩颖强行绑架到万寿寺派出所中，进行威胁辱骂。 7日下午，韩颖与另几句维权人士前往东城区东华门附近的贵宾楼找两会代表，想提建议两会代表公布自己联系方式，建议两会代表定期与选民见面的议案。结果被带到东华门派出所，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由于韩颖居住区属万寿寺派出管辖，不久万寿寺派出所警察李健吾赶到，对韩颖女士采取暴力拖拽、拧胳膊等手段，将其绑架至万寿寺派出所。随后抢走韩颖随身携带的两部手机。直到当日下午19点，韩颖才被允许离开。非法关押韩颖期间，李健吾等警察没有声明任何理由、未出示证件、未出示任何文件、未宣布当事人的权利。 李健吾在非法关押韩颖的过程中脏话连篇，多次辱骂韩颖。李健吾对着韩颖骂道：“瞅你丫那操行，有点儿钱不知道怎么显摆了吧？操你妈，你妈逼，傻逼⋯⋯” 韩颖跟本网信息员说：“李健吾作为一个公务人员、一个在职警察严重违反了公务人员的道德操守，违反了警察法等法律，采用流氓手段，使用下流语言侮辱一个合法公民，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李健吾执法犯法，其个人道德水准败坏之极。现本人正式向海淀公安分局提出投诉，要求海淀公安分局迅速派员查处李健吾这个流氓警察的非法行径，清除警界败类，还社会公义，以正视听！！” 韩颖已经就此事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对万寿寺派出所以及流氓警察李健吾进行投诉，事情还在进展之中，请大家关注。 韩颖：1352198414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花园F1805 李健吾：13701073355 警号：038740 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派出所
阅读更多在中国全国政协和人大两会召开之际，上海警方查抄了维权人士冯正虎的家，并对他监视居住，以防他到北京上访。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两会召开之前，他就不断遭到上海国保和警察的骚扰， “从２月２７日开始我就被严格地封在家里软禁。１６个人看着我，大概为了两会。想到楼道里也不能出来，我现在出来买东西也不可以的。昨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到我家里来，四个是警察、七个是市国保的，一个是区国保，还有三个是民警。来了十个好浩浩荡荡的到我家里来抄家，抄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二个小时吧。” 冯正虎1980年代曾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1989年因反对六四镇压而遭受行政处分，两年后赴日本留学。他长期从事公民维权活动，在2009年6月因中国当局不准其入境而滞留在日本成田机场，后于次年2月获准回国。冯正虎说，3月1日下午3点左右，六名上海市国保，其中有一人姓张，还有杨浦区姓沈的国保，在他所在的杨浦区五角场街道的派出所民警带领下，来查抄他家， “把我的两台电脑拿走了。两台电脑、两个显示屏、一台激光打印机、一台扫描仪、还有一部照相机、四部手机。我家里就这些全部拿光了。还有所有的通讯网络设备都拿光了。我现在所以说根本没办法上网联系，都没有了，电脑也没有了。可能他们把我关在家里还不放心，就这样一个情况。”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说，最几年，他一直呼吁维护公民诉讼权是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切入点， “诉权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老百姓的基本诉权都没有，基本上官告民的官司绝大多数是既不立案也不敢裁定的。诉权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这对中国是一个大问题。尽管我们开人大立那么多的法，但那么多的法对老百姓特别是民告官的事情，法都没用了，为什么没用？你去法院告的时候，它全不给你立案，又不给你裁定。但是我国的法律是要尽天理的，不给你立案也要给你裁定的。你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往上面的法院起诉。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反映出了很大的问题。” 湖北潜江的维权人士姚立法就此表示，2010年8月，冯正虎在上海发起“我要立案–维护公民诉权”行动，得到上海失地访民的响应。 “对冯正虎先生，用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来控制。而这样做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虽然知道，但不管怎样说它起码是滥用了纳税人的钱，同时对法律又进行了践踏。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冯正虎还说，自从上海市民集体开展维护公民诉权的运动以来，已经有300多个起诉基层或中高级法院不作为的案子依照法律程序递交到北京的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此同时，提起诉讼的上海访民定期到上海市人大请愿，要求监督法院的受理和办案情况。冯先生表示，他将继续帮助访民和弱势群体维护公民的诉讼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阅读更多译者 fanyidi 古兰经与纽约警察 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当一群阿富汗工人看到美国士兵把各种版本的古兰经和其它一些伊斯兰教书籍扔进燃烧着熊熊大火的大型垃圾桶中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冲过来。这些工人大声叫喊让美国兵住手。据《时代周刊》报道，他们跑来“冲进火里”把烧着的经书抢了出来。 北约驻阿富汗指挥官约翰艾伦听说这件事后，他立刻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卡尔扎伊总统及其政府，和“尤其重要的可敬的阿富汗人民”道歉。他说这是个误会。（“我向你们保证 …. 我敢说 …. 这决不是有意的。”）他说将对此事进行调查，此类事情绝不会再次发生。他接着说“我要感谢当地的民众，他们帮我们及时地发现了错误，并和我们一道纠正了它。”这里指的就是把自己双手伸进火堆里抢救经书的那些人们。 艾伦将军着重指出“在夜里”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恰如其分地暗示这起事件就是一场噩梦。在巴格拉姆，人们向联军投掷石块，并且几乎暴动起来。如果当时有支巡逻队走在村子里会发生什么啊？已经发生好几起与古兰经有关的事件并且都导致了暴力冲突。我们清楚与这些事件有关的因素：不恰当的方式或缺少交流；卡尔扎伊政府的怨气；以及对我们到底在阿富汗干什么这个问题回应的方式更是火上浇油。或许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十字军到这里对伊斯兰发动战争。可是只要我们在这儿，误把一包经书扔到垃圾桶里很可能导致一场“大火”。（一些真正的不可挽救的灾难性事件（如在无人机袭击中孩子被炸死）更能激化矛盾。）我们一直宣称我们来阿富汗是提供帮助的，而焚烧古兰经却不是。 对美国兵在阿富汗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利的因素还有美国国内围绕伊斯兰教的声音。其中就有来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中一些轻率的言论，他们都大声宣称维护基督教信仰，而贬低总统的宗教理念。在星期二，“早上乔”的威利盖斯特问牧师富兰克林格雷汉姆，他是否能够肯定地说奥巴马不是一个穆斯林。格雷汉姆说：“不能肯定，因为伊斯兰世界从奥巴马那里得到了一张通行证。”（格雷汉姆还指出米特罗姆尼是一个摩门教徒而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是个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罗姆尼在宗教问题上不会再走中间路线。） 这周纽约警察就开始对三州地区附近的穆斯林学生社团实施监视。据美联社报道，在警察的报告中出现了一些学生的名字，他们参加聚会，互发邮件，与一个执行秘密任务的神秘人一起漂流。一项对耶鲁大学学生的调查成了热门话题，因为耶鲁大学根本不在纽约，而且是耶鲁大学。但是美联社发现纽约警察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展到宾夕法尼亚大学，雪城大学，纽约大学，克拉逊大学，纽瓦克和新不伦瑞克大学，纽约州大学，水牛城和奥尔巴尼的校园，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波茨坦大学，皇后学院，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大学，以及拉瓜迪亚社区大学。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调查。美联社因大量报道了纽约警察对穆斯林社区大范围的监控它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伯克奖。大概有七十五万多穆斯林居住在纽约，可雷蒙德凯利局长却没有说清楚，为什么纽约警察看的一部教学影片中把伊斯兰世界描绘成一支蛊惑人心危险的力量。 最终，关于教学电影有了一个不冷不热的道歉。相关方面对最近的报道的几乎没有回应甚至不闻不问。纽约警察局的一位发言人说：“进行正常交流活动或发送普通电子邮件的学生们不必担忧被列入‘恐怖分子’的黑名单。警察只调查有充分证据进行非法活动的嫌疑人。”这算是对纽约警察局不把他们列入“恐怖分子”的名单而列入何种名单的疑问，以及“有充分证据的嫌疑人”的定义是什么的一种回应吧。 911 以来纽约警察局恪尽职守维护城市的安全，在某些方面比联邦机构的做法更有见地。（见威廉姆菲尼根的《 2006 年纽约故事》其中对此有更多的阐述）。这并不意味纽约警察局可以轻率地处理对其指责中提出的严肃的问题，或能正确处理因其好意没有被理解而产生的情绪。首先就纽约警察局自身来说，侦查线索与对待伊斯兰教是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纽约警察并没有焚烧古兰经，但这对缓和穆斯林的情绪不起什么作用。如果纽约，新泽西以及康涅狄格州的穆斯林意识到他们被监视，隔离，甚至歧视，这对城市的安全以以及我们的民主绝没有好处。耶鲁校长理查德莱文在其电子邮件中抗议对学生的监控，而纽约市长却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维护国家安全与耶鲁的理念相违背。”然后他又对那起漂流事件开了个玩笑。 布隆伯格继续说：“我们必须维护国家安全，这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如果排斥任何带有情报收集意味的活动并谴责别人，这未必有点儿装腔作势。每个人在晚上关灯就寝后都应该清楚，你有工作可做，那是因为二百多年来一直有无数美国的男男女女在海外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因此你才能拥有言论自由，我们才能打击恐怖主义。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做下去。这也包括那些在城市大街上巡逻的警察。” 在纽约社区巡逻的警察意味着什么与在海外作战的年轻的男男女女为了什么之间有的确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像布隆伯格想的那样使我们都忘记美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国内我们互相尊重并不是为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我们不能简单地谈论道德力量和例外论，我们必须相互尊重，尤其在我们自己的社区，那是自己和大家的社区，必要时大家可伸出援助之手。假装错误不是错误在美国和在阿富汗一样不起任何作用。艾伦将军意识到这一点，可奇怪的是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话，耶鲁大学的理念比纽约警察局的所作所为更能维护美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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