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云之 | 许小年:为何中国经济被拖入今日困境?

[ 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的创新。但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很遗憾的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   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就经济转型和民营经济发展做一次交流。我讲的题目是经济转型和产权保护,这个两个看上去是不同的话题,但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已经谈了十几年,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话今天也不会再谈了。   转型失败的原因,我认为最根本是政府和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 GDP 和财政收入年年增长,从政府到民间弥漫着自满和自傲的情绪,居安不思危,不想改变现状。甚至国际金融危机也没有触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基,恰恰相反,每一次出现危机,政府的有形之手就借势延伸,市场无形之手则被迫后退。而每一次单位产生的短期效果,都是政府的信心大增,特别是 2009 年和 2010 年 4 万亿的财政刺激,还有 18 万亿的银行贷款,这使得政府主导下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所未有的天量投入换来经济危机的反弹,大跌大涨充满了戏剧性,但是这毕竟是传统模式的最后告别演出。   在“中国奇迹”和“中国拯救世界”的欢呼声中, GDP 增长从 2010 年一季度 12% 的顶点,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 8.1% ,我认为这不是常规的经济体系循环,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终结。现在我们看到曾经是国际骄傲的投资工程项目成了烂尾工程,工业和财政增长速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老板或者跑路,或者减量维持,在东南沿海一带,我最近拜访了一些企业家,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 2008 年更为严峻。在经济下滑之际,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财政刺激上。现在市场上盛传二季度、下半年,中央会推出怎样的刺激政策。就像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不仅我们的鸦片存货见底,而且到了真药难救的地步。   传统的模式有两个,第一个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第二个是政府控制要素价格和重要的资源价格,以便企业进行低成本的扩张。投资增长多年超过 GDP ,我们大致算了一下,在过去十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 GDP 增长的 1.3 倍,结果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一个人均 GDP 低于世界平均的国家,钢铁、煤炭、水泥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供需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突破国内市场制约,我们不得不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消化和吸收国内的国生产能,但是现在外部需求萎缩,过剩产能水落石出,传统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金融危机不仅是对外贸出口的冲击,而且对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冲击。   为了缓解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政府实行了大力的拉动政策。其实所谓的拉动内需,只是拉动了投资需求,消费从来都不是关注的重点。 为了刺激投资,政府一掷千金,低效或无效的项目大量上马,资金不足就开动印钞机,推出极度松动的货币政策,巨额的投资,使产能国生剩问题进一步恶化,终于将中国经济拖入了今天的困境。   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不在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的缺乏。当大型的钢材企业投资种菜养猪的时候,当造船厂因订单不足而裁员停工的时候,银行的贷款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即使企业使用这些贷款投资,也不过是在增加一些没有销路的产能而已。   当前的经济形势,使我们回想起日本过去 20 年,日本政府花钱已经花到了将近破产的力度,货币政策方面,利率长期回落,而且在利率等于零的时候,还多次进行了数量松宽,向经济注入更多货币和信用,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奏效,日本泡沫经济到今天仍然处于衰退和半衰退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的方案,而仅仅是放送银根,就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这会带来一些影响和问题。   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政府参与经济的活动越来越多,对经济的微观管理越来越严,政府和相关部门从管制中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有部门将法律、政策、资金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空间,导致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衰弱,不仅使经济增长难以维系,而且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如何度过当年的难关?我认为不能再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寅吃卯粮,将问题留给下一代,而是要直指病根,对症下药。既然原因是产能过剩和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收购和兼并,进行行业重组消除过剩产能,就应当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消除过分管制,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既然消费的真实原因是民众的收入滞后,就需要全面的减税,弱化政府的经济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既然第一成本扩张的道路走不下去了,企业就要尽快的从制造向研发创新转型,但所有这一切,都要求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   重振民营经济有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意义,由于垄断性国有企业,不必面对竞争的压力,他们没有创新的动力。即使创新成功,也不能享受创新带来的巨大回报。由激励机制决定,创新的成功必然是民营企业,没有民营经济的重振,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民营经济目前占 GDP 的一半,雇佣了 70% 以上的劳动力。要稳定社会,必须稳定民营经济,否则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如何重振民营经济,我想我们需要的改革措施,法律上、政策上有很多,限于时间,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产权保护,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因为他们不知道风向巨大的投资创新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   在这方面,我想引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的研究成果,根据诺斯的研究,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为完成了工业革命,并非因为英国当时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诺斯因此称“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技术革命,而是一场制度革命。刚才我很高兴听到鸿忠书记也提到了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并认为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两项最重要的事件,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想补充的是,我们学术研究上,历史研究上,工业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它是和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密切相关。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的创新。   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首先,在法律上和现实中,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地位和待遇不同。一提到国有产权,脑子里马上想到的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资产似乎是神圣可以侵犯的。近年来就发生过多次侵权的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没收和处置民间资产,我们可以看到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在弱化。   第二,由于司法改革的停顿和滞后,司法体系不能独立有效的运行,产权的界定和纠纷往往因当事人和官员个人关系决定,而官员个人利益的卷入和个人判断的任意性,实际上使法治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和“镜中花”,法律不能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   第三,在加强征管下,各级政府开展收税和收费的大竞赛,巧立名目,或者严格执行过时的规定,企业不堪其扰。据我所知有企业专门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打点各类收钱的官员,这已经成为侵犯企业的方便工具。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订了日益烦琐的管理方法,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仅仅为了生活下去,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企业打交道。我非常赞同绿公司提出的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第五,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十年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 0.4 的国际警戒线,尽管官方不再报基尼系数,但种种迹象表明,自那时以来收入分配的确是在不断的恶化,恶化的原因是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官员与百姓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国营与民营的差别,官商勾结与合法经营的差别,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别,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是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去纠正资源占有和不公平,而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重点线上,热衷于用行政和税收的手段进行二次分配,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法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削弱社会对产权的尊重,鼓励隐性和显性的“打土豪分田地”。在这样的环境中,资产所有者没有安全感, 对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   需要指出的是, 经过 30 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财产,因此产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 在当前改革开放下,无论采取怎样的宏观政策,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将无可挽回地继续下降。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回到小平同志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状态,而是一味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范围。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呼吁及时启动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上来,对中国经济的中期和长期的发展,我们仍然是报有很大信心的。谢谢大家。   (在 “ 2012 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的演讲)   http://xuxiaonian.blog.sohu.com/213314689.html 许小年:政府成为最大利益集团     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格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度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发展看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是过去的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但是,不健康的是什么?     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和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     第二,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也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它是裁判员,是吹哨的,它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只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包括十七大的报告,总书记讲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讲得很具体: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成了紧密结合的利益主体。     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还假设政府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用公权力为自己谋利。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http://xuxiaonian.blog.sohu.com/#tp_347f145792 云之: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诚实,不肯面对真相。政府就是会自利,就是会侵犯私权,为什么就是不肯面对这个真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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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小年:改革不能只挂在嘴上 改变人民预期靠忽悠不行

许小年:改革不能只挂在嘴上 改变人民预期靠忽悠不行 进入专题 : 改革    ● 许小年 ( 进入专栏 )       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12届年会在海南三亚举行,许小年在谈到房地产限购时表示,建议取消限购和限贷政策,让房地产行业发挥拉动经济的作用,限购和限贷政策不合理也不合法,因为它限制了消费者自由购买的权利,而且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侵犯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要改变人民对未来的预期,光靠忽悠是不行的,光靠文件是不行的。     以下是许小年发言实录:          许小年:大家上午好,我今天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探讨房地产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们的预测是,不应该是预测,应该说是感觉。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会逐渐的下降,下降的趋势会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我们什么时候认认真真的采取改革的措施,才能扭转下降的趋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外部的需求再继续的恶化,欧债危机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美国的经济虽然触底,但是什么时候进入可持续的复苏,现在还看不清楚。     在外需疲软的情况下,国内的投资跟着就下降了,过去的投资有相当部分是为了满足外部需求,当外部需求的潮水退下来后,我们的经济模式就是多年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带来的后果现在清晰的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各个行业大量过剩的产能,现在看到钢铁库存积压,煤炭库存积压、水泥库存积压,资本品基本上是处于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很高速度的投资增长,三大需求中,两大需求近期不可能恢复的情况下,大家将希望寄托于消费上,但是我想说的是,消费者不是我们的佣人,你想用的时候,招来了就能够为你服务,我们在理财界讲的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过去三十年不理消费者,今天想用消费者来救急是不可能的,要想消费,能够撑住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下降这一块,要有收入和财富的支撑。没有收入和财富的支撑,消费不可能走上去,传统增长模式,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潜力已经耗尽,红利耗尽,当前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主要是结构性的,反映经济模式转变痛苦的过渡阶段,体制性的,而非周期性的。     现有的框架下,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做文章无法突破困境,无论政府在下半年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我认为经济下滑的政府的趋势不可改变。政府不会也不会出台4万亿元或者是2万亿元,出台也没有用的,政府再次启动刺激性的财政政策,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小刺激,小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只会支撑更多的过剩产能,没有其他的作用。     银根放松方面,会将刚刚控制的通货膨胀再叫回来,通货膨胀将卷土重来,我认为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即使出台了也没有用的。     2009年的时候,我们号称4万亿元,可是不要忘记,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10万亿元,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元,投入了如此多的资源,只不过是换来了几个月的GDP的反弹,今天要投入多少资源才能扭转因为经济结构问题出现的增长速度的下滑,我们不要过多的寄希望于宏观政策,必须以改革为主导,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新的需求,这才是我们突破困境的最有效的办法。     如何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新的需求,必须在思想上放弃大政府强干预的思路,回到邓小平改革的思路上来,依托民众,依托市场而不是依靠政府,从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寻找新的需求。     那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新的需求在什么地方?刚才两位讲演者都讲到了,我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城镇化还有巨大的潜力,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官方数字是50%,实际上有一些学者估计这个官方数字高过了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水平。因为50%多包括了至少1.6亿常住城市的农民工,我们知道这1.6亿的农民工并没有融入城镇的经济,也没有融入到城镇,所以把这一点因素扣除掉,我们的城镇化不到40%。在和欧美国家相比,相差了一半,和日韩离的70%和80%相差非常远。     如果我们多次采取措施,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能够创出多少的需求,多盖多少的房子、商店、医院、学校、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     第二个方面新的动力和新的需求,就是经济的转型和创新,我们要从制造转向为创新,转向为研发。为了实现经济从制造型转向创新型,必须扭转当前的趋势,放松解除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否则创新转型无法实现。     第三个方面是服务业,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重点发展的行业大多数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资源密集型的重心制造业,这些重心制造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真正能够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的稳定将来还要依靠服务业。     中国的服务业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是欠发达的,我们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印度有50%,日本60%以上,美国达到了80%左右,服务业是真正的劳动密集型的,要想实现更快的城镇化,要想实现中国的转型和创新,要想大力发展中国的服务业必须推动改革。服务业欠发达的原因就是政府的过渡管制,现在要放松管制,鼓励民营资金进入到服务业中,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进入目前由国企垄断的行业,仅靠发文是不够的,仅靠制定政策是不够的,要切实的保护他们的产权,要让投资者感觉到放心。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在各地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侵犯民间产权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不得到及时的纠正,如果不能够让民间的资本感觉到安全,你再发《新36条》也没有用。     有一些记者问我对《新36条》有什么疑问,我说发了“新36条”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老36条不管用,如果老36条管用的话,不会发新36条,逻辑就在这里。如果老36条能够管用,我为什么要相信新36条能够管用,这不是发文件所能解决的问题。     在山西我们看到煤矿国有化,在山西看到油田的国有化,打着能源安全生产的名义和能源战略化的名义来侵犯民间的产权,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再发36条也没有用。     要想推动改革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困难在于转变政府的职能,需要对政府进行重新的定位,这个重新的定位就涉及到政府部门利益的再分配,这个利益短期内难以突破。政府各个部门的利益现在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的最大问题。     在改革近期内难以突破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存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框架下运行,我们就无法逃脱需求不断的萎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那怎么办?     我同意刚才几位嘉宾的意见,房地产是可以拉动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行业,所以我建议要取消限购和限贷政策。让房地产行业发挥拉动经济的作用,限购和限贷政策即不合理也不合法,因为它限制了消费者的自由购买的权利,而且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侵犯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现在到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政策的时候了。让房地产行业能够对国民经济起到推动作用。     当然可以设想一旦取消限购和限贷政策,房价将会像过去那样出现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房价过高确实对中国经济对民生造成了困难,在取消限购和限贷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推出新的改革措施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我想强调的观点是,在市场经济中当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一定是供不应求。因此,解决的方案不是限制需求。为什么要限制需求,我实在不明白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经济活动的全部目的,是为了满足民众日益增加的需求,这是经济活动本来的目的,你为什么要限制需求?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根本性措施是增加供给,特别是增加土地的供应,增加楼盘的供应。当然有人说,现在看房屋的空置率已经过高了,难道不是说供大于求了吗?持这样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关键的内容,就是投资和消费定价的不同,消费品的价格是由当前的需求决定的,因为消费发生在刚需,而投资品的定价是预期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因为像房屋这样的投资投资不是一年形成的,而是多年消费积累的,有资本增值的预期在里面,所以当前的价格决定是由预计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由刚期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很多政策制定者搞不清楚这个概念,结果打压价格使价格越打越高,因为他只关注当前的刚性,没有关注未来的供给。人民的预期没有因为限购而改变,反而因为限购的政策而增强,导致预期更大,因为未来的需求会更大。     要改变人民对未来的预期,光靠忽悠是不行的,光靠文件是不行的。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就是理性预期,理性预期就是有真金白银支持的预期,为了改变人民对土地越来越稀缺的预期,我们必须要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要考虑小产权房的合法化,可以考虑开发更多的林地和坡地来作为商业用途。特别是我必要放弃18亿亩的红线,18亿亩红线是人民对于未来土地最重要的因素和预期,为了打破人民对土地越来越稀缺的预期,我认为有必要打破18亿亩红线,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打破土地市场由政府垄断的现状,开始让市场进行土地的配置。如果要让市场进行土地的配置,土地制度必须改革。     当前经济的背景不单纯是周期性的,主要是结构性的,主要反映出我们长期以来奉为法宝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经耗尽。在这样一个传统增长模式下做文章讨论政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现在应该是认认真真,思考改革的时候。这个改革不能只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如果我们能够坚持邓小平所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很有信心中国经济较高速度的增长,我不敢说20年,再保持10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改革,一味拖延,那么在最后一、二年中经济的形势只会越来越严峻。      进入 许小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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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

作者:许小年 我最近拜访了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家,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2008年更严峻。在经济下滑之际,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财政刺激上。就像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不仅我们的鸦片存货见底,而且到了真药难救的地步。 在“中国奇迹”的欢呼声中,我们的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顶点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我认为这不是常规的经济体系循环,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已告终结。我最近拜访了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家,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2008年更严峻。在经济下滑之际,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财政刺激上。 就像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不仅我们的鸦片存货见底,而且到了真药难救的地步。 在过去十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GDP增长的1.3倍,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供需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此,我们不得不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但是现在外部需求萎缩,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 此时,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不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的缺乏。当大型的钢材企业种菜养猪、当造船厂因订单不足而裁员停工,银行的贷款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即使企业使用这些贷款投资,也不过是在增加一些没有销路的产能。 要渡过当前的难关,需要做的应该是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加强产权的保护。否则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因为他们不知道风险巨大的投资创新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 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的话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非因为它当时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诺斯因此称“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技术革命,而是制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是和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密切相关。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也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创新。 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首先,在法律上和现实中,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地位和待遇不同。近年来国内就发生过多次侵权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没收和处置民间资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在弱化。 第二,由于司法改革的滞后,司法体系不能独立有效地运行,产权纠纷的界定往往因当事人和官员个人关系决定,而官员个人利益的卷入和个人判断的任意性,实际上使法治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镜中花”,法律不能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 第三,在加强征管的政策背景下,各级政府开展收税和收费的大竞赛,巧立名目,或者执行过时的规定,企业不堪其扰。据我所知有企业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打点各类收钱的官员,这类竞赛已经成为侵犯企业的方便工具。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定了日益繁琐的管理方法。为了生存或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政府打交道。我非常赞同企业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第五,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国内目前财富资源分配状况在不断恶化,原因是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国内各种因为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别,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是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去纠正,而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重点线上,用行政和税收的手段进行二次分配,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法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削弱社会对产权的尊重,鼓励隐性和显性的“打土豪分田地”。让资产所有者没有安全感, 对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财产,因此产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范围。所以,我再次呼吁及时启动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上来。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冷眼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许小年: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 文章链接: http://www.cdig.info/17735.html 分类: 新闻视线 , 时事评论 . 标签: 经济 , 许小年 , 金融危机 相关文章: 2012 年 6 月 10 日 — 许小年:放弃幻想,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0) 2012 年 6 月 15 日 — 许小年:发改委已无存在必要 (0) 2012 年 6 月 13 日 — 《经济学人》:中国的过度投资问题或被夸大 (0) 2012 年 6 月 11 日 — 刘植荣:中国GDP超过美国又怎样? (0) 2012 年 6 月 6 日 — 机器人带领中国工业迈向新巅峰 (0) 2012 年 6 月 2 日 — 《经济学人》:发展之余,中国必须学会更明智地使用财力 (0) 2012 年 5 月 31 日 — 【组图】从“中国制造”变回“美国制造” (0) 2012 年 5 月 31 日 — 中国推大规模刺激举措不必要 稳增长政策空间充裕 (0) 2012 年 5 月 31 日 — 《纽约时报》中国曾火热的经济正逐渐冷却 (0) 2012 年 5 月 27 日 — 【凤凰一虎一席谈】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走到了危险的境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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