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

官员在位时为什么不讲真话 本站语录：7月13日-16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7-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8 8:38:05 阅读量：36次 【 语录· 头条 】 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 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能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 人民日报 ： 拿出壮士断腕勇气突破利益“雷区” 【 语录· 李昌奎案 】 对于已死的人，惩罚罪犯的意义就是维护了死者的尊严。对死者的尊重其实也是对人性、对普遍的人的生命尊严的尊重。 cctvcctv ： 博弈论是否适用死刑问题？ 废除死刑坚持的“生命不可剥夺”观念，固然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正确性，但剥夺人生命的罪犯行事并不受这一观念约束，这样的现实存在，每每使以“生命不可剥夺”为废除死刑的价值依据的观念陷于悖论。 肖雪慧 ： 支持死刑不等于选择野蛮 司法者究竟是迎合还是对抗公众意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迎合还是对抗，请给出法律的正当理由。 南都社论 ： 李昌奎案，司法者理当更少情绪化 社会舆论冷静不冷静和社会舆论批评是否正确，在逻辑上是无关的。法院这个判决，和其他死刑判决是否是同一法律标准，是民众关心的焦点。 斯伟江： 法院的仁心当以仁术贯之 法律人士和公众对某些案件的分歧并不是说公众愚昧，而是说专业分工不同，法律人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理性，比普通公众更有可能做出符合长久正义的判决。 许志永 ： 从李昌奎案看法律人与公 众的分歧 没有“把牢底坐穿”和“不得假释”的刚性法律条款，怎能震慑贪官污吏，“死缓”岂不是“法网不恢，疏而有漏”的网开一面 ? 高人 ： 中国法治，路漫漫其任重道远 法律的作用，是通过案件的判处让社会信仰法律，但一个违背民意和道义的判案，显然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反而会让法律失去民心。 邓聿文 ： “慎杀”还是“枉判” 对一个判决，公众怎样表现是自由的，旁观者怎样看待也是自由的，法官需要的是依法作出判决，而不是迎合或者逆反公众可能的表现。 刘洪波 ： 公众是否狂欢，关法官何事 【 语录· 动态 】 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汪洋 ： 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 网民的自我管理、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发挥得好，有助于克服公权的缺位和越位。对政府来说，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彼此竞争，才能让网络的自我净化机制效能最大化。 ——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人民网评 ： 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四） 对于县委书记来讲， 县域范围内的官员、 司法系统、 新闻系统以及民众， 才是日常离县级事务最近的人， 是最容易发现县委书记的腐败， 最能对县域事务进行日常纠偏的力量。通过制度创新， 让他们有真正独立于县委书记的制衡力量，让他们能在制度的保障下行使自己的独立监督权利， 才是 “拯救县委书记” 的出路。 李铁 ： 上级救不了县委书记 【 语录· 现实观察 】 现在的关键是“多数人”“做蛋糕”，“少数人”在“瓜分蛋糕”。垄断国企暴利惊人，工资福利、公款消费惊人。有些公共权力持有者以权谋私，狂抢蛋糕。先富起来的纷纷出国了，把做好的蛋糕带到国外，结“与国之欢心”去了。把环境破坏了，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底层老百姓。 孤独之鹰 ： 但愿汪洋说的不是心里话 什么时候，不仅仅是“前官员”说真话，而是大量的在职官员说真话，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是确确实实走出了重要一步了。 钱发平 ： 为什么总是“前官员”说实话？ 这个国家，因为种种原因，你我都是戏子，且不幸是三四流的戏子，举国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在演皮影。…… 如果屁股指挥大脑，不叫脊梁，当了一辈子代表连句有担当的话都不敢说，这脊梁，顶多是野夫说的一根墙里面扔出来的骨头。 李承鹏 ： 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 我担心的是，中国弄不好，就会形成以上层和下层为表达形式的、很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断裂带，凡是上层说的下层就是谩骂，凡是下层说的上层就不屑一顾。因此，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是我们必须同时警惕的两种现象。 孙立平： 警惕上层寡头化 下层民粹化 二十年前许诺做大蛋糕大家分，先富带后富，可实际上，大家辛辛苦苦做大了蛋糕，无权势的老百姓却越分越少，有权势的执政群与其同谋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口全吞。 江湖雀语 ： 今日新闻说毁约 【 语录· 百家争鸣 】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讴歌“唱红”，各有目的，或是职司，或是投缘，或是投机，或是得利，或是弄权，但总得搂着点，不能言过其实。 高人 ： 得不偿失的访谈 美国是假设人性恶，所以我所有的法律是限制你那个恶的部分，这样把你恶的部分限制住的话，人大家就是善的了嘛，就该友善地对待这个社会，我们是假设人性善。 王振耀 ： 制度不合人情造成普遍虚伪 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 —– 扬诺斯·基斯 李公明 ： 要面包，更要自由 公权是惩罚犯罪的暴力机关，亦是制造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没有律师的辩护，任何公民的权益都将面临非法侵害的危险但却无从得以保障。 谭敏涛 ： 就房立刚律师北海受辱事件的声明 从功能性来说，民主制度使得人们有渠道表达并解决他对私人生活或公共社会的不满。他可以打电话投诉官员，可以写文章批评政府，可以组织人上街头抗议，可以找议员帮忙，因此可以减少社会的暴戾之气，减少被压抑而随时等待爆发的愤怒。 张铁志 ： 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 ? 【 语录· 学术 】 一个仅靠古典美德支撑的时代注定是专制、蒙昧、野蛮的黑暗时代。 刘军宁 ： 美德与黑暗时代 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 张维迎 ： 市场制度最道德 【 语录· 史鉴 】 如果因为政治的需要而肆意玩弄法律，甚至随意决定公民的生死，这不仅放弃了揭露四人帮罪行以及教育全国人民的大好机会，甚至可能长久地影响中国司法的走向，继而陷入历史循环的怪圈。 老张 ： 三十年回眸审判四人帮 谬论所以会层出不穷，是因为一堵不准细议和深入讨论“文革”的围墙竖在人们面前。 我在此呼吁“文革”亲历者们：大家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作出对“文革”的回忆，以此有力地粉碎那些歪曲者的谰言，不使年轻人继续被蒙骗。 XUPING ： 呼吁亲历者回忆“文革” 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 戈尔巴乔夫 信力建 ： 戈尔巴乔夫让俄共有了存在的理由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姜莱 ： 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 辛亥革命后人民的腐败是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包括民众的冷漠和犬儒，政治人物的伪善和专横、知识精英的自私和失责、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媒体沦为权力喉舌和大众消遣、教育舍弃人格和普世价值开导的重责大任、经济发展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徐贲： 中国共和腐败的 肇始

我记得那个晚上，吴如加喝得玉山颓倒，一边哭一边喊：“让我给税务人员送购物卡，那就是行贿！一块钱都不行！我绝对不干！绝对不干！！”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他一掌拍破玻璃杯，碎琼一片，血在我的裙子上溅开。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有人毁家纾难，甚至蹈海明志。 灾星 文/李卓然（北京体育大学） －灾星－ 林语堂65年前写《中国人》时就有“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所以，在中国，如果一个男孩具有公共精神和社会意识，他将会是他家庭的灾星。 我曾尝试用过于粗糙的方法表达我身边的人： 他自己必须好，别人好不好无所谓； 他自己必须好，别人不好他会难受； 他自己必须好，别人也必须好； 他自己好不好无所谓，别人不好他会难受。 他自己好不好无所谓，别人必须好。 上述规律中的要素排列组合没出现的，是我还没有遇到。这种表达方法的确太过简单。我是看何兆武翻译的东西长大，对他所谓的“幸福”判断标准深以为然。在《上学记》中，他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可我看到多少人，从此时此地望向未来，只要他关于自己生活的事斜率大，哪管时代的斜率负值累累。他们让大街瞠目结舌，我听见政府大楼笑声粗野。 朋友里那么多的人：拒绝联姻、拒绝公务员、拒绝在商事工作里给公权力行贿、拒绝入党⋯⋯你看！千万个指头朝他们身上戳，正当他们把时代的山脊翻越。亲人指责他们死脑筋：“几千年都是这样！”，“你以为你了解社会？”，“你对父母不负责任！”这些话的寒气浇到周身。是啊，一个人，不是有原则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就不会焦虑和迷茫。那些不去昧的关爱像刺刀刮光他们的羽毛，抓伤他们的心肠。“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学出息了，连传统都丢了！”，好吧，他们是舶来的、格格不入的，尽管用愚孝去消灭吧。年轻的他们在所不惜，任凭每年今天疯狂肆虐。     如此说来，吴如加算是“他自己好不好无所谓，别人必须好。”的人。我们同居这一年里，他对穿着、吃食都不讲究，工资除了贴补家用、回故里探望长辈，余下的都买书了。可能你会说，宅在书斋里的人大半都是这副模样啊，是的，所以这种人大半会遇到成为“灾星”的人生困惑。 就在上个月，吴如加由于“具有公共精神和社会意识”被市公安局找了4次，其中传唤2次。除了因为他可能被刑拘或者劳动教养而担惊受怕，那些精神施压上的威胁骚扰不断让人怀疑人生，暗自叹气。从书本学到的各种主义，把妹装逼时口若悬河也只是及格。书本咯，要写“自由”“公平”还不容易？可是把”梦想”变成活例的工作，只显示了“血”“肉”“模糊”。“熊猫”在热带雨林咖啡找他“喝茶”，直言不讳他没犯法，就是“政治”问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敢说自己懂什么是“政治”，继而支持他关心他，或由此嘲笑他讽刺他。 心疼他的人都说，他才二十四岁。可我坚持说，他都已经二十四岁了。 但是，有几个人，我面对他们没法张开嘴，说出一个字。 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因为“喝茶”而带来的威胁骚扰，就像地富反坏右不知道如何躲避时代穷凶极恶的屠杀。自然，我也找不到教材学习如何有效处理男友被“喝茶”而带来的生活颠簸，更没有大量教参指导我怎么和“因为儿子被‘喝茶’而忧心忡忡的男友父母”进行沟通。 －孽子－ “谁顶不住家里的压力，躺倒在纸玫瑰丛中酣卧， ——这种人目前还没资格迎接未来的强有力的生活。 ” ——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 －关于“血”－ 如加：“我是公民。” 如加妈：“你不是牺牲品。” 如加妈：“儿子，我不管你做什么，只想你平安。古语说‘枪打出头鸟。’” 如加：“妈，那是俗语，古语有的，是‘文死谏，武死战。’” 如加妈：“毕业就去做事的律所也很有名，为什么就不做了呢？” 我：“⋯⋯” （当时他在律所负责一个德国客户的业务，其中一个文件需要在区地税局盖章，被刁难n次，第1次只说：两段要分开写；第2次只说：这两个不能在一行；第3次只说：间距不能这么大⋯⋯偏不一次说完。每次都要寄送回德国然后回来再被拒。摔！效率何在！于是合伙人准备了2张购物卡，让他给地税局送去。合伙人没有错。傻逼的当然是公权力寻租的地税局工作人员。他也真贱，就值2张购物卡。但是吴如加因为这个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一直没送。合伙人说，小吴，这个事你做不了是吧？好，下午我去送。 阿姨，他因为这个掉过眼泪。我记得那个晚上，吴如加喝得玉山颓倒，一边哭一边喊：“让我给税务人员送购物卡，那就是行贿！一块钱都不行！我绝对不干！绝对不干！！”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他一掌拍破玻璃杯，碎琼一片，血在我的裙子上溅开。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有人毁家纾难，甚至蹈海明志。然而，在制度的夹缝里要活得好，活得体面，活得滋润，行贿的合伙人没有错，是吴如加不求活得舒适优越，关于行贿的原则，我信他一辈子都不会变，除非他死。） 如加妈：“律所很好，他外语又好，只做非诉讼，就算他没兴趣商事业务，年薪明年也将近8万。说不做就不做了。他现在的地方叫什么？” 我：“公盟。” 如加妈：“那是做什么的？百度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我：“维权。全部免费。主要项目有拆迁救济、《中国信访报告》、教育公平、选举关注等项目，还有个案法律援助。” 如加妈：“那他是负责教育公平？都做些什么呢。” 我：“对，他负责教育公平项目。 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平衡各省高考招生比例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北京教育资源均衡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 ” 如加妈：“听起来都是研究哦。那怎么会被警察找呢？” 我：“完全不犯法的。 偶尔也组织研讨会，让学者专家讨论。还有让在京随迁子女的家长签字支持教委在这些问题上改革，会去教委进言上书。” （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曾经他们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如今他们是：访民、农民工、双反分子、有下厂经验的马派、办杂志的学生、博士学历以下的外地人、总资产低于1000万的中产、中联办和国台办奸细、勾结境外势力的艺术家⋯）     如加妈：我好担心他。知道他被传唤，我真想现在就飞到北京去看看他。 我：阿姨，你别担心。没什么事的。 （我也担心⋯但路是他自己选的。常有人瞧不起“以卵击石”，大意是说24K金的学理研究提议，被社运和搞公民运动的人做出了屎一样的执行⋯⋯去死、去遭罪的事，谁适合？没人适合。我还觉得吴如加只适合书斋呢，看书的效率和习惯都很好，除了特别守时，哪里适合组织集会这种工作？谁的性格命理星座属相血型专门适合被传唤、刑拘和劳教？） 如加妈：“我看了许志永的博客，有一篇写道一个滕律师，就被失踪了。怎么能让人放心。” 我：他不会的。没事的。 （没有教参，我竟然开空头支票。其实，我问过自己，如果是我自己的儿子，将心比心，我会放手让他去么？我说会，我希望他死得其所。我心里满是“杨继盛”，也许我中了革命的毒，我看到国是日非，张口就问民不聊生聊什么？然而别人没理由跟我一样，阿姨倾诉对儿子的挂念，我却三缄其口。我有些恨自己。 10年9月，我第一次在厦门见到如加父母，他们对我非常好。很多小事都让我感受到吴如加能为人正直，跟他人生第一个老师：妈妈的教育绝对分不开。 我们当时刚刚交往，那么快就见父母实在是巧合，北斗的朋友约在厦门玩。他父母是少有的善解人意，怕有南北差异，关心起居，尽可能地带我熟悉厦门岛。记着我爱吃的东西，后来陆续邮到北京。但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一个拥抱。因为领导双规，我在厦门落地的第一天突然被组织喊走，当时的我不知道需要怎么交待问题，心里十分焦虑，虽然脸上装作没事，还是被他妈妈看了出来。第二天在机场，她一直跟着人流排队，送我到最里面登机安检的闸门，跟我说工作不要太辛苦，也不多问，最后分开的时候抱了我一下，真是莫大安慰。） 是的，父母其实深知那些官为钱得，政以贿成。父母不喜欢“黄四郎”，只是不希望自己儿子是“张麻子”。尽管知识分子对抗权力而失声自戕的悲剧上演了如此之多，读书人却总是不厌其烦地重蹈覆辙。他们不能容忍作为权力之恶的被动帮凶，也难以承受对权力之恶的主动漠视。当权者对他们削株掘根，几千年前，就用最恶毒地言辞说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制度没有对吴如加肉体消灭，但是，他拍碎的那只玻璃杯的伤口，止不住淌血。我看见，仿佛对长辈疼爱最后的挣扎留下了镌刻的字迹，永远在他右手，闪着血光。他可贵的生机冲散了恹恹若绝的虚伪和冲突。 他被传唤，我担心他，我想念他，我知道平常害怕静电和打雷，性格绵软的他此时强硬嘴犟得很。我又想起曾经的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支笔。他的笔没有名望，他的笔清瘦廉价，也许他一直用这支笔写下去，可他笔下的力量撼动了我的世界。一年前，他就那样走上前来——我英俊的爱人。 －关于“肉”－ 那天看了一个86年的意大利电影。背景是70年代的意大利，社会动荡，社会运动和极端左派组织非常活跃。正在筹备结婚的女主角，未婚夫却因为参与政治运动坐了牢。她内心焦虑，不知道爱人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很惶恐。没有陪伴的爱渐渐褪色，让她在偶遇正太后迅速堕入情欲的释放中去。 只要我支持你的政治主张，和你立场一致，只要我爱过你，我就会一直爱你？这个逻辑并不成立。 君扫危难我扫眉。 吴如加最近在看： 《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8月） 《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1956年1月）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8月3日颁布）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79年11月29日颁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2004年2月6日颁布） 近年，访民被劳教的不在少数，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 所有这些规定里，只要被判定成坏分子，等着被劳教吧，妥妥的。所有文件里都提到“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然而坏分子中的“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的确很难界定耶。（我觉得我周围全是。嗯，有困难，找警察。）     吴如加问我，如果他进去劳教了，我会不会给他送书，我说我早就想过，“百谧一书”，如果人家允许带Kindle，就买个给你。如果不让，只好送你《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起码够看三年。他掐住我的脸喃喃：出事了，你就做风流寡妇。（有没有立刻想写《手把手教你如何送你的男人去劳动教养》？） 这一年，因为出差，我们一共分开了17天。你哪里都好，唯一伤害我的，就是你初恋女友时隔多年提出复合而有的一系列伴随行为。我自来不信会有一个花草芳菲的鼓浪屿，然而我愿意接受：像医院似的让人睡坏的男人， 像格言似的被人用滥的女人。 我尊敬她敢爱敢恨，我更珍惜被初恋念念不忘的爱人。若禁不住肉欲翻滚，早就屈服于金山银山。昨天是末世的慌乱，明天是尚不明确的未来，我们在熟悉的异乡， 我将自己一年年流放， 穿过鲜花， 走过荆棘。 只为自由之地。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将我心照亮。 最后，我只害怕一件事，短暂的煎熬，让我的等待有了一个“王翠翘”的注脚。 －关于“模糊”－ 面对专制的铜墙铁壁撬动钉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又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鞭子在手便打算驭农的人，并不真正想生活在阳光下，他们更多叹息为什么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鞭子，或者天问鞭子为什么没从天上掉到自己手里。很多人把政治当时尚谈资，他们当中也有人遭受过专制的切肤之痛，可他们仍然只是想晒晒太阳。 强行抵押生命，去认同这种贫富差距下买房买车而成婚的价值观，不如直接去死。虽然我爱人的灵魂中不能有一茎白发，但他里面也不能有“年迈”之人对衰老和死亡的盲目反抗。我想用自己的命支持他在公盟做“教育公平”，可惜替代牺牲这种充满道德梦幻的句子已经破坏了对真理的忠诚。 母亲哭够了，父亲始终不曾言语，他们总在出其不意的时刻砸碎哪吒庙堂的金身。 生活中，我还没见过一个哪吒，除非你父母双亡，妻离子散。真的只有一死才能了结孽子夙缘。道统在，不死不能达精神之独立。即便吴如加的世界没有枯萎的顺从和黯淡的赞誉，他回望父权社会却充满温情。他又如何“剔骨还父，削肉还母”。不必有玲珑宝塔，吴如加已然心肝俱焚。让人难过的是，他深深知道不孝子在生活里要背负“无视传统和责任”的骂名，面对煎熬，他始终期待沟通谅解与父母接纳。 多余的我却不用遵守任何誓言，面对机枪扫射，我肯定后退。我愿活了又活，冲过一年又一年的时光。但在生命的终点，我知道，我不想在任何一个广场遇到我亲爱的朋友们却只能道路以目。血肉模糊，我重复着一切多余的话。 －扫帚－ 《春秋》记载，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所有北斗的志愿者，想必都不怕被贴双反标签。 这些灾星，孽子，拖着长长的彗尾，有些甚至迎着枪口的狂吠，挺进不歇，声称自己夜夜为自由而害相思病。 如加，我的灾星，我如果想你，就看看天。 《有一天》 总有一天 炊烟回到村庄 那隐约是稻谷 晚来香 总有一天 天使安心梦乡 在妈妈的怀里 轻轻晃 我的祖国 再不忧伤 我的祖国 到处是安详 留一片云 当做是我的纪念 我从此去了 就不回来 我只想要 炊烟回到村庄 那隐约是稻谷 晚来香 我只想要 天使安心梦乡 在妈妈的怀里 轻轻晃 我的祖国 再不忧伤 我的祖国 到处是安详 留一片云 当做是我的纪念 我从此去了 就不回来 你如果想我 就看看天 （采编：陈轩 责编：陈轩）

确实，我不知道几年之后我是否会改变，变成何样，也无把握我可以走多远，公盟可以走多远。但我能确信的是，我断不至于后悔今日的所为。如果真如所长所说的那样，我变了，那么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怂了，但我没错。”在为生计奔忙的间隙，我定会不可抑止地怀念起那个改变前的自己。   热带雨林咖啡    文/迦南(北斗特约撰稿人)   公盟办公室设在双井九龙花园内，一出小区大门，左手边便是开业没多久的热带雨林咖啡，店内清一色的暖色调装潢，看着很舒服。可我几乎是个不喝咖啡的人，过去在律所时，一个法国归来的合伙人曾带着我们几个小喽啰喝过几次，自那之后，便再未喝过。所以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机会去这店里了。 我在公盟所负责的公平教育项目，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希望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的受教育问题及高考问题。当初离开律所，一方面是因为对商事业务并无太多热情，另一方面，也觉得进入公盟之后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些公民运动，对现状可有更清晰的了解。此外，考虑到公平教育这个项目，应不那么敏感，故欣然地来了。 接手工作约一个月之后，应家长们的要求，决定在京举办一个关于教育平等问题的研讨会，当时并未觉得有何问题，便悉心地开始了筹备。在距研讨会还有1周时，老许与我谈话，说警察找到他了，大意是这个会坚决不能开。果然第二日便收到了会场方面的电话，说先前预订的场地不能租给我们了。自这时起，我方感到了些紧张，意识到阻力比我所想的要大。 在当时，我尚怀着浓烈的希望，觉得此事合理合法，应无道理受到这样的阻扰。之后，征求了家长们的意见，决定研讨会照常进行。 在距研讨会还有三天的时候，那是个星期三的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那头说是市局的D警官，希望与我聊聊，我说那您过来吧。时值下午5点半，正是下班高峰期，过了半个小时，D又来电话了，说是堵在半路上了，让我多等会。放下电话，我心里还颇有些愧疚。 不知过了多久，D终于到了，约谈的地点便选在小区门口的热带雨林咖啡。初次见面，彼此都很客气，气氛虽称不上愉快，但也不僵。D很严肃，一副为工作所累的模样，与他同来的另一位警官也不时露出疲态。看得出，他们都希望快点结束。     和警官们聊天有一点好处，那便是他们目的单一，不绕弯子，说话开门见山。譬如后来认识的H警官，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找你，说得好听一点叫聊天，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向你施加压力。” 当我提及法律时，H很坦率地说：“今天与你所谈，无关法律，这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你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可你也知道，当前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很多事情是可以不按法律办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办法。今天你我在此交流，就并非基于一种平等的关系。”老实说，我很欣赏他们这种连羊头都懒得挂的行为模式。 坦诚而言，前后与我交谈的几位警官，待我都算客气，虽然或明或暗地提醒过我，如不配合的话，对我没有好处。但毕竟没有刻薄粗鲁的言语，临了，还主动与我握手。我晓得他们也希望能释出一些善意，毕竟日后还有许多这样的时候。可是，最后的握手在我看来多少有些讽刺，他们如了解握手礼的起源，当知道握手这个动作最初所表达的含义在于“我手里没有武器，我对你没有敌意”。作为个人，他们与我远近无仇。可此刻，他们是国家机器，他们手中握有武器，这武器便是“他们自己的办法”，而不是法律。诚如H所说：“今天让你过来，我们没有任何传唤手续，你完全可以不来。但我觉得你不敢，这样对你不好。因为我想你也清楚，只要我们想，总有办法能找到你。” 每念及此，我便越发想念《悲惨世界》中的沙威。沙威所信仰的是法律，所遵循的亦是法律——明晰且公开的法律，纠缠着冉阿让、却也不放过德纳第的法律。这使人感到安全。沙威是一个苛刻、偏执，但却有原则、有底线的人，这样的人，无疑是令人尊敬的。当他孜孜维护了一生的法律，撞上美好的价值时，他在叹息中选择了后者。 雨果终究还是留给了人们太多希望。在我们的悲惨世界里，没有放走冉阿让的警察沙威，也没有保护作家的监听员卫斯勒。 H与我握手道别时说：“年轻人不简单，以后我们再好好聊。”我点点头，心里晓得日后他们还会找我，这样的接触怕是免不了的。但我确实希望，有那么一日，我不再被冠以异见者的身份，他亦不是执行公务的警察，我们或可坐下来，好好谈许多事，聊聊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他又是作何想的。毕竟，H曾对我说：“你现在所说的话，几年前我也说过。” 研讨会顺利如期举行。 一周后，另几位警官来到公盟办公室，以涉嫌“煽动、组织非法集会”将我传唤至派出所。此处“非法集会”所指的应是家长们每个月底赴教育部及市教委递交呼吁材料一事。在此之前，此类的递交活动已进行过10次，并未受到干扰。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本法所称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我所不解的是，教育部及市教委何时成了“露天公共场所”。 讯问室的椅子构造很特别，有一种可将嫌疑人固定在座位上的金属装置，锁上之后，上半身便无法动弹。初次坐在这椅子上，任何清白的人都不免要心生疑惑：莫非我真犯了什么罪？好在，那天他们并未将那个装置锁上，大概是觉得我的情况并不严重，也不存在危险性。有意思的是，当警官们在讯问室内向我抛出一个个问题时，铁窗外正传来熟悉的红歌合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参与讯问的警官中，有一位年轻人，看得出入职时间不长，待我也最和善。当得知我是87年生人后，他笑了笑，道：“我是86年的。”我说：“那你只比我长一岁嘛。”他答道：“对，我弟弟现在的想法，就和你一样。” 后来，年轻的警官劝我：“你说你原来在律所待着不是挺好的嘛，何必呢？我劝你啊，换个工作，这样对你不好。”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在讯问之余，我和一位值班的警官探讨了关于公平教育的问题。我以河南与北京为例，阐述了目前高招及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他不同意道：“相较于河南，北京虽占用了更多的教育资源，但河南也有自己占用的其他资源啊。各有所得嘛。”我希望他能试举一例，他想了一会，答道：“譬如旅游景观资源，河南省内的，北京人就无法占用嘛。”面对如此回答，我只能笑道：“天然形成的东西，我们无法改变。但人为造成的障碍，我们可以改变。”   讯问中，那位年轻的警官曾告诉我：“你好好配合，很快就能出去，你的姐姐、姑姑、阿姨什么的，都在门口等你呢。”这让我颇感惊愕，因为我在北京并无一个亲人。待我自派出所出来后，才发现，所谓的姐姐、姑姑、阿姨，原是一些热心的家长，听说我被传唤了，便心急火燎地赶来了，又因非亲属不便探听消息，只好假称是我的姐姐、阿姨。 所幸的是，次日的递交活动还是顺利完成了。虽有几位警察陪同，但全程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家长保持了理性与克制，这是颇令人欣慰的。我想这应成为日后各类公民运动的基本原则。 几次传唤下来，除了疲倦，便是一点恐慌了。入职公盟之前，对于可能面对的一切，我虽有心理准备，却终究不希望牵累他人。但我知道，这由不得我。毕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办法”。 此时，才意识到“免于恐惧的自由”于我而言何等珍贵。但我也晓得，这自由，并不靠施舍而来。不觉中，童年时代对警察的信任及依赖，已被代之以惶恐。我们迟早要发现，原来黑猫警长并非只是森林公民的保护者，也是狮子大王忠实的打手。 到了这样的时候，方才觉得中国太大，人太小。于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任何个体的努力都如蚍蜉撼树，唯有组织且团结的公民合力才能将每一个体的诉求放大。 在我离开派出所之前，所长曾信心满满地说我说：“你还是太年轻，过几年你一定会改变的。我跟你打赌，你一定会变的，到时候你要记得我这句话。”   确实，我不知道几年之后我是否会改变，变成何样，也无把握我可以走多远，公盟可以走多远。但我能确信的是，我断不至于后悔今日的所为。如果真如所长所说的那样，我变了，那么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怂了，但我没错。”在为生计奔忙的间隙，我定会不可抑止地怀念起那个改变前的自己。 一次讯问的间隙，警务办公室内只留了我和另一名警官，先前一直未开口的他对我说：“许志永做的这些项目都挺好。”过了一会，他又小声道：“真是个有梦想的人。” 嗯，有梦想的人。       (采编：陈轩 责编：陈轩)

这是人民对官办实体不信任的一次爆发。是对领导群体的一次否定。因为它是中国权力的外围，所以人民有相当的空间可以去爆发。 权力的内围仍然是不允许否定和爆发的。然而这种事件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向内的侵蚀力。最少是一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