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悼高华，忆高华
有自己的畏惧，也有一己之顾虑。但在种种纠结之后，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这担当因为有畏惧和顾虑相伴显得格外的沉重。我敬佩他的，并非英雄式的义无反顾，而是凡人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书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爱的迂腐，明知有苦头要吃，仍然不像聪明人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傻傻地执着于内心的真与学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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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阅读更多Co-China周刊 | 许知远：剑桥杂忆（三）（四）
“ 这些中国青年生活在一种新的封闭之中。新技术、自由的信息既解放了他们，也摧毁了他们。借助Skype、电子邮件、MSN、Facebook、Youtube，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群落中 ，即使生活在剑桥，他们也可以不错过中国的任何一部热门连续剧、最新一部‘非诚勿扰’。英国反而变成了暂时的背景，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发表对英国社会、对世界的看法。” 剑桥杂忆（三） 《一个美国人在维多利亚的剑桥》初版于1852年，手上的这本是2008年的新版，淡黄色的封面上有校园生活的铅笔素描。1840年到1845年，美国青年查尔斯•艾斯特•布里斯特德在剑桥的三一学院读书，辩论，醉酒，划船……布里斯特德不是个多么杰出的作家，却是个诚实、敏感、勤奋的记录者。这本书既是一个青年的成长记录，也是两种文明的相遇故事。 此刻的美国仍生活在英国的阴影下。尽管政治上早已独立，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仍依赖欧洲。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狄更斯的最新著作，即使最杰出的美国心灵，仍不免在英国头脑面前略感不安，所以过分善于制造警句的拉尔夫•爱默生要呼唤“美国精神的独立”。 而大英帝国正处于它权力的顶峰，不仅是军事上、物质上的，也是制度上与文化上的。对于大部分欧洲人来说，美国代表着乌合之众的胜利，一种粗鄙的金钱崇拜的价值观。布里斯特带着文化上的自卑到来，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他，在这本书中洋溢着对英国教育的赞赏、对美国大学的批判。当时只有很少人能意识到，美国代表着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一个清晨，我无意中买到这本书，并问问自己能否记录出此刻中国与英国的相逢，前者也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大国。 但谁会对这样的描述感兴趣？距离“一个美国人在维多利亚的剑桥”一百六十年了，大英帝国已经缩回到英伦三岛，人们讥讽伦敦不过是华盛顿与纽约的附庸。牛津、剑桥仍在，却越来越像这个时代的装饰品——它们典雅，富有魅力，却也无关痛痒。它们的毕业生不再统治世界，倘若你观看了最近一场首相竞选，你会发现帝国不仅在物理意义上、也在精神上衰落了，甚至陷入身份危机。三位竞选人，不管是来自哪个党派，毕业于哪个学校，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奥巴马。 过去的十年里，世界权力的中心似乎又一次发生转移，这一次是向东。中国，或许再加上印度，被认定要主导世界的未来。这是眼花缭乱的新变化，中国举办了历史上最昂贵、叹为观止的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宇航员被送上太空，能源公司登上了全球企业规模的榜首，外汇储备无人能敌，甚至一场七十年未见的经济危机也只让她更强大，她被认定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注定要象十九纪的英国、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塑造、领导二十一世纪。 中国是新的全球历史的开启者，而欧洲生活在“历史的终结”中。倘若你记得十九世纪的欧洲流行情绪——“欧洲的五十年胜过中国的一个轮回”，眼前的变化就会更显得兴致盎然。 但倘若历史的本质是思想史，是新的价值、意义的确立，而不是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中国真的能代表新的历史力量吗？ 很有可能，剑桥为观察这种新的历史力量提供了有趣的角度。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留学是一种汲取历史动力的象征。停滞的中国要从西方寻找科学、技术、制度、思想上的活力。 从美国归来的胡适一九一七年在上海码头对迎接他的朋友说，“如今我们归来，一切都将不同”。二十七岁的胡适引用的是伊拉漠斯的名句。这是中国留学生最自信的时刻，他们通过充当两种文明之间的沟通者，中国社会的变革者，肩负把新观念、新技术、新组织带入中国的使命。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胡适写道“他（归国留学生）总是带着一种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见解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有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 这当然美化了传统，拥有胡适式情怀者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留学生只是如鲁迅笔下的上野公园中的清国留学生的模样：“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从清末到国民党政府，留学经常不过是个光鲜的标签，为一些人谋取官场与社交场的资格。他们失去了与自己土地关系，却也没接引上的新的源头。 而那些“新的见解，一种批判的精神”也往往命运不佳，它们总是被吞没于顽固的中国传统与惰性中。他们的雄心、焦虑、局限，恰好像是中国自身特性的流露。但没人能否认他们的重要作用，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权力、财富、知识的鸿沟，他们是其中的传输带。但悲剧也在于此，他们仅仅是传输带，由于外部环境的紧迫、内在的脆弱，他们从未建立起自身的意志与价值，他们的作用往往被局限在工具性的范畴内。他们可以建造一条铁路、建立一家化工厂、设计一幢新建筑，但他们的影响经常是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他们太急切于有用，他们可能心地高尚，要拯救祖国，也可能世侩不堪，要谋取个人成功。 很少有人深入理解这强烈的工具色彩的问题与原因。它既来自于传统社会中的实用主义，也与现代世界中的国家竞争有关。陈寅恪发现二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他忧虑“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在这种功利倾向背后，是个人意志的缺乏。因为缺乏独立、内在的精神世界，人们才会盲从、缺乏耐心，只选择最实用的东西。但它却导致了最不实用的结果。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多少像是萨哈罗夫对当年苏联的批评:“我们的社会必须逐步从非精神性的死胡同中走出来，这种非精神性不仅断绝了精神文明发展的可能，也断绝了物质领域进步的可能.” 萨哈罗夫的判断并非全然正确。在精神文明上走入了死胡同的苏联，创造了物质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国家力量来衡量的。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被视作历史的新动力，一种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力量。倘若西方的历史动力来源于个人解放后释放出的活力与创造力，苏联则代表集体式的成就。五年计划、集体化、国家工程，个人毫无价值，必须沦为集体目标的牺牲品。它创造了物质上的奇迹，尽管这最终被证明是暂时的，并且伴随有可怕的后遗症。 而一代代中国留学生，曾经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帮助这个新中国发射了火箭，制造了原子弹与氢弹，并被认定是民族的英雄。但是，他们有多少人对这些行为的意义与价值，它与这个民族深刻苦难之间的关联，进行萨哈罗夫式的追问……他们在西方学习到的知识与能力，变成了哄骗与压迫自己人民的工具。 剑桥杂忆（四） 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像国内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们喜欢叫自己“八零后”。这也是个充满反讽的称谓，他们都竭力表明自己的“个性”，却又心安理得地把自己装入这个模糊的集体身份中。 与之前的几代留学生不同，中国不仅不需要他们的拯救，他们还要借助中国的荣光。他们的青春期与喧嚣的“中国崛起”重叠。中国与西方正在达成新的权力平衡，不再是一边倒的倾斜。西方的观念、技术、组织不再占据天然的优势，相反地，人们开始认定中国蕴涵着新的成功秘密。留学生的地位也迅速衰落。十年来，留学不再是最优秀人才的必然归属，反被视作在国内激烈的竞争失败后的另一种选择。留学生人数的激增，也让他们丧失了从前的特殊性。 但即使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剑桥的中国学生的表现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在到来后的第三个月，我目睹了中国学联主席竞选。这是每年剑桥华人社区最重要的政治与公共活动。中国学生是剑桥最大的海外学生群体，算上那些读预科的中学生、来去不定的访问学者，它的数量接近一千五百人。他们数量众多、无处不在，却仍像是剑桥公共生活中的隐形人。在剑桥最大学生报纸Varsity上，我很少看到他们的消息。我不了解那些数量过分繁多的学生活动，但在演出阿兰•图灵的悲剧一生的戏院里，在书店里，在放映乌克兰大饥荒的小型影院里，我很少看到中国人的面孔。同样显著的是，当世界媒体都在热烈讨论中国时，这里的中国学生不知道、也没兴趣发出自己的声音。 走在街头，我经常看到时髦的中国青年，他们有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穿着那种快掉下来的牛仔裤。他们的脸上早没有匮乏与生涩的痕迹。他们来自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其中一些甚至腰缠万贯。在剑桥、伦敦还有很多英国城市，你都听说过富裕的中国学生一掷千金的故事。最富有的用现金购买公寓、汽车，频繁出入名牌店，不是最富裕的也可能一顿吃掉一千镑的火锅。语言不是障碍，文化冲击也早已被全球化与信息化冲淡。他们是看着好莱坞电影、听着Lady Gaga成长起来的一代。但是，他们的脸上却有着新的匮乏痕迹。他们对于全球的消费符号无所不知，对于世界的另一部分却一无所知。 这些中国青年生活在一种新的封闭之中。新技术、自由的信息既解放了他们，也摧毁了他们。借助Skype、电子邮件、MSN、Facebook、Youtube，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群落中，即使生活在剑桥，他们也可以不错过中国的任何一部热门连续剧、最新一部“非诚勿扰”。英国反而变成了暂时的背景，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发表对英国社会、对世界的看法。而中国的崛起则以另一种形态作用在他们身上。他们不仅不再把自己当作中国社会的改造者，反而以更迫切的态度，融合到中国的现有秩序中。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也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注入到他们的生活。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商业与消费上的成功，是政治上的停滞与无能，是文化生活中的喧闹与粗鄙。 发生在遥远的剑桥的这场竞选，表现了一切中国内在的困境。化学系这间阶梯教室能容纳五百人，十一月初的这个夜晚济济一堂，一位华裔女警在场外巡视。这是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竞选的活动的高潮时刻。 在不同学院的走廊里，市中心草坪边的栏杆上，还有密尔路上的中国超市中，都贴上了竞选海报，候选人和他们的团队都露着灿烂、自信的笑容。拉票活动以校友、同乡、同系为半径不断外延。新生是主要的争夺对象，他们初来乍到，急需一些指引与帮助，也没有养成嘲讽的态度，很容易被热情的言行打动。临时搭建的竞选班底，在火车站接新生，请可能投票者在中餐厅与不同学院里吃饭，分发来自不同商店的优惠券。一些惊人之举也偶尔出现，候选人会邀请一百位到某学院吃Formal Hall，这是牛津、剑桥日常最重要的社交方式。它鼓励不同学科的人自由交流，但在一些夜晚，它被中国学生集体占据了。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像蝙蝠侠式的长袍，蜂拥而来。一个世纪前，中国人抱怨来到东方的西方列强像是“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如今轮到了我们来做公牛。 在很多方面，这场竞选的确遵循着民主程序。但这民主更像是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的一幕，饱含着民主试验中的粗鄙。选举前已传出了“性丑闻”、“贪污案”的消息，所有人都清楚，这不过是相互攻击的方式。 这一年共有三位竞选人，其中两位志在必得。而另一位M是竞选者中的异类，一个捣乱者。他是物理系的博士候选人，却有一颗文艺青年的内心。他每天穿戴得像是个太空人，浸泡在实验里，和他不欣赏、也不欣赏他的导师一起收集试验数据。他渴望的却是到处流浪，结识陌生姑娘、给他们念海子诗歌的生活。他又没有勇气打破这一切，只能在现实的环境与内在的渴望之间摇摆。他也是我在剑桥最早的朋友之一。当他在两个月前宣布参与竞选时，他成为了中国学生社区中的一个笑话。没人把他的行动当真，他自己也是如此。 这像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人人都觉得中国学联既太过官僚色彩，也太过庸俗，每一任主席及其班底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与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建立密切关系，接待来自中国的政治、商业权贵，为自己的未来搭建或许用得上的人际网络。剑桥学联主席即使不再如往日那般引人注意，也是一种自我证明的方式，每年的选举仍是华人社区的中心事件。它甚至可能是一笔额外的收入，据说它的账目从来混乱不清。 M的参选给他自己和很多人带来了乐趣。一千多名中国学生使用着共同的邮件组，人人都可能在Facebook上相逢、留言，M则在这个虚拟又真实的世界里，不断攻击学联的制度，指责其他候选者的荒诞，也利用他刚刚赢得的注意力邀请漂亮的女选民喝酒。反正这是一场闹剧，人们乐于看到一个不同的闹场者。没人觉得M可能获胜：他既没有任何实际举措，又言辞不谨，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派系网络，这在竞选中至关重要。 当晚的程序是，三位竞选人轮流发表了竞选演说，然后投票，统计票数，公布结果。在那间教室里，我感到两种力量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它有着民主的形式，拉票、同台演说、投票、空头许诺、自吹自擂，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如此陈腐的内容。两位主要竞选者的演说内容，围绕着空洞的爱国主义与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展开。他们都提到了二零零八年的奥运火炬传递、温家宝总理几个月前在剑桥的演讲，他们声称要成为阻止藏独分子、挡住向温总理掷鞋者的坚强手臂。在这样的政治表态之后，他们的话锋迅速转向了他们更熟悉也更得心应手的许诺：他们说自己已经与剑桥多少家商户签订了协议，将在未来的一年中组织多少次旅行，并成功地把每位的费用又砍下了十三英镑。我像是刚刚读完了《人民日报》，又一头扎入了《精品购物指南》。 大多数人觉得来自清华的候选人W会获胜。清华毕业生在剑桥不仅人数众多，还有一种罕见的凝聚力。似乎“又红又专”的清华传统令他们既避免了思想上的分歧，又在实际组织上能力强大。他们也是集体主义的最佳楷模，他们或许每个个体都显得生硬、没有光彩，但他们聚集在一起时，这“清华人”则自信与傲慢十足。既然他们的师兄们领导着中国，他们也该领导中国人组成的任何组织。他们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所有的清华人，还有他们的男朋友、女朋友、好朋友、酒肉朋友，都会发自内心、碍于情面、或无所谓地为清华候选人投下一票。 但在投票当晚，M却是全场的核心。他的面色比往日更苍白，尽管在网络世界总是毫不在乎，他真正渴望的却是被严肃对待。他的短短演说没有任何真正的特殊之处，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只应该是一名稍有想法的大学生的判断。他的演说里没有爱国主义宣言，没有商店的打折信息，他讲述了自己这个从西安来的青年人最初对剑桥的向往，和到了此地的失望。他发现中国的青年精英们，在这座如此浪漫、传奇的大学里，却很少有思想上的探索与碰撞，更缺乏对自身使命的追求。他期望他领导的学联，不再把精力集中于吃喝、游玩，而是放在公共的智力生活上。他让全场屏住了呼吸，接着是狂热的掌声与口号声。 M最终没有当选，他赢得了最大程度的同情，原本估计的得票率戏剧性地上升，他也赢得了很多姑娘暂时的好奇心。最终获胜的还是现实的力量，尽管W的竞选演说像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的项目招标书，精心制作的PowerPoint不过是上一届竞选者的翻版，但他最终还是当选了。 没人在乎选举，它带来的喧闹很快被考试的紧张、圣诞节、英国冬日的阴郁所覆盖。也没人指望学联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中国留学生就像是在两个极端摇摆，他们充满了集体意识，只有在中国人的小世界里才觉得安全、放松;他们又是如此的自我，除去私人生活，他们不会对任何事情忧虑。 倘若这竞选暴露了政治训练的匮乏，那么每年的春节联欢会则是中国社会日渐粗鄙的文化生活的象征。它也是新当选的新一届学联领导班子的主要活动。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蜿蜒的长队。市中心的一间剧场布满了中国特色，红灯笼、对联、穿着旗袍的礼仪小姐，像是唐人街的翻版。在演出开始前，是组织者们费尽心机、发动庞大网络制作的录像。李宇春、瞿颖、花儿乐队，还有一大批脸熟、却叫不上名字的二流、三流娱乐明星，纷纷对着镜头拜年，祝福远在英国的同胞们。刹那间，我神情恍惚，不知身在何处。我们逃得这样远，却也逃不出中国大众文化的包围。这里是剑桥，来到这里的应该是最优秀、最富创造力的头脑，他们不仅没准备拥抱新生活，却一心要投入旧怀抱，以赢得平庸与粗俗力量的认可。 从十九世纪旧金山的唐人街到二十一世纪的剑桥的中国学生，不管他们生活在何处，离中国有多远，时代变得多么不同，教育水准是否改变，他们都像是被施加了咒语，你感到一种东西从未变化，他们总是顽固地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唐人街的洗衣工们，生活在窄小的房间里，从来不知道美国的模样，只希望攒下更多钱寄回家乡。而剑桥的青年人成长在即刻通讯的年代，也仍被紧紧包裹进那个中国。 一些时刻，我不禁觉得自己的判断过分苛刻了。这毕竟不是全部，我碰到好几位思想不凡的青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有着清晰和深入的认识，一位比我年轻十岁的历史系硕士，让我叹服不已——他对世界的理解比我更深入和广泛。但他们实在太少了。 我凭什么责怪这么多人呢？他们成长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在学校中、社会里，都洋溢那股平庸、功利的气氛，他们从未被鼓励参与和了解生活。我们这一代、还有比我们更年长的一代，才该为此负责。我们更该为中国社会的堕落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他们…… （许知远：作家，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tchinese . com / story /001036437? page =1 、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582?page=1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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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雕塑园中闲荡，夏日午后的台湾，有一种粘稠的热。如果仔细打量，你会发现标准化的雕像也有细微差别，而其中一些，甚至走样得离谱。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崇文国小的胸像，他的脸部完全凹进去了，还有一对大扇风耳，它不像浙江人蒋介石，倒像安徽人朱元璋。难道是因为屏东远离台北，对于蒋公的理解也更偏颇吗？ 我记得曾荣鉴的反复叙说：要用美学眼光来看待它们。但美在哪里？专制创造美，法老们的金字塔、希特勒的奥运会、斯大林的莫斯科，还有毛泽东的《东方红》，都有特别的诱人之处。它们也是规模的胜利，只有专制力量才能动员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完成浩大的工程。蒋介石的雕像，也是规模的胜利。倘若台湾作家林双不的统计值得信赖，台湾共有四万五千座大小不一的蒋介石像。 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可以追溯到南京时代。在一个表面统一、内在危机四伏的年代，领袖崇拜能加强他的个人权力，也能维系政权的某种一致性。这当然也与当时的世界潮流相关，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的兴起有关。也像他们一样，蒋介石期望自己不仅代表着现行的政治权力，也是民族传统的代言人。他穿着戎装，在日本受训，雇佣德国军事顾问，娶了威斯理的毕业生，却坚称自己有一颗儒家的心，最重视孝与仁。对一些外来者来说，他有时就像个令人费解的复制品，一些人甚至创造了“儒家法西斯主义”来形容他的统治。 被过滤广告 日本人的入侵摧毁也造就了他。他的权力范围退缩到中国内陆，同时，他又变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领袖。在国际舞台上，亨利•卢斯的媒体帝国，把他描述成坚忍不拔的领导人，他与宋美龄构成一对超级明星，是自由中国的象征。而在国内，所有对他的攻击都暂时消隐了，人们需要这样一个抵抗的象征与神话。 这股崇拜热潮在抗战后达到了顶峰。蒋介石的巨大肖像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而在他六十寿辰的一九四六年，各电影、戏院开演时先要放映他的画像，各学校出版祝寿壁报，各报纸出特刊并印红色，书店里他的著作减价发售，照相馆也有优惠，每一位顾客送他的照片一张。 二 这种方式也被带到了台湾。在台湾光复后的第一百九十二天，第一尊蒋的雕像就竖立起来。而当庞大的国民党政权都退缩到这个岛屿时，这种个人崇拜变得更加迫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他是孙的指定继承人，他们二人的思想、形象要占据台湾的每个空间。 不过，倘若比起海峡对岸的毛泽东崇拜，它的深度与广度，都难以企及。前者是无孔不入的极权制度造就的崇拜，后者则松散得多，它密集出现在公开场所，却从未准备进入家庭与卧室。 对蒋介石的崇拜也很难说是自上而下、强迫式推动的。政府、公众、商家、地方士绅、学校、赞助人、雕塑家、制作者、铸造工厂，它们形成了一种生态圈，也是一项庞大工业。 对于雕塑家来说，它既是一项工作，也可以在其中展现自己的技艺，激烈的竞争还逼迫他们提高专业水平。这也是一项戴着镣铐的舞蹈。领袖的形象不仅是他自己，也是政治与权力的需要。 雕塑园区中的一块告示牌上写着谢栋梁的介绍。他是一位知名的雕塑家，而园中收集的一些作品正出自他手。一九七一年，他从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兵役结束后，他成为一名专业雕塑家，却发现自己的作品一件也卖不出去。一位同学告诉他，因蒋介石去世，各通衢要道、机关学校，都要矗立蒋介石铜像，这可能是谋生的好出路。 一旦开始尝试，谢栋梁发现，雕塑领袖铜像并非易事。台湾当局制订了厚厚一大本的《总统蒋公铜像制作办法》，细致到半身铜像只能做到三个扣子。他也无缘观察雕塑的对象。他只在成功岭当兵时，，远远见过一次前来巡视的蒋介石。他唯一能依赖的是大量的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 困难不仅如此。众多雕塑家都卷入这一热潮，这是他们暗淡前途中的希望来源。每个单位征选铜像都有上百件作品角逐。谢栋梁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要使蒋介石的表情“威而不严”，他还发现自己 “跟坐姿铜像特别无缘，不过立姿和骑马铜像就是我的强项，因为评审对我所塑的蒋介石表情，特别满意”。 他赢得了“蒋介石铜像雕塑家”之称。在铜像需求最旺盛的几年，他每年创作的蒋介石铜像超过三十尊。他不仅养活一家五口，还买了大房子，自由雕塑自己喜爱的题材了。 被过滤广告 我没找到台中的谢栋梁，他必不愿意再谈论这段往事。不管多么出于现实所迫，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仍是个污点。近代艺术家的形象，不正是一个权力的反抗者吗？ 曾荣鉴最喜欢那尊骑马的青铜像，蒋穿军装，气势威严，他的人生有几个这样的欣慰时刻——北伐成功时，抗战胜利时。但他从不是个有魅力的领袖。一九三九年，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他发现“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象力”的领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 再威严的形象，也禁不起时间的考验，何况这些威严是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在眼前这尊气势逼人的铜像上，从蒋介石帽沿到伸出的左拳之间，结满了蛛网。 三 将近两百尊的雕像，一样的面孔与表情，彼此对视，它激起的不是景仰，也不是愤恨，而是荒诞。不过，在雕塑园的边缘一角，那尊用残片组成的雕像让我震惊与失语。 他端坐着，身穿中山装，右手半握拳，左手拿书，那本书该是《中国之命运》，或是《三民主义》。两肩处是两个空洞，胸部则是一条宽阔的裂缝，至于腰则干脆消失了，再下则是屈起的双腿。 它高六点五米、宽五米，是台湾最大的蒋介石坐姿雕像。它原本矗立在高雄市文化中心前，建造的年份是一九八一年。那也是台湾最肃杀的时刻之一。两年前的美丽岛事件，令台湾的民主运动陷入低潮。高雄正是这股民主运动的中心。如此规模的铜像，是在宣称谁才是台湾命运的主宰者吗？ 后来，一切又颠倒过来。二零零七年春天的一个凌晨，上百名警察包围了中正文化中心，巨大的幔布围起了雕像，接着传出刺耳的电锯声。幔布外是抗议的民众，记者则被警察抬走。 答应接收这尊巨大铜像的大溪镇公所在清晨发现，他们收到的不是铜像，而是二百多块废铜片，蒋介石的头孤零零地躺在其中，仍微笑着。一九八一年造价一千两百万元的蒋介石铜像，只用九千五百元就拆卸完了。 历史也完成了一次轮回。主持这项拆除的正是高雄市长陈菊。美丽岛事件发生时，她是个意气风发的二十九岁姑娘，一名坚定的国民党权力挑战者，并为此付出了六年半的牢狱生涯。 碎片被重新组装到一起。它的规模尤在，漏空处更有一种残缺之美，它的名字是《伤痕•再生》。我试着想象那个春天的凌晨，那夜幕中刺耳的电锯声。我也想起一位当时旁观者的评论：这分明是鞭尸……他们想把蒋中正拉下神坛，却用了和蒋中正一样的方法。” 在雕像前的开阔草坪上，一群儿童正相互追逐。而不远处一家咖啡店正有音乐传来，似乎是张宇的声音，其中的一句歌词是“于是爱恨交错”……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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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 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樱园旁的戈雅咖啡再次遇到到这个圆圆脸、笑容甜美的姑娘，与她的几个同学。两天前的夜晚，演讲结束时，她将几份报纸塞进我的手中：“这是我们编的报纸，想和您谈谈。” 他们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来自不远处的中国地质大学。报纸的名字充满了他们认定的青春情绪——激扬。在入睡前随手翻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有趣得多。从14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20世纪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到了21世纪彻底退出了公共舞台，他们沦为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一个注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去卖猪肉，他们集体开网店，他们出卖青春……武汉大学内的信息公告栏说明了这种转变，在一个岔路口的公告栏上是关于“新闻小姐”与“新闻先生”的评选活动，青年人把自己塞进西装和套裙，展露着职业性的笑容，急切的要成为既有游戏规则的一部分。而在另一处公告栏上，是连成一片的补习班小广告，关于雅思、TOFEL、研究生考试，偶尔还有几张来自一家论文发表机构，它宣称只要付几千块钱，就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职业前程…… 但这份报纸与众不同。它16开大小、12版、一版的跨栏照片——看得出，它是对《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有《南方周末》的摹仿。也看得出，他们想摹仿不仅是形态，还有批评精神和关怀意识。在红色的报头“激扬”上，是他们的口号——敢想、敢做、敢承担。4月10日这一期的最重要的两条新闻是校园内三家并存的驾校的混乱状态和对宿舍保洁员的调查报道。“她们，是每个学生最熟悉的陌生人；她们，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又被我们忽略。一句话，可以使她们暖心；一个决定，也可以触碰到她们的生存底线”，在新闻标题下，是这样两行的导读。评论与文化，占据了12个版面中的大部分篇幅，其中既有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批评，又有知名学者徐友渔、肖功秦对当下中国的反思。大部分撰稿人都来自本校，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谈论台湾的命运、邓小平时代，甚至回忆了张志新的故事，思考未必成熟，却带着一份执着。最有趣的，仍是他们对于大学现状的批评。他们抱怨校园内的官僚气息的滋生，以阿寥莎的名义回答同学的困惑，还刊登了这样一幅讽刺漫画——两个女生在看宿舍楼道的广告栏，上面写着“华仁情东方丽人医院 早孕检测 腹部黑白超”——妇产医院的广告正取代原来的公益广告…… 12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我们坐在戈雅咖啡馆的露天平台上。他们就像报纸上的文章一样，纯真、干净、富有朝气、也充满困惑。这份报纸早在2001年就已创刊，是一个彻底的学生行为。8年来，它由最初的4版、每学期一期，发展到如今的12版，每月一期。老同学毕业离去，新同学到来，编辑人员一直在流动，传统却意外地保留下来，并愈见成熟。只要对此刻的中国大学稍加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坚持是多么不容易。 他们带我去地质大学的校园，指着那头雄性特征十足的公狮子笑称，这是地大的标志。地质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大门一长串的珠宝店，学矿石出身的人，知道如何鉴定珠宝。正是傍晚，校园中热闹非凡，运动场上挤满了青年人，到处散发着无休止的活力。 但是，他们中只有很少人知道校园中有这样一份报纸的存在。我记得这些年轻编辑们刚才的抱怨，当他们在校园里叫卖报纸时，没有太多的人响应。他们也经常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他们大多来自新闻系，在这样一所工科院校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分子，而让他们兴奋不已的东西，又在校园生活中处于更边缘的位置。 真是地质大学，一条深深的隧道贯穿校园南北。《激扬》在北校区有一间办公室。在很多方面这份报纸像是个偶然。8年前，一位不合常规的青年教师，鼓励他的学生们创办这份报纸，这位教师出国进修后，就将他的办公室留给学生们作为编辑部。比起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地质大学是一个更为边缘的大学，校方的领导大多数出身于理工科，这份报纸的言论获得了意外的宽松——它因不合常规的老师而诞生，因不被关注而获得自由。 在那间堆满旧报纸，白炽灯明亮得让人不适的办公室，我和这些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围坐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是刚刚下课后赶来的。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是“激扬人”，说起自己最初加入报社时的紧张和兴奋，怎么去四处采访，为了节省预算，自己学会了电脑排版，当报纸印刷好后，又怎样在校园里兜售，他们甚至学会了“扫楼”，在宿舍里一个接一个宿舍的询问，征订下学期的报纸，一份5角钱，全年6期，不过3元。他们说起，编辑报纸后，他们聚众在草坪上，喝啤酒，歌唱，谈论社会和未来；偶尔，他们也讥笑武汉大学的糟糕的学生社团，相信自己的报纸是全武汉最好的一张学生报纸……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分享相似的欢乐和希望。 随着谈话的进展，他们放松下来，就开始吐露焦虑和不安，似乎相信我能够理解他们。那个来自大连的女孩子，一直眉头紧锁。编辑部大四的学长正要离校，他们一直是报纸的主力，而她才大二，很担心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以应付这压力。况且，他们感受到黄金期正在过去，那是两年前，报纸的影响力达到了高峰，发行量达到了1200份，订户也超过300个。 领导这份报纸的黄金期的离任主编赵岩坐在我身旁，他是个直率、大大咧咧、热情十足的北京男孩，有一种人们期待中的新闻记者的模样——正义感十足，又带一点玩世不恭。他今年毕业，明天正准备去珠海。他正在犹豫，是留在上海的一份经济报纸，还是去《珠海日报》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对他来说，社会新闻才是对年轻记者的真正考验，训练反应能力、突破能力，而经济新闻似乎很容易掉到一个狭隘的行业和公关公司的招待里。对于这所大学的新闻系的毕业生来说，能得到两个工作机会，实在是令人羡慕的事，以至于老师们已决定忽略他长期不上课的恶名，给他荣誉毕业生的头衔。如今，教育出能找到工作的学生，成为了大学主要的努力方向。 在赵岩准备开始他的新生活时，他的接班人感觉到力不从心。最令他们焦虑的不是校方偶尔的压力，每期的印刷费用，而是读者群体的缩小。他们看着自己无比珍视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只是可有可无。在校园的社团中，最受重视的是民乐团，还有体育社团，思想与意见只能靠边站。似乎他们小小的共同体，孤立无援，只能相互取暖…… 他们带我去校园旁的“堕落街”吃饭。这个名字是对“多乐街”的戏仿，是小酒馆、服装店、卡拉OK、旅馆、旧书铺、网吧云集的商业街，大排档的桌子铺到了路中央，烤箱上的羊肉串正滋滋作响，麻辣鱼的油腻腻的香气，小店老板的叫卖声，霓虹灯招牌的五颜六色，一切都是那么拥挤、喧闹，似乎全中国的青年都集中在此，一起挥汗如雨的吃喝、谈话、大声的叫骂，发泄自己过剩的精力…… 我们钻进一家简陋的餐厅的更为简陋的包间，白墙像是几十年来从未粉刷过，薄薄的门板隔不住街道的吵闹和隔壁的酒瓶碰撞声。烤猪肘子、鸭，还有一箱最便宜的雪花啤酒，一切又像是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十年前的校园时光。倘若是咖啡馆文化奠定了近代欧洲大学的气质，那么脏兮兮的小酒馆文化则塑造了中国大学的味道，这里无序、不洁，却有着生活中少见的自由，是一个洋溢着平等精神的社交场所，可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忧心忡忡…… 伴随着酒精的哲学谈话消亡了，我怀疑在这偌大的堕落街，除去这一桌的青年，还有谁关心尼采和张志新的命运。我记得隔壁包间里突然传来高声争吵，一个兴奋异常的女生说起自己曾是全县的高考第一名，她和一名男生争论起到底是谁的分数高一些，紧接着因过分兴奋而啜泣。很有可能，讨论高考的辉煌，是这些在大学中压力过大的青年最后的自我安慰与认同的法码…… 我们分手时，夜色已黑，人生依旧喧闹，赵岩准备去看一夜球赛，明天一早坐火车去珠海，而其他人要编辑5月份的报纸，很多人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搭进了编辑部，没时间去谈一场恋爱。 我们在街口道别，拍照留念，在一片乱糟糟的背景下，那些年轻的、带有醉意的面孔，生动、灿烂、天真…… （许知远，作家、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tchinese . com / story /001027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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