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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一晾领导人的博士论文

近日,经过微博认证的《中国经营报》记者晏耀斌实名发文称:”河北省副省长杨汭20万字博士论文抄袭18万字”。经过检索,发现此信息的源头是3月11日网易”ligkdcgzk的博客”署名”张无麻”的《天津财大一博士20万字毕业论文八成抄袭 出书获大奖》一文。 杨汭,1959年1月生,河北霸州人,现任河北省负责文化、卫生、食品药品监管、民族宗教、人口和计划生育、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副省长。2003.09-2007.12,他在担任承德市委副书记和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在天津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兼职读博,导师是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首席教授、天津市教卫工委纪检监督员罗永泰和南开大学教授、天津市经济学会会长周立群。杨汭的博士论文《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河北省经济结构研究》,2007年6月29日由天津财经大学上传中国博士论文数据库,2008年底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9月,该图书获第24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据上述网文作者详细比对,《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河北省经济结构研究》抄袭比例高达80%以上,原创部分不足20%。论文抄袭对象不但包括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教授公开发表的文章、专著、论文、报刊文章,就连一般大学生的学位论文、学期作业,只要在网上能找到,也全文照抄。其中一次性抄袭3000至8000字很常见,多数段落甚至一字不差,抄袭量最高的一篇文章竟达12894字,一字不改。尤其是该论文第三章《社会和谐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经验》,竟然是他人四篇文章直接组合而成,”作者”杨汭未添加一字。各章的抄袭对象和抄袭字数, “张无麻”的博文均一一详细列举。 领导人涉嫌论文抄袭,这在其他国家也时有披露。2011年2月,两位德国教授在一本杂志上发表文章,质疑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洲的宪法发展》多处引用报纸和学术文章内容,却未注明出处,其中一整段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自一篇新闻报道,论文中一些引用内容的出处也标注错误。在舆论的压力下,古滕贝格于2月21日承认自己在撰写博士论文时犯有严重错误,并放弃博士学位;3月1日,古滕贝格宣布辞去部长一职。2012年1月初,匈牙利一家名叫《世界经济一周》的网站刊登文章,称总统施米特的博士论文《新时期奥运会比赛项目分析》共215页,而其中的180页几乎是逐字逐句翻译和抄袭自保加利亚体育专家尼古拉·格奥尔基耶夫1987年用法语写的论文。4月2日,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帕尔因论文涉嫌抄袭辞职,在五年一任的总统位子上,施密特刚坐满一年半的时间。 但涉嫌论文抄袭的中国领导人的命运就要好得多。2009年,有人在网上揭露时任湖北省宜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正处级)的周森锋,2004年发表于《商业研究》的《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一文与王宇等人2002年发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内容相似度超过50%,但周森锋好官照做,2011年还升任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林区人民政府区长 (副厅级)。此次揭露杨汭的博文和众多转载,上网不久就被删除,有微博作者质问:”为何一个’河北省副省长杨汭20万字博士论文抄袭18 万字’的帖子在全网都被删除了”?6月15日,”中国经营报晏耀斌”发微博称:”昨夜发《副省长博士论文20万字抄袭18万》公开后,接到众多莫名其妙电话,或说情或威胁但均未触及抄袭本身。现微博被删除,本人严重愤怒,我们的’高级干部’,一句简单’抄与未抄’的回应有那么难?” 由杨汭抄袭事件,不能不令人联想到更多,不能不让人质疑众多中国领导人的博士论文的质量和博士学位的真伪。 杨汭的同僚,2011年11月选出的新一届河北省委常委会13人中,有5人拥有博士学位,全部是在担任领导人期间兼职读博的,其中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聂辰席、省委秘书长景春华和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长田向利,均是从天津大学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根据财新网记者陈宝成的文章,在新换届的19个省份近250位省委常委中,简历公开明确有博士头衔者60人,占24.19%;其中只有11人是在从政前完成博士学习经历,其余都是边做官边读博。从专业领域看,有经济学博士19人,管理学博士17人,法学和工学博士各9人,历史学、哲学、农学博士各2人,教育学博士1人(其中1人既是工学博士又是管理学博士)。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是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滨和江西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前者获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耗时1年9个月,后者获得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耗时2年3个月。在现任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习近平、李源潮、刘延东3人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李克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众多领导人博士中,还有没有杨汭这样的抄袭者、伪博士?希望中外舆论界和学界的有心人,能够系统的考察一下,晾一晾他们的博士论文,哪怕只是披露一下博士论文的标题也好。 相关日志 2012/06/19 — 中国航天之甄嬛传奇 2012/06/12 — 叶檀:裸官的风险对冲 2012/06/10 — 李南秧:“长江三峡大坝研讨会“侧记(节选) 2012/06/06 — 上升到“内政”高度的PM2.5 2012/06/06 — 周克成:环保部为什么闹笑话 2012/06/05 — 新华社:网瘾斗士陶宏开缘何变为网游卫士 2012/06/02 —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说真话? 2012/05/31 — 武汉丢自行车日本男子:中国人对外国人比本国人好 2012/05/29 — 湛江钢铁项目获批 市长发改委门外亲吻文件庆祝 2012/05/28 — 解密中南海调研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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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仁勇:神九上天,公知们为什么不高兴?

6月16日18时37分,神舟九号飞船成功发射升空。预料之中,网络上公知们一片的“不高兴”。 “面对如此多的生灾难,却用炮仗装潢门面,还是陶杰一语中的:这是满身脓疮穿了条时尚内裤。”这是作家冉云飞先生说的。 “它再射得世界第一,也改变不了你没有公平没有正义的环境,你在衙门还得看冷脸,你在医院还得吃天价药,你退休年龄还得照样延迟……”这是自称作家的草军书先生说的。 “就算把火箭射到人马座也改变不了你是没选票一屁民的事实。”这是漫画作者“变态辣椒”说的。 “中国西昌发射中心几十公里以外的孩子没有像样的教室。你难道不感到痛心?为了这个大炮竹,几百万的儿童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这值得激动吗?”这是知名时政评论家李剑芒说的。 …… 总之,不高兴、不高兴,俺就是不高兴。看了这些话,不用更多想象力,你就能揣摩出,电脑那边是一张张咬牙切齿的脸。 这些在网络上粉丝云集,一呼百应的公知为什么不高兴呢?综合他们的言论,主要是两种原因:一是以神舟九号飞船为代表的航天科技没有用,就跟一枚“炮仗”似的。二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公平没有正义的环境”。公民没有“选票”,食品还不安全…… 显然,把神舟九号飞船说成一枚炮仗,并不是表明他们真的不知道航天科技的价值。好歹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不会不明白这些中学生都懂的道理。寒碜神舟九号飞船,不是公知们的目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寒碜神舟九号飞船,达到“抨击现实”的效果。因此,发射神舟九号飞船,他们不高兴;举办大型运动会,他们不高兴;修建机场和高铁,他们不高兴……当然,不建机场不建高铁,坐在绿皮车厢里闷上几天后,他们更不高兴。 公知其实很聪明。他们知道,光是寒碜神舟九号飞船,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必须把民生啊民主啊这些绑在一起来发挥,才能“惊风雨、泣鬼神”,才对得起“意见领袖”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农村生活,长大后又到沿海工厂流水线上做过10多年打工仔的人,我对中国的现状还是有一定了解。没错,山区孩子们上不起学,上得起学的孩子吃不起饭,吃得起饭的孩子又碰上了毒牛奶……公民手中没有选票,工薪阶层口袋里没有钞票……但问题就在于,神舟九号飞船与这些问题,不是矛与盾的关系,不是生与死的关系。前者不是后者形成的原因,后者也不是前者发展的必然——换一句话说,就算中国不搞神舟九号飞船,连弹弓都不搞,那些尖锐的问题还是摆在那里。 公知们很关心民主、很关心民生,我很欣慰。不过,当您乘坐在豪车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车外的卖花姑娘?您在餐厅里享受美味大餐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吃不起午饭的山区儿童?您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惬意地工作时,是否知道,旁边炎日直射的工地上,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工? 前两年,宋晓军、王小东等出版过一本卖得很火的书籍,叫《中国不高兴》。这本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著作也是满脸的不高兴,只不过,它所针对的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我相信,冉云飞等公知,从骨子里是反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不过,从逻辑上来说,这些公知是与宋晓军等是一脉相承的——一言概之,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公知们不高兴,这是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有不高兴的自由和权利。身为一枚屁民,总是要自觉与公知们区别开来。今天晚上,很久没有喝酒的我,就特意开了一瓶啤酒,祝贺神舟九号飞船成功发射。喝酒的那儿,突然想到公知们苦大仇深的老脸,心里就舒坦了许多。 —- 读了不知道什么滋味。 第一,事实上一个独裁国家的科技发展的确和政治有密切关联。因为航天科技和国防科技本来是相通的。从共和国的一贯穷兵黩武,不惜饿死几千万人民来看,这背后的政治和军事意图非常明确:除了巨额财政开支挪作此用后罔顾民生,导致无数人间惨剧,除了国防军工本身已经成为军队和政府的巨大贪腐蛋糕——就如维稳经济一样,催生了一个政法委为核心的巨大利益集团——它还可以借此对其他民主世界构成现实和潜在威慑,从而更好的维系自己的极权统治。 这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在最初被忽略因而得到公民启蒙的有限空间后,很快被及时反应过来的公权力反过来控制,成为洗脑和清除异端的有效工具。以至于可以抓一个下黄片的正常男青年,没收,罚款,入罪而毫不道歉,只为了他转了张墨镜男站在本地警车旁的照片。 第二,这种华而不实的,东朝西凑出来的所谓科技成就非但经不起严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推敲,而且还成为我党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进行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新的集权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 正如楼主文中宣扬的道理和引以自豪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虚幻的成就,麻痹了人们对现实中国的关注和思考,对制度之恶的持续追问,直到民族虚荣心掩饰了真实的罪恶,大国崛起之梦膨胀至死。 如此看来,文中说:“前者不是后者形成的原因,后者也不是前者发展的必然——换一句话说,就算中国不搞神舟九号飞船,连弹弓都不搞,那些尖锐的问题还是摆在那里。”这个论断是有问题的。事实是,神舟九号不搞,问题还是在那里,但搞了,却只有更严重,更难得到真正的,切实的解决。 更多的道理,五分不相信,新生活,一剑封喉,牛皮,wangyue等先生都点得很透彻,这里不多说了。只奇怪何先生向来平和,何以要在这个如此明白的问题上,轻易作诛心之论,任意对真正的公知们扣帽子? – 质疑下时政,有什么苦大仇深的,怕是先生自己心里作怪吧?谈到神九上天,想到民生艰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神九与民生,原本就是一口锅里的稀饭,此多了,彼就少了。先生不去指望政府和公仆来关注民生,却要求“花天酒地”的公知们与卖花姑娘,失学儿童,农民工来同甘苦。看来先生埋在民国的故纸堆里久矣,已不知您所提的这些公知这些年一直在对民生疾苦作持续呐喊。最后弱弱地想问一句:今晚喝酒时,有没有想起街上还有老无所依,病无法医,居无定所的流浪汉? – 只要我生活的好,天上飞什么蛋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生活的不好,天上飞神一万又如何? 这不是公知的问题,只是小百姓的饭碗问题。 – 和神九上天差不多时间出来的新闻,有一条是让全国人民都不高兴的,就是退休年龄要往后推。 作为一个和杨威利一样痴迷于YY退休生活的小人物,俺认为,从神九上天联想到凭空飞走的退休金,是顺理成章的事。 所以俺灰常不高兴,而且坚决支持一切公知对神九的不高兴。 神九再高科技,再了不起,也不过是为TG家的城管将来掀小贩摊子增加了一点底气,当官民利益之对立已经近乎水火不容的时刻,让官高兴的事让民不高兴,岂非理所当然? 细想想,神九这东东,到底属于谁?它上天了,对谁有好处?再想想,官员海外存款这东东,到底属于谁?高官家产这东东,到底属于谁?它增长了,对谁有好处? 中国的亿万富豪,近来是越来越多了,不考虑其身份背景和致富原因,这似乎也是能引发民族自豪感的消息。可是,民族自豪感真能建立在这些条件上吗?别秀下限了。 相关日志 2012/06/17 — 杨恒均:给海外华人的一封信:我眼中的国富民强 2012/06/17 — 变态辣椒:飞船上天,胎儿落地 2012/06/17 — 人民日报:卫星飞太空,人间苦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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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樂觀

老友問起:「你對中國的未來是不是很樂觀」?我吃了一驚,怎麼會呢?恰恰相反,我並不看好中國的前景,真不知道他何來如此印象。原來就是看過我在這裏寫過的東西,見我一時說大陸新一代越來越不把六四當禁忌,一時又說他們對言論自由的敏感也遠勝從前;這難道還不算是欣欣向榮,一片光明嗎? 這麼講吧。你讀過去一年以來的大陸報刊,大概也會發現「政治體制改革」這六個字出現的機率頻密到了不尋常的地步,就連《人民日報》都曾刊出呼籲改革的文章;一兩年前,這根本不可想像,那時候「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個敏感詞呢?然而這一切難道便是黎民百姓渴望已久的春風?不,它只不過說明政改之迫切已經到了人盡皆知的地步,但並不表示政改真能啟動。正如許多年輕人都曉得六四是怎麼回事,也都期盼更寬鬆的言論環境,可平反六四開放言禁的那一天仍然遙不可見。 改革可能嗎?就拿計劃生育這麼簡單的事來說好了。且不論人口成長背後的環境壓力倫理問題,今天中國人口老化已是路人皆見的事實,生育率的放緩亦是官方自己統計的結論,幾年來有多少學者指出過這股趨勢的危險?又有多少人提出過終止一胎政策?但你以為他們真能為了經濟繼續成長,為了避免未富先老的局面,就斷然結束計劃生育?當然不能,有關部門甚至連公開討論這個議題的意思都沒有。為什麼?記不記得過去兩天我們提到的「邵氏棄嬰」,就連地方上一個小小計生辦都要為了政績和創收搶孩子;要是終止計劃生育,誰來收拾全國數以十萬計的計生官員的下場?誰有魄力和能耐去觸碰這股龐大的利益集團?計劃生育都能搞出個動不了的利益集團,全中國還有多少令人想像不到的利益集團呢? 一方面任誰都能發現這是條走不下去的路,另一面卻誰都擋不住這輛大車的持續滑行。於是你有你的嘶喊,而且越喊越大聲;它則如常運轉,怎麼剎都剎不住。這能叫做樂觀嗎? 相关日志 2012/06/16 — 计划生育罪与罚 2012/06/16 — 7个月的胎儿被强制引产这事又有新说法了 2012/06/16 — 梁文道:消防員縱火 2012/06/15 — 徐达内:人还在,钱没了 2012/06/15 — 胎儿的权利 2012/06/15 — 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 政府道歉局长停职 2012/06/15 — 被引产的7个月胎儿从天堂的来信 2012/06/14 — 陕西计生委:孕妇遭引产情况属实 严重违反政策(纸包不住火时就要丢车保帅了,临时工你颤抖了么?) 2012/06/14 — 杨支柱:40年来被杀害的胎儿有多少? 2012/06/14 — 安康孕妇遭强制引产 交不起4万块被逼按下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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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谈日本的养老金制度

日本的年金(即退休金、养老金)制度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治时期。最古老的年金是“军人恩给”。1875年(明治八年)至翌年颁布的《海军退隐令》、《陆军恩给令》等法令,规定了对阵亡及负伤的陆海军士官及其家属的扶助原则。1923年(大正十二年),制定了《恩给法》,此前分别以军人和国家公务员为对象的两种“恩给”合并,初步确立了以“公人”为对象的“恩给制度”。 最早的企业年金是“钟渊纺织”(即后来著名的化妆品品牌“嘉娜宝”的前身)年金。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该企业的经营者武藤山治偶然得到了当时德国钢铁公司内部发行的面向企业职工的福利小册子,阅后感触良深。经仔细研究后,于翌年在自己的企业创设了年金制度,此乃企业年金制度之始。随后,三井物产等大企业跟进。 除了“公人”和大企业外,面向民间劳动者的年金的最初尝试是1939年(昭和十四年)投入实施的、被称为“船员保险”的年金保险制度。1942年(昭和十七年),彼时的厚生省官僚花泽武夫以纳粹德国的退休金制度为摹本,在“船员保险”的基础上,将适用对象扩大至一般民间劳动者,创设了“厚生年金保险”制度。该制度导入之际,正值太平洋战争酣战之时。尽管遭遇了大藏省和军部方面的强大阻力,但考虑到偿付毕竟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而筹措战费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普遍覆盖的国民年金制度便在这种极端状况下艰难起步。 战后初期,虽然从规模上说,年金制度已广泛覆盖,日本国民已基本“老有所依”,但不同的业种有不同的年金制度及不同的适用对象,偿付年限及偿付水平也不尽相同,有的差异颇大。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财政基础的不稳定,在不同制度的受用者之间,产生了个人负担额度和偿付水平两方面的不公,备受舆论的抨击。有鉴于此,1984年(昭和六十年),在中曾根康弘第二任内阁会议上,决定彻底改革此前在不同业种和集团之间“各自为政”的状况,导入全国国民共通的“基础年金”制度,并于翌年投入实施,成为沿用至今的年金制度的“骨骼”。至此,年金制度的“战国时代”结束。 目前日本的年金制度,通常被比喻为“三层建筑”:底层(一楼)是全民共通的年金制度“国民年金”;中层(二楼)是面向公司职员、公务员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楼是公司独自的年金制度“企业年金”和公务员独自的、与职务挂钩的追加制度“岗位加算”。其中,一、二楼是公共年金,按法律,个人有缴纳义务或由工作单位代缴;三楼则属于私人性质的年金。 具体来说,原则上,在日本国内居住的所有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国民(包括在日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均有按月缴纳“国民年金”(一楼)的义务。缴纳满25年(25年为领取资格的下限,多缴多得)者,满65岁时,可领取“基础年金”。按目前的水平,一个人如果从20岁开始一直缴纳到60岁的话,每年可支取80万日元(约折合人民币61000元)的定额“基础年金”。作为年金制度的基础结构,“国民年金”按人头缴纳,万人平等。但缴纳者分三类:自由职业者为“第一号被保险者”,公司职员(会社员)和公务员等“给予所得者”为“第二号被保险者”,专业主妇为“第三号被保险者”;第一和第二号被保险者,须自主缴纳,第三号则作为配偶的“被扶养家属”,由配偶代缴。 二楼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部分,只是作为公司职员或公务员期间才有缴纳义务。譬如,一名OL婚前在某一家公司工作,婚后辞职做了专业主妇,那么她只需在服务于这家公司期间缴纳。理论上,这部分被保险者中,既包括刚缴纳了一个月者,也包括连续缴纳了40年以上者。由于二楼的被保险者所缴保险金额度与薪酬挂钩,支取额度也受制于缴纳期间的薪酬平均额,该部分年金属于“所得比例”性质的年金。因此,虽然同属公共年金,但一楼的支取额相对固定,二楼的支取额则根据被保险者的实际状况而千差万别。 三楼是年金构造的“上层建筑”,加入者有限。如果被保险者是公司职员的话,取决于其所服务的公司有无企业年金制度,如有的话,则强制加入;若被保险者是公务员的话,则毫无例外会有“岗位加算”。 毋庸讳言,现状的制度之下,位居三楼的人,肯定比一楼的人所支取的年金额要多。除了“三层建筑”的年金制度,还有一些属于“自选动作”的辅助机制,多少可弥补年金制度之不足:如对没有二楼构造的自由职业者和专业主妇来说,可选择加入半公共性质的“国民年金基金”,或纯商业性质的个人年金保险(生命保险)等,为自己增建“上层建筑”。 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早在70年代前就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而随着经济发展及与之相伴生的国民生活观念的“升级”,核家族、丁克化、不婚等现代社会特有的世相日益渗透、发展,导致出生率锐减,全国人口在2005年已进入负增长,老龄社会进展迅速。2006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约有26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0.8%;据预测,2012年,这个比例将增至24.3%。而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使传统儒教圈的家庭赡养文化分崩离析,把养老问题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以社会的方式来谋求解决的“社会赡养”成了吃紧课题。未来10至20年,无疑是日本年金支取的高峰。 然而,人口结构的逆转,加上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日本国民年金的累积额度呈慢性不足。为此,民主党政府事实上已经收回了上台前对选民的承诺,最近很可能会启动上调消费税的非常举措,以确保财源。不久的将来,国民退休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推延。因为,年金制度本质上是对难以预测的国民长寿的可能性的社会应对,是一种对“长寿的保险”。而作为保险对象,究竟设定在何种水平上才算“合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英、德等西欧国家,也在检讨将支取开始年龄推延至68岁的可能性。而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长寿国、人口的高龄化进展迅速的日本,未来将“保险对象”的下限设定在70岁,甚至也不足怪。 但是,一味推延国民退休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如企业对人工成本的过度压缩、减少雇用年轻员工及企业组织的与高龄化相伴生的沉闷、抑郁感。而这些问题势必会对企业的效率、创造力造成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损害已然相当严峻的雇佣环境。如何在国民年金的存量与国民经济的增量之间取得平衡,以维系一种良性循环的制度运作,至关重要。 回过头来看,日本实施全民覆盖的“国民皆年金”制度已逾半个世纪(1961年投入实施),虽然支取年龄从61岁推迟到65岁,但未出现大的问题,基本保障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生老病死的另一个重要保险——医保(即“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早在制定之初的1938年,便率先以农山渔村的居民为保险对象,1958年对象范围扩大至不从属于政府官厅或企业的无保障人群,最终在1961年实现了全民覆盖(所谓“国民皆保险”制度)一样,“国民皆年金”制度也是从“低端”起步,逐渐完善成全民覆盖的退休金福利制度。 这种“从下至上”,而不是“从上至下”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贫困,即使在OECD国家中,亦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本。 相关日志 2012/06/15 — 徐达内:人还在,钱没了 2012/06/15 — 人社部:延长退休年龄方向已定 下半年启动调研 2012/06/15 — “延迟退休”引爆全民抵制 人社部强硬称势在必行 2012/06/14 — 延迟退休填补不了社保黑洞 2012/06/14 — 告别快速增长的日本启示 2012/06/14 — 中国社保缴费达工资40%以上 181个国家中排第一 2012/06/14 — 對雇主來說,中國向外國人徵收社保費用的新規捅了馬蜂窩嗎? 2012/06/14 — 强制社保,作为一种庞氏骗局,应当取消 2012/06/14 — “养老金双轨制”岂能越拉越大?——从养老金看中国的封建等级 2012/06/10 — 水木社区:触目惊心的养老金和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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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沦落兽境

在中国第二份人权计划高调公布之际,发生了安康镇坪引产杀人悲剧,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讽刺。那张被杀害的婴儿与其母亲的合影照,令人悲伤、愤怒,镇坪计生委的某些人用兽行将自己归到了兽类。 无数的讨伐涌向镇坪,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无数的讨伐涌向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废除计生政策”。 对于以上讨伐,我举双手赞成,这无关正义,仅仅是作为一个人的立场,以示与兽的区别。 愤怒之后,深感悲凉。我觉得自己有罪。是的,我与此事无关,我在千里之外万里之遥,我事先并不知道因此也不可能进行阻止。 但是,我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残杀事件是多年一系列沉默、胆怯和隐忍的结果。在它之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将近40年。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如镇坪的恶行不胜枚举,以至于一位计生委的退休官员带着悔罪的语气说:我们所到之处,血流成河。 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甚至推行“百日无孩”运动。我在少年时代亲眼所见,乡镇计生官员带人到村里有媳妇怀孕躲避他乡的人家,掀房顶抢东西,如敢阻拦,拳脚相加。那种场面令人震撼,终生难忘! 人性的恶借着体制的庇护,在落实计生政策过程中发酵到了顶点。两种恶混在一起,核裂变,催生了人类社会难以想象的罪恶。 法西斯、红色高棉以及其他大家众所周知的极权体制,莫不是用体制的恶去激发人性的恶,后者反作用于前者,使前者更为邪恶:公开、合法的行恶,变本加厉,步步升级! 所以,不仅要讨伐邪恶的体制,还要反思人性的恶。我曾信奉甘地的一句话:不要攻击个人,而要攻击制度。但现在我深深地怀疑了。 因为我看到,在同样恶的体制下,有人逐恶为乐,有人却选择远离,哪怕身不由己,也要尽量减少自己行为的危害程度。 我相信,并且有无数活生生的例子在证明,不选择作恶,一样可以生存。难道不去计生委工作就没有其他活路?难道在计生委工作就非得作恶?在不得不作恶时,为什么不可以选择辞职? 这不是大话,而是完全可以实践的。安康镇坪计生委的那几位行凶者,非得举起屠刀才能生存么? 从现在显示的信息来看,他们是因为索要4万元罚款未得而强行将7个月大的婴儿引产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钱”而行凶的,那么就不要推卸责任到体制上去,他们自己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当然,不仅在计生委,在所有攸关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政府机构里,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其中有我们所谓的“好人”,也有我们鄙视的“坏人”。在执行同一政策时,由于执行者的人性不同,导致悬殊的后果。那么我们是该将责任轻飘地归于政策,继续等待下一个恶行的发生?还是要检讨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是否已经到了灵魂堕落的危险时刻? 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面临危境。而中国尤甚。一个倡导无神论、宗教自由不充分的国度,人沦为兽的几率极高。尤其是当体制有意鼓励并激发人性恶的一面时,这个国家陷入兽境将是迟早的事。 请看今日之中国:牛奶、蔬菜、水果、禽肉、海鲜、大米……无一不掺假,不一是健康食品,法律已经阻止不了人心败坏的速度! 请看今日之中国:贪官、裸官、二奶、情妇,枉法判决、强行拆迁、草菅人命…..执政者执法犯法,法律不再是个人权利的挡箭牌! 这样的国度,看上去是人的聚集地,操着各种人类的语言。但其所思所为,在照妖镜下,估计不是妖就是兽了,唯独不会有神。崇高的理想、纯真的感情,公平与正义,在这个国度越来越成为稀有物,濒临灭绝了。 这就是冰冷的现实。这个国家在物质方面正在加速崛起,但在精神与灵魂层面,正在加速堕落。而我们每个人,沾染着各种罪迹,如果不能拯救自己,必然沦落兽境。 相关日志 2012/06/15 — 胎儿的权利 2012/06/12 — 陕西扣孕妇索4万计生费未果 遭暴力人工流产 2012/06/12 — 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 2012/05/27 — 周永康敦促各级政法机关强化人权意识(“当周永康同我们讲人权时,总让我们觉着怪怪的”) 2012/05/27 — 美国之音:陈光诚家人出逃北京申冤后失踪 2012/05/26 — 媒体札记:孔子和人权 2012/05/06 — 万维:美重量级学者痛斥北京:陈光诚事件倒打一耙 2012/05/05 — 你看懂了么 2012/05/05 — 美国之音:世界媒体看中国:眼花缭乱看北京 2012/05/04 —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介绍与陈光诚的接触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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