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译者 | 《纽约时报》林伟:把镇压工具合法化

核心提示:如果过去就被国安机构采用但法律上不合法的秘密拘押和被失踪的做法合法化,体现出中国的国安机构权力越来越大,也是中国迈向警察国家的重大信号。 原文: Legalizing the Tools of Repression 作者:NICHOLAS BEQUELIN 发表:2012年2月29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发布 【原文配图:摄影Frederic J. Brown/法新社 盖蒂图片社】 中国的警察会因为无权拘押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犯而受创吗?对外人来说,这似乎是个可笑的问题,在中国一党独裁的体制下,可以以”国家安全”的罪名不断扩大打击范围,这已经臭名昭著,而这个问题这已经成了在即将到来的胡习权力交接的幕后政治斗争中最激烈的争执焦点。 这场斗争的焦点是已经修改多时的《刑事诉讼法》,该法预期在下个月,在胡锦涛任上的最后一届人大会上被通过。 中共和政府中最开明的派系认为法治改革是中国的现代化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经过了启蒙的个人权益包括,让法治能够起更大的作用,改革刑法使之能提供更多符合程序的权利保障,更接近于国际规范,这些都是这法治改革努力中的关键部分。 另一阵营是权倾一时的安全部门和更保守的党和政府中的强硬派。自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们获令负责安保以来,这一派的权力越来越大。 对这一阵营来说,法律是纯粹的工具——国家权力的工具——不应该赋权给公民来对抗党。强硬派相信让安全机构能方便地利用最宽泛的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之名对付各种威胁非常重要,即使这种做法经常违背了公义。 这两大阵营在新的《刑诉法》草案中都留下了标记。 改革派已经设法让受到刑讯逼供的嫌犯可以立刻获得律师的帮助和保护包括在了条款之中。对于死刑听证、证词的交叉验证和排除通过酷刑获得的证据等等,程序更严密,被告如果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患者,会得到额外的保护。如果这些条款能实施的话(这是个要打大问号的”如果”),这将是巨大的进步。 但是安全机构也有进展。在常规的”监视居住”伪装之下,刑诉法的73条款把对政府认定的政治上的冒犯者进行秘密拘押和”被失踪”的做法合法化了。艺术家艾未未、律师高智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都受过其害。但直到现在,这种绑架从法律上来说是非法的。 73条款让警察在怀疑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恐怖主义”的情况下可以秘密拘押嫌犯长达六个月——这两项罪名长期以来都被政府用来镇压异议人士、人权律师、公民社会的活动家以及西藏新疆的分离主义分子。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些秘密拘押可以在警察控制的场地,不是常规的拘押场所,这大大地增加了嫌犯被虐待的可能性。比如说,高智晟就在这种关押中被酷刑折磨。 这部草案去年夏天首次发布,征求公众意见,它激起了国内媒体、互联网和法律界上罕见的抗议声浪。特别是中国的人权社区一致地发出警告。胡佳——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活动家之一,曾被多次”监视居住”——称之为”克格勃条款”。 为什么中国的领导在考虑给安全部门更多权力,本来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一步,为什么又要涂抹上不光彩的一笔? 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每一天都发生200-300起抗议。抗议的规模从几十人到数万人不等。抗议原因也多种多样,劳动纠纷、环境问题、加上(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腐败滥权。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在法庭上解决问题,只能走上街头。站在”群众”和党之间的常常只有警察。 其次,领导层越来越担心会败在不断在公民之间的传播的”普世价值”——这是中国谈论人权、法治和言论自由的变通说法。强硬派们相信他们需要权力才能让异议人士和批评者”彻底了断”,他们才会闭嘴,同时也杀鸡儆猴。让”被失踪”合法化正提供了这样的工具。 习近平和新的领导层是会倾向和胡锦涛一样的想法来解决公众的焦虑,还是会进行改革,一切都仍属猜测。但是如果新崛起的安全机构进一步地巩固权力的话,他们对于接下来的改革会形成更大的威胁。 国家安全派系的崛起是中国最糟糕的趋势的先兆。73条款是否被采纳是中国会向法治前进,还是会成为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警察国家的重大信号。 林伟(@Bequelin)是亚洲人权观察的高级研究员 相关阅读: 路透社: 艾未未的妻子呼吁中国放弃拘押计划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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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墨西哥《改革报》 “缅甸之春”命悬一线

核心提示:变革进程面临的危险有很多。首先是军事政权的强硬派可能会卷土重来,再次控制政府。第二个威胁是民主进程过于依赖昂山素季。此外,一旦解除封锁,外国投资开始进入缅甸,政治过渡进程可能会停止。 原文:无 发表:2012年3月1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未经二次校对 没有暴力的”缅甸之春”在亚洲之外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然而,这个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几个月来正在经历一场激进而极不寻常的民主过渡。 连续的改革开放缓和了民众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最初的怀疑。但这一切都是在统治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军事独裁政府的推动下实现的。正是这些武装精英曾使缅甸与世隔绝、与少数民族游击队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使中南半岛昔日最繁荣国家的经济毁于一旦。 全国民主联盟总部所在地的情形是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最好代表。这个由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政党,目前是军事政权的唯一替代选项和一切变革希望仅有的实现渠道。 政治活动家们拥挤在一栋陈旧的建筑物里。他们高声要求粉刷墙壁,在文卷和简报的包围下工作,甚至没有电脑。空气中弥漫着为政治家及其合作者仓促熬制的米饭的味道。 数十名志愿者拿着竞选标语跑来跑去、练习演讲并手忙脚乱地招呼前来打听消息的人,这里面有许多幻想能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外国游客。 无论是最近几个月被赦免的政治犯还是反对派,都在私下里表示,”缅甸之春”与全国民主联盟总部的情形非常相似:不稳定、非常脆弱并且仅靠激情支撑。 变革进程面临的危险有很多。首先是军事政权的强硬派可能会卷土重来,再次控制政府。 “目前开放派拥有了更多权力,他们进行改革的速度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他们自身的焦虑。与昂山素季达成协议的总统吴登盛本人是开放派,但不知道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 “改革派打算走到一种无法逆转的地步,因为他们知道随时有可能面临一种不利的局面。”在一家随着改革热潮和言论自由增加出现的小型政治出版社当编辑的蒂苏说。 其他活动人士担心可能会发生政变使改革进程受阻。强硬派的捍卫者们拥有中国的支持。作为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如果允许西方进入这个对北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中国政府将成为缅甸开放的唯一受损者。 许多少数民族游击队领导人也持类似观点。他们抗议说,虽然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政府军仍在骚扰他们的阵地。”我们不相信他们,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些军人可能会故意违背政府的命令。”一位掸族游击队发言人说。 批评人士指出,第二个威胁是民主进程过于依赖昂山素季。 “一切都在围着她转。其他人都不重要,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辅佐她。她是唯一能让所有人都信任的角色。她的责任很大,因为整个国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全国民主联盟总部负责人温登说。 尽管没有严重健康问题,但昂山素季近20年来有15年处于软禁之下。如果她的力量耗尽,这个国家将失去唯一能在全体民众和世人的注视下实现和平过渡合法化的人物。 许多前政治犯担心的第三个风险是,一旦解除封锁,外国投资开始进入缅甸,政治过渡进程可能会停止。 今年1月底出狱并返回威贾延寺的僧侣阿欣南达对此表示担忧。他表示,这正是2007年僧侣抗议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切变化都是表面的,但在监狱里,他们仍在拷打犯人,法律没有太大变化。重要的事情依然如故,真正的权力仍掌握在同一群人手中。” 活动人士担心,当贸易开始繁荣后,无论政府还是西方都会忘记人权和民主。 “这些开放措施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军人和西方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缅甸会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但一旦西方人在这里拥有了经济利益,他们会有什么动力继续推进政治过渡呢?”同样在近一个月获释的梭德说。 “缅甸之春”的第一场严峻考验将于4月到来。届时议会将补选48名议员。凭借这些席位虽然不足以获得治理国家的权力,但对于反对派的合法化至关重要。这将是通往2015年大选的极为漫长的道路的第一步。全国民主联盟希望昂山素季最终能当选为总统。 或许到那个时候他们办公室的墙壁最终能获得粉刷。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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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朝日新闻》社论:中国理应保持国防预算透明度

核心提示:国防预算的具体内容连审议预算草案的人大代表也不得而知。中国只公布一个毫无依据,模棱两可的数字。欲审无门的人大会议完全称不上是中国的国会。 原文: 中国国防予算―大国に求めたい透明さ 发表:2012年3月5日 作者:《朝日新闻》社论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军力的军力在不断加强。中国领导人应该清楚,实态不明的情况下扩充军力会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中国威胁论”。 2012年中国国防预算较2011年增长11.2%,达6702亿元。 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确实幅员辽阔。海岸线和陆上国界分别达1.8万公里和2万公里。”但与英美等国相比,中国的国防投入占GDP的比重是较低的。”全国人大发言人、前外长李肇星4日释疑称。 2011年中国国防支出占其GDP的比例是1.28%,英美等国超过2%。李肇星强调,中国的军事力量根本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 他还说,包括新型武器在内的所有兵器的研发和采购费包涵在每年公布的国防预算内,数字非常透明。 然而,从外部看,中国的国防支出却难言透明,周边国家仍然不得不心怀忧虑。 国防预算的具体内容连审议预算草案的人大代表也不得而知。中国只公布一个毫无依据的数字。欲审无门的人大会议完全称不上是中国的国会。 美英等国军费要比中国透明得多,并接受议会严格审议。而且,最近受财政困难的影响,这些国家有要求大幅削减国防预算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秋季将举行五年一届的党大会,选出下任党领导人。一般认为,兼任国家副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已成定局。 习近平的父亲曾是副总理,他大学毕业后曾任国防部长秘书,妻子是总政歌舞团的著名歌手。 有人据这些背景材料指出,习近平和军方关系较好。令人担忧的是,这很有可能导致中国进一步增强军力。 对于中国的军事实力,美国和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忧虑加剧,但无法想象他们会和拉动全球经济的中国完全对立。 在换届在即的政治敏感期,可以理解领导人注意和军方的关系。 但是,中国正渐成为向世界开放的超级大国。在编制国防预算上只重视军方意见的”内向”姿态与此格格不入。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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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日本经济新闻》 中国拉下高速经济增长帷幕

核心提示:中国政府直属的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在2020年之前降至7%左右。无视潜在增长率、一味推高经济增速,导致通胀和房地产泡沫风险加剧。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是避免出现这种危险的手段之一。 原文: 中国、高成長時代に幕 目標7.5%に下げ、労働力減少に対応   发表:2012年3月6日 作者:高橋哲史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主动为2位数的高增长时代拉下了帷幕。温家宝总理5日宣布,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将由去年的8%下调至7.5%。时隔8年,中国终于放下了维持就业所必须的”8%增长”的大旗。在劳动人口面临日益减少的情况下,由通胀和房地产泡沫带来的高增长已无法维系,中国开始转向可持续的稳定增长路线。 温总理在5日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就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解释说,这是为了实现长期的、高质量的发展。 瞄准稳定增长 另一方面,掌控宏观政策的国家发改委的主任张平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考虑到复杂而严峻的经济形势,实现7.5%的增长也需要艰苦不懈的努力。中国下调经济增长目标,也是为欧债危机影响下经济可能出现的下滑留出余地。 中国从2005年开始连续7年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8%左右”。在此期间中国的实际增长率一直维持在9%~14%,远远超过了8%的目标。因此没有多少政府人士会担心,将目标下调0.5个百分点后中国的经济增速会降至7%~8%。 理解此举的关键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稳增长”。 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年1月曾刊文解释”稳增长”与”保增长”的区别。”保增长”是2008年秋天”雷曼冲击”后中国提出的口号。为保持8%的增长目标,共产党政府实施了大规模公共投资、宽松的金融政策,提升了增长率。 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至2010年的33年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速正好是10%。一般认为,10%左右的增速符合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8%左右”的目标也被定位在,是在承受外部冲击、经济急剧减速的情况下维持雇佣的”政治底线”。 虽然幅度甚小,但中国终于下决心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是,农村原本富余的劳动力开始枯竭,中国不再需要用高增长来创造就业。劳动人口(15至64岁)将急剧减少也是原因之一。 警惕通胀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劳动人口为10亿283万人,比上年增加了345万。虽然有小幅增加,但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却下降了0.1个百分点,为74.4%。原因是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增长超过年轻人口增长。 中国社科院人口・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认为,中国劳动人口的数量将在2013年达到顶峰,之后将减少。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个体生产能力不提高,潜在增长率必然降低。 中国政府直属的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在2020年之前降至7%左右。无视潜在增长率、一味推高经济增速,导致通胀和房地产泡沫风险加剧。 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是避免出现这种危险的手段之一,不过胡锦涛政府内部仍有很多人坚持要”保增长”。有人认为,7.5%这一不干脆的数字就是”稳增长”派和”保增长”派妥协的结果。 中国维持经济增长最大的瓶颈就是经济结构改革的迟滞。得以优先扩大生产的国企和政府系企业顺风顺水,承担消费和服务的民企却增长缓慢。 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政府、国企以及政府系企业的大规模投资。公有经济很容易从金融机构贷款,然后对房地产等利润丰厚的产业进行投资。不过虽达成了高增长,但同时也为过剩生产、泡沫等副作用所苦。 与此相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流通、医疗、娱乐等新产业未得扶持,这使得国民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的实际好处。在消费主导的新经济模式中,民企被看好为火车头,但实际上民企至今仍苦于融资,面临经营困境。此次人大会议上浙江省的人大代表提出应扩大民间金融的范围,要求放开、搞活民间经济的声音此起彼伏。 2010年中国政府对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金融服务等一直由国企执掌的公共领域降低了门槛,推出了鼓励民间企业进入投资的政策。但某中国民营企业董事长却表示,其实什么也没兑现。要提高潜在增长率只有提高生产能力,这就必然要求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中国今后似乎必须拿出具体措施。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和” 中国经济 “相关的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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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书评》学会争论:采访冉云飞

核心提示: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 原文: Learning How to Argue: Interview Ran Yunfei 发表:2012年3月2日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摄影:张彦(Ian Johnson)】 冉云飞是中国最敢于直言不讳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去年他在呼吁中国效法席卷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后被拘留。没有任何审讯,他被扣押了半年,直到去年8月。有趣的是,公诉人驳回了警方正式起诉冉云飞的要求,要求警方提供更多证据。而警方拿不出更多证据,直到今年二月初,他一直被软禁在家。 冉云飞就职于政府经营的《四川文学》出版社,他常写一些关于中国古文的文章。他也是一位写了十多本学术著作的作家,其中包括《古蜀之肺——大慈寺》,关于一座地方寺庙的详细历史。这本书在他去年被拘留后就发表了。但在他的博客里——在那儿他常常打擦边球,文字幽默而夸张——这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冉云飞在中国海外流亡网站上匿名呼吁中国进行“茉莉花革命”,并写道中国需要改革,否则只会落得和北非国家一样的下场——陷入无尽的混乱。(他的推特账号(@ranyunfei)已有57000粉丝,在中国只能用虚拟个人网络或代理上推特。而他的另一个博客——中国允许开放的新浪微博,已有7万粉丝。) 最近,47岁的冉云飞一直在关注言论自由和中国需要变革的道德教育。他生于一个农村小镇——现在属于重庆直辖市的范围,他是一名土家族,土家族是目前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我在他四川省西南部成都的家中和他聊天。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去成都学习文学开始,他就一直住在那里。 ——————————————————————————– 伊恩・约翰逊 : 自从你去年被拘留,一直有传言说警方认为你和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有关系。当然这儿根本就没什么革命,甚至连一个真正意义上效仿北非的抗议活动都没有。那么他们到底担心什么呢? 冉云飞 : 他们担心的是网络。但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常与人交往的人。他们问我是不是和王军涛(音)(著名的天安门动乱领导人)以及其他人(异议分子领导)保持着联系。我说,没有。我真的没和任何人联系。我只是持有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国保(国家安全局)最后还是相信我了,只是刚开始不信。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串通起来的。 你在监狱里做了些什么? 大部分时间在阅读。像《圣经》一类的书是禁书,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反政府的。但他们允许我阅读所有我想读的中国古典文学。但他们不知道古文里也有些(颠覆性)思想。但他们不懂得古文,所以他们允许阅读这个。 有趣的是,经历了所有这些麻烦事之后你还能保住在国营出版社的饭碗。怎么可能呢?难道政府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贿赂你的方式? 不,钱对于我而言并不那么重要,况且我几乎不去工作。这是一种管理技术。如果有事发生,他们不用直接和你接触;他们借你的个人关系和职责向你施压。比如你有一个好老板,你也欣赏他,那么你就可能连累到他。他们会让老板来处置你,然后老板又来问你……总之,你能怎么办?他们会说:“喂,冉云飞出什么事了?”然后他们来询问你,告诉你你所做的(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会害了你的老板,然后你会觉得,好吧,我怎么能害了他? 不能辞职吗? 不能!他们会一直付你工资并告诉你你是体制的一部分。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除了北京以外,四川是全中国政治异议分子最多的地区。四川并不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不是最穷的;四川也不像广州那样靠近香港而有更自由的媒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说来话长了。四川有一种茶馆文化——这些地方适合政治性集会。在中国并非许多城市都像这样。这里几乎处处都有茶馆,人们在里边见面聊天。茶馆里边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但每个人都视而不见。 这里还有袍哥文化(一种类似黑帮的组织,以前代替政府法律法规管理日常事务)。人们习惯了独立思考,不受政府左右。同样,我们离北京很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甚至这里的国保都不一样,他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做这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你不久前刚写了一本关于一座寺庙的书,寺庙就在街上。大慈寺有一个人声鼎沸的茶馆。发表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古蜀之肺——大慈寺传》 冉云飞 著】 我在去年被拘留前就完成了那本书的写作,然后就开始印刷。但当时我被拘留之后出版社拒绝发表这本书。我就把这事和国保说了,他们说:“你虽然被拘留了,但还没定罪,你可以出版书籍。你现在还不是罪犯,你有权利出书。”我说:“那,你们能不能和出版社说说?”他们说:“不行。我们又不是你的经纪人什么的,不能给出版社打电话。而且,那会把他们吓个半死!但你可以和他们说我们的意见。”然后我就这么做了,书就出版了。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网上出售。我们印了5000本,我已经卖掉了2000本。他们在一个寺庙里面卖书,但除非你自己问他们要,否则你买不到。书可以买到但没有途径。 那是一本做工精制的关于寺庙历史的书,包括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一些事。 是的,我描述了解放后那些僧人是怎么被攻击然后划成右派的。一个僧人是右派!简直是胡扯。但那就是事实。就说了这些,我也不会偏激到非要揭政府的伤疤。只是陈述事实。这就是我写书的风格:真实,清晰。 为什么你选择写一座佛教寺庙?你是信徒吗,佛教还是基督教? 不,不,不,但我确实和基督教有些渊源。我妻子是个基督教徒。因为我的妻子和一个地方教堂的牧师朋友,我受过一些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我自己不是信徒,也不是什么无神论者;我懂得灵性的价值。这点我并不否认。但共产主义者确实毁了宗教。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看看西藏。我告诉过国保:”你们想太多了。你们不让他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你们没有信仰所以你们不会明白。这就是为什么藏人如此愤怒和悲伤。你们跑去寺庙挂上毛泽东、江泽民或胡锦涛的画像,这就过分了。这是不对的。想想吧。难怪他们要自焚。” 那么你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你却很尊重宗教。 如果这个国家想要更好地发展,那么一定需要信仰。也需要非政府组织。我曾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懂什么是非政府组织。他们认为那是“好人做的好事”。但这不对。非政府组织和教堂一样有必要性。那些没登机的教堂都是公共空间。现在在中国可能只有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了。 你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新书。教育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材料都是些如何爱党的东西——当然只会导致精神危机了。 为什么? 他们教你崇敬的东西都是假的。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他们的那些模范英雄都是假的:王杰,刘文学,赖宁:假,假,假。所以当他们教人道德的时候,用的工具却是捏造的,完全的虚假。之后学生们知道了雷锋是假的。他这个人的确存在,但那些事迹都是编造的。这是毁灭性的——毁灭了所有你所教的东西。人们会感觉没有事情是真的了。这样他们还怎么教道德?不可能。问题是他们没有底线。社会也没有底线。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则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而那些骗你的人就是统治你的人。 你是如何与之斗争的? 你必须学会如何争论。中国很少有公共知识分子能够逻辑清晰地争论。他们不知道如何争论,通常都以咒骂对方作为结束。 像艾未未那样? 老艾表现得过火了。就像那个《环球时报》(一家批评这位著名艺术家的中国报纸)的家伙。那个编辑辱骂艾未未,艾未未就把那人的电话录音放到了网上。那是不对的。你可以辱骂我,但我也没有权利公开你的私人谈话。这个国家令你愤怒,但你应该对政府或制度愤怒。不要毁掉自己的原则,你不能用毁掉自由的方式保卫自由。中国许多讨论的重点都是怎么让对方愤怒至极:“哈哈哈,你死定了,等着瞧吧!”“(我)拧你的鼻子,吐你一脸口水。呸呸呸呸呸!”这是辩论吗?不是。 那么你的新书是如何写这一点的? 我正在收集资料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书。这两个黑木头柜子里装满了教育材料。这些东西有的是清朝的,有的是民国时期的,还有建国后的。我从大学、小学、军队、佛教徒学校、监狱、农民扫盲运动中都收集过材料,还有许多其他地方。我写的书会分为两卷。你会从中知道(教育的方式)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有哪些变化,哪些没变。我的研究是建立在数据和定性分析上的——比如说,在教育材料中一个字究竟有什么变化。 你观察到了什么? 让我先给你看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现在政府说是30万人(被杀害)而日本人说远远不到这个数字。一些日本人甚至不认为那是一场屠杀。他们说:“好吧,如果那是一次屠杀,请拿出死者的名单。你们30万死者的名单在哪儿?”政府没有什么名单,甚至3万人的名单都拿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重视个体的生命。这是事实。70年后也他们只有1万人的名单。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个人。 就在前几天外交部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上写着不能够讨论南京大屠杀;它已经发生了,你却不能讨论它!简直太荒谬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根据东京战争罪法庭的判决,南京大屠杀已经宣布为一场犯罪。从法律上说已经讨论过,它已经存在。所以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性。你可以从学术上讨论,但法律认定它是事实。”这才是他们反击日本人抵赖应该采取的方式。他们应该说:“你们的官员不应该否认国际论坛法定成立的事实。”这才是处理问题的正确方式,显得克制却坚定。而他们却说,不要讨论它。禁止讨论。但是你应该去讨论死了多少人吧。他们不在乎。 这和教育有什么关系? 在那些教育材料中这些处处可见。你会看见共产党是怎么利用历史达到自己目的的。国民党也这样。两党都喜欢夸大国家的重要性,都不谈个人或权利,每个人都是为国家而生的。在上个世纪,绝大多数教科书里充斥着民族主义。但两党之中,共产党把历史歪曲得更严重。他们一边教你爱国主义,一边描述外国人如何毁灭和侵略了中国。这是为了让人产生愤怒感和羞耻感,认为只有党才能拯救你。 人们在说今年可能是改革之年。高层领导将在秋季换届,似乎这些官员认可了改革的需要。上周《人民日报》上有大篇幅社论都在呼吁更多改革。 我也看见了,但你要明白《人民日报》上总是会有些这种文章给知识分子们虚假希望。他们在谈论改革。甚至《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他们是看见了问题所在,但我怀疑这并不会导致政治改革。可能会有更多经济改革。 但好消息是博客和网络冲破了共产党的信息垄断。所以改变的确在从草根阶层慢慢发生,但多年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作为一个老外,你可以住在这里,学会使用筷子,学会流畅的中文,但你可能不会明白中国人在想什么,尤其是在那些敏感地区。如果你向一个普通人询问敏感事件,他们的反应可和你的反应大不相同。你很难想像他们的恐惧感。你可能被驱逐出境,但这儿的人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中国的话语系统需要被仔细分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假话的)平行语言系统,这和真话有同等的地位。你必须学会分析在这种不自由的国家长大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是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唯一途径。 教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我可以改变两件事,我会选言论自由和教育中立。如果做到了这两件事,中国会有巨大改变。1949年以前我们还有相当的言论自由和更完善的教育。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这是因为国民党在这方面的控制比共产党要松得多。民国时期的学者也更优秀——即是专家也是公知。而现在学者专家发表的都是垃圾,公知也不公共了。 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都看不起学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叫做“教兽”。你仔细想想,日本人可以继续否认南京大屠杀,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都只为政府服务。他们是御用的。真相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标准工作都是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做的,而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发表过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有价值的文章吗?我昨天在微博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连日本人都为南京大屠杀做了他们唯一做的好事,你们还敢说你们爱国?” 然后每个人都骂你吗? 没错!他们说我是美国人的走狗。但我只是我自己的走狗。 ——伊恩・约翰逊之前在NYR博客采访了长平、廖亦武和杨继绳。 2012年3月2日,上午11:15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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