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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的“拉链门”不是小事 作者： 刘植荣 一周时间，两个厅官被女人“拖下水”。 2012 年 12 月 2 日，新华网为此发文称：“部分官员党性挂在嘴上，女性放在心里。在作风问题背后，往往隐藏着贪腐问题。” 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告子有句名言：“食、色，性也。”这句话是个真理。人不吃饭不行，这会饿死；人没有性也不行，这会绝种。可见，“食、色”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第一生理需求，是人性的使然。 人类初期男女之间没有固定的伴侣，后来出现了家庭，男女性伴侣就固定下来。当今社会，不管是一夫一妻制家庭，还是一夫多妻制家庭，抑或是多夫多妻制的群居家庭，这都是由各种族的传统和宗教所决定的。 我在喀麦隆工作时，与西北大区漠漠地区专员恩达穆·伊萨克聊起他们国家的一夫多妻制，伊萨克先生告诉我说，虽然喀麦隆一夫多妻制婚姻合法，但公职人员基本上都采纳一夫一妻制婚姻，主要是树立自己在公众中的良好形象，以便于在仕途上能够更好地发展。 不管各国的婚姻制度如何规定，男女只有婚姻内的性关系才是道德的，这似乎是全人类的共识。所以，一个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偷情、找婚外情人，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能悄悄地去做。 虽然不少国家把婚外两厢情愿的性行为视为个人的私事，但对公职人员的婚外性行为则穷追猛打，毫不留情。在外国，官员不管是与情人私通，还是在风月场所淫荡，只要传出性丑闻就很难全身而退，大都乖乖沮丧辞职，黯然离开政坛。别说一般公务员，就是国王、总统也是如此。 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是个风流成性的男人，与多位有夫之妇有染。 1936 年 1 月 20 日即位后，他要迎娶有过两次婚姻的美国人辛普森夫人，遭到英国乃至英联邦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爱德华八世当了 325 天的国王就不得不宣布退位， 1937 年 6 月 3 日与辛普森夫人在法国举行了私人婚礼，英国王室没有派一人出席。后来，这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被当作爱情佳话广为传颂，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称这是“历史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其实，爱德华八世不是不爱江山，只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江山与女人之间，他选择了女人。 比尔·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期间，与白宫女实习生莫尼卡·莱文斯基眉来眼去，彼此有了爱慕之心，但就是一起调情也只是动了动裤子拉链而已。“拉链门”性丑闻传出后，克林顿险遭弹劾。也许有读者认为，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非也。百姓有婚外情，只要不触犯刑律，除了自己的合法配偶外，一般无人过问。可公职人员则不同，百姓担心公职人员利用他们所掌控的公共资源进行“权钱色”交易。譬如说，官员可能要给陪睡的女人一笔不菲的财富，而这笔财富很可能就是贪污受贿所得；官员也许会把陪睡的女人招为公务员，然后不断提拔，这就妨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官员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力替陪睡的女人承揽政府合同，贱卖政府资产。如此等等，这受损的必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据 中纪委公布的数据， 95 ％的问题官员有“二奶”或者情妇。 所以，人民必须监督公务员“腰带以下”的问题。 有媒体把被官员包养的“二奶”、“小三”称作“情人”（或“情妇”），这玷污了“情人”这个字眼。何为情人？男女之间互相爱慕、有感情的人才能称作是情人。可找官员上床的人又有几个是为了爱情？他们之间的男女之欢算不上什么婚外情，只能是婚外性，是“权钱色”交易。中国大贪官成克杰包养的女人李平就不承认自己是成克杰的情人，当问她与成克杰有没有感情时，她气愤地说：狗屁感情，我陪他睡，就是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给我捞钱！ 在国外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要想从政，就必须生活在玻璃屋子里。这就是讲，公务员必须光明磊落，做个正人君子。公职人员是人民选出来为人民做事的“公仆”，他们要替人民管理国家，人民对公职人员必然有特殊要求，要求他们放弃一部分个人隐私权，以便于人民监督。例如，会客，对百姓来说就是私事，没必要申报自己在何时何地见了何人，但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就规定，公职人员会客要有记录，供廉政部门督查，这就是防止官员利用公权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 美国联邦众议员芭芭拉·乔丹讲道：“作为公仆，我们必须成为这个国家其他人的楷模。如果公务员劝告人民关心共同利益，可我们自己却在玩忽职守，这该是何等的伪善。” 是的，公务员不但要带头遵纪守法，还要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如果做不到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拉链门”，那只好辞职离开政府部门；如果为满足“拉链门”的欲望而侵犯了公共利益，那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收入倍增”需要科学统计 作者： 刘植荣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八大开幕式上的报告中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中央提出的这个“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成为百姓热议的话题。但这一目标如何推行和实现，笔者认为需要科学统计，科学考量。 中国百姓现在对一些统计数据有些麻木了，要么自己没被统计，要么自己“被平均”，感到统计数据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 中国工资收入统计存在诸多缺陷，其中一个严重缺陷就是不统计或不全面统计工资收入中位数。中位数是统计学概念，把样本按其数值从小到大排列，处于中间位置的那个样本的值就是中位数。如果样本数为奇数，如 11 个，就是第 6 个样本的数值；如果样本数为偶数，如 12 个，就是第 6 个和第 7 个样本的数值的平均值。在收入统计中，中位数比平均值更能反映全社会收入水平，多数人的收入会聚集在中位数附近，用图像描述恰似钟形曲线。每个人把自己的收入与中位数比较，就知道自己的收入在全国所有劳动者中处于什么位置了。 举个例子。一个单位 11 个人，其中 10 个人的年薪从低到高排队依次是 31000 元、 32000 元、 33000 元…… 40000 元，企业老总的年薪是 1000 万元，这个单位的工资中位数就是第 6 个员工的工资数，也就是 36000 元。这说明，该单位大多数员工工资在 36000 元上下。如果说平均工资，那就成了 941363.64 元，将近 100 万元，这个单位 10 名员工工资被老总一人工资给拔高了一大截。这也是每年统计部门发布工资统计报告时，不少人无奈地说“自己又被平均了”。真是“不怕不均，就怕平均”，这一平均，就掩盖了收入分配差距，掩盖了各种矛盾和不公。 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的《统计年鉴》也规定，工资统计只统计法人单位，不包括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人社部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也只统计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如 2011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2452 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24556 元。既然是全国的工资收入统计，为何只统计城镇在岗职工的工资？而且只有平均数，没有中位数，且私营单位与非私营单位分别统计，没有综合到一起。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农业劳动者同样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资收入统计不能忽略他们。 世界很多国家的工资收入统计，都会把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综合统计。例如，美国劳工部 2012 年 5 月份发布的工资统计报告，就把全国 128278550 名从业人员按 6 万多个工种放进一个总表里。该统计报告显示，美国全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年薪为 45230 美元，年薪中位数为 34460 美元，平均小时工资为 21.74 美元，小时工资中位数为 16.57 美元。如果按平均工资算，工资最高的外科医生年薪为 246890 美元，工资最低的消遣娱乐业服务员年薪为 16760 美元，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 14.7 倍。如果按工资中位数算，工资最高的房地产公司首席执行官工资中位数为 187170 美元，工资最低的消遣娱乐业服务员工资中位数为 17310 美元，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 10.8 倍。我们与世界接轨这么多年，至今仍得不到这些对制定收入分配政策非常重要的数据。 中国各行各业都喊自己的工资低，企业高管年薪 60 万喊低，公务员把自己的工资与垄断行业相比也觉得低，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工资收入统计不科学、不合理、不全面，没有把全国 8 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放到一个坐标系里进行比较。因为只有知道全国从业人员的收入中位数，才能掌握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全貌，知道哪个行业的收入过高，哪个行业的收入适中，哪个行业的收入过低。 “收入倍增”对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国有企业职工来说或许不难解决，发个“红头文件”，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倍增。问题是私营企业职工 ( 含农民工 ) 和农业劳动者，他们的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现，这才是关键。也就是说，实现“收入倍增”的难点在缩小贫富差距上，不然，“收入倍增”实现了，但只是少数人的收入倍增，多数百姓“被平均”了，这也不能增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被逐步拉大，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 2007 就已达到了 0.48 ，超过了 0.4 的国际警戒线，中国早已进入贫富差距最大国家行列，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低于中国。所以说，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排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尽快出台受百姓欢迎的全社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不管什么方案，什么政策，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作为为决策者提供重要依据的统计部门，更应该用科学的方法统计工资收入，否则，就会给政策决策者提供片面、错误的数据，制定的政策不利于“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 其实，十八大报告已经为实现“收入倍增”指明了方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能源政策应树立科学发展观 作者： 刘植荣 中国政府这几年为解决能源问题着实出台了不少政策，有的取得了一定收效，但也不乏一些政策收效甚微，有的甚至与“节能减排”的大方向背道而驰，违背了“科学发展观”。 例如，《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就是个浪费能源、增加碳排放的政策。世界很多国家都在鼓励使用公共交通，限制家庭轿车的使用，我们却在鼓励使用家庭轿车。由于家庭轿车不是商业运客，很少有满载的时候，平时一辆轿车也就运载一到二人，能源浪费极大，运送 50 人，使用家庭轿车的油耗是大客车的 20 倍左右。所以，要想 “节能减排”，应该首先免费的不是小型客车，而是大客车，以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 外国的做法恰好与我们相反，它们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鼓励人们使用自行车，有的国家总理、部长等政府高官带头乘坐地铁或骑自行车上下班。笔者在法国读书时，就见巴黎街道不断有新增加的自行车道，这就是为了方便自行车出行。欧洲还有一些城市公交免费，免费向市民提供自行车。也有的国家通过征收碳排放税和交通拥堵费的政策，诱导人们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挪威、瑞典等很多国家都对燃油征收碳排放税，用此税来治理被污染的环境。 这几年，中国不少城市的自行车道却在变窄，有的路段干脆取消了自行车道，这些政策都被西方发达国家证明是错误的，它们过去也曾取消自行车道，但现在又开始逐步恢复。外国在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可我们却在“复制”外国过去犯下的错误。 中国的能源战略，应重点放在节能上，因为我们的能源使用效率太低。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时期主要节能指标》， 2010 年我国每发一千瓦时的电消耗煤炭 333 克，而丹麦仅为 269 克。 2010 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GDP ）能耗为 1.034 吨标准煤，而 1.034 吨煤炭发电 3105 千瓦时，可大致理解为一千瓦时的电生产出 2.22 元人民币的 GDP ，按 2010 年 7 月 1 日汇率折合 0.33 美元，而美国一千瓦时的电可以生产出 5.55 美元的 GDP ，照此粗略计算，美国的能源效率是中国的 17 倍。 我们的产业能耗太大，甚至高于泰国、印度和埃及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所以，节能减排的关键还是“节能”，鼓励人们节约能源，提高效率，“节能”的必然结果就是“减排”，减少了各种污染物质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鼓励开发和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这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中国政府这些年来通过政策扶持，扩大了新能源的使用，但从政策的具体执行看，有些政策具有极端性和片面化，存在缺陷。 例如，中国把电动汽车列入新能源汽车给予政策性支持，认为电动汽车是零排放。从表面上看，电动汽车不用燃油，省了汽油，减少了污染。可是，电动汽车靠电驱动，那电是哪里来的呢？中国电力 80% 以上来自煤电，发一千瓦时的电要燃烧 333 克煤，排放 813 克二氧化碳。电动汽车需要充电，充电过程就是排污过程，虽然没有在充电的地方排放，但却在发电的地方排放了。 关于新能源补贴政策，也存在不少负面效应，如有的企业骗取补贴问题。国家补贴新能源的钱还是来自百姓的纳税，决不能让百姓的这笔钱被“腐败”掉。 同时，能源补贴如果执行不当，还会涉嫌违反世贸规则。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公平竞争。政府给企业补贴，那就相当于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产品更有竞争力。例如，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都生产晶体硅光伏电池，假定生产一块光伏电池的成本为 100 元，在市场上至少要卖到 100 元才不赔本。要想在光伏电池市场上站住脚，就必须进行科技研发，设法降低生产成本，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价格，取得竞争优势。 如果中国对光伏电池生产企业实施补贴，假如一块电池补贴 20 元，那中国企业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 80 元的价格出售光伏电池，这就把那些没有补贴的光伏电池生产企业给打败了，这就是不公平竞争，因为不是靠科技进步和生产管理的优化取胜，而是靠政府的补贴取胜。 政府补贴企业，虽然能在短期内促进新产业的发展，但补贴的负面效应也不可低估。从某种意义上说，补贴就是养活“低能企业”，有了政府的补贴，企业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轻松取得竞争优势，企业“养尊处优”，不求上进，没有竞争和危机意识，就怠慢了科研和新技术开发，这样的企业就慢慢失去“造血功能”，只有坐等倒闭。 再有，如果政府对出口产品进行补贴，就相当于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外国人消费，但外国却不会因此领情，他们会用世贸规则来惩罚我们，让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例如，近日，美国就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高达 254% 的惩罚性关税；欧盟、印度、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印尼、阿根廷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曾对中国的补贴出口产品进行惩罚或调查。 还要看到，在补贴“红利”诱惑下，大量资本突然涌入新能源行业，使风电和光伏产能严重过剩，造成巨大浪费，华锐风电等部分企业已经停产或部分停产。 综上所述，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过去颁布的一些能源政策，改进不足，弥补漏洞，防止一些政策负面效应的扩大，冲乱国民经济的合理产业布局，给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本文发《 新金融观察 》2012年11月26日第06版）   莫言的奖金在各国首都能买啥房子？ 推荐我的新书《圣经中的人生智慧》 养老金缺口真的存在吗？ 延迟退休能否行得通 延迟退休对统筹账 户的影响：晚退休5年统筹账户养老金返还率由24%降到14% 延迟退休对个人养老账户的影响 美国公务员退休年龄及养老金 各国真实退休年龄及养老制度 民免费医疗英国的骄傲 姗姗来迟的政府道歉 评论：道歉是 文明的标志 工资乱象何时休 欧美学生作文与国内作文的差异何在？ 刘植荣接受《南风窗》记者张默宁专访：公务员涨工资的尴尬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 两会公民提案：应尽快出台《工资法》 欧美农民种田为何能得到大量补贴？ 股价越高股民赔得越多 大猩猩PK分析 师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再思考：执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 美国彻查居民海外资产，隐报谎报要坐牢 “养老金入市”是个馊主意 住房空置率之谜亟需解开 作家税负是工薪阶层的6倍 文化繁荣 须为作家增收减负 看看外国物价如何涨：过去20年多数国家CPI年均涨幅2% 股市就是大赌场 美国收入15万吃救济，“救世主”这顶高帽咱戴不 起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外国如何管理高利贷 利率高低是判断高利贷的标准吗？ 作者： 刘植荣 高利贷是个古老的话题。自从有了货币，社会生活中就伴随着高利贷的影子，近几年来，中国民间高利贷问题日益突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根据《法治日报》 2012 年 3 月 11 日的报道，温州半年来就有 107 人因民间借贷涉嫌非法被捕。 2012 年 3 月 14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记者关于浙江吴英案的提问时，就回答了有关民间借贷的问题。 外国高利贷的管理一直较规范，有成熟的经验，可为我们管理民间借贷提供借鉴。   1.     什么叫高利贷？   　　把钱借出去该不该收取利息，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很多古代先贤认为放贷不应该收取利息，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放贷收取利息无异于盗窃，不但不合乎道德，也是非法。古罗马哲学家加图也写道：“收取利息就是谋杀！” 　　由于传统思想文化和宗教都倾向于禁止放贷收取利息，所以，“高利贷”和“利息”这两个概念在过去具有相同的内涵，都是指借贷中除了本金额外收取的费用。 　　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 1723 年— 1780 年）写道：“如果放贷人依据契约把钱借出去，除了收取本金外，还额外收取费用作为对放弃货币使用权的补偿，认为这笔费用合法的人就把它叫‘利息’，而认为这笔费用非法的人就把它叫‘高利贷’。” 根据西方学界的解释，现代意义的“高利贷”，就是“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非法借贷”。可见，称得上高利贷的，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充要条件，其一是利率异乎寻常地高，其二是非法性。如果只是利率高，而不是法律所禁止，也不构成高利贷。所以，看一笔借贷是不是高利贷，主要还是看各国的法律规定，不能仅凭利率高低来判断。   2.     外国放贷收息的曲折演变   　　古希腊在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600 年间，就颁布法律规范利率。古罗马在公元前 443 年规定利率不得超过 8.3% ；公元前 88 年，将最高利率提高到 12% 。在罗马帝国（公元前 27 年— 395 年）时代，利率在多数时期都是放贷人与借款人之间的约定，没有法律规定限制，民间利率一般在 4% — 12% 之间。当时的利率很奇特，如果提高利率，不是提高到 15% 或 16% ，而是 24% 或 48% ，即 12 的倍数，这大概与罗马数字的表达习惯有关。 　　外国对高利贷的认识离不开宗教。多数宗教认为，利息收入不是劳动所获，是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是罪恶的，因此，禁止放贷收取利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很好地诠释了宗教对利息的规定。夏洛克是犹太人，他不能在犹太人中放贷收取利息，因此，他就在威尼斯基督徒中放贷，收取利息。由于放贷收取利息，夏洛克遭到当地基督徒的敌视，因为当地基督徒之间放贷也不收取利息。 　　 1275 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了《犹太人法令》，认定犹太人收取利息非法，根据该法令， 300 名犹太人被绞死，其他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财产被没收。    　　 1311 年，教皇克雷芒五世规定，放贷收取利息是异教行为，于是，废除了所有允许收取利息的法规。 　　进入 16 世纪，随着分工的细化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人们对利息又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没有利息，有钱人就不愿意把钱借给别人使用，这就降低了货币的使用效率，阻滞了经济的发展。允许收取利息有悖教义，而不允收取利息，则需要资金的人又很难获得贷款，经济发展与宗教文化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1542 年，英王亨利八世颁布了《反高利贷法案》，允许放贷人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但有最高利率限制。 　　从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天主教对利息解禁，允许放贷收取利息。 时至今日，一些国家仍然严格遵守宗教关于利息的制度，不但严禁高利贷，任何利率的利息都不得收取。   3.     欧美国家对高利贷的法律规定   　　在允许借贷利息存在的经济体中，多数国家都立法规定允许的最高利率，借贷超过法定最高利率就构成高利贷。高利贷属于非法，如果利率超出法定最高利率很高，则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 　　在美国，反高利贷法属于州法律，各州自己规定法定最高利率。美国有的州对高利贷的认定，消费者和企业有不同的标准。例如，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个人贷款利率超过 30% 就被认定为高利贷，企业贷款利率超过 50% 才被认定为高利贷。 　　另外，美国联邦政府还有个《反欺诈腐败组织法案》，该法案规定，如果利率超过各州规定的法定最高利率的两倍，不管是金融机构借贷还是民间借贷，都构成“放高利贷罪”，这属于联邦重罪。 　　美国法律还规定，如果放贷人索取的利率高于所在州的法定最高利率，则该借贷合同无效，如果借款人不偿还借款，放贷人则没有追索借款人偿还贷款的权利。 　　美国各州的法定最高利率差别很大，多数在 10% 左右，如阿拉巴马州为 8% ，伊利诺伊州为 9% 。有的州根据贷款性质和类型以及贷款额度的大小，规定不同的法定最高利率。 　　佛蒙特州的最高法定利率为 12% 。佐治亚州的最高法定利率在 3000 美元以内为年利率 16% ，超过 3000 美元则为月利率 5% ，而且规定，贷款低于 250000 美元必须以单利计算利息，不得计算复利（驴打滚），并在借贷协议上写明此条款。 　　为了防止变相高利贷，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利息包括费用，判定一笔借贷利率是否超过法定最高利率，还要把放贷人收取的各项费用如管理费、手续费等加到利息里。 　　加拿大刑法第 347 条规定，年利率超过 60% 即构成高利贷罪，高利贷罪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德国的最高合法利率为 20% 。法国等多数欧洲国家都有反高利贷法。澳大利亚的两个州也有反高利贷法。各国对高利贷的管理与美国的基本相同，只是法律规定的合法利率的上限不同而已。 英国议会 1660 年颁布的《反高利贷法》规定，最高合法利率为 6% ，但在 19 世纪，英国废除了《反高利贷法》。现在，英国虽然没有反高利贷法，但银行利率由于市场化，在供求关系的制约下，也很难形成“高利贷”。   4. “合法高利贷”在国外   　　根据外国法律规定，高利贷必是非法，但它有“合法高利贷”。所谓“合法高利贷”，外国称之为“高成本信贷”。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发薪日信贷”就属于高成本信贷，这是一种“快速小额短期消费贷款”，贷款额度不超过税后工资额，即申请即得，很多情况下不需要任何担保和证明，要求到下一个发薪日立即还贷。 　　发薪日贷款的月利率一般在 20% 左右。发薪日信贷必须经过法律许可，信贷公司必须注册领取执照。当然，有的国家把发薪日信贷列入高利贷范畴，属于非法。 　　借款人到发薪日信贷公司申请贷款，交验工资单或银行账户证明，有的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明，只要把贷款额度和利息及管理费总额写张远期支票交给信贷公司，就立即拿到贷款。 　　美国有 36 个州法律不禁止发薪日信贷，对发薪日信贷主要参照反高利贷法进行管理，即不得超过法定最高利率。 　　但亚利桑那州、康涅狄格州、佐治亚州等 13 个州的法律明文规定发薪日信贷非法。佐治亚州 100 多年来一直禁止类似的高成本信贷，根据 2004 年颁布法律，发薪日信贷在该州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 　　目前，美国的发薪日信贷两个星期的利率一般在 15% — 30% 之间，实际年化利率为 390% — 780% 。 　　美国借贷法定最高利率虽然由各州法律规定，但联邦政府并不袖手旁观。 2006 年 10 月，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对军人的任何借贷年化利率不得超过 36% ，因为美国军人工资普遍较低。 　　英国的发薪日信贷业务发展很快， 2008 年的贷款总额在 7 亿— 9 亿英镑之间，共有 230 万— 300 万笔贷款业务。 　　 2009 年，英国有 2000 多家街面发薪日信贷营业所，共有 120 万人获得该项贷款 410 万笔，贷款总额为 12 亿英镑，平均每笔贷款额度为 293 英镑。在申请发薪日贷款的人中，年收入低于 25000 英镑的人占 67% 。 　　英国对小额贷款管理非常严格，公平贸易局经常在客户中进行调查。 2008 年 4 月到 2009 年 3 月，公平贸易局收到了 3656 份投诉， 34 家信贷公司因经营中存在违规问题被吊销执照。 　　加拿大用反高利贷法律约束发薪日信贷业务，利率不得超过 60% ，超过了即触犯了刑律，会受到刑罚处罚。加拿大各省也有自己的法定最高利率，但省的法定最高利率不得超过联邦法律规定的最高利率。 澳大利亚发薪日信贷业务规模较小，因为多数州法律规定此项信贷业务非法。目前，仅新南威尔士省和昆士兰省允许发薪日信贷业务，并规定最高年化利率为 48% （含各项收费）。   5. “合法高利贷”的利弊之争   　　目前，各国发薪日信贷公司之间的利率差别很大，竞争并不激烈。这是因为借款人急用资金，很少在几家信贷公司之间比较利率高低。 　　再有，借款人大多所受教育程度较低，金融知识欠缺，也没有意识去考虑借贷成本，他们唯一考虑的就是尽快拿到钱。还有，对那些没有信用记录的贷款申请人来说，没有信贷机构愿意放贷给他们，他们能找到家给他们放贷的公司就谢天谢地了，根本没有比较利息和费用的想法。 　　根据英国公平贸易局 2010 年的报告， 43% 的被调查人员认为速度是他们申请贷款前优先考虑的。例如，为借 300 英镑的钱，确实不值得花费几天的时间到处咨询、对比利率。 　　由于金融市场上的主流信贷业务一般不对个人提供小额贷款业务，即使提供，也需要繁琐的手续和各种证明担保，获得一笔贷款的周期很长，无法满足个人生活消费资金急需，为此，小额信贷应运而生，它完善了金融市场对个人的服务，深受民众欢迎。 　　发薪日信贷也引起不少诟病，其核心问题就是，这种高成本借贷算不算高利贷。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发薪日信贷主要针对穷人，因为富人可使用信用卡透支，其最高年利率一般也仅为 25% 。穷人之所以使用小额高成本借贷，也是生活所迫，对他们高息放贷无异于趁火打劫。 　　支持发薪日信贷的人则认为，由于都是小额短期借贷，信贷机构的管理成本很高，况且对借款人的信用很宽松，有的甚至不做任何调查，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所以，违约率高，自然要通过高利率得到弥补。例如，放贷 100 美元，按照年利率 20% 计算，放贷一周的利息仅为 0.38 美元，远远不够支付这笔贷款的管理费用。 　　由于发薪日信贷最大的特点就是方便、快捷、宽容，备受低收入者的青睐。在大街上的信贷营业所申请一笔贷款，就像在市场买菜一样方便。 当然，发薪日信贷借款人都是万般无奈，如果法律禁止这项金融业务，他们就不得不到民间借高利贷，这必然会增加犯罪，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同时也让政府失去大量税源。   6

我的《延迟退休能否行得通》被人民网选入 2013 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延迟退休与社保双轨制之争 国际接轨 VS 国内国际具体情况不同 观点一：延迟退休与国际接轨 中国人的寿命延长了，并列举少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比我们高，认为我们应该与国际接轨。 —— 人社部 观点二：与国际接轨要综合考量 工作年限不仅取决于退休年龄，还取决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由于中国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我们很多人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发达国家大多读完大学或职业学校才进入劳动力市场。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 年，发达国家一般都在 10 年以上，挪威 12.6 年，新西兰 12.5 年，美国 12.4 年，德国 12.2 年，澳大利亚 12.0 年，以色列 11.9 年，瑞典 11.6 年，韩国 11.6 年，加拿大为 11.5 年，日本 11.5 年，法国 10.4 年。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占 2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 38.4% ，而欧美不少国家达到了 80% 以上，捷克为 99.8% ，德国 97.2% ，美国 89.7% ，挪威为 87.3% 。 —— 专家刘植荣 链接 http://edu.people.com.cn/n/2012/1115/c115372-19591176-1.html   该段摘自我的下面文章 : 延迟退休能否行得通 作者： 刘植荣 从 2010 年上海的 “ 柔性退休 ” ，到今年下半年即将展开调研的 “ 弹性退休 ” ，延迟退休（以下简称 “ 延退 ” ）已开始一步步逼近我们。既然 “ 延退 ” 已成大势所趋，我们不妨期待着 “ 延退 ” 政策更人性化、更切合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也期待着企业能在新政策的约束下，更合理、规范地处理好新老员工的劳动关系。 2012 年 6 月 5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 “ 人社部 ” ）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随后，各大门户网站的网络调查却显示，超九成网友表示不愿意推迟退休。人社部的 “ 大势所趋 ” 论在网络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那么，人社部提出的 “ 延退 ” 到底能否行得通呢？   1. 谁赞成谁反对   在这一轮赞成与反对的浪潮中，赞成者高瞻远瞩，反对者旗帜鲜明。显而易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是最希望 “ 延退 ” 的。因为他们在职期间，工作压力不大，还无需缴纳养老保险，甚至还有机会享受 “ 三公 ” 消费，搞点 “ 灰色收入 ” ，巴不得 “ 永不退休 ” ；国企老总和高管们也不想早早退休，因为只要不退休，就可以继续拿着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 但是，对那些盼望赶紧熬到退休年龄领取养老金度日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对那些月工资只有一两千元的普通劳动者们来说，他们对 “ 延退 ” 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们盼望着早日退休，能按时领取养老金，使本来很艰难的生活得到些许改善。   2. 寿命延长就该延迟退休么   人社部提出推迟退休年龄的理由之一是 “ 人均寿命不断延长 ” ，并列举少数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比我们高，认为我们应该与国际接轨，也应提高退休年龄。那么，寿命延长就一定要推迟退休年龄吗？ 其实，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把退休年龄定在 65 岁以上，大多数国家仍规定在 60 岁左右。例如，科威特为 50 岁；意大利 57-65 岁；希腊 58-65 岁；日本 60 岁；法国 60 岁；印度 60 岁；巴基斯坦 60 岁；越南男 60 岁，女 55 岁；俄罗斯男 60 岁，女 55 岁；白俄罗斯男 60 岁，女 55 岁；乌克兰男 60 岁，女 55 岁；乌兹别克斯坦男 60 岁，女 55 岁。 一些国家虽然法定退休年龄定得较高，但那是全民享有的基本养老金的年龄，并非真实的退休年龄。因为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我们不同，他们是全民覆盖，穷人优先。他们的养老金分三种：基本养老金、补充养老金和补贴养老金。 基本养老金：全民统一标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不管是军人还是普通劳动者甚至是公务员，也不管过去缴没缴过养老保险，缴了多少养老保险，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都有资格领取统一标准的基本养老金，这就保证了所有公民的 “ 老有所养 ” 。一些国家所说的法定退休年龄实际上是领取全民基本养老金的年龄。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全民基本养老金制度，所以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与这些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根本就不存在可比性。 补充养老金：根据个人养老保险的缴费情况，对基本养老金进行补充，体现 “ 多缴多得 ” 的原则，满足职工的个性化需要。补充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工龄、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及缴费额，职工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前退休，但领取的补充养老金就相应少些。我们常说的养老金其实是和国外的补充养老金属于同一性质。 补贴养老金：如果退休人员赡养的家庭成员多，则根据家庭财产、收入和负担情况，给予补贴，使老年人退休后的家庭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很多，体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例如，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65 岁，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 62 岁。英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 65 岁，女 60 岁；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 62.6 岁。西班牙法定退休年龄为 65 岁；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 62.1 岁。英国 65 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针对发放基本养老金的年龄，在 2012-2013 财年，所有到了 65 岁的英国公民，都能领到每周 107.45 英镑的基本养老金。西班牙的 65 岁退休年龄为全额养老金年龄，即如果 65 岁退休时工龄满 40 年，养老金标准为退休前工资的 97% 。法律允许职工 60 岁退休，只是领取的养老金标准会相应降低。提出推迟退休年龄，不能只看到少数国家退休年龄比我国高，却不分析这些国家退休年龄与寿命和工作年限的关系。 我们再看寿命。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2010 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 73.3 岁，世界排名第 80 位，仅高于非洲、太平洋岛国，以及其他地区有限的几个国家，甚至连利比亚、叙利亚、越南、巴勒斯坦、马来西亚、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都不如。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 73.3 岁为 2010 年出生的婴儿的预期寿命，不是 2010 年人口的平均寿命。一般来说，出生得越早，寿命越短，这与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及劳动强度的减弱有关。再有，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婴儿出生率降低，这样，从婴儿到成年人口的成活率就相对提高了，预期寿命就会延长。所以，不应该只看预期寿命延长多少，还要看延长的原因。如果只考虑到婴儿出生率的下降对寿命延长的贡献，那成年人的实际寿命延长的岁数肯定要低于统计数字。 中国法定男性 60 周岁退休，女性职工 50 周岁、女性干部 55 周岁退休，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为 13 年。 2010 年日本人口的预期寿命为 83.2 岁， 60 岁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为 23 年，几乎是我们的两倍，即使日本把退休年龄提高到 70 岁，他们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限才与我们现在的相当。 工作年限不仅取决于退休年龄，还取决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由于中国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我们很多人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发达国家大多读完大学或职业学校才进入劳动力市场。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 年，发达国家一般都在 10 年以上，挪威 12.6 年，新西兰 12.5 年，美国 12.4 年，德国 12.2 年，澳大利亚 12.0 年，以色列 11.9 年，瑞典 11.6 年，韩国 11.6 年，加拿大为 11.5 年，日本 11.5 年，法国 10.4 年。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占 2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 38.4% ，而欧美不少国家达到了 80% 以上，捷克为 99.8% ，德国 97.2% ，美国 89.7% ，挪威为 87.3% 。 我们按中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为 18 岁计算，到 60 岁退休要连续工作 42 年，工作年限占预期寿命的 66.1% 。日本规定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为 22 周岁，同样是 60 岁退休，日本人只工作 38 年，工作年限占寿命的 45.7% 。 从以上分析看，虽然我们的预期寿命延长了，但劳动时间仍占了人生的 2/3 ，用于学习和休闲的时间只占 1/3 。而发达国家恰好与我们相反，他们一生的大半时间用在学习和休闲上，因此不能简单地把 “ 寿命延长 ” 作为 “ 延退 ” 的理由。     3. 推迟退休或将降低幸福感   人社部还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了，理所当然应该推迟退休年龄，并称这是 “ 大势所趋 ” 。笔者不禁要问，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推迟退休、让人劳动的时间更长吗？ 在人类初期的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济处于原始状态，人们一天不劳作，就要一天饿肚子，根本不可能享受休闲。因此，人生下来能行走就要劳动，或猎取动物，或摘果子，一直劳作到死亡，根本就没有 “ 退休 ” 这个概念。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的劳动收获量也渐渐增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一直是各种社会形态发展的主旋律，当某种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生产力的发展时，这种生产关系就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以顺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由此，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进步。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就是要确保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高生产力，解放劳动力，让人的劳动时间不断缩短，让人的休闲时间不断延长，增进人分享劳动果实带来的幸福感。所以，评价一个社会发展没发展、人民幸福不幸福，完全可以用社会中劳动人民享受的休闲时间来量度，休闲时间长了，说明社会进步了，人民更幸福了，这比用 GDP 衡量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程度更靠谱。 德国 1889 颁布了《老年和残疾人保险法案》，法案规定，工人工作时须缴纳养老保险， 70 岁时可以退休，领取养老年金。工业革命让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工人享受的休闲时间也随之延长，于是，从 1916 年起，德国把法定退休年龄降到了 65 岁，而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为 62 岁。 英国也是如此。 1908 年英国颁布的《养老金法案》规定，居住在英国的年满 70 岁的英国人，如果年收入不超过 21.1 英镑（相当于今天的 1600 英镑），就有资格每周领取养老金，单身老人为每周 5 先令（相当于今天的 19 英镑），夫妻老人为每周 7 先令 6 便士（相当于今天的 29 英镑）。法案颁布当年，就有 569038 人申请了养老金。同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英国后来把退休年龄降到了 65 岁（女性为 60 岁），这也是全民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年龄。 工业革命后期至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际退休年龄基本上稳定在 60 岁左右，哪届政府也不敢轻易提出推迟退休。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竞选连任失败，这与他提出推迟退休年龄 4 个月不无关系，而他的竞选对手奥朗德的竞选纲领就是维持 60 岁退休不变，因此赢得了民心，入主爱丽舍宫。 德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历届政府同样不敢贸然提出推延退休年龄。默克尔政府有意调高退休年龄，但也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提出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用 12 年的时间把退休年龄延长一年，即一年延长一个月；然后再用 6 年的时间把退休年龄延长一年，即一年延长两个月，到 2030 年把退休年龄延长到 67 岁。即使这样，还是遭到学者和工会的尖锐批评，认为这不但是变相缩减养老金，也会阻碍年轻人就业，挤压年轻人的发展空间。所以说，德国到 2030 年能否执行 67 岁退休的政策还是个未知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财富也不断增加，我们有能力缩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虽然没有缩短退休年龄，但每周的休息时间从过去的一天，延长到一天半，一直到现在的两天。但是，现在能够享受每周两天休息日的，基本上只限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以及部分外企和股份制企业职工，对大多数私营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来说， “ 一周双休 ” 仍是一种奢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居民预期寿命却增长缓慢，多数劳动者的休闲时间也并无明显增加。夸张点说，我们的 GDP 是以牺牲百姓的健康和幸福换来的。 1978 年越南人口的预期寿命为 53.0 岁，至 2010 年增长到 74.8 岁， 32 年增长了 21.8 岁。而中国这 32 年的预期寿命从 66.5 岁增长到 73.3 岁，仅增长了 6.8 岁。 经济理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都证明，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延长劳动时间，而恰恰相反，发展经济是为了解放劳动力，缩短劳动时间，让劳动者享受更多的休闲。   4. 养老金亏空谁之错   人社部和一些体制内的研究机构还把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亏空作为推迟退休的理由。笔者认为，这才是提出推迟退休的本意，也就是说，养老保险基金账户 “ 入不敷出 ” 了，将来的养老金支付存在风险。 中山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曾给相关决策部门撰写过一份研究报告，里面详尽指出了 “ 延退 ” 的利好。申曙光认为： “ 晚退 5 年，社保基金就可少支付 5 年的养老金，同时又多收 5 年的养老保险，一来一去就有 10 年养老保险基金的差距。从全国看，每年减缓基金缺口 200 亿元 ” 。 笔者发现，鼓吹推迟退休年龄的人大部分都是不缴养老保险的人，因为推迟退休可以让他们自己获得更大的收益，而缴养老保险的人的利益却受到损失 —— 这明显带有损人利己之嫌。 其实，这笔账不需要大学教授来算，有小学文化就可以自己算出，推迟 5 年退休，对企业职工来说，那就是多缴 5 年的养老保险，少领 5 年的养老金，百姓里外要吃 10 年的亏。 2012 年 6 月 19 日《检查日报》发了题为《 7 省市清理发现 7 万多吃空饷者 1 年消耗 10 亿左右》的文章，文章指出，全国到底有多少公职人员在 “ 吃空饷 ” ？每年吃掉纳税人多少钱？这个问题或许没有人能说清楚。但从清理结果看，如果以年人均消耗财政支出 5000 元至 2 万元计算，完成清理工作的 7 个省份一年共增加支出 3.5 亿元至 14 亿元。我们以一个省每年被 “ 吃空饷 ” 冒领 1.5 亿元算，中国政府财政每年就流失 50 亿元。现在不去设法填补漏洞，而是要向企业和在职职工要口粮，显然是 “ 舍卒保车 ” 之举。 根据人社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2 年 4 月底，中国事业单位参加工伤保险人数已达 1717 万余人，接近事业单位职工总数的一半。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全国事业单位职工总数至少为 3434 万人，这些人几乎都不缴养老保险。如果再加上政府公务员、军人等不缴养老保险的人，中国约有 4700 万这样的群体，而这些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一般都要超过企业退休职工。 再来算笔帐，养老保险企业缴纳工资的 20% （上海市为 22% ），个人交纳工资的 8% ，合计就是 28%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 2011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1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2452 元，而中国不缴养老保险的人的工资要高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我们按 5 万元算，一个人全年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就是 1.4 万元， 4700 万不缴养老保险的人一年欠下的养老保险金就是 6580 亿元，而 2011 年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16895 亿元， “ 漏网 ” 的养老保险金占收缴养老保险金总额的 39% 。如果全国养老基金账户里一年加上这 6580 亿元，养老保险基金还会亏空吗？ 所以，养老保险基金亏空的根本原因还是养老保险制度问题，是 “ 双轨制 ” 造成的亏空，因为有一群人一分钱的养老保险都不缴，却由政府财政和纳税人养活着，正如有关专家所讲： “ 养老金 ‘ 双轨制 ’ 是人吃人的制度。 ”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