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核心提示：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本文简要地讨论了相关的“朝代循环”和“立宪失败”问题，认为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单一权威”和“单一权威信仰”的主客体问题。中国还远没有进入“传统启蒙者”认识到自己需要被启蒙的“新启蒙时代”。 　　1，问题的由来 　　2011年10月8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资中筠先生五卷自选集首发式”的发言上，贺卫方先生提出：“我读资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点的小疑问：第一，您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风度有一个重要的表彰，认为三个方面非常重要，但是第三个方面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的文化，我自己有一点疑问：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不知道怎么理解? 　　第二，资先生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五四时代那批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风范，他们没有中断历史，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文化，其实没有中断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把中国古典的道统和西方的这套制度文化背后的观念能够在更高的层面结合起来，能够熔铸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您对这个前途乐观吗?以您这么多年来对体制权力内运行模式近距离的观察来看，我自己个人感觉越来越不乐观，这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其实没什么前途，请问资先生您乐观吗?” 　　贺先生指的是资中筠在“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资中筠在该文里说：“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三是与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种 “颂圣文化”传统，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 　　资中筠在会上没有回答贺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她只是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说：“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2，三个连环问题 　　贺卫方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实际上，资中筠说“忠君是绝对的”时，她是从规范的角度讲的，意思是皇帝希望臣民“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贺卫方的问题却是从实证的角度提出来。他首先明确地点出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但在现实里，“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贺卫方的解读非常正确，他进而提出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理解?” 　　贺卫方没有到此为止，他进一步认为：资中筠提醒我们五四时代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但这个没有中断的道统“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而他自己对中国道统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的前途表示悲观。贺卫方也许不象资中筠那样“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如此，贺卫方在事实上提出了三个连环问题：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我之所以读出贺先生的三个连环问题，原因是我碰巧最近也在思考相同的问题，包括中国“朝代循环”的原因以及“清末民初的宪政为什么失败”问题。 　　“中国人是不是忠君?”的问题贺先生自己已经作了准确的回答，所以关键是第二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与“朝代循环”的原因有关，与“清末民初的宪政为什么失败?”却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清末民初的宪政有两部分，一是“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和“洪宪帝制”等三次君主立宪的尝试，二是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努力。三次君主立宪的失败就与“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大有关系。 　　3，如何理解“中国人其实不忠君”? 　　事情是这样，说“忠君是道统”是从规范上讲的，说“不忠君是政统”则是从实证上讲(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忠君也是政统”)。有了实际上的“不忠君的政统”，中国历史上才会有“朝代循环”，所以“中国人不忠君的原因”与“朝代循环的原因”就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对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一般都只从具体历史背景去分析原因。通常都会这么说：“戊戌变法”是由于触动了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权力而失败，“预备立宪”是由于政治失控和清廷改革不彻底而失败，“洪宪帝制”则是由于袁世凯的错误和共和势力的反抗而失败。然而，这三次君主立宪的失败难道只是巧合吗?它们背后有没有什么共同的逻辑呢? 　　关于“朝代循环的原因”及“清末民初君宪失败的原因”，除了传统的“唯物史观”及“历史合力说”之外，还有金观涛主要用于解释“朝代循环”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阙光联用于解释“君宪失败”的“君权崇拜论”。在大陆学界，当人们无法分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哪个更大时，也往往诉诸于恩格斯后期的“历史合力说”作为一种解脱。不幸的是，“历史合力说”同一般的“综合原因分析”一样，不是取消了理论，就等于是宣告了原有理论的破产。 　　“超稳定结构论”用体制内调节(变法)和体制外调节(起义)的“两重调节机制”去解释“朝代循环”，认为“社会结构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宏观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决定行为”的理论。可是，“超稳定结构论” 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无组织力量等外在于中央政权的因素去解释历史，结果把“超稳定结构”客观化和非主体化，甚至是完全目的论化和宿命论化，仿佛所有主体的一切行动都被“超稳定结构”这头怪兽所控制。“超稳定结构”最终变成一个宏观空壳，具体的分析又回到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无组织力量对中央政权的冲击，结果等于重新落入不分主次和相互决定的“历史合力”迷雾。 　　我提出的“统治商数论”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分主次和相互决定的困境。“统治商数论”逻辑上用“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来解释“治商” ，又用“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政治遗传悲剧)来解释主导政权持续稳定的“统治能力”，用“君王权力终身制”及其“家族继承制度”来解释“基因悲剧”的产生(详见“大清为什么亡于辛亥?—-用“统治商数论”理解中国君主政权的崩溃”)。其中，中国人的“天命观”对中国历朝“统治成本”的影响极大。 　　“天命观”解释了“中国人其实不忠君”问题，不忠君也可以是一种道统，因为，“天命观”讲的是统治的唯一性、合法性以及革命的合理性。与“君权神授”不同的是, “天命观”强调，贤君拥有天命，而暴君则丧失天命。胜者可以用获胜的事实本身来证明天命和人心的获得，成王败寇的暴力于是就获得了合法性。“天命观”与“君权神授”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强调得天命者不必有尊贵的血统，即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这并不妨碍获胜者编造故事，证明自己的“真龙天子”身份。“天命观”对帝王也起到了警戒和制衡作用，如果他不施行仁政德治，中国人认为上天就会以各种自然现象或灾难来预示他丧失了天命。“天命观”为暴力和捏造敞开了大门，因此，中国人根本不忠君，中国人忠的是强权，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朝代循环”就这样形成了。 　　与此相关的“君宪失败”问题，阙光联提出了一个“君权崇拜论”。与“天命观”稍有不同的是，“君权崇拜论”强调中国的“君位”没有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宗教神圣性”，而中国的“君权”却相反具有极大的“世俗神圣性”。由此，君权强大时根本没必要“立宪”，所以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和“预备立宪”的不彻底;君权虚弱时则根本没机会“立宪”，所以有清廷的“逊位诏书”和“洪宪帝制”的崩溃。 　　“君权崇拜论”极有说服力，但它存在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暴力其实在英国历史上至少也起到了与“君位”的“宗教神圣性”一样重要的作用。第二，“君权崇拜论”以中国政治权力的“世俗性”去“预测”中国搞“共和立宪”的必然，可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立宪”失败却“证伪”了“君权崇拜论”的这个“世俗性假说”。 　　面对这个困境，我在另一个研究里提出了一个“权威信仰论”，认为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君权崇拜论”所强调的“君权神圣性”(而不是“君位神圣性”)，二就是“天命观”所包含的“权威一元性”(而不是“权威多元性”)。 　　中英政治发展的差别主要是“权威多元性”的差别，而中日政治发展的不同则主要是“君主神圣性”的不同。中国的政治信仰不仅缺乏“君位神圣性”，还缺乏“权威多元性”。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是缺乏“君主神圣性”和“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而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则是缺乏“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 　　顺便指出，在分析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原因时，萧功秦和袁伟时都强调了“临时约法”和“内阁制”的制度因素，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认识。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宪法和制度，而是“单一权威”是否存在时的不同“制度运行”。不从“单一权威信仰”的角度理解中国政治，就必然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错误的解读。1938年，复兴社创始人康泽、刘健群就对中国人的“单一权威信仰”作出新的总结，他们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成为“三一主义”的信奉者。从“单一权威”的崩溃，到缺乏“单一权威”的混乱，再到“单一权威”的重新确立和争夺，中国近现代的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典型了。 　　总之，“统治商数论”用“统治能力”、“基因悲剧”和“天命观”解释了中国的“朝代循环”，“权威信仰论”又进一步用“单一权威信仰”统一解释了清末明初“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的失败(这两项研究将分别在近期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由此，“中国人其实不忠君”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中国人忠的是“单一权威”;当“单一权威”崩溃或不存在时，“单一权威情结”就派生出“内斗情结”。用更通俗的话说：中国人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权威强时中国人“谋生”，权威弱时中国人“谋反”。“忠君”绝不是中国人的个性。 　　4，结语：贺卫方的“天问”与“新启蒙时代” 　　如此说来，贺卫方的第三个问题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天问”：“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还怎么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呢?

　　1 　　一般情况下，人类学家将社会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如果从石器时代算起，那么人类的历史已经超过100万年。如果从游牧农业算起，那么人类从物质上走出蒙昧时代的时间不过仅仅1万年。 　　蒙昧时代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走出蒙昧时代，从而进入野蛮时代。野蛮时代是如此漫长，以至于我们至今还在其中挣扎。 　　在雅典时代，野蛮的军事民主制度曾经横扫地中海。每一个公民首先是一名战士，家庭的意义在于为共和国生产战士。当一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关心的不是牺牲了多少战士，而是是否取得了胜利。这种军事民主主义是野蛮时代的主旋律，罗马人以此消灭了迦太基，哥特人以此消灭了罗马，蒙古人以此消灭了花剌子模，女真以此消灭了大明，日本人以此几乎征服了中国。 　　因为家庭的出现，野蛮时代最为成功的贡献是帝国的诞生，帝国是家庭的升级版，家长升级为国王和皇帝。帝国是国家的前身，准确的说，帝国就是家国，一家之国，以家为国。 　　中国很早就走出蒙昧。但从炎黄时代直到夏商周，中国一直处于徘徊于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实行军事民主主义。 　　春秋战国掀起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高潮，人们对野蛮和文明提出各种不同的思想：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补充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 　　面对野蛮时代，中国思想家提出了四种不同的道路：老子认为应当“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自关起门来过日子，互不信任，也互不伤害。墨子以“非攻”反对滥用暴力，他提出民众应当自治，自己推举头领甚至国王。孔子首先承认一切权力(暴力)的合法性，但他建议权力应以仁义来施行。孟子继承了权力主义思想，但他认为权力是开放的，权力同样也可以消灭权力。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他发展了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主义，推崇以权力来驭民。 　　孔子与伏尔泰相似，他推崇开明的专制主义;孟子不仅欣赏仁政，他更反对一切暴政，甚至同情革命者;韩非子是马基雅弗利和尼采的祖师爷，他认为强权就是真理，铁腕就是手段，老百姓都是忘恩负义的混蛋;墨子无疑是一个超前的自由主义者;老子则是以犬儒主义姿态超然世外。 　　毫无疑问，这场由游士阶层主导的中国启蒙运动并未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因为当时的文字和书写方式受到极大的限制，民众层面几乎完全被置于启蒙之外。但精英阶层已经行动起来，以野蛮方式来顺应这个野蛮时代的大潮流。 　　吕不韦问他父亲说：做粮食生意能赚多少?他父亲说：可以赚一倍;他又问，做丝绸生意能赚多少?他父亲说：可以赚十倍;他再问：那么做一个国王的生意呢?他父亲目瞪口呆地说：那就不可限量了。吕不韦就花钱赎出了做人质的秦国王子，又花钱使他成为秦王，吕不韦就这样拥有了一个秦国，而秦始皇就是吕不韦的儿子。 　　刘邦的大哥二哥勤勤恳恳种地经商，每年赚很多钱，因此刘邦常常被其父斥责不务正业。刘邦建立汉朝后，得意地对他爹说：世上还有比做皇帝更暴利的生意么? 　　2 　　帝国是野蛮时代的最大财富象征，每个人都向着这个目标冲刺，无数人死于路途，最后一个人和他的家族渡过血海，踏着无数白骨成为胜利者，他从此就拥有了帝国所有的一切——权力、人民和财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他以暴力镇压和阻止他人的觊觎与颠覆，以保持自己的长期垄断。 　　在人类社会中，这种一元化的帝国体制一直持续到现在，使野蛮时代成为一个漫长的黑夜。在野蛮时代，以暴制暴的革命是一种周期性的洗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像孙悟空说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野蛮时代的特征就是陷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或者说，战争是野蛮时代的常态。在野蛮时代，战争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战争。 　　准确的说，启蒙运动使欧洲率先走出野蛮时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时代。启蒙运动使人们明白，与其打倒皇帝做皇帝，不如抛弃皇帝做自己。荷兰成为第一个共和国，他们不再是西班牙王国的子民，而是他自己，这就是公民。一群自称公民的人组建公司、银行、法庭和警察，直到组建了国家和军队。北美殖民地抛弃了英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卢梭说：人是被迫而自由的。美国成为人类第一个走出野蛮步入文明的国家，它很快就成为欧洲的榜样。华盛顿打完一场战争后继续做农场主，因为那就是他自己。潘恩的一本小册子《常识》告诉每一个人如何做一个公民，做好公民就是“美洲人”。 　　毫无疑问，无论美国还是荷兰，都是由一群圣徒般的精英建立起来的，他们具有先知般的自制力和智慧，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丝毫不逊色于对财富的贪婪，因此他们以乌托邦的精神为人类展示第一次文明，这就是民主和自由。 　　吊诡的是，法国国王为帮助美国而倾家荡产，由此激起了法国穷人的愤怒。当王后玛丽听说穷人没饭吃时，玛丽说：“怎么不去吃蛋糕呢?”穿长裤的穷人冲向巴黎，国王和他的妻子玛丽很快就被推上断头台。玛丽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一个美丽的脖子。”穷人们赢了，因为他们终于杀死了国王，这就是法国大革命。阿克顿说：“法国从美国那里学来的是革命的理论，而不是他们的政体理论。”革命为了平等，而断头台从来都是贵族的特权，革命终于实现了人人平等。接下来的日子里，数万人被推上断头台，从富人到穷人，直到最后砍掉革命者的头颅。罗伯斯庇尔号召人们为革命献身，“好人和坏人都从世界上消失了，听我的，公民们，死亡是不朽的开始。”从“三级会议”、“国民公会”到“热月政府”和“督政府”，从“执政帝国”、“百日事变”到“波旁复辟”，从路易十六到马拉和夏里埃，从罗兰、丹东、德穆兰到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3 　　马克思说，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793年9月17日通过的《嫌疑犯律》中规定：“未经常表现其热爱革命者”即是罪犯。“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闲，它的人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着全社会。”如果断头台足够多，法国人一定会自我完成种族灭绝。罗伯斯庇尔最后一个被送上断头台，横空出世的“大革命之子”拿破仑成为革命终结者，他“拯救”了法国，因此他自我加冕成为法国人的皇帝，领着喜欢砍头的法国人开始了一场军事征服，法国又回到民主军事主义时代。“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虽然在《拿破仑法典》里写入了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可拿破仑封杀了法国73家报纸中的60家，余下的都被改造成了他的政府机关报。法国成为这个意大利人的家族私产，被任意分封。法国重新成为一个严刑峻法的警察国家。 　　拿破仑极其鄙视路易十六，理由是国王不该向人民屈服，应该用大炮轰击不服从的暴民。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雨果在《九三年》中曾经这样批判法国大革命：“你要的是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想把人变成士兵，我想把人变成公民。你要他狰狞可怕，我要他有思想。你要建立一个生死予夺的共和国，我要建立一个人人智慧的共和国。” 　　半个世纪后，法国革命又使一个贫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大受鼓舞。他认为，资本家将会弄死皇帝，然后资本家再被穷人弄死，最后一个平等的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就无所谓穷富了，只有机器才干活，每个人都只管享乐就是。“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无疑成为野蛮时代最为成功的革命思想家，甚至可以说，正是他的努力，革命由一种行为变成一种思想。 　　在赤贫的俄罗斯，马克思的徒孙列宁说：资本家卖给我们绳子，我们会用这根绳子绞死他们。很快，革命成为一种很时髦的东西，每个没有鞋子的穷人都为此而疯狂，革命可以使穷人忘记饥饿，忘记贫穷，忘记自卑，忘记恐惧，忘记常识，忘记良知，忘记世界，忘记自己。对一个革命者来说，眼里只有吃得好穿得好的富人，只有嫉妒和仇恨。阿Q们喊着“革命”冲向赵太爷家…… 　　从布尔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试图摆脱革命威胁的帝国都将对外战争作为泄洪道，而革命者建立的新式帝国为了摆脱新革命者的威胁，如果不发动对外战争，也只有发动内部清洗运动，将野蛮引向极致。只有杀戮才能拉动政治的GDP。 　　60年前，皇帝时代的老式帝国纷纷土崩瓦解，被解放的自由民众建立起了文明时代的国家，还有许多革命者建立了新式帝国。20年前，革命者建立的新式帝国也被雨打风吹去，更多的自由民众和他们的国家汇入世界主流。 　　4 　　如果说音乐是人类的灵魂，那么摇滚就是音乐的良心。“枪与玫瑰”(Guns N’ Roses)是世界最著名的摇滚乐队。当中国政府耗费400多亿美元举办了人类史上最为奢侈的一场运动会时，“枪与玫瑰”乐队耗费17年时间和4.3亿美元，推出了他们制作的音乐史上最为昂贵的一支单曲。这首号称“摇滚音乐史的历史性时刻”的《中国式民主》(Chinese Democracy)很快遭到全世界的热捧，和中国政府的严厉封杀。崔健之后，中国已经没有音乐。 　　2008年11月，真理部，有记者问：“美国‘枪与玫瑰’乐队发行了一张名为《中国式民主》的新专辑，中方对此有何反应?”秦肛很中国地义正词严道：“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引得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记者一片耻笑。在这个21世纪的人类世界上，音乐已经成为一种超越一切政治的终极信仰，而摇滚音乐更是最为显赫的王者。与猫王列侬杰克逊比起来，厚颜无耻的政客们又算得了什么?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中国，中国政府的迎宾曲竟是一首摇滚天王杰克逊的《天下一家》。 　　如果说革命是枪，那么民主就是玫瑰。2003年11月22日，反对党领袖萨卡什维利和自由民众走上街头，每人都拿着一支玫瑰花，以表示对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及其所领导的专制政府的反对。这就是“玫瑰革命”。谢瓦尔德纳泽最后辞职，格鲁吉亚终于建立了民主选举的政府原格鲁吉亚总统。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引发了一系列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民主浪潮。 　　从残酷的现实来说，民主从来都是一件富人的奢侈品，它的前提是民众的启蒙。启蒙不仅仅使人走出蒙昧阶段，更重要的是走出野蛮阶段。一个蒙昧的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普通老百姓”，一个平庸的“恶棍”，或者不会思考、没有自己头脑的奴才和草民，一个野蛮的人可能是个暴君酷吏，也可能是个大无畏的革命者。 　　如果打个比方，革命就是一种吗啡或者鸦片，革命总是伴随着快感。革命是民主的临时替代品，它是穷人的玩具。几个自命不凡的精英领着一群乌合之众的群氓就斩木为矛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是为了成为“他”，而不是为了成为自己。刘邦看到秦始皇出行时说：“大丈夫当如此!”所以刘邦是个革命者。 　　在理论上来说，虽然很多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但因为未经过启蒙，实际现实仍是黑帮性质的野蛮时代，并不比帝国时代好多少。因为拉美并不是赤贫，所以革命圣徒切•格瓦拉在这里最终变成了耶稣。 　　如果玫瑰象征着爱情，那么枪就象征着强奸。孔子希望强奸者尽量采取诱奸的方法;孟子则认为被强奸者有权反抗;韩非子和尼采一样是个强奸狂，他认为对待群众就应当像对待女人一样，“带上鞭子”，与其让他们感激你，不如让他们害怕你;老子认为人们应当远离强奸者，除过墨子外，他们都不相信爱情。所以在2000多年阳儒阴法的中国文化中，牛郎织女这样的爱情从来只存在于民间传说;在正统思想中，只有强奸和诱奸。强奸是暴政，诱奸则是盛世。启蒙是一种爱的教育，启蒙的过程是自我觉醒的过程，或者说，是自由意识和权利意识诞生的过程。 　　5 　　2000多年前，管仲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裕是启蒙的前提，很难想象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首要的事情是获取生存，而不是其他。欧洲启蒙运动最先影响了社会上层的神职人员和商人阶层，从而出现了抛弃天主教的新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崛起。 　　马克思将财富变成一种罪恶，将贫穷变成一种美德，将道德变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杀人理由，并将它命名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道德将战胜一切，包括人的尊严、人的理性和人的生命。从此以后，一群自命不凡自我标榜的圣人和英雄出现了，他们与耶稣一样，号称要拯救全人类。他们与耶稣的不同之处是，耶稣流自己的血，他们却要别人流血。从斯大林到希特勒，无不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奴役人，这就是革命。 　　《旧约》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新约》中这一训诫则变成“打你的左脸，把你的右脸也伸过去”。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只是常常会丧失理性。当理性回归的时候，革命就被宣告死亡。人类的理性最终会战胜疯狂。人们通过理性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并不比其他人更道德，而理性才是人类真正的美德。 　　1858年，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不得不承认，“英国的无产阶级确是愈加资产阶级化了”。当马克思认为贫穷的革命者将撕碎资产阶级时，无产阶级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马克思的革命美梦就这样在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破灭了。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英国的工人阶级发动了宪章运动，而不是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运动，他们不是要剥夺资本家，而是要捍卫自己。伦敦工人协会领袖洛维特认为“需要的不是枪炮，而是教育”，他说：“凡提出革命斗争，号召诉诸武力的人，都是我们首先要反对的人;必须说服全体人民用和平方法来争取宪章。”最后他们以不屈不挠的意志赢了，获得了难得的普选权，在政治面前，工人终于与自己的老板站在平等的地位，并成立了他们的利益代表——工党。丘吉尔带领英国人打败了希特勒，但“忘恩负义”的英国人很快就抛弃了他。对成熟理性的民众来说，他们不需要英雄。所谓英雄，不过是因为其他人都跪着而已。 　　相比宪章运动，革命运动是人类最古老最野蛮的政治形态。在战争模式下，“自由之树只能不断地用爱国志士和暴君的鲜血来灌溉。”当一个社会找不到任何正常的向上流动通道，陷入幽暗的专制长夜时，一切权力都按照血缘、特权、金钱来选拔，以血缘、裙带为基础的门阀士族便垄断一切资源;人生下来，其社会地位就已注定，平民只有到了王朝衰落的末世，才有可能像陈胜、吴广那样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揭竿而起，重新洗牌，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革命的强制作用。 　　6 　　中国人素有革命传统，连阿Q都可以在生气的时候喊“革命啦革命啦”。毛万岁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无限畅想地写到：“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把你的抢过来归我，让我变成你，让你变成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此，革命其实很简单，如同阿弥陀佛经一样，一念“阿弥陀佛”就行了。 　　《周易》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本指皮革，兽皮去毛为革，因此指变更之意。夏、商、周三代都自以“天命”立国，“革命”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王朝兴替。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一家一姓的皇权帝国周期性地从崛起到崩溃，“革命”一次次地重复出现，周而复始，了无新意。从陈胜吴广算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人可以说是最狂热的革命者。推翻皇帝做皇帝，李自成是这样革命的，洪秀全是这样革命的，毛万岁也是这样革命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相比之下，民主要难得多，首先必须懂得自己，具备常识、理性，有尊严感，有良知，不卑不亢，不出卖自己，也不伤害别人。因此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富裕，一个窘迫的环境只能使野蛮泛滥。英国十九世纪的道德学家塞缪尔对此有深刻的分析：“即使把一个心灵最为高尚的哲学家放在一个日常生活极不方便、道德沦丧的恶劣环境之中，他也会变得麻木不仁，凶残无耻……在一个野蛮、贫困和肮脏的环境中，要想培养一个心地善良、纯洁和品德高尚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台湾发生民主转型时已经实现了普遍富裕，从城管打人引发的“二二八事件”到人权运动的“美丽岛事件”，最后是跨国暗杀作家的“江南事件”，这就是一串坎坷的民主印迹。韩国也走过了同样的道路，从光州的血腥屠杀到奥运民主运动，韩国终于将总统关进了牢笼，并赦免了他的死刑。当下中国在暴富的道路上正一路狂奔。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已经开始酝酿，并呈现出蔓延之势。但真正出现星火燎原的民主浪潮尚需多些时日。在没有实现普遍的富裕之前，只会发生革命，而不会出现民主。从鲜血到选票，这是一段漫长的距离。 　　7 　　2010年6月11日晚，安徽省马鞍山市发生了一起有数千人卷入的“群体事件”，很典型地说明，当下中国已经逐步摆脱了革命陷阱，正在向民主进步。这件事本来是城市中常见的碰擦，一个学生过马路时，他的自行车碰到了一辆轿车的后视镜。但在“中国逻辑”中，车里坐着的是该市一个区级旅游局长，他下车便打了该学生一记耳光。于是，这件事就超出了车的问题，具备起码是非常识的路人便将这辆车围了起来，不让它走，要打人者道歉。 　　接下来，这件事与李刚门开始重合，打人者声称自己是“领导”。他试图将打人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和权力问题，这说明他藐视起码的常识，变成了一个流氓和无赖。这样就引起群情激奋，即使警察来也无济于事。后来市委书记到场，当场表示将该局长撤职，还是将此事当作政治问题和权力问题。民众的要求他必须出来道歉，否则不能走人。直到深夜，打人者还是拒绝道歉，当局出动防暴警察大队，强行开道，解救打人的“领导”突围而去。愤怒的人们向防暴警察投掷矿泉水瓶、砖块、西瓜等，勇往直前的警察向人群发射技术含量较高的催泪瓦斯。民众含泪大败，政府取得完胜。 　　在这件事中，已经脱离温饱的人们要求的其实很简单，只是公平和尊严，仅仅是要求打人者像一个人一样认错道歉。但明显政府当局仍然处于革命时代的野蛮思维中，他们认为这些人是没有知觉没有权力的“老百姓”，因此想打就打，打了更不能道歉。因为“老百姓”是一种很低贱的东西，好比人不能向电线杆道歉。当人们愤怒地要求他道歉时，所有的政府暴力机器都动用起来，因为政府认为这些穷光蛋要发动革命，要颠覆政府，“把我们打倒他们坐江山”，所以进行严厉地镇压。 　　这种事件每天都在和谐的中国上演，早已经成为一种审丑疲劳，连新闻都够不上。与李刚事件一样，说明中国在走向富裕的同时，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苏醒，但还有很多人尚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前者常常表现出沉默和无条件顺从，后者则表现出仇恨和敌视。2000多年来，无论是对革命还是民主，中华帝国的每个王朝都表现出极大的恐惧。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强大，民主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潜在力量。 　　从根本上讲，革命只是乌合之众的群氓依靠狂热发起的简单的暴力行为，在21世纪的技术水平下，国家机器可以轻易粉碎一切革命。但相比之下，民主则比较复杂，它首先是一种文明，他要求的只是人应当拥有的东西，比如自由、人权、安全、免于恐惧、机会平等，等等。同时，他只要求他的应得的，并不想妨碍你，而且他也不想你妨害他。这是一种非暴力的高尚行为。因此，任何野蛮时代的力量都不是文明的对手，因为文明要比野蛮高级，即使野蛮征服了文明，最后文明也会同化了野蛮，并最终消灭野蛮。 　　正因为如此，蒋经国放弃了野蛮，戈尔巴乔夫放弃了野蛮，齐奥赛斯库最后被自己的野蛮吞没。从来没有一种文明不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因为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幸福，你可以剥夺一时，你可以剥夺一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剥夺所有的人。民主是一种政治结构，准确的说，它是一种精神理念，民主不能用物质来代替，虽然它与物质有关。民主使富裕的人们走向文明，民主的缺位将使富裕的人们走向焦虑和恐惧。如果富裕是蔬菜，那么民主就是盐，缺少了民主，人们也能活，但那也只是“活着”。 　　8 　　对民主来说，它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物质上的富裕，二是精神上的启蒙。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实现了物质上富裕的人很多，但实现了精神上启蒙的人就要少得多。比如黑领集团和商人群体，他们绝对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裕，但他们大多数并未得到启蒙，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野蛮时代和革命时代。当然，更多的穷人同时丧失这两个前提，既不富裕，也没有启蒙，他们或者是野蛮时代的羔羊，或者是革命时代的流氓。前者令人感到绝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者令人感到恐惧，“唯恐天下不乱”。 　　文明与和谐是两码事，蒙昧时代也是一种和谐，这种“大同世界”常常被当做人类的理想。但大同世界拒绝智慧，因此和谐不是文明，而是一种愚昧。文明首先是一种智慧，启蒙就是对智慧的开光。 　　如果中国的未来是走向文明的话，那么它必然要走向民主，世上不存在没有民主的文明。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不存在没有启蒙的民主，一群“愚民”组成的“民主”只是强奸民意的“为民做主”。走向民主的前提是实现富裕和启蒙。中国目前正在做这件事情，可惜只注重富裕，而屏蔽了启蒙，这使得民主在中国一直难以受孕。没有民主的富裕仍是一种野蛮，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富裕只能在一场自己制造的崩溃或革命中归零。 　　因此，对走向文明的中国来说，民主是一条必经之路。民主离我们有多远?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正在一步步向它走近——一只脚踩着富裕，一只脚踩着启蒙。当一个富裕了的人懂得尊重社会尊重他人，更尊重自己时，我们就得到了民主。这一过程是如此艰难，就好比不能让一个亿万富翁很快变成一个数学家。 　　在希腊语中，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种治理方式。两者联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着由公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公民是启蒙的产物，没有启蒙就没有公民，只有奴隶或者老百姓。缺失启蒙的富裕往往意味着一场灾难。比如富裕的希特勒时代，比如富裕的裕仁时代。启蒙不仅是野蛮和革命的解药，也是极权主义的解药。对启蒙最大的扼杀就是消灭自我的灌输，以群体代替个体，使愚昧的无意识蔓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极权主义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它的真正恐怖在于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即使再富裕，也谈不上文明和幸福，他只是有钱而已，而且也只是暂时有钱。他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朝不保夕。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艾未未、贺卫方、许志永和许多勇敢而可敬的公共知识分子、正义律师，还有坚持真相和理性的众多良心媒体，他们是中国当代最不遗余力的启蒙者，为了一个文明中国的公民社会奔与呼，有的人甚至遭到不正义的迫害。 　　马洛斯认为，人的最高追求是自我实现，一是物质的富裕，一是精神的完善。杨恒均依靠网络已经成为无数中国人的启蒙者。在网络上，像他这样进行民间自助自治启蒙者不计其数。这与一个世纪前晏阳初邹韬奋他们所做的乡村启蒙运动一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也是中国的未来希望所在。 　　罗素曾说：“中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人的美德。”相对很多民族来说，中国一直偏安、封闭于亚洲一隅，关起门来打老婆，自成一体。所有的启蒙仅仅限于2000多年前的孔子和孟子。因为社会动荡和经济落后，五四运动拉开的那场现代启蒙运动半途而废，在饥民难民漫天蔽野的时代背景下，也不可能有什么启蒙，更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而只有野火一般成长蔓延的革命和仇恨。贫瘠的土壤里只能生长野草，长不出好庄稼。那时的人仇恨一切人，只要他过得比我好，哪怕他是外国人。为什么我过得不好，是因为他过得好!“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原理。 　　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野蛮暂时获得了喘息之机，当主子的当主子，当奴才的当奴才，当奴隶的当奴隶。社会正好翻了个，用革命者的话说，就是“翻身”，跟做爱一样，这回换我在我在上面，和尚摸得，咱阿Q也摸得。历史的吊诡在于，新主子往往比旧主子更加凶残。至少在教育普及之前，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没有经历过启蒙，所以大家认为这就是“命”。而印刷、出版、教育、交通、通讯、媒体等真正达到平民化水平，在中国的历史仅仅20几年时间。因此说，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才刚刚开始。 　　9 　　再回头看，在一次又一次的野蛮运动后，直到30年前，一个在法国和苏联留过很多年学的人，才为中国打开逃出野蛮监狱的大门，人们一边走向富裕，一边走向启蒙。按官方的说法，启蒙运动，被叫做“解放思想”，或者“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启蒙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然后到“河殇”戛然而止的夭折。从此以后，启蒙被中国当做脏水泼了出去，甚至差一点泼掉“经济发展”这个孩子——若不是“南巡”的话。启蒙从此被冻结起来，甚至成为一种禁忌。或者“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或者“与时俱进”、“不折腾”。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继续在暴富之路上一路狂奔，中国富人第一次与世界富人站在了一起。走出国门的精英在文化碰撞中，或者完成了启蒙，享受到人类文明的幸福;或者抱残守缺，退回到中国的一亩三分地里作威作福。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已经被政治化道德化的中国式教育洗成了脑残状态，或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好一点的被称为“装逼”和“犬儒”;或者是阿Q式的流氓革命者，偶尔他们被称“愤青”和“毛左”。 　　虽然中国只有富士康，而不会有乔布斯，但互联网时代以来，以字节化复制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如同空气一般的免费物品，从而打破了几千年来的官方垄断。一些富裕起来的“老百姓”通过对知识如同对金钱一般的积累，最终走向启蒙，实现了从“臣民”“ 草民”到“公民”的身份觉醒和意识升级。这一思想转换过程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官方不仅不予支持和鼓励，事实上，从学校到传媒，反而设置重重障碍。 　　于建嵘先生无疑是官吏群体的启蒙者，他不遗余力地想使这些已经“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精英尽早完成启蒙，从而给民众带来福祉，给中国带来文明。“不强拆你吃什么”，说明于先生的启蒙工作任重道远，因为他们还在以为有钱就是文明，这就好比坚信有肉就是健康，结果很多人都胖得连路都走不了。 　　良知是野蛮时代最欠缺的东西，也是文明时代最普通的东西。崔卫平教授说：“良知不是只有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或者有关国家、历史的问题上才能体现出来，它化解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上。良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视察，是由自己来审定自己。有时候甚至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仅仅只是分寸问题。” 　　人类在野蛮时代的历史是如此悠久，以至于人们常常认为世界本该如此，“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们常常人云亦云，不由分说，不喜欢“你活也让别人活，你说也让别人说”。野蛮时代的英雄斯大林曾说：“我们既然不允许敌人拥有武器，那为什么要允许他们拥有思想?” 　　野蛮时代并不是没有富裕，但绝对没有启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启蒙是唯一逃出野蛮时代的天梯。撤去这部梯子，人类仍然只是一个富裕的野蛮人，就好比掉进面缸里的耗子，吃得再肥，也没有自由和幸福。 　　布什曾经说过一段很常识的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质疑和批评，甚至不服从，正是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成长的标志。马克思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发现，民主化的选票比革命化的枪炮更合算，与其抢夺枪炮，不如争取自己的选票。1883年3月14日，主张革命的马克思在伦敦去世，一年后，恩格斯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中写道：“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 　　10 　　启蒙使知识成为一种力量。实际上知识从来就是一种力量，只是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知识从来就是如同财富一般的奢侈品。在中国革命史中，毛万岁之所以玩弄集团于掌股之间，就是因为其超越其他同仁的知识，北大图书馆不是白混的，那个时代的穷人几乎都没见过什么书。为了保持这种知识垄断，毛甚至不惜发动文革，进行文化大灭绝，关闭学校，将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全部发配到闭塞的边远农村。 　　可以说，互联网为中国打开了一条启蒙的绿色通道。在富裕的同时，人们依靠自发自治自律的互联网，正在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启蒙运动。这场启蒙不仅是对野蛮历史和革命传统的颠覆，也是对官方教育和官方灌输的颠覆。启蒙将使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使中国跳出疯狂低智野蛮的革命陷阱，由富足走向民主，一个富强而民主的中国也就是一个文明的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启蒙也意味着痛苦，“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常常伴随早期启蒙者。这种痛苦就如同人睡醒了天却没亮，不是你睡得短，而是夜太漫长。想想这时候，在别的地方，早已经是阳光灿烂，你却还要在黑夜中摸索、等待、煎熬，甚至绝望。但是，无论怎样，如果想想天总会亮的，这就是希望;而你在天亮之前就已经知道天要亮，这就是智慧;甚至你还将看到了一个冲破乌云喷薄而出的壮观日出，那么所有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在《集体暴力的政治》中说：“在过去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不管怎么讲，政府比村庄统治的范围要大得多，大多数政治制度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实行民主。只是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里，民主的制度才出现。即使今天，世界上只有少数制度才具有相对广泛的、平等的政府与公民关系，集体相对地控制政府人员和资源，公民相对地享有政府的专有保护。”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阐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解，他认为，暴力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贫困即经济匮乏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社会繁荣而产生两极分化的时期。与台湾的美丽岛时代和韩国的光州时代相比，今日之中国仍处于一个后穷人时代和后帝国时代，疯狂的革命者多，理性的民主者少。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启蒙时代还没有来临，迷茫而焦虑的人们正在追赶黎明前的最后一班列车。世界就在前面，而我们不想让这个世界将我们遗忘。 　　回看历史，常常看到一副鬼脸。如同龟兔赛跑的寓言，虽然我们曾经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早熟帝国，但却睡过了头，醒来以后的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们，我们沦为一群流着口水看客。如果回味昨天丰盛的晚餐不能果腹，那么就应当从现在开始关心手里的食物。野蛮的帝国已成为往事，民主才是人类的共同未来。或许这就是现代的终点，而我们或许将最后一个到达。我们在咬着牙奔跑，每迈出一步，就离野蛮愚昧远一步;每迈出一步，就离文明现代近一步。 　　所谓文明，并不是耀武扬威的航空母舰，不是贴金镀银的政府大楼，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 　　柴静曾经在她的微博中说：“专制为什么必然倒台?那是因为专制制度不具有自我清洁能力，恶人不会自己退出，只能越来越肮脏、臃肿;而民主是具有自我清洁能力的政治制度，淘汰恶人的制度，所以能持续发展。”民主是一条由无数先进文明的国家胼手砥足披荆斩棘赴汤蹈火开拓出的道路。近代以来，这条道路已经更加坚实和宽广，我们只是踏着先行者的足迹前进而已，他们甚至就在你的身边鼓励，就在前面挥舞着鲜花等待。无论怎样艰难和坎坷，没有人能怀疑中国到不了终点，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别人能做到的，中国同样可以做到，更何况这只是一种追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每个人都成长起来，中国才能成长起来。“没有个人的独立，就没有国家的独立。”权利就如同做爱，不能寄希望于别人，更不能委托他人。每个“老百姓”都成长为“公民”，懂得捍卫自己，充满自信和关爱，只有这样下去，人们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未来。有一天中国只有“公民”而没有“老百姓”了，中国也就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了。 　　11 　　孔子时代的中国，象形文字第一次从贵族尊崇的铭器(金文)走上平民廉价的木简(小篆)，这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文字时代。由此诞生了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启蒙时代，创造了辉煌的中国文化。从此以后，中国正是依靠这种文化，而不是什么枪炮武力生存发展到今天。10几年前，互联网时代打开了一个信息平民化之路。理论上，每个人随时都拥有全世界的图书和资讯，这是几千年来依靠面传口授和书籍进行启蒙的人类所不可思议的。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不仅超越了政治，甚至超越了物质，变成赤裸裸的真理，这将带给中国2000多年来的第二次大启蒙运动。第一次启蒙使中国走出了蒙昧，走进了野蛮;第二次启蒙将使中国走出野蛮，走进文明。 　　100年前，无数仁人志士在一场“自强运动”中，希望重新建设一个精神上的“少年中国”，遗憾的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半个世纪前，中国的理想是“超英赶美”;半个世纪后，中国已经从经济上接近了这个理想。但在政治上，这将永远成为中国的理想。在这条理想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虽然迟迟没有动身，但至少有了方向，找到了道路。尽管自负者希望“100年不动摇”，尽管自私者希望“不折腾”，但没有谁可以阻止中国的出发，因为人们的目光早已经“在路上”。鲁迅先生说过：“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 　　在22年前世界民主浪潮中，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终结论”，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中国民主共和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尝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革命还是民主，就是野蛮还是文明，就是暴力还是理性。选择枪还是选择玫瑰，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中国人面前的抉择。枪是野蛮时代的标志，玫瑰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只有经过启蒙的洗礼，一个人才能放下沉重的枪，拿起轻盈的玫瑰，从野蛮走向文明，进入一个现代公民社会。枪是一根简单的管子，是一件凶器，这里不存在生命，也不存在尊严，没有善恶，只有你死我活。在流氓手中，枪就是权力;在弱小手中，枪就是权利。玫瑰是一种优雅，它是一种盛开的生命，它是一种带刺的美丽，刺是一种自我捍卫与批判精神。欣赏它需要智慧，需要勇敢，更需要爱心;培养它更需要时日和耐心，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水滴石穿，绳锯木断”。 　　罗马帝国不是一天建成的，却在一天中崩溃;1500年后，在一个枪炮统治的现代罗马帝国，不可一世的齐奥塞斯库最终死在罗马尼亚人的枪炮之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全人类对专制体制发自内心的憎恶，卡扎菲仍将和萨达姆金太阳们一样，继续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利比亚的新生与其说民主战胜了专制，正义战胜了邪恶，不如说枪炮打败了枪炮。鸦片战争前，斯通爵士在英国议会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文明并不总是能战胜野蛮，虽然文明会最终胜利。当突尼斯和埃及抛弃了坦克政治的时候，叙利亚当局却用坦克维持了体制的苟延残喘。从某种意义上，坦克已经成为工业时代国家机器的象征物;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坦克隐喻着坚不可摧的国家力量。坦克与肉体的对话喻示了对政治伦理的摒弃，将政治模式引入战争模式。在战争模式下，只有战争才可以结束战争。 　　斯大林曾经悻悻然说：“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永存。”这句话其实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适合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大救星”，并不是“没有卡扎菲，就没有利比亚”，而是“没有卡扎菲，才有利比亚”。没有每个人的独立，也就不会有国家的独立，公民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特别是在去除公民教育和去公民化的中国。“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没有神仙皇帝，也没有英雄，一切只能从自己做起。权利从来不是施舍品，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权力可以被垄断，但正义就在每个人的手中。一个勇敢的人首先是一个自我拯救者，无数勇敢的人就是一个公民社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打碎鸡蛋就无法做煎蛋”，从枪到玫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不幸的是，枪是永远也无法绕开的起点。中国的自由 历史也正是从100年前的武昌枪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