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是谁想将聂树斌冤案“进行到底”？   【 http://www.newssc.org 】 【2011-09-14 】 【来源：四川新闻网 】   朱少华 　　 “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过去多年却仍没有定论，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真凶”王书金至今也没有拿到他的终审判决书，案件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审理期限。9月11日，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六十位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之际，再次就聂树斌一案进行讨论，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据9月14日人民网) 　　 这似乎让人很不可思议。事情已经真相大白，问题很明显，聂树斌这起“强奸杀人案”办成了惊天冤案，被冤屈的人已经被执行枪决，生命不可挽回。而我们能做的既是尽快给聂树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这样也才能给被冤杀的人多少送点安慰。但是现在凶手一次次的要求公诉，要求伏法，“不希望给别人背黑锅，也不希望别人给自己背黑锅。而我们的相关司法部门却出奇的“淡定”了。问题已经很清楚，二审已经“审了”整整四年了，居然至今没有任何结果，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审理期限。如果不是几位律师和专家将此案“兜”了出来，估计这个案件将可能被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聂树斌也将可能永远成为“游魂野鬼”。 　　 对于老百姓来说，人们也许可以原谅办错了案件的司法机关，因为必定是天天和案件打交道，如果要求其100%都办成铁案也不现实。人们甚至可以原谅办成这样惊天错案的法官。既然木已成舟无法挽回，就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该处理的处理，该道歉的道歉，该给受害人昭雪的更该一刻也不耽误。但是人们绝对无法原谅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错捕错判了，最后又错杀了，案情已经大白，却还能在那里推诿扯皮优哉游哉。甚至连真凶都“良心发现”态度坚决的要求认罪，司法机关还能在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什么“动力”促使他们扯皮推诿甚至千方百计的要将聂树斌的冤案“进行到底呢”？ 　　 其实在为聂树斌纠错的问题上有一个难题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就是错误好纠责任难担。因为谁都知道像聂树斌这样的错捕错判错杀的案件绝不可能纠正过来就没事了，肯定要追究责任并进行严厉的问责，并进行国家赔偿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起冤案真要追究起来公检法、上下左右、从领导到具办人员谁都脱不了干系。这些单位都有责任，现在按照程序，又必须通过他们才能纠错昭雪，也就等于另一种自查自纠，不仅牵扯到自身利益，更有可能危及到自己的前途甚至乌纱帽。如此厉害显而易见，当然会能拖就拖得过且过了。 　　 这起严重“冤杀案”已经让国家法律的威信和公信力受到了重创，而现在纠错又无休止的拖延更让全社会担忧。对于聂树斌的纠错不仅关系到法律的权威，司法部门的工作作风，更关系到我们法律的伦理，官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当地司法部门之所以不愿纠错，甚至还想“将错就错”，更是为了推脱责任，维护其虚伪的脸面。因此，对于这种现象，国家相关部门，尤其是我们的人大机关不妨出面强力干预，因为我们的人大机关不仅能够代表人民，更有保护人民群众的义务。 (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刑诉法修订将更凸显人权 2011年09月18日07:01 齐鲁晚报 左起：何兵、陈卫东、张卫平   贺卫方按：这是《齐鲁晚报》对日前在济南举行的胶东法律人联谊会法学前沿论坛的一则报道。相对于论坛讨论的广泛主题，报道太集中在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了。事实上，参加论坛的郭明瑞、杨立新和赵旭东教授对于物权法、侵权法和公司法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了细致讨论；陈卫东、张卫平、何兵和我对于诉讼法的新进展的讨论唇枪舌剑，不同观点交锋激烈，参加论坛的法律界人士对于本论坛的反响也十分热情。可惜报道对于直率的批评不置一词。 ——————————————————————————————————————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记者 廖雯颖） 17日，多位知名法律学者在济南参加法学前沿论坛，就近日引发广泛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畅谈己见。众学者认为，在多方博弈下，刑事诉讼法修订必将渗入更多的人权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卫东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订的参与学者之一。他表示，这是一次较为全面的修改，修改条文99条，新增60条，修改后条文达到285条。 　　 陈卫东认为，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应该通过增加条文细化程序来提高刑事诉讼法的权威和效力，“越细越好”。 　　 “我们国家的刑法有500条，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条，我认为，刑事诉讼法应该增加到500条。”陈卫东说。这一观点得到清华大学教授张卫平和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的赞同。 　　 陈卫东还指出，中国的法制必须是渐进式的进步，修法必须考虑当下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以及社会接受程度，尤其是牵涉众多的刑事诉讼法，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理想状态。 　　 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法制的重点如今已转移到执法问题。和公众一样，学者们也寄希望于本次刑诉法的修正能制衡公权力，保障个 人人 权。如在拘捕阶段增加“监视居住”一项，针对既不适合关在看守所又不适合住在家中的犯罪嫌疑人，以此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我国高达95%的羁押率，填补法律空白。又如“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拒绝出庭作证，以及刑辩律师有望破除“三难”，均在执法各环节凸显了个人人权。 　　 几位学者均推崇“公民参与司法”的观点。陈卫东指出，近几年的司法常不得民意，就是因为没有借助社会力量。他认为，应当允许公民在公安机关调查和法院审理阶段合理介入。 　　 本次论坛由胶东法律人联谊会主办。这是胶东法律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由胶东著名法律学人郭明瑞、贺卫方、陈卫东、赵旭东、杨立新等倡议发起，于2007年9月23日宣布成立。   民商法学人。左起：於向平 郭明瑞 杨立新 赵旭东 听众济济一堂 　　 （摄影：贺卫方）

陈有西：李庄要休整，律师需沉思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对于李庄来说，这个世界已经有点陌生和新奇。 他现在知道，原来外面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他，并为他付出。原来他并不孤单。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受到了礼遇。他有书看有电视碟片看，但没有新闻、没有信。写了不少古体诗，他背了几首，觉得平仄、对仗、意境都不错。他说感谢重庆，让他有了静心思考、认真养性的机会。 今天中午，辩护顾问团约晤李庄，在清华大学边“大益膳坊”为其接风洗尘。李庄已经从河北老家看望父母回京。江平先生、卫方教授、何兵教授、杨学林律师、许兰亭律师、杨金柱律师、李庄、亚童和我，简单地聚了一下。张思之先生、高子程、斯伟江、张青松、李霄霖、吴革、魏汝久、李轩等因事未能光临。聊了一些昨天、今天、明天的事。李庄脑子和身子都很好，依然健谈并自信。 他向所有这一年半来关心他、理解他、支持他的朋友们表示真诚地感谢。他需要先休息调整一段时间，正在看儿子李亚童为他准备打印好的一人高的关于他案件的报道。他要“恶补”这一年半的信息。里面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他早已经被这个社会抛弃和遗忘，没有人关心他。这两天他才知道愿来自己已经是中国和世界的闻人。他有点受宠若惊。真是造化弄人。 这两天，全国的律师同行们纷纷来电祝福李庄。大量的媒体朋友都想采访李庄。李庄都没有接电话，请家人谢绝了。他先需要安静，需要一点时间休息和调整。但是他知道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大家问了几个一直纳闷的问题，李庄讲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今后，关于他的事，关于他的行动，都可以由他自己说了。我们代言的使命终于完成了。 在此,我要感谢浙江省司法厅赵光君厅长、吴强军副厅长、杭州市司法局洪慧萍局长、魏民副局长这一年半来对我的充分信任和理解、支持。我为执业在浙江而感到庆幸和自豪。浙江律师有一个很好的后方。 在此，我要感谢一年半来所有在我的学术网上共同关注留言的“关注两会”、“CYQ”、“欧阳志强”、“123”、“法制特工”、“伍雷”、“张”、“秋风”、“鼠标”、“一壶”、“湘水无名”、“奥巴马”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朋友。我要感谢季天琴、王和岩、杨海鹏、张晓晖、余春红等一大批有担当的国内国际媒体新闻人。更要感谢体制内一直支持着我的诸位领导和朋友们。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这些时间来一直真诚无间共同奋斗的律师团队和法学界朋友。 与此同时，围绕李庄案的暂时收获，律师队伍中开始显出一些先天的锢疾。有的高级五毛并没有停止战斗，他们搬弄是非，不再谩骂，以唱赞歌的方式，开始摆布一些比功的话题，试图挑起律师界内部的争功邀宠，让社会看到一个乌合的松散的群体。 我无权提醒和责怪同行。我只想代表自己说：远不到梁山好汉排坐次的时候。谁要这功劳，谁就拿去吧。我不认为我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只是认真办案而已。一个案件的暂时好转，也不必作过度的解读。此时此刻，我心情仍然沉重，没有特别高兴。虽然李庄出来了，至今我心依旧。《南都周刊》发了长篇背景报道《大牌律师转型》，季天琴记者写得很好，沈亚川编审把握、策划得很好，但是这是新闻界对律师业的一种善意鼓励。时间匆忙，有很多值得一书的人没有写进去。新闻界可以这样鼓励我们，但我们当事者自己不要真这样以为。今日中国律师依然偎葸，并没有那张电影海报般的照片那么雄壮。盛名往往是悲剧的开始，朋友离去的开始。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催之”。我是“木曲于林，人必伐之。”敢不诚惶诚恐。 律师界当前需要沉思。要让国人觉得我们长大了，是一个可以托付的群体。 （2011。6。13） 来源：陈有西学术网 http://www.winlawfirm.com.cn/newLawyerSite/BlogShow.aspx?itemTypeID=147b3043-95bc-4824-9f02-9bf0010d25e7&itemID=5870219c-57c8-4f0e-9a81-9f01018b6ad8&user=10420

“法律人要不怕强权，敢于维护法的尊严”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2011-06-16 来源:南方周末 法学家龚祥瑞把自己比作古希腊神话里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和去看望他的后辈，还在谈论中国的宪政。   一部写成15年后终于出版的传记，唤起了中国法学界对已故宪政学者龚祥瑞的怀念。   2011年6月11日，在北大举行的龚祥瑞自传首发式上，各自珍藏部分自传遗稿多年的律师陈有西、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非常动情。   陈有西忆起龚老先生15年前临终一幕，一度哽咽。他说，龚老先生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言语间惆怅万千。   由龚祥瑞领上公法研究道路的姜明安感慨，应该怎么对待知识分子、怎么慎用权力，或许可以从龚老先生一生的悲喜剧中有所体悟。   屡遭批判未丧元气   龚祥瑞“敏感”的一生与中国历史有着奇妙的因缘。辛亥革命那年，他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基督徒家庭。少小时期，他从教会学校接受了谦让、容忍、爱人的绅士教育。除了教会里的人，他儿时记忆中最大的温暖，就是冬夜在沿江脚夫居住的土屋里，围着篝火倾听他们日常生活中挨侮受辱后的呐喊、嗟叹和怨愤。正是对底层人苦难的感同身受，使龚祥瑞放弃了已经入门的生物学，转投政治学，因为“政治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   在清华园，龚祥瑞亲受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等政治学大家提点；1935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英法，师从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打下了系统扎实的宪政知识功底。   怀着吏治救国和宪政兴国的理想归国，龚祥瑞一心希望宪政在自己的故土变成活的事物，却在现实中无功而返。他曾任国民党青年干校副教务长，深得蒋家父子赏识，却因不满国民党的派系斗争黯然辞职；1949年以后，他下决心留在大陆，一度经导师钱端升举荐，进入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工作，当时官方主流推崇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与他所学相差甚远，因而又长时间赋闲。姜明安说，龚先生每每到了当官的边缘，每每又被逼退到书斋。   此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给龚祥瑞造成了一生难以平复的创伤。在反右斗争中，他批判授业导师钱端升和同窗多年的同学，自己也被深深地伤害。日后，他甚少向人提起。   尽管如此，他的多位学生都说，龚先生对他一生的选择，从无悔意，从不怨尤。相反，他认为这些挫折都是研究治国之道的素材。   龚祥瑞风度翩翩，穿戴常有英国绅士的范儿，他生性谨慎克制，又有文学家般的心思和激情。贺卫方说，龚老是法学界中少有的笔端常带感情的学者，“他的文章，有一种气韵在字里行间流淌。”   中国现实和宪政理想纠结贯穿龚祥瑞的一生。用他的话说，“虽然年年挨批，倒未丧失元气。”   1950年代院系调整，北大恢复法律系，当时系里要求龚祥瑞开设“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课程，专门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龚祥瑞说，要把教材专往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去编，这可真为难他了。不过，他会把资本主义的统治经验介绍出去，供人借鉴。他把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类比于英国的两党，认为反对党是一种监督机制，不能因词害义，不过一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个是为资本主义服务，作为治国之道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想到引来全系师生激烈的批判，时隔20多年后，在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他的这番言论才得以平反。   他直言自己对斯大林宪法草案歌功颂德式的表述不仅不喜欢，而且有恶感。他更尖锐地指出，政论文字不应该出现在宪法文本中，中国1982年宪法的序言，就不应该有“翻天覆地”之类的字眼。   80年代后期，龚祥瑞在《法学》杂志发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直揭中国宪法学理论和实践长期受苏联影响的弊端，这篇“宪政常谈”给他带来如潮的抨击。   面对来自学界和司法界高层领导指他不爱国的批判，他回应说：“《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是否定中国人吗？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贯穿着批判精神的光芒和民主精神。”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敢不敢说真话、为人为师的道德问题，遭批判只能激励他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不会扰乱他潜心向学的生活。《法学》杂志主编周恩惠问他，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他说，首先要有献身精神：“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龚祥瑞和学生们在龚家后花园合影。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资料图片/图） 竭尽年华与年轻人交往   改革开放后，龚祥瑞终于迎来了他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政治气候的变化之速出乎他的意料，积蓄多时的激情喷薄而出，他对宪政知识的传播和实践，更加只争朝夕。   他给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开比较宪法课，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欢迎。姜明安本来选的是经济法小组，因为被龚祥瑞的课吸引，改学行政法。姜明安说：“我们这些在乡下和部队的，以前哪有听过权力需要限制这些说法！”   年轻学子对宪政知识的渴求给龚祥瑞莫大的鼓舞。身边人劝他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至后世”，他说，不！书有人写，书也是写不完的，我要竭尽年华投入到和21世纪的年轻人的交往、接触，面对面地释放出光和热！   贺卫方说，那个时候是龚老最活跃的时期，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劲头。   除了学校，龚祥瑞还在自己家中开设课堂，向所有人敞开。熊文钊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每周都到龚家听课。他说，感觉到龚先生很想抓住一切机会表达，只要有学生在他面前，他就滔滔不绝，并经常有精彩睿智的论断，在龚老家中，熊文钊记下了“宪法和行政法是治国之术”。有的人收获了“法治就是经人们同意的统治，就是民主的政治，而不是个人专断。”   学者宋先科在一篇回忆龚祥瑞的文章中说，那时在北京地区，几乎全部有雄心抱负的人都到龚家作过客。在北大中关园502楼202室激扬江山的氛围中，后来走出了行政法学者姜明安、刑法学者陈兴良、政治学者王绍光、微软中国副总裁刘凤鸣等人。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当年也曾慕龚老之名，到龚家听课。第一节课后回到家，他就收到了龚祥瑞的来信：岳弟，台端，北京一晤，闻弟数言，受益匪浅……写满满一页纸，署名：兄祥瑞。袁岳说，当年龚祥瑞78岁，他只有21岁，看到信后简直吃惊，过了很久都不能习惯。   龚祥瑞晚年结交的后学遍布中国。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当时在厦门大学教书，一日也收到了素昧平生的龚祥瑞的来信，信中说，读到俞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评述拉斯基国家理论的文章，知道国内还有人在研究拉斯基的思想，感慨很多。此后俞可平与龚先生便一直有联系，直到他去世。   1993年在浙江省高院工作的陈有西，因为到北大高级法官班学习的机会，跟龚老结下了深厚的交谊，更获龚老托付自传遗稿。陈有西说，因为他来自法院，龚祥瑞特别希望知道司法实践发生了什么，同时也寄望于像他这样的体制内人士有所作为。   因为主编宪政译丛，法律学者贺卫方与龚祥瑞有过多次交流，后来他到美国访学，期间也多次收到龚祥瑞的来信。贺卫方回忆，自己的回信甚至不如龚老的来信多。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龚祥瑞一直与他器重的后学保持书信往来，交流国内外的思想动态，以及各自对宪政的理解。龚老和晚辈之间的舐犊情深让贺卫方至今常常感念。   虽然年事已高，龚祥瑞不遗余力地操持各种讲座和培训班，利用他的海外学术资源，请各国学者来华跟年轻学人交流。他将自己教学的素材整理成《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学》一书，组织翻译英国丹宁勋爵的一系列著作，很多晚辈的法律学人，享受着他学说和思想的泽被。学者何海波说，虽然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植入中国始于清末民初，但中国的多数行政法学者也许要等到龚祥瑞和王名扬两位学者介绍，才了解英美法上的“自然正义”和“正当程序”理论。   1980年代晚期，龚祥瑞一直念兹在兹的管政府和管官员的法，终于有一部得以面世。姜明安说，虽然龚祥瑞不在行政诉讼法的主要起草人员之列，但是，从立法之初到整个过程，他一直给立法机关提供意见。在该法颁布后不久，他又带着自己的学生到全国各地实地考察。1991年夏，龚祥瑞在东北某基层法院住了40天，跟着庭长下乡，看到自己“一向作为法治原则介绍的若干观念，正由我国基层司法人员加以实践”，希望自此法学可以开始摆脱政治化。   龚祥瑞把自己比作古希腊神话里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和去看望他的后辈，还在谈论中国的宪政。他说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现在很多的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他说他已八十五了，此生已无法看到，有赖年轻人继续前行。   “龚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对学术本身的投入，对宪政的热爱，对后学的提携，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贺卫方说。

艾朗诺谈《管锥编》 2009-04-19 05:19:00　来源: 东方早报 (上海) 　　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都市繁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记者有幸见到了“洋钱迷”、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艾朗诺（RonaldEgan）先生。艾朗诺教授曾花费数年心血，将钱锺书巨著《管锥编》的部分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董桥的英国朋友伊迪丝盛赞艾氏译文“演绎中国人特有的思路简直顺水行舟，毫不吃力”，令董桥对书房里缺一本英译《管锥编》念念不已。 　　盛韵 　　您的《管锥编》英译本是题献给方志彤（Achilles Fang）先生的，是他介绍您阅读钱锺书的作品吗？ 　　艾朗诺：是的。方志彤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在清华是同级同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方志彤四十年代离开了中国，到哈佛教书。他的学问特别好，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懂，博士论文写的是庞德，其中有很多篇幅在论述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他是哈佛比较文学系第一位利用中文资料写博士论文的人。最有意思的是，他特别喜欢收旧书，波士顿所有二手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他一本一本地集全了全套四百本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他说这样比较有乐趣。他在哈佛不算很得志，到退休还是高级讲师，而他培养的许多学生比如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都成了名教授，地位比他高出许多，所以他晚年是有怨念的。你知道吗，他其实是韩国裔，但由于在北京长大，他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完全是中国的，所以很忌讳别人提到自己的韩国出身。1979年钱锺书先生来哈佛访问，我当时正好在那儿教书，方志彤先生就介绍我认识了钱先生。 　　您对钱先生的印象如何？ 　　艾朗诺：当时西方人可以说对他一无所知，如果有极个别的人知道他，也只知道他的小说家身份，是《围城》的作者，没有人把他看作学者。然而在开会的时候，他的发言那么精彩、幽默，而且好几种语言轮番上阵，用了许多谐音、双关的语言游戏，把大家都看呆了，没有人想到当时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人物。韩南教授说得好，钱锺书就像是一瓶上好的陈年香槟，喝之前摇一摇，一打开瓶盖就会迸射出来。钱先生当时已经有四十年没有走出国门，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有表演欲。 　　您翻译《管锥编》的时候，跟他联系过吗？ 　　艾朗诺：1979年正值《管锥编》中文版出版，方志彤先生当时爱不释手，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一直劝我多读，有机会就做翻译。我就很认真地通读了《管锥编》。过了十多年到九十年代，我有了一段空闲时间，读得也比较熟了，于是决定翻译其中的一部分。我托张光直先生介绍，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允许我翻译《管锥编》。他回了一封信，英文写的，特别好玩的是，他最后一句写到：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你翻译中碰到任何困难，可千万别来问我。 　　那您真的没有问过他？ 　　艾朗诺：没有。事实上，真正翻译的困难并不太多，少数的几处难点我请教了方志彤先生。真正麻烦的是引文，比如钱先生引用的一些十九世纪德国文学，要核对原文，你得知道他用的是哪些版本，不然他标注的那些页码就等于没有用。他用的版本都比较旧，一般大学的图书馆都用不上，得去哈佛图书馆找较老的版本。我当时请了一位在读德国文学的博士生帮忙核对原文，结果他一下子消失了几个星期，回来的时候问我：“老师你到底在研究什么人？他引的东西实在太偏门了！”的确，钱锺书先生引用的文字一般都不是人们会注意到的地方，而是人们习惯于忽略的地方。 　　《管锥编》英译本1998年出版的时候，钱先生已经病得非常重了，杨绛先生拿到书以后带去医院，挑了几段读给他听，他很满意。那一年12月，钱先生去世了。 　　您选译的时候有什么挑选的标准吗？ 　　艾朗诺：首先是要选择对英语读者来说最有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还要表现出《管锥编》所涉论题的广度，而且要尽量保持钱氏行文的风格。所有选中的条目，都是完整翻译。有些讨论中国古代文本的条目，可能只对一些专家有用，对普通读者来说比较难以理解，就没有选入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钱锺书的西文引文的册数页数有误的地方，我都进行了校对。 　　比起宏大的理论建构，钱锺书更看重的是零碎的片段思想，他曾经写过：“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管锥编》的写作体例正是其观点的反映。这种札记体在中国学术中有一定的历史，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对西方读者的影响如何呢？ 　　艾朗诺：我翻译《管锥编》的本意，就是想把它介绍给更多的英语读者，我觉得如果英语读者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人，就太可惜了。可是翻译成英语是一回事，英语读者会不会欣赏是另一回事。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帮助读者了解《管锥编》的内容、风格和写作背景。《管锥编》的体例本来是随笔、札记、读书笔记一类的，而西方完全没有类似的传统或者文本，支离零碎的笔记又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大部分学者更愿意读长文章或者学术论文。所以英语读者看《管锥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怎么那么杂啊！每一篇都很短，完全没有连续的论述，思路是断裂、跳跃的……所以他们会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文字。 　　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写过钱锺书的传记，他的研究中对《管锥编》只是一笔带过。您有没有跟胡志德交流过这个问题？ 　　艾朗诺：没有。因为他在那本书出版以后就转向其他方向的研究了。 　　《管锥编》英文版出版后，您听到什么反馈吗？ 　　艾朗诺：有好几篇书评，都说很好，但是写这些评论的学者都是已经了解钱锺书并且很佩服他的人，而我的初衷是想让以前没有听说过钱锺书的人去了解钱锺书，这个愿望有没有实现就很难说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管锥编》很难被英语读者接受，这不能怪钱锺书，他的书本来并不是写给英语读者看的。如果要针对国外读者，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写法。 　　您个人觉得《管锥编》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艾朗诺：我也是研究了好几年，才对钱先生的目的有了稍许了解。当然他的目的不止一种，是有多方面的，其一就是刚才提到的《管锥编》所继承的随笔传统。以前中国最有学问的随笔、札记是清代的考证派学者写的，我一直在想，钱先生写《管锥编》的时候针对的是谁？他在跟谁辩论？我觉得钱锺书就是在同清代学问最好的学者争论。那么争论什么呢？钱锺书很反对考证派把文学当作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承认文学有其独立性和独立价值。清代人研究杜甫，就必须考出来他今天写这首诗的生活背景，而受到他们影响的后世学者研究《红楼梦》，也就一定得先把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弄个一清二楚。《管锥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引用西方文学的例子，来证明清代学者对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的误会。我觉得这也许是他最基本的目的。 　　钱锺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指出不同的语言、审美原则或者思想中的相同趋向。我们当然对“人类普遍性”这样大而化之的概括都有警惕性，钱锺书自己就很警惕那种不同人文传统中的大作品的生拉硬拽的比较，然而在单个思想或主题的层面上，钱锺书便在不同领域和语言中如鱼得水，他用尽可能多的不同来源的材料来展现一个主题的多个方面。许多现代学者不满于传统批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弱点，而钱锺书却担心他们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管锥编》就是一棵棵“树木”，他关注这些树木的方式空前绝后，在跨越时间和语言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做到不忽略任何可能的材料。 　　另外的目的可能跟“文革”有关。《管锥编》是在“文革”后期写成的，其中对于二十世纪的政治状况只字未提，这里也许有远离事端或者说明哲保身的动机，然而“文化大革命”对文化传统的破坏一定是他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他常常把古代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与古代西方的文学作品相并列，这就是要表示中国的文学传统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而不是什么封建毒草。当然他从来没有直接明言，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将之看成一种可能性。 　　现在我们常常把钱锺书誉为中西比较文学的最高峰，但他自己似乎对“比较文学”很有看法…… 　　艾朗诺：他的确很不喜欢别人说他做的是比较文学。他所要比较的东西，和一般比较文学的方法很不一样。他很看不起所谓的比较文学，大概就像小学课本里“狗比猫大，牛比羊大”之类的造句。他的方法的特点是非常仔细、集中，他不会去拿某个法国诗人和某个中国诗人比，也不会拿某个法国长篇小说和某个中国长篇小说比，他对那些没兴趣。他针对的内容都是很具体的某一个形象、某一个比喻或者某一种思想。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钱锺书英文不是最好，您觉得呢？ 　　艾朗诺：他的英文非常好。不光英文，他的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都很好，绝对是语言天才。1979年的那个访美代表团有很多出色的中国学者，但钱锺书的水平远远高出其他人。每次他开很巧妙的语言玩笑时，大家在大笑之余又会流露出一些惊讶，他就会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 　　您在《管锥编》英译本序言中提到德国学者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她是《围城》德语本的翻译者，您读过德文本《围城》吗？ 　　艾朗诺：我没有读过德文版，但是我读过莫芝宜佳对《管锥编》的研究，我觉得她把钱锺书简单化了,尤其在她用所谓钱锺书的方法来分析杜甫诗歌那部分。 　　那您觉得英文版《围城》翻译得好吗？ 　　艾朗诺：应该说不是太理想，很可惜。《围城》当然很难翻译，那些智慧的小地方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丢失了。 　　（陈引弛教授对本次访谈亦有贡献。） 　　钱锺书致张光直书信（1992年9月） 　　亲爱的张教授， 　　谢谢您厚道的信，我多年来因年迈和各种疾病已经成为一个几乎从不接客而且很少回信的隐士，但我清楚记得我们在剑桥愉快的交谈，非常高兴收到您的音讯。 　　艾教授对《管锥编》——我那松弛不成形的庞然大物——感兴趣令我颇受宠若惊。有这位成熟的学者肯下功夫用英文选译它是很大的荣誉，自然不在话下，此书经他翻译必定少了一层隐晦：意义换了一种媒介表达必定比较显明。他大概知道此书最近出版时有第五册，名为“增订”，实为我多种反思的成果。 　　我授权艾教授放手翻译，过程中无须处处跟我商榷。首先说，我有八十多岁老人躲避工作，随意做什么写什么的借口。再说，他大可藉Borges的权威（指梵蒂冈而言）说：“原文不忠于译文！”* 　　顺殷勤问候 　　诚心诚意， 　　钱锺书 　　*注：阿根廷作家Jorges Luis Borges认为原著往往逊于译文。 　　钱锺书致艾朗诺书信（1992年10月） 　　亲爱的艾教授， 　　谢谢来信，宽恕一个乖戾老头在给张教授信中所提出的可厌条件，谨此匆匆奉告。本人无牙咬人远不如吠声厉害。 　　我的好友方博士最近好吗？他应该望九了。请您代我殷勤问候。我完全不记得你我曾在哈佛见过面，没法从我的记忆窟窿中挖掘出这件事。只能惭愧地感谢您提醒我。和一个旧识建立新的友谊不会太迟的。 　　诚心诚意， 　　钱锺书 　　（陈毓贤译） 　　 (本文来源： 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