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资中筠的头发花白了，蓬松自然卷曲，但看得出经过细心的打理，虽然83岁，但谈到一些往事和学问中的细节，她几乎是脱口而出。 　　 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入学时还是民国，毕业那年，已经改天换地，18岁的女青年，她迅速适应着新的一切。因为机缘巧合，她被选入外事系统，后来又调入中国社科院参与组建美国研究所，随后担任所长一职至退休。那些年，她和研究欧洲史的爱人陈乐民先生，各自发表了很多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观点，成为一对全国知名的学术伉俪。 　　 老伴儿陈乐民2008年去世后，资中筠便一个人生活。她住在北京南三环内一个老社区，喜欢简单平静的生活，但有时不免受邀参加各种活动。她更广泛地关注社会问题，2013年12月，她的两本新书《美国十讲》和《老生常谈》出版，前者侧重于史实，后者侧重于观点，一以贯之她多年来以常识论道、以理性立言的品格。 　　 “少数的花果” 　　 门前换鞋的地方，摆着一些书，还有挂件，透着主人的细心和生活的小趣味，客厅铺着浅黄色木地板，靠墙放着两排书架，放着些家庭照片，以及各家媒体颁发给老人的证书和年度奖状。 　　 资中筠说话不疾不徐，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美国十讲》是她去年的一个系列视频的合集，在修改过程中，她反复翻看美国制宪会议的记录，逐渐明确“美国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觉得美国独立战争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不然，美国的独立战争，最初的起因是“抗税”，后来因英国态度强硬独立派才占上风，13个邦联合起来在1776年打败英国，宣布独立，还是分散各自为政。过了11年之后，各邦代表才坐在一起开会，讨论要不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于是就有了“联邦制宪会议”通过一部宪法，建立了一个国家。“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用武力灭六国，然后统一中国。不是这样的。这13个邦不是谁把谁打败了，从根本上讲，他们的观念和立国之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资中筠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谈出来的国家和打出来的国家和法治的关系》，她说：“谈出来的国家一般是法治，”美国这样多民族多移民多宗教信仰和语言的国家，“凝聚在一起就凭一部宪法，只要美国公民承认这部宪法，你保留什么生活方式、文化、信仰都可以。” 　　 另一本新书《老生常谈》，则是她近几年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发声，“题材庞杂，东拉西扯，”谈到了人治和法治，公民教育，国家观，以及社会良知等等。 　　 比如国家观。她提到了一句话，大意是，国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保障广大民众的权利和生活。 　　 资中筠说，写文章讲话，见识深浅固然重要，但最基本的一是事实，二是逻辑。她说她写作、讲话，只对事、对观点，不对人。可她心目中辩论的对象往往是连事实都不承认，以谎言为依据的，或是不符合逻辑、偷换概念。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担当的精神。中国古代士的精神，已经很少很少了，犹如花果飘零。资先生是少数的花果之一。”学者马立诚说，有两句诗送给资中筠先生最为合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学者刘瑜说，她以前读到过一句话：“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可以去观察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优雅的老太太……资先生我觉得是优雅老太太的典范。” 　　 “不过是年长几岁而已” 　　 摄影师拍照的间隙，资先生还张罗着泡茶，她的声音缓缓的，语调也正合适。 　　 很多人尊称她为先生，她很认真地解释说，其实“先生”一词，在她小的时候，主要称呼两种人，分别是“老师”和“医生”，不分男女，说明这两个行当最受尊敬，后来用来尊称有学识教养的长辈。她笑得很谦虚，“这些年看了些书，写过些文章，忝列学人，不过年长几岁而已”。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抗日战争之前，课程中专门有公民课，包括不随地吐痰、对人要有礼貌、不随地扔垃圾、过马路要看红绿灯，等等，就是从小要有遵守社会公德的观念。因为这些不是你的单纯的自由，而是可能危害到别人的健康和安全。大家都得有规矩，公民社会就是一个有规矩的社会。”资中筠说，“公民”对立面是“臣民”，前者是“citizen”，有规矩、守法治，后者是“subject”，不独立、少有法治精神。 　　 1947年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她考入了燕京大学数学系，后来转外文系。次年，她通过转学考试，从大学二年级起转入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从清华毕业时，已是新中国。在冷战背景下，苏联带头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也相应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具有英法双语能力的资中筠，被调入这个机构。 　　 在“和大”，资中筠的工作主要是翻译来往信件，陪同中国代表团参加与和平相关的国际会议，陪同来访的外国客人到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地方访问等。 　　 那是1949年，资中筠18岁，她坦言那时自己很诚实，也容易“犯傻”，比如说那个时候要坦白思想，很多人都保留点不说，“我是向组织坦白一切，比如说‘三反’‘五反’时，把父母的家信全部交出来。” 　　 “你大概看过《牛虻》，他真的是去向神父坦白，他完全相信神父，结果客观上出卖了革命，出卖了他的朋友。”资中筠说，她后来常常想到牛虻，还好，没有亲朋因她“交代”而受害，因为母亲的信基本上没有一句出格的。“假如有的话我也等于出卖她了。” 　　 文革中，资中筠进了“五七干校”。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她被召回北京，在对外友协美洲与大洋洲处（简称“美大处”）工作。起初是美国组的组长，后来是美大处副处长，做对外翻译和接待工作。多年后，资中筠说，自己总被说成是领袖身边的翻译，她觉得有必要郑重说明，她不是专职为领导人翻译，“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因工作需要，为各种人做过翻译，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各单位各级接待外宾的人员都有，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就是用其一技之长。” 　　 在对外友协那几年，正逢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民间人士开始频繁来访，她“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接触到美国社会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各色人物，从后来任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他第一次来华访问时的身份还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到失业工人、右派资本家、自称‘毛主义者’和激进的黑人民权斗士都有”。在没有机会访问美国的情况下，这些感性的经验对以后研究美国无形中有很大帮助。 　　 学者主要是帮助公众知情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兢兢业业做小公务员，在没完没了的长期‘思想改造’中曾经觉得读书无用反而有害，大好光阴虚掷。”1980年，50岁的资中筠厌倦了“迎来送往”的工作，当时她生了一场病，于是就以身体不好为由，主动申请调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心中不以为然而又必须照上级意思办的情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能忍受。”资中筠说，她生病动手术、打麻药之际，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一病不起的话，我有什么遗憾？”结果她发现连没有做完的事情都没有，甚至不能说“赍志以没”，她觉得太遗憾了，觉得应当做一点符合自己特点、有长远意义的事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资中筠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当副所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研究机构相对说来上下级关系不那么森严，她希望因此获得一点独立思考的空间。 　　 1980年代早期，“智库”这个词刚刚被从美国引入中国，许多学者想到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都十分兴奋，因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传统之一。但资中筠属于少数派，她不认为中国的学者能够对政策制定产生多大影响力，即便正值“改革开放”。“我认为学者在中国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公众知情，从长远看，公众也许反过来会对决策圈子有某种正面的影响。”她把这种影响称为“涟漪效应”，熟悉资中筠的人都觉得，“她像那枚投入水中的石子”。 　　 资中筠一直认为，既然要做学术研究，就得甘于寂寞。《冷眼向洋》是资中筠很看重的一部书，也是她多年磨一剑的成果，“我的切入点是从人类的两大基本诉求——发展和平等出发，看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稳发展的途径。美国在不断产生尖锐社会矛盾的同时，又能找到渐进改良缓和矛盾的途径，其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 　　 资中筠时刻显示出老先生的严谨，在更早出版的另一本学术著作《战后美国外交史》时，她要做索引，出版社不肯花这个力气，她就找了一位年轻人做助手，亲自做。“国际上学术著作索引是惯例，而中国至今不普遍，这是很大缺陷。”她说，后来第一本书再版（即《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以及《散财之道》一版、再版，都在她坚持下做了索引。 　　 退休后，欲罢不能 　　 1996年，资中筠从美国所退休。“我开始返回自我，受到外界的禁锢越来越少。思想进一步解放，说真话的可能性和欲望都增大了。”她坦言，就个人的兴趣而言，她总是很想能够平静一下。“当然，处于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我觉得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但确实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看的书没有时间看。” 　　 “现在就像我讲得好像有点欲罢不能了，有些事情触动了以后我非常愤慨，就想要说。”又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邀请她去讲话，她就这样被推进了舆论场。她举例说，此前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本来是作为研究美国社会的一个阶段成果出版，结果被卷进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圈子里。那本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公益事业产生的影响始料未及，直到最近，一位发起创办阿拉善基金会的企业家还对她说，他是受了《散财之道》的启发。 　　 她说起自己在《美国十讲》里写到小罗斯福新政，“提出新四大自由，其中两个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个是民生，一个是进一步加强民权，这个很重要也。假若，一些努力以和平、温和的方式推动社会改良的人，得不到正常途径的表达和沟通，“如果把中间的、健康的、理智的力量都封杀了，剩下的只有看似沉默的愚民，社会就危险了。” 　　 对于舆论中热议的道德滑坡问题，资中筠的看法是，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如果不能用法律严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药品中掺毒的商人和与之勾结的贪官得到严惩，那么那些有道德、守规矩的同行只能因竞争不过而破产。“道德当然重要，但是当前的关键是制度问题。正如邓小平说过的，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坏人。” 　　 资中筠的诸多发言，也引起一些不满。有人说“她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指她过于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她说，这是由于“我反对很多一些现在大家已习以为常的但其实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做法。如果大家都以‘现实’为名与各种潜规则同流合污，那么全民族都会堕落”。 　　 也有很多人称赞她有勇气，比如学者余世存说：“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作家阎连科甚至说：“她又常常让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 　　 资中筠则笑言：“只是说说话，算不得勇气。我太老了，没有行动能力，对谁也构不成威胁。但是我还是更佩服那些能够起而行，在艰难中甚至冒着风险为社会切实做出贡献的人。”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1期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698.html

　　 　　 公民宪政讲坛第20期 　　 主题：国家观与法治 　　 主讲人： 　　 资中筠（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美国研究所所长）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时间：2013年10月15日（周二）晚7：00-9：00 　　 地点：升平颐和会议中心 　　 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 　　 主持人：张千帆 　　 张千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讲座，公民宪政讲坛已经举办到第20期，值得庆贺一下。将近两年时间，坚持下来不太容易，经常“周游列国”。不过换换地方也好，让我们体会不同会场的风采；光在北大举行，老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也许会感到烦。所以需要感谢新浪博客小张的合作，也要感谢十分开放的《学习时报》愿意把如此气势恢弘的会议场地借给我们。 　　 资中筠教授是资深学者，专业是国际问题和美国研究。通晓英语和法语两国语言，也是社科院当之无愧的荣誉学部委员。资先生清华大学毕业，跟北京大学也有渊源，看网上的资料，资老师1947年—1948年肄业于燕京大学，曾在燕京大学就读。从50年代开始担任外事和翻译工作，80年代转入学术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所长。资先生今年已经80多岁了，但还是一如既往地睿智和高产，有很多著作、代表作，我不完全了解，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20世纪的美国》、《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斗室中的天下》，2011年出版了《资中筠自选集》共五卷，覆盖面很广。读资先生的文章，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跃然纸上。她对中国近60年有一句总结的话非常精辟：前30年中国知识分子是为威武所屈，后30年不是为富贵所淫就是为贫贱所移。这是资老师对前30年和后30年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概括。 　　 另外一位嘉宾是清华法学才子，我非常高兴今天有两位邻校的校友给我们做讲座。章润教授是安徽人，应该不是在桐城，但是读他的文章，我感觉有桐城遗风。他是墨尔本大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写的是儒家研究。章润以前主要从事刑法研究，写过《监狱学》、《刑罚学》等专著。后来转行做法理学，代表作有《说法·活法·立法》，最近有一本散文集《坐待天明》。我和章润教授有过多次合作，一开始听他讲话，很快会给人一种诙谐、风趣、出口成章的印象。但经过和他的合作，知道他还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理念。这很难得，因为现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般比较沉重，不会像他那样诙谐幽默，而那些风趣有文才的，却又大都没有多少社会责任感。两种美德不容易兼有，却同时体现在章润身上。 　　 资老师对美国非常熟悉，所以今天主要是给我们讲中美两国不同的建国过程和不同的国家观念对法治的影响。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资老师。 　　 资中筠：谢谢张千帆老师，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法学界的专家，我不懂法律，完全不是学法律的。让我报题目，我就说了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跟法治的关系，但什么叫法治你们都比我更在行。开头我先说怎么会想到这些问题。 　　 张千帆一开始希望我讲文化和道德危机问题。但我不想讲，因为现在关于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太明显了，大家已经说烂了，说也白说，没什么可说了，说来说去都到了礼崩乐坏、人伦道德失范的地步，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说了有什么用？另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写过不少东西，比如说文化和制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还有去年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讲话，关于“人性·文化·制度”，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现在我不太愿意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连五脏六腑都在溃烂的人，跟他说应该解酒、戒烟，不应该以不健康方式生活都没有用，得帮他找出真正的病根来。但真的有没有治本方法我不知道，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为止我思考的问题想到的。 　　 我从哪个问题开始想的？虽然我一直研究外国、搞洋务，但我真正比较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历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中原常常被周边少数民族打败，多少次了，真正完全亡于少数民族的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不能说中国从没有亡过，绝对亡过。还有过去的五胡乱华、南北朝等等，少数民族比汉族好像更强悍，汉族明明在文化、社会进步、生产力各方面远优于周围的游牧民族，但为何总被打败。有一个说法说汉族比较文弱，游牧民族比较彪悍，所以打不过人家。但仔细想会发现这经不起事实考验，因为汉族文韬武略很发达，历代出过很多名将，有很多著名的战役，是载入史册的，还有每次改朝换代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在逐鹿中原时，各路英雄混战都很英勇，如《三国志》所描写的情况，论谋略还有《孙子兵法》到诸葛亮，是世界级的。那为何每个朝代站住脚之后反而弱了？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执政者总是把精力放在防止谋反上。谁最有可能谋反？当然是武将，因为天下是打出来的天下，觉得谁掌握军权谁就可能谋反，所以凡是掌握军权的武将最后的下场往往不好，皇帝不放心，就要不断地掣肘。所以抗击外侮时，武将在前面打得好好的，越打胜仗皇帝越不放心，很容易被进谗言、敌人搞反间计，因为皇帝最关心的并不是你丢失了多少土地，而是武将千万别造反。所以看历代，随便举一个例子，如汉朝的韩信、岳飞、于谦一直到明朝的袁崇焕，这些人忠心耿耿地捍卫边界时，最后被怀疑谋反而不得好下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最客气、温和的方式。这说明什么？说明皇帝最在意是他一家政权，领土是次要的，所以“宁予外夷不予家奴”，这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族之所以打不过少数民族，真正原因在于所有的政权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是一家私有的。打出来的国家就是这样的。 　　 当然古代国家，包括欧洲、中东以前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但中国是最典型、时间最长而且模式最一致——每一个朝代更替都是打出来的。欧洲国家打来打去，有的是争夺领土占领了别的国家，不一定都体现在改朝换代上。特别是到近代以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今天我就不讲了。不管怎么样，最早中国黄帝大败蚩尤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然后武王伐纣、春秋战国、秦始皇统一列国，以后各个朝代全是打出来的，一直到本朝。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内战最多，最后被总结出“枪杆子出政权”，这句话十分精辟，高度概括，中国政权就是从枪杆子出来的。 　　 到辛亥革命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国家观，辛亥革命号称是武装起义，实际上辛亥革命流血最少，清朝和平退位，没有打得一塌糊涂，民国政府也没有对清朝皇族开杀戒，并且给一定的生活待遇。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部分改变了这种国家观，也已经不是一个家族的起义了，是改变了“家天下”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实行宪政，理论上统治者是选出来的，国体变了，辛亥革命打断了这样的进程。但以后半个世纪还是枪杆子决定，先是军阀混战，谁有枪杆子谁就有地盘，大家凭枪杆子说话，最后北伐也是凭枪杆子统一中国，确定了蒋介石的领导。但蒋一直没有能真正统一中国，所以念念不忘用武力先安内然后攘外。各种政治势力，最后谁掌握多少军队、军权，最后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直到现在这个政权还是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国家有哪些特点？ 　　 一是政权是私有的，这个是我打出来的，因此天下是我的。国家建立的最高目标是保证我这个家族永远掌握权力，政权是目标不是手段。那这个政权对谁负责？不是对老百姓，而是对祖宗，失去政权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尽管国库都是从税收而来，但各级官员都认为自己是“食君之禄”而非纳税人养的，因为整个国家是君主一家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一家为何能长期执政？祖先的武力打下来的，“国”是放大的“家”，老子打江山，儿孙坐江山，像家族遗产一样，所以儿孙的责任是要对得起祖宗，永远保证江山不落到别的家族里。谁要觊觎王位就像打家劫舍一样，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不但违法而且也是不道德的，“犯上作乱”是最大逆不道的，这是儒家道理。“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是什么？是想造反夺取王位的人。历代帝王都自称是儒家，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按照儒家所宣传的仁义礼智去做，但取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不许造反。这是第一点。 　　 二是爱国就是忠君，这两个合而为一。所以文臣武将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君王和他的家族，谁帮助这个君王打天下出力最多，就论功行赏。现在那些民主国家选举，总不能谁帮我选举最多，就给你官做得最大，不能这样做。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论功行赏，等到功劳太大，赏得太多了，又不放心，又把你干掉。 　　 三是轻视个体生命，人命价值按等级分，皇帝或者皇族是至尊之体，富贵之家是金枝玉叶，百姓的命如蝼蚁，就是在历史上一笔带过的数字，历来说的“坑降卒几十万”“血流成河”“横尸遍野”都是模糊的概念，老百姓死多少人没有关系，客观上人口的控制是靠战争和饥荒，打仗论功行赏是以杀敌的人头来计算，杀了多少人头回去报功。这样在政治斗争里基本没有妥协，总是你死我活，要么你取代我，要么我保住我的江山。 　　 四是需要愚民，便于统治当然需要愚民，不需要你知道什么也不需要你参与什么。现在被认为最先进的选拔制度是科举，这个科举好像是比较公平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好像大家都是可以参加的。但就是科举通过考试可以统一思想，考的内容一样，大家积极要念的书、做的事情都一样。科举制度最能够统一思想。在科举之前搞贵族政治时，如魏晋时代的情况，贵族们的思想比较自由，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互相争夺。但等到用科举来统一思想时，普及面非常大，一方面普及了教育，给了相对平等的机会，但更加进一步统一思想，而且所有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为皇家服务，所以唐太宗非常得意，“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五是需要适当改善民生。每个朝代开国之君都要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站不住脚，这当然是题中之义。但改善民生是手段不是目的，是为了怕水覆舟，“舟”是目的、是皇权。民生是可以考虑的，但民权不在考虑之内。因此民生的考虑也有限，一个朝代越到后来，君主越骄奢淫逸，只能搜刮民力，牺牲民生。直到民不聊生，起来造反。 　　 所以，打出来的天下最终只能人治而非法治，有时候强调“德治”，实际上往往流于虚伪，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古代法家如商鞅、韩非、李斯跟现在的法治观念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第一不保护人的权利，不承认私有财产，只讲惩罚。第二最高司法者是君主或者被授予大权的宰相如商鞅，还是人说了算，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完全是一句空话。最公正的，大家都说包青天，包青天最后靠的是皇帝的尚方宝剑，如果皇帝把尚方宝剑一收回他完全完了。最公平的君主、最愿意讲法治的，最高裁判者还是君主。所以我想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句话，谁把谁的权力关在笼子里非常重要，谁来掌握笼子的门？这句话没有主词，没有宾语，那就是白说。 　　 这是第一种，打出来的国家是这些特点。 第二种是谈出来的国家，开会讨论的国家。开会讨论出来的国家美国最为典型，别的国家是从打出来慢慢演变为讨论出来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2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