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转按：尽管现代文明来自西方，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也同样面临传统与现代冲突下的病痛，这或许也是为何十九世纪以来心理学及心理治疗在西方取得如此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中国之现代化面临的冲突更大、病态更甚、伤痛更深，可能因为我们面临了双重冲突，除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有中西文化的冲突，某种程度上，普遍的生命意识还没建立，却开始人的异化，普遍的专业精神远未形成，人却更加工具化和机械化。     《廊桥遗梦》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或许反映了许多人的生命遗憾，几个人的人生中曾经找到自己的soul mate？   资中筠：热潮退后话《廊桥》        　大约四年前，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应出版社之约翻译了《廊桥遗梦》(直译书名应为《麦迪逊县之桥》)。不意这本小书一下子变成了热门畅销书，一时间大有”满城争道”之势。译事本是我的余事，而且是业余之余。在正业学术研究之余有时心血来潮写点杂感、散文一类，然后行有余力，作为一种调剂，做些翻译。这”余力”就很有限了，所以我翻译的原则是以自娱为主，作品-般远离”正业”；同时须得我认为真正有价值，值得介绍的。80年代翻译了巴尔扎克和薇拉·凯瑟的作品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当然当时选择巴尔扎克还有不使自己法文荒疏的目的。但是《廊桥遗梦》却非我的选择。时值盛暑，我主持的社科基金项目《战后美国外交史》80万字的稿件正集中在我手里，处于最后统稿杀青阶段，凡是有从事学术著述体验者都可以想见这个阶段之艰辛，挥汗如雨，苦不堪言，不必尽述。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来问，有一本美国畅销小说希望我能承担翻译，并且要尽快完成。我听到”畅销书”，就本能地心怀警惕，要求先看了再说。读过之后虽未有所打动，但觉得至少品味不低，还有某种美感，觉得在为那本大书苦斗之余。可以当作一种消遣，如同吃冰棋淋一样，于是就接受下来。原文文字流畅，译起来毫不费力，速度和抄书差不多，中文共八万宇，每天休息时间弄一点，两个月交稿，果然起了休闲作用。与此同时，那80万字定稿也接近完成了。我非作家，没有笔名，但是这一次却不想署真名，胡乱起了个名字，因为觉是这在我纯粹是发了个岔，至今在我的履历表中从不把这本书列入著译作。   　　不料无心插柳却引起了”轰动效应”。在《廊桥》热的高潮中有的读者开始对译者产生好奇，不断地叫阵。后来终于纸包不住火，真名被曝光了。于是有一阵电视台记者来访，家里电话不断，各种报纸约稿，提问等等，我的平静的生活忽然因此热闹了一阵。对于这一切，我都以不变应万变，坚决不以任何方式因《廊桥》而公开露面。越是炒得热闹，此意越坚，以至有时在电话中对素不相识，楔而不舍的记者(或自称记者)发了点脾气。现在应该交待一下我当时的心态，那是一种逆反心理：在我所有的工作中，这是付出劳动最少，在价值上也是最轻量级的，尽管这不是一本坏书，我也没有说过根本不值一顾这样的话。我认为我的任何作品都比这值得关注。1994年我在南京讲学，适值《战后美国外交史》出版，有学生告诉我他已经在书店中买到，等我跑去看，已经不见，问店家，说是这类书进数很少，售完为止，与此同时，我恰好见到书架上插有我译的巴尔扎克(已再版过)，而在显著地位的桌上以及架上平摊着放的却都是《廊桥遗梦》。那《外交史》是凝聚了包括我在内的多名学者积三、四年之久的艰苦劳动之作，与《廊桥》的命运成鲜明对比，就本人而言，三种作品的劳动与遭遇正好”倒挂”，当时就令我感慨系之，自己跟自己比，心理不平衡。再者，我本非名人，也无意求名，不论如何总不该以这本小书出名，让人一看到资某人的名字先和《廊桥》挂钩。这就是我坚决拒绝在热潮中露面之故。我为巴尔扎克和薇拉·凯瑟都写过书评，对这本书既不写书评，也不参加有关的讨论，也是为的不愿凑热闹。   　　现在热潮已退，却有一些由这本小书引发的想法欲求一吐为快。我所见到的评论大多着眼于爱情与家庭以及与之有关的价值观。电影我始终没有看过，据说更加强调家庭伦理道德这一面。似乎很少人注意到书中所表达的另一层思想，就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逆反。(根据不可轻易言元的原则，不敢肯定一定没有，因为我并未到处收集评论，看到的大多是热心朋友剪寄的)。男主人公罗伯特·金凯就是这一逆反的化身。他的一切言论、行为都是竭力挣脱市场化了的世俗的枷锁，追求归真返璞。作者借金凯之口有一段简炼而精彩的关于市场扼杀艺术的讲话，里面有许多警句。他摄影所追求的是反映他自己独特的精神、风格的东西，要设法从形象中找到诗，但是这不合编辑的口昧，因为编辑想到的是大多数读者，是市场。下面一段话十分精辟：   　　”这就是通过一种艺术形式谋生所产生的问题。人总是跟市场打交道，而市场–大众市场–是按平均口味设计的。数字摆在那里，我想这就是现实。但是正如我所说的，这可能变得非常束缚人。   　　”以后我准备写一篇文章题为《业余爱好的优点》，专写给那些想以艺术谋生的人看。市场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扼杀艺术的激情(重点是本文作者所加)。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以安全为重的世界。他们要安全，杂志和制造商给他们以安全，给他们以同性，给他们以熟悉、舒适的东西，不要人家对他们提出异议。   　　”利润、订数以及其他这类玩意儿统治这艺术。我们都被鞭赶着进入那干篇一律的大轮子。 　　”做买卖的人总是把一种叫做’消费者’的东西挂在嘴上。这东西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矮胖子穿着皱巴巴的百慕太短裤，一件夏威夷衬衫……，手里摸着大把钞票”。(译本第54-55页)   　　在另一处，金凯提到了现代科技和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使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退化。在”旧世界”里，人强壮而敏捷，敢作敢为，吃苦耐劳，勇敢无畏。而今电脑和机器人终将统治一切。人类操纵机器，但不需要勇气和力量，也不需要上述那些品质。”事实上，人已经过时，无用了”。连性爱都可以用科学来代替。组织起来的社会、矫饰感情、效率、效益等等使人失去自由驰骋的天地。更有甚者，人类通过对大自然的破坏和发明自相残杀的新武器正在毁灭自己。   　　我认为这是在那个爱情故事背后贯穿全书的思想。罗伯特·金凯其人也是按这样一种理想塑造出来的。这种思想推向极至，就产生了《从零度空间落下》这篇近乎荒诞派的文章，把自己想象成还原到原始人。进而一直蜕化到生命起源之前。   　　   　　其实，艺术与谋生的矛盾，市场扼杀艺术激情，这差不多已是共识，中外皆然。而且这种哀叹非自今日始，不过于今为烈。任何生活在现代的人只要打开收音机、电视机，或者到商场走一圈自然有体会。每当我参观中外艺术博物馆时都有这种想法：而今后，人类还会创作出这么美、这么精致的艺术么?主观上还有这个耐心，客观上还允许这样从容么?近两年有机会相继参观了两次新建的上海博物馆，那神妙的二千年前的青铜器使我心灵颤栗，而在玉器馆中我更进一步发现，真正产生震撼力的美不可言的艺术都产生于商周时代!过去每见到这类古代文物总不免肃然起敬，惊叹我中华民族之早慧，但是没有那样突出地感到早期艺术之不同于后代。也许要归功于”上博”的灯光精巧和陈列得法，使观众能尽情细细欣赏每一件陈列品，同时也就突出地觉察到时代的差异。在那里。处于20世纪末的我特别为公元前20世纪的艺术家(那时有这称号么7)的那种永不可再的纯真、朴实而又充满想象力的艺术激情所震动。与方今由西方传人的那种故作粗拙以示返璞的风格不同，那是在工艺上也相当精致的。后世艺术家提倡师法造化，我想那时的人就生活其中，与大自然浑然一体，那种本能的感受自非今人可比。到汉以后，特别是东汉以后，就渐趋雕琢、繁琐，离自然越来越远，到清朝的叠床架屋刻意雕琢就匠气十足了。这里的区别在于创作的动力是自发的创作欲还是为满足别人的需要，即使不是面向广大的市场也是为了取悦宫廷贵族。这是指手工艺品。至于书法绘画，一直到近古多半还是文人自娱之作，既不是为出售谋生，也不是为献给王侯，所以情况又有’所不同。这里不是要讨论艺术史，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我要说的只是在”上博”，特别是玉器馆的感受。这感受与《廊桥》中金凯的议论和追求是–致的。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中国这样一部辉煌的文学史(不包括现当代)，特别是诗词部分，大多是读书人官场失意的业余之作，而且决不是卖文为生的，才见真性情。罗伯特，金凯没有中国士大夫那样的条件，他为追求自己的创作自由，把生活降到贫困线以下，最后潦倒以终。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只能如此。   　　另一个问题是科技高度发达是否会，或者已经造成人的异化和退化。一切用机器人、电脑来做。人将不入。不但失去了个性、激情和艺术创造力，而且体魄弱化，智力也被扭曲、退化。可能有极少数的天才不断发明出各种代替人力、人脑的新玩意儿，而操作这些玩意儿的绝大多数芸芸众生所需要的智力却越来越简单、低下。”傻瓜”照相机之命名——十分说明问题。就是那少数发明者的智慧也日益狭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跟着一个大轮子转，越转越快，身不由己。沿着命定的轨道不断发明创新本身就是目的，对人类是祸是福或者来不及想，或者想也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百代先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透的智慧和拥抱自然的博大胸怀还能再有吗?今世能出现盖茨，但还会产生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的先秦诸子吗?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和人的道德智慧都高度发达，因此人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谋生而有充分的自由和时间来随心所欲地从事艺术创造。也许目前这个阶段是人类通向那个美好境界所必经的炼狱。但愿在这过程中人没有异化成非人，人类以及地球上其他族类的生存条件没有被人类自己破坏掉。当然这种杞人优天不论是否有根据都是无能为力的。人类还是会争先恐后地不断发明征服自然和征服自己的手段，跟着那个大轮子转。像《红舞鞋》里的舞人一样一直转下去，无法停下来。不管儿童是多么纯真可爱，童年是多么值得留恋，人总是要长大乃至衰老，这是无法抗拒的。因此金凯这样的典型只能是”正在消失的物种”。   　　书中的爱情故事如果单从弗朗西丝卡的角度看，不算新鲜：一个嫁到边远小镇本性有点浪漫气质的少妇，丈夫善良而不解风情，生活平静而乏味，因某种机遇被激发起了潜藏的激情，圆了少女时代的梦。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辛格莱·刘易斯的《大街》等等异曲同工。但是从罗伯特，金凯的角度就有其独特之处，是与上述的思路相一致的。那是一种摆脱一切世俗观念，还原到人的最初的本性，纯而又纯，甚至带有原始野性的激情。天上人间只此一遭，如宇宙中两颗粒子相撞，如果失之交臂，就亿万斯年永不再遇。作者调动了一切想象力塑造出这样一个”最后的牛仔”，与这高度组织化的市场社会格格不入，处处要反其道而行，包括对爱情。这样一种爱情注定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即使撇开弗朗西丝卡的家庭责任感不谈，能够想象她跟金凯私奔，然后两个人一起过日子白头偕老么？那金凯还成其为金凯么?这就像林黛玉与贾宝玉终成眷属，子孙满堂一样无法想象。每个故事有它自己的意境和规律，甚至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   　　我想如果这本小书有一定的魅力的话，就在于作者以独特的手法通过金凯其人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逆反心理和一种追求归真返璞的情怀。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本书在美国畅销；但是此书对中国读者的吸引力究竟何在，我还是不太明白。  

　　闲来胡思乱想，常引发一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想，由方孝孺想到布鲁诺即其一。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时差二百年，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一是他们各自所受的惨绝人寰的极刑（方孝孺被“磔于市”，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二是他们两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死得英勇、惨烈。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道”是什么，引起我对中国和西方文明巨大差异的深思。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称“汉中教授”。由于皇太子早逝，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就是短命的建文帝（明惠帝），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尽管他年龄并不老（死时才四十五岁）。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的另一个儿子，即建文帝的叔叔燕王棣打到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惠帝则“不知所终”。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有死保旧皇帝的，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灭族”的不计其数。到那时为止，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方孝孺“名垂青史”的特殊处是“灭十族”，那第“十”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关于“十族”的来由，流传较广的故事是：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要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投笔于地，又哭又骂，再强迫他写，他就写“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对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方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多人也被“收斩”。不过一般正史不采此说，而是说方表示宁愿立刻死，不草诏书，朱棣说：哪得遽死（意思是太便宜你了），当灭十族。那么“灭十族”是皇帝的发明，而不是方孝孺一句话让他学生遭殃的。不论采何说，总之株连“扩大化”及于学生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后世的学生如及时划清界限，揭发批判老师，则可幸免。据史书载，仅方一案，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 　　方孝孺死难时是1402年，是15世纪的开始。斯时也，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欧洲正在迈进蓬勃发展的近代史。思想、人文、科学、艺术大放光彩，人才辈出，以科学和民主推动人类文明，独领风骚五百年。15世纪的开头，1401年，德国人尼古拉斯？德？库萨（Nicholas de Cusa）诞生，他的职业是主教，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是挑战传统、破除地球中心论的托勒密体系的先驱。一百多年后，波兰哥白尼“日心说”问世（1543）。哥白尼死后，紧接着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1548）。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善于独立思考，是典型的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人”，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甚丰。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提出了宇宙无限论。他的哲学思想对17世纪的斯宾诺莎有重要影响，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先驱。在当时，他所坚持的宇宙观，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也不容于坚持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新教。他周游北部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凡十年，到处讲学，到处与人辩论，同时找机会出版他的著作，最后在哪里都难容身，终至回到意大利惨遭刑戮。 　　布鲁诺早年在那不勒斯求学，当过多米尼克教会的修士，研究神学，不久就涉嫌思想异端，为逃避当地教会的审判，逃离那不勒斯。先到罗马，又被诬陷杀人，面临逐出教门的审判，于是逃亡瑞士。在那里，他放弃多米尼克教，皈依新教加尔文派，但是令他失望的是，加尔文派也排斥异端，他又因思想罪而遭逮捕、逐出教门，获释后到法国。当时的欧洲虽然保守是主流，但并非铁板一块，学术空气还是比较浓厚，留有一定的空间。法王亨利三世的朝廷是开明天主教派占上风，布鲁诺得到庇护，被任命为王家讲师，得以暂时在巴黎栖身，并发表他的著作。其间，他作为法国驻英大使的客人到过英国，也曾为伊丽莎白女王宫廷的座上客，但是他的学说不见容于权威的牛津学派，于是又回到巴黎。但是此时的巴黎政治气氛已非昔比，亨利三世废除了容忍新教的法令，而布鲁诺却不稍敛锋芒，更加公开地与权贵论战，并公开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布鲁诺至此在巴黎无法容身，跑到德国，在那里游荡于各大学之间，继续讲学、发表著作，不但宣传他的宇宙观，而且主张各教派和平共处、自由争论，其辩论的对象既有教会又有学术界权威。结果又被新教路德教会开除出教，德国也呆不下去了。此时刚好有一名威尼斯贵族“诚聘”他回到意大利任他的私人导师。威尼斯在当时比较开明，而且布鲁诺得知那里的帕多瓦大学数学系主任一职正好空缺，他遂于1591年束装回威尼斯，直奔帕多瓦大学。不过他没有得到那个教职（一年后任命了伽利略），就住在那位贵族家中，任他的私人教师。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不久，这位学生就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他为自己辩护的说辞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理论只涉及哲学，与神学、教义无关（和伽利略一样，他主张对《圣经》只遵循其道德说教部分，而不包括其宇宙观）。在威尼斯他也许还有希望得到开脱，但是不幸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把他引渡到了罗马。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种种辩护都无效，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这点他坚决拒绝，最后终于判处烙刑，临刑前舌头给夹住，足见他的言论有多大的威慑力。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布鲁诺有一句名言：“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未见株连到其他人（欧洲好像没有“族灭”之刑律）。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二百年中，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民族国家成型，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在天体物理领域，哥白尼开始的宇宙观的革命经伽利略到开普勒基本完成，最后到17世纪中叶由牛顿集大成，他关于万有引力的发现解决了“日心说”的最后一个疑点，并开启了现代物理的新时代。布鲁诺是这场持续的科学革命过程中的一位烈士，实际上此时的宗教裁判已是强弩之末。以后，科学受到教会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非难和压制还时有发生，但不论是教会还是君主，再也不拥有对思想信仰的生杀之权了。布鲁诺个人的结局虽然惨烈，但是，实际上他生前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已经有机会到处传播他的学说，并发表著作。那时的欧洲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局面。 　　反观这二百多年的中国，无论生产方式、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明朝在内部杀戮、争斗中，在宦官、权臣、昏君专政中，在边患频仍、统治面积日益缩小中，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1600年是万历二十八年，当时的形势是皇室、官府层层横征暴敛，内部民变蜂起，外部边疆告急。这一年的大事：一是发动几路大军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叛乱；一是宫廷之内宠妃专权，威胁太子的地位，又有一位“忠贞之士”关心帝王家事，为维护太子而上书直谏，触怒皇帝，遭到“下狱”、“廷杖”、“除名”。此人名叫王德完，官职给事中，如果没有这件事大约是根本名不见经传的。到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清军入关，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又一轮生灵涂炭加道德危机。清朝之取代明朝，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尽管是另外一个民族，还是延续着大同小异的君主专制政体，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明主”继以“昏君”，皇朝由盛而衰，士大夫的追求和价值观依然如故，大臣或“忠”或“奸”，端看从哪个皇帝或潜在的皇位继承人的角度出发。只不过这是最后一个皇朝，以后的历史轨迹却被欧洲人打乱了，从此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说来也巧，清顺治元年（1644），欧洲适逢英国克伦威尔议会革命成功，五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件事与建文帝的“不知所终”和崇祯之死意义大不相同，因为它导致了君主制度的结束。尽管以后还有反复和曲折，对克伦威尔其人其事史家也有争议，但他发动的这场革命为二十年后“光荣革命”的先声，最后导致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对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变革都有深远影响。而且，欧洲文明加炮舰从此一路扩张开去，直到轰开中国的大门。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除非再有更高明的科学家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推翻这一结论。这就是科学。与此有关的人，在压力面前可能表现不一：哥白尼摄于可以预料的压力，迟迟不敢公开其发现，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发表；伽利略有坚持，有妥协，在教会的淫威下也说过“违心”的话；布鲁诺则刚直不屈，卒至以身殉。但是不论怎样，他们还是公开说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发现，并且载诸书册。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与先进的科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人是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的灿烂群星之一。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 　　我的思古之幽情再退后到公元前二三百年间。那时的希腊几何学之父阿基米德正在埋头研究、发明一条一条的几何定律。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国王叫他辨别工匠制作的金王冠的真假，他在洗澡时偶然发现浮力原理而欣喜若狂，一声“尤里卡！”贯穿时空，成为不朽的天籁。不论这一传说是否真有其事，阿基米德对数学和力学的贡献以及他个人对此的着迷是事实。方其时也，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做什么关心什么呢？那正是战国后期，当时热门的新学是“纵横学”，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他们与同时代的策士们正奔走于七国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居王位者兜售他们的谋略，留下的不朽著作是《战国策》。在那雄辩的辞章中，充满着纵横捭阖、权谋计术，极尽坑蒙拐骗、挑拨离间、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能事。其心计之深、思路之复杂，令现代人望尘莫及。如今，“博弈论”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颇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津津乐道，其实战国策士们那种像下棋般一步一步揣摩对方的反应，决定对策的“弯弯绕”，现代的博弈专家跟着转起来恐怕也很吃力。这种思维的路数，其实与几何学推理是一致的，只是用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战国时天下未定，思想还没有定于一尊，苏、张之流不必像汉以后的士大夫那样对一位君主从一而终，也就无气节可言。不过华夏文明到那时已相当成熟，纵横家的计谋与儒家的忠孝节义，同样是留给后世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总是举出四大发明，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还有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早于西方人一千年，等等。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技术不等于科学，因为没有理论，不能举一反三，无法普及。技术只是手段。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志”是什么。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超越于“经世致用”的客观存在——的“傻劲”。中国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处理人际关系。不过惟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传统之累。当近代西方人争取到了思想言论自由，建立了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异端”而获罪，从而进一步释放出无限创造力时，中国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读书人皓首穷经，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其结果的差异是可想而知的。当然，涉及政治斗争，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都有许多钩心斗角的“谋略”，也出现形形色色的“谋士”，古今中外皆然。所不同者，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中国的“士”的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学得文武术，售与帝王家”，如果帝王不买，“经世致用”就完全落空。 　　还常见有文章强调，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业比欧洲先进，说明中国本来可以从那时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甚至有人假设，如果郑和再走远一点，到达了美洲，今天在那里的就是黄种人了，整个历史就要改写。姑不论这种假设如何想入非非，有一个基本问题是，郑和出海的目的是什么？派他出海的正是那位夺了侄子皇位的永乐皇帝，他即位不久急急忙忙派人出海，而且满朝文臣武将都不用，单派贴身太监，绝不是有向海外扩张的雄心，其初始目的是搜寻那位“不知所终”的建文帝。因为关于建文的下落传说很多，流落海外是其中之一。只要旧皇帝还有出现的可能，永乐的皇位就存在潜在的威胁，这才是他为之寝食不安、戚戚于怀的头等大事，所以才要“七下”西洋。其次当然还有向“化外”的岛民宣扬我中华神威之意。所以，不论船只如何先进，郑和本人的才能如何了不起，这与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出于商业需要，推动航海业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再说，本人未考证过郑和的船比同时代欧洲最先进的船究竟如何。但是，倾全国的国力和能工巧匠为皇家造一条或几条船，与能代表社会生产力的造船“业”的发达是有区别的。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之土壤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这一历史轨迹到了晚清终于给打乱了，中国近代史于焉开始。 　　（本文写于2001年，摘自《资中筠自选集》之《士人风骨》。）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5-30 | 责任编辑：左小刀   相关阅读：关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007jo.html           精英与民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08is4.html           差距来自学校和教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0b74y.html           公民社会必须澄清的概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bcd40102dvy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