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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还有多少个“徐武”渴望“飞越疯人院”?

原文地址: 还有多少个“徐武”渴望“飞越疯人院”? 作者: 曹开林 还有多少个“徐武”渴望“飞越疯人院”? 作者: 方礼纲 2011-05-01 08:39:33 发表于: 博客中国 http://www.blogchina.com/201105011128789.html 据报导,4月27日,成功“飞越疯人院”的“武钢”职工徐武在广州称自己因“多年坚持上访,遭到前上司、原单位的‘迫害’, 被非法收治在精神病院长达4年时间 ”,就在接受电视台采访之后,徐武“在某电视台遭到数名男子‘掳走’”,而参与掳走徐武的人员之一“正是曾多次遭到徐武举报的武钢炼铁厂保卫科长全林”(4月29日《南方都市报》),其余人员被广州警方证实为武汉便衣警察,徐武家属怀疑其已被执回原来的精神病院(4月29日、30日《新快报》综合)。 透过徐武个案,我们有理由发出这样一个追问:还有多少个“徐武”渴望“飞越疯人院”?综合媒体报导,我们看到了徐武“被精神病”的一些理由是很可怕的。一旦这些理由成为一些人对待上访人员的思维定式的话,那么,仍然被关在“疯人院”中的“冤大头”恐怕不是一两个徐武的问题了,并且还会有更多的徐武“被精神病”。更令人担心的是,有关责任单位会为自证清白而拼命维护徐武的“精神病说”,甚至不惜滥用“维护稳定”的名义继续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 据徐武介绍,他被从未谋面的医生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偏执心理,但未必就是病,即使是一种病,未必都要被关进疯人院,未经诊断就下结论亦不可信,以欺骗手段获取家属签字更属违规违法。偏执不是罪恶,是弱者的自保手段,如果将“认死理”的人都诊断为精神病,那么,中国的精神病院恐怕早就不够用了,甚至“正常人”没有几个。徐武坚信上访有理,虽是偏执但不宜定性为精神病,可以通过对话和疏导解决问题。精神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对一般精神疾病治疗的最好场所是家庭,最好的医生是亲人。徐武在严密看管之中,多次“飞越疯人院”,似是一智者而非精神病人。 武汉警方带走徐武的另一个理由是“涉嫌危害社会安全与稳定”(4月29《新快报》)。这是一个宽泛得没谱的“罪名”,如果不加限制,任何一个表达意见的公民,一旦被人看不顺眼,都有可能被安上这个罪名,这才真正是“危害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徐武是一个弱者,身体已受到摧残,对社会安全不构成危害;徐武是一个公民,他在行使一个公民正当的表达诉求的权力,问题解决了,反儿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把有意见者都关进精神病院是畸形的稳定观。因为,只有老百姓的安全和稳定才是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基础。 武汉警方抓徐武的另一个理由是“ 这个精神病人‘知道的太多了’”。这话本身就有问题,既然是精神病人,怕他知道得多干啥?同时,“知道得多”也不应是罪过,如果他知道你做的是好事,你不必“跨省”,如果他知道你做了坏事,你抓他就错了,如果他知道国家机密,那你要看他泄密没有,你不亮明身份,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人掳走,说文雅一点是有违法制精神,说粗俗一点象黑社会干的事情。 对于徐武该怎样“处置”,决定权本应在家人,然而吊诡的是,家人反儿成了局外人,精神病院反儿成了准监狱。有鉴于此,建议有关部门对全国的各类精神病院来一次普查、接访,逐一与收治人员和其家属核实,调查有无超期收治、不当收治、强迫收治、错误收治,受骗收治。一经发现问题,该追责的追责,该赔偿的赔偿。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安全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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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

骂艾群策的言论也是自由的,感谢,有网友理解艾总关心着他的两个落难朋友:牟其中,兰世立。。。 原文地址: 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 作者: MZ鸺练下凡       “ 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 ” ,意思是说,在人类自由权利中,言论自由是第一自由,丧失言论自由,便意味着丧失所有自由。       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理应受到保护。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具体表现在发表文章权、批评建议权、抗辩申诉权、出版自由权等等。       美国宪政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案例 “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 ” 之判决,更是确认了人民对政府之批评,是否构成诽谤不以 “ 事实是否失实 ” 为依据,而以是否有 “ 实际恶意 ” 为考量。       —— 这一判例,让人民的言论自由有了切实保障,至今仍掷地有声,在一切珍视言论自由者的心中激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共鸣。         合乎理性而不扰乱别人的言论是自由的,是不被约束的。自由体现人的价值,扼杀自由无异于对人类的精神的摧残。         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失去言论的自由,可以说是没有了平等对话的机会,没有了获得其他自由的可能。比如,在法庭辩护时,因为你的言词过激,或者是因为你的言词不合常态,便不给你发言的机会,这就等于让你的各项权利提前终结。         既然 “ 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 ” ,那我们大可以畅所欲言。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却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和能力,只能对我们的政府、官员,唯命是从。       前些日,彭水诗案的新闻充斥于媒体,引起强烈反响。彭水县教委人事科员秦中飞,因一条讥讽彭水领导的短信,却被刑拘、被批捕。 —— 直言批评 “ 人民的公仆 ” ,得到的却是牢狱之灾,百姓的言论空间被压缩到了什么地步?       “ 拥有绝对主权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 …… 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利,那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 ” 而如今的官员,受着 “ 官本位 ” 思想的严重侵蚀,自以为英明神武,百姓不能以任何理由对他们有任何不敬。人民批评他们的不是,便是对他们诽谤,会引来牢狱之灾。         建设和谐社会,不正是需要管理者广听百姓心声,对症下药,完善各种制度吗?如果不让百姓说出不满意,不揭发官员的滥用权力,怎能除掉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         有人曾经 “ 望文生义 ” 地解释说: “ 和谐 ” 者,每张嘴有饭吃,每个人都能说话。诚哉斯言!         百姓没有了言论自由,其他的一切权利只能是形同虚设,更无从享受。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等于是剥夺了公民开口主张其他权利的机会,大家只能像猪猡一样,在温饱线上挣扎。         所以,尊重民权,倡导自由,就首先要让人民有言论的自由,给百姓一个 “ 群言无忌 ” 的时代,让中华民族历经的 “ 一言堂 ” 的灾难,永远成为历史,不再重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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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住在伊万隔壁

原文地址: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住在伊万隔壁 作者: 信力建 幸福,注定是 2011 年唱得最响亮的旋律,不管你心目中的幸福已经抱在怀里还是正在路上,或者只是虚无的微光。 2011 年,“十二五”在 “幸福”声中开局,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先提出“让民众幸福更给力更持久”,着手建设“幸福广东”;两会上,决策层和众多媒体也高调地释放出这一强烈的信号;统计局把幸福指数列入统计指标,地方政府把幸福指数列入官员政绩指标,谈 GDP 、通胀、房价都纷纷给出“幸福”的承诺,媒体追求幸福也十分给力,时不时给它腾出最醒目的位置。就此观之,我们确实能看到“十二五”的决心和新气象,国富论正逐渐走向幸福论,民生被摆在了更显要的位置,这是惠民的好事,也是执政为民的进步。 只是,我仍疑虑重重,民富了,我们就“幸福”了?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谈论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英国人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冬天晚上回家,穿着羊毛裤坐在壁炉面前。”法国人说:“你们英国人就是古板,最幸福的事情是和一个金发女郎一起去地中海度假,然后我们好和好散。”苏联人说:“你们说的都不算幸福,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有秘密警察来敲门,开门后说:伊万,你被捕了,跟我们走。’这时你能从容不迫地说‘哦,你弄错了,伊万在隔壁。’” 如果可以选择,恐怕没有人想要苏联人口中的“幸福”,甚至觉得惊讶可笑可怜。可是这样的笑话在前苏联却有更残酷的现实版。前苏联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滥捕滥杀风袭社会各阶层,人人自危而导致神经高度紧张。许多人甚至还没有笑话里的好运气,不是被逮了去就是不待警察敲门,自行结束了生命以免饱受折磨和屈辱。敲错门的“幸福”彼时彼刻就是一种奢望 ! 前苏联人“最大”的幸福谁会想要吗?在常识、理智、尊严、自由集体沦陷的错乱时代,财富、地位、人权轻如鸿毛,随时都可能被剥夺。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高级,是因为人是有思想的生灵,人有灵魂有信仰,会自我完善。正因为此,人对幸福的追求不会只单纯地在物质层面徘徊。民富,对于幸福感的提升固然是必要前提,但幸福不等于银包鼓鼓,大行暴发户之事,幸福应有更深更广的外延,即使一万个人有一万零一种、零一百种解读,但若要幸福不成为浮云,它需要扎根的土壤,即拥有幸福感的基本要素,在我看来,有几点必不可少。 爱与阳光 :大道之爱、仁慈之爱、正义之爱、和平之爱、奉献之爱,爱世人,亦被人爱。爱带来快乐、宽容、满足,少了贪婪、掠夺、杀戮,在幸福的背囊里爱不可或缺。阳光滋长万物,让黑暗无所遁形,阳光拒绝发霉与腐朽,让公开、透明得行其道。当爱和阳光照进现实,即使富裕的指数不那么高,幸福的指数也会直线上升。 财产不被剥夺: 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检测你的幸福起码要感到手中扎实地握着自己的所得,新中国不是拆出来的,幸福亦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社会的公平: 公平有多重要?温家宝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当财富的蛋糕被一小撮人享用,收入分配不公只会造就越来越多的穷人。当司法的天平向权力、财富倾斜,司法的不公就会让更多的人变弱势。如果不公仍然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占据,那么幸福在哪立足?那只能飘浮空中,作浮云尔。 自由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一段话同样适用正在追求“幸福”的中国人——人人生而平等 ,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 ,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是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公民不仅仅是庄严的称号,还应有真正享有并感受之的尊严。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17A (III) 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被视为人类的最高愿望,并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遵守。 1971 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之一,这也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这样的权利: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是专制的对象,受到公平对待。亲爱的政府,如果承诺给予幸福,就请不要再别有用心地加把锁。 没有秘密警察来敲门: 奥威尔在其政治幻想、讽刺小说《 1984 》里描绘了一个恐怖的世界,一九八四年的伦敦,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百分之百地受到控制,私人家里都装了电眼与麦克风,一声咳嗽,一个眼神都逃不过潜在监控,人民只能够发表政府认可的言论。但愿只是虚幻,在一个百般禁忌的社会,没有秘密警察来敲门是一种幸福。但这样的幸福,希望永远不要遭遇。 在今年人大代表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公平,更加和谐”。汪洋说要让幸福更给力更持久,决策层的迫切让人感到一些信心和力量。其实,沐浴在爱与阳光里,财富和公平共存的幸福自然会很给力,自由平等免于恐惧的幸福自然会很持久。我们眼目下的时代,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总之自由还在路上,民主还在路上,幸福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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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两头真”的李慎之

原文地址: “两头真”的李慎之 作者: 信力建 考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头真”。所谓“两头真”是指不少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真诚地参加革命,此为一真;而后,在所谓“整风运动”和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个个剥皮抽筋脱胎换骨,失去追求真理和理想初衷,丧失自我,变成党的驯服工具,直到新世纪来临,他们才大彻大悟,重举五四时代民主与科学大旗,真诚地直面现实,深刻反省自己,解剖历史。李慎之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之一。 李慎之生于 1923 年,即“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年。他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申报》、《新闻报》驻无锡记者。慎之生于小康之家,幼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又拜新文化运动之赐,得以亲炙西学。在念中学时,便接触到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慎之回忆,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这时他已读完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但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宣传马列的书籍后,觉得以五阶段来划分历史、用两阶级来区分人群,是中国古书所无。时代风潮所至,使他逐渐对马列主义、对西学发生兴趣。 1941 年,李慎之 18 岁,考入燕京大学读经济学。只念了 3 个月,就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上肺病而失学。美国的参战,使抗日战争出现胜利的曙光;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开始出现裂痕。为了争取群众,两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是民主,还是独裁?这将直接决定人心的向背。此时党的新闻宣传机构,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如《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等文章,矛头直指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和新闻封锁,赢得了包括众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心。 失学的慎之先是跑到自贡蜀光中学教《公民》课,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马列,半年后,遭特务追捕而跑至成都,找到了共产党,后调入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并调入延安,成为上述那些文章作者的同事。这些文章,慎之都曾一字一句学习过,也宣传过。他回忆,他在学生时代领导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就是他们的口号与纲领。从他这段经历不难看出,年轻时的李慎之是一个追求真理向往自有的真诚青年。 然而,到了延安之后,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整风运动主角。经过一系列密不透风后的整肃,李慎之也自觉放弃自我,成为革命这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的螺丝钉。据曾在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翻译,建国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等职务的沈容回忆, 1947 年在平山召开的党的土地会议之后,在农村搞起了群众运动,在机关里也进行了整风。当时,李慎之和他妻子张贻就将他们私下对沈容讲的诸如“对延安来的人十分看不惯,说他们没本事,对人不热情,还吃中灶,他们夫妇俩吃大灶”等等话,说成是沈容讲的,还给我扣了一个帽子,说我挑拨离间。李慎之当时在国际部,竟还跑到外文部来给沈容提意见! 解放后,就更是在劫难逃, 1957 年,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当时他对自己的检讨是:“我在 1956-1957 年间,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恶性发展,已达到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全面怀疑、全盘否定的程度。我从设想一个‘没有斯大林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没有匈牙利事件的社会主义’出发,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至新闻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的攻击。”就连这么一点可怜的独立思考,也不得不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放弃。而在这之后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李慎之都只能以现政权的铺路石和螺丝钉的身份苟延残喘。 然而,在其晚年,他再次迸发出青年时代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光热。尤其是在1989年的风波之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挂冠而去,并留下了一句气贯长虹的名言:“决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他这种大无畏精神化成了铿锵有力的文字。他不顾新闻检查的刀光剑影,直面漫骂者肮脏的口水,忍受着旧日朋友的误会,直言不讳,秉笔直书,用他那支多才的笔,横扫几十年来流行的谎言和谬论。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精通英语,长期从事国际工作,是中国当今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在他介绍西方的思想时,总能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话语;讲中国问题时,又从西方文化 中引出精深的解释。他的文章不仅中西贯通,视野广阔,而且格外坦诚和彻底,令人顿开茅塞,振聋发聩。 在 1999 年写就的《风雨仓皇五十年》中, 李先生笔锋直指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问题, 喊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李慎之就是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爆发出思想的光辉。 譬如,李慎之在分析中国专制制度的特点时指出:一是资格特别老,有2200多年的历史,没有那一个国家能相比;二是 ” 政教合一 ” 或 ” 政教混一 ” ;三是 ” 政治伦理化, 伦理政治化 ” 。皇帝是百姓的严父,中国人没有 ” 公民 ” 的觉悟,只有 ” 子民 ” 的顺从;四是 ” 大一统 ” ;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六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七是生命力特别顽强。 ” 中国人一百几十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专制主义的本质,只是革掉了一个皇帝。 ” 李慎之对上述每一特点的论述和剖析,都联系到或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李慎之指出,中国专制主义有着强大的支持力量: ” 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础 ” ;因为近百年来多次遭到外国侵略,专制主义很容易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 ” 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人头上去,它就可以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统治 ” ; ” 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强大力量 ” ;中国专制主义还受中国包括儒法在内的许多派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持。李慎之不无激愤地写道: ” 一直到近两年,我才渐渐悟到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觉,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 ”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 ” 都是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 “” 大规模的以权谋私又必然是因为公共权力行为缺乏公开性或透明的结果。这恰好是专制主义存在的证明。 “” 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一样,无不变了颜色。 ” ‘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变成了‘为民作主’;法治一辞,也明明是 rule of law 的翻译,但是没多久,变成了‘依法治国’,变成 rule by law ,回到秦始皇去了。 ” 李慎之断然说: ” 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 李慎之指出: ” 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 ” 这两条哪一个在先? ” 只有先实行制度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 当今七十岁到九十岁的人中间,不少像李慎之一样,青年时代被 ” 新启蒙 ” 引上了革命之路。晚年大彻大悟,又回归到旧启蒙的路上,即重新 ” 把世界上已成共识的,已经制度化了的‘民主’的观念拿来中国进行启蒙 ” 。其中之一的戏剧家黄宗江,曾用一个 ” 之 ” 字,来描述他们所走过的路。他的一生,典型地体现了一部分天良未丧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就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抗日救亡,真诚地参加革命,晚年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现实,用良知推动中国前进。他们饱经沧桑,久经历练,他们的思想是对二十世纪实践的提练,是对漫长生命历程的深思,当然是中国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批 ” 两头真 ” 的老人,也是灿烂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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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原文地址: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作者: 驌驦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 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 《解放日报》 1941 年 10 月 28 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幷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爱删不删. 实在要删,去把《解放日报》也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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