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

媒体人连清川,南周编辑,书城、21世纪环球报道、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新闻学院访问学者,纽约时报、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转自推特账号“连清川@Lian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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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连清川:第一夫人的政治学

“ 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夫人的政治学涵义,并不完全在国际场合,恐怕也在国内场合。此次的第一夫人旋风给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印象,而如何长期地持续,并且将这股旋风扩大到国内来,恐怕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彭丽媛的个人魅力了。 ”   2012年,一部宫斗戏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话题长盛不衰,那就是《甄嬛传》。在多数中国的想象中,传统中国的后宫政治似乎就应该是如此:残酷、无情、厮杀。当然,后宫戏,包括后宫文学,早就已经在中国存在,甄嬛既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以后宫来开始谈论第一夫人这个话题,似乎显得有些不合适。中国的现代政治最起码早就已经摆脱了后宫这样一种非人道的、有悖于现代性别伦理的制度。不过,我想要说的是,中国人对于第一夫人,或者对于领袖夫人政治这样的现象,仍然停留在后宫戏相似的想象之中。 1949年以来,夫人政治就几乎是中国政治的几大禁忌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代的夫人,在中国的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的确令人无法摆脱后宫政治的自然想象。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林彪的夫人叶群以及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均在中国政治的运行乃至命运中留下过浓重的笔墨。 这在整个世界的现代政治史上都算是一种稀罕的经历。且不说西方国家的夫人们与政治之间早就以制度的形式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之中,也未曾有夫人们在政治决策和运行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记录,包括越南的胡志明、古巴的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日成等。 在建国之后至文革之前,政治领袖的夫人们还普遍地处于一种正常的范围之内,虽然也多数在党和国家的机构中担任职务,但是对于政治的走向尚无重大的影响。而文革开始之后这些夫人们普遍在政治作用中突显出来,多少关涉着整体制度的崩溃,而政治决策又回归到家庭或家族这样一个原始的状态之中相关。 至于第一夫人,迟至20世纪末,在中国尚未一个不存在的事物。1963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他的夫人王光美穿旗袍、带珍珠项链,曾经一时引发了热潮。但是当时在中国主政的,仍然是毛泽东,也谈不上什么第一夫人这样的概念。 真正能够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视野中的,是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其后,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也曾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然而,他们留在国人心中的印象,是在国事访问时偶尔显露的身影:默默地陪伴在丈夫身边,面带微笑,挥手致意,从来没有公开讲过话,更不知个性如何。真正赢得了第一夫人名号和风光的,正是此次随同习近平出访的彭丽媛。也就是彭丽媛,使第一夫人真正进入了中国现代化政治的视野。 就现代社会的政治学常识而言,第一夫人既是元首家庭和谐幸福、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象征,她们又能够参与包括慈善、教育和女性平等等方面的工作。如果第一夫人是一个职业女性,那么更能够为元首加分。近些年来,美国几任第一夫人,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布什的夫人劳拉和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都为他们的当选立下奇功。而在外交场合中,第一夫人随访,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既能够表明元首家庭和谐,又能够呈现出元首夫人关心慈善、教育等世界性话题,传递国家的正能量和价值观,可为国家和元首大大加分。 因此,第一夫人在现代社会与外交关系之中,乃是一个正式的建制,而非随意与临时的安排。并非说单身国家元首不存在,而只是指,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一夫人的存在与表现,是一国政治正常、开明乃至优异的一种呈现。 彭丽媛作为一个军旅歌手,长期以来为中国人所熟悉与喜爱,甚至多数时间里其名气大大高于她的丈夫习近平。此次随访俄罗斯,彭丽媛的着装、表现与风度,引发了国际社会和中国普通民众的大量关注,的确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夫人政治大放异彩的一次表演,也乃是中国政治正面形象的一次展示。 然而,像彭丽媛这样的第一夫人毕竟少见,而其在外交和国际场合之中出现,也自然未必那么频繁。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夫人的政治学涵义,并不完全在国际场合,恐怕也在国内场合。 中国的夫人政治长期徘徊在宫斗戏的阴影之中,而夫人在许多贪渎案件中有着不可抹煞的重要作用,这都是中国夫人政治的常态。要摆脱人们于此的固化想象,使夫人政治合于现代社会的框架之中,恐怕最重要的,还是将制度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将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制度化的调整。那么无论夫人仅仅作为一个象征的存在,还是个体的政治发展,都属于正常的范围,从而摒弃想象和推理的存在。 此次的第一夫人旋风给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印象,而如何长期地持续,并且将这股旋风扩大到国内来,恐怕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彭丽媛的个人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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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 | 过度反应与过度报道

  雅安地震第4天,黄金72小时刚刚过去。人们似乎对于雅安地震的关切热度迅速消退,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之中去。   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在还来不及等到死亡人数有一个确切的统计和震后重建尚未开始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一轮反思:《中国青年报》在描述了志愿者与记者涌入灾区的人数过多,导致了救援道路的堵塞之后,评论《适当的节制和静默有时更有力量》。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不要打扰救援工作》:芦山县的媒体记者已有上千人,汽车三四百辆,其中有境外媒体记者一百多人。一时间有关志愿者是否对地震过度反应和媒体是否过度报道引发了巨大争论。   只是上述这样看似冷静的评论,却透露着旁观式的冷漠:对于仅有190多死亡人数的“小规模”的冷漠,对于在经过了多次惨烈的大地震之后依旧混乱的救助体系的冷漠,对于志愿者满腔热血无从贡献的冷漠。   即便是在没有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中国传统社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伦理常识。这个伦理假设天有不测风云,因此整个社会是共生的,彼此之间相互依存,惟有互助的行为,才能获得良性的秩序。这种朴素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人道主义原理,亦即自由公民之间惟有相互扶助,才能形成有序的良性社会。   几天来,网上流传着日本导演、演员北野武先生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讲的一句话,“悲恸是一种非常私人的经验。这次震灾并不能笼统地概括为‘死了2万人’,而是‘死了一个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万件。两万例死亡,每一个死者都有人为之撕心裂肺,并且将这悲恸背负至今。”我想这才是救援行动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因为每一条生命都值得珍贵,而每一种悲恸都值得体恤。救援的行动,不仅仅是减少那些被剥夺的生命,也在于让更少的人一生都生活在悲恸的历史之中。   而当我们来看看那些在地震当天就一跃而起,不顾自己的生命与危险而奔赴灾区的志愿者们,他们每一个人,都背负着这样的一个重任:因为他们的存在,哪怕有一个人的生命得以拯救,哪怕有一个悲剧得以避免。挽救一条生命,就挽救了一个世界。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常识。   当那些记者,行色匆匆地背负着行囊奔赴雅安,来到芦山,来到宝兴,在余震的大地颤抖之中告知那些未能前来的人们这里的状况,幸存的人们的困顿,道路艰险的现状,物资短缺的情形,政府救济的不足,防灾救灾的慌乱。每一条信息,都有可能给多一个人生的希望,或者改善一个人的生活,减少一次次生灾难的发生。他们以他们的存在,向孤岛之外的人们发射求救的信息。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常识。   在致人死亡的灾难面前,没有什么过度反应,也没有什么过度报道。灾难就是灾难本身。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援救就是常识,报道就是常识。   我当然并不否认那些发生了的道路拥塞的情况,也不否认许多媒体在报道之中秉承他们一贯的不专业的行为,煽情、逼迫、干扰。然而,我们接着可以追问的问题反而是:为什么在唐山大地震30多年之后,在汶川大地震5年之后,却依然如此地混乱而无序?为什么出动了数万兵力,中央政府的干预,四川省政府的全力投入,却无法管控出一条生命通道?为什么不能将志愿者集中在指定地点,再用专业大规模的方式,将这些可能能够帮助多拯救一条生命、多减少一个悲剧的充满着爱心和热情的志愿者,送到灾区去?为什么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专业训练之后,这些官媒的老爷记者们,还要扯着医生采访病人,伤害那些刚刚从废墟中逃生的孩子?为什么没有人来把这些人隔离在救助线之外?   是人手不足?还是官方依然把抗震救灾,当成了一种炫耀?当成了一种政绩?是否民间的爱心和热情,在无处宣泄的关头,全都倾泻在了这样一次紧急的救援之上?灾害救援,是否在这一次次的无序混乱中,在这一次次对于志愿者和记者的无理指责中,偏离了它原有的人命关天的本质?   当人们把每一次抗震救灾都看成一个孤立的事件,当官府把每一次抗震救灾都当成了政府高尚的表演,当志愿者和记者被一次次地抛诸在社会主流的身后的时候,混乱和业余就是一种常态,而冷冰冰缺乏体温的反思,就会一次次地切割人们业已破碎的心灵。   惟有那190多条生命背后撕心裂肺的记忆,才是这次地震的本质。那是死一个人的事情发生了190多次的事件。外面的世界无论如何庞大,如何喧嚣,都比不上他们曾经渡过的幸福一刻的价值。而在外人看来被放大了的灾难,在他们看来,就是一次世界的毁灭。   只有当全部中国人,包括政府,能够有切肤之痛般地感受那样的撕心裂肺,这个国家面对抗震救灾,面对志愿者,面对记者,面对每一次灾难,才能看到世界的毁灭,看到世界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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