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方绍伟：中国人该读经、入党还是启蒙？ —与刘梦溪先生讨论中国文化的“书面价值”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13 9:19:26 阅读量：1502次 　　昨天（2011年12月11日）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上再次看到刘梦溪先生讲述“ 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印象里这是“世纪大讲坛”节目的一个重播，一段时间以前我看到过这个演讲。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刘梦溪先生有一篇同名文章发表在香港近期的《国学新视野》杂志以及2011年10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我再次强烈地感到刘梦溪先生对“中国的传统价值理念”理解有误，至少是有很不准确的地方，而这个误解在当今中国的知识界也流传甚广，所以特地提出来讨论。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价值理念”？刘梦溪先生特别提到了“敬、恕、和、仁、孝、忠、信、耻”等八个字，认为“’敬’就是儒家用来补充宗教信仰的价值理念，’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孝的精神内核其实是敬。’礼’，包括社会的各种礼仪制度，精神内核也是一个’敬’字。……’恕’，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可以见出中华文明的高贵精神和异量之美。”恕“就是设身处地，也就是陈寅恪讲的”了解之同情“。……恕是进入仁的一个途径，……中国文化的精神，主张仇对的双方在互相校正中实现化解，达到’和解’，走向’太和’。是’和而解’，而非’仇而亡’，这是人类本性所应该趋向的目标”。 　　我同意刘梦溪先生对中国的“具体价值理念”的“内在解读”，但我不同意的，是他对这些“具体价值理念”的“外在解读”。“内在解读”涉及的是“具体价值理念”的“言语含义”，“外在解读”涉及的则是“具体价值理念”的“社会含义”。在我看来，刘梦溪先生把“传统价值理念”的“言语含义”混同于其“社会含义”，完全取消了这两者的界线，结果得出了非常错误的结论。刘梦溪先生的错误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把中国所有的“核心价值”归结为中国传统的“书面价值”。 　　广义而言，“书面价值”和“现实价值”都是实际存在的传统价值，但“书面价值”偏向于一种理想的道德状态，“现实价值”则偏向于实际生活着的人的行为追求。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文化讨论的最大混乱，就是来自于“书面价值”与“现实价值”的混同。刘梦溪先生与其他任何研究者一样不幸未能避免这个错误，当他说“敬、恕、和、耻”是“中国的传统价值理念”时，他实际上说的只是“中国的传统书面价值”，不是“中国的传统现实价值”，但他的分析则给人以“书面价值就是所有核心价值甚至是整个文化的内容”的假象。 　　中国文化不是没有“敬、恕、和、耻”，只是书面上的“敬、恕、和、耻”与现实中的“敬、恕、和、耻”是不同的。由于“内外有别”的“亲情文化”，中国人的“敬、恕、和、耻”有“内敬、内恕、内和、内耻”与“外敬、外恕、外和、外耻”的区别。举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孔庆东先生熟知“孔孟之道”，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三妈事件”中不以“外耻”为耻。“书面价值”上的“外耻”与“现实价值”中的“内耻”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社会双轨制”或文化的“双重标准”问题，只看“书面价值”就会忽略这个大问题。同样，刘梦溪先生所认定的“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的“敬”，也只是现实中的“内敬”而不是他意指的书面的“外敬”。 　　第二个方面是模糊了“中国的传统现实价值理念”。 　　中国文化研究偏向于“书面价值”研究，必然就是偏向于“四书五经”的“书面文化”研究；这个“书面文化”偏向的最大恶果，就是使中国的“经史子集”都存在用“书面文化”掩饰甚至代替“现实文化”的现象。如此，“价值取向”的冲突就成了“经史子集”的基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变成了中国人美化自己“价值取向”及相关历史现实的不二手法。中国人的“现实价值”往往就隐身于“书面价值”之后，以至于中国人都沉溺在“礼仪之邦”的升平世中。 　　事实上，中国传统“现实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亲情文化”，由此衍生出了“中国人的五大难”：一是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关系文化”），二是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难（“犯规文化”），三是“圈外人”施用“圈内人”的道德难（“小圈子文化”），四是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单一权威”的强力难（“集权文化”），五是制度的正常运行没有“单一权威”的保证难（“单一权威情结”）。“书面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分离本来是一种“普世现象”，但用“书面文化”掩饰甚至代替“现实文化”却成了中国的“特色现象”。因此，中国的“现实文化”及“现实价值理念”一直被笼罩在层层烟幕之后，结果成就了发达无比的“面子文化”。 　　第三个方面是忽视“书面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内在对立。 　　“书面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对立是一种“该怎样”与“是怎样”的对立。以“和”这个价值为例，一说到“和”，刘梦溪先生首先想到的，为什么偏偏不是“现实价值”中的“和”而只是“书面价值”中的“和”呢？“和”在“书面价值”上是刘梦溪先生所说的“’和而解’，而非’仇而亡’”，可在“现实价值”上，中国人真有如此的“妥协精神”吗？特别是在政治上，中国人什么时候不是“一山不容二虎”呢？中国人的“和”什么时候不是“掐出来”的或者是“单一权威”下的“和”呢？“现实价值”中的“和”与“书面价值”中的“和”差别如此之大，我们的文化研究者为什么就是看不见呢？ 　　忽视“书面价值”与“现实价值”的内在对立，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最大误区。它导致了两个非常错误的判断：一是以为中国社会公德的沦丧是“书面价值”失教的后果，二是以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必须以回归“书面价值”为当务之急。这个错误的诊断和处方当然只能与“世风日下”相伴，可“世风日下”的现实却反过来造成了“书面价值”强调得不够的幻觉。 　　问题当然不是刘梦溪先生所说的“商业化冲击文化的基本价值”或“反经不读经”使得“中国人将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精神归宿和文化家园”，因为所谓的“冲击文化的基本价值”事实上只是“冲击文化的书面价值”，而在“冲击文化书面价值”的不是别的，正是与“书面价值”对立的那个“现实价值”，商业化市场化所提供的环境仅仅是加剧了这个冲击而已。所以，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解体只是“中国的传统现实价值理念”的当代体现，根本不是与刘梦溪先生的判断类似的所谓“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以GDP主义为核心原则之下相互作用的结果”（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联合早报》，2011-11-29）。 　　第四个方面是“书面思维”使中国知识界沉沦在“道德主义”的“规范冲动”之中而完全不可自拔。 　　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其实与“春秋战国”时期并无大异。当年面对“亲情文化”之下“乐崩礼坏”的价值现实，孔子开出了“克己复礼”、“礼治仁政”的政治道德主张，这个错误的主张不幸开启了中国士大夫沉沦于“道德主义”的“规范冲动”的传统，它不仅回避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也回避了中国的文化现实，导致了数千年来中国“书面文化”和“书面思维”的“猖獗”和“溃烂”。当下号称“女孔子”的于丹就一直陶醉在这种“书面思维”的“民族自恋热”之中。 　　“道德主义”本身并没有错，“书面道德”本来就因其理想化而与“现实道德”存在距离，可致命之处就在于，一但“书面道德”得不到现实制度的激励，特别是得不到中国人的“情感本性”的支撑，“现实道德”就只能日益背离“道德主义”，本来合理的“道德主义”就变成了扭曲的“书面道德主义”，这反过来加剧了“书面道德”的虚伪和粉饰作用以及“书面道德”不足的假象。中国式的“道德主义”最后归结为一个问题：如果美妙的“书面道德”不幸是中国 “现实道德”的民情和制度所排斥的，“道德主义”如何可能不是中国文化的非制度化的“游魂”？ 　　儒家的“政治道德主义”制造了空想的“内圣外王”式的“政治游魂”，因为现实政治里只存在“儒表法里”；同样，儒家的“文化道德主义”也制造了空想的“克己复礼”式的“道德游魂”，因为现实文化里只存在“亲亲互隐”和上文所述的“中国人的五大难”。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完全否定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公德”和“社会公德”，这里要说明的仅仅是“公德”对“私德”的相对稀缺。一句话，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人严重地低估了中国人的“情感本性”对“书面道德”的本能抵触，以至于总是在重复一些连自己都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道德文章”（刘梦溪先生所推崇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横渠四句教”就是最典型的“假大空”高调），而“书面道德”在现实里的低实现又反过来加剧了这些“道德文章”的表面合理性，最终导致“书面道德主义”的泛滥。 　　第五个方面是无端制造和加剧了“回归传统”与“实现启蒙”的虚假矛盾。 　　中国的真正问题是“现实价值”本身的协调问题，不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用“书面价值”去取代“现实价值”的问题。如果说中国传统的“书面道德”一直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旧道德主义”，那么近代以来的“启蒙”与“新启蒙”就是一种也许同样无法实现的“新道德主义”。在中国人的“情感本性”面前，“启蒙”只是一种“新书面价值”。 　　实际上，“旧道德主义”和“新道德主义”都包含了许多“普世价值”，问题根本不是通过“读经”或“启蒙”去让中国人知道这些“普世价值”，而是如何让这些“普世价值”转化成为中国人的“现实价值”。“旧道德主义”根本不缺乏“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问题是中国人本性中的“差等秩序”或“差序格局”根本无法落实这些理念。“古已有之”的这些理念的要害不在于教育，而在于制度化的落实，在于制度化的落实如何可能“同化”中国人的“情感本性”而不被中国人的“情感本性”所“同化”。把握中国人的“情感本性”和“行为规则”才是中国文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刘梦溪先生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可问题在于“流失的传统”只是“书面传统”或传统中的“书面价值”，中国人的“现实文化”传统根本没有流失，也不可能流失，现实制度只是扭曲或放大了这些“现实文化”传统而已。把一切罪过推给现实制度是一个便利的做法，把现实制度当成“替罪羊”却只会加速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如同“秦制”只是“周制”的自然延伸那样，“文革”也只是“暴民文化”被利用的结果，“暴君”从来都需要有施暴的民情土壤。 　　我不反对中国人读经、入党（指接受官方“学雷锋”之类的道德教育）和启蒙（或被启蒙），可这些都不是要害。其实，基本的道理和制度理想中国人都懂，不懂的也只是那些没需要的人，可有需要的人却未必是能“知行合一”的人。中国人需要的是在自己的“情感本性”和“行为规则”中“涅磐”。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悖论”：中国人不完全自我否定则无法自新，若完全自我否定则又无所凭以自新。 　　作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宣传中国文化的“书面价值”充满了善意，刘梦溪先生的君子风度也令人肃然起敬，但中国人“现实价值”的扭曲却根本不是“书面价值”不足的结果。多一个刘梦溪先生的善意宣传不会增加“道德主义”的力量，却只会强化中国特色的“双轨社会”的伪善与活力。“双轨社会”把“好的”变成“表面好的”的能力被中国知识界忽视和低估了太长时间了。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丁咚：保卫互联网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13 9:15:14 阅读量：1次     互联网诞生迄今不过四十余年时间，然而迅速普及到全世界，影响了全世界，改变了全世界。它既推进了全球化，又是全球化最好的呈现方式之一。 　　互联网从一种通信工具逐步发展到一个生活世界，在其中建构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在这个世界，人们可以更迅捷、方便地进行工作、娱乐、休闲、交际、分享，改进了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让生活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互联网的虚拟性，又可以让人们逃避现实社会，寻求精神慰藉和个人乐趣。 　　对于世界来说，它是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大事件，博客、推特、微博等新的互联网产品，承载了更多的新闻、传播媒介的功能，深刻地影响了现实社会，建立了迥异于它的话语体系，全方位、深层次地加速了现实社会的转型和变革。 　　这在具有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世界意义更加突出。虽然在全球，互联网既是通信工具，又是生活世界，同时也在其中建构了公共领域，大批公共知识分子通过互联网写作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但东西方在这三个方面的差异明显。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西方世界，互联网具有更多的通信功能、生活意义，虽然就像现实世界一样，在互联网上形成的公共领域，对改变西方社会也起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现实社会已经拥有了有效的公众舆论，无须互联网特别强化这一功能，顶多只是对现实世界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然而，在东方大一统的话语体制下，互联网世界日益勃兴的公共领域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同样是因为现实社会公众舆论被过多地控制和垄断了，因此互联网上形成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公民们在其间就重大的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并倾向于形成某种共识，对现实社会构成影响。 　　在现实中新闻和传播媒介集体对敏感和重要的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缄默和逃避的情况下，互联网世界形成的公众舆论，对改变社会发挥了与众不同的重要的作用。因此，使得东方的互联网在公共领域的价值，更加优于互联网的通信和生活功能。 　　但由此也导致了现实社会的反弹和不同程度的抵抗，最鲜明的表现，是试图将实际生活中已经通行的规则运用到互联网世界，将新闻审查和监控职能从传统的传媒领域扩大到互联网。而当他们做这些的时候，有的是依据法律，有的是依据惯例，有的则是即兴的行为。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觉得对互联网上形成的公众舆论不满意了，他们就会采取各种手段予以钳制，包括删帖、关闭博客、微博等，乃至动用行政的或者法律的手段对参与互联网的人士进行影响。 　　最新的例子是，在中国有高达200多微博用户被强行关闭，而美国的一名博主则被判诽谤罪。不是说他们全没道理，但令人担忧的是，在维护法律和整肃不良信息的旗帜下，对互联网加强所谓的管理和监控正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一些政府正在以开水煮青蛙的方式对互联网形成的强大的公共领域动手术，以使互联网向传统的媒介看齐，充当吹鼓手和花瓶的角色。 　　因此，我们呼吁全世界对这个坏趋势保持警觉，各国特别是联合国，应该针对互联网形成某种公约性质的东西，将它作为国际通行的规范，除了对使用互联网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必要的约束以外，其侧重点应是防止一些国家政府以规范和管理为名，行监控和打击之实，企图封杀互联网上的自由言论，对民众进行新闻封锁，将现实中控制人民思想的一套延伸到互联网领域，以保护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 　　我们同时呼吁，各国政府和社会应当对正在兴起的互联网上的公众舆论加强保护，以包容的姿态，对待网络言论，并鼓励其通过广泛的自由的讨论，凝聚社会共识，对现实社会进行监督，影响现实社会。 　　即使在互联网世界，理性、建设性也是主流，极端言论即使有市场，也不为多数人所容。它们并非是清扫的对象，相反，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看待那些看似极端的、其实也是包含了某些道理的言论，而正是现代社会宽容的重要性之体现。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毛泽东如何评价自己 作者：passe01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13 12:57:19 阅读量：175次 　　对毛泽东是非功过的评价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民，最近这方面的议论又多了起来。特别是李捷发表了《要有力回击境内外对毛泽东别有用心的污蔑》后，更是应者如潮，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好不热闹。 　　长期以来，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国人只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按党的认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现在不同了，国人发表意见的渠道多了起来，特别是互联网更给人们提供了言论自由的机会，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值得庆贺。对毛泽东不同的评价，可以启发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更全面地认识毛泽东，是好事，不是坏事。一些人对此不习惯，特别是当看到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时，就暴跳如雷，指责“别有用心”，这是传统思维在作怪。但时代不同了，几个人的手是堵不住人们嘴的。 　　对于对中国有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评价，从根本上说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而是后代人的任务。这是因为，现在的国人，大部分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就决定了不可能正确评价现代历史。参与创造历史的人，无权评价自己创造的历史。可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1976年6月13日病重其间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是毛泽东对自己一生所作的评价。在目前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争论中，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仔细玩味。本人不揣冒昧，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对毛泽东干的两件事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关于第二件事，即“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已有决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毛泽东的功劳，而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一是使我国的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二是非正常死亡两千多万人(叶剑英语)。这绝非一般的错误，简直是罪行了。这件事，是毛泽东抛开党和政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因此只能由他一人负完全的责任。毛泽东自己持肯定态度，党中央持否定态度，看法完全相反，难道也是“别有用心”? 　　对第一件事，应具体分析，搞清楚毛泽东所起的作用。赶走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浴血奋战的结果。当然不能否定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也决不能都归功于毛泽东一人。 　　“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就更不是毛泽东一人的功劳了，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美苏等国际反法西斯势力共同奋斗的结果。 　　问题还在于：在把蒋介石赶走了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把中国治理成了什么样子，是比台湾更好了，还是不如台湾。过去一直宣传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现在已经真相大白，并非如此。相比之下，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大陆人民不但没有摆脱贫困状态，反而还饿死了好几千万人;在政治上，他背弃建国前对民主政治的庄严承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宪法也成了一纸空文。广大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分得的土地，在集体化中被没收了，至今也没有归还给他们，形成严重的三农问题。所有这些，说明“赶走了蒋介石”并没有使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当年中国人民之所以跟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赶走蒋介石，一方面是因为蒋家王朝实行独裁统治，政治腐败，不得人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行民主政治、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高举独立、自由、民主的大旗，并且向世人宣告：“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论联合政府》)因此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可是在建国前夕就改口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完全倒向了苏式社会主义一边。政治家说话不算数，背弃自己的承诺，怎么能得到国人的信任?这在道义上就溃败了。 　　奇怪的是，毛泽东对“三大改造”却只字没提。其实，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从新民民主义社会引上社会主义社会，是建国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却避而不谈，着实令人奇怪。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却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至于对一九五七年到十年动乱前的这段时间如何评价，毛泽东更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毛泽东认为在他临终前应该盖棺论定了，并且首先自己“论定”了一下，祈望他的继承者们按他的想法给以评价。可是事与愿违，对他情有独钟的“文化大革命”给以了完全否定的评价。 　　毛泽东把自己看重的两件大事当做“遗产”，交给下一代，要他们继往开来。对于怎么交，他估计了两种可能，——和平的和腥风血雨的。他至死紧握着最高权力不放，并且没有建立起和平交权的政治制度，所以对他身旁的人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声哀叹! 　　从一九三六年遵义会议毛泽东思想主导中国共产党，到他去世共计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里，前十三年的一件大事绝非他一个人的功劳;后二十七年被他肯定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他自己也没有肯定，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目前仍在争论中。纵观他一生的功过是非，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