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几个世纪过去，纽约时代广场上“至圣先师”为原型的孔子动画，与北京奥运会绚烂的“大脚印”、上海世博会鲜红的“东方之冠”以及无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起，构成了中国在新世纪的文化图景，为世界重新书写中华文化的印象。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弘扬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振兴13亿人血脉相连的中国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是一个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 　　（全文）（一）2011年10月1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幅户外显示屏上，水墨动画形象的中国先哲孔子，与熙来攘往的人群融为一体。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汇。 　　这个特殊的场景，正可看成孔子背后五千年中华文化在新世纪所处的方位。在世界的横轴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确立自身的坐标。在历史的纵轴上，一种伟大的文化历经盛衰荣辱的磨难，在复兴之路上正扬帆起航。 　　一切象征总有现实逻辑，蕴藏着历史的本质。在孔子走向世界这部崭新乐章里，大背景是新中国60多年社会变革的思想激荡、30多年改革开放的精神求索，主旋律是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化振兴的激昂变奏。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伴随着经济的崛起，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波澜壮阔的文化挺进；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所造就的文化发展新局面；才能更深刻地体认，一个政党如何为古老的文化注入全新的力量，走出一条文化重塑与振兴的“中国道路”。 　　（二）任何一种文化选择，都离不开时代土壤。 　　进入新世纪，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令世界其他地区黯然失色的发展奇迹，尽管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各项文化事业取得了令人振奋的长足进步，但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这是一个尴尬的事实：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五百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 　　这是一个悬殊的对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占全球影片数量的10%，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挑战不止于此。 　　当人们赞叹中国经济惊人的成就时，也日益强烈地感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极不平衡，“精神饥渴”在物质满足的反衬下变得愈加强烈。 　　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这样的考题——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一面是我国文化单位与国外文化企业的悬殊实力；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活力不足；一面是中国在经济、外交上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一面是西方世界带着“有色眼镜”妖魔化中国。 　　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撒切尔夫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断言，刺耳刺激却发人深思。中国的崛起曾被称作“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但这种崛起，不能只是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而应伴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传播，推助中华文化的弘扬，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如何彰显、主动权如何体现？ 　　（三）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便预言：在各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文化生产也将走向世界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我们身处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经济时代，是经过近200年风云变幻、比马克思预言的秩序更繁琐、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复杂、机遇更隐晦的国际市场： 　　——制定规则的人已经占领制高点，而且仍然想重复经济全球化时代惯用的手段，将我们的文化生产压制到全球链条的最低端。 　　——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是我们的优势，但雄厚的资本与成熟的商业运作却是西方的强项。 　　——在文化的自由市场，与文化产品逆差同时而来的，还有意识形态的渗透、价值观念的侵入。 　　兵临城下。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影响的绝不只是市场份额的大小、产业较量的成败，更关乎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得失、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更加频繁的交流交融交锋，如果我们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就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高扬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实际上，我们并不缺乏讲述“中国故事”的各种题材。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铸就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留下了饱蕴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遗产。社会主义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激流勇进，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书写了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为我们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但今天的我们怎样才能在改革创新中，将这些宝贵的财富转化为文化较量中的主动位势，转化为软实力竞争中的现实优势？ 　　关系不顺、效率不高、管理不力、布局不优、机制不活，在挑战与竞争中暴露的中国文化发展困境，表面看，是落后的管理方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实质看，是传统的体制机制窒息了文化的内在活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造就了社会主义中国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今天，在文化这个具有意识形态深刻属性的敏感领域，能否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我们的文化体制能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做出重要战略部署：“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5年之后，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认识上的崭新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宏远的战略眼光。 　　突破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开创文化发展繁荣的新局面，一场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改革由此开启。 　　（四）毫无疑问，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决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生死成败。它首次以文化的双重属性，确定了发展的双重任务，厘定了“公益性”与“经营性”的楚河汉界，确立了“事业”与“产业”的比翼齐飞，推动了“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主要靠行政指令来实现对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而不是群众需求和市场导向，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在文化领域，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结果是，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动力和活力；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缺乏闯荡市场的实力和能力。 　　理论的创新，让局面豁然开朗。 　　按照“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二分法”思路，改革路径分外清晰——中心目标是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不是要将所有文化都推向市场大潮，留归政府的，就要确保其“公益性”，由政府全力扶持文化事业，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以实现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不能再让所有文化都赖在政府怀里，推向市场的，就要明确其“经营性”，让市场优胜劣汰文化产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 　　分类改革，创新机制，调整结构，转变职能。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改革的决心和勇气：8年间，全国共核销事业编制18万多名，注销事业单位4300多个。吃惯“皇粮”的事业单位，终于在市场的洗礼中搏击风浪；习惯“一手抓”的文化管理部门，开始从“办文化”转向“管文化”。 　　（五）2003—2011。 　　从破冰之旅到乘风破浪，3000多个披荆斩棘的日日夜夜，中国文化发展标定了新的历史方位。 　　这是一番让人感慨的景象。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政府近8年的文化基础设施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建成；五大文化惠民重点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看报难、看戏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文化产品的供给前所未有的大，广大群众的文化选择前所未有的多，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年出书品种、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专家评价，中国文化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这是一串令人欣慰的数字。文化体制改革激发了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文化产业被列入国家产业振兴计划，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多个省市区提出“文化大省”战略，北京、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一批总资产和总收入“双百亿”的文化企业成为领军力量。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我国的文化产业仍然逆市上扬，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8个百分点……学者分析：中国文化出现了“发展里程碑”。 　　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趋势。文化体制改革锻造了“走出去”的底气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范围和渠道不断拓宽，近150个国家与我们展开政府间的文化合作，350多所孔子学院走出国门。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提升，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有所扭转，截至2010年底，人民日报社主管的网络和各类报刊的国外受众比2002年增长50%以上，新华社海外用户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舆论感叹：中国文化呈现了“复兴曙光”。 　　“黄金发展期”，“发展里程碑”，“复兴曙光”，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使得文化生产力空前释放，文化建设活力显著增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经营性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明显增大，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文化市场日益繁荣，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发展；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8年奋斗与探索，充分证明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顺应了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才有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春天。 　　（六）文化体制改革收获的不仅是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更重要的是深化了党和政府对文化的认识，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思想基础，为建设文化强国做出了可贵探索。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提升了人们对于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从实践层面讲，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和机制，理顺了政府、市场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幅度提高了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水平。 　　这些探索与成就，关系到我国文化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挑战中，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背景下，我们应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以什么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文化事关意识形态安全，担心文化进入市场后，会改变社会主义文化性质，弱化党对文化的领导，引起思想的混乱。 　　然而，让文化走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通过市场进行文化消费、满足文化需求。文化走向市场，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作为文化发展的标准。这不正是社会主义文化最本质的要求吗？ 　　让文化走向市场，就是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合格市场主体，在发展产业和繁荣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占领文化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这不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吗？ 　　让文化走向市场，就是要在国际竞争的大格局中，以市场倒逼民族文化企业的成长与壮大。在西强我弱的文化语境中，赢得市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才能赢得话语权、赢得主动权。这不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面对的挑战吗？ 　　事实证明，在市场条件下，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的喜爱。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普通百姓自主创造文化的积极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激发。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国家的形象、党的声音传播得更加深远。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看，文化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在新世纪的深化和升华，是我们国家整个改革开放大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七）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8年探索，3000多个日日夜夜，困难与挑战成就中国文化砥砺向前的茁壮身影，收获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如何理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民生幸福的关键内容；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两种生产力——物质方面的生产力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清晰思路，将文化产品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属性中解放出来。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经济属性，兼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涉精神纽带与民生福祉，对文化的认识由此上升到新高度。 　　如何把握文化的规律与方向？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与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的关系，“两种属性”与“两个效益”的关系，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改革创新与加快发展的关系，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发挥政府作用与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的关系，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促进繁荣与加强管理的关系，文化与科技的关系，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与造就新型人才的关系。 　　这“十大关系”，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要“两手抓两手硬”；“两种属性”、“两个效益”，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到首位；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些结论，凝聚着对改革发展实践的精辟总结，反映了我们对文化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思路、发展格局的深刻认识，是文化领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行动，文化建设由此进入了新境界。 　　文化要大发展，思想要大解放。没有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不断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升华的理论总结，就没有十六大以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崭新局面。8年锐意创新的改革发展，极大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展现了一条迈向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八）回望数千年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一个拥有深刻文化自觉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化复兴的关键。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之路，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认识论上的成熟与提升。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在五千年独一无二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收获了灿烂辉煌的悠久文明，也留下了不同于任何民族的历史课题——古老文化如何中兴？ 　　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五千年文脉涵养出泱泱中华。然而，走入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之日，也是古老的中华文化迎来全球化挑战之时。此后百余年间，在中华民族沉沦、奋争与崛起的伟大历程中，中华文化同样经历着艰难的蜕变与新生。 　　从乾嘉时代的“训诂考据”走向道咸年间“通经致用”的近代新学，从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从传统社会观念的式微到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华民族寻求复兴的漫漫征程上，文化领域风雷激荡。“中华文化如何振兴”这个问题，伴随国运的沉浮，回荡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头。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近代的百年史时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只有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根本解决了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基础上，以先进理论为指导，唤起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伟大觉醒，最终突破“三千年之未有变局”，亿万人民复兴之梦日渐清晰，中华文化的振兴终于有了现实可能。 　　改革开放新时期，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江泽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再到胡锦涛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我们党紧密结合时代条件，从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出发，高举发展先进文化的旗帜，阐明与时俱进的文化纲领和奋斗目标，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自觉。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自觉。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勾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蓝图，是当代中国增强文化自觉、重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铿锵誓言，它让我们重温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 　　“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九）十八世纪，欧洲文明发现了遥远东方“异质”的中国。当时的书籍，留下了西方对孔子的想象：有着东方面孔的基督教神甫。在很长时期内，东方文化只是异国情调的装饰物，尘封在西方的历史记忆中。 　　几个世纪过去，纽约时代广场上“至圣先师”为原型的孔子动画，与北京奥运会绚烂的“大脚印”、上海世博会鲜红的“东方之冠”以及无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起，构成了中国在新世纪的文化图景，为世界重新书写中华文化的印象。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弘扬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振兴13亿人血脉相连的中国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是一个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 　　正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以文化改革发展为主题，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新的征程再次开启，当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我们坚信—— 　　“中国人民有能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搞笑就要不正确 作者：小宝 来源：上海书评 来源日期：2011-10-16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6 10:46:42 阅读量：1163次 　　印度裔加拿大人罗素·多米尼克·彼得斯，没读过大学，不修边幅吊儿郎当嬉皮笑脸满嘴脏话，却是北美最受欢迎的脱口秀笑星。一个人，一只话筒，一个半小时的演出，没有一秒钟冷场，每分钟三个笑点，让全场各族观众开怀大笑唾涕四溅人仰马翻。以中国的行当分类，彼得斯应该算单口相声演员。他是全世界曲艺界最能赚钱的，一年净收入一千万美金。 　　多年来北美提倡政治正确，设置种种话题禁忌。例如不得取笑各国移民少数族裔，保护弱势人种。彼得斯偏偏逆势而行，大肆调戏印度人、中国人、黑人、哥伦比亚人、牙买加人……下刀一年比一年狠。说来奇怪，他的脱口秀能大行其道风行天下，最捧场的恰恰是被他反复糟蹋的印度人、中国人、黑人、哥伦比亚人、牙买加人…… 　　他自己是咖啡色的印度人。他有关印度人的段子最多。印度人发明了阿拉伯数字0。彼得斯告诉我们这个伟大发明的起源：印度人出了名的抠门。有一个印度古人，面对1、2、3、4、5、6、7、8、9一堆数字，连连摇头，没有一个数字是他想付账的钱数，另一个聪明的印度人于是画了一个圈，“这是什么?”“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木有。什么都不值。”“那好。就是它了。” 　　全球抠门排行榜前三位，彼得斯说，第一肯定给印度人，中国人紧随其后，犹太人仅列第三。有一家路易·威登精品店，印度人天天路过，从来不进门，不管它打折不打折;犹太人只在打折的那天进去淘货;中国人天天进，从来不买。售货员问：“先生想买什么?”“不买。看看。”售货员一转身，中国人掏出照相机咔啾咔啾咔啾咔啾，一回家马上把照片发到香港——“快去仿造。然后卖给印度人。”在彼得斯的笑话库里，姜黄色中国人的段子也是排名第二。 　　有两句话在彼得斯的追随者中万口相传，一说就让人笑得打跌。第一句话是彼得斯模仿印度人打孩子时父亲的威胁：Somebody gonna get a hurt real bad，这句话用上海话来译可得其神：有人想寻生活吃了。另一句是中国人做生意时常常用来忽悠买家的：Be a man。“快掏钱。Be a man(爷们点，像个男人)快掏钱。” 　　彼得斯说，上帝给印度人造男性设备时不太友好，才具庸常，没给多一点。上帝说，“好啦，印度人。你们将是电脑高手，你们能在最恶劣的环境里生存，你们一旦来到好地方就能脱颖而出取得成功……”“那鸡鸡呢?”“不好意思了。随大流。”然后上帝把黑人拉到一边，悄声说：“你们吃苦几百年，真对不起。多给点鸡鸡吧。那是我从印度人那里匀过来的，拿着吧，颜色很配(colour matches perfectly)。”说到这里，剧场里的观众已笑倒一片。彼得斯意犹未尽：“我有一个理论，兵器越短，出师越多。这是弱小人群为尊严而战，逮住啥就要上啥。你们不信，看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到了他也没把中国落下。 　　加拿大多伦多大区里有一个叫Brampton的小城，彼得斯就在那里长大。小城生活教会他一个成功的秘诀：做局外人。Brampton是多伦多的局外人，他是印度裔棕人，在Brampton又被视为局外人。局外人有局外人的好处，永远置身事外，永远都可以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他很留意各种小事，以小见大，一语中的，片言破功。 　　他的这点心得也被编成了段子。他说他在加拿大出生，印度人种。一直有一颗火热的印度心。有一年去印度，他在飞机上热血沸腾，恨不能一头扎进恒河。飞机一落地，他对空姐高叫：快开门快开门。快让我出去我要教印度人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印度人。空姐打开舱门，就在这一瞬间，他立刻变回加拿大人。他以为他踩到屎了，印度空气中弥漫的那股怪味像一坨大便劈头盖脑砸了过来，好像印度专门雇人在每一架降落的飞机前拉屎。他不愿去印度舅舅家里住，要住高级宾馆。“我离不开奢侈品。我的奢侈品就是抽水马桶、草纸，我不想用杯子擦屁股。” 　　遵照北美社会的主流想法，彼得斯的表演大大的不正确。但是，就是靠对禁忌的冒犯，成就了彼得斯笑王的地位。禁忌是所有娱乐——包括语言娱乐的救星。哪里的禁忌越多，哪里的笑料越多。彼得斯比较开心，他生活的社会“人们自己决定，而不是权力决定什么才是好的。灌输的饲料并不是人们真想吃的”。在那里，他可以赚进千万美金。换个地方，他会被塞满一嘴大粪。

　　《昆仑旅行日记》，温世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207页，22.80元 　　晚清时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 　　宪法不是挡箭牌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个傍晚。 　　宣统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时许，天津士绅温世霖正在寓所内晚餐，突然有两三名警官闯入，将其传唤至警察局。三天后，温世霖因为领衔“散步”、主张即开国会，被“遣戍新疆，严加管束”。当时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曾积极参与“散步”，后来在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时回忆过这段历史。温世霖对学生的激烈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义不容辞地参与了此次运动，以致被视为“黑手”。 　　从传唤到遣戍的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法治可言。温世霖事发于领衔向政府请愿并担任请愿同志会会长，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已于1908年颁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同时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但宪法不是挡箭牌，因为正文“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是“君上大权”，附录是“臣民权利义务”。“钦定”、“君上”、“臣民”，无不说明这部宪法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相去甚远，仅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宪法从无到有，但颁布宪法，不等于实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没有成为民权抵御君权的挡箭牌，反而成了君权挥向民权的杀威棒。 　　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忆》里回忆，天津无赖某君，混入学界，“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与其说温世霖被逮捕，不如说被绑架。虽然天津政治运动受到影响，但庆幸的是，温世霖虽然被绑架，却没有被失踪，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社会各界进行营救活动，并未因此被视为同案犯而受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是温世霖写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记，记载了他一路发配的“西行漫记”。我在打折书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近代以降的日记和书信情有独钟。这段历史多以宏大叙事为主，那种宏大叙事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让人怀疑它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尽管日记和书信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好处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并不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此前对温世霖一无所知。读过书中附录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与创建南开的张伯苓、严范孙是世交。天津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一为温世霖家族，一为温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创办普育女子学堂，后者于1930年创办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视为“北方女学先河”，温世霖母亲是第一任校长，1923年去世，孙中山誉为“民国贤母”。与温世霖相比，温瀛士算是晚辈。1945年，两个温家殊途同归：温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长，此时新普育已改名，温瀛士与儿子温刚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他的祖父即温瀛士，父亲即温刚。 　　 为国家而纳妾 　　今人对流放的印象，大都来自《水浒传》。林冲被发配，一路机关重重，如果不是鲁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杀”。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对林冲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后来罗贯中帮林冲报仇雪恨，卢俊义被发配，董超、薛霸再次联袂登场，故技重施，被燕青结果了事。温世霖比林冲、卢俊义要幸运许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温暖，一路鞍前马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董超、薛霸陪伴林冲从开封走到沧州，清朝的制度与之不同，温世霖一路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每至一地更换文武两名解委。 　　最初的两名解委因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觉理亏，“言语支吾”，而且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与温世霖建立了“鱼水情”。温世霖对河南两位解委的评价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临别时他们“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读至此处，几乎要联想起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后来温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话别时，就引用了江淹的这句名言，称“当时之情景似之”。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途径临潼县，三人在夜晚同去华清池沐浴，温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时适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来岳母手做的黄河鲤、蟹黄等菜。 　　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 　　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龌龊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 　　后来李子珠再次建议纳妾，要将两位婢女送来以供选择，温世霖再次拒绝。李子珠干脆责之以大义，劝温世霖“应知一身所负之责任极为重大，切宜为国家爱护保全”。众多友人一致决定为温世霖物色人选，在兰州曾谈妥孀妇一名，但因对方不愿远行，作罢。于是，他们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觅一佳丽。这位解委与于右任是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慨然应允，并称“绝不辱命”，后来果然兑现承诺，在凉州为温世霖觅得一位女子。今天看来，纳妾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段佳话。 　　温世霖在兰州停顿时，曾有一位名为陈克义者，声称奉孙逸仙之命对他沿途保护。但温世霖知道绝无危险，不会遇到董超、薛霸，辞谢了远道而来的“鲁智深”。温世霖对一路同行的诸位解委称赞有加，称“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热心维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护”。陪同温世霖到新疆的甘肃解委，甚至产生了调到新疆当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鱼水情”，在“躲猫猫”频发的时代，读来恍然如梦。 　　偶遇“张麻子”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一路“默加呵护”的不仅有解委，还有地方官员。虽然直隶总督通电沿途各省督抚对温世霖严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兰州这些城市的长官贯彻了这一精神。在绝大多数地方，如同《昆仑旅行日记》的编注者高成鸢先生所说，温世霖“不像囚车里的罪犯而像视察中的长官”。 　　钦犯温世霖仿佛中央巡视组成员，一路不乏结彩悬灯欢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灵宝，即近年来因为警方跨省抓捕网友而名噪一时的河南灵宝，一名解委大声斥责地方差弁：“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得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而言，所有“中央”来的、“上头”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哪怕钦犯也被视为上达天听者。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法治的环境下，钦犯改日成为钦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难之际雪中送炭，将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但很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资心理，而是有着观念上的认同。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茶水点心，“极其适口”。最让温世霖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放有几本新小说，“此等闭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知县“人极开通，思想新颖”，有两个弟弟在日本留学，本来想与温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场规则，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有同乡之谊，又受朋友之托，虽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属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员完全不避嫌疑。陕西临潼知县张瑞玑就与温世霖一起“痛说革命家史”，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临行时馈赠十二金，供购御寒皮斗篷之用。温世霖称他“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这与张瑞玑的思想倾向有关，张瑞玑自陈曾是戊戌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会试同年及同乡之谊，亲赴菜市口为杨深秀收尸，并周恤杨深秀之遗孤。如果此段属实，张瑞玑和杨深秀当为忘年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玑生于1872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晚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的“政审”，以致张瑞玑这种“动乱精英”居然能潜伏下来，做到一县之长，结交各路好汉，颇有些《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风格，只不过张麻子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年间。 　　温世霖盛赞张瑞玑：“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相见是在1911年1月，十个月后，张瑞玑起事，后曾任国会议员，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该书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肃安定县(1914年更名为定西县，后因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闻名)，县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胞兄，等候温世霖多时未遇，后因公务进省，但嘱属下热情招待，临别前馈赠二十四金，足以购买两件御寒皮斗篷。刘春霖也写信给胞兄，“特嘱从优照应”。在甘肃金县(今榆中县)，知县与温世霖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听说温世霖途经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预备酒席招待，自己则出境六十里迎接，双方亦是“一见如故”，临别时知县馈赠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迎来送往，不可胜数。 　　海底捞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温世霖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冲，更像如沐春风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马相见，均是纳头便拜。在西安，陕西按察使因为温世霖宾客盈门，设岗禁止宾客。但来访者直接闯入，川流不息，如入无人之地。更有军官在除夕赶来，遇到岗兵阻拦，手持马鞭鞭打他们，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温世霖馈赠川资，让人联想起黑旋风李逵或霹雳火秦明。 　　温世霖一路享受贵宾待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派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显示，温世霖“并无刑具，十分优待”，甚至有“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捞”方能享受——所以，写信者感慨：“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为从来所未有。”如前所述，除了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发送电报、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仿佛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虚设，电报自有朋友代发，访客也常常横冲直入。 　　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随意禀见”。温世霖称：“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当时闻之愤火中烧，几至晕绝。”但后来，他听说甘肃按察使此举亦是慑于甘肃藩司，情绪稍有缓和。 　　除此之外，温世霖也曾经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风，下榻之处积水和马粪混杂，“湿臭之气，触笔欲呕”，夜间更是“冷风彻骨，遍身战栗”。这对世家出身的温世霖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感慨“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可是，如果温世霖知道几十年后在自己途经的地方，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夹边沟，就会知道他所谓的“奇耻大辱”、“人间地狱”都是小儿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与高尔泰、杨显惠笔下夹边沟的“人祸”不同，温世霖在“西行漫记”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天灾”。比如他称之为“人间地狱”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条件如此艰苦，并非专政机关有意为之。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世霖的待遇甚至超过解委和地方官员。 　　从直隶到洛阳，温世霖乘火车，此后没有铁路，但也不是像林冲一样步行，而是乘车。从兰州出发时，温世霖的车“宽大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关后晚上就住在车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据此论证“房车”发源于中国。温世霖独自享受专车，两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辆，与其说他们是解委，不如说更像随行的跟班。 　　至于饮食，更不必说，地方官员大都盛情款待，几乎一路尝遍各种风味的“农家乐”，温世霖一行也自备了各种食物。在西安，同乡赠送橘柚、鲍鱼、茶叶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黄猪肉饺，“极美，不减家乡风味也”。在陕西乾州，温世霖和解委饭后煮食酒酿，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纯美”。在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马哨官馈赠鹿腿和鹿筋，“异味初尝，非常甘美”。在甘肃安定县，马哨官馈赠羊羔一只，他们又购买肥鸡两只，但身边没有调料，只加盐烹煮。温世霖一边感慨“滋味之香美，异于寻常”，一边又觉得不太满足，不过是“饥者易为食”，因为饥饿，所以觉得好吃。 　　在兰州，因为随后的路途人间稀少，需要自带食物。友人除了为温世霖准备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鸡蛋等必需品，还准备了“腌肉、咸鱼、腊肠、火腿、洋酒、海参、熏鸡、卤鸭、咸菜等物，可谓应有尽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温世霖感慨，当年柳宗元、韩愈、苏轼贬谪边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对前贤、扪心增疚”。离开兰州时，友人又送来“一品锅”，为其饯行。没过多久，温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军官赠送的“一品锅”，也有官员在宴席上准备鲫鱼，这在缺水的西北地区堪称珍品，“鲜美异常”。哈密王也视温世霖为上宾，隆重招待。 　　不仅食不厌精，对于饮水，温世霖也很在意。过了西安，温世霖感慨一路没有清泉可饮，泡茶也没有味道，即使货铺出售的瓶装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刘春霖胞兄担任县令的甘肃安宁，水质咸涩，县署专门送来“特供饮水”，该水只有一缸，供县令及夫人专用，取水需两日往返。饭后，温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觉解渴，于是煮水分饮，虽“倍觉甘美”，但温世霖认为是“渴者易为饮”，因为干渴，所以觉得好喝。后来他们途经名为盐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枣调味，依然难以下咽。尽管他们抱怨水质，店主却跪求他们口下留水，因为水极为稀缺。于是，温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冻梨解渴。 　　流窜饭醉 　　嘉庆年间，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诗饮酒皆被封杀，只有出嘉峪关之后，才偶有动笔，但不谈国是，只谈山水。不可思议的是，温世霖是政治犯，却一路政治活动不断，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联，“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同乡之谊者，津商曾经随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颇有影响，如果以“大同乡”而论，范围更是大至五省;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志同道合者，立宪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却已在士绅阶层具有一定共识。在“西行漫记”中，温世霖和天津商会、天津咨议局保持联系。 　　温世霖流放之初，途经直隶保定，车站居然聚集两千余学生，准备把他劫下，火车没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驶过。到了河南开封，河南咨议局议员和学生聚集于车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温世霖当众演说，劝他们放行，众人集资八百余元，供温世霖沿途开销。此后，一路为温世霖提供川资者，不胜枚举，以至有集资纳妾一事。 　　这位钦犯简直是一个流窜饭醉分子：一边写信给朋友，主张“立宪应从速筹备”，同时一路会见旧雨新知，商讨立宪大业。他抵达西安后，得知直隶咨议局已经致电陕西咨议局，请求予以照顾。温世霖还在西安与几位同乡兼同志“纵谈国是，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一个钦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宪，会见各路反对派，商讨如何起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尤其到新疆境内，天高皇帝远，温世霖不仅私下交流，更是获得公共言说的空间。在新疆奇台县的三天，温世霖发表三次演说。他到实业小学参观，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他做演说，“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温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国图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在以商人为主的直隶同乡会、陕省同乡会上，温世霖就商战展开演讲，主张商会互相联络，同时还就主张“讲求自治，凡属公民选举权，万勿轻易放弃”。在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群众围观没有发辫的温世霖，温世霖借机与他们交流，消除了他们对学堂的误会。温世霖感慨：“惜无人为之言说，以开通民智耳。” 　　林冲到了沧州，须吃一百杀威棒，行贿之后，才称病躲过。温世霖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却主动前来探望，并送来酒席。温世霖请示如何“管束”，知府让其休息数日，同时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新疆臬宪杨增新也表示：“既已到此，即无事了!” 　　在迪化期间，温世霖几乎疲于奔命于饭醉活动，“宾朋之来欢迎者，踵趾相接”。杨柳青商帮领袖、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各路官员纷至沓来，有送鱼翅席者。当地甚至传有一句俗谚：“请温七爷吃饭请得起，请温七爷喝酒请不起。”因为新疆交通不便，“外国酒极贵，啤酒每瓶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每瓶十四两”，每次宴请温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为温世霖选择的新居更是胜过江南园林：“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此外，还有凉州女子作伴，红袖添香。 　　在《昆仑旅行日记》的最后，温世霖写道：“从此闭户，埋头读书养气，静以待时而已。” 　　暴力塑造受难英雄 　　在流窜饭醉途中，温世霖至少两次与朋友预测时局转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学毕业、担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的同乡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辔。”一次在兰州，甘肃解委李子珠被停职，温世霖称：“预计三年以后，吾侪必能扬眉吐气。” 　　一个健在了两百六十七年的老大帝国，会在半年至三年之内轰然倒塌?他们似乎太乐观了。但结果如今已经众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时间，武昌首义，不久温世霖返回天津。 　　帝国的统治，通常依靠暴力消灭反对派，通过腐败收买体制内。但温世霖的经历，说明这种维稳模式是难以打开的死结，将面对双重悖论：一是政治悖论，暴力的效用日渐递减甚至适得其反，“钦犯”成为英雄;二是经济悖论，腐败如吸毒一发而不可收，维稳开支入不敷出。两者决定了维稳的不可持续性。 　　暴力唤起的恐惧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国从不掩饰它的暴力，而是通过展览暴力来制造恐惧。但是在晚清，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温世霖被发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筹交错，无论体制内外，几乎都对他表示敬意。这种现象绝非孤例，日知会会员胡瑛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狱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温世霖。范福潮先生在《“精神领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讲述过这段历史：胡瑛在监狱中会见各路朋友，饮酒聊天，商量党务，还与狱卒的女儿谈情说爱;关押在其他监狱的同案犯也大同小异，监狱如同“俱乐部”，同道纷至沓来，甚至狱卒倒茶送水，不但经济无忧，还可以接济困难学生，“若遇同志商谈重要事务，并可于夜间私自出狱”。 　　或许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专政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帝国才会崩溃。但是，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辛亥革命仿佛“光荣革命”，清帝能够和平逊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清室对反对派的优容。 　　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腐败是帝国的机密。帝国通过反腐与腐败划清界限，公众对此并不陌生，但这隐藏了一个秘密，即腐败与反腐都是治理术的一部分。对腐败，帝国保持默许并进行制度性鼓励。通过这种持续收买，体制内像吸毒一样对帝国保持忠诚，收买的成本却由公众来支付。而反腐则是随时祭起的利器，帝国对体制内的潜在反叛者进行选择性惩罚，同时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举两得。腐败和反腐像一对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国的掌心，风生水起。 　　但是，在制度性鼓励和选择性惩罚之下，腐败之瘾会泛滥无际。公众虽然对帝国的治理秘密缺乏认知，但是他们需要支付腐败的成本，这是无需思考就能感知的负担。河南解委在灵宝借用温世霖“钦犯”的名头，斥责地方差弁，是为了向县官索贿，形成惯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须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事后这名解委要给温世霖白银二两四钱、洋烛一包、茶叶一包作为感谢，温世霖坚辞，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通过流放经历，温世霖发现“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此外还要中饱私囊，以钦犯过境为例，如开支为大钱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间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温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捞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对民间的数倍盘剥为代价。甘肃安西州官因为无钱供应温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见”，被温世霖称为“一大笑话”。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岭南进贡荔枝一样，给西太后进贡哈密瓜，可谓“一骑红尘太后笑，无人知是西瓜来”;每三年还需大贡一次，除了西瓜、骏马等贡品，还需准备赏银五千两以供贿赂。哈密王的女婿因为疲于应对官员的征收，“忧劳致疾，成精神病，医治罔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温世霖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家之见，陕西“张麻子”临潼知县张瑞玑甚至比他还要激进。这位潜伏的戊戌党人，本来想走体制内路线，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识到此路不通。在《红楼梦》里，柳湘莲说宁国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陕西“张麻子”则称：“(县衙上下)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在与温世霖的畅谈中，张瑞玑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 　　维稳有时就是饮鸩止渴，当体制内外、官民上下都觉得非变化不可时，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华无敌山景房”，温世霖没有享受太多时日就离开了，今日看来尤为可惜。

中共六中全会有何特别议题? 作者：社评 来源：中国评论新闻社 来源日期：2011-10-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5 16:56:10 阅读量：212次     美国《世界日报》10月13日载文《中共六中全会的特别议题》，摘要如下：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像历次中共中央全会一样，这次会议有主要议程，也有特别的议题，其主要议程是文化建设，但特别议题则是十八大的筹备安排。 　　按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这次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案)。等草案成为决定，等内容由中共党内传达到对外公布，大家才可看出，那文化建设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但肯定比文化建设更重要的，是中共十八大的筹备安排，北京政圈消息，这次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中共党内来说，一个重要的讨论和决定，将是中共十八大的筹备安排，特别是其中的选举安排。 　　对一次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言，由于有七千万党员，由于要选约二千多出席大会的党代表，其筹备乃是一个大型工程。而具体筹备起来，又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即政治准备、人事准备。政治准备，不外乎政治路线的确定和政治方针的调整;人事准备则有党代表选举、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的提名，以及相关的选举办法或产生办法等。 　　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时间，大约还有一年上下，但为中共十八大做准备的鼓点，已经敲得甚急，其中最急迫的，就是讨论中共十八大代表选举产生办法。由于预定安排十一月就要展开中共十八大党代表的选举工作。这意味着，这次中共六中全会，必须要就中共十八大党代表的选举安排，急速拍板。 　　中共党代会的代表，大约2200多人，由全国38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其选举办法，有可能沿用上届的方案，但必须贯入一新的内容，这内容首先包括选举办法，要不要取纳更多的民主成份，因为毕竟中共领导层早就声言党内民主先行，由中共党内民主再扩展到人民民主。具体点说，如何实行民主成分更大的差额选举，如何采行提名、公示等办法，都要商量。与之同时，还要考量在目前的政治状况下，要不要制定更严格的纪律，以防由流行的“买官卖官”，引申出“买代表卖代表”来。 　　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下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推荐提名及选举办法。由于中共十七大之前，已实行了相当于预选的摸底提名方案，这次就想想，如何在其基础之上，扩大提名推荐范围及扩大选举差额比例，引入竞争机制等内容。 　　按新近传出的说法，当年中共十七大前由省部级400来人摸底提名，铺垫出一个名单方案，最后推举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这次可能要扩大五倍，扩大到约2000人的范围中摸底和推举，这不仅意味着被摸底的范围，会由省部级扩大至厅局级，还有可能是在接近2000来名党代表的大范围来实摸底。 　　当然，以“定名单”为目的，相当于在更大范围内预选的摸底，有难有易。如何拿出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有新意的选举方案，才是最大的难题。因为权力交接中，最大的阵地战之结果，与这选举方案息息相关。 　　据悉中共领导层的定调，是中共十八大要改革“党内赋权方式”，迈出较大步伐，为权力交接奠定更为坚实的民主化基础。既然提出要改革，就不能不考量如何引进民主的选举方式。 　　早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选举制度改革，次年人大通过新的选举办法，提出实施差额选举等内容的选举办法改革。其后虽然几经反覆进退，终于将差额选举固定下来。现在要商量的，是如何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扩大差额容易理解，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是大难题，因为在中共中央委员一级已成功实施差额选举，能否扩大到政治局，则需要更大的胆魄。 　　当然，外界可能更关心的，是中共最高领导将如何产生，谁上谁下的人事安排蓝图。但是，如果这次最高领导层不易摆平，则在改革的承诺下，在一环环相扣的影响下，党代表的选举、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就变得更加复杂些了。

重庆公租房贡献中国的“书记价值” 作者：大吼一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5 11:12:55 阅读量：45次 　　一、书记有价 　　执政党的省委书记难道有“价”? 　　是的。一省委书记的社会价值在于，他为全省人民中的哪些人、提供了什么性质的服务，服了什么务，惠及了多少人，服务辖区的民众对服务的评价怎样，……均构成了书记价格的价值要素。人民购买他的贡献，何尝不是如此? 　　这种购买，就是老百姓心中的那一票。 　　当全国的“政改”，始终处于“总理呼吁”阶段，一个地方的省委书记，敢于破全国住房困局，为辖区老百姓，即使，只办了这么一件好事。他都没有辜负历史等待。对全国的省委书记，都不失一尊“执政为谁”的榜样。进而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书记价值。 　　“2010年，重庆投建的公租房占全国的比例高达40%”(南方周末10.13.以下引文同)。 　　这是个什么概念的呢? 　　也就是说，一个省委书记，干了14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省长的活。换句话。重庆老百姓居住公租屋的数量，竟然是十四个省的总和。 　　你说，是了得起，还是了不起啊! 　　重庆。并不是中国最富、最有钱的省。“我”更无意吹捧薄熙来。但,当“我”面对他的速度时，什么叫为老百姓办事，思想最解放、最少保守思想、最大胆打破观念桎梏、制度束缚和只争朝夕。特别是一个穷困的内陆省。就不能再选择沉默。 　　都说举国体制如何如何“好”，谁为老百姓的“住”权利，举一把国，把开放商的鼓噪打下去，把高企的房价降下来，……让“我”看看。 　　你支援美国，当它的股东算什么鸟P“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