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

這不僅是年份的數字，而是隱藏著中華民族悲涼的密碼。一九四二、一九六二，相隔二十年，神州大地兩次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一九四二年三百萬人餓死的慘劇，終於在今年冬天搬上中國銀幕。劉震雲編劇、馮小剛導演的作品，讓多少觀?熱淚盈眶，刺激更多人去探索一九六二年三千萬人餓死的秘密。 因為一九六二年是更荒誕、更慘烈的饑荒，至今仍然隱沒在共和國的官方史頁中。新華社老記者楊繼繩的扛鼎之作《墓碑》是中國的禁書，但有心人都可以在中國網絡上找到它的電子版。讀者會赫然發現，一九六二年是風調雨順的一年，沒有天災、也沒有外敵入侵，沒有戰爭；但不少餓死的人，就倒在儲滿糧食的糧倉附近。 這都是人禍，也是一個僵硬體制中官僚自欺欺人的惡果。這觸發了中共高層的鬥爭，為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埋下了伏筆。 而重要的是信息的不透明。媒體在這重大的時刻，都面臨重大的考驗。一九六二年，大飢荒的殘酷事實並沒有出現在媒體，新華社記者連內參都不敢寫，怕會被批鬥，因而彼此說謊，不斷吹噓形勢如何一片大好。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飢荒被官媒所隱瞞，城市居民大多不曉得情況，但是最後民間的《大公報》敢於揭開真相，總編輯王芸生發揮太史公「筆則筆、削則削」精神，報道河南飢荒的慘狀，並質問當局，震動全國。 率先向國際揭露河南真相的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Theodre White），在兵荒馬亂中，到災區現場採訪，拍攝照片，讓國際讀者了解本來被隱蔽的苦難。 今天回顧這兩場飢荒，更有一種對新聞自由的飢渴感。今天中國媒體的生態，是否還比不上當年的《大公報》？中國政治一些被隱瞞的秘密，是否還需要外媒來揭發？ 越來越多的網民和公共知識分子，都有一種時代的緊迫感，了解這樣的新聞自由不僅是公民的權利，更是一種巨大的公民責任。 這項公民的責任，就是堅持對權力說真話，不容一元化的權力扭曲事實；不容社會的發展，是在一種「信息結構不對稱」的情況下進行，導致了公共政策與公共利益被扭曲和被犧牲。 但說真話的權利，必須要有制度的保障，才不會被政治與經濟的權力夾殺，被權錢交易的巨獸所吞噬。 在二零一二年的尾聲，在歷史與今日交纏的光影中，解讀時代悲涼的密碼，中國人都在期望新一屆領導人的新氣象，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與民間自下而上的力量「會師」，融合為一股政治改革的洪流，衝破專制的愚昧，讓七十年前和五十年前消逝的千萬亡靈可以安息，讓中華民族衝出悲痛的歷史門檻，告別肉體死亡的絕望，迎向制度新生的希望。

緬甸、新加坡、南非三種模式都對中國政改有重大啟示，但也需「創造性轉化」，讓全球驚艷。 政治改革是關鍵詞。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就功虧一簣，維穩也越維越不穩，中國也就不能真正崛起。這是中國民間和政府之間越來越強的共識；也是民間精英停不了的焦慮感。如果中國還是按照目前這樣的路子走下去，很可能就會走到死胡同中，前無政治去路，後有經濟追兵。 經濟追兵就是避免高速經濟失速，可以持續發展，並且要落實公平的分配，避免「不患寡而患不均」。 但政治改革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著手？這就像電腦的操作一樣，要有正確的路徑（Path），才不會陷入線路的迷宮中，茫然不知身在何處。 緬甸最近的政治改革，就成為中國的重要參考。它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由高層發動，向下推動，也立刻和民間的公民社會力量連接，匯聚成一股改革的洪流，衝破長期以來專制的枷鎖，開創全新氣象。 緬甸的改革動力，源於一種信心，也源於對民間社會的信任，當局對猜忌多年的昂山素姬，也安然「一笑泯恩仇」，共同為國家的建設而打拼。而這個長期和中國關係密切的國家，默默地、平和地走上民主化之路，也肯定對中國帶來心理上的衝擊——緬甸可以，為何中國不可以？ 另一個衝擊是新加坡模式。它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在印尼、大馬等國的包圍中，卻可以脫穎而出，勵精圖治，並在法治方面成為全球華人社會的楷模。它同時又是一黨獨大，和中國在政治上有某種「可比性」，但新加坡的高官重視反腐倡廉，不是空談口號，而是落在實處，讓法治的陽光照到高官的錢包，展現透明度，對貪污零容忍。事實上，近年中國派遣官員到新加坡學習，已經越來越多，對於新加坡行政管理的效率與法治，也了然於胸。對中國決策者來說，是點滴在心頭——新加坡可以，為何中國不可以？ 但最後的一個重要的他山之石，則是南非模式。這個曾經被黑白種族紛爭所牽繞的國家，終於衝出歷史的重圍，就是靠「既往不咎」，不要被歷史的恩怨情仇所困擾，而是將仇恨切割，不再冤冤相報。這也促使那些既得利益者和當權派拋棄恐懼，全心全力參與改革，而不是聞改革而驚惶，害怕陷入報復的血海中。 這也需要歷史的度量和智慧，全國往前看，走出過去的陰影，走出惡性循環。當年南非就是這樣才徹底揮別歷史的仇恨，才使國家快速發展——南非可以，為何中國不可以？ 這三個模式對中國都有巨大的參考價值，但卻難以直接拷貝，而是要「創造性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以和平的、制度的、但也堅決的方式，建立權力制衡的機制，推動高效的行政力量，創造中國政治的優勢。 中國需要開創自己具有操作性的政治機制，既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又有清廉的政府，也找回長期缺席的社會公正，拒絕權貴資本主義的誘惑，讓民心暢順，讓全球中國人感到驕傲，發現一個讓全球驚艷的「中國模式」。 亞洲週刊

太空世界的榮光，是否會帶來神州大地的進步？還是剛剛相反，讓璀璨的航天突破，掩蓋了中國人間的痛苦？ 中國神九升天之際，在網上引來眾聲喧嘩的評論。不少網民或義憤填膺、或冷言冷語地批評，中國政府花了巨款、匯聚多少的智慧，取得了太空的成就，但為何面對中國尖銳的貧富懸殊、法治不彰的情況，卻是無法解決，成為中國人胸中難以化解的痛。 但天上與人間並非絕緣，兩者之間並不是一場零和遊戲。從歷史來看，航天的科學成就，會刺激社會的種種變革。因為航天事業永遠需要一個開放的系統，不能鎖國，重視人才的培養與全球吸納精英，爭取資訊自由流動。這也讓社會的氛圍產生改變，走向理性與進步的方向。 中國在七八十年代開始的航天計劃，其實體現了「舉國體制」的特色，舉全國之力，集中一點突破，二十多年以來，終取得一定的成就。這也帶來改革過程中的爭議，因為不少反對派認為，中國今日禍害的根源，就是這種「舉國體制」，國進民退，造成了資源的壟斷，也造成了權力的壟斷。他們指出中國的足球發展，就是因為被足協所壟斷，貪污腐化，弄虛作假，傷透了廣大球迷的心。 但太空發展不是足球。這也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遊戲。太空世界需要紀律與嚴謹的長期策劃，而足球天地往往重視個人的創意。從實踐的過程來看，中國的「舉國體制」應用在航天事業上，過去二十年間發揮了加速器的角色，凝聚了全國的資源，無論是在軍用或是民用領域，都讓中國航天事業可以後來居上，形成了後發優勢。 天上的後發優勢，也刺激體制內的精英階層思考，為何中國可以克服航天的挑戰，卻不可以解決人間的挑戰？尤其航天科技的發展，就是「工具理性」的落實，重視尋找「最合適的路徑」。處理複雜的航天系統工程，也必然對政治改造的工程，帶來意想不到的靈感。 不可否認的，過去十年間，中國的政治改革是黨國體制內要面對的棘手問題。二零零三年胡溫上任之初，也曾提出回歸憲法的思路，當年神舟五號升空，也使民間一度對胡溫推動憲政有極高的期許。但如今胡溫即將鞠躬下台，憲政卻還是很遙遠。十年以來，中國回歸憲政還只是「只聞樓梯響，不見玉人來」。 對中國改革派來說，他們沒有悲觀的權利。他們期盼天上的神九、神十，終會迎來人間政治的「憲一」、「憲二」。因為舉國體制自上而下的航天工程，也將刺激舉國體制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避免自下而上的政改所帶來的巨大震盪。胡錦濤溫家寶醞釀政改的「樓梯響」，將會迎來習近平李克強落實憲政的「玉人來」。那些飛向浩瀚星空的航天後發優勢，也將成為煙火人間的後發優勢，衝破政改長期滯後的藩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