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

文告并同时列出天下围城的发起人名单，当中有「海外八九学生」的王丹、张伯笠、王超华、项小吉以及李进进等；「海外八九参与者」的王军涛、胡平、万润南、郑义、陈奎德、吕京花、陈破空等；「海外香港社团代表」的杨锦霞、关卓中、谢中之、关树越和周盛康。 王丹在文告中表示，1989年民主运动的理想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然而“中共党魁邓小平以装备着坦克机枪的精锐现代军队镇压了这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扼杀了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建立正义与安全家园的伟大理想”。 文告又指出，曾有人以为，邓小平镇压是为了保证中国更好地发展。也有人认为，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如能更通情达理些，邓小平就不会镇压。但王丹说：“将近25年来的中共维稳统治的现实证明，六四镇压是为建立腐败铺平道路；现在，六四屠夫的子女通过暴力统治劫掠和压迫大众，成为极少数暴富权贵，垄断着发展的果实和机会以及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而广大民众则在暴政下承担发展带来的代价和苦果，公民没有尊严、人权和合法权益，甚至连食品、人身、环境与产权的安全都没有保障。” 他说，今天大家比1989年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应当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宪政民主必须结束共产党的腐败专制的统治方式 。中国的问题，就是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而重建政治秩序，就应当从解决六四开始。 王丹说，很多国人都在讨论明年的纪念活动。为此，“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向全世界的华人和关心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人士提出我们建议的第一号行动计划，我们名之为‘天下围城’行动”。在明年六四那一天，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门前（尤其是使领馆），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的规模，以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国际压力和心理震撼，以对海内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达到凝聚和动员的作用，以催生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王丹说，他们将在今年10月1日中共建政65周年之际公布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并将在2014年六四25周年之初的元旦，公告行动的纲领、组织和具体项目计划。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 16岁的他挥舞大棒打死了19岁的他。43年，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 今天，62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王冀豫     生于1951年，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他当过兵、务过农、干过工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玩马”者，自称“牧马人”。1985年参与创办中国最早一家马场——北京稻香湖马场。     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利用广告向“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在道歉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则特殊的广告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更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革命小将”多数已经退休。那一代人，经历了疾风暴雨的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沧海桑田，际遇或许大相径庭，但那段“革命”的共同记忆一定深深地刻在每个“红卫兵”的心里。红卫兵们究竟如何看待？似乎是一个谜。公开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罪”的人少之又少，触目可及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早在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背负杀人的自责》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当年的“红小将”王冀豫。时隔三年，记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当问到“沉默的大多数”时，他说：“很多人不说也确实是因为这是一种集体犯罪。共犯时代，谁也不能说谁。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     红卫兵组织很像“义和团”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文革”爆发时在铁三中读书，后来又在翠微中学混。翠微中学并不是一个好学校，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里集中了大批的“大院”孩子。所谓“大院”，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当时，公主坟以西有包括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在内的众多军队大院，也聚集着众多的“大院”孩子，“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相互之间感情好、抱团。     1966年，我才十五岁，上初二。“文革”初期，开始组建红卫兵的主力是高中生，以部队干部子弟为核心。我们初中生基本就是跟着高中生跑，跟着起哄，没脑子的那种。高中生则有思想、讲策略。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也想搞“正规”，还有点假正经，恨不得拿入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虽然红卫兵组织企图正规化，但红卫兵组织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群众的乌合之众。各种红卫兵组织只有看似相近的意识形态，却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态，更像是白莲教、义和团。     1966年8月，被人称作是“红八月”，是红卫兵打人最厉害的时候。很幸运，当时我不在北京，不然我肯定参与打人。今天的人们都在说“红八月”，吞吞吐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血腥的行为。     “文革”刚一开始，工作组就进入了我所在的铁三中，由于受高中生的影响，我感觉工作组的行为是压制群众，企图用一种正规的方式来把群众运动捆绑在笼子里。我就开始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批评工作组“束缚群众”，这下就有反革命的嫌疑了。工作组找到我爸谈话，听说我有反革命嫌疑，我爸马上就慌了，本来就是一野孩子，又有了反革命嫌疑还了得，“你干脆当兵去吧！”就这样1966年6月份，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当兵了。我当兵的时间并不长，10月我父亲便出了问题，“兵”就当不成了。到11月份，我的津贴被停了，也未能随部队南下参加抗美援越，只好留在驻地继续放牛。1967年初，大概是春节前，我回到北京。     “却道天凉好个秋”     那时的北京红卫兵运动早已是另一番景象，“老兵”、“联动”已经被打压下去，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你争我夺，各个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派别斗争愈发严重，革命小将继续捣乱。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我非常轻蔑，“他们算什么革命组织，简直就是牛鬼蛇神犯贱”。     对于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不上学了，整天就是贴大字报、辩论，要么就是以破“四旧”的名义抢鸽子。在这期间，我们不断地积蓄力量，许多“老兵”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家抱团与其他派别的人对抗，最后演变成武斗。     不仅在北京，我们还到外地去参加武斗。我记得内蒙古武斗就提出叫“北京联动”去支援，内蒙古的红卫兵把车停在公主坟附近，请大家上车，拉到内蒙古去支援“革命”，其实就是去帮人打架。各地的红卫兵组织都分成对立派，总体上说，我们是“保守派”也就是保地方政府组织的，跟造反派对着干。这也好理解，我们这帮人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造反派是要打倒我们的父母，我们自然要保卫我们的父母。     虽说表面上“老兵”不存在了，但实际上我们还很有力量。1967年5月19日，是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我们开了纪念大会，老兵乐队、老兵合唱团也成立起来。我们只是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和支持。     武斗、抄家、打人，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人人参与。时过境迁，很多人不愿意再说，并不是不反思，他们是懒得说。换言之，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们中多数人没有做过大恶，多数人就是跟着抄家起哄。     今天我们书写“文革”初期的那段历史，似乎仅仅局限于“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问题，事实并不那么简单。95%是迫害者，5%是被迫害者。但是每个5%的人也都想变成95%，而每个95%的人都可能沦为5%，这是一个循环的状态。     “文革”初期，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作为平民子弟，他们从心理上是希望融入体制的，《出身论》的核心就是说，“人人都有革命的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郑义是“文革”前特别优秀的一个学生，被当成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接受改造的典型，到了“文革”为了不被大家抛弃，他能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肉上，为什么？就是为了说明自己不是那5%。可他出身不好，大家仍然不允许他走出那5%。那他对毛主席的忠诚是不是真的？肯定是真的。所有人，无论5%还是95%的人都在忠于毛主席的感情里斗来斗去。这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很多人不愿再提起往昔，也确实因为那是一种集体犯罪。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这种道歉只能针对个人情况，如果说每个人都能站出来，那太好了，但是不可能，做不到。     从打人中找到乐趣     我刚从内蒙古回北京的时候，还不敢下狠手，后来就越打越凶。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转折点，“那是人性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     1967年初，四三派在工人体育馆筹备 “红卫兵代表大会”，我们 “老兵”就杀过去捣乱。具体讲，就是去打他们。当时，我们学校也得到消息，“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开会”，老兵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工人体育馆的不同角落聚集。一群群穿着军大衣的孩子，一看就是部队大院出来的，一脸的桀骜不驯、不可一世。大院子弟从小吃得好、营养好，身体特好，从小过集体生活，组织性强，并且因为家庭的原因，几乎都受过初级的军事训练，打起架来很凶。我混在其中跟着打，一般都是三四个人围住一个打，被围住后撒腿就跑的好点儿，挨了两下打还想反抗的就惨了，那就纯粹是被殴打，我发现大家打得都特利落，特痛快，管你会不会武术，噼里啪啦地拳打脚踢就把人打翻了。     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他们把人打倒后，还用飞行靴踹。我看到被踹的人脑袋嘣嘣地与水泥地撞击，鲜血直流。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我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而且我居然从打人的过程中尝到了一种乐趣，我发现罪恶是有乐趣的。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走下来，直到最后在武斗中打死人。其实，自从我感觉到“打人是乐趣”的那一刻开始，命运就注定了。       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一般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急冲冲跑到我家：“粮校（北京粮食学校），‘四三派’的狗崽子们搞阶级报复。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我积极响应，并招了五六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28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这就是“粮校武斗”的主力。     当我们赶到师院附中，几个高中生还争论，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大约一小时后，空军大院同学张某跑来对我们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在，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蹿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听到这些，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     一个小时后，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我们打红了眼，这时一块砖头击中了我的手臂，我紧握木棍呆了一下，眼余光扫见那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的人。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其实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我方”同学陈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我惊呆了，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干的吧！”     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此时，我得知他叫“王雁鸿”。我问校医情况，被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在监狱里开始思考     自从打死人后，我就一直在家等待警察。我报过警，可警察不管这事儿。为了洗刷自己，我打算参加抗美援越，去越南“革命”。我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北京颠沛到海南，企图说服躲避在海南岛秀英港的越南海军带自己上战场。当时，越南海军公开挂着中国军旗、国旗，穿着中国人的军装在海南岛休整。可惜人家越南人看不上我，根本不理睬。我只好留在了海南。     在海南岛，又赶上武斗。我本不想参与武斗，可碰巧赶上。海南的武斗比北京学生们之间的“打群架”级别高多了。造反派，拿着机关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也不示弱，自制“手榴弹”也很厉害。所谓“手榴弹”就是拿一个罐头盒子，用火药和铁渣子混在一起，有个捻儿，用火点的，点着以后扔到水里都能引爆，那威力真是很厉害，有效杀伤范围能有20多米，把人炸得哭爹喊娘。     当时“造反派”拿着冲锋枪扫射我们占据的大楼，高呼“你们投降吧”，好猖狂。我们没有枪，只有手榴弹。其实，他们也不敢上来，我们在扔“手榴弹”之前也喊“你们上来吧，给你们吃吃我们的‘铁西瓜’，味道还不错吧！”他们听到这么流利的普通话，就知道是“北京联动”的，就知道这个楼不好攻。随后我们就扔了几个“铁西瓜”，他们就撤了。     在海南呆了两三个月，1967年的12月4日，我被北京警方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罪名是政治武斗。武斗中杀人不是刑事犯，第一，不是图财害命，第二也不是蓄意杀人，第三也不是阶级报复。在“文革”的武斗中杀人，都算政治犯。     1968年1月，我被关进了半步桥监狱，当时监狱很拥挤，定员12个人的一个房间都关了20个人，我们那个房间更多，总共关了22个人。可我在监狱里高兴着呢！孩子嘛，没有什么愁滋味，狱友也基本上都是政治犯。在监狱里什么也不想，脑子空空的。不过，我在监狱里接触了一些人。一些老政治犯，思想都挺睿智的，在这种思想氛围里我得到一种精神灌输，我发现自己读的书太少了，言之无物，所以就想读书。     1968年9月27日，我从监狱出来，开始读书思考，进了中央学习班第三期。到1969年2月，我被宣布“教育释放”：不戴帽子、不记档案、不剥夺政治权力、组织上负责保密。     我们那一代人的反思     我之后的人生和很多人一样，下乡、当兵、当工人。我们这代人经历差不多，很多人都有反思，只是很少人公开谈。我的反思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可以说突然一下子就有了。我自己归结为生理原因，就是到了一定岁数的自然流露。     活到50多岁，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很不顺，觉得奇怪。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养马人。他说我肯定做过大恶，还不止一次。还有一次，我去看我姨妈，她那大楼里住着一位老头会算命。我让他给我算命，他张口就问“你打死过人没有？”我强说没有。我下乡在内蒙古时，也有一个算命的老瞎子说“你命大，你经历过很多大事，最后都不了了之。”我说“我杀死人呢？”他说“那也不了了之”。还有更绝的。我在杭州跟人打架把人给捅了，我去自首，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反倒变成英雄。因为那个被我捅的人正好是个通缉犯。     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50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     我刚才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某种共同经历，或者说共同记忆。我们都到岁数了，到了这个岁数好多人也就浑浑噩噩地活着。只有在同龄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碰撞，才能反思。你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不对，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家的际遇是天壤之别，有人大富大贵，有人默默无闻，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所以也就不想说。    本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王冀豫/口述，纪彭/整理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