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20年前，邓小平南巡重新定义改革，20年后，中国经济飞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再启动新一轮改革的关口。 　　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国家如何形成新的改革共识?2012年全国“两会”尚未开幕，各方关于改革走向的辩论已硝烟四起。 　　在本次全国“两会”开幕前一周，本报专访了长期关注中国转型问题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如何推动形成改革共识、中国如果从经济改革转向社会改革，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议题展开对话。 　　改革不是简单地打倒既得利益者 　　《21世纪》：关于改与不改、如何改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看待今天的改革局面? 　　郑永年：关于要不要改革，整个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不大。除了极少数认为中国模式(他们所说的中国模式与我通常所说的不是同一个概念，我通常所说的中国模式是一个中性词)就是最好的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想改革，即便是很多人认为会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既得利益者虽然从改革中获益较多，但是他们在现在这种局面下也会感到缺少安全感，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富人将财富转移到海外。 　　从改革的条件来看，现在的形势比改革开放之初，很多方面都好太多了。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存在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阻力也很大，甚至比现在更大，当时的阻力来自意识形态、思想认识、组织体制和财力多个方面。我们再看今天，改革条件比当初好多了。 　　关于怎么改，目前争论很大。我认为执政党应该通过进一步的思想大解放，尽快推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明确未来改革的路线图。 　　以比较成功的经济改革为例，整个19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当时也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当时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不能提，只能提“商品经济”。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经济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直到邓小平“南巡”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通过这么多铺垫，直到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顶层设计，结束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摇摆不定，突破了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最终形成了经济改革的共识。 　　回过头来看，经济改革共识的形成过程，也充满了策略，这些策略既是政治经验也是政治智慧。 　　《21世纪》：这些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对中国今天的改革，有哪些启发? 　　郑永年：我们对改革要持一种开放的理解心态。我们的经济改革为什么能够推行下去?这是改革者的策略问题，就是要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用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 　　回溯历史，在改革早期，因为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领导层首先进行的是农村改革。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基本上被体制所隔离。尽管农村改革也有阻力，但这些阻力因为不是体制的主体，改革的阻力比较小。这是农村改革很成功的主要因素。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强，所以，改革者先不动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改革，只是政府向企业的分权，或者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内部改革。如何培养新利益?领导层就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非国有部门来，其中既包括私营经济也包括外资经济。随着他们的成长，国有部门自然感到压力，等到时机成熟的1998年，国企开始全面改革。成长起来的非国有部门既可以接受部分破产国有企业的资产，也可以为国企下岗工人提供很多工作岗位。 　　很多人往往认为，既然改革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者，那么就要针对他们，剥夺他们的利益。但是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先不要急于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期望一下打倒既得利益者，甚至断了他们的后路。任何一个层次的改革，如果其操作者持这种思维的话，改革注定要碰壁。这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思路。 　　改革是要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同时对既得利益者要逐步改革，改变他们追逐利益的方式。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效果就好很多。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成本。 　　不要错过社会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21世纪》：那么我们应如何推动改革共识的形成? 　　郑永年：要明确当下和未来5-10年的改革共识是什么，其中包括了改革路线和目标，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能确定，那么我们就找到了未来改革的顶层设计。 　　改革共识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思想解放和讨论，另一方面要对当下的形势做一个清晰的判断。 　　在任何社会，改革都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从改革的步骤来看，俄罗斯和东欧是一步到位的综合改革，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一起来，而中国选择的则是渐进改革。采取哪一种模式当然不仅仅是改革者的主观选择问题，而是受各国客观条件的制约。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突破口在哪里?

郑永年：意识形态淡化，共产党丢了一个法宝 进入专题 ： 意识形态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认真研究各种主义的本质含义          记者：在培养国家知识分子过程中，意识形态会起到什么作用？     郑永年：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重要。很多人说中国太意识形态化了，其实正相反，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太弱。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左的、右的多得不得了。政府应该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共产党以前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就是组织。现在光靠组织的力量，淡化意识形态，这样很难持续。没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没有软实力。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维持不下去的。人永远比制度聪明，人总可以找出逃避制度的制约的。中国腐败越反越多，制度基本无法约束腐败，就是因为人已经没有道德观念，只认得钱。     记者：您能否分析一下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状况？     郑永年：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适合中国的，关键是转变宣传方式。中国的自由主义看似强大，其实早就遇到发展瓶颈了。中国到目前为止，社会中有很多自由成分，意识形态非常多元化，这些都是自由的因素，可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去研究这些新现象，不去考虑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拿着西方的理论来衡量中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就好像拿苹果来衡量橘子，说橘子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像苹果。自由主义如果拒绝本土化，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中国，有权的、有钱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他们哪能感受到教育市场化的危害。有钱的人不需要医疗保障，有权的人本身就有医疗保障，公共物品是为穷人服务的，穷人没有话语权，谁会愿意发展公共服务呢？公平地说，新自由主义对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一定正面作用的，但新自由主义侵入到公共服务领域，把公共服务取消掉，这就非常糟糕。中国目前提供公共服务不是没有钱，而是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就是因为穷人缺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中国学者常常说资本主义民主，好像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一体的，其实民主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制约力量。我们的社会科学学者根本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各种主义本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只是乱套西方的理论。     记者：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发展任重道远？     郑永年：本土化是关键。中国发生这么伟大的转型，社会科学界却不去认真研究中国社会，只是用西方的理论瞎解释。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永远不能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那中国就永远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具有美国化的倾向，美国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像中国那样“美国化”，它允许各种理论互相竞争，看哪个理论更能解释美国社会，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社科界就是完全把美国的理论拿过来。这非常危险，不仅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建立不起来，还会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就引进西方的理论，到现在依然如此，什么市民社会理论，什么统合主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全都是西方的。把西方理论硬套到中国实践上，就是我常说的把苹果皮贴到橘子身上。中国社会科学必须意识到中国实践是研究主体，中国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包括民主理论。中国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就是缺乏自己的民主理论，原因就在于只是拿苹果来批判橘子，这本身是没有解释橘子的。     想解释中国，只看西方的理论是不行的，必须有结合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比如医生看病，我的病你医不好，不能说我的病生错了，只能说你所学的东西学错了，需要修改的是你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学者就是用西方理论解释不通就说中国错了，这样不仅医不好中国的病，反而越医越坏。有的地方本来是常态的东西，他说你病了；有的确实是生病，但采用错误的医法给医坏了。所以我说，中国的自由主义是自毁前程。他不去研究中国的自由因素，说是不喜欢。但他喜欢的仅仅是西方的理论，但这个理论所说的东西，连美国都找不到。某些中国学者一是没信心，二是没责任，如果这两者不加以改变，中国就不会有自己的社会科学。     中国现在就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科学，中国只有史学最发达。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可以借鉴西方的方法，方法是比较中立的东西。方法可以学，但概念是不可以学的，中国恰恰是学了概念没有学方法。做学问，理性很重要，像马克斯·韦伯说的，你观察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用价值来评判这个东西。西方和中国很多学者所做的就是对中国进行价值评判，这不是真学问。          民主DEMOCRACY     中国发展背后是一种文化价值          记者：您作为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能不能谈一谈“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模式”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会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但并不成功。在拉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模式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民主政治往往是和政治失序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对“中国模式”感兴趣。而西方国家更关注“中国模式”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它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西方的价值观产生冲击。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把“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并不担心“中国模式”会阻碍西方的发展，而是担心“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外在影响会造成巨大冲击。这也就是西方一些人担忧中国的软力量或者文化力量，因为隐含在中国发展背后的是一种文化价值。          民生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记者：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只具有经济意义，而对中国政治模式持否定态度，并认为中国政治模式如果不向西方民主模式转型，最终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政治体制上的瓶颈。     郑永年：很多人谈到“中国模式”都谈经济模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而不谈政治模式。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如果不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政治模式促成的。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说法阻碍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不承认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很难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也很难理解当今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的巨大差别。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我觉得不同的国家因为国情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改革的内容也不一样。如果仅仅用西方民主化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认为中国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但只从民主化的观点看，中国很多的宝贵经验就会被屏蔽掉。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民主化并不能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了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的发展会是良性的；如果没有建立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是不会成功的。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国家机构改革和法制。民主化也在不同层面进行，但其只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不是唯一目标。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转型曾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许多麻烦，很多国家因为同时进行几项改革，改革者不堪重负，结果改革反而很不成功。     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第一，就是渐进改革。中国没有采取苏东国家激进改革的方法，渐近改革使国家有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自身的制度，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第二，中国采取的是分阶段的改革。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秩序不同。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分为三大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主体的改革就是经济改革。主体改革是经济改革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只是说政治改革不是主体性的，政治改革就是为了促进和支持经济改革。从21世纪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焦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我认为，中国同样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社会改革各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在这些国家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条件下过早地民主化，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前面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负面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和环保等，都要由社会改革来消化。社会改革也是下一波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没有社会改革，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消费社会，内部需求的动力就会不足。同时，社会改革对未来的民主化也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要用民生促民主。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很难促民生。民生的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民主是一国一模式          记者：由于今年东亚很多国家发生的问题都和民主制度与本国的适应性有关，现在国内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东亚国家的民主问题，韩国一直存在财阀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的矛盾，卢武铉之死就体现了这一问题。您如何看待韩国民主政治的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郑永年：我认为民主只有山寨版没有正版，每个国家的民主发生和民主模式都不同。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国一模式。民主先发生在西方，然后向其他国家传播。民主有内生型和外生型。泰国的民主受外在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影响就太大。韩国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问题也是阶级问题，财阀和老百姓的矛盾很大。菲律宾、泰国和韩国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美国的民主在亚洲影响很大，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人物在主导其政治发展方面大多以美国为师，过多地受美国的影响。     民主在美国社会运作良好，但到了这些社会，民主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问题很简单，因为这些社会和美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很不相同。从政策层面来说，美国的民主实际上表现出一党制的特征。美国的中产阶级庞大，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哪个党执政，都必须往中间靠，没有中产阶级的支持，哪个政党都很难执政。美国的民主在美国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但美国民主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作为前提，中产阶级又不大，民主往往成为社会分化的力量。所以我们看民主，不能看民主的形式，而要看民主的实质。关于民主，我们要下大功夫去研究，我们现在的民主理论都是教科书式的，不是美国式就是欧洲式，这些民主理论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理论是西方学者对其社会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公理，在一个社会的经验观察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政治学的很多理论都是经验观察而不是公理。在一个民族、宗教和阶级分化都很大的社会，民主化会造成国家的分裂，民主的分化力量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各阶层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记者：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威权模式，并与西方民主模式相对立，您对此怎么看？     郑永年：首先，我认为把威权和民主对立是不成立的。如果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实际上美国的制度比中国更威权。美国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政府的政策能够有效执行下去。任何一个体制都有其威权的一面，也有其民主的一面。说中国是威权政治，西方是民主政治，这是过于简单的意识形态式的看法。西方的很多制度建设都是在威权的条件下进行的，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俾斯麦用“铁血”手段建立的。所以威权和民主都是相对而言的，威权主义本来是对社会现象的描述。威权本身对政府推行改革是一个优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平稳，就是威权模式的功劳。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大部分制度都是中性的和技术性的。要治理一个社会，就需要这些制度。用民主和威权或者专制不能解释这些制度的产生和演进。     中国因为制度建设不够，尤其是具有权威性的制度建设不足，未来改革的困难会越来越大。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要面对更多的阻力。经济改革说穿了，就是把人最邪恶的一面放出来就行了，让每个人去追求利私；社会改革就涉及公共利益，是要有利他性的，要你为公共物品掏钱，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掏钱。中国的“新左派”非常强调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但这两者不是必然关系，国家能力强不一定就能保证社会公平。中国现在非常有钱，但为什么钱不能花在民生方面，中国对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与GDP总量相比是非常低的。所以我认为改革会越来越难，尽管你知道未来应该怎么走，应该建立社会保障，进行环境保护，但就是无法推行。西方国家的社会改革都经过漫长的过程，很多国家完全是靠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推动的。各个阶层之间如何妥协合作，这个问题很难。从很多国家的经验看，搞得好，大家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搞不好，就出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中国必须注意这方面的发展趋势。          改革REFORM     中国社会是危机驱动型社会          记者：改革本身就是分权过程，国家向社会分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会不会存在悖论，一方面改革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另一方面又在分权，这个悖论如何突破？     郑永年：国家制度建设并不是说要完全依赖中央政府。中国可以说存在两种分权，即向地方分权和向社会分权。1994年以后中央把财政权集中了起来，但没有把事权集中起来，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这样会导致地方政府动力不足。所以我认为，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公共服务的重大制度建设，一定要中央出钱来做。如果中央不愿意做，那就应该把财权和事权都下放到地方去做。但光向地方分权也存在着问题，就是地方权力过大会出现“土皇帝”。向社会分权比向地方政府分权更有效果，可以预防地方专制，让社会监督地方政府。从前我们讲中央向地方分权讲多了，讲向社会分权讲得少。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意识形态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95.html    

郑永年：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 进入专题 ： 中国外交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没有中国的参与，TPP就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一点连美国人也是意识到的。美国的意图也是在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开放。     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涵盖方方面面，因为本栏这组讨论，聚焦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大转移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这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相关的方面，即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周边外交。     在中美关系上，最大的困难仍然在于中国如何认识美国。很多年里，这两大国各自对对方有过多的“情绪”而缺少理性客观的认识。这里不谈美国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实际上也一 直存在很多问题。在人们日常的讨论中，各种情绪是显见的。有亲美者，他们希望中国接受美国式的制度，演变成美国那样的国家。这个群体实际上是喜欢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来促成中国国内的变 化。但是，在一些国际事务上，例如南中国海和东海问题，他们也不希望美国站在中国的“对手”一面。有轻美者，他们往往藐视美国，认为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行事， 无需考量美国的回应。反映在南中国海和东海问题上，这个群体主张中国以强硬手段来应付有关国家，而无需考虑美国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当然，也有恐美者，他们对自己毫无信心，恐惧于美国的一 切。反映在南中国海和东海问题上，这个群体往往采取“怀柔”政策，或者被动应对或者无动于衷，最终导致局势的失控。     就中国的周边外交来说，中国最难以面对的就是“美国的存在”这个事实。不管是因为历史的因素还是现实的因素，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很多中国人往往简单地把中国和周边国 家的关系，视为是中美关系的一环，把所有的麻烦和问题与美国联系起来，似乎没有美国，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因此，从主观上说，很多人还是想着有朝一日把美国势力赶出这个领域。中国的一些 行为（主要是反对美国在亚洲存在的言论），也被美国人解读成为中国把美国赶出亚洲的努力。对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美国来说，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令其十分担忧。          无法正确对待“美国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问题就是不能把“美国的存在”，当成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当其他国家把这个因素当作起点，把“美国的存在”作为工具而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中国很多 人似乎不想承认或者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把美国的存在视为是负面的因素，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换一种思维，情况就可能很不一样。中国能否可以利用美国的存在这一事实，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 化呢？现实的逻辑是这样的：当美国感觉到中国在排挤美国的时候，就会尽一切力量来保持和强化其在亚洲的力量，来挤压中国在亚洲的空间；当美国感觉到中国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并且是合作的 时候，美国反而会愿意“分享”其在亚洲的空间。     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境是：美国感觉到中国要把其赶出亚洲，因此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利用南中国海等问题只是美国诸多手段之一；而中国觉得到处受美国的挤压，要调整战 略来应付美国，如果不能直接针对美国，也要针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这是国际政治上典型的“安全困境”。这个困境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对对方没有基本上的信任。     很多迹象表明，中美两国有倾向陷入这个“安全困境”。美国已经有了很清晰的思路和很多的动作。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中国尽管还没有改变其政策，但社会层面的政策争论已经开始。从目 前的政策争论中，人们可以想象几幅场景。第一，正如有人已经提到，中国可以仿效美国，培养一个亚洲“古巴”，例如菲律宾，产生“杀鸡儆猴”的效应。也就是说，针对众多的周边国家，中国可 以做选择，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的政策。在众多周边国家中，存在一个“古巴”甚至两个，并不可怕。     第二，中国也可以仿效美国，实行“战略性贸易”，建立自己版本的“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用经济手段来奖励一些国家，同时惩罚另一些国家。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一个庞大的经济 体，尤其是当欧美面临长期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也是可以产生一些效应的。实际上，中国很多人越来越难以相信：中国具有庞大的经济利益，为什么搞得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在过去，中国 一直在提倡“外交为经济服务”，当中国的经济反过来为外交服务的时候，必然产生外在的巨大影响力。     第三，中国甚至可以实行联盟政治。中国历来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在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可能得到改变。实际上，中国独特的主权概念有利于结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 那样干涉别国内政。这种倾向有利于中国和具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打交道。尽管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搞“民主价值”同盟，但经济同盟也会很有效，尤其在亚洲。即使是在战略上，现在很多国家因 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但如果中国真正在战略上崛起了，情况就会很不相同。也就是说，当中国真正能够在安全战略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goods） 的时候，外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今天，很多亚洲国家需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中国的担忧，更是因为美国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而中国则没有。          合理判断美国对华政策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有必要作这些选择吗？很显然，这些既不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式，更不能使得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对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中国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判断，是威慑 （deterrence）还是围堵（containment）？威慑指的是美国的政策是为了防备中国做对美国不利的事情；围堵指的是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中国的外在影响力，甚至中国的内部发展。不同国家对同一政 策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例如美国认为其驻军澳大利亚是对中国的威慑，但中国认为这是围堵。再者，威慑和围堵战略也可以并用。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一方面用核武器来威慑苏联，另一方面用“ 孤立”、战略性贸易、西方同盟和军事竞赛等方式来围堵苏联。     理性地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已经不可能。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国既没有像前苏联那样要和美国竞争世界霸权的计划，而且中美两国至少在经济方面已经高度互相依赖，同属一个体系。不管美 国政府的意向如何，要美国的经济界完全脱离中国没有可能。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对华战略充其量来说就是“威慑”。     如果是“围堵”，中美两国就没有了合作的空间。但显然，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中美两国关系的最高层面仍然是合作。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合作。自从上世纪冷战期间形成 中美建交对抗苏联霸权以来，中美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了全球意义。现在更是如此。现在没有了苏联，中美关系可以说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对中国有两种态度。一 是需要中国，二是防备中国。     美国首先需要中国。作为“老大”，需要“老二”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是世界的警察，每天都在承担着庞大的费用。如果“老二”支持“老大”，“老大”的世界警察地位更可以持续。但如果 “老二”不能为“老大”承担责任，“老大”需要更多的费用，其地位的可持续性就会成问题。美国现在处于相对衰落地位，更需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对美国而言）。这也就是美国近年来宣 称“中国责任论”背后的原因。美国也一直在抱怨中国“搭便车”，没有承担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对美国来说，中国拥有的国际空间，取决于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     对中国来说，也是可以有效利用美国的这种对中国的需要的。例如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经常被美国和周边国家视为是对区域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如何应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可避免，不会因为 外界的担心而停止，但同时外界的担忧也是必须正视的。如果双方互相误解，造成一场军事竞赛，就会对中国大大不利。无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结构，中美之间的军事竞赛，必然促使中国走 向苏联的军事经济道路，从而使得经济不可持续。中国要军事现代化，但又要担心陷入军事竞赛，就必须改变军事现代化的方式，那就是要把军事现代化放置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的话语中，并且也必须 在政策层面保证更为透明和可预期。     即使对很多人所担心的TPP，中国也应当做理性的解读。没有中国的参与，TPP就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一点连美国人也是意识到的。美国的意图也是在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开 放。因为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享受了进入“国际体系”的好处，而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但因为TPP的开放性质，中国也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尽早和一些国家开始谈判，尽早以参与的方式来影响其进 程，避免其最后成为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集团。这样做，对美国和中国都是互利的。          从承担国际责任回应美国          在下一个层次，美国才会考虑上述讨论“威慑”和“围堵”等方面的策略，也就是说，美国要防备中国挑战“老大”的位置，也就是说阻止中国取代美国霸权。中国周边如此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 ，刚好为美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从黄海、东海、南中国海到印度洋，从新疆、西藏到台湾，美国有太多的文章可做。而美国这方面的动作也是中国最为担忧的。     美国从中国周边入手来防备中国，不难理解中国的回应。但是也不难看到，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必须从前一方面做文章，也就是从国际或者区域责任的角度。中国要承担区域甚至国际责任。 中美两国对责任有不同的理解。中国有自己的责任定义，不想承担美国所定义的责任。尽管有这种分歧，但一定的共识也是可以达成的。美国是体系的“老大”，中国是“老二”。美国要对整个体系 负责（尽管其背后是美国的自私自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为整个体系负责。就是说，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中美两国有很多重合的利益，并且体系的整体利益和各自的利益，也有很多重合 的地方。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个层面和美国达成更大的合作，在周边层面中国可以大大减轻来自美国的压力。如果中国能够从体系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利益，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也会全然不 同。     和美国一样，中国实际上也在尽力“拉拢”周边小国家。越南和菲律宾最近这些年使劲拉拢和靠近美国，但中国并没有放弃，而是试图用经济因素使其不要过于靠向美国。然而，中国的努力并没 有正面效果。相反，中国越拉，这些国家越靠向美国。为什么？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是中国的区域责任。上世纪以来，中国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和东盟（亚细安）国家 改善关系。在经济上非常成功之外，其他方面也有往好的发展的趋势。     但中国没有处理好南中国海问题。尽管中国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由中国引起的，而是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所致，中国只是被动反应罢了。但中国忘掉了自己已经至少是区域大国，不可对像南中 国海这样重要的问题毫无准备。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很显然必须放置于中国和东盟区域整体利益之内。在没有准备好如何在区域整体利益内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中国的反应不仅给予了当事国 （越南和菲律宾等）更多的理由来邀请美国，而且也失去了其他和这个问题没有关联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对这些国家来说，尽管他们和主权纠纷不相关，但他们必须关注区域的整体利益。很显然，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用国际水域“航道安全”来论证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的。     第二是中国忽视了小国家天生惧怕单独和大国打交道这一事实。在理想层面，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等政策口号，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感受到威胁。但这并非容易。中国的真诚很难让小国家感觉得到。 这就要求中国从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问题。这方面，中国如果学习美国，即不尊重小国家，小国家更会靠向美国。有关南中国海等问题，中国可以改变传统双边主义的做法，转型到现代新型的双边主 义，即在多边（中国和东盟）的构架内来讨论双边问题。这就可以大大减少小国家的担忧和恐惧感。实际上，去年有关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讨论，已经进了很大的一步。中国必须往多边主义方向 努力。在越南和菲律宾的案例上，中国力图通过经济方法促使这些国家回到传统的双边主义，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也如此。     不管怎样，无论是和美国的关系还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外交空间。这些空间的拓展无疑可以增加应付自己所面对的挑战的可能性，有可能避免和外在世界的对抗，而增进国家利益。但这些空间的拓展的前提就是要解放思想，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在国际关系上，英雄主义要不得，懦夫主义也要不得，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外交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