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清晨，广东顺德一家星级酒店的咖啡厅，宁静而优雅。落座后，随口谈及近期的社会问题，郑永年马上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说了很多，时而流露出惋惜的神情。 “中国最可悲的是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我特别想在这方面做些事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很多年来，他一头扎进了中国问题研究，希望建构一个非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解释亚洲，“我不一定能够建构起来，但至少要有这个意识。” 带着这个学术理想，郑永年奔忙于新加坡、中国和欧美各国之间，考察、撰文、著述、演讲。用他的话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解释中国”。 先问“中国从哪里来” 中国要向哪里去?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的庞大命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挣扎。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1981～1988年在北京大学本硕连读，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大多数60年代知识分子一样，他经历过70年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幻灭，走过80年代末理想主义的挫折，也见证了90年代经济变革的巨大成就，进入21世纪，面对一边急速上升的中国经济，另一边对立分化加剧的中国社会，却陷入了困惑。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满怀理想地要改造社会，30年后，却发现这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社会道德开始滑坡，信任感缺失，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渐趋对立，这些都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不理解，所以我要回答为什么。” 在各种主义对“中国向哪里去”开出种种药方，左右派因此陷入渐趋极端的争论时，郑永年却回过头，试图追问“中国从哪里来”。 郑永年引述罗伯特?达尔的一段话说：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根据知识和经验给病人治病，如果病没有治好，只能说自己的专业技术还要加强，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光骂，而是要去诊断，它是怎么得病的，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开出药方。” 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郑永年如此写道：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不管我们的意愿如何，客观的现实要求和政治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权力会一直存在我们身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政权，而是如何确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发展要求的国家。” 看过中国跌宕和徘徊，经过苦苦思索和试验，郑永年找到了自己理解中国的方式：接受今天的中国，把现存制度当作一种现象来了解和解释。 他认为，国家制度建设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中国未来的发展，则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程。 “别人有批评我的自由”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模式”争论升温，在众多媒体和学者的文章中，郑永年的观点被引述颇广。 因为批评过度集权和国有垄断，郑永年为左派所排斥;因为支持一定的中央集权和现存政党体系，他也不为右派所接纳。郑永年并不介意被排除在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他更多地将之作为一个对象进行分析，“知识分子群体非常复杂，很难成为一个阶层。这个群体中的两个边缘化次群体，则已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色彩，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左派原教旨主义’和‘右派原教旨主义’，而无论左右，都很难解决中国问题。” 即使刻意地保持距离，作为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郑永年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扯进了这场中国模式争议。 2011年5月30日，自由主义学者秋风在新浪微博发文称：“复旦的上海论坛闭幕式，新加坡人郑永年讲话，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信息一出，马上引发媒体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大幅转载和讨论。从不上博客和微博的郑永年并不知道自己已置身争议中心。 代替郑永年在新浪微博回应的，是他的同事、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王江雨称，“微博不可靠处甚多。”据他对郑永年的了解，“一、郑永年有多篇文章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对政府利益集团批判最力，不大可能鼓吹这种话;二、郑一直是中国公民，不是新加坡人。” 王江雨稍后致电正在上海虹桥机场的郑永年了解此事，再发微博说，“郑说他从未说过中国模式完美无缺，只是指出，现在左派认为中国模式最好，自由派则认为其一钱不值。这种大对立不利于建设性讨论，要看到中国与阿拉伯和西方世界均不同这个客观事实(比如中国领导人有任期制)，在此基础上建设开放竞争的政体。” 随着发言稿的公布和当事人郑永年的不正面回应，看似不可避免的笔战没有打起来。两天后，谈及此事，郑永年丝毫没有动怒，也没有辩驳什么，“我有表达观点的自由，别人也有批评我的观点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的本质。” 对于导师的态度，郑永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生并不意外，她说，“我们偶尔也向郑老师提起国内学者的不同意见，他总是笑笑就过了。” 对于别人的商榷和批评，郑永年从不回应。他说：“别人可以批评和挑战我的理论，我相信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是开放的，都是可以被挑战的，这样知识界才能往前走。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回应。社会上有很多事情消耗你的时间，人还是要约束自己，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 　 　解释比改造更重要 “中国太浮躁了，没有理性思考的空间，但这个社会需要有人思考。”郑永年说。在近期的几次闲谈中，他都流露出停止撰写专栏，专心做学问的想法。 郑永年笑言，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一个专栏作家，但写专栏只是业余爱好，他的主要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就的。他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称作“解释中国三部曲”。 “三部曲”的第一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已于2010年在美国和欧洲出版，在这本书中，郑永年解构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共都是主导中国未来的最重要力量。”正在撰写的第二部《嵌入于国家的市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会解释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关系。第三部《作为非民族国家的中国(暂定)》，将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探讨中国国家形态的过去和未来发展道路。 “解释中国”的学术计划，最初萌芽于郑永年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他如同所有学者，在西方主导的政治学世界中，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不过很快产生了怀疑。 “西方理论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 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郑永年去了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7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开始建构他的学术世界。 “在国外最生气的是，那么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没有一个与中国相关。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转型的量级是欧洲的几倍，却没有能力向世界说明自己。” 在郑永年看来，缺乏认识自身、解释自身的知识体系正是中国始终无法走出历史循环，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郑永年最大的痛惜正来自于此，“不仅中国，整个亚洲都面临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被殖民’。”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抢政治家的工作，热衷于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在媒体上，每个人都在说中国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发展，一个比一个理想。但是民主化不能靠乌托邦，道路并非学者能够控制。如果中国知识界不跳出泛意识化的争论，有意识地建构起重新解释中国的理论，很难找到中国的发展道路。” 郑永年自我定位为一名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两者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做研究、写文章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公共知识分子更着重影响社会和政策，但“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批评很重要，如何批评也很重要。一个人生了病还是想治好的，知识分子要有建设性的批评，不要过于情绪化和政治化。知识就是知识，不是为政治服务的，如果知识产生了政治和社会影响力，那只是副产品。” 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 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郑永年尽可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随便参加饭局，周末呆在办公室做研究，每天至少抽出两个小时进行一个人的思考和写作。唯一保留的兴趣是跑步。 “跑步可以培养三种感觉，孤独感、饥饿感和疲惫感，尤其是孤独感，对于学者很重要。孤独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做学问的人没有孤独感，很难有冷静的心智。” 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郑永年有时不得不面对一些繁琐的行政事务和不得不参加的会议。他偶尔会开思想小差，独立思考自己的问题，大部分的专栏文章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他每年都会到中国的基层和农村进行考察，并跟各个层级的政府官员打交道，“帮政府做研究或讲课的同时，我会抓紧机会去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有些东西不能写出来，但帮助我认识这个体制非常重要。” 郑永年的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切为了学术”。实际上，与郑永年做人物访谈很不容易，每次不出3句话，他总能不自觉地把话题转回到学术上面。他坦言，为了实现学术理想，自己放弃了很多东西。 “我确实对这个社会很关心，否则尽可以选择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我从农村出来，亲身经受过中国底层社会最黑暗最丑恶的事情，我不希望这一切继续下去。年龄越大，这种责任感越重。” “郑永年是一个爱国者。”王江雨说，他与郑永年相识8年，两人可谓“学术之交”，“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是一种实证研究，他关心的是事实，而不是结果。对于好的，他会表扬，对于不好的，他的批评也很给力。” “对于中国大方向、大政策，他把握得比较到位、比较及时，并且善于运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西方都能接受的话语。但缺陷在于他对于国内情况虽然经常跟踪，却缺乏真实体验，对国内的人来说总感觉他说得不解渴。”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在博客中如此评论郑永年的学术观点。 郑永年并不关心外界的评论，他担心的，是东亚研究所已占据新加坡研究中国问题的垄断地位，“这很难进步，所以我必须每天修正甚至否定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我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 现阶段的中国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充满了变动和憧憬，也涌动着浮躁和不安。在郑永年看来，这种变化正是中国转型的良机。 “你看到的可以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也可以是一个改造得更好的社会。”接近知天命之年的郑永年非常认真地说，“我希望活到100岁，好好地做学问，把中国解释清楚。”

郑永年：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中国的机遇 标签： 世界经济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和学者开始讨论起国际经济多极化的问题。之前，人们一片乐观，认为全球化正在造就一个高度整合的世界经济体。但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快打破了这个梦想，人们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西方危机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以说是经济多极化概念的根源。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各国竭力应付。但是到今天，整个西方仍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敢断定西方是否真正走出了危机？是否会面临新的危机？对这些不确定的争论一直存在着，而争论本身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尽管因为政府的有力干预，西方金融经济得到了稳定，但其它方面还是问题严重。在欧洲，主要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而美国表现在政府债务危机和实体经济不能得到有效恢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感觉到，西方的政治制度很难有能力来应付这些危机。 实体经济的复苏对美国来说是关键。美国仍然是头号世界经济体，只要其实体经济继续处于困境，那么整个世界经济还很难复兴。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庞大市场还很难被其它市场所替代，而且更是因为美国为了应付经济困局所实施的诸多方法例如滥发美元、贸易保护主义等都会继续恶化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正遭遇着巨大的结构性挑战。传统上，金融经济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不过，现在的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实体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金融经济，但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则已经没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联。金融经济危机导致实体经济的危机，但金融经济的复苏并不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情况是，在金融经济稳定下来之后，金融部门还是继续强调其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正面影响并不很大。在实体经济方面，尽管各方面也强调再工业化的问题，但谈何容易。一旦产业转移出去，就很难再请回来。 再者，西方各国的经济空间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缺乏发展空间。西方早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已经没有简单经济扩展的空间。正因为如此，金融部门得到恢复之后还是继续寻找海外的发展空间。再次，如果需要新的经济发展空间，技术创新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但看来，技术创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可求不可得。而且，现在的技术创新往往对就业无助，不仅增加不了就业，反而会大大减少就业。而没有足够的就业，就会产生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稳定等等。 如果西方经济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人们所确定看到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而在这四国之中，中国已经成为被高度关注的对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是帮助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动力。直到今天，世界各国还在时刻注意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宏观局势。 但是，应当意识到的是，即使在西方经济不振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对比之下，人们所讨论的经济多极化的概念很不清楚。首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走的都是开放政策。尽管这些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很不一样，但总体上说是朝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方向行走的。在很大程度上说，新兴经济体的成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是这些国家抓住了全球化这个机遇。正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全球化，它们在西方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也就成为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因此，如果是继续的全球化，那么很难实现多极化。所谓的多极化只有在经济增长动力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根源是多极的。从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但现在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增长点。 再者，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新兴经济体无论从经济规模、产品、贸易、货币、人口等各方面都接近或者要超越西方经济，但它们在国际经济和经济组织方面的话语权仍然缺失。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的世界经济话语权仍然属于西方，因为是西方建立了这个制度。尽管这种情况表明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但新兴经济体也不太可能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面对西方，新兴经济体具有很多共同利益，但这些共同利益不足以使得新兴经济体结成一体，形成一个和西方对立的经济体。 在选择了接受现存世界体系之后，新兴经济体的理性选择便是努力在体系之内往这个体系的上端爬升。 世界经济的这个大格局决定了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国际经济机遇。 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经济体最为庞大，其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尽管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是非常低，但的确说明了中国可以对世界经济体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柱之一。虽然中国的外部经济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中国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也在迅速增加。 就经济的全球化而言，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不过，在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互相依赖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例如在贸易和人民币升值方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但不可能脱离中国经济而发展。相反，中国则可以拓展新的领域，主要是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方面，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年和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还有巨大的空间。 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中国在往世界经济体系顶端爬升方面尽管困难，但也是有很大希望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在调整中国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作用，例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这样做是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但对中国来说，毕竟是一个机会。 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再者，中国的人民币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欧元产生已经多年，但因为欧元不是主权货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上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很大的限制。欧元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机制，也继续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很难在世界经济上发挥象美元那样的作用。相比之下，人民币正在稳定有序到走出去。随着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变得不可避免。 也同样重要的，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相比，中国的内部经济扩张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世界的中下水平。从区域发展来说，东部比较发达，中西部仍处于不发达状态。但无论是东部和中西部，经济活动还远未饱和。这说明了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较之西方，中国经济仍然会处于高增长时期。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中国有机遇，但是否能够有效把握住这些机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些不平衡不仅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制约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再平衡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建设内需社会，但是内需社会的建设困难重重。在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的情况下，内需社会没有任何制度基础。再者，劳动者收入仍然过低。内需社会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有效的内需社会，内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又要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其次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着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政垄断，缺乏竞争力，更难希望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民营企业空间的被挤占在很快导致这个部门的萎缩。 再次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解决就业、保障社会正义和收入公平分配。多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想通过二次分配的手段来达成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但收效甚微。其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属于结构性分配。只要两者之间达不到平衡，或者说中小企业得不到发展，政府在二次分配上最大的努力也会无济于事。 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层面的不平衡刚好重合，就自然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现在这两个层面叠在一起，越来越失衡，已经导致了无穷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这些问题）。 此外，中国内部还存在一个如何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保护财富的问题。这方面问题近年来越来越突出。就内部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效地创造了财富，但并没有有效的财富保障机制。因为内部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的变化甚至恶化，中国的财富正在加快向外流出，主要表现在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外移。实际上，企业家的向外移民，不仅仅是财富的流失问题，更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显然，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 外部进入中国的财富也同样面临困境。开放政策实行以来，中国有效地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国外资金的流入毫无疑问对中国的经济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中国变成了一个资金过剩的国家，那么还需要不需要外国资金？人们开始提倡“自主创新”，因为在过去外国资金所带来的技术不尽人意。尽管自主创新很重要，但不能对此作简单的理解。它并不表明，中国要排斥外国投资。谁都知道，技术需要市场，没有市场，技术一文不值。因为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大，很多外国技术（以投资的方式）都要进入中国市场。现在，一些既得利益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自主创新”为名，力图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很显然，如果“自主创新”演变成经济上的民族主义，那么就会妨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中国而言，问题在于如何继续吸收外国投资，并且努力把这部分财富留在国内。 如果外国资本开始退出中国，而中国本身的财富也开始流向国外，那么中国面临的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现在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动力之一。今天，中国再次面临不一样的机遇。如果把握住了，中国可望再上一个新台阶，有可能促成国家进入经济先进国家的行列。但如果错失了这个机遇，那么可能就要进入人们正在热衷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和这一陷阱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5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