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郑永年: 中国需要对中美关系作哲学思考 进入专题 ： 中美关系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自从美国宣布“重回亚洲”以来，亚太地区局势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广度和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有美国的努力，也有一些亚洲国家的努力。美国本来是个世界警察，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秩序”。不过，最近几年美国在大力缩减其它地区“维持秩序”的力量的同时，把注意力放在了“维持亚洲秩序”上。同时，亚洲一些国家也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要求美国回来，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区域国际秩序。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洲”还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中心角色就是中国。结果，往日那些被其他议题诸如经贸合作所掩盖下的所有矛盾，都纷纷浮上台面。 　　亚太局势的急剧变化，可能是中国根本就没有预期到的。中国一直相信其能够和平崛起，相信既然自己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好处，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就会接受中国。不过，今天的局面和中国的预期显然相差很远。因为不如预期，中国内部的很多方面也似乎已经乱了方寸。尽管外交系统还是一如既往，其它包括军方在内的很多部门和社会都动起来了，至少在情绪上如此。在民间，民族主义更趋向于再次成为国际事务主题，好像要和美国迎头相撞。 　　中国改革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一直是以美国为轴心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外交必然围绕着其它大国，大国外交成为重中之重不难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当时中国和美国结成“联盟”来应付苏联的扩张主义。毛泽东之后，这种政策更趋明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等政策话语是针对美国的。邓小平之后，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发展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等政策话语。最近还专门就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美政策意向。 　　人们并不怀疑中国对和平的渴求，中国的种种话语表达的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想。不过，理想主义不仅往往和现实有巨大的鸿沟，而且也可能导致理想的反面。要实现亚太和平，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必须对对方放弃理想，而转向现实主义。换句话说，只有着眼于现实的理想才不会成为空想，才不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 　　 　　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自己所希望的国际和平？在哲学层面，就中美关系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简单地说，故事是这样的：到公元后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现在，“重返亚洲”表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质。尽管美国人说，其“重返亚洲”的目标是亚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要“威慑”中国，防止中国破坏亚洲的现存秩序，但实际上很清楚，美国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亚洲的一些国家为了克服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另一些国家则在观望。这种情形，又和修昔底德当年所观察到的希腊其它国家的行为何其相似：“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 　　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很清楚，中国如何反应，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中国如果也陷入这个陷阱，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但是，现实地说，要避免战争，光有主观上的政策话语并不足够，而是要找到确实的方法来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从现实的情况看，正是因为这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话语，并不具备导向任何能够实现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形势恶化，中国感受到外在的“威胁”时，就必然出现另外一个极端的话语。从今天中国各方面所表达的情绪性语言，或者所进行的各种政策争论时，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也在很快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要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抛弃对美国的理想主义认知，而对其（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 　　 　　认清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如何避免中美之间可能的亚太战争？这就要从认识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位置和其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开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位置，人们会倾向于说，亚洲是中国的亚洲。但在实际层面，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当然是亚洲大国，不过自近代以来，其和亚洲其它很多国家的关联和影响力甚微。很多美国人和亚洲人会说，亚洲首先是美国人亚洲。 　　近代以来亚洲的塑造首先由欧洲殖民地主导，后来是美国人主导。日本曾经想取代欧美来主导亚洲秩序的塑造，但以失败告终。从近代到冷战，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各方面的关系高度制度化。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主权政府之间的关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了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因为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了反恐战争，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说，中国在亚洲区域的国际空间扩展迅速。这不仅导致美国人的恐惧，也导致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不难理解，在亚太地区，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美国把英国赶出美洲那样，把美国赶出亚洲，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版“门罗条约”。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不相信中国本身的崛起会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程度上减少美国人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 　　但不管怎样，中美两国如果在亚太地区迎面相撞，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冲突。这既和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无关，也和一个国家的“邪恶用心”无关，而是和这里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关。近年来，亚洲局势的剧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恐惧于美国，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互为敌人的陷阱，最终没有一家会是赢家，就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 　　如何重新思考中美关系？中国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竞争为了什么？有几点很清楚，第一，中国是亚洲国家，只要中国在发展，其影响力必然要增加。不管美国或者一些亚洲国家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们必须调整政策来适应这个新环境。中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扩大会快一些。第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仍然会继续，但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影响力会逐渐减少。美国政府如果政策得当，影响力衰落会慢一些。第三，中国并无意愿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提高，但并没有能力独家来履行国际甚至是区域责任。美国的存在合乎中国的利益，因此需要中美合作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从最糟糕的结局来说，假定美国能够在亚洲把中国“遏制”住，使得中国不会挑战其在本区域的利益，但这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保障美国可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敌人”，这个“敌人”过于庞大，必然消耗其大部分资源与精力。这必然导致美国所构建起来的支撑起世界霸权的大厦的解体。今天的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自一战之后尤其是二战以来精心构建起来的。“重回亚洲”必然要求美国减少其在其它地方（包括欧洲、非洲、中东等地）的存在，其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也必然衰退。实际情况也如此。美国在其它地区的霸权地位，动摇速度之快也超出人们的预料。即使在亚洲，美国也今不如昔，说得多，做得少。美国“重回亚洲”的战略要求亚洲有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和美国冷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和营建“北约”的战略，营造一个欧洲秩序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人们可以再次回到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撑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也可应用到中美两国的关系上。如果美国要单纯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其很难有可持续性。 　　对美国的“重返亚洲”，中国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显然没有必要恐惧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亚洲，两国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而在美国力量急剧衰落的中东、非洲，甚至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的欧洲，中国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太平洋两岸能够容得下中美两国，这个地球更是容得下中美两国。既然中国没有意图挑战美国，实在没有必要恐惧，所需要的仅仅是理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郑永年：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趋势 进入专题 ： 政治变革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家族统治几乎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存在着。这已经是传统，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质疑。 　　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近，中国的政治制度再一次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尽管很多人对人事安排表现出异常的关切，但大多数人最感兴趣的还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在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政治制度建设变得重要起来。每一次党代表大会到来，人们就要问：中国会进行怎样的政治改革？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不仅在中国国内社会各界没有共识，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任何共识。在西方，信仰民主制度的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学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口诛笔伐，他们大都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角度来评判中国，并且都是从概念层面，也就是在理想层面来看中国。这一点和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并没有任何大的区别。中国的自由派也是用西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来评判他们自己所处的政治制度。 　　不过，在西方也有一些人开始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商人、政治人物和学者都有。在毛泽东时代，西方不乏大力赞扬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学者，不过，这些人当时也是从理想层面而不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所以，当他们转向开始了解文革所产生的实际恶果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最严厉的批评者。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人们更多的是从经验层面来认识中国。今天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存在诸多优势的主要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获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所能得到的丰富信息。开放政策使得他们有机会和条件来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当他们在中国发现的现实和他们早先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式的教义不相符合的时候，他们开始修正和改变他们原先的看法。 　　第二个群体是商人和政治人物，他们和中国打交道多，了解中国，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既不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所描述的那样，也不是西方主流媒体所描述的那样。这个群体根本不会通过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来了解中国。他们通过和中国的交往，知道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一旦当意识形态程度减低，他们就能够更为客观地来看待中国。 　　第三个群体来自于西方的主流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媒体人物。这个群体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的认识，与其说是对中国的真正了解，倒不如说对西方制度的失望。在苏联共产主义制度解体之后，西方出现“历史终结”的观点，很多人相信西方民主是人类政治所能拥有的最好也是最后的制度。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这么自信了；相反，很多人开始反思西方民主的劣势。西方从早先的精英民主转型到大众民主并没有很长的时间，但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无论是其基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还是基于普选权之上的民主政治，今天都很难保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应当实现的社会正义。福山是“历史终结”的观点的提出者，现在他不再相信了，而是认为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为“互相否决”制度，成为不同党派争权夺利的工具，而没有人会着眼于公共利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则更形象地认为，西方传统民主的经典“民治、民享、民有”已经演变成为“百分之一人所治、百分之一人所享和百分之一人所有。” 　　 　　跳脱意识形态束缚观察问题 　　 　　很显然，说西方民主存在问题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很多方面，中国本身也存在着西方所面临的问题。但人们对中西政治制度的认知的变化，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用固有的意识形态来看他人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得要领。无论是西方看中国，还是中国看西方，人们都倾向于从已经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来看待对方。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不可避免。但如果要对对方有客观的认识，就要努力抛弃意识形态所能带来的偏见。同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用已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对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从长远看，必然导致制度的衰败。 　　第二，任何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各自的政治制度都在演变过程中，与时俱进，在变化过程中求生存和发展。 　　第三，正是因为任何政治制度都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之中，中西方实际上都可以互相学习，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从其他政治制度学到一些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和其他所有制度相比较，都会显现出普世性和差异性两个方面。 　　第四，政治制度的发展不是单线的，或者说，政治制度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条件所确立的社会治理体系。当这些条件变化了，政治制度的表现形式也必须变化，否则就会导致衰落。 　　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人们会超越社会上流行的类似于左右派那样的“好”、“坏”的简单结论，而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认知。首先应当强调的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远远不能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名实不符的情况。如果从意识形态看，中国的政治制度自1949年建立之后就根本没有变化过，但很显然，今天的政治制度和毛泽东时代的已经大为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变化得极其缓慢，只能依靠政治领导层的代际变化而得到逐步的调整。 　　在实际运作层面，中国政治制度的很多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制度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也同时吸收了很多其他制度的最佳实践。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党治传统限制家族政治 　　 　　首先是限任制，指的是执政党及其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他重要职务，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限任制不是中国的传统。传统制度是终身制，无论是皇帝还是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都是终身制。这个制度是向西方学的。限任制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多少的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约。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尽管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也找到了同样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也很显然，较之西方民主制度，中国高层领导层因为实现“集体领导体制”，现在面临更多的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在民主政治下，一旦出现民粹主义的首脑，就会倾向于出现超越现存制度，直接诉诸于民意来行使权力的倾向。但在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者，不仅民粹主义政治的空间要小得多，而且因为过多的内部制衡，集体领导的有效性往往成为问题（这一点，本栏上周已经论述过）。 　　其次是年龄限制制度。在各种政治制度内，年龄限制往往适用于公务员，而不是用于政治人物，首脑、部长和议（国）会成员。中国传统政治直到毛泽东时代也没有年龄限制，这一制度西方也没有，可说是一个中国式的创新。 　　年龄限制制度对一个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从政一直到老死，就必然减少其他人从政的机会。但如果一个从政者一旦到了一个年龄，就必须退休，就会增加其他人从政的机会。从民主的原来意义来说，一个政治制度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进入政治过程，其民主度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年龄限制制度增加了其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在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因为年龄因素而“强制”退休。人们可以相信，这些“被迫”退休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实际上是有能力继续从政的。同时，每年也有成千上万的年轻干部官员进入政治。年龄限制被适用于中国所有的官方制度体系内部。但在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内，因为年龄限制制的不存在，有大量的终生政治家，尤其是在国（议）会内。 　　第三是中国的党治制度及其对民主的影响。无论海内外，中国近代以来的党治制度是受批评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是要从一党制转型成为多党制。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型，自然取决于今后各方面的发展。但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党治所发生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限任制和年龄限制发生在党治内部。就从政者的社会背景来说，相对于那些家族统治之下的民主政治，党治也有显现其优势的地方。 　　人们在讨论西方民主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西方的家族统治传统。尽管这些社会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方式出现，实际上政党背后的就是家族，或者说政党的家族化。当然，政党家族化在每一个国家，其程度是不相同的。这次希腊发生经济危机，人们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的确，自从希腊民主产生以来，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几个家族手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在西方政治是一种职业，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指的是政治家族。家族统治几乎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存在着。这已经是传统，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质疑。亚洲的日本也如此，一些政治家族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很多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印度便是典型，国大党几乎就是家族党。 　　今天，人们也在开始谈论中国的政治家族问题。一些家族在政治中的独特作用可能在任何国家不可避免。不过，中国形成西方式的家族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不仅因为计划生育等客观因素，更是因为中共党内长期形成的党治传统。前面所说的限任制和年龄限制，都对维持党治传统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演变成为不同的政治制度，即西方外部多元主义（多党制）和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开放的一党制）。外部多元主义掩盖了内部的封闭性，即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治，统治国家；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则掩盖了其外部的开放性，即有更多的社会成员进入政治过程，逐渐演变成一党主导的开放性政治体系。今天，面临全球化、新媒体和社会力量崛起等新环境，这两种制度都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他们会各自如何调整、革新自己，则是需要我们加以持续观察的。（联合早报）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变革   

郑永年：边疆、地缘政治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进入专题 ： 边疆 地缘政治 国际关系研究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问题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大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具有丰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但这些实践迄今还没有提升成为概念和理论。对决策者来说，需要理论来指导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下，决策者经常失去方向，不知道如何理解国际事务中所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如何来解决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为外在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中国总是在抱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认为他们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是误解甚至曲解，但问题是中国本身没有提供给外在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方法论很重要。例如，我们在认识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就往往采用美国提供给我们的各种方法。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是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这些概念和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所以，每当美国新一届政府产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研究其会采用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者两者的结合。中国不能为外在世界提供能够解释自身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外界就很难理解中国。 　　不过，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概念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很多人也一直想建构概念和理论。不过，正是在这方面，现状很令人担忧。现在主要存在两种情况。首先是思想、思维“被殖民”的状况。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完全统治着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甚至思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不过，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简单复制西方的理论。西方盛行的几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也在中国盛行。西方流行什么，中国就流行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大多数学者只管应用西方理论，而完全忽视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他们忘记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经验之上的，它们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但不能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很显然，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欧洲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地方，尽管他们在文化方面是类似的。与此相应，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西方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因此就想在知识领域进行“自主创新”。正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来寻找思想源泉一样，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战国时代来寻找思想源泉。从春秋时代到近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关系(如果不是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国的经验很重要。但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至少有两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一，当人们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往往还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的思维来解释中国经验。有人称之为“西方概念、中国材料”。中国往往成为验证或者否定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类型的研究很多。这样的研究表面上看，中国是主体，但实际上形成不了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概念和理论。其二，国际关系是最现实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古代的知识可以有借鉴作用，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解释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近现代西方学者借鉴古希腊等经验，主要不是经验材料，而是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强调的是权力、思想等具有超时空价值的一些概念。 　　 　　二、地缘政治决定国际关系 　　 　　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地缘政治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在近现代国家产生之前，主导国际关系的是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两种政权形式。帝国间的国际关系很简单，主要核心是土地和人口。地方化了的政府更为简单，对所辖地区(往往很小)提供一种政权形式，往往是象征性的政权形式。对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形式，理论界并没有形成概念和理论。在西方，对帝国的研究比较多，但算不上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事情。 　　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于欧洲。欧洲的地缘政治决定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和从前的所有国际关系不同，近代国际关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主权概念在欧洲的崛起。主权概念既决定了近代主权国家的内部构造，也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家间漫长历史时期的战争，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内部构造几乎相同。从外部来说，欧洲国际关系主张主权国家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强调法律地位的平等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什么讲平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缘政治。欧洲国家没有一个超然的大国，主要国家间力量相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个国家。正是因为事实上的比较平等，欧洲国家才会强调平等，而平等必须体现在法律上。 　　欧洲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间的联盟政治和权力平衡原则。国家间的平等原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国际关系上说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即因为不存在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追求私利的主权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国家间的结盟成为重要策略，来防止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同盟的威胁。只有两个旗鼓相当的力量集团才能构成互相的制约。 　　欧洲国家间关系的第三个特点即海洋扩张战略更和地缘政治相关。为海洋所包围，熟悉海洋，内部资源又非常有限，这些促成了很多欧洲国家走海洋发展战略，非常成功。这尤其表现在英国。作为岛屿国家，英国成为大英帝国(海洋帝国)似乎是必然的。 　　大英帝国衰落之后，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体系的领袖。人们一般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欧洲和美国归于一类。但实际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欧洲的相差很大。欧洲国家之间强调权力平衡，对外则实行海洋战略或者殖民主义。从概念上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欧洲影响。实际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由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冷战时期，美国也强调权力平衡，主要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间的平衡。这似乎类似于欧洲的权力平衡，只不过是美苏之间的平衡范围更大。但是决定美苏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命运的是地缘政治，而非其他因素。苏联集团为什么会瓦解？这里当然有很多因素，例如经济制度、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等等。不过，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地缘政治。苏联尽管征服了其周边很多国家，把它们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体系，但维持这个体系的代价和成本极高，远远超出了苏联的经济体所能提供的物质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用其他强权方式(军事、意识形态等)来维持其统治范围。这种统治方式不断激发出集团内部被统治国家的反抗。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同时，苏联的扩张野心不仅仅限于欧洲。如果仅仅限于欧洲，苏联集团可能还可以多生存一些时间。问题在于，苏联也拼命和美国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竞争空间，结果造成了对经济资源的更大和更快的消耗。苏联集团最后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没有美国集团的推动也会到来，美国的推动只是加速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美国成为霸权和维持霸权的能力也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美国和欧洲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系，和任何欧洲国家不构成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因素很重要，它决定了为什么欧洲能够集体地接受美国的领导权。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处于欧洲，欧洲国家会接受美国的领导。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大战表明，欧洲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战略失败了。权力平衡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很难制度化。同时，欧洲各国之间力量的旗鼓相当也表明很难有一个国家建立绝对的霸权。这表明，欧洲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做领袖。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不用说是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光地缘政治这一单一因素就决定了俄罗斯完全不可能成为欧洲领袖。美国很自然成为欧洲的领袖。美国和欧洲属于同一文化传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大英帝国衰落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把权力移交给美国。这些都是有利于美国的领导者角色的。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也决定了美国维持对欧洲的领导和世界霸权的能力，即可持续性。在所有大国中，美国地缘政治是最简单的，只有两个邻国，即加拿大和墨西哥，并且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无法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美国也成功地建立了以其为中心并且意在巩固其地位的北美经济区域，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高度依赖于美国。同时，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开放性，有效地减少了这两个邻居的被威胁感。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这一做法也延伸到整个南美地区。简单的地缘政治一方面使得美国维持其在北美的领导地位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使得其有能力来充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也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周边被众多的国家所包围，其还能成为世界霸权？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美国霸权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美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使得美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市场经济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市场经济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其次是市场经济为美国构造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前苏联集团搞的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因此其集团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经济区域，集团仅仅依靠政治和军事手段来维持，因此成本非常高。而美国依靠的是市场制度。在冷战期间，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实行“战略性贸易”，这是一种基于市场之上的战略同盟。市场不仅整合了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更是减少了维持和盟友关系的成本。当然，用经济手段来维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显得“软”性，更容易为其他小国所接受。不管怎样，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一直是美国用来巩固其和盟友关系、打压其敌人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作为“税收”国家这一事实。美国简单的地缘政治本来就使得其有能力伸展其国际影响力。再进一步，美国也是国际“税收”国家，即通过向其盟友甚至他国“征税”，让其他国家承担和分摊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成本。主导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美元是国际货币、消费大国等因素，使得美国具备了这种“征税”能力。 　　很容易理解，现代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映的是上述这些事实，是对美国的国际现实地位和行为方式的论证(justification)。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这些理论内部的各种变种如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都是美国国际关系现实的直接反映，并不是如人们所说的国际关系的普遍一般规律。 　　 　　三、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 　　 　　上面讨论了这么多，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也必须、必然源自于中国的地缘政治。 　　传统上，中国没有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和经验。从中国的实际政策来看，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国的地缘政治原理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其实并没有多少的区别。传统的地缘政治分陆地地缘政治和海洋地缘政治。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还可以加上太空地缘政治。 　　中国地缘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也因此是中国“国际关系”的主体和主题。概括地说，围绕边疆问题，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消极防守。消极防守的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长城”了。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敌的进攻，拒敌人于国门之外。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国保守国防的象征。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具有扩张性的国家。除了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期呈现出扩张趋向，但扩张不是历史的主流。 　　第二，与之相关的就是强调陆地国家，限制往海洋发展。中国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也很早发展出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并没有转化成为发展外部关系的动力。郑和下西洋非常能够说明这一点。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不是因为其能力，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地锁国家，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被“地”锁住的，而是被政策锁住的。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并非没有任何理性。决策者的决策是受地缘政治决定的。中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这一简单的事实，决定了中国倾向于实施这样的政策。 　　第三，正是因为被众多的小国家所包围，为了处理边疆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边疆 地缘政治 国际关系研究   

郑永年：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 进入专题 ： 钱学森之问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到优先的位置。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从政府的政策话语来说，全世界很少有像中国政府那样把教育提高到那么高的高度。     不过，中国政府对教育重视的程度不应当令人们惊讶，因为作为孔孟之乡的中国，数千年传统历来就强调教育。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就已经把人口、财富和教育作为立国的三个最重要要素，强调在发展生产、创造财富之后，惟一的大事情就是“教之”，也就是发展教育事业。     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传统都给予了教育高度的重视，但多年来中国教育的现实情况则非常令人担忧。这些年来，中国教育方面的改革也不少，但教育系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反而在很多方面，似乎越改越糟糕。老实说，尽管中国改革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但人们最为担忧的还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领域简直是毫无希望。     教育领域方方面面的发展不仅没有实现人们对教育的高度期待，反而与这种期待刚好相反。在一些方面，中国的教育不仅没有为国家提高劳动生产力做出应当有的贡献，反而在阻碍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教育有了大发展，但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非常低下。不难发现，在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教育所能给学生带来的价值却在迅速减少；在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企业却越来越找不到所需要的技术工人。           中国产业升级异常缓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异常缓慢。东亚其它经济体包括早期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的早期，每隔十来年就会有一次产业升级。中国尽管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但在过去的三十来年还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仍然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在哪个知识领域，知识体系的缺失是显然的。科学和工程方面，知识具有普世性，中国尚可借助于“输入”的方式来填补。但也应当指出，这个普世的领域，中国并没有做出很多的贡献，中国在尽量输入西方的知识，就是说，应用西方的技术。中国能否继续这样下去？这取决于西方是否愿意继续向中国输出知识。西方对中国的知识输出，无论是研究还是技术产品，正在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在这个普世领域，中国也有一些创造，但其所创造出来的知识与中国社会所给予的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的投入不成比例。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群体，每年都在生产着不计其数的著作和文章，有效推动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统计显示，就出版作品的数量来说，中国出版业早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业。同时，也因为中国知识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西方的研究“八股”(技术层面)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在西方杂志期刊上发表论说。     不过人们要问，这个庞大的社会科学群体在解释中国吗？大多数人所做的仅仅是寻找中国证据来论证西方理论。不难发现，大多论文都被冠以类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这样的副标题。多少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互相竞争的都是来自于西方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来自本土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到今天为止还是空白。实际上，就连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论述例如儒学也已经严重西方化了，所谓的对中国的研究仅仅是用西方“八股”所做的再解释罢了。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展现出来。很显然，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主体和核心。在缺失这样一个核心的情况下，何以有中国文明的复兴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国文明正在复兴。相反，文明衰落的症状则到处可见。           社会对教育界不满尤其明显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中国教育和知识界处于这样一个难堪的困境？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力图从政府的各种教育改革政策、学界的行为入手来理解中国教育和知识界的局面，但很难找到一个令我们信服的理由。就教育部门来说，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能找到很大的合理性，洋洋洒洒，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事业。但是，每一政策的实施则和政策的愿意有很大的距离，很多场合甚至是背道而驰。教育者和学者也一样。他们都是莫名其妙地被各种外在的力量(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还是社会上的)牵着鼻子走，在一些场合是被动地，在一些场合是主动地，但结果又是怎样呢？很多方面的目标都达到了，唯独他们的职业对他们的要求没有达到。而社会呢？社会没有参与教育部门决策的讨论，对很多政策，社会只能被动接受。一旦政策对自己产生负面效果的时候，社会也就只会愤怒。社会对教育界不满尤其明显，花了那么多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但学校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教育政策部门、教育者和社会三者现在处于一个恶性互动过程之中。     为什么教育改革越改越糟以至于社会对教育部门和教育者失去了信心？这里的因素当然非常多。我们想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来透视中国的教育问题，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哲学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因素。我们在考察西方世界或者其他国家近代教育制度兴起的背景时发现教育哲学的重要性。     在很大程度上说，整个近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源自一种新的思想，也就是教育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要改变教育体制，首先就要改变教育哲学。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教育哲学，那么任何有意义的体制变革都将是不可能的。改变教育哲学也就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实际上，这不难理解，中国其他方面改革的成功或者进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教育领域没有思想解放，也因此没有什么进步。当然，也必须强调的是，思想解放不仅是对执政党及其政府决策者而言，而更是对知识界而言。     讨论教育哲学要从教育界的认同和边界开始。中国传统上有没有教育哲学？当然有。我们初步翻阅了一下，发现这方面的论著数量还不少，论文尤其多。但是，使我们困惑的是，尽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谈论历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学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这是谁的教育哲学？”这一关键问题。我们在谈论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学，还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学，还是商人的教育哲学？或许有人会说，这一问题很简单。不过，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们觉得这既是一个认同问题，也是一个边界问题。           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          认同问题很重要。认同问题要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位教育者和学者，还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为这些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其背后的利益是不同的。例如，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更多的知识，政治人物的利益是更多的权力，而商人的利益是更多的经济利益。每一社会群体从自我利益出发，对教育哲学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没有这一认同，那么就会产生角色混乱的现象。边界的问题也同样重要。既然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那么边界的重要性应当不难理解。政治权力有其边界，知识领域有其边界，商人有其边界。尽管权力、知识和经济都是同一社会的不同方面，但它们之间必须具有边界。如果边界混乱不清，那么就会产生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高度紧张，例如权力和知识之间，商人和权力之间，商业和知识之间等等。     这里更应当强调的是，认同和边界对知识界尤其重要。知识界或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专业，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专业主义。专业和专业主义不仅仅局限于知识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也都可以视为是专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就把政治定义为职业，强调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不过，无论中西方，当人们说“专业”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和教育训练有关的领域。知识界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很多人都可以去从事政治或者商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事知识创造。在知识领域，专业主义是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培养才可形成。     实际上，“专业”这个概念的起源指的就是基于教育之上的职业，为社会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和商业提供专业性服务。既然知识界也是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向其他领域提供服务成为必需。但要指出的是，提供服务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要依赖于其他领域。在西方，古典意义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是神学、医学和法律。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当然是教育的结果。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职业的分化，专业也越来越多。但不管什么样的专业，都是教育的产物。     也正因为和教育有关，“专业”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独特的特征。     第一、规制性。专业由法规来规制，法律规定专业团体所要履行的责任。对专业团体来说，这是一种外在边界的划定，就是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     第二、自治性。专业团体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来管理其内部事务。知识领域既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那么其必须发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     第三、声望，专业团体成员因为其所拥有的知识一般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这个特点也表明，知识领域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因为社会对知识群体的信任，这个团体较之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对社会造成影响。     第四、和声望相关的是专业的权力相关性。权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内部的，即专业团体对其成员进行管理的权力；二是外部的，即专业人员对其他社会领域的人们的行为施加影响。(在人类历史上，知识既为人类带来福利，也为人类带来灾难。知识的权利和责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当另文论述。)     所有这些特征是从知识的认同和边界衍生而来的。正如政治人物追求权力，商人追求利润，教育界或者知识界追求的是知识的创造和传授。尽管这些社会领域也是互相关联的，但每一领域都有其独有的产品，通过其产品和其他领域发生“交易”，即关联。很显然，每一领域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性去影响其他领域，追求影响力。           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          专业主义很显然是“专业”的产物。专业主义的唯一目标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识者每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发挥到极致。如果从专业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教育哲学的核心弊端在哪里。今天的中国，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中国的大学以权力为本，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为荣。看看中国的大学，有太多的领导职位为退休下来的政治人物和官员所担任。中国的大学以利益为本，以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为荣。唯独缺少的就是规定大学本质的专业主义。所以，中国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即“中国为什么出现不了大师？”。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大学的目标不是培养大师。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了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异化”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讨论使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至少促使中国脱离了毛泽东式的贫穷社会主义。今天，把“异化”这一概念应用到教育和知识界最也合适不过了。如果要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教育改革，那么首先必须回答教育界和知识界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例如“什么是大学？”、“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和“什么是大学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等等。在大学的本质是“异化”的条件下，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会无济于事。     今天，最令人悲观的是，因为有权力和利益的支撑，大学里面甚至教育界里面的很多个体(无论是官员还是教员)感觉到自己都在发展和上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整体教育制度正在快速地衰退，并且这种衰退的速度和大学(教育结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就是说，大学(教育机构)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越多，它们被“异化”的程度就越高，离专业主义就越远。如果今天人们还可以讨论“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问题，总有一天，人们就会失去资格来提出这个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发言的第一部分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钱学森之问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教育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3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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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希拉里含沙射影，实属误判中国 进入专题 ： 希拉里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编者按：希拉里赞蒙古是民主典范，新华网称，其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希拉里不仅挖苦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暗示现代新加坡奠基人李光耀提出的民主价值观只适用于西方社会的思想已经过时了。郑永年在《通往大国之路》中指出此种批判实属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但是中国如何让美国了解“自己是谁”，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国际政治历史经验表明，相互误解（misperceptions）经常成为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美国对中国的误解表现为西方的一个强烈信念：中国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所改变，使之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利益。这个信念从一百多年前中国和美国开始打交道时就存在了。对美国来说，改变中国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美国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美国（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美国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两国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美国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美国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两国关系也自然转坏。因此，当20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美国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美国，中国会进入美国的国家利益链。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当23年前的那次事件发生时，美国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23年前的那次事件过后，尽管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是中国主动向美国的利益作调整。在经济上，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即使在战略领域，中国也作出了很大的调整。这尤其表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从以往把台湾视为是完全的“内政”问题转向与美国合作处理台湾问题。在国际层面，中国在诸如朝鲜核扩散问题和反恐战争等问题上也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     中国向美国调整政策的意愿更坚定了美国改变中国的信念。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都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而消失。这也促成了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即，美国配合中国的调整来促使中国更快地朝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美国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定的道德判断，那就是美国代表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美国的导向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美国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美国很难意识到其有需要对中国调整政策。     在美国误解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误解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这种看法更强化了美国的信念。     在国际层面，很多人相信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但是，关于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却甚少有人考虑。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美国（和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对中国“有利”的论述，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的论述，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有批评态度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无限缩小，甚至被消失。     这种选择性的信息接受方式，会造成一种“美国（和西方）已经接受了中国”的误解。这种误解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往往对国际格局的变化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变化，中国往往只能作出“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甚至连对自身崛起对外在世界的影响以及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表现在政策上，就是除了一些表达中国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上，对很多国际问题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缺乏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理性回应。     随着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内的地位上升，一个实际的“G2”已经形成。可以说，如果中美两国继续“误解”下去，更多的冲突会浮现出来。在美国不能理性认识中国之前，还会出现有关中国的种种“噩梦”。如果这样，美国不会产生任何意识来调整自己的中国政策，促使两国关系朝着合作而非冲突的方向发展。对中国来说，既然自己不能成为另一个美国，那么就要想方设法让美国了解“自己是谁”。而帮助美国（和西方）来重新认识自己无疑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任务。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希拉里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3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