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艾未未：我只是不愿意再被嘲笑罢了 2009年04月07日 南方人物周刊 杨潇 艾未未说， 如果我们不出来为这些死去的孩子说点话，那我们是什么东西？ 标签 艾未未 遇难学生 汶川地震 截至3月29日，在艾未未博客上公布出来的“有名有姓”的遇难学生总数是 3342人，他希望在一周年到来之前让这个民间发布的名单尽量完整，“我们可以回避这些血和肉，这些声音，这些气味吗？” 离“5•12”周年纪念日还有60天的时候，艺术家艾未未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68份名单，这里面有1579名地震遇难学生的姓名、年龄、学校、班级。 接下来的几天，他又开始陆续上传“遇难学生名单补充”，期间一些名单被删除，他写下一句：“是什么人，为什么缺德呢？”重新上传。 暂时不再有删贴，截至3月29日，统计出来“有名有姓”的遇难学生总数是 3342人，他希望在一周年到来之前让这个民间发布的名单尽量完整，“我们可以回避这些血和肉，这些声音，这些气味吗？” 2008年5月26日，四川绵阳什邡市李冰村一个山岗上，埋葬着在“5•12”地震中失去生命的108个洛水中学的学生。他们的墓碑，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图/严志刚 电话 “地震一下子把我打懵了，大概有10天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十几天以后，艾未未去了四川，到了除北川外几乎所有重灾区，“回来以后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这个事情太大了。” 2008年年终，他开始准备2009年年底在慕尼黑的一个展览。“我想做一个跟死亡有关的作品”，这时他想起了在灾区看到的书包文具，“遍地都是，我想知道，是谁用了这些书包，他们叫什么名字。” 但官方并无遇难学生的名单统计，“按照我们自己的判断，应该是民政部门负责这件事，”艾未未工作室的刘耀华说。于是第一通询问电话拨往四川省民政厅，“感觉他们并不知道是谁负责，让我们去问公安厅，公安厅又说归民政厅……” 从省、市依次往下，电话咨询无不令人失望。“其实我们希望他们说，好，你们不用来了，这个事情交给我们吧，”艾未未说，“在过去的300多天里，他们一直有这个机会，但是他们没有用。” 到3月13日，艾未未觉得有必要重新拨打这些电话，并一一录音，“我们希望别人知道我们是做过这些事情的。否则有人会说，你为什么给政府出难题啊？为什么不通过政府来做啊？” 背景 2008年5月24日，国新办举行的汶川地震第14次发布会上，国新办新闻局副局长鲁广锦面对媒体提问死伤学生数据时曾答复说，数字正在统计当中，“有了结果，我们会及时公布的。” 但随后关于此事，再无官方的正式消息和数据对外通报，外界也未曾听闻有相关责任人依法受到惩处。“最新”的数据，仍停留在2008年5月21日，四 川教育厅厅长涂文涛在内部会议上的通报：四川省教育系统共死亡6581人，其中学生死亡6376人；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 2009年3月8日，地震300天后，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记者提问，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表示：“最终的死亡人数，我们必 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因此在遇难者数字没有最终确定之前，对遇难学生人数也很难给出准 确的数字。” 对于公共建筑的质量问题，魏宏没有提及，只是回答说，地震伤害、地震灾害带来的实际破坏烈度普遍大于当时所有灾区学校设防烈度1到2度，这是学校等公共建筑大规模倒塌的主要原因。 在这一天里，艾未未和他的同事总共打了150个电话，他们把部分电话录音整理出来，挂在博客上。一个拨往某重灾县维稳小组组长的电话被记录如下： “我们刚才电话没讲完你就挂掉了。” “你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呀？你们有什么目的呀？” “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呀。” “没有目的干嘛关心呀？”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关心，这是中国人的事情呀。” “我也是中国人呀！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特务呢？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间谍，怎么办？” “……” “既然我们政府部门已经公布了，那就可以了，你还要问，我就怀疑了，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呀！” “我们都在维护国家利益呀！但是国家也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呀。” “是，那就是政府的事了，你不需要管这个事。” “我们是公民呀，我们想要求你们负起责任来呀！”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负责？你凭什么这样说？有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这不是难不难听，这是事实呀！” “你说是事实？我直接就怀疑你就是美国方面派来的女特务！” “国家秘密”、“国家纪律”和“个人隐私”是拒绝提供名单的三大理由，也有较为“老实”的回答：“我们没权向外提供”，或者，“这涉及到社会的稳定”。150个电话，只有一位学校的校长真正回答了问题，他们学校有两位学生在地震中遇难。 有网友在这些问与答下面跟帖，说怎么读着这么像荒诞小说？艾未未说，“正是这很多个问题，我们叫做文化，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 被怀疑为“美国女特务”的赵颖是艾未未的同事，在拨打电话中，她最常被问及的问题是“你是什么单位？你想干嘛？” “当我们回答是个人时，有人就在电话那边冷笑，”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睁大眼睛，强调了一遍：他们在冷笑！这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在另一通电话里，她问对方：他们（遇难学生）是我们同胞呀？对方反问：是呀，是同胞，关你们什么事？ 当然，多数回答者并不这般“理直气壮”，他们乐于提供其他部门、小组的电话，“基本上，就在民政、公安、教育这三大部门兜圈子，”赵颖说。一个非典型皮球的传递过程如下：宣传部-救济救灾科-基教科-德育科-维稳组-宣传部。 而一位接到过询问电话的当地工作人员对《纽约时报》记者说：“（艾未未或者他的同事）简直是个疯子，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问问题……” 来源：http://goo.gl/Jvg5j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2006向魅力致敬 艾未未：发出强壮的声音 2006年12月20日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魅力应该是一种神秘感，一种个性，一种能让人保持好奇心的东西……”艾未未划过一抹轻诡的笑，“就像我太太。” 　　话音落时，他的太太陆青正打他旁边经过，熟视无睹地拾级而上。被他昵称为“魅力先生”——那条从东北大街上捡回的扫帚狗，欢快地跟在陆青身后，雀跃不已，时时爆发出“汪——汪汪、汪汪”的叫声。 　　“听！是不是很奇怪？像是人学狗叫，实际上就是狗叫。”艾未未目光和蔼，与他那把浓密、带有野性的大胡子不甚相称；他的声音低缓，与他曾在博客中、媒体上呈现出的尖锐风格，也不太相符： 　　曾经戏谑张艺谋的导演风格 “就是一个陕西农民，农民种豆得豆丰收了喜气洋洋是很正常，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这样地骄傲”； 　　曾将联合反对奥运会建筑“鸟巢方案”的几十名院士比作“上蹿下跳的低能儿”，称“丧失了基本道德与专业品质、美学辨识能力的院士们，为了维护正在失去的天堂而哀嚎……”； 　　曾在《钟南山的价值几个亿的电脑和不可修复的人脑》一文中写道：钟南山说，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教授与政治流氓也只是一水之隔； 　　直到最近，他又为北京丰台公安分局对六里桥“流动人口出租房”进行清查一事，而在博客上忿忿不平； 　　“艾未未不是一个标准的建筑师，更像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人曾这样评价他。因而，在2006年他备受争议。 　　声称“多年不看电视，因为没法看”、“对媒体的良知存有质疑”、 “在博客上发表观点很慢，常在深夜里用一个手指头敲打键盘”……如此这般的艾未未却说：“我常常问自己……我怎么就成了这么一个很难拿、很难办的人？” 　　“这是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人” 　　“面前的这只杯子，你能看到它，可你能看到在此之前，它被谁碰过、它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吗？”艾未未紧盯着宽整桌面上的大口杯问道。 　　“何况要了解一个人？”继而他追问。显然，他不相信谁能真正被了解，谁又能真正了解他。 　　然而有一件事比较清晰，他不爱谈及他的父亲，诗人艾青。如果以为他只是出于自尊，如他所说，他没有做“名人子女”的感觉，似乎单薄；如果相信一个传闻，提及他和父亲，在新疆石河子20年的生活，他曾“双眼湿润”过，他会矢口否认，“哭？不可能，我好久没哭了。最后一次掉泪，还是1996年吧。” 　　那一年，艾青逝世。 　　“早就记不清哭的原因了，说不明白。”艾未未又绕开了话题，“但不会是因为一家人在文革中生活，那不是我个人的事。” 　　1967年，一辆拉煤的敞篷军车从石河子垦区驶向条件最为艰苦、路程最为偏远，号称“小西伯利亚”的144军团。途中，大风刮起，漫天黄沙。车晃悠了三天三夜，与车上煤堆混为一团的，还有五口人：艾青、他的夫人、他的女儿、两个儿子艾未未和艾丹。 　　“敞篷车是没有遮蔽的，一阵大风刮来，把从家里带来的一床草席吹跑了，就剩一张小木凳了。” 　　颠簸到达农场时,已是暮色黄昏。灯是用一只小铁盖做成的。漆黑中，燃起的星星之火，是浸在油中的一根鞋带。微光如豆，好像这家人在当时怀揣的点点希望。 　　“后来几年，父亲就凑在这盏灯下，偷偷翻看《法文词典》，把一部罗马史写在一张张过期发票上，发票的纸很薄，很脆弱……他的眼睛就这样瞎掉了。” 　　身份低人一等，睡觉的地方也要低人一等吧，他记得到达农场的第二天，农场干部将父亲领到一个地窝子前指着说，以后这就是你们住的地儿了。 　　“父亲带着我一起进去。里面太黑，他进来时，一下子将脑袋撞在了梁上，他猛地蹲在地上，半天不能起身，等他站起来时，脑门都冒出血了……” 　　现在，艾未未享受自己的领地，没有高空吊顶，空间直至空寂，拱圆的窗子，宛若教堂的某处，他倒无限怀念那个被他和父亲抬高20公分的地窝子，他说那是他建筑天才的第一次展现，在压抑的氛围中，它仿佛让人更安全，“里面冬暖夏凉，屋顶和地齐平，常常有猪从我们的屋顶跑过时，猪的后半身会掉下来。” 　　身为诗人，父亲不被允许写一个字。白天，分给他的工作就是扫厕所。“长达数年，他没能休息一天。” 　　如果厕所一天不扫，无疑第二天的工作量将更加繁重。对于扫厕所，艾青倒是心态平静，“他曾对我们说过，他快奔60的人了。这一生有谁为他打扫过厕所，他也不知道，现在轮到他为别人打扫厕所，很正常。”艾未未也平静如水。宛若多年前的一天，他看到父亲满脸墨汁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一脸惊讶，父亲只淡淡地说，今天挨批斗时，有人把一碗墨从他头顶浇下……“因为缺水，他的脸几天都是黑的。” 　　作为“三反分子”的子女，艾未未学会了种烟叶、锄草、插秧、砌墙，“各种农活都会，是生活让我赋予它智慧。”盼着一年吃一顿肉，过年时在玉米发糕上加点糖，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唯有学校是他的心结。“十岁时，就觉得这学校没法呆了。”他是可以一面按社会要求极其熟练地背诵《毛主席语录》，站在伟人像相前，忠诚地做着“早上卷笔时，力气大了，将笔卷断了”之类的请示汇报，一方面又像有另一个艾未未站在身后，观察“这段人类最黑暗最荒谬的时期”。 　　“如果我死了，我的墓志铭将是，这是个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人。”他曾如此断言。 　　“这是我自己的家，为什么要像陌生人” 　　1978年9月，艾未未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 　　“我并不想考。主要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建议我参加考试。他每天会来看我画画，人特别善良，让我觉着如果不画，我会不好意思。” 　　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两年，他参加了“星星画展”。而这时，艾青一家才从新疆军团回到北京。一家人寄居在一个朋友家里。“回来时，他还没正式平反，是以治眼的名义回京的。” 　　回京后，父子的关系还是那么脆弱，他瞅着沉默寡言的父亲像一个怪物，而成为大学生的他，在父亲眼中也是不太入眼。 　　真正令他苦闷的，还是学校。据说，在艾未未中途退学前，他做了一件令常人无法理喻的事：某个深夜，躁动不安的他将学校画室里的模具砸个稀巴烂。 　　“倒没那么夸张吧。但当时确实感到很无望。你明明那么无知，那么需要保护。从小到大，学校就是无法满足你。”艾未未哈哈笑道。 　　1981年，女友出国了。随后，躁动不安的他也出国了，“口袋里揣着30美元，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得以解决”。 　　在纽约，学校依然令人窒息。在一间建筑学院里呆了半年，他又退学了。他的家变成中国同胞们的“暂留所”。而他在他们眼里，却是一个十足的“怪胎”。 　　他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费力出国，不为将来能在社会谋得一席之地而苦心经营。而宁可沿街去敲门，用不流利的英语介绍自己，声称自己没有工作，只要有最低工资活下去就行。给人刷碗、洗盘子、扫地、看孩子，混迹赌场赌21点。“我的赌技在中国人中算是不错的呢。”他不乏 幽默言道。 　　“青春是原始的，是强壮的，是充满力量的，是残酷的，还有，它又是脆弱的。” 　　青春如斯？在美国12年，艾未未爱过、恨过，大白天里剥光衣服，立在双子大厦的喷泉前，留下过自己青春的痕迹。 　　多次成功地举办过绘画个展，自称知识结构很差，认不了几个字的人，成了名符其实的“艺术家”。 　　更多时，他则像哈姆雷特，“每天早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常呓语是不是还要起床，是不是还要活着……” 　　直到都市的喧嚣将他真正唤醒，然后又是新一轮的闲聊、思考、无所事事。 　　原以为额上的皱纹加深了，心里的喧嚣会渐渐隐却，而对于艾未未，仿佛只是音带低沉了，本质还是犀利的： 　　“我在美国12年，没有一个警察敢冲我瞪眼睛，或检查我的身份证，如果我或我的孩子在冬天大半夜里被人叫起，受到盘查，你让我还怎样爱这个国家？” 　　“我并不是为犯人说话，但他们也有他们的权利，而且只有法律定义他们确实犯罪，他们才是犯人。” 　　“公平与正义难在哪儿了？国家机器在行为上就是社会的佣人，他不能越权，不能成为御用的工具，他要怎么管理，应问问公民的意见，而这个公民的意见又无从问起……” 　　“即使我们国家再穷，也不应从学生身上捞钱，也不应发生病人因为没钱治病，倒在医院门口无人问津的事情……” 　　“我没有孩子，如果……我能选择……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 　　回中国前，他放弃了绿卡；1994年，办过“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2001年在上海举办过“不合作方式”，后来，赫尔佐格设计事务所在中国参加竞标，他们需要找一个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找到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参加项目设计工作。“对我来说，凡是不熟悉的事情我都愿意参加，当然我没有去想这个跟奥林匹克有什么关系。我答应去的时候，他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完，已经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我简单地问需要我做什么？他们说需要你说出所有看法。” 　　“一个人要自信，勇敢，相信上天赐给你的一切，就像一颗心脏，看起来那么柔韧，几十年都能够发着强壮的跳声。” 　　他说他没有家产、没有车子、没有后代，唯有信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微小也没关系，哪怕只是痛苦地哼哼，也能证明生命的存在。” 　　记得刚回国时，一天，父亲在家中突然对他说道，这是你自己的家，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在这儿不用客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句话一直让我深有感触。我时常琢磨，他指的那个家到底是指个人小家，还是整个国家？” http://goo.gl/AP5Tg

艾未未：习惯性颠覆，习惯性开炮 2009年03月13日 南都周刊 　　纽约十年：“东边是正确的” 　　离这里三百米的三影堂正在展出《艾未未纽约1983-1993》摄影展。那些黑白照片记录了当年纽约东村的诗歌朗诵会、汤姆金斯公园广场的暴乱、假发节上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而更让中国观众感兴趣的是镜头里年轻时代的艾未未、陈凯歌、顾长卫、谭盾、冯小刚、北岛、舒婷等等，他们都是1983年到1993年在纽约东村混过或路过的一群人。 　　1981年，艾未未在很多人觉得“有病”的情况下从北京电影学院退学，靠女朋友的关系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20美元。当时全国比他更早留美的只有陈逸飞一人。 　　在纽约，艾未未体验到纯粹的个人自由以及十二年海外生活的无聊厌倦。而尽情逃课的后果就是，1993年当他为了看望生病的父亲回国时，连学位也没有拿到。他承认纽约的生活对他影响深远，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个人的权利受到充分的尊重，没有人敢轻易找你的麻烦。”艾未未的特立独行和颠覆性格显然跟这段经历密切相关。 　　这十年中，艾未未在纽约东村租住的房间成了那个年代文艺青年们赴美的一个根据地。当时他的电话自动答录机的录音是：“东边是正确的(East is Right)。”“那时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总是闲着，随手拍了一些遇见的事，去过的地方，熟悉的人，我的周围的住地、街道和城市，打发每天的闲散时间。”艾未未说，20年后的今天，纽约下东城的东村的面貌全变了，甚至照片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世。1993年回北京后，艾未未组建了一个实验性的，类似纽约艺术家天堂东村的社区。在这里产生了令人震惊的行为艺术和激进绘画、摄影以及装置作品。 　　三影堂的荣荣和映里从艾未未15年积攒下的350多个胶卷，1万多个画面中选出200多张照片——那些难以辨认的面孔，地点，艺术作品和活动。“生活在过去的50年中，很像是一片落叶，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但最终还是会落在某个角落。图片出现的方式和秩序也会是如此，杂乱无章的，有些思路好像只有混乱时才可以清晰。”艾未未说。　　 　　博客：“觉得太好笑了就说两句” 　　“你打断了我写博客，说实话我挺不高兴的”。艾未未拖着庞大的身躯，很不情愿地从工作室里出来，似乎忘掉了是自己答应的采访时间。从早上8点钟开始他就坐在电脑前奋“键”疾书，主题是评论追讨圆明园兽头的行为。在里面他骂了律师、骂了媒体，骂围观者“装死”，骂得淋漓尽致。 　　愤怒中年艾未未的博客已经成为新浪博客的一个热点。每天都有一帮固定的粉丝在这里等候他更新。他评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杨佳案、“躲猫猫”事件、CCTV配楼着火，等等等等。近期唯一与艺术搭点边的是给左小祖咒的音乐写评论，也相当的“不务正业”。 　　2005年，当艾未未还在用一根手指头笨拙地敲击键盘时，发现了博客这个有意思的东西。一开始还是比较艺术气质的，往上面贴点图片视频什么的，一度成为当代艺术教学厅。他一度在博客上贴他给自己和别人剃的各种头型，他下剪子不假思索，由推子剪子自己决定走什么路线。他只是玩，别人或许就看成了艺术。 　　后来博客的内容慢慢变了，很少艺术气息，倒是很多社会新闻的评论，充满了艾未未式的爆破力。艾未未说，现在他最关注的是“社会公平问题”。“我说话没顾忌？我太有顾忌了，我觉得我要不说这话，倒霉的是全部的人。就像那个矿要塌了，大家都不说，进去的就砸死。” 　　下午再去的时候，艾未未还在电脑前。因为博客终于写完了，他看起来心情大好，一副骂完人之后的畅快感。“博客让我能说点真话。有时候觉得有些事太好笑了就写两句。”对80后90后艾未未充满欣赏和期望，因为他们生活在信息快速的时代。“幼稚或错误都不是问题，只要他们有热情，有判断能力，他会逐渐辨别是非”。 　　艾未未已经连续三年获得当代最权威的艺术杂志英国《艺术评论》的年度“当代艺术最具影响力一百大人物榜”，共有三名华人入选，他列三人之首。然而他对此并不上心。作为鸟巢设计顾问，鸟巢建成以后似乎也跟他毫无关系了。谈鸟巢在奥运后的使用，他一脸不耐烦：“都是伪命题，他们把它拆了卖废铁都跟我没关系。你们不如关注下CCTV的火。” 　　跟艾未未谈话很有趣也很困难，这个善于逆向思维的人，习惯性地颠覆所有既定的问题和标准，到最后你会发现问题本身也变得荒谬，提问者已无立锥之地。说到父亲艾青对自己的影响，“他告诉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的确自由。自从1993年回国以后，从鸟巢的顾问到SOHO现代城的雕塑设计，从雕塑、建筑、影视到当代艺术，艾未未都做过。但他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工作”，一直散漫地做着一些自己愿做的事情；游离在所有圈子之外，不参与国内艺术界的任何活动，称知识分子呆的地方是“停尸房”，对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开炮。 　　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是幸福的。“我最重要的是成为我个人，就是我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权力”，艾未未说。做艺术家对于艾未未来说就是为了能够正大光明的“不务正业”，就像他给自己的定义“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净”。艺术、建筑、政治、音乐，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他还要往哪里“第三者插足”。 　　至于未来，“还是这样子吧，我想没有什么人能够改变我。其实我本质上是个挺无聊的人，真的”。 　　艾未未突然冒出一句颇富诗意的话：“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坍塌，唯有人会站起来。”这时他的表情稍稍有点严肃。 　　“没有表达就不是人” 　　南都周刊：照片上的人现在都是腕儿了，当年这些人都什么状态？ 　　艾未未：混呗。照片都出来了，你自己去看吧。现在不一个个人五人六的，都活着呢。 　　南都周刊：在美国呆了10多年，对你现在的性格有影响吗？ 　　艾未未：这个很难说，肯定是有影响的，我毕竟在相对自由的社会里呆了那么多年。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找过我的麻烦，只有我找他们麻烦的时候，虽然我是非法移民。个人的空间大，而政府权力很受限制，不能随便伤害个人。当每个人都认为个人的权利很大，不可被伤害的时候，政府权力就会变得很小。 　　南都周刊：你现在是美国国籍？ 　　艾未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我都把我的护照放到博客上让人看了。最初他们说我敢说话是因为我是美国国籍，我赶紧把护照拿给他们看了。后来他们说我敢说话是因为什么宽裕，我赶快让自己破产了。然后他们又说可能是我家里有背景，我又赶紧把我父母“抹杀”了，他们还要怎么样？ 　　南都周刊：发言对你来说很重要？ 　　艾未未：是个人就能说话。表达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特征，没有表达你就不是人。个人地位也是每个人应该有的地位，做人最高的地位。只是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这种权利。 　　南都周刊：大家觉得，至少知识分子可以多说话。 　　艾未未：他们只是知道怎么保存自己，躲在一些机构、学院和协会里面的蛀虫，知识从来没有为社会提供过有效的作用，他们叫什么知识分子？除了抄袭以外就是张冠李戴，他们是所有的腐败和社会无能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你需要为谋生考虑吗？ 　　艾未未：很多人以为他们是中产阶级，或是上流阶级，其实仍然生活在精神的贫民窟当中，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谋生的人。而我无论处在什么状态下，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谋生。 艾未未：习惯性颠覆，习惯性开炮(2)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3月13日 15:06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你最近关注文怀沙么？ 　　艾未未：我觉得很好笑，中国有这么多跟人的生命有关的假，跟科学有关的假，大家都回避不谈，却找了这么个人，讨论这么热闹。中国的学术作假有多厉害，教育成天毒害孩子，三聚氰胺几十万孩子受损。卫生部教育部有人讨论过吗？有人敢大张旗鼓地每天放在头条上吗？讨论文怀沙和追究圆明园兽首是同一性质。 　　南都周刊：追讨兽首有什么问题？ 　　艾未未：中国历来毁掉了多少文物，就说“文革”，砸掉了比那个兽头要贵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一亿倍的文物，有谁追究过？有谁做过统计？那是无可估量的价值，没有人追究，却盯着圆明园爱新觉罗家族的东西，几个意大利人设计的兽头。第一它不是中国文化的东西，跟我们传统没关系的，我们历来不做这种写实主义的创作。中国人搞不清楚的，没有人问这个。那些律师懂吗？100个律师为了一个烂兽头，我一天能给你做出100个来。太好笑了。 　　南都周刊：你都在博客里写了，很尖刻。 　　艾未未：博客对我来说蛮有意思的，因为可以说点真话。有时觉得太好笑了就写两句。过去信息闭塞，现在因为博客、网络，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没想到网络对中国的作用这么大，这是奇迹。如果有一百件“躲猫猫”这样的网络事件，中国人就自我教育成功了。 　　南都周刊：你想改变他人吗？ 　　艾未未：在我的范围内，在我目光所及之处。他们不要来影响我就行了。 　　南都周刊：很多人都被你骂了，比如余秋雨、张艺谋。请举几个你佩服的人。 　　艾未未：鲁迅，王朔，韩寒。 　　南都周刊：你怎么评价韩寒？ 　　艾未未：我经常看韩寒的博客文章，几乎每一篇都看。我觉得韩寒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是中国几十年来最优秀一类人的代表。勇敢、清晰、行动，加上幽默，谁也别跟他玩虚的。韩寒这一代人或者他所代表的这些人是旧时代的掘墓人。 　　南都周刊：评价这么高？ 　　艾未未：是中国太缺少这样的人了。其实在国外每个公民都应该是这样的人，韩寒只是一个在他的位置上承担了责任的人，而大多数人都是放弃者，注定要被淘汰掉的。只要是年轻人，通过自我努力，不是去谄媚，不去谋求一些不该谋求的利益，不做价值上的简单交换，已经很了不起。 　　南都周刊：你对80后很看好？ 　　艾未未：80后是中国第一代可以被称为“人”的。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的信息来源，有自己的判断基础。 　　南都周刊：除了博客你还关心什么问题？ 　　艾未未：这个社会应该相对公平一些。你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你有正常的途径表达自己，有公平的环境来追求幸福。现在个人的社会权利、个人的责任，都乱七八糟的。比如今年春节后，有一千万民工回不到城里，因为工作没有了。 　　南都周刊：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 　　艾未未：我不了解，也没兴趣。我从来不属于这个圈子，在国内我没做过一个画展，我的展览都在国外做。 　　南都周刊：市场这么火爆你也不关心？ 　　艾未未：市场都一样，大家有闲钱就开始炒这炒那，没钱首先撤的就是艺术。没什么太大的规律。我做东西也不是为了卖的。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还有救吗？有人说被商业和功利主义毁了。 　　艾未未：文化艺术是人的行为，人若是被毁了，其他也是必然。 　　南都周刊：吴冠中画展刚刚开幕，他在前言里说艺术界有太多束缚艺术的东西。 　　艾未未：他敢说话，可惜没人听。 　　南都周刊：那你的话呢？ 　　艾未未：我说的话就跟放屁一样，但还是得说。我要不说这话，倒霉的是全部的人。说真话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你的选择。 　　南都周刊：为什么你在国外的影响比在国内大？已经连续三年被英国《艺术评论》评为“当代艺术最具影响力一百大人物”。 　　艾未未：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这是误会。他们觉得我的每一公斤和每一两都是有价值的。我也不觉得他们的评价有什么意义。 　　你总得活着，活在所有人的错觉中吧。100人名单算什么，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坍塌，整个旧的体制都在崩溃。我还会在乎他们给我的某种荣誉吗？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坍塌，唯有人会站起来。 　　南都周刊：在这个时代保持完全的独立有多难？ 　　艾未未：独立是生命的完整性的问题，完全的独立在任何的时代都是不可能的，那意味着失去现实的含义。同样可以说，生命不可能是完整的，它必然是他者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你很愿意对媒体说话。 　　艾未未：我愿意任何类型的交流，不只对媒体说话。我觉得媒体够烂的了，但我要面对这个烂的世界。我生活在这里，我自己是烂的一部分，我只是在挣扎。 　　南都周刊：你是艺术家，可关心的都不是艺术的事情，这算不务正业吗？ 　　艾未未：我做艺术家就是因为想要不务正业，在我看来，艺术不是业，更无正可谈。如果我是，我的目光所及都会是，若不是，我就是再务也没戏。 　　南都周刊：其实你还是乐观的。 　　艾未未：必须乐观，生命只有一次，任何其他力量只是想消减你生命的意义。你是在维护这个生命的意义，这个生命的尊严跟他人的尊严是连在一起的。你怎么能不乐观呢，除非你对人类彻底失去了信心。 （编辑：琪鹏） http://goo.gl/L0azm

艾青“逆子”艾未未的另类生活 　2004年12月06日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薛易 除了著名诗人艾青之子的身份外，艾未未还有不少可以让人羡慕的头衔：旅美艺术家、中国前卫艺术代表、“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中国顾问、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副导演……按常理说，这样拽的人物肯定会为爱惜自己的形象而在媒体面前谨小慎微滴水不漏。艾未未显然是个例外。 这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人，一边对着镜头旁若无人地大嚼花生米，一边用他惯有的极具颠覆性的语言说：“我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觉得名利都是非常无耻的东西。” 另类家居史：半穴居•地下室•大仓库 艾未未首先让人惊诧的就是他的房子。 五环开外，机场辅路，铁路桥东。一座占地足有两亩的院子坐落于名为草场地的村子里，一旁有高大的白杨正在风中凋落仅有的叶子，落日的光照在裸露的青砖墙壁上愈显凄凉。从院门口的牌子上看到“文件仓库”的字样，这就是艾未未的家了。 艾未未的房子叫“仓库”的确贴切，与798厂里那些包豪斯式的建筑风格颇为相像。室内凡是能去掉的阻碍尽皆消除，甚至二层的栏杆也只是一根粗的铁管，扶在上面让人不觉心悸。你能想象马桶可以无遮拦地摆放在房子里吗？而艾未未的马桶更像一件家具。他说，因为二层本身就是相对私人的空间，有足够信心保证别人不会在他方便的时候冲进来。 艾未未谈起这个别人看起来奇怪的房子时已习惯轻描淡写。据知情朋友透漏，这所堪称庞然大物的院子光青砖就用了13万块，另有80吨水泥、7.5吨钢筋和45方沙石……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大多数居住方式确实非常糟糕。我的设计就是要尽可能留有自己的空间。”艾未未对自己的居住状况挺满意。如同别人所说的那样，他总是在回避各种潮流，却又不自觉地成为潮流的引导者。由艾未未、张永和等人设计，建在通州的“运河岸上的院子”已成为富人眼中的时尚居所，预计每平米售价超过1500美元。 艾未未的“家居史”更是令人大开眼界：“文革”中，艾青全家被流放新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住“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上面蓬上树枝，相当于半穴居生活；在美国纽约生活了12年，他几次搬家都住在租金昂贵的曼哈顿。 艾青“逆子”：纽约“洋插队” “海归”玩SOHO在文学史上，如果说西方的现代诗人是喝着波德莱尔的乳汁长大，那么中国的现代诗人不曾受过艾青影响的也寥寥无几。但当你见到艾未未的时候，却发现他不是一个喜欢抒情的人。艾未未更擅长的是颠覆，用他即兴的语言，推倒既成的标准和艺术的樊篱，也包括他自己。 “我什么家也不是，就是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净。”他从容地否定自己，话语轻飘飘脱口而出。 但在许多人看来艾未未的成就却是多方面的。在他成长的不同时期，他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最早让他引起世人注意的是他的画。 1979年春天，第一届“星星画展”开幕，艾未未作品参展，轰动一时，这被艺术界称为新时期中国第一次先锋主义作品的展览。 谈起这些，艾未未说：“当时就是有一种强烈的情绪需要发泄，发泄出来就好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干什么。” 1981年，艾未未在大多数人都觉得“肯定有毛病”的情况下退了学，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个去美国学艺术的学生。但即使是在美国纽约，他也不肯中规中矩地读书。也就是安安稳稳读了两年书，别的时候他就帮人家干体力活，赚生活费。当然也练习了一些别的技巧，摄影就是他喜欢拿出来说的。在艾未未的相册里，如今的音乐大腕谭盾在街头拉小提琴，意气风发的表情很是灿烂。 后来，艾未未回国。雕塑、建筑、影视等都做过，也喜欢策划一些展览，搞当代艺术。他会大谈“男人是猪，女人是女人”，也为SOHO现代城设计小区雕塑。 诗人的基因依旧传承，但在艾未未这里显露峥嵘的却是一腔热血的诗性。“我是一个天生叛逆的人，这可能与父亲有关。他告诉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目的主义者：做事单刀直入讲话“不必算数”“海归” 11月16日，艾未未在重庆遇到了麻烦，因为与国航的一位空姐争吵了几句，他差一点被警察带走。 那次是艾未未与罗中立、叶永青等几位艺术家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可是他们刚刚登上飞机，还没坐好，飞机就开始滑行。艾未未就对一位空姐说：“我走过多少国家，飞机坐过一万次，从来没有哪一架飞机是乘客没有坐定就开始起飞的。”见空姐态度不冷不热，艾未未生气了，骂了一句“真是一脸无耻相”。于是争执起来，机长报警。后来呢，就是航空公司“深表歉意”，问题解决。 对此，艾未未说：“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就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赔偿期待，只是感觉一件原本很小的事情，发展得越来越大，中间没有人来解决，幸好他们没有把我带到公安局去，要不结局可能更麻烦。” 从这件事来看，艾未未好像挺厉害的，他单刀直入的语言的确够杀伤力。但和他熟悉的人却并不这样以为。帮他打理画廊的是一位中文名叫“华月“的外国小姐，华月说：“他人很随便的，从来不会刻板地做事情。”一位自称是“街坊”的人也说，艾未未人很不错，自己没事的时候经常来蹭饭，而且“帮别人忙从来不收钱”。见到艾未未策划的展览，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著名行为艺术家马六明都会远远跑来看，关系融洽得很。 如果拿以前说的话来问艾未未，他有时会很恼火，冷冷地回答，自己说的话太多了，怎么会记得？然后，实在想不起来就说：“我今天和昨天说的不一样，明天说的和今天说的也不一样，我就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这些话一股脑儿地抛出来，让那些正要怪他不履行承诺的人无可奈何。 一个摆脱烦琐细节的人是直率的，而一个不受道德禁锢的人则是可怕的。艾未未喜欢的是直达目的，他不甘心受到羁绊。“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谈论我，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艾未未的影子并不高大，肚子早已经凸出。他很旁若无人地嚼着花生米，在挂满了大幅油画的仓库里踱着步。 （责任编辑:高颖）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4-12/06/content_2300978.htm

汶川之后，谁死在第二次? 作者：武艾姚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04-28 在那夹着春草的泥土 　　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 　　他所遗留给世界的 　　是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 　　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 　　在那些土堆上 　　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标出了 　　又有什么用呢？　　 　　——艾青《他死在第二次》（节选） 　　读到这首诗时，艾未未有点吃惊。“父亲那些诗我差不多都翻过，但是真的不记得有这一首。”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父亲这首诗冥冥之中的关联性。 　　采访的当天，艾未未又将两篇被删的文章再次贴到博客上。在等了300多天还没有等来政府公布地震遇难者名单后，这位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和自己的志愿者们开始了对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离“5•12”地震一周年还有60天的时候，他在博客上贴出了68份名单。在最新的统计名单中，有4855个孩子的名字。 　　他自称遗传了父亲——著名诗人艾青基因中最不好的部分。“他比较个人主义、自由化、反权威。他也喜欢谈公平和人性。”他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最基本的伦理认识和价值判断,就好像在菜市场里看见小偷，大喊“捉贼”一样理所当然：“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上是对生的不尊重，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贬低。”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艾未未已经在新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了70多个小时。走到石家庄，对面来的车都向他喊：“别去了，地震了！”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是唐山，都以为是北京地震了。他还是去了。从长安街走到中山公园，他在公园的亭子里睡了一夜。半夜余震一晃，有人就从亭子里“扑通”一声掉进水池子里去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一下子懵了。十几天后，他走遍了除北川外的大部分灾区。他很认真地向大家澄清自己那时并没有做救灾工作，而只是去体验和感受。调查遇难学生名单是他选择为地震遇难者们所作出的努力。虽然调查工作遇到了很多冷遇和阻挠，但他和志愿者们还在坚持：“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是我必须做。”因为除了地震之外，更多的悲剧是那些日常的悲剧，更可怕的是“太阳一出来就啥事都没有了”。 　　先期派出的纪录片小组，给他带回了800多个遇难者家属的访谈。一位叫杨小丸的母亲说，我不希望得到国家的赔偿，用我女儿名义领到的任何一笔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耻。我只希望人们记住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7年。“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伦理选择中的一种技巧。”艾未未意识到问责不仅仅是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因为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艾未未越来越多地被公众关注，却常常让人忘记哪一个是属于他作为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他承认，在1980年代他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大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我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但他完全不认为艺术只是在美化生活、装饰生活，他认为艺术必然具有唤起人们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可能性。“如果说艺术家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 　　谈话时，他声音很低，温和而斯文，很认真地反讽，很自然地开玩笑，他不想让听者觉得他很重要。 　　9岁的时候，他随父亲被流放新疆。那时，他想放弃学业去放羊，因为这个工作最孤独最自由。“我们有400只羊，它们在前面走，掀起的尘土让我自己都看不见自己。”24岁的时候，他告诉父母，去了美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他又不想要学位、一个美国身份或者中产阶级的生活。 　　在纽约10年留下的影像中，有年轻的导演陈凯歌、诗人北岛，也有艾未未参加反战游行、抗议警察的示威照片。“因为你是活在一个绝对个人化的空间里。没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别人，这时候你就会想还需要去做什么？你可以什么也不做，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你不得不去想的问题，因为你正处在青春期，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年纪。”他认为自己的反抗更多针对的是体制和系统，他不喜欢依附于任何价值观，包括宗教。他习惯于向庞然大物竖中指。 　　艾未未太多次配合媒体进行各种回忆了，回忆童年，回忆纽约10年，回忆父辈。最后一项让他最为不耐烦。他觉得自己和父亲交流很少。因为艾青60多岁时，艾未未只有几岁。从美国回来后，他们几乎也不怎么说话，他只记得父亲站在四合院里对他说：“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气了。”正是这句话，把他带回了中国。很快他以此感慨现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太客气了。” 　　画家陈丹青在谈到他和艾未未的区别时，曾表示，艾未未是“真左翼”，而他是右派。所谓真左翼则“大致是蔑视权威，同情弱者，有反社会倾向，主张革命，文艺观主张前卫，厌恶旧的传统的精英的文化”。虽然因为奥运，曾被艾未未骂作“软骨头”，陈丹青还是不止一次在各种采访中提及对艾未未的敬佩。问及对艾未未收集遇难者名单的看法，他说：“未未是一种朴素的左翼精神，不是理论的左翼，他是行动者，他的言说也可被视为行动。今日社会能有未未，是进步。他的抗议方式非常个人化，但很有力量。” 　　午后两点。艾未未的夫人路青谈起家里那只叫托尼的狗已经上了年纪，随后就骑自行车出门了，朋友们于是散去。保姆拿出拖把，搬起客厅里的中式太师椅，又一次进行例行清洁。 　　最近来采访的人太多，几乎都是围绕地震遇难学生名单，从外面带来的尘土总是弄脏地板。 　　 　 　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 　　《南风窗》：第一次去四川灾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艾未未：5•12地震以后，是“懵了”。我当时没有做救灾，因为灾难太大了，政府来做秩序会比较好，效率也更高一些。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看了很多，刚开始是悲痛和震惊，很快地，就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宣传的成分越来越大。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去了四川，想亲身体验一下。除了北川以外的其他区域，我基本上都去了。 　　对教育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在伤亡人数统计以及一些其他信息的公开问题上，我很不满。我在很多篇博客里都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名单？这是一个无法含糊的问题，这么多生命失去了，这些生命就是孩子。对那些农村人来说，尤其只有一个子女的，从幼儿园到十八九岁的孩子，父母可能把过去十几年的情感和力量、财富都供给了这个孩子，现在瞬间消失了。 在等待近一年也没有得到信息的时候，我决定做一些个人的努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期待，因为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就是埋怨，最后就是觉得没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 　　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做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 　　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而且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或者是作为旁观者来看。 　　十七大谈的是，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未必要民主的社会，但是科学的社会也可以。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真”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上。这个思想，我们顺着它说过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 　　《南风窗》：具体做的过程是怎样的？ 　　艾未未：我们先派了一个纪录片组，共采访了二三百个遇难者的父母，或他们的亲戚，让他们谈了在什么地方听说地震，地震时他们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难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后来到学校以后的救助情况是什么，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抚工作，包括现状。同时我们去寻找这批遇难者的名字。这批资料回来以后，我们发现里面问题太多了。 　　60%以上的家属在地震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掩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孩子没有死，是被送到了医院，然后再没回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很多家长被抽血，去做DNA鉴定，但是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再去询问就会受到冷遇。比如说人太多，我们没办法做等等。当做到七八百个人名时，我们觉得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名字。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问题。确实，因为一场灾难，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那么活着的和死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人是真正的死了？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些笼统的死亡数字。 　　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就在网上贴了帖子说，我们要做一个公民调查。这个公民调查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责任，一个是真相，也就是事实，还有权利。责任事实上包含着个人的责任和作为个人的群体——国家、政府的责任；事实包含着政府应该公布的事实和我们希望知道的相关信息；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问责政府，监督政府。 　　宣布了这个事情以后，迅速得到了回应，到现在可能有三五百个志愿者愿意加入，反应比较热烈。我们手头上有70多所学校的名单，根据不同的毁坏程度，做了区域性划分。 　　《南风窗》：志愿者的工作情况怎样? 　　 艾未未：想做这件事的志愿者有三五百人，最终参与的有100人左右，在那边实际调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调查方式是走访学校和受难者家属。我们曾打了200多个电话给四川省的各级政府，从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到学校校长，还有各个县级的部门，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机密，或者说不对个人公开。这些信息无法获得，同时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会在什么时候公开。这导致我们更希望能在今年5•12之前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几乎80%的志愿者都有被带去问话的经验，但这些志愿者们，从10多岁到80多岁，他们都非常让我感动，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对民权、对公民责任有觉悟、有行动的人。 　　《南风窗》：问话是想知道什么？ 　　艾未未：警察问得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样的组织，谁资助你们？ 　　 　 　公民问责应该成为日常经验 　　《南风窗》：公布名单是否孩子父母的意愿？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被外界打扰？ 　　艾未未：这是城里人一种很文明的想法。对于农村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就失去了未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叫做杨小丸的母亲告诉我说，孩子刚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资单上5块钱的独生子女费。她说，我不想以我女儿的死来换政府的救济，我只是愿意让人们记住我的孩子。我们不会说不尊重他人的隐私。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无产阶级是没有隐私的。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他们就是需要公正。他们希望问责。而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对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 　　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我们也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错误，我们损失了这么多，但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我们的错误。 　　《南风窗》：家属们对你做的事是什么反应？ 　　艾未未：家属们就是哭哭啼啼，感激我们，要我们主持公正。我们主持不了公正，我们只能问清楚名字和信息。 　　《南风窗》：工作打算持续到什么程度？ 　　艾未未：我说过很多大话。我说过，持续到最后一个人名发现，持续到我还活着的那一天。我希望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对我来说，每天都是5•12。 　　《南风窗》：对这些名单有没有什么打算？ 　　艾未未：现在已经很奢侈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名单，让遇难者家属感到来自社会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钱，也不只是一些数字和写在砖头上的号码。这种尊重也不仅仅是一座25亿的博物馆，或者灾难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会能够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应该怎样活着。 　　应该使公民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 　　 　　需要拯救的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你的父亲和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关系？他会赞同你现在做的事情吗？ 　　艾未未：不能想象，他从来没有赞同过我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也没有反对过我。我父母都没有直接地影响我。他自顾不暇，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回北京后，我们借住一个工人家里，工人是他的“粉丝”。他恢复名誉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他的地位，我没享受过，还好没享受过。 　　父亲那首《他死在第二次》，讲的就是即使用崇高的理想也没办法来替代个人生命的价值。虽然人们一贯给牺牲找到理由，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我们有多少能记得他们的名字？我非常认同他这一点，所有这些在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他们真正的打击不仅仅来自于地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他们的遗忘，或者是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这种遭遇会伴随他们一生。 《南风窗》：你对他的疑问“即使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有没有同样的困惑？ 　　艾未未：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不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做，他所表达的是对一件事情的感伤。当然，我也有这种困惑。但是我们谈一个生命的价值，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关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年龄和他们曾经属于谁、在哪里失去的、因为什么理由，这是生命完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是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一次亵渎。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除了收集地震名单，你也参与了很多与公民利益有关的事件，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从最早做艺术、做建筑，到现在关注政治，关注杨佳案，这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艾未未：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可以说是大面积地伤亡，不要说是碰，只是不留神地撞到都会出问题。后来去了美国，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没法存在。 　　 　 　我现在20岁，我是80后 　　《南风窗》：这些认识是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所带来的改变吗？ 　　艾未未：是的。美国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生活在所谓“民主”国度。这是西方所标榜的，但至少在我24岁到36岁这段时间里为我能够修复自己的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那里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说胡作非为吧，至少是没有人会使我的尊严有所伤害。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南风窗》：美国的经历对你的表达方式或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艾未未：价值观方面多一些。在美国，我们烧烧国旗、游行示威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大概是1987年、19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优化一下，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园，实际上那里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们不希望他们优化。我愿意他们住那，虽然我不住那。我们就上街闹，刚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给专门监督警察的纽约民主自由协会。这些照片直接导致一个警察局局长的下台，还处分了几个警员。这个运动持续了一年多。 　　有一天，我回去，站在街角，忽然就很奇怪我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年。我也没拿到学位，也没拿到美国身份，有点像个流浪人，因为没有家也没有财产，到现在我也不会开车，该没有的我还都没有。还好，我没有轻易地去依附于某种价值。我空手而去，也空手而归。 　　《南风窗》：此前在国内你的身份是艺术家，但最近两年你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艾未未：其实我是自然进入的。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讲钟南山丢了一个电脑，就说还是要保留收容遣送制度。以我的美国经验，一下子就觉得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如果你们去看我最近的一个展览，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如果有30万留学生的话，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参加过反海湾战争示威游行的。我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本地参加了很多反警察暴力的抗争，还有维权的游行，无论是组织还是报道。当时我的照片《纽约时报》、《纽约邮报》都用过。我针对的是系统和体制，实际上维护的是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我在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个人权利和系统与体制之间可能就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矛盾。 　　《南风窗》：你觉得未来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变革的话，什么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艾未未：全民的教育。这一块在中国已经彻底塌方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太多去谈。我多次提到为什么我最信任80后，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最彻底被教育所荒废的一代。他们是被教育遗弃的一代，这使他们转向了网络。网络是一个机会，杂草丛生，他们进入到荒原当中，有可能发现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认为至少他们是有可能的。 　　《南风窗》：未来你会变成一个公民教员吗？ 　　艾未未：公民教员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话，我会失去兴趣。我从我们做名单收集这件事开始，政府的反应、民众的反应、警察和参与者的心理变化，以及志愿者写的报告，他们个人家庭里发生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比任何好莱坞大片好看，都会让我或伤感或激动或愤怒或感动。我们出去的过程，要翻山，要过河，有时天会黑，有时会下雨下雪，我不认为我们真的会走到哪里，但你如果不让我们去走、去感受又不可能，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利去感受这一切。这是我大概能够想象的。 　　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以后，我准备做一个公民发布会，把我未来要关注的10件事公布出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同时也在维护别人的权益。我现在是20岁，我是80后。> 来源：http://www.nfcmag.com/articles/1485/page/1